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绩效考核不应与收入挂钩”是伪命题[5篇范例]

第一篇：“医生绩效考核不应与收入挂钩”是伪命题

“医生绩效考核不应与收入挂钩”是伪命题

近年来，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各种意见、通知层出不穷。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矛盾之处。医生绩效考核方案一直是大家热议的焦点，绩效考核与“业务收入”到底应不应该挂钩？

矛盾

2014年3月国家卫计委、财政部、中央编办、发改委、人社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医院的药品、检查、治疗等收入挂钩。

此前，政策也多次强调医务人员的工资不能与业务收入挂钩，开始是不与药品收入，后来增加一条不能与检查收入，再后来直接说不能与业务收入挂钩。2013年年底，卫计委制订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其中明确“不准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

然而，早在2011年，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有关启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1〕10号）。《通知》在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措施方面，提出要“完善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将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与医疗服务的数量、质量、技术难度、成本控制、群众满意度等挂钩，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提高临床一线护士和医师工资待遇水平”。

一时间，弄得医院管理者一头雾水，既要求“将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与医疗服务的数量、质量、技术难度、成本控制、群众满意度等挂钩，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又不允许“设定创收指标”并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医院的药品、检查、治疗等收入挂钩。那么医院绩效工资到底应该怎么发？绩效考核怎么做？

绩效不与业务挂钩？

科学的绩效考核必须是“可量化”的，而实际上医院的业务收入就是最客观最可靠最容易量化的考核指标。因为医疗服务的数量、质量、技术难度、成本控制、群众满意度等，没有那一项不体现在医疗收入上，因为我们现在的公立医院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按照“项目”来收费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技术难度越大、成本控制越好、病人越满意都与医疗收入成正比，也就是一个医生技术水平高、服务态度好，他必然可以赢得更多患者的认同，必然业务收入就高。但我们的政策却偏偏不让与业务收入挂钩，简直是折腾人。

不可忽视的五大拦路虎

以下五点也是不可忽视的拦路虎。

编制制度。在我国公立医院中，几乎普遍存在着编制制度整出来的五花八门的怪现象。一方面很多医院急需的人才由于没有“编制”进不来，另一方面一些并不需要的人却可以拿着“编制卡”进入医院，因这样在公立医院中就出现了大量的“编外专家”。由于是编外人员，很多人工资、评优等就低人一等，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拿不到应有的报酬，反之那些“正式工”却可以不干或少干活而拿着高工资。在绩效考核时很难依据考核结果兑现绩效工资。

职称评聘制度。在职称评聘方面，问题也不少。通常作为硬指标的论文、外语逼出造假成风，“答辩”随意性太大。在聘任时，在岗的没指标，不在岗的捷足先登。在实施绩效考核时无法真正落实“岗位职责”，按岗定责，也没有办法按照岗位职责进行考核，因为工资与职称挂钩。

人事制度僵化。人事被权力捆绑，被权力奴役，人事权成为权力拥有者捞取好处的工具。公立医院普遍存在临时工现象，有的医院这种临时工接近或超过半数，有的从基层借调、借用，有的从社会上聘用，有的已经在县级医院干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已经取得了中高级职称可能还是临时工。而在绩效考核和工资发放时很难做到论功行赏。

医院行政化。由于长期以来医院有行政级别，医院的组织架构、管理都具有浓重的行政化气息，层级多、等级观念过强、以人为本意识淡漠，因此就形成很多“衙门”作风，很多人做事以领导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为标准，管理者不追求管理质量提升而以往上爬为目标。

管理水平差。由于院长是有行政级别的“官”，距离职业化、专业化目标差距很远。医院管理者似乎也没有必要去专心于管理，大部分从事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脚踩两只船，在位时不靠管理拿工资，有朝一日不干了还得做回去，正如一些专家型院长常说的“院长是一阵子，教授是一辈子”。还有一些非专业技术人员，更多的沾染着“官”气，不懂装懂，严重影响着绩效考核的科学实施。

公立医院应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的思路是依据“管办分开”，也就是公共服务的主办者与监管者分开的原则，彻底打破公立医院所处的行政等级体制，赋予其真正的独立法人地位。因此也可以说是“法人化”，具体路径如下：

——建立并完善以理事会制度为核心的新型法人治理结构，赋予理事会行使战略管理的职能。

——建立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购买服务的新机制，促使公立医院行使社会职能，保持社会公益性。

——全面推进全员劳动合同制，最终形成医疗人力资源市场化的全新格局，即医师成为自由职业者、院长成为职业经理人。

——解除不必要的价格管制，尤其是药品加成管制，让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新型的谈判机制，通过医保付费改革，以契约化方式控制医药费用的快速增长。

“去行政化”早已成为中国事业单位体系改革的核心原则之一。但是，“新医改方案”尽管重申了“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原则，尽管也提出要落实公立医院的独立法人地位，却没有明确给出“去行政化”的提法。在实践中，“管办分开”原则更是难以落实。目前有关的讨论和实践，主要停留在将公立医院的经营管理职能，从原来的政府机构分离到另一个政府机构或准政府机构中去。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公立医院的顶层整体改革思路没有对“去行政化”的各项要素加以明确，各地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基本上是在“再行政化”和“去行政化”之间摇摆，在某些方面推出了一些促进公立医院法人化的举措，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继续维持甚至强化已有的行政化体制和机制。

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和难题，其实是如何去行政化，只有理顺了医院和政府的关系，医改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

如果一所医院有一个具有改革精神的有智慧有勇气的领头人敢于大胆探索也完全可以杀出一条路。因为绩效考核作为绩效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更多需要的是韧劲。

绩效工资实际是一把双刃剑，做好会起到巨大促进作用，做不好，也会出现负激励。实施科学的绩效考核非常重要。

朱恒鹏的一段话引发我们深思：“首先，这些人说，我们不能搞大锅饭，要搞绩效考评，实施绩效工资，多劳多得……很对，以“多劳多得”的绩效工资制度形成对医生“多劳”激励。这意味着承认对医生要有经济激励，承认医生有逐利动机，并且利用医生的逐利动机搞对激励。可是他们又说，要消除医生的逐利动机，绩效工资不能和业务收入挂钩。请问，医生到底需要不需要有逐利动机，没有逐利动机，也就是他不在乎收入高低了，你那绩效工资制度有什么用处？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第二篇：教师培训：快乐学习,是一个伪命题

快乐学习，是一个伪命题

文/卢望军

前几天看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西式教育正撒着弥天大谎，但却蒙骗了亿万中国人》。作为一个一线教师，一个从2003年开始，即被教育改革的春风吹拂的年轻教师，读罢此文，我真有“头涔涔而泪潸潸”之感。

此文的观点之一：西方宽松的教育正在偷偷地完成社会分层。从宽松的几乎没有任何压力的公立学校快乐学习几年之后，西方国家大多数孩子的命运不外乎这几种：或者去社区大学再混几年，或者直接去找些社会底层的体力工作度日，或者直接开始拿失业补助，在街上闲逛。可以想见的是，他们的后代也无非是这样的命运，无法实现社会阶层的提升——因为，“在美国，一个不去辅导班补课，不花大价钱去学习才艺参加社会活动去丰富自己履历的孩子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西方最好的教育资源不在公立学校，而在私立学校。当你没有能力进入昂贵的私立学校，也没有钱从课外辅导班购买优质教育资源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无法实现人生阶层的向上流动——于是，在不动声色之中，西方教育完成了社会分层。处于其中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在人生的马拉松赛跑中被甩在后面的。在一锅温水中，青蛙的四肢慢慢地变得酥软，当水上升到足以致命的温度时，它早就失去了奋力一跃的能力。

在中国，读书，曾经是天下寒门学子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与魏晋时期的征辟制度相比，科举考试为广大寒门学子提供了飞黄腾达的可能性。英雄不问出身，只要你能够通过考试，那么即使是像范进那样穷得在集市上卖掉老母鸡买米下锅的老朽，也会立刻身价百倍，成为人中龙凤；而如果你还恰好懂得经营，例如贾雨村，从此青云直上也未可知。

在中国，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曾经是绝大所数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学校乃是神圣的知识殿堂，教师更是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那时，文化事业既不像现在这样繁荣，社会教育资源也是稀缺，于是，所有的希望，都在课堂、都在老师身上。通过课堂上扎扎实实地学习，通过老师可能并不高明但是绝对勤勉的教学，很多农村孩子，敲开了大学、中专的门，从此不再劳力，而是开始劳心，过上另一种迥异于祖辈父辈的生活。

可是，如今，这一切，也就是说下层百姓依托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正像天空中的臭氧层一样，变得越来越稀薄，逐渐渺茫。因为，孩子们仅仅依靠学校依靠课堂，已经学不到足够能够考取名牌大学的知识，名牌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正在日益降低——这固然是因为考试的难度加大了，但难道不也是因为我们中小学课堂教学上的“干货”正在缩水？而寒门学子即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挤进大学的门，毕业之后也发现自己仍然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固然是因为就业竞争压力大，但难道不也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实在没有在大学课堂里学到什么东西？

而有些人，比如那些在西方国家呆了三五年的“小海龟”，那些到西方国家溜达了十天半个月的旅游者，甚至是只通过某些报刊杂志或电视报导捕风捉影的人，看到一点表象，学得一点皮毛，就在国内扯起一面大旗，创立一种新的理念，拼凑出一种模式，在还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真伪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地欲在神州大地推广，并且还被誉为基础教育改革的“春风”，俨然是中国教育“救世主”甚至是“创世主”，这不是急功近利、沽名钓誉，又是什么？可怜我天朝某些国民，总以为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面对一种思潮，一个热门，未经思考就全盘接受，囫囵吞枣不说，还自以为是，恨不能“天下大同”。呜呼，何其可悲可笑！我近两年与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刻意保持距离，也对每一种热火朝天的教育理念慎思明辨，目的就在于，怕自己，盲目跟风上当，以至于误人子弟！

教育是回归常识，而不是追赶时髦。什么是教育的常识？简言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或者三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有些人，以为一分耕耘就能够有三分收获，甚至只问收获不问耕耘，企图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比如一种最可笑的事情就是，上课老师不能讲。老师满堂灌填鸭式当然不行，可是矫枉过正一言不发当观众就能够出培养优秀的学生吗？以这样的逻辑，岂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老师？因为这样的课堂上，老师并不需要“传道授业解惑”，只要“注视倾听鼓掌”就可以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一线教师，学养远远没有达到随机应变、因势利导、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不强调老师的向内生长修炼内功，而注重课堂外在形式的改变，纠结于课堂上讲多讲少的问题，不是本末倒置么？

窃以为，中小学课堂的全面失守，是从课堂模式改革开始的，严谨一点说，是从没有经过审慎思考全盘考虑稳步推进的课堂模式改革开始的。我们注重了学生的热闹，却没有促进学生的思考；我们激发了学生嘴巴的热情，却忽略了学生耳朵和大脑的功能；我们注重了参与的数量，却无法兼顾发言的质量。而更可悲的是，我们的教材编得简单，我们在课堂上教得简单，考试却依然那么难，甚至更难，学生怎么办？找补习班！除了找补习班上小课开开小灶，还有更好的提高成绩的方式吗？我们口口声声提倡减负，实际上，却把想要学好有更长远打算的学生逼进了课外辅导班的教室——一把尺子要求所有的孩子刻苦勤奋学习固然是一种教育的专制，但是一把尺子要求所有的孩子轻松快乐毫无压力地学习，难道不也是一种专制？

举一个最小的例子，自从中小学不讲语法之后，我从初中教到小学，就没有发现一个能够把“的、地、得”全用对的学生。你跟他们讲名词前面用“的”，动词之前用“地”，补语之前用“得”，他们会很傻很天真地看着你，以为你在说天书讲外语。

《西式教育正撒着弥天大谎，但却蒙骗了亿万中国人》一文的观点之二：中国教育是底层向上攀登的阶梯，平民子弟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受苦受累。而西方的教育则是一个分层机制，它的大众教育只提供基本、有限的教育，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从市场上另行购买教育，买不起的人则自然而然地被淘汰了！

是啊，中国教育成就了多少寒门学子！中国教育一向强调“苦读”，以苦作为航行无涯学海的小舟。韦编三绝、囊萤映雪、悬梁刺股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精诵，乃终身不忘也”是我们烂熟于心的训诫。古今中外，大凡有成就有大成就之人，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凡夫俗子难以想象的磨砺，才得以超凡脱俗？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花为了一个季节的芬芳尚且要如此搏击苦寒，而况人乎？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自己，也正是经由考试经由苦读来改变命运的。我记得我们初三毕业那一年，除去寒暑假，我们一年之中，只放了三天假：一天是中秋节，一天是段考之后老师改卷，一天是元宵节。我们是住校生，每个星期只有星期五回家住一个晚上，其余时间都在学校在老师的陪伴下度过。十四五岁的年纪，成天跟同学在一起，早上六点起床，到晚上十点睡觉，学习，锻炼，玩耍，天天如此，但真的没有什么苦和累的感觉——父母也好，老师也好，也没有人觉得我们辛苦，没有人提出要给我们减负，但似乎，也并没有哪个同学因为学习辛苦而抑郁，而心理障碍，而一无是处。当时并没有补课费这一种东西，我们只是带了自己吃饭的米而已；而我们的复习资料，全部都是老师手写钢板、用油印机一张一张推出来的——我曾经帮老师推过一两次，知道必须很用力而且均匀用力，才会推出清晰的效果。假设当初没有老师和我们一起苦拼，哪有我和我的同学今天安逸的生活？我将会在哪个地方打工，拿着低廉的工资，然后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迁徙？

所以，有时候，我想，“孩子学习辛苦，负担重”是不是一种被人为地制造出来，并且放大的感受呢？因为成人世界不断念念叨叨，所以，孩子就把这理论挪用过来，用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以此获得更多的游戏、玩具、吃喝玩乐？好逸恶劳是天性，刻苦自励是人性，提倡吃苦耐劳，提倡艰苦朴素，是用人性的力量，改造天性的怠惰，这是每个人的一生的必修课。

可是如今，在教育改革、学生减负、课堂改革等等理论指导下，很多学校很多老师，以不考试不排名为能事，以不布置作业为能事，以老师课堂上不讲少讲为硬性指标，以孩子们热热闹闹叽叽喳喳为硬性指标，蚕食了课堂应有的质量，导致了教学质量的全面下滑。所谓教学质量，不全部指考试成绩，但考试成绩一定也是指标之一，而且是重要指标之一——因为考试，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用规范的语言，描述自己的所思所想，本身也是一种能力。

教学质量的下滑，在农村里面表现尤为突出。减负后的农村学生，特别是小学生，没有什么作业，也没有什么负担，学习负担轻之又轻。那么，课余的时间，他们在做什么呢？看电视，玩游戏，逗留在网吧，或者呼呼大睡。当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足够的家庭教育的常识，而学校又急急忙忙地减负的情况下，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就处在一个虚空状态了。对了，有人是不是想说做家务？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情况怎么样，就我的家乡，我家的两个高中侄儿来看，农村这些孩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懒得出奇的。那么，这些轻松学习的孩子，成绩到底怎么样呢？有没有实现飞跃？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原来在初中的时候，我的常年教初三的同事每年都用一道数学题来考察他所认为的基础差的孩子的水平。这道题是“ + =？”。年年班班都有学生的答案是“ ”。而关键是这样的孩子，智商没有一点问题。呜呼，学生的知识水平，其差如此！

后来我到岳阳市直小学教书之后，发现市直孩子的文化成绩比农村孩子的成绩不知高出多少，而艺术素养更是天壤之别。至于做家务，我相信我们134班的孩子能够做的饭菜，比绝大所数农村孩子的色香味都要好！城市里面的孩子也许真的没有一般人所认为的快乐自由的童年，但是，他们会有一个更自由快乐的未来，能够有更多自主地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即使是现在，你就一定能够确定，那些在补习班里弹着钢琴、调着色彩、翩翩起舞或者引吭高歌的孩子，不比那些窝在沙发上看冗长的连续剧或者蹲在别人墙角蹭wifi玩游戏的农村孩子快乐？而农村里面那些自由散漫长大的孩子，一旦走上社会，面临工作，就只有被选择的机会。因为他们懂得的实在太少，能够胜任的工作也实在太少，而过度的自由散漫，也导致了他们对社会公德和行业规则的漠视。

也许，他们会浪迹街头，成为一个流浪汉；也许他们会铤而走险，沦为阶下囚；更多的是寄居在一个流水线上某个岗位上，蜗居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拿不多的工资，做很多的事，然后，像一颗草一样，自生自灭。当我们因为流浪汉影响市容而对他们加以驱逐的时候，当我们因为阶下囚危害公共安全而对他们绳之以法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当初，当他们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国家、社会、家庭，可曾给过他改变命运的机会，或者忠告？

这，不就是西方教育正在偷偷完成的社会分层？！在教育改革如火如荼的当下，在课堂模式日新月异的当下，在快乐学习成为国人的共识的当下，作为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中小学教师，尚且年轻的教师，我不是要倒行逆施，只是深深地忧虑：那些农村的孩子，将来拿什么去和城市里面高学分、高素质的孩子竞争！那些农村的孩子，如果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都丢失了，要怎样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上分得一杯羹？那些农村的孩子，如果不能够在课堂上学到足够的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品质，要如何去敲开名牌大学甚至是普通大学的门？

换言之，如果不能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则教育的尊严何在？教师的尊严何在？教育为国计民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俗话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所以，别再用西方的快乐学习来蛊惑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和不明就里的家长们了吧！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孩子，尤其是我们农村里的那些寒门学子，还远远不到享受的时候！

那么，城市里面家境殷实的孩子们，就可以快乐轻松地坐享父辈的福利了吗？非也！

君不见，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虽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可你不能否认的是，王导、王羲之、谢玄、谢安的确是公认的天下名士，而且流芳百世！

君不见，“国民老公”王思聪中学读的是“温彻斯特公学”，大学读是“UCL:伦敦大学学院”。王思聪的大学校友多的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比如印度国父甘地、日本首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还有肯尼亚国父乔莫•肯雅塔、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等。那些以为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只会和网红传绯闻的人，那些看到“富二代”“官二代”就拍板砖吐口水的人，脑子严重进水了！

我常常看见，很多人会以马云为例子，说明人如果求学时代是个顽童，成绩差是不会影响未来的成就的。言外之意，所有今天成绩差的人，将来都可以像马云一样平步青云，而那些成绩优秀的孩子，都是只会读死书高分低能的废物。可是很多人忘记跟孩子讲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虽然马云小学考重点中学，考了三次没有考上，大学也是考了三次才最终如愿，但关键是人家马云知道，成绩再差，也要读书。

读书，才靠谱——过了这么多年，这世界的金科玉律，仍然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是，我们现在所读之书，不仅仅是“四书五经”，而是“百科全书”，是一切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自身完善的知识。

说了这么多，归结于一句话：教育，请让人终身热爱学习；教师，请好好守住课堂的阵地；学生，若想成才，请做好吃苦的准备！因为所谓快乐学习，乃是一个大大的伪命题。

快乐，不是学习的方法，也不是学习的过程，而是，学习的结果。所以，这个命题的正确表述，应该是——学习快乐！

因为学习，所以快乐！

第三篇：副部级监管正部级是一个伪命题

副部级监管正部级是一个伪命题

有媒体报道，今年国务院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可机构设置中仍有一些“小问题”：副部级的国家铁路局要监管可能是正部级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副部级的国家能源局要监管的企业不少和它平级……这怎么管？有公共管理专家认为：“目前来说，关系上没理顺。”

这样的逻辑，等于是说，监管机构必须比监管对象级别高。副部级企业，必须是正部级机构来监管；正部级企业，只能由国务院亲自监管，至少也得是一个平级机构负责。现在既然关系“没理顺”，似乎已经注定了监管要失败。

这种看法很不专业，如果公共管理专家也持类似观点，那就十分地荒唐可笑。政府监管的本质，就是适用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政策，对监管对象的市场行为进行规范。监管须有法律依据，而监管的效力源于法律，与监管机构的级别无关，也不因监管对象的所谓级别而增损。作为监管对象的企业级别再高，也承担守法义务，必须无条件服从监管。

我们经常说，“权大一级压死人”，或者“下级服从上级”，这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现实。但低级别的政府机构“管”级别高的监管对象，其实也是常态。哪怕监管机构级别再高，具体行使监管职能的也只是其二级部门，甚至可以具体到一名处长。在中国古代，台谏机构级别很低，却可以纠察百官。真正管事的是权力，是得到授权的官员，而不是非人格的机构本身。

以为正部级才有资格监管副部级的思维，其实是有“行政级别癖”，它扭曲了政府监管效力的本质。现阶段，一些央企关乎国计民生，而且仍带有企业办社会的特征，国家赋予它们一定行政级别。这种级别享有相应的对内管理权限，也享受一定政治待遇，但与公权力是两个不同范畴。政府监管机构行使公权力，企业是其监管对象，其级别再高，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幻想权大压人，现在是一种流行病，它把公共管理的成败系于监管机构的级别上，汲汲乎级别。铁路总公司是正部级，国家铁路局作为监管者可能觉得很委曲；那些与监管对象同一级别的监管机构，可能也觉得自己级别压不住人。按照这种逻辑，副部级甚至司局级即可完成的监管，非得要“官升一级”。这正是政府机构不断膨胀的根源所在。

我们一直强调建设“小政府”，考诸国际经验，很多国家正是较少内阁部长控制大量低级别甚至无级别的政府机构，实现了完善的公共管理。比如我们的食药监管总局刚升格为正部级，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雇员近万人，却只是美国健康及人类服务部下辖的一个联邦机构。它的权威性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但这种权威性并非来其自行政级别，而是来自法律及其执法的高效。要把市场管好，监管机构的级别不是决定性因素。

换句话说，政府监管靠法治。法治确立，获得法律授权的监管机构就有了权威，至于它是何种级别，其实并不重要。既然政府监管机构淡化了级别观念，把某些企业定为部级、副部级就没有道理了。监管对象没有级别，监管机构的级别除了满足官员的官瘾，也就没有太大管理学意义。政府正可以大量压缩机构、降低机构级别，减少开支，提高效率，所谓“小政府”也就立起来了。

第四篇：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招工难”是伪命题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招工难”是伪命题

许国义

近日，《梅州日报》报道了梅州企业出现节后招工难现象，相比去年同期上万人的用工缺口，今年的用工形势有所缓解，仅缺工8000余人，但有少数企业陷入了“年年招工，年年缺人”的怪圈。市用工办工作人员分析，部分企业自身吸引力不足是根本原因。“博敏、五洲等公司，用工比较规范，待遇较好，在不断扩产的情况下，仍能满足用工需求”。

笔者以为，在我市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出现“招工难”的现象，这是一个伪命题。大方面看，我国当前人力资源还比较丰富，尚未进入“刘易斯拐点”。从我市的实际出发，近几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转型升级的战略部署，全面推动绿色崛起，扎实推进转型升级，淘汰一批产能落后的企业，促进了一批企业技术升级，管理升级。2011年，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提高到50% 以上。通过转型后的企业对高端人才，尤其是高端技术型人才的需求较大。同时，我市以大项目为抓手的招商引资工作成绩显著，仅2011年就引进项目390个。随着一批批项目投产，对工人的需求量增大。在人口红利日渐式微的形势下，好企业不愁招工，而少数企业之所以出现“招工难”，企业自身的吸引力不够，未能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症结所在，或是薪水水平不高，或是管理理念落伍，或是技术能力落后。可以看出，招工难并不是用工荒，是我市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出现人才增长未能满足经济发展要求的矛盾，也是少数企业因转型不到位，吸引力不足导致的用工短暂缺口。

换角度看，招工难会成为这些企业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这值得我们期许。当然，招工难的现象也在提示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汪洋书记指出：“对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不折腾、不懈怠、心无旁骛。”这要求我们要以更大的魄力，更足的信心，更铁的手腕推动转型升级。同时，要扎实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提高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办好重点职业教育，通过筹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提升本地人才培养能力，缓解甚至解决人才结构性缺失的问题。此外，强化教育宣传，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营造崇商重企，尊重人才环境。

第五篇：《乡土中国》读后感：民族劣根性是个伪命题

民族劣根性是个伪命题

——《乡土中国》读后感

渤海郡守

最近，上海交警强行制服抱娃女子的视频又在各个微信群里面刷屏了。一时间各种标题党满天飞，有的认为警察暴力执法，置小孩的安危于不顾；也有的认为视频中的女子罪有应得，警察出手合理；还有观点把女子被制服前的胡搅蛮缠，抱着孩子动手推警察上升到“我弱我有理”的劣根性问题。而一旦上升到这三个字，这个打击面恐怕就太广了。

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个问题似乎一说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上去说几句，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自己说自己的不是谁也挑不出毛病。况且我们中学都学过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那个时候老师就曾经告诉过我们，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揭露，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上了大学读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里面对于“酱缸文化”的批判与讽刺可谓酣畅淋漓。加之中国国力落后的现实，生活水平低下的感受，真是痛感民族劣根性误国误民。

但是民族劣根性这种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一种东西？

这就让我想起一段据说是马云说过的话来：我劝年轻人们不要去读那么多成功学的书，因为有朝一日你成功了，那么你说的话就都是对的。

100年前的中国，我们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我们是错的；

60年前的中国，我们刚刚建国，工业化水平极度落后，所以我们是错的；

40年前的中国，我们刚刚改革开放，追赶先进国家，所以我们是错的；

今天的中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二，国力强盛，甚至有的发达国家都开始要向我们学习了，于是我们突然就对了？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后写了《历史的终结》，这个霸气的名字就是要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的最后形态，历史终结于此！但是在20年后，中国的崛起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现象，于是福山又写下了《政治秩序的起源》来修改他的理论，为中国崛起提供理论解释。

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为清教徒思想和资本主义兴起建立了关联性。而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建立起关联性，写一本《世俗化社会和中国崛起》。

所以鲁迅、柏杨痛批中国人的劣根性，与那个时代有关；文化自信和中国元素在全世界与日俱增，与这个时代有关。等到中国人普通人也大量走出国门后，我们也发现“洋人”的素质不见得比我们高，或者应该更加公允的说：素质低下、公德缺乏的，世界各国都不乏其人。

因此，上面这些归因，与其说是政治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认知失调理论。即相冲突的认知会强迫心灵去寻求或发明新的思想或信仰，或是去修改已在心里存在的信仰，好让认知间相冲突的程度减到最低。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你成功了，就会有很多人为你的成功找理由；你失败了，就会有很多人为你的失败做总结。哪怕这些各色理由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这恐怕就是为什么马云说那句话的原因。

抛开“劣根性”这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概念，我更喜欢使用“国民性”这个更为中性的词来讨论中国人共同心理、行为特征这一文化命题。而要了解中国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从何而来，费正清先生的这本《乡土中国》恐怕是一本绕不过去的高山。全书虽然仅仅100来页，但是里面的观点却极为深刻，洞见远超某些几十万字的大部头。

国民性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而行为的下面是文化，文化的下面是制度，制度的下面是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最终就会形成不同的行为模式。行为模式的好坏却并不取决于别人的看法，而取决于行为人是不是能够在所生活的社会中获得生存与发展。就如同自然选择一样，那些不适应社会的人都被淘汰掉了。《乡土中国》就是按着这个逻辑展开的。

全书共14个章节，从农业生产的特点入手，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象起房子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磊，将中国农业社会中的知识观、道德体系、政治体系、家庭、礼法等方方面面呈现出来。

因此书中一开篇便从农业生产谈起。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土地的依赖决定了定居的生活方式，定居决定了村落的人口增长和家庭家族化，家族氏族化，最终形成表面是村庄（地缘），内核为氏族（血缘）的经济团体，这种经济团体便是中国文化的“根”。有了这个根，便有了各种文化分支。这种农业社会的“土气”和海洋社会的“洋气”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1、定居+家族化/氏族化，形成了熟人社会。再由熟人社会形成：

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重契约而重规矩，因为传统的规矩就是一种默认的契约。而人改造自然的经验，由于定居化，迁移少，使得经验只要在当地管用即可，无需考虑迁移到其他地方是否适用的问题，因此重视个别经验的发掘与传承，而非普遍性原则的探究。熟人社会再加上几十年如一日的缓慢社会变化速度也为礼治——以礼来维持社会秩序，强制力依靠传统规范——提供了基础。而礼治并非文字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温情脉脉，礼教吃人的历史同样证明了礼治拥有巨大的强制力。一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所说的：“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2、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形成了村落的孤立与隔离。

小农经济的低下的生产力和脆弱性，使得集权性质的统治方式无法贯彻到最基层的错落，因而也形成了千百年来皇权不下乡，乡村自治式的管理模式。这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形式既不是完全独裁式的，又不是民主式的，而是长老/乡绅统治。

3、个人，家庭，家族，氏族，这一层层由血缘（父系）关系向外推而形成的亲疏不一的经济共同体，带来了中国文化中最著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论，也带来了圈子式的社会结构、差序式的道德体系。

圈子式的社会结构：所有社会关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越远越疏离。圈子是有弹性的，穷人圈子小，有权有势者圈子大。中心势力的变化带动圈子伸缩。这种圈子文化在今天的中国依旧处处可见。

差序式的道德体系：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由己向外推而形成的，因此在社会关系中，基本不存在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传统道德里没有一个笼统性，普适性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事件当事人与评判者的人伦关系。因此行为的对与错，轻与重都取决于关系的亲疏。

以上几点我是以直线、推力式的方式进行阐述的，但是纵观全书，作者的观点是综合式的，网络化的。如果村庄-氏族经济团体是乡土文化的根，那么社会变化缓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熟人社会、亲疏有别的差序伦理、礼治的政治模式等就是乡土文化的干，而男女有别、孝悌忠信、厚古薄今等思想就是从干上发出来的枝，最后才是行为的叶。

《乡土中国》虽然成书于1946年，却对今天我们去了解中国人的“国民性”同样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而当我们真正把目光投向“国民性”这一问题更深的层面时，我们才能不被那些事件的表面所左右。我们也才会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更有信心，因为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是以村庄-氏族经济单位为基础的农业国了。

备注：以上评论带有私货，包含了个人的解读和运用。如有兴趣，请阅读费老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