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行政行为论文

第一篇：无效行政行为论文

[摘 要]无效行政行为因为具有重大和明显的违法情形，所以自始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为稳妥着想可以不受任何时间上的限制地通过申诉、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有效途径寻求救济；如对其侵害难以容忍，完全可以无视其存在拒绝履行义务，直至采取对抗形式进行正当防卫。有鉴于我国有关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抵抗权的立法所存在问题，立法方面应尽快确立和完善相对人抵抗权制度，并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明确无效行政行为的确认标准；

二、增加对侵害性无效行政行为的防卫规范；

三、建立确认无效的特别程序；

四、改良现行强制执行的审查程序。

[关键词]相对人抵抗权；无效行政行为；法律效力；行政法治

一、宪法上的公民抵抗权与行政法上的相对人抵抗权

抵抗权本是政治和宪法意义上的一个专有概念，特指公民拥有的，必要时可以对由国家法律所产生的义务，采取不服从以至抵抗的权利。[1]（p.603）肯定人民拥有反抗政府权利的理论依据主要是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天赋****论。按照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整个国家存在和运作类似于一个契约的签订，人民不仅是这个契约的签订者，以形成公意，同时也是契约和公意的服从者。至于政府只不过是公意的执行者，其权力是人民委托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委托，是一种信用；在那里，它们仅仅是主权者的官吏，是以主权者的名义在行使着主权者所托付给他的权力，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pp.75-76）而基于天赋****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均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p.59）法律不是限制自由，而是扩大和保障自由，即保障基本****。如果政府不尊重基本****而滥加侵害，人民自然可以起而反抗，以保障其源于自然法的天赋****。

最早规定公民抵抗权的是1776年美国弗吉尼亚《****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经过长期的发展，至今许多国家相继在宪法中确立了公民抵抗权。其中以德国基本法的规定最为典型。德国在1968年6月24日公布的第十七次基本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基本法第20条第4项，规定对于任何意图排除基本法第1至3项之秩序者，在别无其他救济程序时，任何德国公民皆拥有抵抗权。

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抵抗权的本意是允许公民为维护宪法秩序、防止政府****，在特别必要时，可以反抗****的法律、抗拒国家机关的违法。但是，如果公民误用和滥用这一权利，法律安定性和国家权威必然受到破坏。因此，出于对公民滥用抵抗权的担忧，宪法对公民抵抗权行使条件往往要规定非常严格的条件。[①]因此“基本法虽然承认这个权利之存在，但距今整整二十年，却未有一个有关人民援引的抵抗权案件，获得联邦宪法法院之认可。这个抵抗权规定的实际作用，即可想而知矣！”[1]（p.635）

如果说宪法上的公民抵抗权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空泛的宪法规定上，那么行政法上的相对人抵抗权在许多国家已经通过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进行了充分的实践。“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在法律上赋予人们直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认识和判断，公开无视和抵抗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p.127）本文试就相对人抵抗权的行使对象、方式，以及我国现行立法上存在的不足和制度完善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相对人抵抗权的实现-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拒绝与防卫

行政法学通说认为，行政行为一经成立即具有公定力，即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论合法还是违法，都应推定为合法有效，相关的当事人都应加以遵守或服从，这是行政效率原则的要求。（p.113）诚然，从早日达到行政目的，早日使行政法律关系得以确定的角度出发，承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无论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多么严重，行政相对人及其他有一定利害关系者只要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便无法对抗行政行为的这种事实上的效力，无疑是极其不合理的。（p.59）法的安定性原则要求赋予行政行为存续力，即使行政行为可能存在瑕疵；但在行政行为具有明显并且重大瑕疵的情况下，不应再适用法的安定性原则，而应当适用实质的正当性原则。（p.251）为了解决上述“安定性”与“正当性”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提出了一种补救的理论，即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并在行政程序法中确立了相应的制度。

无效行政行为是指那些形式上虽已存在，但因重大且明显违法，不待有权机关确认并宣告，自始、当然、确定地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p.504）它具有以下三个一般特征：

第一，无效行政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形式行政行为。无效是对形式上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效力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其前提是行政行为在形式上已经存在。无效行政行为是违法行政行为的一种，而违法行政行为与合法行政行为一样，也是一种行政行为。正因为无效行政行为是一种形式行政行为，在大陆法系国家才建立了可以由行政法院进行审查和确认的制度。[②]有时，人们为了强调无效行政行为违法的严重性，指出“一个无效的行政行为绝不是行政行为”。（p.104）。对此我们应当从论者的语境出发分析其语义，论者显然是针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而言的，指的是一个无效的行政行为根本不具有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至于法国行政法院将严重而明显的违法行为（如行政机关的行为与行政机关的权限毫无关系）称为“无效和不存在”（nul et non avenue），[10]（p.166）也只是说明行政行为的效力不存在，而不是指行政行为在形式上也不存在。[③]

第二，无效行政行为在范围上限于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行政行为。对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范围，虽然理论上无法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支配着判例和学说的观点，主要是重大明显说。“无效行政行为，是指具备了行政行为所内在的瑕疵而违反了重要的法规，瑕疵的存在是明显的这两个情形。”[11]（p.114）即就无效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而言，其内在性质“重大”，外在表现“明显”，并为一般人所感知和认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典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也表明，无效行政行为是指重大而且明显的违法行政行为。例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1976年5月25日通过，1997年1月1日重新修订公布）第44条第1项规定：“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该瑕疵按所考虑的一切情况明智判断属明显者，行政行为无效。”

第三，无效行政行为在后果上表现为自始、当然和确定无效。具体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自始无效。即从行政行为作出时就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作出无效行政行为的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得随时宣告或确认其无效，相对人也可随时请求有权机关宣告或确认其无效。二是当然无效。即无论相对人是否主张无效，有权机关是否确认无效，无效行政行为都没有法律效力，任何人可以忽视其存在而不予尊重和执行。三是确定无效。即行政行为的内容绝对不可能被法律所承认，它不仅从一开始就无效，而且不因事后的追认、转换等补救而变为有效。“一旦法院宣布某一行政行为在法律上无效，那就如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12]（p.45）

无效行政行为因具有重大和明显的违法情形而自始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意味着它不具有公定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因此，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除了可以不受任何时间限制地通过申诉、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途径寻求救济外，有权无视其存在，拒绝履行义务，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劝阻、警告、逃脱等方式进行正当防卫和对抗。

当然，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与一般违法行政行为进行区分时，其判断标准主要是该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重大、明显违法。但是，由于重大、明显违法标准的弹性，以及认识上存在的差异，不同的人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往往也会出现偏差。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是否正确，其抵抗行为是否合法，最终还需得到有权机关的确认。如果有权机关不予认同，相对人就可能失去对一般违法行为寻求救济的权利。“当事人对无效行政行为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他不用理睬即可。实践中这种做法却带有相当风险，因为无法保证以后所有的行政机关和行政法院也会这样认为。公民在两可情况下因而有相当的利害关系，必须看到无效性应具有约束力地被确定下来。……区分无效与可撤销（简单违法的）行政行为时，必须从法律的稳定性和法律的纯洁性出发，并注意不能过分苛求当事人自己来反对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废性构成一般原则，无效只属于例外。”[13]（p.137）“如果关系人自己认为行政行为无效，须冒一定和风险。行政机关很有可能不接受公民的意见而执行（违法、可撤销但有效的）行政行为；而且，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请求也可能一无所获。公民在法定期限内要求撤销行政行为，才是明智之举。”（p.254）

三、我国相对人抵抗权立法现状分析

在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不乏关于行政行为“无效”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78条规定：“无权批准征用、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6条第1项规定：“对不按编制限额、所需职位要求及规定资格条件进行国家公务员的录用、晋升、调入和转任的，宣布无效。”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但是不难发现，上述关于行政行为“无效”的含义与行政法学上的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并不等同。行政行为的“无效” 是指行政行为不具有效力或效果，它是一个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既包括行政行为的自始无效，也包括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变更或废止而失去效力。[14]（p.13）

另一方面，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虽无行政行为无效的规定，却已经明确赋予相对人对某些行政行为的抵抗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行政处罚法第56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并有权予以检举”。“有权拒绝”实际上意味着不使用罚款、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行政处罚属于无效行政行为。在此基础上，2000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首次确立了“确认无效”的行政判决形式，从而为无效行政行为的司法实践提供了依据。[④] 从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以及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等规定来看，就一般违法行政行为而言，相对人的复议、诉讼等救济权利都能得到较好的保护。但就无效行政行为而言，仍然存在与法治主义相悖的问题，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有待于得到完整保护。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虽然吸纳了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并首次确立了“确认无效”的新型判决形式，但真正要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充分运用，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1.无效行政行为与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界线不明。如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的“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中的“无效”外延过宽。行政处罚法第41条以及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中，“不成立”与“无效”界限模糊，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甚至将两者并列，没有严格加以区分。同时，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应当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判决” 似有同语反复之嫌。“无效”概念不清，标准不明，人民法院又如何得以实际操作？ 缺乏确认无效诉讼或复议的特别程序。首先，从现行的法律规定看，对于行政行为违法与无效，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程序和期限都未加区别。也就是说，对无效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或复议请求确认无效的程序，现行法律并未作出特别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44条明确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其次，虽然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首开了确认无效诉讼的先河，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把确认无效判决与确认违法判决并列，仍然没有在诉讼程序上加以区别。这样，确认无效判决在实践中完全可能被撤销判决或确认违法判决所替代，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确认无效判决形式的适用、相对人对合法权益的自我保护都将大打折扣。

四、我国相对人抵抗权制度的完善

针对上述列举的现行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今后的行政程序立法中，必须进一步确立和完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并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明确无效行政行为的确认标准。

对无效行政行为的界定，建议借鉴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和我国台湾、澳门地区的立法，采用列举性条款和概括性条款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规定，即列举无效行政行为的主要情形，随后附加“其他重大、明显违法行为”这一概括性规定，以明确无效行政行为与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区别。这样，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行使抵抗权才有章可循，也便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和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行政复议案件时具体操作。增加对侵益性无效行政行为的防卫规范。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中“不能成立”、“有权拒绝”等规定如何操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某些明显、重大缺陷并不需要专家才能认定，而只需要具有常人的智识就能很容易地作出判断。[15]（p.52）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能则》第128条规定的“正当防卫”，[⑤]应该当然地适应于行政领域，即对实施后将导致犯罪的无效行政行为，相对人可以采用适当的措施进行正当防卫，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法律责任。对此有必要在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同时鉴于行政行为的特殊性，相对人实施正当防卫应严格控制损害程度，原则上不应等于或大于无效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

建立确认无效的特别程序。

无效行政行为的实践，必须得到程序法的支撑。没有特别的行政复议和诉讼程序，无效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将成为一纸空文，相对人受行政行为侵害时，其正当权益也将难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因此建议：

（1）在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中，应分别规定确认无效判决和确认无效复议决定。同时明确规定，相对人提起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复议申请）不受期限限制；原告（申请人）对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复议申请）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该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相关证据。

（2）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应分解为二，即对“确认违法”和“确认无效”分别进行规定，并分别列举确认违法判决和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情形。改革现行强制执行的审查程序。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应要求或允许被申请执行人参加该程序，改变仅审查“卷面有无错误”的传统司法审查办法。这样，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以外，提供被申请执行人一个说理的机会，以证明其拒绝履行无效行政行为所设定义务的正当性，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被申请执行人提出的证据足以证明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

[参考文献]

[1]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洛克。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于安。德国行政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胡锦光，杨建顺，李元起。行政法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胡建淼。行政违法问题探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1.[10]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11] 盐野宏。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 威廉。韦德。行政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3]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4] 章志远。行政行为无效问题研究[J].法学，2001，（7）。13-18.[15] 刘莘。具体行政行为效力初探[J].中国法学，1998，（5）。46-56.[注释]

[①] 例如，根据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4项的规定和宪法法院的判决意见，公民抵抗权的行使条件包括：（1）宪政程序之侵害；（2）严重公然之侵害；（3）最后手段。参见陈新民着：《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613-618页。

[②] 当然，由于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任何人都没有表示尊重和服从的义务，所以有关争议也可通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或其他法律途径解决，法院在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中也可依申请或依职权确认其无效。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目的是为相对人提供更多的权利救济途径。

[③] 王名扬先生认为：“不存在的行政行为在外形上也不存在。这种不存在可能是物质上的不存在，例如一件虚造的公文书，可能是法律上的不存在，例如行政机关的行为和行政机关的权限毫无关系。” 王名扬着：《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版，第166页。笔者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与其权限无关的行为虽然在本质上不属于行政行为，但它毕竟具有行政行为的形式，因而属于一种形式行政行为。对于这种形式行政行为，完全可以将其视为无效行政行为并适用无效行政行为制度。事实上，法国和其他大陆法系各国都将这种行政行为的“不存在”纳入无效行政行为的范围。

[④]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

（一）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实际意义的；

（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8条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的，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第二篇：关于准行政行为研究论文

关于准行政行为研究论文

摘要：准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运用行政职权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研究论文。本文通过对准行政行为概念的分析，试图找出准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相关行政行为的差异。通过对准行政行为表现形态进行列举式的归纳，使对准行政行为的研究走进现实的复杂环境中。笔者还结合司法实践中获得的实证材料，对准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观念表示;间接法律效果

On the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Abstract: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is defined as the factual expression render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bodies by exercising administrative power, which will indirectly contribute to the administrative legal effect.This article intends to unveil the attributes of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and any other kind of administrative act by probing into its concept.By listing the modes of the expression of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it is expected to connect the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to complex reality.Based on the positive materials.Keywords: administrative act quasi-administrative act factual expression indirect legal effect

准行政行为不是一个法律用语，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准行政行为的提法，准行政行为更多地作为一个学术用语被学者们提起缘于对行政行为研究的需要，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行政行为”而放弃“具体行政行为”提法可以看到，将行政行为定义在狭义、最狭义的范畴已不适应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扩展的要求，法学论文《准行政行为研究论文》。因此，大多数学者们将行政行为定位在广义范畴，认为行政主体实施的所有公法行为都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准行政行为也都归于行政行为的名下。在这种情况下，准行政行为日益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准行政行为的研究，以指导司法实践。

一、准行政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学术界对准行政行为概念的定义不一：有观点认为，“准行政行为，是指符合行政行为的特征，包含行政行为的某些基本构成要素，但又因欠缺某些或某个要素，而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一类行为。”[1]还有观点认为，“准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自身不直接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但对行政行为有直接影响,并间接地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2]。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准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就某种具体事实所作的判断、认识,以观念表示的精神作为构成要素,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又称观念行为、表明行为”。[3]日本有学者认为，准行政行为是“根据行政厅的意思表示以外的判断或认识的表示,由法律将一定的法律效果结合起来形成的行政行为”[4]

在这些定义中，第一种观点注意到准行政行为的特殊规定性，将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区别开来，但作为一种表述尚未概括其本质属性。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试图对准行政行为本质进行概括，其观点分属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间接法律效果说”“观念表示说”。第四种观点总体上可归属于“观念表示说”，但认为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产生只与法律规定有关，排除其它事实对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影响，尚不全面。虽然存在上述差别，但这些差别主要是定义者叙述和角度的差别，尚未构成根本对立。因此，融合“间接法律效果说”

第三篇：无效劳动合同论文

浅谈无效劳动合同

内容摘要：劳动合同的效力是指劳动合同具有的法律效力，即劳动法赋予劳动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法律约束力。根据劳动合同的效力来分，劳动合同可分为有效劳动合同和无效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无效劳动合同，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付出相应的赔偿。

主题词：无效劳动合同

正文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按合同的内容分为劳动合同制范围以内的劳动合同和劳动合同制范围以外的劳动合同；按合同的形式分为要式劳动合同和非要式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是组织社会劳动、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稳定劳动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

根据劳动合同的效力来分，劳动合同可分为有效劳动合同和无效劳动合同。无效劳动合同 是指劳动合同由于缺少有效要件而全部或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它包括全部无效的劳动合同和部分无效的劳动合同。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27条规定：“无效劳动合同是指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无效由人民法院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不能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决定。”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列举了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三种情形：《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列举了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的三种情形：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

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劳动合同的起因可分为用人单位原因、劳动者原因和双方共同原因。

常见的无效合同包括：

（一）口头约定的合同。个别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经营者出于企业自身需要，在招聘时故意不与求职者订立劳动合同，仅作一些简单的口头约定。由于求职者大多数极为珍惜这一就业机会，一般不敢对此提出或坚持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如此，一旦出现纠纷，求职者权益就将受到损害。我国《劳动法》第19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合同订立……”，因此，口头约定合同在我国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

（二）显失公平的合同

部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其约定条款明显倾向用人单位一方，此种情形目前相当普遍，应引起求职者的重视。求职者在订立劳动合同时，一定要逐条审查，对一些不合理、显失公平的内容应坚决拒绝。

（三）胁迫的合同

一些用人单位招工时，强迫劳动者交纳巨额集资款、风险金，并胁迫劳动者与其订立所谓的自愿交纳协议书，企图以书面协议掩盖其行为的违法性。《劳动法》第17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四）附带保证的合同

部分企业为约束劳动者的行为。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硬性规定另签一份“保证书”，其内容是强迫劳动者接受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和条件，并把该保证书作为劳动合同附件来约束劳动者。

（五）真假合同

某些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为应付劳动仲裁部门的监督管理，与劳动者签订真假两份合同。以符合有关规定的“假合同”应付劳动管理部门的检查，实际上却用按自己意愿与劳动者订立的不规范甚至违法劳动合同来约束劳动者。

（六）抵押性质的劳动合同

部分用人单位为防止劳动者“跳槽”，在订立劳动合同时，要求劳动将其身份证、档案、现金作抵押物，甚至扣留劳动者应得的福利或工资，一旦劳动者“跳槽”，用人单位便将抵押物扣留。这种做法不但违反了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而且严重损害了劳动者权益。

（七）无保障的劳动合同

一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不具备病、伤、残、死亡补助和抚恤等内容，或虽有此条款但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劳动者一旦发生病、伤、残、死亡等情况时，企业或者以较低的金额给予一次性补助，其额度远低于实际发生的医疗费和国家有关的法定标准，使劳动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签订无效劳动合同，根据致使合同无效的原因，当事人双方承担着不同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双方原因使劳动合同无效

双方原因使劳动合同无效主要表现为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应根据民法处理，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其收益应收归国有、返还集体或个人。比如，国有单位法人代表与某个劳动者恶意签定

竞业限制协议，规定该劳动者离开本单位两年内的竞业限制补偿金为每月五万元，或者该劳动者未出具书面委托书的情况下让某人代替其在劳动合同书上签字而企图获取双倍工资等，都属于双方恶意串通所为。此类情况隐蔽性强，调查取证相当困难，对国家和集体危害性很大。

（二）劳动者原因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劳动者利用假学历、假获奖证书、假工作经验、假身体状况、假教育背景、假失业等所订立的劳动合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履行事先告知劳动者的义务，无须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给原单位造成损失的还要赔偿损失。

（三）用人单位原因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1．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2．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解除权。根据《劳动合同法》38条，劳动者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无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仍须依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3．赔偿损失。根据《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劳部发[1995]223号）第二条和第三条，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无效劳动合同或订立部分无效劳动合同的应当对劳动者赔偿：

（一）造成劳动者工资收入损失的，按劳动者本人应得工资收入支付给劳动者，并加付应得工资收入２５％的赔偿费用；

（二）造成劳动者劳动保护待遇损失的，应按国家规定补足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津贴和用品；

（三）造成劳动者工伤、医疗待遇损失的，除按国家规定为劳动者提供工伤、医疗待遇外，还应支

付劳动者相当于医疗费用２５％的赔偿费用；

（四）造成女职工和未成年工身体健康损害的，除按国家规定提供治疗期间的医疗待遇外，还应支付相当于其医疗费用２５％的赔偿费用；

（五）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

综上所述，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参考资料：《劳动法》颁布时间：1994-7-5

《劳动合同法》2007年6月29日通过

第四篇：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无效行政行为不可诉(2008年4月23日)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无效行政行为不可诉

发表时间:2008-4-23 13: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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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7日，海宁市袁花镇人民政府与镇东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征地协议》一份，内容是，“村经济合作社同意被告征收长益路建设涉及土地和渔塘，起点为文浜路，终点为南街路，全长352米，宽度22米。总计11.616亩……”。其中，涉及顾再宝若干实际使用的土地和建筑物。

顾再宝认为，被告未经省政府或者国务院批准征收集体土地没有法律依据。2007年8月31日，向海宁市政府提出复议申请。今年1月3日，海宁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

1月9日，顾再宝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征地协议》。4月21日，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起诉。理由是“征地协议……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不发生征收土地之效力……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征地协议并不会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也就是说，海宁市人民法院认为，对当事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是不可诉的。

这一逻辑当然是无法成立的，恰恰是因为很多行政行为是无效或者违法的，当事人才会也才有必要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行政诉讼的要件是行政行为的成立，而不是合法或者有效。

当然，从个案来说，涉案征地协议镇政府已经主动撤销，当事人的诉讼目的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可能这里面还包含着法庭的劳动。

附：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08)海行初字第4号

原告：顾再宝，女，1949年5月24日生，汉族，住海宁市袁花镇镇东村低田里39号。

委托代理人：袁裕来，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利平，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宁市袁花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宁市袁花镇河东街1号。

法定代表人：戴其明，镇长。

委托代理人：俞岳尧，海宁市袁花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王维斌，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海宁市袁花镇镇东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海宁市袁花镇镇东村。

法定代表人：陈张云，主任。

委托代理人：祝洪生，海宁市袁花镇镇东村经济合作社委员。

原告顾再宝不服被告海宁市袁花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袁花镇政府)与第三人海宁市袁花镇镇东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镇东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征地协议，于2008年1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3月31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顾再宝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利平，被告袁花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俞岳尧、王 1 维斌，第三人镇东村经济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祝洪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6年4月27日，被告袁花镇政府与第三人镇东村经济合作社就海宁市袁花镇长益路(以下简称长益路)建设工程征地事宜签订协议一份，协议对征地范围、补偿标准和付款办法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原告顾再宝诉称：2006年4月27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征地协议一份。其中，原告有若干土地和建筑物处于征地协议确定的征收范围内。原告认为，被告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征收集体土地的融没有法律依据，故于2007年8月31日向海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然后者作出维持征地协议的复议决定。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征地协议违法。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征地协议l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

2．海宁市乡(镇)土地登记发证情况汇总表1份，海宁市土地申报登记办公室收件凭证及收款凭证各1份，证明1份，收款收据2份，违法、违章用地处理通知书1份，地籍资料

4份，照片12份，证明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3．海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份，证明原告经过行政复议的事实。

被告袁花镇政府辩称：长益路建设工程，系被告将要实施的八件实事工程之一，并经袁花镇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在第三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被告征收工程所涉地块后，2007年4月27日，被告就征地范围、补偿标准等事宜同第三人签订了征地协议。后原告就此协议，向海宁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虽复议决定维持，但被告经认真研究及与第三人充分协商，于2007年12月16日与第三人解除了该协议。而且，被告一直未对处于征地协议所涉地块内的原告土地和建筑物进行征收。综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征地协议，既没有也不再可能影响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供解除征地协议的协议一份，证明被告在原告起诉前已经解除与第三人签订的征地协议。

第三人镇东村经济合作社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开庭审理时，其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被告袁花镇政府因对长益路进行改造而需征收土地的，不管是否已经获得土地所有人的认许，根据土地管理法律规定，都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至于被告在办妥征地审批手续前同第三人签订的征地协议，尽管有第三人同意被告征收其土地以及被告按一定标准给予补偿等内容，也不过相当于民事上的合同意向书而已，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不发生征收土地之效力。进而言之，即使在征地事宜获得合法批准后，被告也不能凭此协议去征收第三人所有的土地和他人的合法财产。总之，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征地协议并不会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更何况，在原告起诉前，被告已与第三人解除了征地协议。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顾再宝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茅益东

审 判 长

柯盛华 代理审判员

张啸崎 二00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沈海平

第五篇：深圳公务员执法归纳总结——04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与废止

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与废止

(一)行政行为的无效行政行为无效的条件如果行政行为具备下述情形，行政相对方可视之为无效行政行为，有权国家机关可宣布该行为无效：

(1)行政行为具有特别重大的违法情形或具有明显的违法情形；(2)行政主体不明确或明显超越相应行政主体职权的行政行为；(3)行政主体受胁迫作出的行政行为；(4)行政行为的实施将导致犯罪；(5)没有可能实施的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结果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结果有：

(1)行政相对方可在任何时候请求有权国家机关，如行为机关、行为机关的上级机关、人民法院宣布该行为无效(行政相对方要求撤销行政行为通常只能在法定期限内通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提出请求)；(2)有权国家机关可在任何时候宣布相应行政行为无效；(3)行政行为被宣布无效后，行政主体通过该行为从行政相对方处所获取的一切(如罚没款物等)均应返还相对方；所加予相对方的一切义务均应取消；对相对方所造成的一切实际损失，均应赔偿。同时，行政主体通过相应无效行政行为所给予相对方的一切权益，均应收回(如此种收回给善意的相对方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行政主体应对之予以赔偿)。总之，行政行为被宣布无效后，被行政行为改变的状态应尽可能恢复到行为以前的状态。

(二)行政行为的撤销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在其具备可撤销的情形下，由有权国家机关作出撤销决定后而使之失去法律效力。

行政行为撤销的条件(1)行政行为合法要件缺损【主体、权限、内容、程序】。合法的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三者缺一不可。(2)行政行为不适当。不适当的行政行为也是可撤销的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撤销的法律结果(1)行政行为自撤销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撤销的效力可一直追溯到行政行为作出之日；(2)如果行政行为被撤销，那么，由此造成相对方的一切实际损失应由行政主体予以赔偿；

(3)如果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行政相对方的过错(如其通过虚报、瞒报有关材料而获取行政主体的某种批准、许可行为等)，或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共同过错(如行政行为是在相对方行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的情况下作出的)所引起的，行政行为撤销，行政主体通过相应行为已给予相对方的利益均要收回；行政相对方因行政行为撤销而遭受到的损失均由其本身负责；国家或社会公众因已撤销的行政行为所受到的损失，应由行政相对方依其过错程度予以适当赔偿；行政主体或其工作人员对导致行政行为撤销的本身的过错则应承担内部行政法律责任。

(三)行政行为的废止行政行为废止的条件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一经作出即不得随意废止，只在具有某些法定情形的条件下，才能依法定程序废止。行政行为废止的条件通常有：

(1)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经有权机关依法修改、废止或撤销，相应行为如继续实施，则与新的法律、法规、规 章、政策相抵触；(2)国际国内或行政主体所在地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原行政行为的继续存在将有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给国家和社会利益造成重大损失；(3)行政行为已完成原定目标、任务，实现了国家的行政管理目的，从而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行政行为废止的法律结果(1)行政行为废止后，其效力自行为废止之日起失效，行政主体在行为废止之前通过相应行为已给予行政相对方的利益、好处不再收回；行政相对方依原行为已履行的义务亦不能要求行政主体予以任何补偿。

(2)行政行为的废止如果是因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废除、修改、撤销或形势变化而引起的，且此种废止给行政相对方的利益造成了损失，行政主体不负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