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观感,十字路口的中国

第一篇：春节观感,十字路口的中国

春节观感，十字路口的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2013年02月18日 07:34 AM

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节人口大规模流动，给了客居大城市者观察家乡（一般为中小城市与农村）的机会。如果将全国各地的回乡见闻汇聚起来，可以形成对中国现状整体上的感性认识。当然，这种短时间的观察和交流可能流于表面或片面，但仍然是窥视中国真相的一个宝贵窗口。笔者综合全国各地的春节回乡见闻，来自诸多朋友以及网友，也有本人的家乡感受，得出一些初步的个人主观判断，但区别于正式的调查和研究。

最直观的判断是，三四线城市（除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城市之外的所有地区级市和县城）的房产购买热潮已渐熄灭。有相当部分城市的商品房滞销，这些城市的政府与国有部门人员，大部分拥有多套相当于特供的住房（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单位住宅），也有富人或动迁户大量投资住房的现象，这形成供给过剩和空置现象，虽然很多农村人口在城市置业，但这个过程已经放慢，显然需求高潮已过，空置住宅需要长期消化。在一线城市，还有大量刚需存在，但因房价过高而无法转化为有效需求；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住宅大约有1/3左右属于投资并推动了价格上涨，形成了真实居住需求与供给间的断裂，积累泡沫。经历缓慢的增长之后，汽车消费迎来了高潮。在三四线城市，私人购车已相当普及并在加速，汽车正在取代地产成为新的消费点。如果说住房是必需的话，汽车消费还有“面子”因素推动。三四线城市旧城区道路规划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自行车时代，完全不能适应汽车运行，因此交通反而比大城市更加堵塞。不过，由于大部分城市都规划和建设了宽阔的新城区，拥堵主要发生在旧城区。行驶成本低的新能源汽车适合在小城市使用，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引导和迎合这种需求。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在未来几年可能继续上升，这对中国石油供给、环境治理以及保护耕地带来挑战。

子女教育是与住房、汽车消费并列的三大消费之一，这也是大量人口从农村到县城、县城去市区等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大规模并校，农村学生上学成本上涨（午餐费和校车费），且教育质量非常低，大部分有钱人都为孩子寻找最好的学校，学区房和借读费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读书无用论”也大有市场，因为大学生就业困难，也找不到好工作，工资收入甚至可能低于农民工和小经营者。对于教育的两极态度或许表明中国的教育质量、经济结构都存在问题。

住房和汽车等消费使得人们日常生活品消费能力大幅降低，因为前者吸收了大部分收入和储蓄，甚至透支未来，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们的省吃俭用，只有在节假日或家庭重要活动时才会有“面子消费”。不幸的是，三四线城市由于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周转比较慢，大部分品牌商品价格远高于大城市和电商，最近几年人工和租金的上涨助推了这一趋势。因此，这些城市除了有特色的餐饮业比较繁荣之外，其他商业与服务业并不发达，为了压低商品价格，三四线城市的商品“去品牌化”（山寨货多），质量较低。考虑到住宅需求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满足，而汽车也逐渐普及，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并使国民收入持续增加，中国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消费能力将逐步增加和释放，健康、文化娱乐、旅游、教育等也将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依靠国民消费拉动的经济体，而这也正是转型的目标。

但是，笔者对转型能否成功持悲观态度。因为绝大部分三四线城市都不具有优势产业，经济增长几乎都是依靠建设新城、基础设施、地产开发等投资拉动，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正如前所言，中国的地产业开发正随着需求减少而降温，这又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而削弱政府的投资能力。目前，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政府背负巨额债务，由于基础设施与新城建设基本完成，这表明政府投资将要面临既无需求、也没能力的困境。因此，无论如何，中国投资拉动从供需双方看，均已动力衰竭。

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以农民工为主的蓝领工资大幅上涨发生在2008年后，这不是政府有意为之的政策结果，除了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之外，主要是货币放水的功劳。即为了应对国际危机，中国政府依靠信贷大规模投资吸收过剩产能，并导致劳动力供应紧张，尽管随后开始执行收缩计划，但货币政策已经被展开的政府投资“绑架”，必须渐进的以“软着陆”方式退出。

中国很难继续依靠债务和投资推动增长了。因为中国的产能和基础设施已经全面过剩（部分城市在投资地铁），而地产业的市场空间也在收窄。尽管政府致力于有名无实的收入分配改革，但没有经济增长，何谈收入分配的调整。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投资拉动经济，必然会制造通胀、更大的地产泡沫（人们依然会将购房作为保值储备），以及债务（金融）危机。庞大的政府隐性债务、民间愈加混乱的集资、房地产泡沫等几乎是大多数城市的现状，政府是否有勇气、有能力让经济软着陆还是一个疑问。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中国各地过去数年造新城（包括开发区）运动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由于政府将权力部门向新区搬迁，也带来大规模的公共设施配置与资源的转移。这个过程提供了大量以建筑为主的就业岗位（短工性质）以及各种衍生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新城占用大量耕地以及住房拆迁，让郊区农民得到占用（拆迁）费暴富。但是，这种增长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增加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一次性的。一旦完成建设周期，将没有其他产业替代来提供就业。

更让人忧虑的是，“造城运动”人为地制造了两个世界——破落的老区和现代化的新区。尽管老区暂时保留着商业的繁荣，但随着公共优势资源向新城转移，老区将逐步沦落为“贫民窑”，甚至荒芜。而那些到处圈占的开发区最终也可能被遗弃。这是因为，中国近些年制造业成本的上涨，让污染严重且能偷工减料的小作坊和小工厂有了低成本生存的空间，这些企业大都是三四线城市开发区的客户，也是当地经济增长的工业支柱。毫无疑问，广泛的污染存在于三四线城市和乡村，大部分人的回乡见闻中，普遍惊骇的是癌症患者急剧增加，这显然与污染有关，医疗费用的大幅增加将使得增长变得没有意义。中国必须逐步关闭这些早该淘汰的重污染企业，否则经济转型与环境治理根本无从谈起，这将对三四线城市的经济造成打击。

笔者并不理解目前政府力推“城镇化”的目的，农民入城是已经启动的缓慢进程，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一个个被弃置的“老城”，农民实际上最有可能成为老区的新主人。笔者认为目前不宜让农民“并村上楼”，因为有能力的家庭均倾向于到公共资源与就业机会多的城市置业，即使在农村也大部分盖了新楼房，“并村上楼”不仅浪费资源，假如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尤其是以基础设施与地产投资为主的三四线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和市场萧条，意味着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消失。这时候农民大规模聚集于社区，而不是分散在与耕地临近的村庄，并生活在熟悉的社会关系中，那么，“贫民窟”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城市化应该重点关注的是“飘泊者”，即大量到珠三角、长三角等工业区打工的产业工人，以及在大城市就业的异乡人。他们以具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年青人为主，既不愿返乡，（相对于高房价的）低收入水平和户籍制度又不能让其扎根城市，成为进退两难的一群。尽管家乡拥有较低的房价和暂时吸引人的收入水平，能够实现买房买车的愿望，但文明程度较低，让这些人更愿留在大城市。这些人在春节期间很容易被家乡发达起来的人看作失败者。羡慕大学生留在大城市有体面工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很多家乡人在财富方面已经追赶上来，甚至生活可能比大城市的中产阶级还舒服。在过去数年，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是最大的输家，因为他们缓慢上涨的工资赶不上房价和物价的涨幅，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可能还不如农民工收入高。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回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城市的服务业价格将因人工和租金而持续上涨，中产阶级的日子并不好过。富人则在为移民忙碌，似乎他们比底层民众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悲观。

当人们为家乡的一些进步而感到惊讶的时候，家乡那些原有的暗淡的部分并没有消失，而且仍然占相当比例。在农村，大部分家庭仍然处于贫穷的状态，只有那些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才变得繁荣，西部农民的贫穷更加普遍，那里似乎是被遗忘的世界。而在城市，很多低收入家庭在过去十数年并没有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但承受了通胀，这意味着贫富差距在原本较为平均的三四线城市与农村也开始加大。

春节社交放大了中国人正在蔓延的某些“品性”，比如攀比、势利以及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人们都在不择手段的努力赚钱，并视贫穷为失败，社会关系变得令人恶心的势利，权力和财富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这种炫耀和攀比风气对很多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构成了巨大的压迫，刺激他们对社会不公与歧视产生愤怒，其破坏力随时可能被某些群体性事件所点燃和释放。令人震惊的是，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居民似乎对发动一次打击贪官、黑社会以及为富不仁的有钱人的“文革运动”感兴趣，从谈话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肃清这些人产生的革命快感。

人们对政治的普遍不满是毫无悬念的，但在最广阔的三四线城市与农村，人们已经普遍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种种不公，并遵循各类“潜规则”生存。因为最近几年卖苦力的底层民众收入快速增长，这种乐观的情绪冲淡了政府腐败与社会不公带来的愤怒。即使自身遭遇不公正的对待，大部分人也会以没有社会关系或能力不够而自认倒霉。网络上的社交媒体很容易给人一种幻觉，即具有公民意识的人在中国很多，事实上，除了发达城市有少部分以青年人为主追求公民权利的人之外，中国绝大部分国民仍然是传统社会的臣民。

他们几乎都不相信通过政治改革能够实现政治清明，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性中有美好的存在，整个社会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不相信政府会真正改革，因为持续改革的结果是政府权力越来越不受约束，改革不过是权贵获取利益的手段；他们不相信民主会起作用，因为官方媒体总是宣传西方式民主带来的混乱以及中国一盘散沙的现实；他们也不相信社会有公正和正义，因为中国自古至今都是人治的、弱肉强食的社会。

有理由担心，一旦经济增长的速度慢下来，贫富差距将急速放大。当普通人失去希望的时候，政府腐败、法治不彰、阶层仇恨、社会不公、价值混乱等问题就酝酿政治与社会危机，就像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末期一样。因此，在经济可能无法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面前，中国最紧迫的是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让人人权利平等，遵守法律与规则，让中国人活的有尊严、有灵魂、有信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唯利是图、以邻为壑、弱肉强食，像是未走入现代文明的“野蛮人”。

（注：作者是资深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第二篇：春节观感：十字路口的中国

春节观感：十字路口的中国

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节人口大规模流动，给了客居大城市者观察家乡（一般为中小城市与农村）的机会。如果将全国各地的回乡见闻汇聚起来，可以形成对中国现状整体上的感性认识。当然，这种短时间的观察和交流可能流于表面或片面，但仍然是窥视中国真相的一个宝贵窗口。

笔者综合全国各地的春节回乡见闻，来自诸多朋友以及网友，也有本人的家乡感受，得出一些初步的个人主观判断，但区别于正式的调查和研究。

最直观的判断是，三四线城市（除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城市之外的所有地区级市和县城）的房产购买热潮已渐熄灭。有相当部分城市的商品房滞销，这些城市的政府与国有部门人员，大部分拥有多套相当于特供的住房（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单位住宅），也有富人或动迁户大量投资住房的现象，这形成供给过剩和空置现象，虽然很多农村人口在城市置业，但这个过程已经放慢，显然需求高潮已过，空置住宅需要长期消化。在一线城市，还有大量刚需存在，但因房价过高而无法转化为有效需求；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住宅大约有1/3左右属于投资并推动了价格上涨，形成了真实居住需求与供给间的断裂，积累泡沫。

经历缓慢的增长之后，汽车消费迎来了高潮。在三四线城市，私人购车已相当普及并在加速，汽车正在取代地产成为新的消费点。如果说住房是必需的话，汽车消费还有“面子”因素推动。三四线城市旧城区道路规划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自行车时代，完全不能适应汽车运行，因此交通反而比大城市更加堵塞。不过，由于大部分城市都规划和建设了宽阔的新城区，拥堵主要发生在旧城区。行驶成本低的新能源汽车适合在小城市使用，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引导和迎合这种需求。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在未来几年可能继续上升，这对中国石油供给、环境治理以及保护耕地带来挑战。

子女教育是与住房、汽车消费并列的三大消费之一，这也是大量人口从农村到县城、县城去市区等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大规模并校，农村学生上学成本上涨（午餐费和校车费），且教育质量非常低，大部分有钱人都为孩子寻找最好的学校，学区房和借读费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读书无用论”也大有市场，因为大学生就业困难，也找不到好工作，工资收入甚至可能低于农民工和小经营者。对于教育的两极态度或许表明中国的教育质量、经济结构都存在问题。

住房和汽车等消费使得人们日常生活品消费能力大幅降低，因为前者吸收了大部分收入和储蓄，甚至透支未来，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们的省吃俭用，只有在节假日或家庭重要活动时才会有“面子消费”。不幸的是，三四线城市由于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周转比较慢，大部分品牌商品价格远高于大城市和电商，最近几年人工和租金的上涨助推了这一趋势。因此，这些城市除了有特色的餐饮业比较繁荣之外，其他商业与服务业并不发达，为了压低商品价格，三四线城市的商品“去品牌化”（山寨货多），质量较低。

考虑到住宅需求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满足，而汽车也逐渐普及，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并使国民收入持续增加，中国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消费能力将逐步增加和释放，健康、文化娱乐、旅游、教育等也将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依靠国民消费拉动的经济体，而这也正是转型的目标。

第三篇：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货币政策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货币政策

一、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面临诸多挑战。简而言之，一是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二是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

（一）国外压力

就国外压力而言，主要是2002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逐渐增大。日本财务相、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美国财长、商务部长、美联储主席、美国总统布什甚至欧盟个别国家（如意大利）都提出要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变本加厉，扬言若中国政府继续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不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就对中国商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

（二）国内矛盾

我国的金融宏观调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1997）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是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供给不足，是资源约束。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是治理通货膨胀，是压速度。第二阶段（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则是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转为需求不足和市场约束。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看主要是治理通货紧缩，是保速度。进入2003年，中国经济运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具体地说由从前简单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转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织并存。

就当前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而言，主要是5个方面：

1、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矛盾

全世界几乎公认我国经济增长的警戒线是7%，换言之，若没有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社会稳定就会成为问题。也可能是由此原因，在我国国内才有“保七”，“保八”的提法。众所周知，要支持经济增长必须有货币供给，但过量货币供给则会产生通货膨胀，同时，也可能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改革开放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国有商业银行以巨额不良资产为代价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20%，不良资产存量高达20000亿元人民币，这种巨额不良资产可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危害经济增长甚或社会稳定。

2、总量性货币政策与国民经济运行中“冷”和“热”并存的矛盾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属总量性宏观经济政策，它的结构性调控功能不如财政政策。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某些过热现象，比如房地产，钢材、水泥、汽车等行业已生产过剩，造成大量积压；与此同时，有些行业仍属瓶颈，产品供不应求、物价趋涨，比如能源、农副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冷热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是货币政策面临的新的挑战之一。就总体情况看，中国经济运行开始面临着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

3、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与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矛盾

稳健的货币政策就其实质而言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深化改革中的某些举措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具体表现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深化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的名义下向旧体制复归。这种向旧体制复归的趋势对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形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主要是：（1）分 1

支机构收缩。对此，有人形象地比喻为从前金融机构是“上山下乡”，现在则是“知青回城”；（2）贷款权限上收。以至于绝大部分县支行甚至地市行几乎没有放款的权利，名义上为分支行，实际上已沦为单纯的储蓄所。调查资料显示，当前国有商业银行项目贷款的审批权限主要集中在总行和省行，省以下机构对项目贷款和新开户企业贷款没有审批权，只有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且金额不大。（3）银行信贷过度向大城市、大企业、重点行业集中，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资金供求矛盾十分突出，结果造成贷款上的“农转非”，资金上的“乡养城”，县域经济出现“金融服务真空”；（4）国有商业银行缺乏经营贷款的激励机制，约束条件苛刻，如强令不良资产比例下降，否则就要降职处分。对此，著名学者刘鸿儒教授曾提出过“过度监管论”。本来，在我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中，国有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强有力的传导渠道，但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为防范金融风险所出台的种种措施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完全背道而驰，造成了货币政策事实上的紧缩效应。

4、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与国内物价稳定的矛盾

2002年我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的外汇储备是2864亿美元，2003年底是4033亿美元，2004年底是6099亿美元，2005年底已高达8189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固然是国力趋强的表现，但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亦会对国内物价稳定形成压力。由于存在巨额外汇占款，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大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巨额人民币投放市场没有相应的商品物资，对国内物价稳定形成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还有许多负面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发行央行票据回笼货币从而支付巨额的金融宏观调控成本；要承受汇率风险。以2005年底8189亿美元外汇储备计算，若美元贬值1%，我国即损失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在一定意义上讲。如何有效管理我国巨额外汇储备资金，考验着我国央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甚至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

5、总量性一体化货币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巨大差距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国民经济运行中潜藏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也日益凸现。就货币政策而言，不仅存在“外患”也存在“内忧”。”内忧”之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且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已处于建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时期。用胡鞍钢研究员的话说就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不仅导致一体化宏观货币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灵，我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亦面临“非常挑战”。如何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区域协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已是当务之急。

二、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

面对国内经济运行中诸多结构性矛盾和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已处于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值得深入研究。

（一）顶住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施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

我国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4%，鼓吹我国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实在言过其实。此外，我国贸易总额中绝大部分是外资企业进出口造成的。外资企业进口原材料增加中国的进口，出口产成品又增加中国的出口，这在一定意义上放大了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与此同时，这些外资企业所赚利润大多又流向国外。对我国而言，仅解决了部分就业和取得了一些税收而已。就其实质而言是“中国为世界打工”。况且，我国外汇储备有相当比重又购买了美国国债，资金已流回美国，2004年我国持有美国国债为1938亿美元，占东亚6国、地区（中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日本）持有美国国债11141亿美元的17.4%，占全世界持有美国国债19359亿美元的10%。

诚然，汇率政策是金融问题，更是国际政治问题。美国和日本转移视线，将国内矛盾国际化，要中国充当“替罪羊”。对此，我国央行和社会各界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是一国的内政，他国无权干涉。把汇率制度当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是不公平的，也是毫无道理的。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对外升值2.1%，并放弃盯住美元转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此实为明智之举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二）货币政策目标应由“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稳定物价，发展经济”

在我国金融界，关于货币政策目标选择曾存在“单一目标论”、“双重目标论”和“多元目标论”等多种观点。单一目标论内部又分为两派意见：一派意见主张单一经济增长，一派意见主张单一稳定币值；双重目标论主张稳定币值、发展经济；多种目标论主张国际流行的4大目标：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此法律规定，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单一目标”；有人认为是”双重目标”；也有人认为是”一个半目标”。应该看到，1995年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是以严重通货膨胀的存在作为背景的，1993年和1994年我国的CPI分别是14.7%和24.1%。今天看来，中央银行法中有关货币政策目标的规定似有修改的余地。笔者认为，将货币政策目标改为“稳定物价、发展经济”为宜。理由是稳定物价一般是短期操作；发展经济则是货币政策的长期任务。西方货币政策目标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四大目标也只是对货币政策目标的理论总结。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经济问题，对货币政策目标大多也只是“相机抉择”。

（三）货币政策应重视结构性问题，由总量调控转为结构调控

在一般人看来，大多数《货币银行学》和《中央银行学》教科书中，都认为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货币政策通过调控货币供给量而改变总需求曲线，进而影响整体经济运行，这种认识忽视了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功能。事实上，货币政策既有总量调控功能，也有结构性调控功能。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存在和应用就是很好的说明。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优惠利率、预缴进口保证金等。显然，这些工具都是有选择地针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加以调节和影响的措施，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和针对性。

同时应该看到，即使作为总量性调控措施的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中也潜藏有结构性调控的功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可施行差别性存款准备金率。1984一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首次规定了各专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的办法，当时实行的就是结构性存款准备金率：企业存款为20%，储蓄存款为40%，农村存款为25%。当然，其初衷是为了集中资金，还不是为了进行结构性金融宏观调控。之后，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金融宏观调控的需要，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过多次调整：1985年，改结构性存款准备金率为总量性存款准备金率，按存款总额的10%收缴；1987年，为了适当集中资金，将存款准备金率由10%上调至12%；1988年9月1日，面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又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3%；10年后的1998年3月，为了化解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启动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对存款准备金政策进一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到8%；1999年1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宣布将法定准备金率下调为6%；2003年9月21日，面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个别行业趋热的苗头，又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7%。2004年4月25日，为了控制个别行业进一步趋热的苗头，遂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为7.5%，与此同时，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经济运行进行结构性调控。应该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将货币政策操作与金融监管相结合，是一项绝妙的金融创新。今后，可进一步实行地区、行业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使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努力开发和启动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

对经济运行施以结构性调节特别是区域经济差距方面的调节，是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

（四）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强化政策调控效应

由于财政金融格局方面的原因，在我国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普遍高估货币政策的作用；而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财政政策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启动内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时人们又普遍看好财政政策而贬低货币政策。对此，李扬研究员谓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导致财政政策重拾主导地位。为此，如何正确看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配合，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践来看，其协调配合作用不容否定。人们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逐步形成了下列共识：（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总供求的平衡，即AD=AS；（2）货币政策利用利率、货币供给量等工具来影响总供求的平衡；财政政策利用支出和税收影响总供求的平衡；（3）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强效应而对治理通货紧缩效应较弱；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强效应而对治理通货膨胀效应较弱。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四种搭配组合即“双松”、“双紧”、”一松一紧”和“一紧一松”，就其实质而言只是抽象的理论模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审时度势、灵活运用。

（五）货币政策是科学更是艺术，必须“相机抉择”

经济学说史上，在货币政策选择上有所谓当局与规则之争。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相机抉择”；货币主义者主张“单一规则”。我认为，“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缺乏实践基础，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其经济运行袖手旁观和放任自流，世界上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奉行一成不变的货币政策。在世纪之交全球面临通货紧缩情况下，国家干预有加强的趋势。由此，我国货币政策必须审时度势，相机抉择，加强“微调”和“预调”，努力提高和强化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功能，为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适宜的金融生态环境。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崔建军，2006年9月19日中经评论）

第四篇：视像中国两地辩论赛观感

视像中国两地辩论赛观感

朱捷

本次是我校学生第一次参加辩论赛，对方是香港圣文德小学的学生。通过辩论赛锻炼了学生的口才，增长了学生的才干和自信心。本人也参加此次辩论赛收益良多，下面谈谈个人体会。

辩论赛也叫论辩赛，还有的叫辩论会。它在形式上是参赛双方就某一问题进行辩论的一种竞赛活动，实际上是围绕辩论的问题而展开的一种知识竞赛，思维反应能力的竞赛，语言表达的竞赛，也是语言综合能力的竞赛。因此辩论赛是集知识、思辩、技巧于一体的智能性活动。

要办好辩论赛，本人认为要做好以下工作：

1、选好苗子

选人必须坚持学生自愿的原则，所选学生不一定成绩很拔尖。本人选的都是兴趣较广泛、思维活跃，关心时事、虚心好学，能言善辩的同学。

2、了解赛规

要办好辩论赛，首先要对学生进行辩论规则教育，如果学生连辩论规则都不懂就不可能有信心参赛。

3、学习技巧

最重要的是学习技巧，除了从理论上学习辩论技巧外，本人还搜集了多届大专辩论赛的录像让学生观看、学习、思考，通过观看录像，学生掌握了一些辨论技巧，提高了学生参加辩论赛的兴趣。

4、收集资料

教师要教会学生收集资料，分析资料，运用资料。进行一场成功的辩论赛，学生一定要准备大量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是通过让学生阅读课外书、报章、上网，请教家长和老师等途径获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学习、思考的过程，为了证明本方观点，必须运用古今中外的例子进行论证，学生在收集这些资料过程中，增长了见识，强化了记忆，拓宽了知识面，也增强了学生参赛的自信心。

5、写好辩词

辩词的撰写要符合以下的基本要求：

1、务必自己动手写辩词。

事先可以请教练或其他人讲一讲，以开拓思路，也可以适当阅读一些辩词以感受、形成自己的“辩词意识”。但是自己的辩词一定要自己来写。写的过程，既是消化、内化辩论战务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强化认识、反复应证战略的过程。通过写，会激活自己的思维和已有的知识的储备。写不出来就逼着自己去钻研；写的顺畅，说明自己对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有把握的。无论如何，自己动手写辩词的过程是进一步认识、消化、内化、强化的过程。无论写的好不好，顺利不顺利末期效果在辩论的赛场上自然会显现出来。也可以请人看，提意见；给人读，看反映；但是改也要自己改，不可以请人写。

2、务必注意时间的分配。

场上陈词的时间是有规定的，因此，陈词的撰写务必要考虑时间的 分配问题。以什么开头，怎么结尾，中心内容是什么，各自需要多少时间，问题才能说清楚，均要认真安排，仔细分配好时间。由于要考虑场上的情况变化而适时改变、增减内容，一般一篇陈词不可写满，一般应该留出30-40秒，以用来场上补充或增加预期的处理。3分钟的陈词一般情况下按语速来计算，大约有850字左右。因此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适当增减，就不会超时或者不足时。

3、务必考虑陈词中闪光的元素。

陈词是根据战略文案的要求来写的，它是辩手对战略文案的体现和落实，辩词必须考虑其中闪光的元素：

趣味元素、诗词元素、哲学元素，这三方面的元素，是闪光点，能够使陈词生辉。

6、角色互换

让四位辩手扮演正反角色作试辩练习。一场辩论赛能否获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驳是否有力，辨论是思维的搏斗，反驳则是交锋的艺术。所谓“兵无定势，水无常形”，或以退为进，或以功为守；或正面迎击，或迂回包抄；„„都需依据辩场形势巧作安排，赛前要求学生思考对手如何出招，出什么招，如何接招，做到知己知彼。然后学生分别充当正反两方角色作试辩练习，在充当正反两方角色过程中，另学生不得不全面考虑问题，有了这样的试辩练习在正式辩论时就能得心应手。

第五篇：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上)

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上）

秦晖发表于2008年10月09日 15:15 阅读(8982)评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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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思想解放形势下，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可能将进一步讨论土地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近来的土地讨论和政策变化，以探讨未来的方向。

关于过去否定“土地私有”的理由

有朋友说：他并不反对土地私有化，但是他认为应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土地首先集体所有，然后再到私人所有。他认为我是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因此征求我的看法。

我对他说：其实我以往在土地问题上发表的一些看法主要是驳论，而不是立论。我觉得现在的土地问题和其他很多问题一样，仅仅说什么私有、公有是意义不大的。因为你讲公有，就有一个所谓“公”是什么的问题，同样要说私有，也有怎么私有的问题。

以前的主流意见否定土地私有制，我觉得其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说什么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兼并、导致社会危机，甚至说会导致农民战争。这应该说是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这个误区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宣传有关。过去反复地讲，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引起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然后导致农民战争，王朝灭亡。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农民战争以后土地就比较平均，然后出现盛世，然后又由于自由买卖，土地又集中起来，然后又来一次循环......这个说法似乎远不止在历史学中流行，现在几乎各方面的人都沿袭这个说法。

但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误解。我已经写过不少研究著述，指出我国传统时代土地并不像传说的那么集中；租佃制也不像所说的那么发达；因租佃制导致的收入不均程度更有限，远非当时社会不公、社会危机的主因；当时如果说有“土地兼并”，其动力主要也不是什么“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而是政治性特权；所谓土地在一个王朝中由初期到末期越来越集中、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由前期到后期也越来越集中的两个“趋势”并不存在；历史上的“民变”与“佃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民变”并非“佃变”的升级与扩大，导致王朝倾覆的大规模“民变”起因除了天灾就是“官逼民反”，与租佃制并无多少联系，其诉求也与佃农基本无关；把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革命解释为土改者与反土改者的斗争难以成立；甚至广而古今中外，在没有专制“圈地”的情况下初始平均的小农社会仅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经济过程变成“两极分化”尖锐对立的危机社会，这种例子还从未有过。

还有人说土地不能归农民私有，是因为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说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讲不能让它私有，我觉得这也是极荒唐的，道理我已经多次讲过。

但是你要说，我就是主张土地私有，这个也很难说。讨论这个问题时张晓山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他说，有人之所以主张把地权交给农民，是为了遏制“圈地运动”，因为土地不是农民的，有权势者不用向农民买，通过“征”的方式想抢走就抢走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我们就把土地宣布为农民的私产又能怎么样？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承认土地私有权，但是我们承认城市住房的私有权，人们是有房产证的，但是政府要“征”那不还是照样征吗？也没有说因为它是私有的就只能自由购买了。

而且从法律来讲，的确也没有哪个国家在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允许对土地完全采取自由交易的做法。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果由于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用地，国家会跟你协商，但最终协商不成功的话也不会允许你任意漫天要价的。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国家都有一个我们称为“征地权”，或者更法律化一点，“最终定价权”。如果你漫天要价，基于公共利益，国家可以有最终定价权，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可以“征”。既然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规则，而我们国家事实上对已经私有的住房也是要征就征的。那么，土地私有权是不是能够真正起到为

农民保住土地的作用，恐怕也值得讨论。因此地权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目前来讲，我觉得如果离开政治、法律体制的改革，任何“所有制”方案都很难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征地中的“公共利益”问题

这里我要讲，重庆的钉子户事件之后，包括江平先生在内不少人都指出，为公共利益征地，其实在宪政国家、私有制国家都有其例，而且举出新伦敦案例等。我觉得这没错，但是有一点，在认定公共利益方面，这些国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为公共利益而征地，而在于公共利益到底怎么认定。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条件下，限制产权自由的具体程序是什么。这是我们跟这些国家最大的不同。

在许多西方国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制，但是公共利益对土地产权的干预和限制，一般来讲都比其他形式的财产要大。这在经济上其实是基于土地财产的一个独特属性，就是它有区位的垄断性。也就是说，其他财产可以有替代，因而就有竞争，比如说我要买房子，你不卖我可以买别人的。但区位往往就没有这个可能，有些地方是独一无二的。我记得好像是弗里德曼还是谁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私有产权通常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限制。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比如说一个沙漠之国，如果它有唯一的一眼泉水，假如泉水所在的这块地是私有的，那么，这个私有显然就不能是自由的。因为泉水是唯一的，他就可以漫天要价。那的确是比较麻烦。

这个问题在农业时代不突出，因为对于农地来讲，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生产粮食，生产粮食的土地，可替代性就大得多，很多地方都可以种粮食。而且就生产粮食这个功能来讲，差别很大的土地也能互相替代：你以为你这土地特别肥沃就奇货可居？你这一亩能产两千，我就到别处买四亩亩产五百的，不就替代了？但是，土地进入非农利用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工程用地的时候，土地主要的价值因素就不是肥沃、生产率等，而是其独特的区位，而这些区位往往又不可替代。这个情况下占有土地的人如果任意要价，那的确会导致重大公共利益受损。

有人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在公共利益方面有具体的限定，比如在产权法中应该列举什么叫做公共利益，比如说盖政府大楼叫公共利益，如果盖商品房就不叫公共利益......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这种列举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什么叫“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个可以“客观”列举的范畴。“公共利益”老实说很大程度是“公共”主观认定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新伦敦案例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营利性企业要用这块地，但是新伦敦的市民都认为应该让这个企业进来，因为，新伦敦原来是美国的一个潜艇基地，它原来的产业链条主要是为这个基地服务的，但冷战结束后基地取消了，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地很多人无法就业。因此，当地人普遍认为应该招商引资来改善就业，那么这个招商引资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性行为了，政府要用这块地来安置这个企业，显然也不仅仅是对企业有利的事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营利性的企业用地，你都不能说仅仅是商业行为，无需公共干预。相反，如果是盖一座政府大楼，是不是就一定是公共利益呢？也很难说。现在政府盖豪华大楼，老百姓对这种行为的利益认同往往还不如对盖商品房的认同。你怎么能断言这一定就是公共利益呢？所以我觉得界定“公共利益”的唯一办法其实就是民主。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制，你就无法界定清楚公共利益。你要“客观”地划定什么叫公共利益，通过划定一二三四来列举，我觉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即便因公共利益也不能随便拿个人做牺牲，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解决这些问题，一般是四步：

第一步，确定这用地是不是公共利益。比如我们要征地盖一所公立医院，就要举行广泛的听证，在议会中讨论，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很长时间，从这个角度讲，民主的确是不太有效率。我对此深有感触，我在哈佛的时候，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装配线广场”(Assembly Square)，原来是通用公司在当地设的一个大型汽车总装线，后来美国制造业衰退，这个地方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停产了，停产后这块地就空着。就为了这块地怎么利用，一直讨论了十几年，到我走的时候都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有人认为应该盖廉租房，有人认为应该建商业中心，还有人认为它就在米斯提克河边，基于生态的考虑，就应该让它空在那里......没有讨论出结果。要说是太没效率了。但是有一点，一旦这个讨论有了结果，那就大家确定这是公共利益了。哪怕就是引进一个营利性企业，也是公共利益。否则哪怕是政府办公楼也不是。第二步，就是自由交易尝试。即使是公共利益，也没有理由说就是要侵犯个人的所有权、强制个人做出“牺牲”。先要跟你做交易，看能否达成购地意愿。如果这个价格双方都认为合理，那当然就解决了问题。如果谈不拢怎么办？比如出现个钉子户，他漫天要价，而且这个价格显然不合理，怎么办？

第三步，请个中介的评估机构给出一个价格，既不是政府，也不是钉子户本身，是中立的第三方，他出来评估这块土地到底值多少钱，不能漫天要价。第三步做出后，这个价格双方都接受，就成交。如果双方仍不能接受，当然假定是钉子户不能接受，钉子户认为他的房子还值更多的钱，那怎么办？

第四步，还要讨论所谓的替代方案选择，就是考虑不用他这块地怎样，可不可以换个地方？替代方案选择又要经过讨论。如果结果是替代方案不可行，或者代价太大有损公益，原来方案还是要执行。到了这一步，公权力就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了。这是最后一步。这种情况下钉子户还要漫天要价，别说政府，公众和舆论也不会同情他。通常也就不会有什么钉子户了。但前面这些个程序在我们的体制下几乎都是缺位的，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仅仅在产权法上“客观”界定，能起什么作用呢？中国能制订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征地的法律吗？世界上没有这种法律，中国就算承认私有制，也不可能把私有制搞到这种地步。但只要允许征地权，就有一个权力怎么行使、公益由谁认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产权”问题了。“集体化”与“被集体化”的区别更重要

所以土地问题并不能简单的一个“私有”就能了结。但是要说“集体所有”那就更麻烦。我始终认为，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对立很可能是个假问题。如果要说真的有对立，我觉得“集体化”和“被集体化”倒是非常严重的对立，而且是根本性的对立。“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区别远远大于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区别。什么叫“集体”？我自己干叫“单干”，大家一起干叫“集体”，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两种情况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构不成对立。只要大家愿意集体一起干，在哪一个“私有制国家”会阻碍这种做法呢？就是在美国，大家真想要集体干活也没有人说不行的。我讲过，当年美国是个全球社会主义者都很喜欢的地方，多少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跑到美国去做实验的，如欧文、卡贝等。从来没人禁止他们。如果最后搞不下去了，那是他们自己后来不能合作，自己散伙了，没有别人不让你搞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集体不是你想搞，而是别人把你关进去，那和“集体主义”是最没关系的。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奥斯维辛算不算“集体”？奥斯维辛的苦力显然不是“单干户”，他们在一起干活，但你能说它是个“集体企业”吗？如果这一大堆囚犯算“集体”的话，那么把他们关在一起需要不需要什么“集体主义”呢？当然不需要。老实说，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是不需要有集体主义的，反而是这些人要逃出来需要集体主义，这些人如果各顾各，根本就逃不出来。

“小岗悖论”其实不悖

前段时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有个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叫做“小岗悖论”。他说，小岗18个农民集体按血手印冒风险搞包产到户，这个事情在逻辑上很荒谬：假如小岗的农民真能那么团结齐心签订“生死文书”，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一起干活呢？他们在一起干活都要互相算计，偷懒、出工不出力，那又怎么能在这个事关坐牢的事情上那么齐心？他说“用集体主义精神去脱离一个集体”是个悖论。我说这怎么是个悖论呢？这根本就不是悖论。关键在于：人民公社是农民“集体主义”的产物吗？我当时举的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逻辑上无疑是成立的：把犹太人赶进奥斯维辛完全不需要他们有什么“集体主义”，相反，他们越各顾

各越容易被赶进去。但是这些人如果要“逃离索比堡”(我们都看过那个电视剧)，那倒是需要集体主义的。各顾各你能逃得出去？

在人民公社时代，我觉得农民的“集体主义”就表现在“瞒产私分”。人民公社时代有的生产队有对付的办法，就是自己另搞一本账目，产量本来比较高我们报得很低，剩下来的部分就大家分掉，这样上面就不能拿走。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很多地方都行不通，就是因为村民心不够齐。只要有一个人告密，这种事情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有些地方人饿死了，而牛却活了下来，因为我们国家有个“私杀耕牛罪”，没有政府同意你是不能杀牛的。大饥荒时一些生产队干部不忍心大家饿死，杀了牛救饥，结果被判了刑。这些人最冤枉，因为他们名义上是为“私杀耕牛”而坐牢，而不是为包产到户而坐牢。所以后来包产到户平反时，这些人也没有得到平反。我认识的原广西环江县委书记王定，他当年就是因为对大跃进有意见成了“极右”，罢官后又被抓去劳改，在广西的石榴河农场，他结识了40多个私杀耕牛犯，都是生产队长，因为杀牛救饥被抓去坐牢的。后来王定平反了，而且很风光，因为后来证明包产到户是正确的，他还跟别人争谁是包产到户的发明人。但那些“私杀耕牛犯”都没有平反，他为之唏嘘不已。然而，这种生产队长当时很少，就因为要冒坐牢的风险，大家不齐心谁敢干？你担风险别人搭便车还是小事，如果有人图赏告密，你就完了。

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地方仓库里明明有粮，但农民就在仓库周围大量饿死。这是什么原因？现在的解释是农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宁可自己饿死也不去动公家的粮食。哪有这回事啊！三年困难时期吃什么的都有，道德约束力其实已经荡然无存。那个时候造成大家在仓库外面被饿死的原因，就是大家不能齐心，各顾各，没人敢打开仓库，尽管如果有人开了仓大家都会“搭便车”，但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

所以我觉得，“被集体化”能够搞成的最基本原因就是农民缺少集体主义。农民真有集体主义，“被集体化”就很难搞。我曾在历史上注意过这样一个现象，苏联搞全盘集体化时，农民的反抗很厉害，比中国厉害得多，后来有人写了本书叫《斯大林的农民战争》，说苏联当时为了平息农民的反抗，最多时出动过三万多正规军，连飞机大炮都用上，死了很多人，最后集体化搞得非常惨烈，农民几乎把大牲畜都杀光了，集体化后苏联的农业也大伤元气，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的时候都没有翻过身来。但是，集体化还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怎样可以从农民那里把尽量多的粮食弄来，维持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因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搞集体化的时候，派到中国的一些苏联专家是反对的。这里要插一句，1929年苏联在全盘集体化的讨论中，当时斯大林曾有一个讲话，他针对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中的一个断言，《法德农民问题》讲农民既是劳动者也是私有者，因此农民问题很难解决，他是劳动者，你不能剥夺他；但他是私有者，又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怎么办？那只能耐心等待。恩格斯的说法，可能要等几代人，要不断耐心说服。斯大林就说，我们用不着这样。为什么？他说恩格斯太保守，因为他看到的是西欧的农民，西欧的农民的确是小私有者，但是我们俄国的农民是有集体主义传统的。的确，俄国历史上就有村社传统。俄国历史上土地就是公有的，一直实行村社制。不但有村社制，还有所谓的劳动组合传统，比如说修水利、修仓库，都是集体。劳动组合的俄语是Artely，这是个古俄语单词，后来苏联搞集体农庄时制定了一个章程，就叫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可见俄国农民是有集体主义传统的，因此斯大林说俄国农民和西欧农民不一样，西欧农民是私有者，俄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集体主义传统，所以我们不需要像恩格斯讲的那样谨慎，我们可以搞得快一点。可是斯大林搞全盘集体化仍然遭到了农民非常强烈的抵抗。

那些苏联专家经历过这些事，到了中国就规劝说，你看我们俄国的农民本来有集体主义传统，搞集体化尚且这么困难；中国农民本来就是一小二私的，从来没有农村公社这种玩意，现在从一小二私要跳到一大二公，不是很冒险吗？我们当初搞很难，你们这么搞就更难。但后来

毛泽东没听，还是搞了。这个集体化当然毛病很多，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毛泽东还是很了解中国国情，他搞集体化要比苏联顺利得多。尽管农民也有不满，但是并没有出现苏联那种农民大规模抵抗的现象。当时1955年、1956年也有过所谓的农潮，但规模都很小，应该说很顺利。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变成一大二公很容易，有集体主义传统的俄国农民搞集体化反而更难呢？我觉得道理很简单，如果小岗村的农民1958年就齐心协力立下那个“生死文书”，“被集体化”会那么容易吗？

其实分析一下1955年、1956年的中国农潮，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55年农潮，最大规模的农潮(当然也都不能跟俄国的规模相比)，几乎都是发生在历史上“族庙公产”所占比重很大的地方。中国在土改以前，东南沿海一带族田很多，珠江三角洲就是个典型，福建、浙江都是这样，苏南也是这样。宗族很发达，有很多公共资产，这些地方农民有比较强的小共同体认同，当年较大的农潮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些地方。广东的灵山事件、永宁事件、曹埠事件，浙江的仙居事件，江苏的泰县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些地方。中国古代就有个传统特点，这种东西东南沿海很多，但是内地很少，长江中游族庙公产就少了，到了黄河流域基本就是纯“私有”，就连祠堂都很少。宗族、族谱、族庙公产都很少，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私田”。但是那些地方搞“被集体化”反而最容易，也没发生什么农潮。所以我觉得，“被集体化”和农民的一盘散沙是最契合的，农民越是一盘散沙，越容易“被集体化”。农民真要有点集体精神，被集体化反而很难。

所以要说“集体所有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中国现在能有真正的“集体”吗？中国农民有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相信是有的。但是第二，假如有，如今的体制能允许吗？我觉得，如今的体制宁可允许私有制，也不能允许这种集体。因此我觉得讲什么先集体化后私有化，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的朋友有句话，“慎谈土地私有制”，我赞成。但我觉得他也要讲“慎谈集体”，甚至更要慎谈。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集体，往往就是“被集体化”。集体与个体的差别其实不大，打个比方，就像在股市上“吃进”(入股)和“抛出”(退出)的差别。但“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差别，就大多了！

土地配置的“效率”与公平

当下在中国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制的理由，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乐观的理由，说私有制可以使土地的配置更有效率，土地的自由交易可以使土地发挥最大的作用；还有一种比较悲观的理由，我称之为消极的理由，说土地私有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遏制官员圈地。既然是我的东西，你就要跟我做交易，不能抢。我认为当前中国土地私有制如果有意义的话，主要在我讲的后一个理由上有意义。前一个理由，现代经济学上很难证明这一点，土地自由交易是不是比征地在所谓的土地有效利用上一定是更好？我觉得这倒很难说。

现在明摆着，如果土地要规模经营的话，用“圈地”来集中土地实行规模经营比向一家家农户购买土地进行规模经营要简单得多，容易得多。在世界范围内，“土地兼并”规模比较大的话，一般都不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都是多少要靠“超经济强制”的办法。有些人说中国能够如此快速地大修高速公路，就是因为“征地的优越性”，这话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我这个说法出来后，美国的文贯中教授写了文章商榷。他同意我的一些看法，但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他说，其实土地私有、自由交易还是最有利于效率，但是我们对效率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不是说一定量土地能产生最多的收益就是效率，而是土地能够满足老百姓的愿望，土地和劳动能够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效率。如果土地私有化后搞规模经营更困难了，按照文教授的说法，这恰恰是效率提高的表现，因为这就可以减少无地农民。

我对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不同意，因为我恰恰是这么主张的：如果土地私有制实行，很可能是妨碍了土地兼并，而不是促进了土地兼并。但是在经济学上，一个要素的“效率”往往不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的，一个要素的效率就是指这个要素本身带来的收益最大化。比如我们讲资金的使用效率，肯定是指单位资金投入的回报率，肯定不是指这个资金投入能安排多少

人就业。我们通常讲土地的使用效率，肯定也是这样，不是指同样的土地能安排多少人就业，而是指用同样的土地能不能实现最低的投入最高的产出。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自由交易是不是最有效率，的确是有待讨论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把地权交给农民，至少会使有权势者任意抢农民土地的现象受到更多的障碍。他不能想抢就抢了。我觉得当今中国农村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问题。自从税费制度改革以后，农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因此，在新时代，我认为土地私有制是目前可以选择的各种方案中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案，我认为它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一，我不认为土地私有、自由交易就可以像某些人讲的那样，消灭小农现象，使得土地转入规模经营。恰恰相反，我认为土地私有，如果使农民有拒绝卖地的权利的话，很可能这个规模经营不会更快。但是这个事情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在非农就业的渠道还没有打开之前，单纯从土地效率着眼，把农民赶走，带来的问题会更多。所以文教授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效率问题，只能说是公平问题，在目前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土地私有制在促进公平上有它的意义。当然能促进公平，不见得就同样促进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