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日关系问题难用沟通解决

第一篇：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日关系问题难用沟通解决

中日关系问题难用沟通解决

摘要：由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相互交织的中日关系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逐步崛起而更趋复杂化，中日之间历史、领土、海洋资源划分等问题上的多项争端及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越来越突出。中日之间由于政治领域矛盾重重、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而陷入一种接近零和博弈的困境。在涉及中日关系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日本动作频频。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

关键词：中日关系；沟通；问题。

近来，关于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广受世界各国和国人关注，也引起了很大争论。在此问题上，正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日本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作者想强调的是中国应该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不是因为民族主义感情作祟而盲目反日，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和韩国人一样是有血性的，而是出于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认识。

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世人皆洞若观火。由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相互交织的中日关系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逐步崛起而更趋复杂化，中日之间历史、领土、海洋资源划分等问题上的多项争端及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国人皆知，无须赘言。中日之间由于政治领域矛盾重重、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而陷入一种接近零和博弈的困境，而日本近年来日益膨胀的进攻型对外战略及在钓鱼岛、台湾等一系列涉及到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采取挑衅和进攻姿态，更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局面和竞争关系。国家利益仍是当前的国际社会中指导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则，外交政策是否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本国的国家利益是衡量一国外交是否成熟的标志。毛主席说过合作是斗争得来的，而不是让步让来的，当前中日关系的现实困境非中国单方面、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扭转。在日本的咄咄进攻态势面前及其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挑衅和侵犯中国国家利益并极力遏制中国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单方面死抱着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及希望日本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的良好愿望，不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且会自缚手脚，带来的是犹豫徘徊、瞻前顾后而终究无所作为。如果此时再一味强调保持和维护中国好不容易初步树立起来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在自身核心国家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的情况下，所谓“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这不但是一种外交不成熟、不理智的表现，本身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是因为中国手中有牌可打，故意刁难，而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正当而合理的外交行为，这并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伦理，也并不表明中国就要立即和日本决裂甚至走向军事冲突，此类做法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行为中也屡见不鲜。如果反过来，日本处在中国的位置上，其会支持给予中国更大的国际行为权力吗？凭借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的恶劣表现及其与周边国家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争端与麻烦不断、周边国家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普遍表示反对和担忧的事实，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名正言顺，更何况考虑到日本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屡次挑衅和侵犯以及强硬而恶劣的对华态度，中国理应承担此一责任。中国采取既不明确表示支持也不明确表示反对的模糊态度并不能做到明哲保身，更不反映中国自身的最大利益。因为日本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遏制中国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与政策十分清楚，对于中国并不希望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真实心态也一清二楚，所以就算是日本顺利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并不会因为中国没有行使否决权而感谢中国，更不会自动带来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正如韩国《东亚日报》21日发表的社论所言，日本在处理与邻国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仍然没有摆脱帝国时期的思想，不但不对过去的侵略行为反省，反而企图美化丑恶的历史。如果日成为常任理事国，其膨胀欲望会更加暴露，不仅不会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反而会加剧国际矛盾。果真出现这种结果，只会进一步助长日本的强硬态度和嚣张势头，中日关系将更为复杂化，现存的争端和问题也将更加难以解决，届时，中国再想努力发展中日关系、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此前，日本政府宣布将右翼势力设立的钓鱼岛灯塔收归国有并予以保护，随后又同美国一道发表涉及台湾问题的共同声明。不单如此，日本外相还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修正”；日自民党拟通过修宪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定性为“传统活动”„„在涉及中日关系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日本动作频频。

“沟通”不是一剂好药方

这些频繁的动作使得中日关系成为了当前舆论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关的专家评述也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纷纷为中日关系的发展献计献策。其中，就有专家表示：“„„唯有加强中美日三国的沟通，明确阐明各自的战略意图和政策态度，才能更好保持和维护台海两岸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还建议：“„„海峡两岸应以春节包机等缓和两岸形势的事件为契机，增加沟通和互信，减少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才能从根本上扫除美日干涉台海问题的借口„„”

专家开出的药方子就是加强“沟通”，似乎只要加强“沟通”了，就能够解决目前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这就像两个人有了冲突，旁人上来劝架，常用的一句话：“误会，都是误会。”于是两人突然醒悟了，是“误会”了，这样一来就“和平”了。但我对“沟通”这剂药方的“药效”表示质疑。

人和人之间都会产生误会，遑论国家之间，所以国家之间需要保持沟通。但是国家之间是否有足够的“沟通”，并不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更不能用“缺乏沟通”的理由来解释。因为，决定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因素，是权力和利益，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利益的分配。这是经过数百年近现代国际关系实践检验过的道理，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

一部“沟通无效史”为了让问题更加清楚，我们可以简单历数一下中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看看“沟通”在其中能够起到何种作用。

历史问题：其实历史问题很简单，只要日本彻底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对以往所作所为认真反省，中方并无意在这件事情上和日本纠缠，毕竟双边的正常交往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问题在于包括一些政治家在内的日本右翼，反复在这件事情上作出种种表演，或参拜，或“失言”，或修改教科书，导致这一问题被频繁加温。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为什么这些人却依然如故？道理很简单，利益使然。他们之所以频繁动作，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因为国内政治总体向右转，他们跟风右转，既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又可以获得政治资金，何乐而不为？中方的抗议，无法转化成他们所需要的选票和金钱，所以就只当成耳旁一阵风而已。对于普通的日本右翼来说，否认侵略历史，本身就是重振“日本精神”、重塑大国地位。显然，在这种问题上，单纯的“沟通”恐怕不会有什么作用。

领土问题：双方各自都声明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中方为了双边关系的大局，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然而日方的回应是逐渐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钓鱼岛问题争执了这么多年，日方非常清楚中方的立场，但还是试图把对钓鱼岛的占领变成既成事实。在此问题上，从实践来看，“沟通”能起到的作用似乎也很有限。而且，“沟通”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前提，很多日本人对于历史和领土的观念，和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沟通”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例如一本学术书籍中提到一个案例，某专家在日本生活期间颇受一个民间团体的照顾，临回中国前，董事长为其举办了一个小型送别会，专家很是感动。在聊天中，董事长说，日本国土狭小，以后要多去中国旅行。当专家正要表示欢迎之意的时候，董事长接着说：“但是战前日本很大，有台湾、朝鲜、满洲，战败了，都没了。”专家的话当时就只好梗在喉咙里了。有这样的领土观念，“沟通”能起多大的作用，令人怀疑。

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60多年前，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遗留下了大量化学武器。1997年，中日两国同时作为缔约国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根据规定，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必须在10年内，即2007年4月前彻底销毁完毕。这件事情的事实和责任原本非常清楚，但进展却始终不是那么顺利。就拿遗留化武数量来说，经过“沟通”，中方认为总数有200万枚，分布在当时被日军占领过的中国领土上；日方则声称，总共只有70万枚，且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而且其中67万枚都在吉林敦化的哈尔巴岭，双方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此事的过程也算是一种“沟通”，中日共同对南京中央门外的一处地点进行了发掘，找到的化武数量总计33097枚(日方判断还有约3000枚没有发掘)，只要有简单的数学能力，就能看出日方原有数字的谬误，日方也显然不缺会数数的人，但他们依然把“70万枚”作为谈判和工作的前提。日方假装“鸵鸟”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若是认同了中方的说法，则日方要做的工作，要花的钱，要负的责任，都要成倍增加。哪怕只是为了这份利益，负责谈判的官员也要死死咬住原有的说法不放。但我们能够清楚看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其直接原因是日方缺乏诚意，根本原因是日方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不在于双方缺乏“沟通”。

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记载得一清二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同时又写明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说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性质非常清楚。如果仅仅以缺乏“沟通”为原因，无法解释日本为什么要把台湾问题公开纳入日美安保体系。日本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很清楚，就是日本政界内部支持“台独”的势力起了作用。他们很了解两岸关系，并不缺乏相关的信息，反而是基于对两岸情况的充分了解，才作出最后的决策。

看来，中日关系中常见的几个大问题，包括日本向欧盟表示反对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样的小问题，都很难用“沟通”来解决。

日本为何不打“沟通”牌

从日本的国内状况来看，居于政坛主流的新保守主义，试图恢复日本在东亚甚至世界上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这种政治思想也影响了民众情绪，因此，对外强硬、对过去扩张历史持暧昧态度的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上的确占有优势。

从日本的地区战略看，日本要做世界大国，直接涉及到未来的东亚格局问题。在部分日本决策者看来，中国是日本成为崛起大国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遏制中国的发展，就成了必然。日本的某些政治势力之所以要支持“台独”，也就是出于这一目的。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来看，日本决策层是实力和利益的忠实信徒。自明治维新之后，对外政策一贯讲究以实力换利益的作法。

从最近几年日本对于涉台问题所采取的种种动作来看，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缺乏“沟通”才作出的临时决策，而是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其级别逐步升高，其准备逐步完善，这些动向需要十分警惕。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沟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手段，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看问题，有的国家认同的就是实力政治，丛林法则。如果这个时候再跟它讲些教条的仁义道德，就与宋襄公无异了。现实也很清楚，很多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

第二篇：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日关系问题难用沟通解决

近年来，关于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广受世界各国和国人关注，也引起了很大争论。在此问题上，正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日本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作者想强调的是中国应该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不是因为民族主义感情作祟而盲目反日，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国人和韩国人一样是有血性的，而是出于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认识。

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世人皆洞若观火。由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相互交织的中日关系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逐步崛起而更趋复杂化，中日之间历史、领土、海洋资源划分等问题上的多项争端及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国人皆知，无须赘言。中日之间由于政治领域矛盾重重、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而陷入一种接近零和博弈的困境，而日本近年来日益膨胀的进攻型对外战略及在钓鱼岛、台湾等一系列涉及到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采取挑衅和进攻姿态，更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局面和竞争关系。国家利益仍是当前的国际社会中指导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则，外交政策是否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本国的国家利益是衡量一国外交是否成熟的标志。毛主席说过合作是斗争得来的，而不是让步让来的，当前中日关系的现实困境非中国单方面、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扭转。在日本的咄咄进攻态势面前及其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挑衅和侵犯中国国家利益并极力遏制中国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单方面死抱着维护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及希望日本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的良好愿望，不但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且会自缚手脚，带来的是犹豫徘徊、瞻前顾后而终究无所作为。如果此时再一味强调保持和维护中国好不容易初步树立起来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在自身核心国家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的情况下，所谓“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这不但是一种外交不成熟、不理智的表现，本身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不是因为中国手中有牌可打，故意刁难，而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正当而合理的外交行为，这并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伦理，也并不表明中国就要立即和日本决裂甚至走向军事冲突，此类做法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行为中也屡见不鲜。如果反过来，日本处在中国的位置上，其会支持给予中国更大的国际行为权力吗？凭借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的恶劣表现及其与周边国家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争端与麻烦不断、周边国家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普遍表示反对和担忧的事实，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名正言顺，更何况考虑到日本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屡次挑衅和侵犯以及强硬而恶劣的对华态度，中国理应承担此一责任。中国采取既不明确表示支持也不明确表示反对的模糊态度并不能做到明哲保身，更不反映中国自身的最大利益。因为日本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和遏制中国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与政策十分清楚，对于中国并不希望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真实心态也一清二楚，所以就算是日本顺利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并不会因为中国没有行使否决权而感谢中国，更不会自动带来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正如韩国《东亚日报》21日发表的社论所言，日本在处理与邻国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仍然没有摆脱帝国时期的思想，不但不对过去的侵略行为反省，反而企图美化丑恶的历史。如果日成为常任理事国，其膨胀欲望会更加暴露，不仅不会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反而会加剧国际矛盾。果真出现这种结果，只会进一步助长日本的强硬态度和嚣张势头，中日关系将更为复杂化，现存的争端和问题也将更加难以解决，届时，中国再想努力发展中日关系、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此前，日本政府宣布将右翼势力设立的钓鱼岛灯塔收归国有并予以保护，随后又同美国一道发表涉及台湾问题的共同声明。不单如此，日本外相还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修正”；日自民党拟通过修宪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定性为“传统活动”„„在涉及中日关系一系列敏感问题上，日本动作频频。

“沟通”不是一剂好药方

这些频繁的动作使得中日关系成为了当前舆论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关的专家评述也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纷纷为中日关系的发展献计献策。其中，就有专家表示：“„„唯有加强中美日三国的沟通，明确阐明各自的战略意图和政策态度，才能更好保持和维护台海两岸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还建议：“„„海峡两岸应以春节包机等缓和两岸形势的事件为契机，增加沟通和互信，减少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才能从根本上扫除美日干涉台海问题的借口„„”

专家开出的药方子就是加强“沟通”，似乎只要加强“沟通”了，就能够解决目前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这就像两个人有了冲突，旁人上来劝架，常用的一句话：“误会，都是误会。”于是两人突然醒悟了，是“误会”了，这样一来就“和平”了。但我对“沟通”这剂药方的“药效”表示质疑。

人和人之间都会产生误会，遑论国家之间，所以国家之间需要保持沟通。但是国家之间是否有足够的“沟通”，并不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更不能用“缺乏沟通”的理由来解释。因为，决定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因素，是权力和利益，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利益的分配。这是经过数百年近现代国际关系实践检验过的道理，中日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

一部“沟通无效史”为了让问题更加清楚，我们可以简单历数一下中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看看“沟通”在其中能够起到何种作用。

历史问题：其实历史问题很简单，只要日本彻底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对以往所作所为认真反省，中方并无意在这件事情上和日本纠缠，毕竟双边的正常交往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问题在于包括一些政治家在内的日本右翼，反复在这件事情上作出种种表演，或参拜，或“失言”，或修改教科书，导致这一问题被频繁加温。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为什么这些人却依然如故？道理很简单，利益使然。他们之所以频繁动作，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因为国内政治总体向右转，他们跟风右转，既可以获得选民支持，又可以获得政治资金，何乐而不为？中方的抗议，无法转化成他们所需要的选票和金钱，所以就只当成耳旁一阵风而已。对于普通的日本右翼来说，否认侵略历史，本身就是重振“日本精神”、重塑大国地位。显然，在这种问题上，单纯的“沟通”恐怕不会有什么作用。

领土问题：双方各自都声明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中方为了双边关系的大局，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然而日方的回应是逐渐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钓鱼岛问题争执了这么多年，日方非常清楚中方的立场，但还是试图把对钓鱼岛的占领变成既成事实。在此问题上，从实践来看，“沟通”能起到的作用似乎也很有限。而且，“沟通”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前提，很多日本人对于历史和领土的观念，和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沟通”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例如一本学术书籍中提到一个案例，某专家在日本生活期间颇受一个民间团体的照顾，临回中国前，董事长为其举办了一个小型送别会，专家很是感动。在聊天中，董事长说，日本国土狭小，以后要多去中国旅行。当专家正要表示欢迎之意的时候，董事长接着说：“但是战前日本很大，有台湾、朝鲜、满洲，战败了，都没了。”专家的话当时就只好梗在喉咙里了。有这样的领土观念，“沟通”能起多大的作用，令人怀疑。

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问题：60多年前，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遗留下了大量化学武器。1997年，中日两国同时作为缔约国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根据规定，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必须在10年内，即2007年4月前彻底销毁完毕。这件事情的事实和责任原本非常清楚，但进展却始终不是那么顺利。就拿遗留化武数量来说，经过“沟通”，中方认为总数有200万枚，分布在当时被日军占领过的中国领土上；日方则声称，总共只有70万枚，且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而且其中67万枚都在吉林敦化的哈尔巴岭，双方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此事的过程也算是一种“沟通”，中日共同对南京中央门外的一处地点进行了发掘，找到的化武数量总计33097枚(日方判断还有约3000枚没有发掘)，只要有简单的数学能力，就能看出日方原有数字的谬误，日方也显然不缺会数数的人，但他们依然把“70万枚”作为谈判和工作的前提。日方假装“鸵鸟”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若是认同了中方的说法，则日方要做的工作，要花的钱，要负的责任，都要成倍增加。哪怕只是为了这份利益，负责谈判的官员也要死死咬住原有的说法不放。但我们能够清楚看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其直接原因是日方缺乏诚意，根本原因是日方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不在于双方缺乏“沟通”。

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记载得一清二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同时又写明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说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性质非常清楚。如果仅仅以缺乏“沟通”为原因，无法解释日本为什么要把台湾问题公开纳入日美安保体系。日本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很清楚，就是日本政界内部支持“台独”的势力起了作用。他们很了解两岸关系，并不缺乏相关的信息，反而是基于对两岸情况的充分了解，才作出最后的决策。

看来，中日关系中常见的几个大问题，包括日本向欧盟表示反对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样的小问题，都很难用“沟通”来解决。

日本为何不打“沟通”牌

从日本的国内状况来看，居于政坛主流的新保守主义，试图恢复日本在东亚甚至世界上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这种政治思想也影响了民众情绪，因此，对外强硬、对过去扩张历史持暧昧态度的领导人，在国内政治上的确占有优势。

从日本的地区战略看，日本要做世界大国，直接涉及到未来的东亚格局问题。在部分日本决策者看来，中国是日本成为崛起大国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遏制中国的发展，就成了必然。日本的某些政治势力之所以要支持“台独”，也就是出于这一目的。

从日本的战略传统来看，日本决策层是实力和利益的忠实信徒。自明治维新之后，对外政策一贯讲究以实力换利益的作法。

从最近几年日本对于涉台问题所采取的种种动作来看，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缺乏“沟通”才作出的临时决策，而是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其级别逐步升高，其准备逐步完善，这些动向需要十分警惕。

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沟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手段，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看问题，有的国家认同的就是实力政治，丛林法则。如果这个时候再跟它讲些教条的仁义道德，就与宋襄公无异了。现实也很清楚，很多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

第三篇：形势与政策论文 中日关系

浅谈中日关系

摘要

中日两国在1972年恢复邦交谈判时，从双方友好的大局出发，同意将钓鱼岛列岛归属问题挂起并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解决。然而，1978年中日谈判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时，日本提出要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岛拥有主权。后来，随着钓鱼岛争端问题愈演愈烈，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作为大学生，我们应如何看待当前中日关系、理性抒发爱国热情？

关键词

中日两国

和平友好

日趋紧张

解决

正文

一

中日历史关系

关于中日是从何时开始有往来的，民间有很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至于哪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我们很难考证，因为年代太久远了。而有准确的记载是在公元57年，中国史书《后汉书》上提到，日本派人到中国的汉朝来朝贡，中国的汉朝封其为“汉委奴国王”，给其一个金印，而这个金印后来在日本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也使得《后汉书》的记载有了对证。当时的日本不叫日本，叫倭。从汉代开始一直到隋朝，中国和日本基本上就是保持着这么的一种关系。

到了隋唐时期，中日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化，日本不再是来朝贡，而是派使者来，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遣唐使”。当时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当中，中国是先进的，在世界上中国也是先进的。中国文化的力量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包括对周边的民族。日本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不断地向中国派遣使者。

再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日之间也有过摩擦、战争、不友好的时候，但是两国主要还是友好交流。

二

近代中日关系

一般的学者通常都认为1871年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开端，1871年，中国和日本签订了《清日修好条规》。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日本现在的冲绳，当时叫琉球，琉球人出海遇到风暴，被漂到台湾，并且和当地的居民发生了争执，被当地居民杀害了四五十人。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了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仿效西方的新政府。建立政府之后组织了一些人到西方去考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考察之后觉得应该全面向西方学习。事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至于日本在1874年决定发兵去攻打台湾，而战争最后是通过清朝和日本的谈判，签了《北京专条》而停息。条约中，清政府需要给日本抚恤和道路的修整费共计白银50万两。西方一个评论家讲这个对中国的影响是极大的，他讲：“这里有一个不愿意战争，但愿意赔款的富有帝国。”此后日本就觉得中国是软弱可欺的。20年之后，也就是1894年，中日发生了甲午战争。日本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马关条约》，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并由此开始了日本对中国乃至亚洲各国血腥侵略的历史。

三

现代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在1972年恢复邦交谈判时，从双方友好的大局出发，同意将钓鱼岛列岛归属问题挂起并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解决。然而，1978年中日谈判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时，日本提出要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岛拥有主权。后来，随着钓鱼岛争端问题愈演愈烈，中日关系日趋紧张。

2012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7000字，分为7部分，全面阐释了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窃取钓鱼岛、美日对钓鱼岛私相授受非法无效、日本主张钓鱼岛主权毫无依据、中国为维护钓鱼岛主权进行坚决斗争等内容。“白皮书”还明确指出，美日关于钓鱼岛的私相授受是完全不合法的，中国从未予以承认。中国将继续为维护钓鱼岛的主权进行坚决斗争。2012年9月28日，《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中、英、日文版正式发行。

一直到现在，日本都不肯承认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

四

中国的崛起与中日关系展望

近年来，中国GDP指数都以每年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是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实体。2011年中国GDP为7.3万亿美元。同时，中国政府使3亿人口脱离贫困，而且使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了8倍。城市-中国有很多大城市，中国有170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大多数这样的城市都有高速公路。这些大城市都是国家或地区的工业，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亚洲地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还拥有着世界最繁忙的港口。

在2011年，中国出口总量占世界的10%，进口总量占世界的10%。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2大贸易国（居美国后）。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出口医疗器械和软件产品。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11年12月为3.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中国文化作为五千年文明的延续，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世界各地人民所接触，中国文化以和谐、文明、礼义吸引了现代世界各国人民。中国正崛起于世界之林。

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媒体多次用到“中国威胁论”。并且希望从经济政策调整上来限制日本企业在华的投资，但中国崛起的步伐和速度是无法阻挡的。对于这个事实，日本应该有明确的认识。否则只是在中日关系上再次添加阴影。

展望未来，在中日关系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改变多年来的回避或者迟疑的态度，应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来修补中日关系，使两国间能达到和谐合作。如果一味地坚持错误的外交方针，企图在历史问题上蒙混过关，这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与谅解的，处于发展态势中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具备信心，在经济上完全可以通过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合作来达到双赢。但中国这一具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却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市场。面对这样的事实，日本政府应该更为务实，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寻求中日合作的基础。当然，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可能并不会立即转变态度与思想，这样，中日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还会不时出现紧张局面，但战争或重大冲突应该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解决方案，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一切地与华宣战，而中国寻求的是和平发展，共赢方式。

我们要看到，中日目前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都是相对脆弱的。也正是因如此，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中日关系，理性认识中日关系。我们需要的是理智的是非辨别能力，知道什么是威胁，甚么是安全；什么是可取的，什么是不可取的。爱国不一定要上战场，也不一定要血染大地，抵制日货是爱国，学习日文也是爱国，其实每个为自己理想奋斗的中国人都在爱国，因为爱国最起码的就是让自己对自己的国家有作用，不让自己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只要是对自己的国家前进有实际意义的任何事，哪怕是很小的事，也是爱国的表现，爱国既不需要多么豪情壮志，也不需要多么高亢激昂，只要务实，就是爱国；并且谨记随时维护祖国的尊严，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我们热切的希望我们国家的真正的强大，只要强大了，我们才有真正的发言权。中日关系才能真正公平地发展，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人民论坛》第259期 《后汉书》范晔 编撰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 《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王勇 主编 《日本与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关捷

《中日关系全书》关捷, 谭汝谦, 李家巍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论文 浅谈中日关系

浅谈中日关系

提要：中国、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最近习近平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把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历史认识；平等互利；睦邻友好

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目前，中日关系已成为发展最快、交流最广、受重视程度最高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勿庸讳言，在中日两国四十四年来的交往中，也出现了与“友好、合作”这一主流不协调的支流。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了使中日关系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进行探讨，以便寻得解决的办法。

(一)历史认识问题

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仅在90年代以来，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愤填膺。70年前，侵华日军在我国南京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3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对这一铁的事实，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进行了过去那场战争。”他还说：“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这种颠倒黑白的诡辩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试问：既然日本不想发动侵略战争，为何要向国外派遣几百万军队?日本侵略军仅在南京一地就屠杀了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难道这就是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福”吗?难道中国人民还要因此而感谢日本吗?（二)台湾问题

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还承诺与台湾只保持民间往来。然而，多年来中日两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摩擦也时有出现。1997年9月23日，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当时日本报纸指出：“新指针肯定是针对台湾海峡制定的”，“届时在军事上不可能不具体设想包括台湾海峡危机”。还说，一旦今后台湾海峡有事，日本有“必须支援美国的义务”。日本还有人认为，周边地区的范围“到马六甲海峡为止”，“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其以远地区均被纳入视野”，这表明，日本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诸岛的争端。众所周知，台湾及南沙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

(三)钓鱼岛问题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从大局出发，2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但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成员一行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1997年5月6日，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冲绳县一名议员及两名摄影师的陪同下登上钓鱼岛。5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21世纪中日关系展望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21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中国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92年到97年，中国先后7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17%，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 金融、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 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

目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第五篇：形势与政策论文—钓鱼岛与中日关系

形势与政策论文—钓鱼岛与中日关系

摘要：近年来，围绕钓鱼岛而引发的各种争端，使中日关系形势越来越严峻。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世人皆洞若观火。由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相互交织的中日关系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逐步崛起而更趋复杂化，中日之间历史、领土、海洋资源划分等问题上的多项争端及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国人皆知，无须赘言。展望未来，在中日关系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改变多年来的回避或者迟疑的态度，应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来修补中日关系，使两国间能达到和谐合作。而中国寻求的是和平发展，共赢方式。关键字：钓鱼岛问题 中日关系 对峙与争端 处理与反思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实际占领的前提下，加速了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日本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活动，在岛上建立了若干设施，其中有２５平方米的房屋，供水用水槽，石碑标记等，还修了直升机机场。更有甚者，日本还对我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科学考察船进行武力威胁和驱赶。之于长期以来持友好态度、对日本宽容大量的中国，日本的行为可以说是以怨报德。

从中国方面来说，在上世纪的70年代，中国推行的“民间外交”（“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似乎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就是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中日建交，中国付出的牺牲仍然是不少的。要日本人正式道歉的要求没有坚持到底，数额巨大的赔款一笔勾销，中国的收获似乎就是在亚洲又赢得了一个战略上的支持者。可是，日本为分担中国的战略负担做了多大贡献还值得研究。日本本来就是反苏阵营的骨干，反苏阵线的形成对日本是有利的，决不是什么负担。而为了求得日本支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一句话，中国则花了莫大的工夫。有本叫做《百年恩仇》的书，引用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话说，周恩来是忍着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日本强颜欢笑、喝香槟酒的。

随着中国务实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成熟，中国的对日政策由偏重于柔转向柔中有刚。一些日本人感到不适应了，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僵硬化”。1992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首次用立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对钓鱼诸岛的领土主权，并保留对争议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利。有消息说，2000年8月下旬，日自卫队在钓鱼岛附近驱赶中国科学考察船，与随后赶到的中国护航舰发生了对峙。日舰最后退却。据称，这是自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日军队的首次正面对峙﹐也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首次以武力宣示主权。9月10出版的亚洲周刊发表文章评论说，随着日本逐步向军事大国迈进，以及中国经济的成长壮大，日本与中国开始在亚洲争霸，在海洋、在空中，一场史无前例的争霸战将决定未来亚洲政治秩序中两个国家的命运。

本文不去试图讨论其他的敏感问题诸如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等等。在笔者看来，钓鱼岛问题才是中国对日关系所应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到底中日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呢？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政策？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由于本文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本文所做一些分析和建议均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只是学术观点和个人观点。

一、钓鱼岛的经济、战略价值及之于中国的独特意义

根据《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一书的介绍，钓鱼列岛位于台湾的东北与日本冲绳的西南部之间的海域，其中钓鱼岛最大，为4.5平方千米，有淡水。岛上并生长着一种叫海芙蓉的植物，是珍贵的中药用植物。钓鱼岛上还栖息着大批海鸟。钓鱼岛附近海域是一个大渔场，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盛产飞花鱼等多种鱼类，长期以来就是我国渔民捕鱼作业、避风过夜之地。台湾、福建等地的渔民每年来此捕鱼，年收益超过2亿美元。这么一个岛，自然很有几分诱人之处。

钓鱼岛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更主要的在于那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钓鱼岛等岛屿的海底是新三纪的沉积盆地，是生成和蕴藏大量石油的一块宝地。1969年5月，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的“埃默里报告”认为，“台湾东北20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北部钓鱼诸岛附近为大油田所在地。”估计蕴藏量为一兆美元。我国科学家估计，钓鱼岛等岛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约在737至1574亿桶之间。在石油资源日益贫乏的今天，这些石油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日本政府心急如焚，借冲绳岛回归日本之际，宣布对钓鱼岛“重新”拥有主权。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移交”的也就是所谓“管辖权”，而且这种移交是非法的。直到1996年9月，美国政府发言人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但是对于资源贫乏，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资源简直就是一块大肥肉。偷换概念也好，强词夺理也好，总之不惜代价也要拿到手。某些日本学者声称的所谓“法理依据”，只是世人皆知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早已遭到中国学者的严正驳斥。

还有的学者从战略角度分析了钓鱼岛的战略价值。它不仅涉及20平方千米海洋国土和一半以上东海海底资源的归属，而且将可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海上经济开发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学者显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997年底，日本的《军事家》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日本自卫队尖阁群岛计划》。文章作者、前日本自卫队教官、研究员高井三郎对钓鱼岛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据他的文章透露，现在日军仅在琉球群岛所属宫古岛上设有雷达，“其监视范围达不到„„大陆沿岸”。如果在钓鱼岛上设置雷达的话，日军就可以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目标如福州、温州、宁波等地进行监视，并对台湾本岛及海峡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从地理位置来看，钓鱼岛与我国基隆东北的彭佳屿和日本的八重山群岛距离大致相等，各为90海里。高井先生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钓鱼岛）海域，便控制距大陆500千米以内的东面和南面海域。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有报道认为，中国科学考察船开始在东海争议海域进行作业，也说明中国方面意识到了美国在日本海对中国实施高技术打击的危险性。

显然，日本人是从经济和战略的角度来看待钓鱼岛的得失的；他们着眼的不只是一岛或者一片海域的资源，而是着眼于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对于日本来说，它力图保持住东亚唯一海洋国家和和海洋强国的地位。现在中国海军力量日新月异，日本自然感到了威胁。一方面，日本加速其军事力量的扩充和现代化；一方面则争夺有利阵地，准备冲突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反映的是日本某些右翼政治家头脑里根深蒂固的霸权思想。钓鱼岛问题牵涉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什么可有可无的小岛的问题。

撇开以上所提到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谈，钓鱼岛问题的合理解决还具有深层次的独特意义。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确保国家威望不受损害。从内部来说，如果我们继续采取软弱的态度，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将会日益高涨；从外部来说，必然使别的国家对中国所应该拥有的权利造成轻视。撒切尔夫人不顾国际国内的强大压力，发动了英阿马岛战争，虽然损失很大，但她所为之自豪的是确保了英国大国威望的延续。对于美国来说，它权衡再三，最后完全倒向了英国。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对撒切尔夫人所做的那一番坚决的谈话，恐怕香港回归的谈判要棘手得多。以前我们提倡温和的务实的外交政策，但有时似乎有点不分国家、不分时候的过于温和了。其实，现在韩国和中国对教科书事件所做出的强烈反映，本质原因就是这关乎一个国家的威望和尊严的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尤其是对日关系中，我们考虑得过少，看得过轻。

二、中日关系大背景中钓鱼岛问题的处理与反思

中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步自然就是要恢复在亚洲的主导大国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后一个目标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尝试过。中国向一些遥远的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试图发挥它的影响。但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原因在于毛泽东时代推行的是过于理想主义的外交，没有量力而行。邓小平时代推行的韬光养晦外交，为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威望的不断增长，必然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挑战和阻碍。其一就是从日本发源的“中国威胁论”。即使中国不去招谁惹谁，中国的崛起也会使某些想永居霸主之位的国家寝食难安。对于这一点，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一些海疆问题的复杂，其关键就在于大国的操纵。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了一厢情愿，反而助长了某些国家的嚣张气焰。“打狗看主人”，其实，有时候真正恼火的就是狗，必须先给狗两下子。狗很多时候只是气球，只是主子的牺牲品。大可不必把狗和主人看成铁板一块的。

中日关系在经历了从1949到1972的二十多年的敌对之后，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得到改善。因此，从一开始，中日关系的改善就不是完全自发和独立的，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试图借助日本来遏制苏联的扩张，注重的是政治，是所谓的“战略”。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希望通过宽容和友好，能触动日本人的良知，认清睦邻关系的重要。过去，主导日本政坛的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共同的战争记忆，使他们很难昧着良心说话。但是，这种求之于一代人的思想的外交战略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外交战略和现实的外交利益不只是一代人的问题。正如一句常说的话，人是会变的。

拿钓鱼岛问题来说，实际上是中日关系改善中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不去讨论中日正式建交前中国对钓鱼岛问题没有重视的原因。至少我们通过思考，可以对建交时中国的外交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A）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儒家“礼让三分”的传统的国家，在外交上还是没有摆脱内敛的人情传统。其实，从中日建交时的大背景来看，至少谈不上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中国更为有利。尼克松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美国的利益而来”。中国在当时的谈判中实际上是处于有利地位的。当时的美国，正因为霸权扩张过度而陷入全面的收缩，它主动和中国改善关系完全是处于全球战略的需要。而我们则事事“礼让三分”。其实，当时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狠一把，估计今天就不会有这么棘手了。钓鱼岛问题则更反映了这一点。与中国关系的隔绝，对日本并无任何实际的好处。中日关系的改善，相反是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和牺牲。

B）中国作为一个重政治轻经济的国家，没有认识到片面追求一时的所谓战略盟友会给自身的实力地位带来长期的损害。中国在很多时候有这种“大气”。1972年9月，周恩来就对田中角荣说：“我们不要在这里为它（钓鱼岛）争论了。毕竟，在地图上，它们是你几乎找不到的几个小点。它们之成为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周围发现石油而已。”不管怎么解释，听起来总有点让人联想起满清外交的一些辞令。不妨听一听美国着名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兹的一句话：“美国只要连续三年保持3%的增长率，对美国的好处就要超过英美结盟。”

C）中国作为一个缺乏现代外交传统的国家，外交方面过于粗疏和注重所谓“大局”。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李洪山指出，自七十年代以来的搁置只是单方面的搁置。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极右派的猖獗是其一。日本政府的纵容是其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搁置的非正规性。迄今为止，搁置的基础只是双方领导人一二十年前达成共识，并没有任何条文明确规定双方所负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建立有效机制对于违反协定者进行必要的惩罚。这为日本极右分子在钓鱼岛上的行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使日本政府在纵容极右分子活动上有恃无恐。中国政府除了要求日本政府拆除灯标，抗议日本舰船驱逐中国船只以外，并没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迫使日方公平彻底地执行搁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倒是中国自己制止了1978年4月中国渔民的卫岛运动。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所谓战略平衡的需要不再存在，美国与中国的“友好的非盟国关系”的结束，可以料到的是中日关系必然遇到挫折。正如我们以前分析的，尽管当时中国维护了所谓“大局”，其实这种单方面搁置的容忍行为是危险的。日本极右势力的日益猖獗，不能不让中国感到主权在一天天面临威胁。中国的容忍是有限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恐怕迟早会爆发一场中日战争。而对于某些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来说，他们也厌倦了，把中国的好心视为狼肝肺，叫嚣所谓要“对中国说不”。中国态度日益走向温和而坚决，是对现实的中日关系的认识，是抛弃了单相思的务实外交。

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无疑中国是采取一种忍让的态度的。对此，换一个角度来看，就要了解当时采取温和政策另一个原因：为了取得日本的经济援助。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现在显然不存在所谓的战略需要，那么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闹翻，对中国的利与弊如何呢？许多学者忧心忡忡的指出，现在日本的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一旦爆发冲突，中国不一定可以取胜。

4.结语： 展望未来，在中日关系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改变多年来的回避或者迟疑的态度，应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来修补中日关系，使两国间能达到和谐合作。如果一味地坚持错误的外交方针，企图在历史问题上蒙混过关，这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与谅解的，处于发展态势中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具备信心，在经济上完全可以通过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合作来达到双赢。但中国这一具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却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市场。面对这样的事实，日本政府应该更为务实，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寻求中日合作的基础。当然，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可能并不会立即转变态度与思想，这样，中日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还会不时出现紧张局面，但战争或重大冲突应该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解决方案，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一切地与华宣战，而中国寻求的是和平发展，共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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