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

第一篇：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

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

古代中国

历朝人口政策，与赋役政策、婚姻政策关系很大。

一些朝代长期战争之后，战祸使很多人死亡，造成人口锐减，影响赋役的征收和兵力来源，为解决这个问题，统治者希望通过强迫早婚，达到人口增长的目的。

春秋时代的越国，实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方针。“生聚”的内容之一就是繁衍人口。“女子十七岁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国语·越语上》）这是把男20岁、女17岁定为最迟结婚年龄。

正式建立西晋的晋武帝在泰始九年下令：“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晋书·武帝纪》）按照这一规定，女儿到了17岁，父母还不把她嫁出去，政府就要强行把她许配给别人。

唐太宗贞观元年颁布的诏书讲：“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以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中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嫁娶。”（《通典·礼·男女婚嫁年纪议》）中央要求州县官督促男女婚配，但在执行中要注意政策，不硬性分配。

联合国：全球人口增势放缓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今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统计显示，目前世界总人口为64.647亿，人口增长率是1.2%。其中发达国家人口为12.113亿，增长率是0.3%；发展中国家人口为52.535亿，增长率是1.4%。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只有1.5个,发展中国家为2.8个。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人口与发展处的负责人弗朗西斯·法拉赫博士说，过去10年中，世界人口增长率已呈下降趋势，到2050年，全球总人口将达到91亿，大大低于此前估计的100亿。但由于基数庞大，全球每年增加的人口数量仍很可观。2004年，全球净增7600万人，其中95%都在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一趋势发展，到2050年，发达国家人口将停留在12亿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将达到79亿。

法拉赫说，现在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一是生育率已经低于人口再生的水平。日本等国人口的绝对数量已经开始下降。二是人口的老龄化，目前全球已有50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为弥补劳动力不足、社会负担加重等问题，许多发达国家正努力吸收新移民。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情况也各不相同。中国、巴西等23个发展中国家，已经进入生育率下降的阶段，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数还在增长。同时，它们也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生育率还是太高，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个孩子。艾滋病泛滥影响这些国家，特别是南部非洲国家的人口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球人口结构呈菱形，即老人和孩子少，中青年多，其中十几岁的年龄段人口最多，大约有13亿。这预示着接下来的10年，全球人口仍面临一个生育高潮。只有该年龄段的人晚婚晚育，把生育高潮分散拉长，才能减少其负面影响。有人甚至把这一问题提高到与世界和平直接有关的程度。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人口发展的前景仍相对乐观。

美国：人口高速度增长

近年来，美国人口增速加快，人口将突破三亿，主要原因是移民增加以及移民生育子女的增加。美国人口数量目前仅次于中国与印度，在发达国家中排第一。美国平均每平方公里仅33人，与欧盟国家的120人和日本的360人相比，仍显得十分空旷。近年来，推行“人才进口”政策，以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条件，吸引世界各地有名望、有成就的科学技术专家移居美国。这就等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费时费力费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美国没花成本培养就大量变成美国的优质人才，从而提升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

德国：妇产医院里就缺婴儿

随着近年来新生婴儿的减少，提高生育率已成为德国一项重要国策。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德国的出生率自1975年以来基本低于死亡率。平均每个德国妇女只生育1.4个孩子。

德国人口问题专家预计，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从现在的8200万下降到7080多万，一半以上的人口将超过50岁，1/3的人口超过60岁。在未来50年内，德国人的死亡率将大大超过出生率。

柏林一家妇产医院，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技术精湛的医护人员及超过1000张的病床。然而，每天只有几个婴儿在这里出生。院长希曼先生感到很无奈：“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婴儿。”

欧洲人口问题专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人口是个重要因素。对此，《法兰克福汇报》编辑席尔马赫尔博士说：“不生孩子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竞争力，它早晚会毁了德国。”多生孩子现在成为德国的头等战略任务。政府推出奖励政策，妇女每生育一个孩子，每月都可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

法国：政府补贴生育

在职妇女生育期间，政府要给予一定的金额补贴，使她们能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有助于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在法国，一位“准妈妈”拥有至少16周强制性带薪产假，其工作必须得到安全保证，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妈妈在一年内可以获得每月1000欧元津贴。

挪威：孕产期享受全额工资

在挪威，孕妇享有10个月全额工资或一年内80％的工资。由于这些政策持续实施了几十年，所以生育率都接近2.1的平均生育率，同时，保持人口不增加、不减少的生育率。

新加坡：孕妇享受“星级待遇”

在产假方面，强制性的产假有八周，产假期间员工领全薪，非强制产假则有16周，假期长短由雇主与劳方协议，员工在非强制产假期间领半薪，工资成本由政府负担。此外，每个小孩的育儿津贴折合台币约每月7500元，两个小孩以上的家庭，给予高免税额及特别扣除额，生到第三个小孩，还可分配到国宅。另外还有「婴儿红利」计划，政府会在一对夫妇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小孩时，将钱存入夫妇的户头，供应其支付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费用。

除了产假与津贴的发放外，政府积极设置婴儿托管服务，目前约有二十多家婴儿托管中心，可照料三百个婴儿，政府更计划在未来五年，将婴儿托管中心增加至三千个。

俄罗斯：死亡率是出生率的1.6倍

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但人口数量却仅排在世界第8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9人。俄人口学家指出，当前俄罗斯的人口特点：一是出生率低，二是死亡率高。2005年，俄人口死亡率是生育率的1.6倍，高出美国和欧洲国家2—3倍。上世纪60年代中期，俄每名已婚妇女平均生2.1个婴儿，如今只有0.9个，不想要孩子的家庭达700多万。俄人口学家警告说，如果照此速度递减下去，俄罗斯民族将成为世界上的“少数民族”；到24世纪时，俄罗斯民族甚至可能从地球上消失。

俄总统普京上任之初便把人口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在2000年发表国情咨文时就指出：“俄人口一年比一年少，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民族的生存将受到威胁。”俄政府还决定妇女每生育1个婴儿将得到的补贴提高到1万卢布（1美元约合29卢布），对18个月以下的婴儿每月的补贴也由500卢布增加到800～1000卢布。据估算，仅此一项，政府每年将支出90亿～100亿卢布。

印度：为控制人口出怪招

拥有11亿人口的印度正在鼓励人们通过减少生育来摆脱贫困。希沃布里区的官员马尼什？什里瓦斯塔瓦称，如果该地区的男子做绝育手术。政府就给绝育男子办理持枪执照。推行这一政策后，当地的男性绝育率大幅上升。他指出，即使那些已经绝育的人要拥有枪支，也要满足对武器持有的规章要求。希沃布里区有140万居民，居民之所以需要持有枪支，因为当地的盗匪非常猖獗。

西班牙：全社会鼓励生育

西班牙目前全国人口为4，400万。由于历史、经济和观念等原因，西班牙妇女不愿意生孩子和多生孩子。生育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一对已婚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府每月给予三百欧元（大约合三千元人民币）补贴。生育的子女越多，补贴的数额越大。尽管如此，西班牙人还是不愿意多生孩子。西班牙人的人生观念是活着只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更不是为子女。

韩国：出现了人口高峰期

至1960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29‰，为此，韩国政府于1962年制定了家庭生育计划方案，目标是到1970年，人口增长率下降到20‰。尽管这一方案促使韩国妇女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至198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达到生育年龄，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对独生子女夫妇实行奖励，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然而自1990年代开始，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迫使韩国政府又一次调整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埃及：推行计划生育难

到苏丹、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时，常能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一个孩子，肚里还怀着一个孩子的情景。目前，非洲的人口增长率约为3%，平均每个妇女生6.9个孩子，居世界之冠，其中肯尼亚妇女平均每人生8个孩子。

埃及的情况在非洲算好的。埃及的“计划生育国民计划”作为国家人口战略，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在全国建立了6500个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免费提供计划生育用具和药品，还定期派卫生人员下乡，向农民解释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埃及虽然生育率有所降低，但人口仍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失业严重、物价上涨都和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密不可分。

日本：人口百年连降两次

日本厚生劳动省估计，由于结婚人数减少，日本人口数量2007年经历了108年以来第二次下降。厚生劳动省曾在2006年6月说，自政府1899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日本人口数量在2005年首次下降。数据显示，去年约有71．4万对夫妇结婚，为1989年以来最低水准。由于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福利费用增加，人口数量下降可能会妨碍政府平衡预算的努力。

第二篇：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

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的挑战

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数据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

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28日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初步预计，年末全国总人口134100万人。”（即13.41亿人）可以看出，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与统计公报的数据基本吻合。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在发布会上说：“这个涉及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的问题，我可以向大家说一句。这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或者说这是一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本文假定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真实、准确的，下面对这些数据进行初步的分析。

首先是性别结构。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这是总人口的性别比。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长寿，因此，在65岁以上的老人中，女性多于男性，但这无助于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显然，要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娶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为妻是不现实的事情。因此，更重要的性别比数据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这个数据与中国将来出现的光棍问题密切相关。

《数据公报（第1号）》没有给出这个数据，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发布会上说：“我们这次普查根据初步汇总的情况，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的话）是118.06，这个数据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是这个数据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18.59下降了0.53，比2009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的119.45下降了1.39。”在国际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水平是102-107，显然，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仍然远远高于正常值。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一直偏高，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其次是年龄结构。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老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少儿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在人口学上，有一种人口金字塔图，以图形来呈现人口年龄和性别的分布情形，以年龄为纵轴，以人口数为横轴，按左侧为男、右侧为女绘制图形，其形状如金字塔。金字塔底部代表低年龄组人口，金字塔上部代表高年龄组人口。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发展，表现在人口金字塔图上，就是“头重脚轻”：金字塔的顶部越来越大，而底部越来越小，呈现出“倒金字塔”形。

第三是城乡人口结构。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50.32%。也就是说，城乡人口基本上各占一半。现在我国的生育政策是有城乡差别的：城市居民实行“一孩”政策（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农村居民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则不能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则可生第二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现在我国很多地方都在逐步推行城乡一元化的户籍改革。笔者认为，不但户籍改革要实行城乡一元化，而且生育政策也应实行城乡一元化。

最后是民族结构。汉族人口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占8.49%。笔者对这组数据感到迷惑不解，因为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44%。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比较宽松，生育率普遍高于汉族，按理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应该是越来越高才对（例如：1982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占6.7％；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1.96%，少数民族占8.04％；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占8.41%）。

但为什么从2005年至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了呢？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公民与汉族公民结婚后，生下的孩子选报汉族。

骑虎难下的人口政策

2011年7月11日，在第22个“世界人口日”，有两条新闻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常住人口达1.043亿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广东正在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二是在 “2011年7·11世界人口日纪念大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说，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广东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调整，因为广东在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问题，必然导致未来的重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广东提出这样的申请是为广东的长远未来着想。据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广东省0-14岁人口比例只有16.89%，与全国16.60%相当。按照国际标准，0-14岁人口比例低于18%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严重少子化”。广东像全国一样，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时代，这就意味着包括广东在内的未来中国年轻人口将急剧减少，随之面临重老龄化危机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中国人口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人口政策调整迫在眉睫，绝对不可以再推迟再犹豫了。

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梁中堂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3到1.5之间，美籍华裔科学家易富贤估计在1.4左右或以下，北大学者李建新、郭志刚等亦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5。按照国际标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被称为“超低生育率”，是最危险的低生育率水平。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蔡泳忧心忡忡的表示：“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二十年之久，现在已经下滑到了1.5以下，再不调整政策，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到时候即使政府鼓励生育，生育水平也上不去，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

面对这样的形势，如果计生委放开口子，放开二胎，再接着放开生育，那整个计划生育部门和计生委主任李斌就要失业了。如果不放开，面对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严峻低生育率形势，面对正在进行的民工荒、年轻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如果计生委为了部门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就会成为千夫所指和历史唾骂的对象。显然，计生委在坚持过去的人口政策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只有靠宣传中国人口多、负担重、生育率反弹等人口恐怖理论来维持部门利益了。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也只有1.33，计生委却一直宣称近十几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8。前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2005年时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13.7亿、14.6亿”。这意味着2006年到2010年这五年需要增加0.6244亿人口（13.7－13.0756=0.6244），每年需要增加1249万。但统计公报显示2006-2010年每年增长分别只有692万、681万、673万、672万、626万人，仅为预期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不是稳定在1.8，而是远低于1.8。虽然计生委的“宣称”、“宣传”一再被现实否定和被反对者揭露批评，但为了维持人口政策的“合法性”不得不继续如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华生育文化极不耐现代经济社会模式和思潮的冲击，加之中国对民生的投入低下和高物价高房价等因素，中国必然走向超低生育率水平，计划生育必然要结束，计生委这个部门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请神容易送神难”，哪个部门愿意被取消？当这个“神”不愿意走的时候，当这个“神”千方百计要挽留自己的时候，中国人口政策必然僵持难下，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也一再错失，中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也越来越危险。

其实，计生委没有必要这样死坚持过去，鼓励生育也有计生委的饭碗嘛！要养活计划生育这个部门的人，中国要么计划生育，要么鼓励生育让他们“转行”，否则就没有这些人的活干，也就没有他们的饭碗了。如果鼓励生育，性别比失衡问题就会立即开始缓解，由超低生育率导致的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危机也有一定的缓解，计生委既保住了饭碗又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未来干了好事实事，利国利民也利己，是“三赢”的好选择。但是，计划生育部门已经宣传了几十年的人口多的不好和少生孩子的好处，让他们突然转而宣传多生孩子的好，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自己过去的颜面嘛？再者说来，由于几十年来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从小学生到国家领导人都已经认为人口少好、少生孩子好，要转变思想也很艰巨。如果渐变，计划生育部门必然有一段时间失业，所以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不能选择渐变，最好是突变，直接由计划生育过渡到鼓励生育，中间尽量不要有间隔。这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很难做到，或者说在他们看来根本做不到，所以只有尽量坚持不变。但形势逼人，不变又不行，这就难了。

中国人口政策不变，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难”；如果渐变，就要由渐进失业变成正式失业；如果突变，可以平稳的保住饭碗，但计划生育部门做不到或根本没有这份力挽狂澜的爱国心和爱国勇气。如此以来，中国人口政策就骑虎难下了。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主体，人口是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发展、实力和竞争力的载体，人口的大衰落必然带来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发展能力、实力和竞争力的大衰落。超低生育率是十分危险的，但现在中国人口政策已经骑虎难下了，这才是现在中国最要命的危险。

由于几十年来从小学到大学、从乡村到城市的单方人口观点宣传教育，您的许多人口思想认识也许还停留在计生宣传和感性认识上，为求得真理，以理性的思维看待人口与民族国家经济社会及个人的重大关系，请细读下列文章，期待您能醒悟人口问题、认识到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

中国穷是因为人口多吗？

中国人怪中国人口多，并把他当作中国贫困的根源，当作发展的负担，难道人口少了就更富裕了，人口少了就发展更快了？如果说人口多，中国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既有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富国，也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穷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人口多就穷。在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中，即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富国，也有蒙古、玻利维亚、巴布新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博茨瓦纳、刚果等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的穷国，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少就富。过去我们看到东亚四小龙发展快，我们就以为人口少就容易发展、人口绝对数量大就不利于发展。但现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发展最快，我们还能坚持认为人口少更容易发展吗？说人口少容易发展岂不等于说中国34省分34国发展更快？显然不是，而是统一人口多发展更快，这也是欧盟一体化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原因。即便是东亚四小龙发展快的时候，世界其他小国还有几个发展快的？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人口少发展快，倒是人口多了市场大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穷并不是因为人口的多或少，而是中国和平稳定的进入现代发展的时间太短了，尽管现在很快，但历史留下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长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和我们基本一样，但国家制度改变后就迅速富强起来。欧美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时间远远比我们长。东亚四小龙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在我们改革开放前远远比我们发展的快。改革开放后，我们人口更多了，但发展是更快了。印度在1991年也学中国迈向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人口更多了，但发展也更快了。所以中国穷不能说是因为中国人口多。

所谓发达国家，是社会经济法律制度先进。这个先进的程度，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时间、发展速度和由教育文化社会等所培养出的国民素质。美国人口是加拿大的十倍，加拿大人均资源约是美国的十倍，人口多并没有制约美国发达，反而美国比加拿大还富裕一些。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的程度，与资源的多少无关。日本绝大多数资源依赖进口，这并没有阻碍日本成为发达国家。所谓经济发达，也就是生产力水平高。生产力的提高，其根本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是人研发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口多自然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多，科研人员多，知识技术创造的天才也多，有力促进了科研的进行；另一方面，人口多，市场大，知识技术创新的利润大，市场推动力强；再一方面，人口多，支撑科研的财力就更雄厚，工业生产体系更庞大，可以提供更强大的物力财力支持。因而人口多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走向发达国家的，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中的人口第一大国——美国一直是发达国家发展和世界发展强劲推动力的根本原因。如果美国只有卢森堡那么多人口，能有力的带动发达国家和全世界发展吗？如果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只有100万，我可以确定无疑的告诉国人，他们今天的发达就根本不存在，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口所创新的新科技，他们今天的发达是不可能的。而中国，人口多的优势由于缺乏社会经济条件和国家教育投入低等因素还不能立即、全部的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但这可以通过一步一步的发展转化出来。美国在二百年前的时候，日本在一百年前的时候，人均科研工作者比例有现在的中国高吗？显然没有。发展是一步一步的，人口优势迟早会随着发展而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进而人口多最终会强劲的推动中国的发展，可惜多数国人竟然不懂得这个简单的历史发展道理。

性别比失衡的确是因为人口政策。

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中国只有计划生育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二胎试点地区性别比例正常，这表明中国的性别比失衡的确是因为一胎政策和强制计划生育。由于生育数量限制与公民要男孩的愿望相矛盾，于是许多父母便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结果造成：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随胎数次序快速递增，且“超生”代价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别比失衡更严重。比如说，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以女孩为10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18.3、119.4、233.3；“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01.9、164.6、190.4；“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也许有人还认为存在瞒报女孩，所以认为性别比失衡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极其严重。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存在修改儿童性别比的利益倾向。所以，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更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严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而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30多万——则对应每天至少有3500女胎儿被杀。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每持续一天，相应每天就会增加约3500多个光棍。未来中国将面临五六千万的庞大光棍潮，四五男人中将有一个找不到老婆。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中国计划生育不是造福世界

随着中国超低生育率的持续，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的疯狂减少和中国即将开始退休潮，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后续动力的不足，中国经济的动力即将面临大枯竭。这就意味着，现在世界经济发动机即将失去一台。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失去，绝不是世界的福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世界大经济引擎的失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想一想自2007年自美国点燃的全球经济危机吧，经济大国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全世界人民都要倒霉。如果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全世界人民都会遭罪，尤其是东亚(如日本、韩国）、东南亚、非洲等受深受中国经济带动和影响的国家，中国计划生育也是他们的灾难。

随着中国低生育率的持续，中国未来支持世界发展的经济能力和人力资本能力必将大幅削弱，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损失。中国人均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变，中国人口越多对世界发展的支持能力越强；如果中国生育率提高，则未来发展能力提高，中国越发展对世界的支持力越强；中国老龄化水平越低，中国对世界的发展支持能力则越强。反之，一切皆相反。

不少中国人怪人口多消耗国家财富多，他们不知，政府（也即国家）哪里来的财富，还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正是中国人口多消费多，这样才能支持世界发展。我们都知道多出口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就业，中国消费多了，自然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出口和就业，这难道不是对世界的大贡献吗？现在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这不是对美国经济与就业的贡献吗？所以，世界人，尤其是把中国当做威胁者的一些美国人，中国计划生育不是您们的福音。中国计划生育，必然减少孩子和年轻人口的消费，同时增加母亲的劳动供给，就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挤压美国人的就业，这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这是世界的福音吗？特别是，随着中国最有消费活力的年轻人口的急剧减少和中国老龄化的急速发展，中国消费需求能力即将大衰竭，这对世界的消费需求将大幅相对减少；随着劳动力、内需和年轻人口的减少，中国投资需求也要减少，这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品需求也将大幅减少。

中国的老龄化，最为大国，就是世界的老龄化。老人手中的货币，需要有劳动人口把它变成现实的购买力。没有劳动人口，老人手中的一切资产成废弃物，老人手中的货币都成废纸。如果劳动人口少，老人手中的财富必然相对或绝对缩水。中国劳动人口减少，中国老龄化严重了，就会降低世界各国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中国经济带动世界经济景气，然后就能提高世界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中国产品和劳务出口到老龄化国家，就能提高他们的养老水平；中国购买他们的资产和知识技术产品，就能提高他们的财富价值；中国购买他们的国债，就能帮助他们消化财政赤字。而计划生育恰恰相反，让这些好处大幅缩水，转而去跟他们在世界上竞争养老资源，这是他们的福音吗？

世界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其核心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核心是知识技术的发展。而人，尤其是人力资本，是推动世界知识技术发展原动力。人口多，科研人员多；人口多，支持科研的财力和物力雄厚；人口多，推动科研的市场动力巨大——人口多，人力资本雄厚，就是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大贡献——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贡献。所以，人口多，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许有人说，人口多不一定能转变为人力资本雄厚。但这些人忘了，国家在发展，教育在进步，人口多必然也最终会转变为人力资本雄厚。虽然人口多未必立即对世界有大贡献，但未来必然有相应的大贡献。没有妈妈生出的孩子，哪有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人口是人力资本的源泉和蓄水池，没有人口，人力资本就成无源之水。现在计划生育，必然大削弱未来中国人力资本的实力，因为大削弱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进步的能力，进而大幅削弱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能力和速度，这是对世界的大贡献吗？

也许有人说，中国人口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少了，该是对世界的贡献吧？一些科学家已经证明，全球变暖主要是太阳黑子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增加影响很小而且有技术可以解决。地球有寒期和暖期，这不是人类活动所能决定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是个骗局。在距今8000～2500年前，中国华北地区大部为亚热带气候，约在北纬40°11′，与北京处于同一纬度上，就有大象活动，而现在仅有中国云南南部有。可想而知，那时候地球是多么热，难道那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多了？中国人口多，可以为全球变暖提高更多的财力与科技支持，这反而会更好。

有人说，中国人口多了，就会增加对世界资源的消耗，比如说石油。即使中国没有一个人，世界上的石油能多使用多少年？作为发展核裂变能的主要原料之一的铀，世界上已探明的铀储量约490万吨，钍储量约275万吨，大约可用2400～2800年。不用等2000年后，也许人类100年后就看不起核裂变的铀了。因为还有核聚变。核聚变安全、清洁，聚变产生的放射性比裂变小的多。而且，按目前世界能源消费的水平，地球上可供原子核聚变的氘和氚，能供人类使用上千亿年。而地球寿命大约还有50亿年，还需要中国减少人口来节约世界能源吗？世界所有资源，不是可以循环使用就是可以再生或随科技发展有替代品，而且人类可以开发的范围越来越广，比如深海、月球、其他行星，根本不需要减少人口来节约资源。反而，人口多，经济科技力量雄厚，可以更多更快更好更廉价的开发新资源，让人类实际可以使用的资源更多。比如核聚变，如果中国依靠人口多带来的巨大科研能力与财力支持，帮助世界率先研究好核聚变利用，世界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能源问题。再如开发月球或其他新资源，中国人口越多，就有更强的科研实力和经济实力去开发，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可以轻易消化开发新资源的巨额固定成本，让世界人民使用到更多更廉价更好的资源。这岂不是更好的贡献？

以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发展速度，世界是看好中国和印度，认为未来世界将形成美国、中国、印度三大超级大国三足鼎立。三足鼎立，一定比两足鼎力安全、稳定、繁荣。过去美国与苏联形成两极世界，世界不得安宁。如果形成中国、美国、印度三足鼎立的世界，将给世界的民主、平等、安全、稳定、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现在美国一直想削弱中国而支持印度，比如诱导中国进行自我削弱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其实，美国若继续引导中国继续计划生育很傻，因为这将导致中国极大衰落和亚洲与世界失衡。现在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已经是中国的两倍，而且与中国相比——印度孩子越来越多，这就决定在中国大衰落的同时而印度过于强盛。随着印度的发展，印度一定想控制印度洋并谋求南亚霸权，接着谋求亚洲霸权和控制中东、中亚、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等，这将和美国发生巨大利益冲突。如果现在中国开始支持中国转变人口政策，到时候还可以联手中国制衡印度，否则，美国将失去未来一个最重要最用力的盟友——因为从人口看，印度才是美国真正的竞争者和令美国恐怖的对象。保住中国的人口实力，美国和中国可以制衡印度，印度和中国可以制衡美国，亚洲和东半球有中国制衡印度，这样才有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平等、和平与繁荣，这是全世界的福音，这对亚洲对东半球对全世界都有好处。若未来世界失去中国这一极，就是未来亚洲未来东半球和全世界的巨大损失，甚至是灾难。所以，中国改变人口政策和尽可能的鼓励生育以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是世界民主、平等、和平与繁荣的要求。

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方儒家文明，是世界的三大文明。三大文明三足鼎立，共存共生，相互促进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福音，也是人类各个文明平等、民主、繁荣与和平共处的福音。如果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有冲突的话，“以和为贵”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把两者和平联接起来，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和平共处。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人口的大衰落必然导致文明的大衰落。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发达国家人口维持人口世代更替需要2.1的总和生育率，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需要2.3以上，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最高理论生育率仅仅是1.38。即使按照中国国家计生委的说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最高理论生育率是1.46。中国纵然达到1.46的最高计划生育理论生育率，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这怎么保证儒家文明的继续存在、三大文明的三足鼎立、人类文明的健康强劲发展和人类各文明的平等、民主、繁荣与和平共处？如果儒家文明大衰落，如果失去儒家文明对世界文明体系的支持，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许将陷入持久的冲突而难以自拔，所以儒家文明的衰落很可能导致人类文明陷入持久的冲突与灾难！

第三篇：当今中国人口政策及人口问题

当今中国人口政策及人口问题

社会学 郑宇

摘要：2011年0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我国人口的特点主要有：数量庞大；基数大，增长快；地区发展不平衡；素质普遍较低。其中，最突出的两个特点就是人口基数大和人口素质不高。基于这样的特点，当今中国应当制定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从而能体现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问题；解决办法；完善制度

一、当今中国的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据本国人口增长过快或人口停止增长乃至出现负增长而采取的相应的政策措施。不同的国家，因本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而且，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还会随着本国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

中国现行的人口政策可概括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中国的人口政策，最关注的是人口数量问题，最主要的努力放在控制人口数量上。而当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有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经过批准间隔几年以后可生育第二个孩子。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民族素质，在少数民族中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做法和要求比汉族地区要宽松，由各自治区或所在省决定。另外，中国《收养法》还规定：“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目前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人口政策。

二、人口问题

（一）人口质量方面的问题

我国人口质量从总体讲，比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了较大的提高，无论是身 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或思想道德素质都是如此。但是，同发达国家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比，则有很大的差距。我国人口质量的差距在于人口群体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

1、身体素质方面的问题

全国现在约有各类残疾人口5164万人，残疾人口中，各类遗传病患者约有2200多万人，而主要问题是人口的耐力、精力不足，不能坚持较长时间的连续工作，劳动中的紧张度不够，散漫松弛，精力集中度不够。

2、思想素质方面的问题

我国大多数人口的思想素质基本上是适应自然、半自然经济旧体制的观念，对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总是适应不好，商品观念、市场经济观念、必要劳动时间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劳动生产率观念也很薄弱。

3、科学文化素质方面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多的职位需要越来越多的智慧型、熟练型人才。而现今我国的大多数人口只能适应半机械的劳动，能够适应大机器生产的劳动人口数量很少，而且技术层次很低，能够进行现代化管理的的人才更是十分缺乏。

（二）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年人口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生活无法自理的空巢老人将会成倍增加，他们在生活中的照料、精神慰藉等问题，将更加突出，社会总体负担加重，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确保老年人口安度晚年是一个大问题。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性别比失调 出生人口性别失调，给社会带来一些问题。如：跨境非法婚姻，跨境强行拐卖妇女儿童，强迫妇女卖淫等社会问题。

导致性别比失调原因：一是重男轻女，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三是B超的普及和滥用。说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实际是一个养老问题。经测算，到2020年，20～45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婚姻挤压情况凸现，低收入及农村低素质者结婚就很困难。这将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严重隐患。

三、解决办法

（一）完善现行人口策略

1、控制人口增长，实现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的转变。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群众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都是旧的传统的生育生育观念。引起这种生育观念自发转变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还没有从根本上出现。因而要由国家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政策的、技术的各种措施，推动和引导群众减少生育，降低出生率，控制住人口的迅速增长，努力使人口的再生产类型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生产类型，并努力使人口再生产类型达到稳定的零增长。

2、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

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3、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的策略。

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4、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

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 3 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1）发展养老保险事业。由政府完全供养老年人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应该由人民本身负起大部分责任，将收入按照规定比例存入银行。当他们退休后得到一笔累积下来的养老金，至少可以用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

（2）提高退休年龄，吸纳老年劳动力。随着保健意识提高，许多老年人退休后仍拥有一定的劳动力。政府应鼓励企业再聘请老年人，让他们从事较轻的劳动或利用丰富的经验进行脑力劳动。同时也要打破老年人们退休后就要“颐养天年”的旧观念，再就业不止能维持收入，也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年老后就没用。（3）提倡家庭养老的美德。政府应提倡中国传统精神中的尊老、敬老、养老的美德，靠家庭成员供养老人家。这不止能减轻社会的负担，还可以让老年人有精神寄托，不会觉得晚年孤单。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

（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

（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

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 4 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

参考文献：

[1] 杜亚军，中国人口的困境与对策，中国人口出版社；

[2] 马宾，中国人口控制：实践与对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3]翟振武著，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人口研究》2001年第3期 [4]、曾毅著，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及对策探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78

第四篇：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变迁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变迁

公共事业管理

2013104094

陈旭

中国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属于限制人口增殖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有特殊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胎；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这一生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既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要求，又提出了提高人口出生素质的要求；既提出了国家提倡什么，又提出了国家抑制什么；贯彻了从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不一刀切的精神；少数民族也要计划生育，但生育数量可以适当放宽。

这一生育政策是当今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需要，它既照顾了宏观及其长远利益，也照顾了微观及其当前利益，缩小了国家和家庭在生育需要方面的差距，得到了绝大部分育龄群众的支持，因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最近几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都在替代水平以下的低位水平就是证明。但是，这一生育政策现状的铸就也是来之不易的。下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的变迁案例 1.鼓励生育阶段(1949年～1953年)这一阶段，政府对生育及人口增长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并出台了限制避孕和人口流产的政策，鼓励人们生育。

1950年4月20日，国家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卫生部制定了一个面向全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将适用于机关部队妇女干部的规定在全国推广。1953年，卫生部又以“与国家政策不符”为理由，通告海关禁止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这些政策都强化了人们多生多育的观念和行为。2.政策转变及反复阶段(1954年～1959年)鼓励生育的政策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远远高于预期的人口数，与当时我国有限的资源与落后的综合国力形成对比，震动了政府领导人。从中央领导到学术界都提出一些节制生育的观点。

1955年3月中央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上指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初，中央公布了《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纲要中明确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但是“大跃进”及随后的大饥荒，改变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方向。大跃进的浮夸做法使得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对人口形势产生了乐观情绪，“人多力量大”、“人多可以办大事”的想法在一些主要领导人心目中再次占据主要地位。随着主张限制人口增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全国被批判，节制生育的政策主张被扼杀在摇篮里。

3.提出计划生育号召，在部分市、县的试行阶段(1960年～1969年)大跃进失败的反思和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现实人口增长的压力，使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的思想得以复苏。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这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党和政府并没有放弃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方针，仍在实行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但社会环境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计划生育机构名存实亡，有的甚至被“革命委员会”给取消了，节制生育的实际工作停顿了，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4.限制人口增长的“晚、稀、少”政策逐步形成和全面推进阶段(1970年～1980年)“文化大革命”的**使经济滑坡，人口增长，1969年全国总人口突破八亿大关，使得人口与经济本来已尖锐的矛盾更加突出。这种客观现实迫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民经济恢复后不得不重申控制人口的重要性。

1971年7月，国务院强调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群众的自觉行为。”

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正式提出了“晚、稀、少”政策，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1973年，人口发展第一次列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计划，1974年末在中共中央转发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肯定了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

1978年6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晚、稀、少”的内涵;会议还提出了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新要求。5.全面推行一胎化的紧缩政策阶段(1980年秋至1984年春)“晚、稀、少”的政策推行后非常有成效，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惯性的存在，根据有关方面的预测，要实现在20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必须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同时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活较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欲望有所扩张，而“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后补偿性生育的人口也开始进入育龄阶段，因此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有所反弹。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在全国推行紧缩的一胎化政策，也就是“独生子女”政策。6.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阶段(1984年～1991年)由于实行的“一孩”政策与广大群众的生育意愿严重冲突，使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成为“天下第一难”。在实施“一孩”政策中，为达到人口控制目标，采取了许多行政、经济等强迫手段，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

为了缩小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差距，缓和干群矛盾，1984年4月13日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七号文件，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政策。

主要是:①在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②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③严禁徇私舞弊，对在生育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要坚决予以处分。即所谓的“开小口子，堵大口子”。

1988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专门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国家计生委的《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会议规定了现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具体内容: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7.多样化的生育政策时期(1991年～2014年)

199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实际生育控制能力与政策间的差距，实事求是地做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切合实际地将1991年～2000年人口计划控制目标定在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2.50‟以内，即总人口2000年末控制在13亿以内。

2001年12月29日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将原有的政策性规定法律化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城乡结构和地域民族特征，各省市制定了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形成了现行的生育政策格局。概括起来为:①城镇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等六省、市的农村，基本实行汉族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②除上述六省、市外，有五个省、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19个省、区规定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简称一孩半政策;③有29个省、市、区规定夫妇同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其中有七个省还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间隔几年可以生育两个孩子;④各地条例还对少数民族、残疾、再婚、归侨、特殊职业等各种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

根据以上60多年来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变迁，这里可以根据中国现在的社会现状预测下未来将会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

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研究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上月底发布的报告《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这些学者建议，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

二胎政策可以这样理解：农村户口的话，头一胎是女的就可以生第二胎，但是前提条件是年满28周岁的夫妇，否则两胎要相隔四年才可以生第二胎。如果头一胎是男的，无论是什么户口都好，只能生一胎。这是汉族的基本情况。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这样的：少数民族人口是中国人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少数民族居住区一般人口密度较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很快，为了少数民族的繁荣昌盛和民族素质的提高，近几年来，在少数民族中也实行计划生育。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地的生育政策。针对计划生育何时调整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二胎放开政策涉及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国家现状是开始出现了低生育水平。因此，国家根据人口状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调整，比如说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市开始探索放开二胎，也就是从原来的双独可以生二胎，变化成单独可以生二胎，但这主要是农村地区，马旭认为可以开始逐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马旭认为，中国二胎放开的调整路径的核心是“分类”，马旭说，中国不同省份的各方面状况差别很大，比如辽宁、黑龙江、吉林，再比如上海、广东，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应逐步分类，人口政策调整跟经济人口数量构成等状况挂钩，绝对不能一刀切，应该是分类、分省份、分步骤逐步放开。马旭认为，一线城市、发达城市、人口多的城市可以放缓。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放开“二胎”，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学界通常用人口抚养比下降来定义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于2011年跌至谷底，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中国丧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就是人口红利期结束的表现。在专家看来，调整生育政策可缓解20年后的高度老龄化局面，使中国再次获得人口红利。这一生育政策是当今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需要,它既照顾了宏观及其长远利益,也照顾了微观及其当前利益,缩小了国家和家庭在生育需要方面的差距,得到了绝大部分育龄群众的支持,因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举世公认的成就。

制定我国的人口政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这既由于影响和制约人口因素的复杂性,也由于人口能够作用于其他因素的复杂性。因而,对于依据什么来制定我国人口政策的认识,在人口学界也有一些不同观点。有的认为:中国现阶段的人口政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国家的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年龄、性别构成等性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有的认为,任何统治阶级在制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利益的人口政策时,总是从经济与人口发展的相互关系、从人口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从求得民族繁荣等客观现实出发;还有的认为,要想制定出科学的和行之有效的人口政策,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和人的心理因素。如果缺乏一定的依据,是不可能制定出科学的人口政策的。

这些看法虽然大同小异,但还是反映了强调的重点和视野涉及的范围是不同的,有的强调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有的侧重从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环境等国情出发,有的则提出要有利于民族的繁荣,有的提出要考虑人口的心理因素,等等。上述看法都是无可非议的,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制约人口政策制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就是再增加一些也是能够罗列出来的。问题是,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必须考虑的,哪些是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的,我们必须予以区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人口政策的主要依据,考虑那些必须考虑的因素,从而使我国人口政策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既有利于民族的繁荣昌盛,也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主要依据以下三方面来制定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制定人口生育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路线,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政策来。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不是就人口谈人口,而是运用唯物论的方法,把人口现象、人口运动及其整个过程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从而既科学地阐明了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也阐明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人多也好也坏的两点理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理论、中国是大国也是小国的理论、人均是主要尺度的理论,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为我们制定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我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现状及其交互作用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客观国情依据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情及其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素质偏低;经济较为落后,底子薄,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各种社会设施和社会福利的人均水平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各种资源总量可观,但是总的人均水平则归于世界上最低行列;自然环境虽然空间较大,但是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相对紧张,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已接近饱和。

我们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已经承受了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我们不能再继续加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承认现实,在已有国情的条件下寻求快速发展的路子。在人口方面,要尽量减少出生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经济方面,在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大力采用最新技术,以尽快提高社会平均劳动力生产率水平;在社会方面,改善社会设施,增进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资源方面,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开发新资源的同时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单位资源的贡献率;在环境方面,合理人口分布,减少污染或破坏,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使生态得以平衡,并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以上国情诸多要素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其中特别是人口要素,既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与资源有着关系,又与环境有着关系,人口的数量过多和素质偏低的现状正在通过许多途径给经济、资源、环境以不良的影响。我国国情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制定一个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

绝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定势及其可塑性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社会心理依据生育观念是人们生育需求的反映。生育需求即生育动机,有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宗族的、夫妻之间的等等多个方面。

由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形成的人们生育观的定势,虽然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但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生育极限性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从出发点到最后临界点的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是有较大幅度的。我们决定人口政策内容及其量点究竟在较大幅度的哪一点上? 对此,我认为,在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方向已定的条件下,主要就决定于经过努力工作后人们心理的承受能力了。能承受得了,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最终就能落实,也会有很好的政策效果。承受不了,就会造成诸多矛盾,出现各种阻力,人口生育政策就不能完全落实,政策效果也不会是理想的。因此,我们在制定人口政策时,要认真考虑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人们的不断变化着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执行人口政策时,要从育龄群众现实需要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急人所急,帮人所需,不断加大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提高他们对人口生育政策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才是从实际出发的,才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也才能顺利地得到贯彻执行。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发展和变化之中，作为影响和指导人口再生产过程的生育政策也是如此。生育政策与其他任何社会经济政策一样，它的稳定具有相对性，没有绝对稳定不变的社会性政策。因此，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发展和变化是正常的、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

这种在动态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政策思想,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就已明确坦言：“如果不从现在起用三、四十年特别是最近二、三十的时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的增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1984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次研究人口向会议上也指出：“党的政策不能脱离实际。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完善”。因此，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是永远的，到下一个世纪的某个历史阶段现行生育的政策肯定会进一步完善，成为影响和指导人口再生产过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育政策。完善后的人口生育政策，将在许多方面继承现行生育政策的符合人口再生产的质和量规律要求的内容，将得到城乡广大人民和育龄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们会更加自觉地按照政策要求行事，人口过程将会更加协调和自然。它不但会促进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繁荣昌盛，而且还会给中国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人口条件。

第五篇：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人口的态度从放任人口增长变为有意识要限制人口增长，再到后来颁发“计划生育”这个稍有点震惊世界的政策，直到2015年实施的普遍二孩政策。这些改变并不是空穴来风，其间夹杂的人民生存生活发展问题、国家经济发展及自然环境的恶化等等问题都十分复杂，所以任何政策的下达都是要经过全方位的考虑及利弊分析的。中国对人口的管理过程一波三折，这都是政府对经济等各方面的统筹结果。

关键词：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二孩政策，老龄化，经济发展。

正文：从不干预人口增长，到计划生育一家一胎，再到2015年的二胎政策，新中国的人口政策可谓一波三折，其中的考虑和牵扯颇多，每一个政策都有其原因和一系列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毛主席说过：“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还指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毛泽东 唯心史观的破产 毛泽东选集第2版）所以政府放纵人口增长，并没有政策对人口增长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地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传播。此外，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的健康角度所颁发的限制打胎、节育和人工流产等规定则从侧面鼓励了人口的增长。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家的进步和落后、富裕和贫穷，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富裕强大，以及社会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政治制度。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以及1952年12月卫生部制定的、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实施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草案）》，以保障妇女生育安全和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为原则，明令禁止非法打胎，并对妇女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做出了非常详细的限制性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史海纵横》2009年第一期）建国初期政府关于禁止人民群众进行节育、人工流产和避孕的这些规定，以及对节育用具的严格管制，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却使广大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所以直接导致这段时期，全国人口全力增长。

直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为6.02亿，远远高于当初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的：“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不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使得人口大大增长，但同时尤其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并没有与人口等比例增长，人民在吃、穿、住、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也就产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毛泽东也提到“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反复与摇摆：新中国人口政策发展历程

社会观察 22页）随后1957年7月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展开以及政治活动的影响，马寅初的观点从开始被赞赏到后来被公开批斗，计划生育的事又被放下，人口又继续没有节制的增长。

大跃进的失败和三年困难时期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已超过7亿，人口的迅猛增长和经济受挫的现实，使得政府看到了实施计划生育的重要性。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第一次正式提出，但“文化大革命”时期，计划生育的工作停滞不前，人口又盲目地增长着。1969年全国总人口突破8亿。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醒“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同年6月周恩来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问题，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正式提出了“晚、稀、少”政策，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标志着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国家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

1980年中国人口达到10亿，比1949年几乎翻了一倍，这只用了30年时间。198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分别只有477.6元和191.3元，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和61.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经济增长率略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更加缓慢。

但是50-70年代之间增长的人口并不都是负担，他们为80年代开启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如果仅从人口的消费性功能来说，人口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粮食安全、生态环境恶化、资源供应紧张以及人口就业困难等诸多问题。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将超过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扼杀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前景，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矛盾，进而进一步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障碍。（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新中国人口政策的转变与经济增长，瞿商，赵俊红）

1979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3亿多人口。中国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转变。（新中国人口政策的改变与经济增长，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由于人口增长不快，人口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直接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社会资源分配更加合理，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接受教育程度都提高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由于毛泽东时代快速增长的巨量人口，在新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情况下，减少了依赖于成年劳动人口的子女数量，因此，非生产性的抚养人群比重较低，从而使总人口数中成年劳动人口增加产生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人口红利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进而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女性的生育年龄大大推迟，更有不愿生育的女性。加上物价的上涨，孩子的养育成本提高，这也限制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在发达国家低生育率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生育率也远远低于全国水平，随后在这些大城市就出现了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紧缺的现象。此时大多数家庭出现一个年轻人抚养4个老人的现象，这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养老保险，老年人的医疗，社会负担的加重，现在每个60岁以上老年人差不多有5个20-59岁的纳税人，如果不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未来20年，比例将从目前的5:1变成2:1。这样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所以急需改变“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

1996年韩国废除了计划生育，并在不久后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韩国妇女生育率仍延续了以往下降的趋势。韩国的经验表明：生育率下降趋势一旦形成，便会形成很强的惯性，要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不仅需要刺激生育政策，还需要足够的时间。韩国的经验与教训非常中国吸取。（全面二孩政策与中国人口趋势，陈友华）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公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标志着控制人口政策从限制性的“单独二孩”向“普遍二孩”的转变。

这个调整一方面继续控制人口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可缓解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两大现状，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