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5河南公务员时政热点：称呼禁令能否换来“同志”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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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河南公务员时政热点：称呼禁令能否换来“同志”回
归
老大、老板、哥们、兄弟„„一个个江湖习气十足的称呼，时下在一些党员干部中盛行，破坏了党内民主，损害了党和政府、干部的形象。
针对这种不良习气，近日广东省纪委发出通知，重申严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使用庸俗称呼。一些人指出，小小称呼关乎党风政风，这一纠偏举措有益于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回归。
三令五申屡难禁
广东省纪委发出的通知称，当前广东省部分党员干部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习气”等不良风气的影响，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称。
实际上，多年来，党对干部称谓问题一直非常重视。早在1965年中央就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党内要一律互称同志，不准叫官衔”;2003年以来，各级党委也以多种方式重申这一要求，而且不使用具有官僚主义等色彩的称呼，也是反“四风”应有之义。
然而，称呼问题却没能引起一些党员干部的警惕。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不少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称部门领导官衔或“老大”“老板”，干部之间称兄道弟的现象也很常见。广东出台禁令后，有些人甚至认为是小题大做。
“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是党的优良作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尹小俊说，“这些称呼，无形中在党员干部特别是上下级之间制造了隔阂，何况有些党员干部平日听惯了这些称呼，也可能会变得虚荣或官僚，甚至专横跋扈。”
一些干部感慨地说，革命时期在根据地，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之间都互称同志，或叫“老张”“老李”„„平等而又亲切。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渐渐丢掉了好传统，开始以职务相称，如今“江湖称号”又多了起来，“长此以往，对党和国家贻害无穷”。
吉林大学廉政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王郅强教授说，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一方面折射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仍有土壤。另一方面，一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可能感国家公务员| 事业单位 | 村官 | 选调生 | 教师招聘 | 银行招聘 | 信用社 | 乡镇公务员| 各省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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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不这样叫，怕对方觉得是对其不尊重，或者觉得在这样的氛围下，如果不跟风附和，会影响工作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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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年安徽省考时政热点：公款消费禁令让市场回归理性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2014年安徽省考时政热点：公款消费禁令让市场回归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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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公款消费，会想到什么?”在56岁的王福成看来，如果搁在以前，提到这个问题，他脑子里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腐败”、“大吃大喝”等字眼。
然而，过去的一年里，通过读报纸、看新闻，现在一说起这4个字，前面的“严禁”、“整顿”更让他印象深刻。
2012年12月，中央下发了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并在随后的一年里，颁布了各项公款消费的禁令，包括在节日期间禁止公款购买月饼、食品、年卡、烟花等。
这些禁令的出台让公款消费缩了水。在政府部门供职的人深有体会：开会的装饰简朴了、会议招待的排场不那么铺张了、出差培训的住宿待遇也降低了。一位在央企供职的员工告诉记者，为响应节俭号召，今年春节单位连购物卡也不发了。
而禁令所带来的变化，除了这些公款消费的主体以外，依靠公款消费生存的行业经营者们也切实有所感受。
白酒业，“高大上”败给了平民化
位于北京西三环魏公村附近的一家烟酒商店里，老板正在计算着一天下来的生意账。“200元以下的白酒现在最好卖，像洋河、泸州老窖的低价系列，一天可以卖五六箱，反而高档酒不敢多进了，要的多也没有货”。
店铺老板告诉记者，以前那些机关单位的熟客，现在来的频率明显下降了。以前来买酒的顾客很多都问能不能开办公用品的发票，现在问得少了。
与此同时，到烟酒批发市场上货的人也不像以往那般多。
东五环的东坝批发市场里，有几十家烟酒批发门店，这里的顾客主要是周边地区的店铺、单位和个人。虽然临近春节，这里的烟酒店铺仍是门可罗雀。
“最近的生意怎么样?”记者在市场两侧挨家询问。
“不好。”几乎每家店铺的老板都用最简短的两个字作答，而对于如何不好，许多商家却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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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市场门口的车有多少就知道了。”罗永平(化名)是为数不多愿意聊上一会儿的商家。他告诉记者，以前过节的时候，市场外面的街道就像长安街一样，车来车往的。现在，车少了，生意也少了。
“生意最好的时候，有的店一年有过200多万元的营业额，但这几年却难再寻。”罗永平告诉记者，从2013年开始，市场里的烟酒铺销量一直都很低迷，往年从12月开始就忙个不停，可今年却闲得发慌。
“虽然很少有机关单位的人来我们这儿拿货，但现在买酒送礼的少了，一些中档价位的酒销量也下滑了，仅靠一些低端酒维持销量，且利润很低，只是走量不走价。”
除了酒销量不好，罗永平在去年也停止了香烟进货，原来摆放香烟的货架现在都换成了白酒。
罗永平的店铺不到50平方米，年租金近8万元。几天前他算了一下，除去进货成本，去年烟酒销售收入为10多万元，但如果加上租金等其他费用，一整年下来并没赚多少钱。
在这些批发商的上游，一些地区代理商表示，高端酒不再受宠，也在迫使厂家调整销售结构。
洋河集团北京经销处的高姓经理告诉记者，他分管的团购经销业务主打的种类不再是高端酒，是中低端酒，2013年的总销量实现了26%的增长。
某品牌酒在广州经销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往年高端酒的销量占比是20%~30%，但今年仅有10%。因为市场需求转变，厂家在进货价格上也做了调整。高端酒的进货价格没有太多变化，低端酒的进货价格上调了10%左右。但经销处给二级经销商的价格做出了让利，因此，他们的利润空间也缩水了。
中国酒业流通协会的刘主任告诉记者，去年，白酒行业由于标杆价格下移，压力逐渐传导到高档产品，但对中、低档酒的影响并不大。
而据媒体报道，1月7日，贵州茅台股价跌破120元/股，盘中创出近6年的新低119.20元/股。
靠公款消费的旅游业难以健康持久
除了公款吃喝给白酒业带来的两极分化愈加明显，旅游行业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着。两年前来北京工作的侯越(化名)是某国际旅行社的一位导游，她带的团主要面向东南亚地区。2013年下半年，侯越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
“以单位为主的团体游数量明显减少了，现在带的团多以散客为主，主要面向东南亚等地，而这些旅游地的住宿主要是标准三星级酒店，交通工具是普通大巴车。”
侯越计算了一下，原来带一次团能有3000多元的提成，现在只有2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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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越所在旅行社的高端旅游项目也发生了变化。这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款出游的情况这一年来大幅度减少，一些高端旅游线路的销售逐渐遇冷。
记者了解到，所谓的高端旅游线路多以VIP服务定制的形式出现，主要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旅行地，还包括奢华的欧洲游。游客入住五星级大酒店，并配有名车接送和豪华特色餐。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认为，“公款旅游受到政策的约束，旅游行业应该适应这种变化，开发更多面向普通百姓的产品。”
这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表示，八项规定提出后，为了适应市场变化，旅行社在去年迅速调整了策略，开始主推普通小众化的团队旅游，其消费水平以中低档为主导，以特色景点为主题，且多为短途旅行。目前，奢华、行程安排“超赞”的自由行线路已经很少。
“旅行社以前对于公款消费过度依赖，而从近一年的营业额来看，非公款旅游才是长久、健康的。”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反的不是礼品是其背后的腐败
近几年，商家推出的各种购物卡也成为公款消费的一种渠道。但今年，购物卡的热潮开始“降温”。
在北京市东城区家乐福超市礼品卡售卖处，记者了解到，家乐福超市今年推出了200元到1000元四种不等面值的礼品卡。
其销售人员透露，今年办礼品卡的人不如往年多了，工作压力也大了，而较去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和实行的实名制办卡规定。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中央对腐败行为采取的是零容忍态度。从短期来看，有时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从长期看，可以起到纠正不正之风的作用。“因为反的不是礼品，而是礼品背后的腐败。”
公款消费禁令让一些行业失去了以往的光鲜，但市场回归理性正让一些高端品牌开始接起了“地气”。
在天猫商城购酒网官方旗舰店里，记者看到，该店铺推出的原价1518元、团购价为899元的53度飞天系列茅台酒的销售量位居第一，近一个月的销量就有2500多件。
一位购买了两瓶酒的淘宝用户告诉记者，以前茅台酒的价格太贵，现在高端系列降到千元以下，价格比较合理，可以在过节时送给长辈。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在早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到，价格扭曲是指实际价格结构偏离均衡价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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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价格结构是在竞争的市场上由供求双方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价格结构，如果供求双方中有任何一方被扭曲，价格就会偏离均衡价格。而公家报销对价格的扭曲主要是通过扭曲需求造成的。”
反腐理论研究专家黄苇町不久前在媒体上表示，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前，我国出现了一批以公款消费为目标的服务企业及产品。例如高价餐馆、豪华酒店等，这些本身就是对市场经济的破坏。
“因为有公款消费的存在，反映的并不是真实的社会需求。”黄韦町强调。
然而，从一些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过节送礼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俗，还有人钻空子在搞公款送礼。庄德水认为，“出现新的腐败问题并不可怕，我们应该去探索这些腐败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提出新的对策去解决新的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 宁迪，实习生 高晓东 陈荟宇)扩展阅读
中国廉政风暴让普通消费者受益
美国《华尔街日报》17日的专栏文章说，中国的反腐风暴让高端旅游业受到冲击，高级酒店里政府会议和年夜饭庆祝活动大幅减少，原来紧俏的商务舱也开始降价吸客，这让普通消费者有了意外收获。
携程旅行网首席运营官孙洁说，精打细算的价值驱动型消费者现在可以享受到以前没机会体验的高档消费。她预计，反腐运动将给以普通出行者为服务对象的携程带来积极影响。
一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反腐风暴、倡导官员勤俭节约时，人们并没有预想到这场运动会开展如此之久。
但习近平的决心很坚定。据新华社报道，2013年前九个月，有10.8万余名官员因为涉贪而被查办。奢侈品的销量和豪华宴会的数量明显下降。各级部门还把减少“三公消费”制度化，制定了勤俭节约的具体规定。
提供旅游度假折扣消息的网站旅游族(Travelzoo)的中国区总裁洪维说，政府部门人人自危，所有年会和庆祝都取消了，原本正常的聚会也都尽量回避。“高级餐厅团体销售一败涂地，本来订不到的地方随时可以订。”她说，“原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高级酒店和餐厅现在主动并且频繁地来找我们。”
全球物业咨询公司莱坊(Knight Frank)的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中国五星级酒店的餐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0%-40%。
在宴请和年会减少的同时，读书俱乐部成为新风尚。一位上海市政府的官员说，她所在的部门用员工活动经费建了一个读书角，现在办公室常常举行读书活动。过去和外宾的见面活动常在五星级酒店，现在也转移到了大学或者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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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也在顺势而变。许多酒店现在开始促销生日聚会、满月酒和谢师宴。这类宴请的场面可以办得像婚宴一样大，请十几桌客人，现场演奏音乐。为了生存，酒店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持生意。上海最老的五星级酒店之一──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JC Mandarin)去年底挂牌出售前，曾向周边写字楼的白领提供价格40元的午间套餐，而同一家餐厅自助餐价格要200人民币左右。
莱坊表示，2013年上海和北京的酒店客房平均入住率大概只有60%左右。让情况更糟的是，一大批新酒店相继开业，而海外旅客数量正在减少。2013年中国接待的外国游客数量下降了3%。而中国人正更多地选择去国外度假。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称，其中国酒店的销售增长速度不及海外。
航空公司也在推出更大力度的促销活动，尤其是商务舱票价。比如热门的北京至上海航线，单程商务舱票价已经大幅下降60%，至1200元，与经济舱全价票同价。北京至台北的商务舱往返票价现在最低不过2100元。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去年第三季度的旅客周转量虽然同比增长了10%，但净利润低了7%，该公司将此归咎于票价水平的同比下滑，因为商务客人比例减少。
在高端餐厅和酒店陷入困境之际，汉庭、如家等经济型连锁酒店或许将成为赢家，更多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限于预算，只能入住这类酒店。去年第三季度，这两家酒店入住率都达到了90%以上。因为不断快速扩张，汉庭当季收入同比大幅攀升28%。随着自己掏腰包的人比例上升，大众化消费场所应该大有市场。
中国狠刹官员奢靡之风 富豪减少送礼支出
据英国媒体17日报道，过去一年，随着中国高层开始狠刹让企业买单的政府官员奢靡之风，中国最富有的人群已大幅削减送礼支出。
对中国所有财富方面的事物进行详细统计的胡润百富在其《2014年奢侈品消费者调查》中表示，计划在两周后的春节赠送5000元人民币以上礼品的人比去年少了25%。
胡润百富调查了393名个人财富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总体而言，他们在奢侈品上的平均开支下跌了15%，从去年的177万元人民币跌至今年的150万元人民币。胡润表示：“这可能是由于反腐运动及经济放缓的影响。”
中国政府把打击政府的排场和腐败列为工作重点，此举造成一种氛围，令许多商界人士不敢为拍政府官员马屁而向其赠送炫耀性的礼品——官员们也不敢接受这类礼品。
总部驻上海的中国市场研究集团的雷小山表示：“中国官员正在寻求更低调的礼物，可以在家中消费的东西，比如医药或按摩椅。”
他说：“人们告诉我们，他们过去赠送昂贵礼品是因为期望得到某种回报。然而如今官员行动受限，所以他们会赠送一些价值较低的物品，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持与官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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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去年头11个月里，中国瑞士手表进口量同比下跌了15%，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严厉打击送礼现象造成的。胡润发现，富人们也不再是那种收藏手表自用的收藏爱好者，这一习惯五年来首次被传统中国水墨画的收藏爱好超过。[ 该报告表示，中国百万富翁对本国经济的信心出现上升，每10人中就有3人感到对本国经济前景“极有信心”。
此外，中国富豪现在也更健康了，或者说至少他们表示自己更健康了：61%的人表示他们不抽烟，40%的人表示他们不喝酒(这比去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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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河南临时工、劳务派纳入工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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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河南临时工、劳务派纳入工资保障
河南临时工、劳务派遣用工纳入最低工资保障范围
核心提示
10月1日起，被称为调整“幅度较大，值得期待”的《河南省最低工资规定》将实施。记者昨日从省法制办获悉，新规实施后，临时工、劳务派遣用工人员都被纳入到最低工资保障范围内。
目前，我省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行政区域划分三类，月最低工资标准依次调整为800元、700元、600元，郑州除中牟外，都是一类行政区域。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则适用于非全日制劳动者，目前我省的标准分别是9元、7.9元、6.8元。如今，2011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正在征集意见，近期将制定和出台。试用期工资
也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试用期”包吃住600元?这种招工形式曾吸引过不少打工者。这种试用期“打折”式的发工资形式，富了老板，苦了打工者。以后，再想用“试用期”的幌子低价招人，老板就违规了，因为试用期也要执行最低工资标准。
我省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出，即使劳动者在试用期，用人单位对其支付的工资也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如果实行劳务派遣用工形式，用人单位在劳动者无工作任务期间，也应当按照不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按月向劳动者支付工资。
如果领到的工资低于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向劳动部门举报。一经查实，用人单位必须补足最低工资，逾期不支付的，将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并将对用人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伙食、住房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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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做销售业务的，拿基本工资加提成，如果完不成任务，提成就都没了。”小李曾经给本报打电话咨询，他说自己的基本工资只有900元，如果当月拿不到提成，再扣掉“三金”后，根本达不到郑州市规定的800元最低工资标准。
从10月1日起，小李所在单位的做法，已经与新规违背了。新规提出，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不包括下列各项：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用人单位通过贴补伙食、住房等支付给劳动者的非货币性收入;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劳动者提供的福利待遇。
另外，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产)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间，以后都按“正常劳动”来计算，用人单位应支付最低劳动报酬。
分行业分工种制定标准暂不能实现
每个工作岗位出的力不一样，岗位分工不同，我省能否分行业、分工种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在省法制办收到的“民意”中，不少人提出这种建议。
“这个建议从长远考虑很有必要，但在现有条件下还难以实现。”省法制办回复称，目前尚无上位法和政策依据。而且制定分类最低工资标准所依据的相关统计数据，无法从现行统计指标体系中获取。另外，实现分类最低工资标准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
省法制办表示，根据现行的政策，不同行业可以在省政府公布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基础上，由劳资双方通过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方式来约定行业或工种最低工资标准。
2000多条意见参与制定新规
记者了解到，此次最低工资标准制定，按照立法程序规定，2011年5月11日至5月31日，省法制办公布《河南省最低工资规定(征求意见稿)》，本报在5月12日对此进行报道。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引起社会各界广泛重视，其中，通过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收集意见2363条，个人直接来函(含传真方式)43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意见44份。省法制办充分考虑到各种社会声音和意见，并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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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实施后，1995年6月30日省政府颁布的《河南省企业最低工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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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5河南公务员时政热点;农村“错位低保”乱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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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河南公务员时政热点;农村“错位低保”乱象调查
半月谈记者近日在农村调研发现，“错位低保”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直接导致了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引发不少矛盾纠纷，亟待规范管理。
低保与计生挂钩引发质疑
如今，将低保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执行在一些地方较为普遍。在湖南某市，一位村支书向半月谈记者透露，没有缴纳计生违法罚款和社会抚养费的家庭不能享受低保是乡里一直执行的政策，否则无法开展计生工作。该市民政局负责人介绍，每年审核低保人群时，都会调查上一年该家庭是否有超生情况发生，有则退出或不纳入低保范围。
在地方民政部门看来，出台这样的政策似乎有其道理。“农村收入不易准确统计，但如果一个家庭执意要超生的话，则说明该家庭有经济条件再抚养新成员，自然不应当再纳入低保。而且如果放开超生家庭的低保政策，只会‘越生越穷’，低保压力将更大。”一位民政部门负责人说。
“低保政策是为解决少数公民因病残、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因素导致生存危机而设立的，因此，其评定发放不能同生存危机以外的其他任何事项捆绑到一起，这样捆绑有违政策的初衷。”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指出。
农村“错位低保”现象普遍
“他凭什么能得低保?”“我为什么没有低保?”半月谈记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村民在指责低保分配不公时，怨气往往指向具体分配低保的村组干部，而村组干部也因此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在农村，优惠政策往往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于是，一些村干部更愿意用“分摊”的方式来减少矛盾，而不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来认定。为了较为“公平”地划分低保资金，“分户保”、“合户保”、“平均发放”、“轮流坐庄”、“一户吃低保、多户得救济”等诸多不规范现象接连出现。
一位村组长告诉记者，每年评低保，村民很容易为了名额闹得不可开交。这个村组分配低保的“窍门”是条件最差的几个村民长期享受，另外条件差不多的10多个较困难的村民则轮流享受。这样的方法，“有利于村民关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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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这样处理也容易引来纠纷。“比如，本来约定好这户人拿到低保后要分给别人，结果拿到后他又反悔了，最后矛盾还是集中在村委，处理起来很棘手。”一位乡镇负责人告诉记者。
专家指出，农村“错位低保”现象十分普遍。一是低保对象的错位，即一些不符合保障标准的村民被评上，符合标准的反而享受不了。二是低保性质的错位，农村低保很多时候被乡村干部作 为村庄治理的手段，或者被当作 谋取私利的工具。
不少乡村干 部告诉记者，如今基层面 临巨大的维稳压力，由于治 理资源匮乏，基层干部就用 低保等优惠政策来“理顺”村庄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比如，有的地方将低 保作为村干部工资发 放不足的替代品，有的作为换届选举拉票的“贿赂”，有的作为对没有享受福利待遇的老村干部的安抚，还有的作为安抚多次上访群众的“交易品”，或者村内矛盾产生后利益受损群众的“慰问”，或者是老人同意火葬的“条件”等。
各种走样和“猫腻”亟待规范管理
产生于复杂的农村治理环境下的低保乱象百出，源于政策落实、监管的漏洞。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乡镇和村居两级的档案材料管理不完善现象普遍存在，部分低保对象没有户口、身份证，这对低保对象的审查、动态管理留下了很大的难度。
此外，一些人应对审核的“猫腻”花样百出。为了接近低保条件，一些家庭到公安户政部门办理了分户手续，子女条件富裕的父母也在吃着低保;为了隐瞒真实的居住状况，带领核查人员参观临时租借或亲友的破旧民房;为了掩盖拥有财产的事实，有的人不嫌手续繁琐将车辆过户到已分户的父母或者子女身上„„
一些地方部门接受低保抽查审核的过程也存在走样。一些地方部门为了应付有关部门对低保情况的检查可谓“用心良苦”，甚至利用低保“托儿”来蒙骗过关。当上级部门前往调查核实时，这些地方和部门都是预先“通知”享受低保的家庭，有“代表性”地挑选一家或两家确实困难的家庭，“以点带面”地蒙骗上级管理部门。
要解决农村低保错位的问题，村民自治的水平应当再提高。家庭经济的真实情况还是村民互相之间最知情，因此要增加民主评议的透明度，避免出现由少数村组干部说了算的现象。“特别是公开评选程序，要有针对性地对申请人或者初选人的直系亲属尤其是子女经济条件进行核查。”李斌认为，还要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对责任人、经办人进行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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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5河南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谁在疯狂蚕食医保“救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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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河南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谁在疯狂蚕食医保“救命钱”？
我国新医改推行以来，由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这三项制度构成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对普惠民生贡献很大。然而，以地域为单位“分级分灶吃饭”的医保模式，使各地医保资金在归集和使用上存在差异且漏洞多。记者调查发现，挂床骗保、冒名报销、刷卡套现或购物等行为，正在疯狂侵蚀医保资金。
医保骗保已形成黑色产业链
今年年初，湖北省通城县只有初中文化的村民熊某，走上了湖南岳阳县法院被告席。检察机关指控，熊某伪造在上海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住院资料，在多地骗取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共计14次，涉案金额高达92万元。
半月谈记者从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了解到，新农合是近年诈骗刑事犯罪高发区。其中，既有人报假账，也有乡镇、村组干部截留挪用参合人员缴费资金，或出具虚假证明帮助他人骗取医疗补偿基金;有新农合经办机构编造、虚报、瞒报、截留、隐匿、转移、挪用基金;还有定点医疗机构编造假病历、假处方，将低价药品换成高价药品，或延长住院时间套取资金。
在城市，城镇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面临的“道德风险”也日益凸显。2013年，湖南长沙有18家医院因存在“挂床住院”被查处。今年2月，又有群众反映，长沙市望城坡医院医生自掏腰包请参加医保的老年人“住院治疗”，只需要提供医保卡，住院四天后即可获得200元“奖励”。一位多次在该医院住院的老人胡某向记者透露，住院期间自己很少去医院，但是每天都有“吃药打针、检查治疗项目”的清单，单次住院费用在几千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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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卡变相套现，则是城市医药经营领域套取“救命钱”的常用手法。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医保卡变身购物卡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牙膏毛巾护肤品、桂圆墨鱼橄榄油、烟酒茶叶巧克力等大小商品均可在药店刷医保卡购买，部分商品刷医保卡还可享受9折优惠。
一些医保定点药店纷纷开设“非药品区”，诱使个别参保者将医保个人账户用于其他用途。当患病时个人账户无钱可支付，这些参保者就会想办法住院，动用统筹基金，从而对整体的医保基金带来风险。
挂床骗保屡罚屡犯，监管犹如“挠痒痒”
医院被查出“挂床住院”会有什么后果?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半月谈记者：别怕，天塌不下来。比如，一家存在此类严重违规行为的医院，被当地卫生部门给予的处罚是“停止医保服务资格1个月并处以相应罚金”。
一些基层医保局工作人员介绍，职工医保监管缺乏法律政策依据，主要依据医疗服务协议，导致监管部门发现医院“请人住院”、挂床骗保、小病大治等违规行为，只能一罚了之，而处罚内容主要是暂停医院医保支付协议。由于违规成本低，导致很多医院屡罚屡犯。
一位中部省份医保局工作人员坦言：“病人住院需要达到住院指征，而具体认定权在医生手里。我们只能审查医院人均住院费用有没有超标，对于医生开什么药、做什么检查这些专业性强的事情，我们无法评判，也管不了。”
“很多参合农民到外地打工，就医后需要回参合地报销，而异地就诊报销的监管存在漏洞，各地的医保部门没有实现联网。”一个劳动力输出大市的卫生部门负责人说，“审核人员一般只能根据医疗从业经验，从住院清单与病理治疗需要等推断外省就医资料真伪。加上一般县级农合办审核人员有限，如果外地医疗机构人员与不法分子合谋，利用虚假材料异地骗保，稽查难度更大。”
而从“住院套现”等行为看，编造病历、开处方、治疗等多个环节需要包括医院乃至监管部门有关人员的全程配合。有专家指出，只要参与分肥的“内鬼”做手脚，套现等掏空医保资金的行径就会愈演愈烈。
医疗资源稀缺性，也是监管部门“下不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有监管机构人士向记者解释：“很多区县只有一两家稍微像样的医院，摘牌甚至抓人后，老百姓上哪儿看病?如今的处罚，都是‘割韭菜’，谁也不敢下决心来个连根刨。”
保住“救命钱”必须四措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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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很多地方因为“缴得少花得多”，医保基金亏空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不少地方账面上的所谓“结余”，是建立在对医疗机构大量负债的基础上。专家建议，当前迫切需要从制度设计和监管队伍建设方面狠下工夫，管好、用好“救命钱”。
一是加强医疗保障体系信息网络建设。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执行院长马进认为，我国医保信息目前尚无统一规划和标准，各地没有实现信息共享，重复参保、重复报销的案例屡见不鲜。他建议，应当建立医疗机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住院票证网络查询和住院时间、地点等信息查询共享，并将医保卡、农合卡使用情况记入个人诚信档案，直接与报销额度挂钩。
二是健全分级诊疗体系。湖南邵阳市卫生局副局长田清良认为，在基层，转诊制度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农村有些人得了感冒等一般疾病都往省里的医院跑，使有限的医保资金流向大医院，不仅浪费医保资金，还加大了监管难度。
田清良建议，要建立合理的分级诊疗体系，推进“首诊在基层”政策的落实，实现各级医疗机构的出院即报制度，规定参合病人在各级医疗机构就医的补偿方案和报销比例，用市场手段保证新农合和医保资金合理分配。对给医保带来沉重压力的老年重症、慢性病，需探索将商业保险与医疗保险结合的办法，来解决高费用病种病人就医问题。
三是改变医保监管“外行监督内行”的问题。应让真正懂医疗机构服务的人来进行监管，不仅对医院的住院人数、住院率、次均住院费进行检查，还要对病人的入院审查、诊疗过程、药品比例、出院报销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监管。
有专家认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分别由人社部门、卫生部门管理，体制不顺畅，信息资源不能共享，重复参保、重复补助、重复建设、转移接续不顺畅等问题比较突出。应加快新农合、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的衔接与整合，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的要求。
四是强化监控手段。专家建议，建立严格透明的财务、审计制度，针对医保准入、稽核的薄弱环节，及时堵上漏洞并进一步加强监察，如统一发票制作样式等，并加大对相关责任人的追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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