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的论文台湾问题

第一篇：台湾问题的论文台湾问题

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先驱。政治和社会的反革命，也同样以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开路。在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正式公开返回台湾、公开变身进入“民主进步党”是一九八八年。民进党将台湾独立纲领正式、公开纳入党纲，是一九九一年。但是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斗争，则早在70年代中晚期就开始了。“台独”运动假借台湾文学论诸问题、族群问题、台湾史论中的各种问题、“命运共同体”问题，民族定义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千方百计，要得出这些结论：台湾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的现实下，台湾已经发展出一个在民族认同、文学特质、自我意识上和中国完全不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宣称远在台湾达成政治独立之前，在文学、文化上早已独立。在这样一个反民族逆流下，台独派以雄厚资源拥有好几家日报、一家全岛性的电视台，几家周刊新闻杂志。“台独势力”并且以乡土教育之名，减少对中国历史、地理甚至语文课程，加强母语（实为汉语闽南系及客家系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的教学。政府以各种“基金”和预算，支持各种“乡土文史调研工作”和“社区重建”，其中就颇有人用来强化社区意识和地方意识。当然，一九九八年由教育当局强行修改国民中学历史及社会科教科书，是明目张胆地经由台湾正规教科书，宣传和中国相针对的、台湾的“国家”史观和“公民”意识，引人侧目。也必须指出：一九八八年李登辉登台以后，不惜以国家政策推行纵容和包庇“台独”的各种措施。二000年民进党政权登上台后，“台独”系文化人、文学家、教授和新闻言论人纷纷上台，占据学术和文化机关的要津。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台独”攻势益形严峻。“文学台独”及其发展形势 如果在大众传播、教育阵地、社区组织等领域中的“台独”运动称为“文化台独”，那么在台湾文学论坛中长期以来的“台独”论，就是“文学台独”了。历史地看来，“文学台独”论和“文化台独”论的发展，形影相随。但“文化台独”最早在台湾出现的面貌，却以台湾文学论的形式提出。早在一九七七年，“文学台独”论的“宗师”人物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虽然在戒严时期还有一些伪装，但却第一次提出了台湾文学的“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第一次提出了台湾在日据下“现代化”历程中产生了“台湾意识”的主张（当然，这种提法都源于“左”派台独“理认家”史明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台湾四百年史》）。一九八一年，评论家詹宏志发表〈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指出若将台湾放在全中国的视野考察，台湾文学如果没有深厚的作品，只能沦为聊备一格的“相对于中国中心的‘边疆文学’”。詹宏志的文章立刻招来“台独派”蜂涌而至的反论。今日成为“文学台独”重要理论家的彭瑞金、高天生和李乔等人，纷纷为文强调台湾文学自有“独特的历史性格”，抨击詹宏志以中国为中心去观察台湾文学。这是台湾文学思潮中第一次强调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和“去中国性”的论说。一九八二年，叶石涛在杂志《文学界》中表示，台湾作家要反映“台湾这块土地”的“真实形象”，“不要执著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台湾的“土地与人民”，并指现“那些站在空洞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叱的文学”是“毒素”，是“公害”。叶石涛说的是台湾作家要有“台湾意识”和“台湾立场”，放弃“空洞”、“神话”般的中华民族主义“亡灵”„„而秉持中华民族立声的文学作品是“毒素”、是“公害”。一九八三年，陈芳明在“台独”化后的《台湾文艺》上发表文章，热烈赞赏叶石涛在《文学界》上的上述文章中肯定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和“自主性”，并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和“诞生”。同年，叶石涛发表〈再论台湾文学的提升与净化〉；林梵发表〈从迷惘到自主〉，都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强调台湾久已与大陆分隔殊途，而台湾文学自日据以来一贯自己发展，从而产生了独自的“本土性”与“自主性。一九八五年，叶石涛为自己的书《台湾文学史纲》写序，强调自日据以来台湾文学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绝条件下，吸收了欧美和日本文学的“精华”，形成“鲜明的自主性格”，发展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家应以“台湾为中心”写作，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一九八七年以后，“文学台湾论”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解严后“台独”较为宽松的环境的形成，逐渐把“文学台独”运动与“政治台独”纠结起来。一九八七年，在德国一场“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研讨会”后，在台湾引发了“台湾作家定位”的论争，在抗议国际场合中台湾作家（文学）被“定位”为中国作家（文学）之余，提出台湾作家定位应与台湾前途定位并同思考，主张台湾文学只反映“台湾经济生活共同体”，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是一种“虚构”与“虚伪”。有人疾呼，台湾文学早就先台湾政治取得了“独立”，台湾文学应与政治及社会的“台湾人解放运动”相结合。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有李敏勇、向阳、羊子乔、刘天风和林宗源等。到了一九八八年，“文学台独”又进一步提出“台湾新民族文学”的主张。林央敏和宋泽莱分别写文章提出了“台湾（新）民族文学”，以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建立台湾优良的“新民族文化”，并最终为“台湾独立建国”服务。到了90年代，叶石涛和陈芳明等人迭次发表文章，其思想内容不外乎一再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立自主性”，不隶属于中国文学。一九九九年开始，陈芳明发表了野心勃勃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企图全面依照“台独”史观和“文学台独”全面炮制合于“台独”尺码的“台湾新文学史”。台湾文学论领域中的统独之争 如前所述，“文学台独”的发展，其实是“文化台独论”、“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份。但“台独”阵营有自己的广阔的言论阵地（如早期党外周刊、月刊如《前进》、《深耕》、《台湾时代》、《八十年代》，报纸副刊如《台湾新闻》副刊、《自由时报》副刊，文学杂志加《文学界》、《台湾文艺》和《文学台湾》等等），而相形之下，反对和批判“文学台独”的阵营只有《夏潮论坛》和后来的《文季》（不久停刊）及当前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势力悬殊，但是台湾文学问题上的统独斗争一直不曾间断。一九七七年，针对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盲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一九七九年，旅日台独派学者张良泽发表〈苦闷的台湾文学 蕴含“三脚仔”心声的系谱＞于日本，主张日据台湾塑造出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国人的“三脚仔”台湾人。而台湾文学就是“三脚仔”的“心声”。一九八一年，陈映真写〈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加以批判。一九八四年，陈芳明发表〈现阶段台湾本土化问题〉后，吴德山（杜继平）则写〈走出“台独意识的阴影：宋东阳（陈芳明）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加以驳论。针对张良泽分别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发表的＜战前在 “台湾问题的论文”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和〈西川满书志〉，陈映真在一九八四年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批评西川满有台独意识和“热爱台湾”的谬论。统独双方对日据下台湾“皇民文学”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表现在张良泽在一九九八年〈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力言在日据战时下的台湾，写“皇民文学”既普遍又不得已，后人不宜妄加评论，而应加以理解。两个月后，陈映真写〈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加以驳斥。又不久，彭歌写《醒悟吧！—回陈映真〈精神的荒废〉》。三个月后，陈映真写〈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彭歌先生〉，加以反论。一九八八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冬季号）发表了陈映真、曾健民和刘孝春、陈建忠等人的文章，编了“台湾皇民文学和理论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的专辑（一九九九·人间丛刊）秋季号），刊出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试论“皇民文学”〉及陈映真前述〈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也特别针对同情台独的台湾文学专业的日本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的谬论，加以批驳。还必须特别提到，一九九七年（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之际，统独两派各自组织了研讨会。陈映真和曾健民分别发表了〈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和〈民众的和民族的：乡土文学论争的精神与70年代思想精神的再确认＞，前者从战后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颠覆来确认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从而批评“台独”派文论亟欲篡夺乡土文学论战的果实。另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则直接批判陈芳明的论文〈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一九九九年八月，陈芳明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他企图雄霸台湾文学史论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并刊出其绪论性的首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号称要根据日据期迄於今日的台湾“社会性质”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从而炮制了日据“殖民地社会”阶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再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四五—一九八八）以及“后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八八迄于今日）。二000年七月，陈映真在同杂志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依据科学性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推移的理论，彻底论破了陈芳明自己杜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从此，双方来回交锋了三回，至二000年十二月，陈映真发表〈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及台湾新文学业史论可以休

第二篇：台湾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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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自修课

专题读书论文（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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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教务处制

摘要

台湾问题是中国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台湾的分裂消耗了中国太多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使得我国无法为自己更深层的国家安全利益进行更为全面的统筹与布局。但武力统一不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也不一定是最终选择！和平统一台湾完全是可以争取的，这事关我们中华民族的盛衰荣辱，事关中华复兴以及和平崛起战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所谓巨大的推动作用，台湾问题的解决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两年来，台湾海峡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无论台湾岛内政局、海峡两岸关系及中美间 围绕台湾问题而进行的斗争，都有一些新情况、新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

关键词：台湾问题 两岸关系 祖国统一

1.概述

台湾问题，或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退守台湾开始所衍生出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台湾问题是关于台湾的政治地位及其主权归属问题，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二）台湾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的问题。

（三）台湾问题的本质是分裂与反分裂、“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焦点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的斗争。

2.台湾问题的本质

历史上，台湾曾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先后占领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归还中国。但是，1949年后，台湾与祖国大陆一直处于分离的状态，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插手台湾问题，使得台湾问题又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

3.台湾问题的现状及国内采取的措施

一湾浅浅的海峡，将两岸隔开了六十多年。六十多年来，台海风云变幻，海峡波翻浪卷。变幻的风云后面有人，翻卷的波浪后面有事。两岸的关系从紧张对峙逐步走向和平发展，逐步进入大交流、大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虽然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是整个国家的不幸，也是所有中国人的不幸，但是所有的中国人无不怀抱无限希望，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台湾问题形成已久，是历史存留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需要两岸领导人持续不断的努力与坚持。为了实现两岸人民正常往来和国家早日统一，中国政府在坚持和平统一的立场之外，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

政治方面，积极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化解敌对情绪，推动两岸政治关系正常化。经济方面，敞开门户，为台湾的进出口贸易提供相关的优惠政策，促进两岸的经济交流，以经济交流拉动两岸的互动。

军事方面，主动缓和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状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对于其他方面，如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政府亦持积极态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鼓励发展两岸同胞在这些领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同“海峡交流基金会”的密切联系，维护了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4.实现两岸统一的障碍

（一）台湾岛内长期存在的分裂意识

坚持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是台湾的一个大党，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这对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的构建有很大的牵制作用。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益频繁，“台独”分子越来越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的和平统一产生了许多不好的影响。“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而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限制交往、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的政策，又实际上为“台独”活动提供了条件。应当说，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极少数“台独”分子鼓吹“独立”，甚至投靠外国，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违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二）美国等外部国际势力的插手

某些国际势力不希望中国统一，仍千方百计插手中国内政，支持台湾当局的“反共拒和”政策和岛内的分裂势力，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制造障碍，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美国是阻挡两岸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矛盾和斗争仍会持续下去。然中国的最终统一乃大势所趋，绝不是美国少数反华势力所能阻挡的。中国政府的对台斗争，从某一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对美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不会改变，它就像“钟摆”一样，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轴心，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时左时右地摇摆不定。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然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民的支持下，海峡两岸终将统一，两岸中国人民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5.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法

第一，增进共识，确认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随着岁月流逝和社会的前进，面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两岸都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统一、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为己任，以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结束两岸之间的分隔与对峙。

第二，增进互信，加深理解。传统文化尤其是长期占居中国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联系两岸人民的纽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深渗透入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维持了两岸同一民族的心理稳定性。大力进行两岸传统文化交流，可以唤醒台湾人民的“大中华意识”。如果未来两岸能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基础上的统一，更是全球华人所乐见的，搭好对话桥梁，沟通谈判渠道。第三，增加民间交往，扩大经贸合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之间文化、艺术、体育、演艺、学术、科技的交流不断增多，两岸人民受益日增。但总体上看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台湾当局的阻挠和限制。如：两岸不能全面直接“三通”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与加强。至于未来两岸经济贸易合作与发展，则更是前景广阔，机遇多多。两岸经贸互补性极强，内地有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充裕的劳力，台湾有较雄厚的资金和较强的技术。

用战争的方式来实现统一的话，无疑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万不得已不会走这一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可取的一个方法。

6.总结

如今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曙光，是因为两岸尤其是国共两党有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基础。一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二是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三是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四是两岸相互信任的初步建立。五是主张两岸共同繁荣与发展。如今两岸和平发展出现了历史机会之窗，如何把握与建构，是一个两岸共同需要做出战略考虑的重大问题与需要共同努力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中国同各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坚信，在包括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第三篇：浅谈台湾问题论文

漫谈台湾问题

【摘要】近两年来，台湾海峡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无论台湾岛内政局、海峡两岸关系及中美间 围绕台湾问题而进行的斗争，都有一些新情况、新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

[关键词】 解决 台湾 统一 稳定 一 前言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领土完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一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已然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2、两岸和平统一有两大障碍、台湾岛内长期存在的分裂意识。美国的干扰

(1)坚持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是台湾一个大党，不承认“九二共识”，对两岸和平发展框架的建构有很大牵制作用。在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冲击下，两岸关系一时很难缓解。一段时间内，“政 治冷”和“经济热”的形势还会有所继续.但从短期看，也许 是政治决定经济；但从长远看，一定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与经济是不能完全分开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决定两岸关系未来的是两岸的广 大

民众，是关系到两岸人民切 身福祉的经济利益，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 观经济规律，而绝不是台湾岛内少数顽固不化的“台独”分子，更不是他们所高唱的那 些远远脱离人民需要的空洞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口号。

因此，我们一定要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对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充满信心。

(2)美国是阻挡两岸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 题的矛盾和斗争仍会持续下去。然中国的最终统一乃大势所趋，绝不是美国少数反华势 力所能阻挡的

中国政府的对台斗争，实际上是对美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 不会根本改变。它确实有点像“钟摆”那样，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轴心，随着国际形势 的变化而时左时右地摇摆不定。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然而，在包括美国在 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人民的支持下，海峡两岸终将统一，两岸中国人民终 将取得最后胜利。

三、台湾问题解决方法

第一，增进共识，确认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随着岁月流逝和社会的前进，面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两岸都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统一、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为己任，以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结束两岸之间的分隔与对峙。

第二，增进互信，加深理解。传统文化尤其是长期占居中国主导地位 的儒家文化，是联系两岸人民的纽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深渗透入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维持了两岸同一民族的心理稳定性。大力进行两岸传统文化交流，可以唤醒台湾人民的“大中华意识”。如果未来两岸能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基础上的统一，更是全球华人所乐见的，搭好对话桥梁，沟通谈判渠道。

第三，增加民间交往，扩大经贸合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之间文化、艺术、体育、演艺、学术、科技的交流不断增多，两岸人民受益日增。但总体上看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台湾当局的阻挠和限制。如：两岸不能全面直接“三通”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与加强。至于未来两岸经济贸易合作与发展，则更是前景广阔，机遇多多。两岸经贸互补性极强，内地有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充裕的劳力，台湾有较雄厚的资金和较强的技术。

用战争的方式来实现统一的话，无疑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万不得已不会走这一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可取的一个方法。

五 总结

如今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曙光，是因为两岸尤其是国共两党有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基础。一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二是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三是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四是两岸相互信任的初步建立。五是主张两岸共同繁荣与发展。如今两岸和平发展出现了历史机会之窗，如

何把握与建构，是一个两岸共同需要做出战略考虑的重大问题与需要共同努力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中国同各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坚信，在包括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第四篇：台湾问题论文

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1949年至1979年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而展开的军事政治斗争及其结果，不仅对迄今为止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带来许多变数。因此，考察1949年至1979年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而进行的军事政治斗争历史，对于深刻认识中美关系的演变及前景，尤其是对于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中正确处理和因应美国因素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台政策变化的转折点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正是从这时起，美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已对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权丧失信心。1949年1月，李宗仁在美国支持下，迫蒋下野。同月27日，美军顾问团撤离中国。当时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土地改革者”，也希望共产党掌权后能倒向西方。因此，当同年4月国民党政府南京失守迁都广州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仍留在南京等待解放军进城，意在同共产党人接触。但此时在美国国内掀起一股反共情绪。以军方为代表的鹰派对司徒雷登的用意不以为然。不久，便把他召回美国。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中强调了“一边倒”的方针，提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8月5日，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将蒋介石集团的贪污、腐化、专制、昏庸一一细说，以说明国民党的失败是咎由自取，而非美国支持不力。台湾方面的学者指出：“这是杜鲁门政府对一个曾经并肩浴血苦战的盟邦所作最不公正的缺席审判。”（注：陈志齐：《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23-24页。）蒋经国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注：蒋经国：《我的父亲》第62页。）

对白皮书的发表，毛泽东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系列文章予以驳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美国国务院举行远东问题圆桌会议，讨论的重点是承认中国问题。当时的舆论分为三派：一派主张立即或在限期内承认中国；另一派主张有条件的承认；第三派则主张更积极地援助蒋介石的政权。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和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方是第三派的主要发言人。

但是当时的杜鲁门和艾奇逊已决定从台湾“脱身”，不想再在经济上、军事上去填这个无底洞。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说：“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重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注：美国《纽约日报》，1951年6月2日。）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

总之，这份被称为“28号特别命令”的文件，再清楚不过地显露出美国已准备抛弃台湾当局，采取“袖手政策”（Offhands Policy）。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声明。他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并称，美国和其它盟国尊重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已有4年了。接着他说：“美国对台湾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地，美国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的意见。”（注：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档案组，第370匣“福摩萨黑皮书”中存有杜鲁门1月5日声明副本。）

如前所述，杜鲁门1月5日声明是美国政府表明遵守国际条约和协议，不干涉台湾问题的一项最明确的表示，但它仍是不彻底的，问题就在杜鲁门后来加上去的“目前”二字。对此，艾奇逊在当天下午专门解释总统声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目前”这个词意味着“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在远东的军队可能受到攻击这样一种不幸的情况下......自然这未必会发生......美国必须具有为其安全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的完全的自由。”（注：美国国务院编：《国务院公报》第22卷第550期（1950年1月16日）第79-81页。）这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潜台词。

1月13日，在美求援达一年之久的宋美龄在饱受冷落鄙夷之后黯然返台。此后不久，美国开始从台湾撤走侨民，这暗示美国已认定台湾很快将被共产党攻占。与此同时，美国也未放弃再在台湾演出“换马”的企图。美国想以李宗仁代替蒋介石，以给在美养病的李宗仁以国家元首的待遇。当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时，美国的杜鲁门仍以总统的身份接见李宗仁“总统”。

而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1950年4月30日，海南岛全境解放，全歼蒋军3万余人。5月18日，人民解放军又解放舟山群岛。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在华南各地修建军用机场30个，400架战斗机已进入战斗状态；在福州、厦门、汕头等港口，大量登陆艇及船只已进入起航准备。到了7月，台湾海峡风平浪静之时，数10万精兵将越海投入战斗。当时的情况正如美国“第28号命令”所说的“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国民党“在那里将和其他地方一样容易被攻破。”5月27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承认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至于蒋介石本人，已对手下将领明言：“如果台湾不保，我是决意不会走的。”据蒋经国后来回忆，当时蒋介石已下定“杀身成仁”的决心，并勉励其将领“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选择最有意义的死。”

此时，只要一声令下，渡海作战，台湾的解放不是不可能的。但就在此时，6月25日的清晨，三八线上的枪声终于打破了寂静，美国迅速改变了对台政策。6月27日，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6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和1艘运输舰侵入台湾海峡。杜鲁门还在声明中说什么“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经由联合国的考虑。”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从而推翻了他本人在半年前所作的声明。台湾问题由于美国的插手，变得复杂起来。

二、“对日和约”会议和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美国谋求长期侵占台湾的“合法化”

战后，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更重视日本作为战略基地，要纳入它的战略体系中。美国片面炮制的对日“和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其目的是谋求使其长期占领日本“合法化”。

1950年10月，美国提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备忘录。当即受到苏联和中国政府的质询。1951年7月20日，美国又发出了片面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通知。8月，美英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定本”。其中，在领土问题上它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议的规定，故意把我台湾、澎湖列岛等归属问题弄得含混其词，声称要留待英苏中美四国决定，如在条约生效后一年内不能作出决定，则由“联合国大会决定”。由于当时根本不存在召开四国政府代表会议的可能性，其实质就是企图长期霸占台湾、澎湖等中国领土。同年9月4日至8日，“对日和约”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主要对日作战的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参加会议，而苏联、捷克、波兰拒绝出席签字仪式。在美国的操纵下，“对日和约”炮制出笼。同时吉田政府在美国指使下，也同蒋介石集团签定了所谓的“和约”，并建立“外交关系”。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缔结军事同盟协定，拼凑双边或多边的军事集团就成为美国实现其称霸世界战略的重要手段。1953年9月，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规定：蒋军的整编、训练、监督和装备，完全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蒋军的调动须得到美方“同意”。把台湾澎湖列岛及沿海一些岛屿列入协定中所包含的范围，并成立了由美国控制的“协调参谋部”。1954年12月2日，美国又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条约”共有10条，其中规定：一旦“缔约国之领土”受到“武装攻击”，应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政府在台湾、澎湖及附近有“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力。还规定“条约”“应无限期有效”。“条约”还把蒋介石集团的所谓“领土”规定为台湾与澎湖列岛，并可扩大及经美蒋双方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12月10日，在美蒋交换“谅解”的“换文”时，由美国提出，蒋介石集团“同意”，美蒋在使用武力时须经“共同协议”，把“条约”运用范围局限于台、澎，而不包括由蒋军占领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及蒋军的军事行动要事先得到美国的“同意”。这是美国明目张胆地以战争威胁手段阻挠我国的神圣统一事业，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大暴露。而且，通过非法的“美蒋条约”，使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正式取得了在台湾、澎湖及附近地区部署军队的“权力”。

三、金门炮战：美国划峡而治阴谋的破产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台湾被正式纳入美国的“反共防御体系”之中，台湾被美国视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麦克阿瑟语）和“反共前哨”；国民党政权也因此立住脚跟，得以偏安一隅。然而，美蒋之间存在着一些重大矛盾。美国深知国民党“反攻大陆”、“光复国土”从军事上讲已无可能，因此对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骚扰活动并不积极支持，而是希望国民党军队固守台湾，确保台湾这块基地，实现“划峡而治”，即确保台湾岛永远脱离中国而“独立”。因此，美国竭力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联合国托管台湾”、“台湾中立化”，意在混淆国际视听，使国际社会不再视台湾为中国之一部分，也意在使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计划，专意守住台湾。对美国来说，“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而国民党集团也深知，如果放弃“反攻大陆”，他们便不能自称是“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甚至也无理由在台湾立足。因此，他们必须坚守“一个中国”和“反攻大陆”的口号和目标，而反对“划峡而治”。而其中的关键是，是否守住金门、马祖等岛屿。

1895年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只是规定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而不包括金门，马祖。而国民党退踞台湾后又事实上占据着金马。退一万步假如说台澎由于日本占领50年后归还给谁尚不明确而“地位未定”的话，那么金马从来就在“国民政府”有效管理之下，从未被他国占领，从未有“地位未定”问题的出现。因此，对美国来说，要通过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制造“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金门、马祖是累赘和障碍。同时，国民党军队继续占领金马与人民解放军近距离对峙并不断挑衅，只会促使解放军更早南渡攻打台湾。于是，美国政府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所以在《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国也并未把金、马列入“共同防御”的保护范围之中，并想以此迫使蒋介石放弃金马。而对国民党来说，金马是他们“对大陆主权的象征”，是“反攻大陆”的桥梁或跳板，是军事反攻的“前沿阵地”，因而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1958年7月中旬，美国和英国的军队相继入侵黎巴嫩和约旦，在中东制造紧张局势。同时美国又支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战争挑衅。早在1958年3月，美国把17个不同系统的驻台侵略机构合并在一个统一指挥系统之下，成立了“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其司令官拥有指挥在台湾地区的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全权。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集团大肆叫嚷“反攻大陆”，将其三分之一的兵力集结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并疯狂对大陆进行骚扰破坏。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狂妄地叫嚣，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那样登陆。8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致美国驻外使团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恶毒攻击中国内外政策，不承认新中国，阻挠一些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并为其军事干涉制造舆论。

为了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和武装挑衅，也为了击破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从8月23日中午12时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等岛屿的蒋介石军队实行炮击，揭开了炮击金门的序幕。当天2小时的炮轰，发了4.5万余发炮弹，击毙了金门“防卫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员”吉星文、赵家骧和“空军少将”章杰。猛烈的炮击一直持续到10月5日，据台湾当局统计，在这44天内，金门及大担、二担等属岛共落弹57万余发，平均每平方米落弹3.86发，同时期内，马祖蒋军阵地亦遭人民解放军猛烈炮击。

炮击金门纯属中国内政，但美国对此横加干涉。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硬说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行动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扬言要用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并不断从本国和地中海陆续调集军队加强第七舰队。但它又害怕真的与中共作战，陷入更深的泥潭，所以拒绝对是否协防金马明确表态，更希望蒋军撤出金马。杜勒斯等人说蒋军驻扎在金门、马祖是“愚蠢和不明智的”，企图使蒋军撤出金马等沿海岛屿，把台湾与大陆完全隔离开，然后利用联合国“托管”台湾，实现其“两个中国”的阴谋。对此，蒋介石则公开对美国记者表示，“假如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亦是片面的声明”，“无接受的义务”。美蒋矛盾公开化。

为了粉碎美国使台湾和大陆分离、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的阴谋，我决定暂时不攻击金门和马祖岛等岛屿的蒋军。10月6日，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即日起，在没有美国人的护航条件下，停止炮击7天。10月13日又宣布再停止对金门炮击2周。命令指出，这样“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充......以利他们固守”。并明确宣布“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10月25日，中国国防部长在《再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宣布对金门及其附近岛屿逢双日不打炮，单日可能打炮的规定，以利蒋军“长期固守”。这是当时形势下的最佳斗争策略。中国政府采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策略，粉碎了美国“划峡而治”的“两个中国”的阴谋。1958年12月10日，美国宣布从台湾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又一次较量宣告结束。

1958年的金门炮战促使国共双方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通过此次战役，共产党人既看到了美国策划“台湾独立”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也看到了美蒋间的重大矛盾及国民党占据金马对其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意义。因此，停止了收复金马的军事行动并断断续续炮击金门直到1978年。中国政府旨在以此沟通两岸政治信息，使中国保持内战状态，以阻止美国插手，让国共两党自己来解决统一问题。可以认为，中共在金门炮战后已改变了消灭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和平统一”的方针已开始酝酿。在国民党方面，经过此役，他们也感到“反攻大陆”从军事上希望不大，因而改提“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从”或“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后来更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四、蒋介石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挫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各种组织的席位，理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行使其拥有的权力。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执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操纵表决机器，一次又一次蛮横地否决了一些友好和主持正义国家所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力的要求。

随着新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和联合国成员国结构的变化，为了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自1961年起，美国又玩弄新花招，硬说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实质”问题、“重要”问题，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才行。所谓“重要问题”，《联合国宪章》这样规定：“重要问题的决定，诸如和平与安全建议、选举会员国担任各机构成员、接纳新会员国、中止会员国权力和开除会员国、托管问题以及预算事项等，必须由三分之二多数决定。其他问题以简单多数决定”（注：见《联合国概况》（中英文本）第7页。）。中国代表权问题根本不属于“接纳”或“开除”会员国的范畴，美国政府蓄意歪曲中国代表权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达到继续使台湾当局非法地在联合国占据中国的席位。1970年11月，第25届联大第一次以51票对49票的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等18国提出的关于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提案后，美国政府又在当年抛出了所谓“双重代表权”方案，即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要继续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妄想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

1971年9月21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22日，联大总务委员国通过表决，决定将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的表决先于美国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表决。

正当在联大关于中国席位激烈辩论之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访华的活动也在加紧进行。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联大”的辩论，使一些原来美国的支持者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华政策。10月25日，纽约联合国会议大厅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美国的“重要问题”提案以59票对55票、15票弃权被否决。接着，大会又以76票对35票、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2758号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至此，经过22年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挫败了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

五、尼克松访华和美台断交：中国对美斗争的重大胜利

60年代末到70年代，面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和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起落，美国开始调整它的对华、对台政策。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着手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并多次发表谈话，希望中美接触的大门能逐步打开，“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种较正常的关系”，“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并求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把这些信息转达给中国领导人。1970年1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双方均表示了进一步对话的愿望。10月25日，尼克松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转告中国，美国愿意派一名高级使节访问北京。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访问时突感“腹痛”需要休息，可他却秘密地由伊斯兰堡直飞北京，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经过了数天会谈后，7月15日，中美双方发表了震动世界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公告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毛泽东主席会见了美国客人。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认真、坦率的会谈。2月28日，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是中美两国政府对双方关系和对国际形势各自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它既载明双方的共同点，也载明了双方的分歧点。关于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是其最突出的问题。中国方面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还确认将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全部撤出台湾。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和发展，后基辛格又多次访华，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1973年2月，两国达成了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的协议。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其继承者福特总统也于1975年12月访问中国，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两国的贸易额也从1972年的9600万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9.3亿美元。1973年11月，在基辛格访华后所发表的公报中曾明确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只有在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国政府曾多次指出：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政府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美国武装力量，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等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

1977年5月，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随即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他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强调美国在美中关系上有三个根本信念：美中友谊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表示克服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对此，“美国已经拿定主意”。布的访华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朝前推进了一大步。7月，卡特总统表示，美国已下决心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同中国举行谈判。10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时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决断，重申了中国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的三个条件，同时又表示同意按日本方式解决问题，即中美关系正常化，允许美国与台湾地方当局在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保持民间来往。中美建交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

1978年12月中旬，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和原则，中美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商定，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提前于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北京时间）公布。

《联合公报》明确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的关系”。双方重申了《上海公报》中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强调：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美国政府再次表示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在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美国将于1979年1月1日通知台湾：1.“结束外交关系”；2.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通知送达后一年予以终止。还表示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余留军事人员。联合公报和美国政府声明的内容表明美国已事实上接受了中国历来坚持的“断交”、“撤军”、“废约”三项建交条件。

1979年3月1日中美两国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

六、美国制定《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摩擦的隐患和根源

美国在中美建交时发表的政府声明中，虽然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又表示要“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加以解决”。为了维护美国在台的利益，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就建立了与台在非官方形式下的各种实质性关系。1979年4月，美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明确规定：“美国将以台湾足以维持其自卫能力所需要数量的防御武器与防御服务供应台湾”，“保持美国对抗以任何诉诸武力或者其他强制形式而危害到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与经济制度的身份”（注：《美国、台湾、大陆》，摘自台湾《风云书学》27，第374-375页。）。美国还有意给美台关系抹上官方或半官方的色彩。美台互设的非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于1980年10月在华盛顿签署协定，授予双方派驻对方人员以“外交特权和豁免权”。1988年11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台湾前途决议案》（即74号“决议案”），声称“台湾的前途必须和平解决，其方式免于强制，且为在台湾的住民所能接受的，并须符合国会所制定的各项法律，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签订的公报”。1984年3月，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工作阶层的官员”（包括副助理国务卿、部长级以下的官员）可以“美国在台协会”顾问的身份赴台“旅行”。同年8月，美国医学代表大会批准的总统竞选纲领中说：“保障台湾的自由仍然是我们政策的一个极重要方面，我们准备帮助台湾捍卫这种自由，继承威尔逊的传统，我们支持自决原则”（注：苏联《远东问题》1987年第5期。）。特别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美国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立场，坚持对台军售。在1979年和1980年两个财政中，美国共向台湾出售11亿美元的武器，平均每年5亿5千万美元，超过了断交前1979年4亿3千万美元的水平。

美台经济贸易也未受断交而影响，反而迅速发展。1979年美台贸易额为90.3亿美元，1987年高达312.6亿美元，增长3.4倍。美台断交后的8年，美国对台投资达12亿美元，为断交前的2倍。

这些情况表明，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仍是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而美国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则是这一障碍之关键。

众所周知，陈水扁一直是“台独”和“公投自决”的鼓吹者，而借“公投建立台湾共和国”也是其一贯主张。其多次公开宣称海峡两岸“一边一国”，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正常发展的基础，并利用执政地位从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文化教育及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渐进式台独”活动，在国际上进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陈水扁上台以来的种种分裂行径，导致两岸政治僵局迟迟难以打破，两岸关系始终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今年以来，陈水扁无视外界的疑虑与批评，置台湾同胞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和稳定、发展两岸关系的愿望于不顾，继续频频借各种机会制造事端，挑起两岸对抗，升高两岸对立。陈水扁的“公投”主张无论如何堂皇地冠以“人权”、“民主”的旗号，也不能掩饰其“公投建国”的险恶用心。11月23日，陈水扁参加高雄市“挺扁后援总会”成立大会时表示，他希望2006年公民投票催生台湾新“宪法”。陈水扁当局由过去的“渐进式台独”迅速转变为“激进式台独”，致使海峡两岸再度呈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

祖国大陆方面虽然对陈水扁当政前的“台独”言行早有警觉，但出于维护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良好愿望，对“台独”起家的陈水扁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释放了“听其言，观其行”的善意信息。但三年来，大陆听到的、观到的是陈水扁在“台独”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在言上叫嚣“一边一国”，在行上大搞“公投制宪”。大陆方面的善意得到了他的恶意回报。

回顾陈水扁当政后的一举一动，任何人都不难看出其“台独”思想的根深蒂固。2000年年中，陈水扁上台后不到1个月就公然不承认两岸已达成的“九二共识”，否认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在“阅兵式”上还搞出个什么“决战境外”的战略狂想，宣称要对大陆实施“精准纵深打击”。随后，其有意激化两岸关系，说什么“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走台独之路”，抛出了“一边一国论”，声称“有必要考虑以公民投票决定台湾的未来”......2003年下半年，陈水扁言论的挑畔性急速升格，急着要“催生台湾新宪法”，要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宪法”。尽管其知道，对大陆来说，“台独时间表”等同于“宣战时间表”，但他还是把它提了出来。很显然，陈水扁不在乎台海爆发战争。其亲信们也使劲跟着起哄。吕秀莲多次宣称：“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一定要走向独立，大陆不会也不敢打台湾。”台“国防部长”汤曜明不久前甚至扬言：“不一定要等对方先动手，不排除先对大陆目标进行攻击。”一些“台独”将领也叫嚣对大陆发动“瘫痪战”、“点穴战”，甚至说要轰炸三峡大坝。日前，台“国防部副部长”陈肇敏甚至狂妄叫嚣，台湾准备以损失12.8万人的代价同大陆拼到底。今年以来，台军军事演习就进行了100多次，其中“重大演习”就有33次。与此同时，台军加强了靠近大陆的金门、马祖和乌丘的兵力部署，不断向那里部署导弹等武器装备。2003年成了陈水扁当局的“备战年”。

陈水扁当局的一系列“台独”和好战的言行，不仅激起祖国大陆的强烈反对，岛内工商界、舆论界和爱好和平的广大民众也是一片谴责声。然而，陈水扁还是要进一步加快分裂的步伐，频频恫吓台湾媒体及民众“必须跟上”他的步子。陈水扁当局之所以如此好战，是自以为有了同大陆对抗的各种资本。其根据是不仅台军已拥有大批先进武器，而且台军也已有“成熟”的作战计划，特别是台军已完全听命于他。今年10月，台“国防部”向“立法院”送交了一份“五年兵力整建计划”，明言要发展能攻击大陆的巡航导弹、中远程地对地导弹等远距离攻击性武器。日前，台军“毒蝎计划”曝光：台军依靠海空兵力、特种部队，将打击目标直指广州、深圳、香港、北京、上海、天津等10座大城市；大陆的指挥中心、导弹阵地、雷达、机场等也是他们重点攻击的对象。陈水扁当局甚至连“战时动员计划”也已备好。他们以为，有了这些军火和作战计划，怎么搞分裂，大陆不敢也无力攻打台湾。而且，陈水扁上台后，就一直在为台军“洗脑”。只要一有闲工夫，他就往军队跑，宣传“台独”理念；他炫耀说，迄今为止，台军基层部队，“不管多高多远”,他都至少“巡视”过一次。他以为，这么一来，所有台军官兵都是他的“哥们儿”了，他闹“台独”有靠山了。

但事实上，在台湾岛内，目前的形势并不意味着陈水扁当局可以为所欲为。从民意上看，陈水扁确实赢得了一些支持，但稍加分析就可看出，这种支持并不牢靠。他把人权、民主与其分裂政策搅在一起，以所谓“台湾前途由台湾民众投票决定”、“制宪公投”等手段来推动“台独”。此招的阴损之处在于，谁反对“台独”,谁就会背上反对民主、人权的骂名。另外，几年来，陈水扁一直向台湾民众灌输“大陆不敢对台用兵”、“支持民进党没有危险”等，使许多台湾百姓误以为战争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因此，他在民意上的“胜利”是靠诈骗得来的。正如一位台湾老人所说：“陈水扁的那一套，台湾很多人都十分反感，只是他现在当权，整天在嚷嚷而已。”但他能蒙一时不能蒙一世，一旦台湾爆发战争，陈水扁当局的阴谋败露，台湾民众还会支持他吗？从军事上看，尽管陈水扁当局对台军进行全面“洗脑”，强迫军人效忠自己，但台湾目前的“宪法”明确规定，台湾与祖国大陆是一个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属于叛乱行为。陈水扁上台以来，已有众多将领公开表示，他们不愿为“台湾独立”而战，不愿为“台湾独立”而流血、丧命，保护“台独”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他们质问：“到底是'宪法'大，还是陈水扁大？”

从两岸实力对比上看，陈水扁当局更是必败无疑。解放军战机是台湾的好多倍，先进战机也多于台军；解放军的主战舰艇至少比台军多出几倍，潜艇比台军多得多；解放军武装直升机、战术地对地导弹等的数量都比台军多；解放军拥有中远程地对导弹、核攻击潜艇、战略轰炸机等，台军在这方面目前是零，未来10年之内也难有突破。何况台湾地域狭小，军事目标集中、兵力分散，在猛烈、瘫痪性打击下，台湾军队很快就会丧失抵抗力。而且台湾岛孤悬海面，交通严重依赖海运与空运，台湾经济也严重依赖海外市场，一旦台海战争爆发，岛内连正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还谈何“持久坚守”？战争靠的是实力。同台军相比，解放军拥有绝对优势，一旦爆发战争，陈水扁当局的各种作战计划和买来的大批武器装备都不值一提。更重要的是，打赢一场战争还得看经济实力。大陆年产值超过台湾4倍；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大陆经济实力至少超过台湾10倍。力量对比如此，大陆无论采取定点打击、攻占外岛，还是军事封锁、全面抢滩登陆等，台军都无法阻挡。陈水扁当政后，不仅讨好美国人，花大把大把的美元购买美国的军火，将美台两军的作战训练、作战规划融为一体，而且唯美国马首是瞻，拍美国人的马屁，支持美国人发动伊拉克战争，表示愿望为美国的所谓反恐战争出钱出力。陈水扁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台湾与美国搅混在一起，拖美国卷入台湾当局引发的台海冲突。不过，海内外知情人士普遍认为，美国从来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来考虑问题和做出选择，每逢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时刻，美国总会不顾“老朋友”、不顾承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中，台湾并不占主要地位；中国维护统一的坚定立场与决心、强大的国防与综合实力、大国地位等，使美国在“出兵保台”上不得不三思而行。如果介入台海战争，美国得到的东西比失去的东西多，美国肯定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台湾指望美国武力保护当局搞“台独”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久前，中国总理温家宝访美，被舆论一致公认为一次成功之旅。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总统布什这次明确地表示，反对台湾领导人“单方面作出改变现状的决定”，说明了美国改变了长期以来在台海两岸政策上的模糊立场。如一些专家指出的，布什的说法，是把台海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置于台湾寻求的所谓“民主”的价值之上，而这正是美国利益的长远需要所决定的。然而，死心塌地要走台独之路的陈水扁，似乎对布什的表态并不买帐。不久前他公开声称，明年三月二十日公投照常进行，而且还狡辩说，“防御性公投”并不意味“改变现状”。说台湾公投是针对中国的导弹威胁，完全并不违反“四不一没有”云云。长期以来，岛内外一小撮死硬派之所以能一直肆无忌惮搞台独，其最大赌注就是在大陆武力统一时，可以依赖于美国的“插手干预”。如今，布什发出了如此明确的表态，陈水扁们仍要一意孤行，原因就是“权令智昏”，为了当选，台湾同胞的安危可以不管，甘当分裂国家的历史罪人也在所不顾。这是一个清楚的信号，说明台独派是已准备好“带着这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祖国大陆一贯尊重台湾同胞当家作主的愿望，提出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方针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保持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不改变，保障台湾同胞的现实利益和民主权利不受影响。尽管两岸关系因“台独”分裂势力的恶意破坏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祖国大陆仍一再重申，将尽最大可能地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的统一，充分体现了祖国大陆切实关心台湾同胞根本利益的诚意和对台湾同胞的极大尊重。温家宝总理近来多次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和平的努力。这“一线希望”，是寄托在大陆不放弃武力统一的警示宣告上，寄托在国际社会对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关切上，更寄托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内外反台独的强大声势上。但是，以陈水扁为首的台独死硬派究竟是否会迫于岛内外的种种压力，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停止公投制宪，停止搞台独呢？如果“文斗”果然奏效，“一线希望”成为现实，当然最好。不过，目前种种迹象显示，陈水扁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改也难。如此看来，“武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大陆“以武力统一”的权力，确实是万万丢弃不得的。对于陈水扁的“台独”冒险，大陆发出了严厉警告，普通百姓更是反应强烈，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众志成城、砸碎“台独”美梦的强烈愿望。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近来多次发表谈话，级别不断提高，用词十分罕见。继国台办发言人李维一表示陈水扁种种言行“促使大陆做好彻底粉碎台独的准备”、“最终将为台湾带来深重的灾难”之后，11月17日，国台办首次以“国台办负责人”的名义点名批判陈水扁“非常危险的分裂行径”有引发战争的危险，警告陈水扁必须“悬崖勒马”，“任何人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必将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台湾岛内媒体分析说，大陆使用的“悬崖勒马”、“迎头痛击”等强烈措词，是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1979年中国打响对越自卫反击战前使用的“战争警告语”，另据有关媒体报道，中国外交部近日罕见地通知各驻外大使馆，知会各国政府，大陆将被迫对“台独”作出反应。

12月17日，国台办发言人就两岸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五点看法，特别指出，近期陈水扁当局举办直接针对祖国大陆的所谓“防卫性公投”是对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台海局势和平的严重挑衅。陈水扁为谋求竞选连任的一已之私，不惜拿台湾同胞的切实利益做赌注，是很不道德的，这激起了包括13亿中国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和共同谴责。陈水扁及各种分裂势力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是绝对不能得逞的。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海峡两岸同胞是骨肉兄弟，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两岸的统一，我们一直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和平统一的努力。现在的问题是，陈水扁当局纠合各种“台独”分裂势力大肆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面对猖狂的“台独”分裂活动，我们必须做好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的必要准备。我们承诺不放弃使用武力，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分裂势力搞“台独”图谋的。追溯台湾的几次回归史可以看出，台湾的屡失屡得都是由军事的胜负来决定的。从历史角度来进行考察，台湾的三次收复，皆是依靠强大的武力为基础，用军事手段来获取胜利；否则台湾早被划出中国之版图。历史的经验就是这样启示我们的。而当前，大陆和台湾又一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如果台湾新一代领导人继续坚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立场和路线，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想利用外国反华势力介入中国的内政，那么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方法只有用军事手段。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军曾尖锐地指出，“台独”分子的悲哀在于，他们离大陆太近了。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么被消灭，要么滚出台湾。他们可以滚出台湾，但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许带走！中国有过丧失国土的切肤之痛，中国现在有能力、有决心为统一祖国而战，没有任何人能捍动中华民族的这种决心。陈水扁可以失信于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但中国政府绝不会失信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十三亿中国人民，一旦台湾走向分裂的不归之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极端手段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迫不得已之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对“台独”势力的各种分裂行径，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正严阵以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会粉碎一切分裂中国的图谋，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第五篇：台湾问题和一国两制论文

一国两制和台湾问题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

摘要：“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大业而提出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知道,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初衷,“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出发的。而历史的发展却使香港、澳门先于台湾步入了“一国两制”的轨道。这就为解决台湾问题作出了范例。

关键词： 一国两制 台湾问题 完全统一 香港、澳门 范例

目前海峡两岸关系是热点问题，而将香港回归与两岸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还不多。因此本文便试图通过具体分析“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对台湾问题的借鉴与推动作用，从而说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办法。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台独”是行不通的。

香港回归十年—— “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

十多年前香港回归祖国，是世纪之交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当时普天同庆、举国欢腾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转眼间香港回归已十多年，那是香港人民摆脱殖民枷锁、当家作主的一年，是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一年，也是贯彻执行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一年。香港十多年来实行“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对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着重大意义，“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对于香港各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为什么成功。

1、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收回香港

“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是党中央经过长期酝酿，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早在1955年，党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设想，接着又提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新闻【1】：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1 9 9 7 年8 月2 6 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全球华商大会上发表了题为《香港的价值》的重要演说。其中谈到，“香港的新价值就体现在‘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之中。”这句话说得很深刻，很有见地。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正在为回归后的香港孕育着、创造着新的价值，不断提高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一国两制”使中国香港“增值”了。

香港回归后，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1990年4月，七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邓小平极为重视基本法的制定，认为“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在基本法制定出来后，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政府，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这一条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即一个中国，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两制”。基本法规定，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后，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关系基本不变。这里讲的就是“一国两制”中的“两制”。【2】香港回归祖国后，依旧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资讯中心。香港的国际活动空间不断扩大，国际地位显着提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还使香港市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香港的人权和自由得到了大大加强。也许有人会说，十多年成功还不足已令人信服。但毫无疑问，未来将有更多的事实更有力地证明“一国两制”是经得起考验的。

“一国两制”从构成变为现实“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关于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一个伟大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十分强调“一国两制”是从现实情况出发的，是考虑到香港、英国和中国三方的实际情况的。我们采取“一国两制”方针来解决香港问题，有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有利于保护和促进香港和内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继续保持香港经济繁荣，也有利于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从而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2、“一国两制”实践与香港的独立自主经济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经济上。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刚好遇上亚洲爆发金融危机，这对于回归后的香港，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有人幸灾乐祸，预言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将难以顶住危机袭击，香港经济将陷于崩溃。【3】面对这种严重局面，特区政府沉着应战，坚决地予以反击。他们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采取断然措施，包括抛售美元，收纳港元，收紧银根，禁止和惩罚那些向炒家大量超额贷出港元的银行，使银行同业拆息急升，使炒家成本提高，难以炒作，不得不知难而退。经过反复几次的较量，特区政府终于保持了港元汇价的基本稳定，联系汇率制度岿然不动。

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特区政府的正确决策。他们坚决贯彻基本法规定的“经济制度不变”的方针，保持经济结构不变，由市场调节的经济体制不变，在自由港基础上实行的一系列自由经济政策不变，所以能够使香港继续保持很高的经济自由度和开放度，充满活力，迎接挑战，战胜风险。勿庸讳言，亚洲金融**也使香港遭受了较大损失，但这是可以克服的。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纾缓银根短缺及信贷萎缩，以维持银行体系稳健运作，协助中小型企业融资；协助各行各业减低经营成本，纾解民困。我们相信，有关措施的实施，一定能使香港比较平稳地渡过亚洲金融危机的难关，把香港的事情办好。同时，我们要看到，香港特区政府为抵御亚洲金融**所采取的措施，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没有“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是难以奏效的。

3、“一国两制”实践与香港国际地位的提高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的中心，在国际经济界享有崇高声誉，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但由于长期遭受英国的殖民统治，香港不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往往受制于人，就是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也难免受到压制。这种情况不能不使香港人感到痛心。回归祖国后，香港能够以祖国大家庭一员的身份，分享日益强大的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一些大型国际性会议在港举行，如成功举办了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这样重要的国际会议。回归后香港国际地位的提高，明显地表现在，香港仍然保持着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仅就贸易来说，虽然也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但总的影响不大，香港对外贸易依然保持着较高速度的增长。

回归十多年，香港经济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回归十多年，香港在国际事务上的参与程度也提高了。回归十多年，香港的国际市场经济参照体的角色得到强化。回归十多年，香港是中国内地国际化的窗口和通道地位不断强化。【4】回归十多年，香港国际文化地位提升。伴随香港回归十多年来“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伴随香港国际经济、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香港在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全球推广中可以扮演推广者、代言者、协调者等的重要角色，可以发挥中华文化价值的展示作用、社会制度共融的示范作用、国际公正经济秩序的维护作用以及多种文化混合的平台作用。

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对台湾的推动作用以及启示意义

1、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对台湾的推动作用

香港回归这十多年，“一国两制”实践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一国两制”既能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也能成功地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因为，根据“一国两制”构想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已经实行了整整十几年，并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辉煌业绩。“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比香港模式更为宽松。例如，允许台湾保留军队等。正因为这样，今天已有更多的台湾人开始重新认识“一国两制”。从香港的实践看，十多年来，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干预特区政府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包括经济事务，而是在许多方面都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关心，特区政府没有向中央政府交纳任何税赋。相反，必要时中央政府还会向特区提供经济援助；十多年来香港人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这主要是由亚洲金融危机和香港经济运行中长期潜伏的隐忧造成的，与回归无关。【5】事实是，如果没有中央和内地的支持，香港的损失定会更大。香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成果，迟早会影响台湾人对于“一国两制”的态度，海峡两岸何时能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还必须克服存在于两岸之间已久的历史与国际因素。

从经济上看，香港回归密切了港台经贸关系，从而也密切了两岸经贸关系，这也有利于促进两岸的统一。香港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历来与台湾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经贸关系。香港回归后，台湾和香港的关系，已不是台湾与港英殖民当局的关系，而是台湾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海峡两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一后，“一国两制”将大放光芒。不但可以按照 “一国两制”，自己选择的制度和政策发展经济，而且可以发挥和祖国大陆及港澳间的互补互利的优势，进一步提升经济和生活水平。港澳利用回归后的有利条件，发挥内地资源、市场、劳动力以及科技含量等方面的腹地作用，提升港澳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这种优势在抵御亚洲金融风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台湾和港澳的经济关系在祖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微不足道的，现在这三地之所以有如此密切的经贸关系，祖国大陆的因素实为主要原因，可以预期，统一后的祖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必然能发挥互补互利的优势，创造出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繁荣昌盛。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实践了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先生为海峡两岸统一所设计之“一国两制”方案，至今已届满十年。而台湾在过去的十年，与大陆交流虽日益频繁，但李登辉及陈水扁却先后喊出“两国论”、“一边一国”、“新宪公投”，更不遗余力推动“去中国化”、“文化台独”政策，使两岸政治关系一再遭遇严峻考验，“一国两制”也遭刻意扭曲和丑化。【6】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探究香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真实面貌，并针对十多年来的港台关系进行回顾与前瞻，具有重要的意义。

2、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意义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7】对解决台湾问题至少有五个方面的重要启示意义：首先，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将为台湾同胞在海峡两岸统一后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提供了范例。第二，香港今天的现实将证明，未来海峡两岸实现统一后，台湾同胞现有的一切权益仍将继续得到保持和维护。第三，只有按“一国两制”实现统一，台湾同胞才能真正与祖国大陆同胞和香港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荣誉。第四，香港的回归，开创了香港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可以肯定，两岸按“一国两制”实现统一，必将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经济交流、促进两岸共同繁荣。他希望，台湾某些客观地研究香港“一国两制”的范例，作出有利于台湾同胞、也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正确选择。第五，激发了台湾同胞的民族感情。邓小平在谈到中国政府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一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问题。这种志气，凝聚力和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震撼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灵。这对于与香港隔海相望、也曾长期遭受外国殖民统治的台湾同胞来说，不可能不受到感染和教育。在香港回归的大好形势下。台湾同胞的民族感情特别是民族自豪感，一旦被激发出来，必将大大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这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

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台湾同胞在海峡两岸统一后真正实现当家做主直接提供了典范;增加台湾民众对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认同感 ,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表明只有按“一国两制”实现统一 ,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人民一道 ,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荣誉 ,真正地扩大国际空间;实现台湾同祖国大陆的优势互补 ,是台湾经济获得再次腾飞的契机。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N]（1 9 9 8 0 6 3 0 十版）

【2】、施汉荣论“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成功实践的相关文章 [J]2008-6-18 【3】、原载1997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N]（国务院台湾事务中心）【4】、广东省社科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丘杉关于““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提高了香港的国际地位”文献内容[J]（金羊网）

【5】、陈卫红《社会主义研究》[M]文献2000年01期 【6】、林友树「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启示 [J][2000-12-21]

【7】、纪欣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论香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十年对台湾之影响时间:2008-01-07 15:19来源：统一论坛[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