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新自由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

第一篇：金融新自由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

金融新自由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

金融新自由主义的“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义的嬗变及与金融霸权的逻辑关联A-A+

作者：祁洞之 禹钟华 时间：2016-05-04 所在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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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首先需要清楚辨识哈耶克的理论起点、理论诉求和从起点达之于诉求的论证逻辑工具。显然，哈耶克兼具自由主义和人类主义两种情怀：如果没有个体充分的自由，就社会而言无疑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基本的个体自由是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反之，站在人类共命运体的整体性角度而言，如果人类社会没有一个和谐的良序结构，那么将罔谈什么个体自由，人类将共同走向“通往死亡之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牙买加体系的嬗替，根本性地重塑了国际金融的运行基础、机构与规则，在美元霸权体系版本升级的同时，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的浪潮交相呼应、并驾齐驱、愈演愈烈。作为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也于这一时期兴起，逐渐占据主流地位而成为西方世界普世原理，并逐渐形成全球化观念传播的“文化殖民之思想标本”。这一波“理论与实践”于2008年方开始由盛转衰，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后来的美债、欧债危机迫引发了人们最广泛和深切的反思，有对金融霸权体系运行机理及金融霸权本质的揭示，有对新自由主义就事论事的批判，有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潮和意识形态剖析等等。然而，少有研究能够深入到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发生及演化到形成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契合的意识形态、直至脱变为金融霸权新自由主义的全过程。我们需秉持这一全景视角解析其学术理性、学术倾向、逻辑继承和逻辑偷换的理论节点，唯如此方能对其进行公允的解析和批判，方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国际金融领域的残酷现实。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诉求

哈耶克以逻辑学家的清晰理路，把一个属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人与人类合理的协调方式以什么途径才能有效获得”这一现实形态的社会综合问题，通过秩序发生与演化，特别是通过对“自组织发生与自组织秩序生成可能性”的逻辑期待，将之转化归结为“‘个体的自由之满足’与‘整体的良序结构之获得’这一两元理论诉求究竟在何种逻辑前提下才能互为满足”这样一个衍化逻辑的核心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清楚辨识哈耶克的理论起点、理论诉求和从起点达之于诉求的论证逻辑工具。显然，哈耶克兼具自由主义和人类主义两种情怀：如果没有个体充分的自由，就社会而言无疑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基本的个体自由是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反之，站在人类共命运体的整体性角度而言，如果人类社会没有一个和谐的良序结构，那么将罔谈什么个体自由，人类将共同走向“通往死亡之路”。因此，一个于衍化中保障个体自由的良序(或制度)结构，是新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几乎唯一的理论诉求。在此基础上，哈耶克的理论研究宗旨是从反(破)正(立)两方面论证“马克思自由主义”之失以及“新自由主义”之立。

于反或破的方面论，哈耶克的检讨对象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哈耶克并不纯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反思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他所关注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理论起点、理论诉求和从起点达之于诉求的论证逻辑理路。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对哈耶克的批评注定是浅薄的，因为这将忽略哈耶克理论的学术正当性。正是因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结构勾勒的无比清晰，才深刻地凸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自由的扼杀：通过资本对无产阶级个体剩余价值的榨取“褫夺了作为社会个体的无产者的自由”;通过资本的私人占有性和生产的社会性的矛盾不可破解性“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本有的良序结构”。这里展现了哈耶克与马克思理论前提和理论诉求的相同部分：都是对个体自由及社会良序结构的尊崇与向往。所不同的是，哈耶克通过将“希特勒的纳粹体系”、“斯大林的苏联制度”与马克思理论的穿凿与混淆，认定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向注定走向理论“前提”和“诉求”的反面，即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主义实践意欲实现的“自由主义”，实则“通往奴役之路”。中晚年的哈耶克则全身心着意于“通往新自由主义之路”的“立”。其理论诉求与理论前提没有改变，只不过是不断完成论证方式之“逻辑工具论”的体系更新。他执着地坚信于“完全自由的行为个体间组成的自衍化的整体一定能自我生成与个体诉求一致的秩序结构及制度”。尤其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耗散结构理论(普里高津)和协同学学科体系(哈肯)以及相应的自组织理论逻辑理论(科学)及思潮(哲学)的活跃，哈耶克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认为自衍化的工具必定能够达成宏微观共轭的良序整合体。[1]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哈耶克对马克思的整体批判立场，导致他一方面过分渲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深刻揭示的现实主题“资本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我们万万不要忘记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和理论诉求的刚性关联：个体自由之路与良序社会结构两者的不可或缺。这意味着哈耶克的个体自由之路绝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鼓吹者所扭曲的资本或金融的绝对自由之路;社会良序结构也绝非金融或资本霸权操控全球经济与社会命脉的宰制“良序”。因为显见，资本和金融霸权一旦形成对社会个体自由的宰制，个体连“旧的自由”(基本人权)都无从获得，那还妄谈什么“尊重个体理性选择的自由”的“新的自由”。

哈耶克的学术正当性是应该获得理论尊重的，作为一个思想家级别之学者的哈耶克是在寻求制度与演化、个体自由与宏观良序、人性绽放和人类和谐之间“恰到好处地共存”可能呈现的种种逻辑道路。因此，识别所谓后哈耶克新自由主义者如何篡改、否定、背叛了哈耶克的学术精神和理论要义，是一件不可或缺的有待完成的理论工作。

二、“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偷梁换柱与模型转换

我们笼统地把后哈耶克新时代，以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称为“金融新自由主义”，因为其理论主要关注于金融领域，而且被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认定为直接引起美、欧金融灾难的罪魁祸首。

(一)偷梁换柱：用“资本自由”置换“个体自由”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的国际金融历史实践证明，真实的西方政治领域(意识形态)和学术领域(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创新)高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大旗，绝不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真”新自由主义，而是把哈耶克“个体自由”的理论起点移花接木地改换成“资本与金融的绝对自由”。这种有意误导的“个体”和“资本持有个体”间的概念偷换，致使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完全变了口味，仅只是谋求西方垄断资本的单向自由。在这一旗帜下构建着的金融自由与金融制度创新，进一步加强了西方金融寡头通过国际金融体系严密控制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霸权机制，一旦这个机制系统性地构建完成，将直接埋葬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真实理想——社会每个个体的充分自由，而使整个人类面临被资本彻底奴役的命运。打着哈耶克旗号的所谓后哈耶克主义者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谈笑间将哈耶克的学术正当性涂抹的满目狰狞。里根主义与体现为99%对1%的反抗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间的因果关联便是典型的例证。

金融创新加之通讯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形成了以西方资本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超导网络，这一虚拟的超导网络通过原生金融产品尤其是衍生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发生联系，并强行站到社会经济系统之上，夺取整个经济系统的定价权。同时谋求打碎一切组织、打碎社会的一切有机联系，使“散户”碎片化地、分散地、孤立地面对这一万能的超导网络，从而完成超导网络对人类社会的控制。这个系统显然是为资本开着后门的，资本对其具有最大程度的操控力，进而人为制造可控的繁荣与危机。我们视这一操控力为超导系统中资本自由的本质体现，只有在资本能够制造一种可控的危机的时候它的效益才是最大的，而这些就不在它的系统安全性讨论范围之内，因为金融新自由主义的风险分析都是基于微观视角的。如此的超导网络就形成了一个资本对人类社会的牢笼式的控制，在这个层面上，哈耶克和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逻辑矛盾是本质对立的，这种对立也是马克思《资本论》所讲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延伸。

显然这一超导网络具有反人性和反人类性的属性，反人性体现于其剥夺了个体的自由，反人类性体现于——我们可以证明：按照它的非道德效率原则，一定得适时制造定向爆破式的金融危机。

如此看来，打着哈耶克旗号兴资本或金融新自由主义之实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完全不能与哈耶克的理论起点和理论诉求同日而语，而走上了另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二)模型转换：用“庄家—散户” 模型替代“供给—需求” 模型

在金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语境当中，传统的充满自由选择的供求关系体系不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讨论话语，“供求曲线”所赖以存在的坐标系被另一种新的坐标系所取代，名之为“造市者”和“场外客户”。据莫顿·米勒和圣福·格罗斯曼(2002)的阐述，场外客户是急于把自己拥有的资产在未遇到恰当买主时卖出去这一“直接需求”(demand for immediacy)支配下将未卖出去之前的等待价格风险转嫁给造市者;而造市者“向直接抛售者提供一个稳定的价格后，造市者自己承担了价格风险，因此他要向抛售者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总的来讲，这笔费用比抛售者推迟抛售所涉及的费用要低。……这种为维持市场交易连续性而产生的机会成本(在模型中被当成固定成本)在决定直接供给(the supply immediacy)和提供造市服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可见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毫不隐晦其理论范式从“供给-需求”模式向“直接供给-直接需求”模式的转变，这既深刻地标示出市场功能的转变——等价交换的市场功能蜕变为风险交换的市场功能;又本质地标示出市场结构的转变——由平等交易方互探价格的市场结构蜕变为风险价格定价权由“造市者”独家垄断的、赌局式的“庄家-散户”两行市场结构。通过这种偷天换日，把本质上是庄家对散户的掠夺模式描绘成平等的、自组织式的供给需求模式，进而混淆视听、瞒天过海。这些理论构造者还不忘粉饰一下垄断价格形成的“公正性”：“但总的来讲，这笔费用比抛售者推迟抛售所涉及的费用要低。当然，推迟抛售其间所预期的价格上升就成了造市者在扣除提供服务的成本之前的毛收入。”(米勒莫顿·米勒，2002)这种庄家—赌徒之间的定价“公正性”，在任何一个赌场中都不陌生。庄家1:N的实际计利公式背后运行着“庄家盈利逻辑”，但在教科书中的“金融新自由主义”的“交换公平”却是在庄家与散户1:1的供给需求交换公式下完成的。稍有理智和良知的人都能够在个中一窥金融新自由主义论证逻辑的一斑：以宏观结构的态函数与微观结构关系函数(或相反)进行概念偷换是他们的基本理论伎俩。[2]以这样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涵盖全球的金融超导网络更像一个庄家通吃的大赌场。这说明，后哈耶克主义的金融自由主义创新实践的理论起点，逆行哈耶克理论起点十万八千里。

(三)金融创新的动力与条件

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条件问题更值得精心研究一番。据莫顿·米勒勾勒出来的逻辑，金融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摆脱税收和管制”及其一切交易障碍，直接谋取最大“效益”(以庄家效益与社会总效益混同的逻辑起点论);而金融创新的条件恰恰是金融运行过程独立开真实经济运行系统能够自成一体地、有效地“虚拟符号化运行”。

关于金融创新的动力莫顿·米勒(2002)在曾明确指出：“现代金融理论告诉我们，证券能使一种形式的收入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收入，特别是可以将高税率的收入转变成低税收的收入。……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为了挫败纳税人设计出的一些成功的创新活动，政府(或者更恰当地讲是那些希望保护和好处的各种利益集团)往往更愿意不断地改变税率结构，从而造成了国内各种税率之间差异被改变，并为金融创新提供了新机会。……尽管我强调了税收的改变会引发金融创新活动，但是，实际上政府在金融领域对各种有利可图的交易的限制以及最近实施的利率上限的措施都会给创新以强大的动力;而且，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即使那些所谓的金融自由化措施所造成的变化结果往往都是政策制定者始料不及的。”

综观这些论述，我们清晰地了解了新自由主义金融创新与真实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由于真实经济系统是带有社会化集体行为的类经济行为——可以从狭义到广义遍及企业组织行为、利益共同体行为、国家行为乃至人类行为，如果以命运共同体的观念理解，经济秩序是需要以整体理性的再组织实现公平与正义的。税收和管理无疑是这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行为体现。如果丧失了这两条，社会将进入完全无控的自组织状态。

金融创新的毫不隐讳的口号就是以效率优先为借口摆脱政府的控制及避税，新金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没有避税的问题就没有金融发展(创新)。这样金融创新有两个敌人：国家利益和整体性，简而言之组织就是它的敌人，它要超越政府管理，以损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直接把社会经济成果与金融超导系统相连接，因此，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口头禅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同时各种组织体也被视为阻碍，因此强调市民社会，使松散的市民社会直接面对强大的超导网络，最大程度地减少网络运行阻力。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接受专访时的那句名言：“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单个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家庭。” 金融新自由主义虽然貌似抱有与哈耶克同样的诉求，但其出发点绝非如此。因其誓与税收和管理对抗的实践动力并非否定税收管理乃至国家的正义性，而是打着“交易成本最优化”的幌子，利用“对策”相对于“政策”逻辑后应性的优势，消解与解除政府的控制，达到庄家资本凌驾于政府乃至人类利益行为之上的“庄家通吃”目的。

如果把金融创新上述分析背景扩大到全球范畴，则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所引起的国际货币的符号化、虚拟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自由浮动机制成为金融创新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金融创新这一紧紧围绕着国际货币展开并以汇率差异的利用和管理壁垒的突破为动力源泉的程序操作，离开金融全球化是难以完成的。因为金融自由化创新的终极使命就是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体系差异和体系间壁的突破垒，制造波动、博取价差同时消除交易成本，谋取“庄家体系”财富的最大化。庄家体系盈利的前提的海量散户的存在，诚如米勒(2002)所说，“任何现存的、成功的创新都必须能够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扩大市场容量。…… 一种创新要想称得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新活动的话，它不仅自身要显得重要，而且还必须能够激发大量的其他创新活动。拿目前的情况打个比方，那就是它必须能够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才真正是问题的结症和核心。如果庄家林立而不能引来赌客如云，并能通过“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赌客进入庄家所设计的游戏系统，那么金融创新就必然失效而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遗憾的是庄家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散户资源却相对稀缺，而且散户在频发的金融危机中不断获得启蒙而开始逐渐认清这一超导网络的食物链结构。

三、新金融自由主义与金融霸权的高度契合性

金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金融创新的动力描述成在微观层面上的规避税收和管理而谋求效率的努力，进而使其看似一种常规的经济活动而呈现为所谓直接供给和直接需求的形态，如前文所述，在这一表象下其理论范式在本质上已经完成了向赌局式的“庄家-散户”模型的蜕变，因此，理论上解释金融创新的微观供给需求模型已经成为欺骗世人的幌子，在金融全球化的前提下，金融创新注定是基于全球范畴的货币模型，绝非基于微观的规避税收、管理的模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在汇率的起伏中，庄家和散户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主动与从动的货币关系便凸显出来了，形成霸权货币与附庸货币的两分，而温情脉脉的供给与需求模型仅只是教科书中的绝唱，残酷的现实是金融霸权与金融控制的不断升级。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真正自主浮动的货币仅只限于欧美，或者勉强加上日元，而多数国家都如附于骥尾之蝇，不得不调整自身经济结构、政策而被动地适应汇率不断变动国际经济环境。庄家—散户模型在理论上本身就是一种控制论模型，因此与西方资本的金融霸权谋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成为其事实霸权的工具论的逻辑基础。以两行逻辑展开的观点看，按照新自由主义金融创新的终极理想，是要构造这样的全球化局面：

——所有基于组织、集体、国家、国际的“类共同体诉求”的对金融资本的干涉或不自觉阻碍，都成为金融新自由主义利用并冲破的对象。在金融创新的新自由主义操作逻辑视域下，全球化的、与“货币或商品”逻辑关联的一切(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准场外客户群”这一完备逻辑视域。——金融新自由主义将“交易成本的最低化”演变成“造市者”利益的不尽源泉，等同于在真实的全球经济生活之上构造一个虚拟的“超导利益沟通网络”。如果把该系统网络之外形成的任何阻力(类税收、管理或交易成本者)都统一化成“入网阻力”，那么，这个“金融新自由主义超导网络”就是要实现消除一切阻力，并且把网络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我们经常不严格称之为“金融霸权”的东西，正是这个网络延伸所形成的感性后果。

——这个金融霸权的“金融超导网络”于真实全球经济的意义内涵，其实就是以“可符号化控制操作”的“庄家运行逻辑”来垄断指定真实经济系统内一切商品与活动的“虚拟但本质的定价权”。这样，经济活动的主旋律就被“金融超导网络”的“可符号化控制操作”的“虚拟系统”伴随起舞地被操控了。如果不能辨识和破译“操控系统”的“庄家母程序”，则在子系统中再高超的“局部施展”，也只能像米勒所说的“税收和管理”一样，成为这套母系统的“逻辑展开依托”，通过金融创新实现金融自由主义自我愿望的达成。——事实上，金融新自由主义与哈耶克人类学新自由主义之间，只是暧昧地完成了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偷换或范畴转换，“宏观达之于微观的逻辑节点”，譬如价值、效用、效率、风险、信用、供给、需求、系统稳定性等等，莫不以微观叠加代替整体态函数;又莫不以将整体态函数分解为微观关系变量，特别地分解为单一的关系变量。只要进行宏微观之间的视角切割转换，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会陷入逻辑迷茫——误以两行逻辑问题可以籍一行逻辑分析讨论解决。如果说哈耶克在逻辑上犯方法论或技术性错误，那么不论金融新自由主义者们是否承继了先人逻辑错误的惯性，有一点必须指出，他们宁可以最低级的错误误导世人，如将“庄家-散户”模型蜕化为“散户a-散户b”模型。不惟不知，实惟瞒天过海，挟普世原理之名，施理论欺骗之实。

四、现实与应对

中国历经几十年的自身社会改革和国际化的金融改革与实践。其间，新自由主义思潮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以金融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内容对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经济界乃至政治界轮番轰炸，或为思想、意识形态与哲学上的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或为教科书意义上的、传播“普世原理”的金融新自由主义，以弗里德曼等一批诺奖获得者为代表;或为国际关系上的新自由主义，推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金融新自由主义，以撒切尔夫人、里根、大小布什、克林顿等政治家为代表。至于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貌似公正的超主权的国际组织对中国有悖良知的综合施压，则逐渐让国人警醒：即便在同一面“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所倡导的“自由”原来内涵如此丰富。

今天，金融霸权已经近乎不需要“新自由主义”这面招牌了，随着中国将于2016在“世贸组织”这个平台上真正获得“自由”，以及俄罗斯正式踏进“世贸组织”，“新自由主义”则以“版本升级”(如TPP等新的“造市者”版本)操作使“世贸组织”这个自由平台盛装谢幕，从而再一次对中国社会及其所有“南方世界”进行一次启蒙教育。

“战争是应对战争最好的教材”，最起码在“逻辑路径”层面上“金融新自由主义”已渐现原形，那么就没有必要把哈耶克的思想与金融霸权混为一谈了。如果寻找应对国际金融霸权的解决之道，我们不妨还是回到哈耶克原始意义上、尤其是回到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自由解放观念上(对狩猎文明的反思)，以及回到中国文明中“人类共命运体”(礼乐文明的诉求)的逻辑前提意义上，用实体经济所赖所依的“名正言顺而非虚拟飘渺”金融运行，逆向构造与金融霸权体系异质的“国际金融”价值共享之路，并在真实的全球经济与金融衍化中，检验这“虚”与“实”博弈交锋的力度。作为实体经济联盟的金砖国家、上合组织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国也建立了体自身为主导的区域金融机构——亚投行，因此上述理想已经在现实层面得以践行，这一举措同时也是结束美元霸权的必由手段——多极化的实质进展，中国作为这一历史潮流的主要推手，要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准备，努力构建国际金融的民主与正义。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现在终结萧条[M].中信出版社,2012 年 [2]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 [3]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4]哈里·马克威茨.资产选择——投资的有效分散化[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5]莫顿·米勒.金融创新与市场波动[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6]祁洞之.两行逻辑论初稿[M].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 [7]禹钟华,祁洞之.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背景——兼论国际货币体系与资本 全球化[J].国际金融研究,2012(9):4-10 [8]禹钟华,祁洞之.对全球金融监管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3(3):41-48

[1] 哈耶克在自组织衍化逻辑研究中奉行的“一行逻辑论”是有明显缺陷的。鉴于此结论的论证结构过于庞大、逻辑专业性强，且与本文研究宏旨之间关联度较弱，故而在此略而不谈。

[2] 我们在《对全球金融监管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发表于《国际金融研究》2013年第3期)一文中对此问题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证。

第二篇：通往奴役之路 书评

通往奴役之路书评

《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最知名著作。这本书被翻译超过20种语言出版，哈耶克称要将这本书献给“所有党派的社会主义者”读一读。《通往奴役之路》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阐述中最著名，而又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

在我看来《通往奴役之路》其实应是一本政治学著作。哈耶克著书的时间应该是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正值纳粹德国大肆侵略别国和施行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行。与此同时，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哈耶克以缜密和清醒的思维态度，告诫世人，不要被当时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社会正义、收入平等和就业保障的理想所蛊惑。哈耶克认定法西斯统治与社会主义者鼓吹的“舆论一致”、“全民族最高利益”、“个体服从集体”等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哈耶克警告知识分子们，除了要进一步推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之外，还必须权衡为了实现这目标所要付出的效率方面和自由思想的权利方面的代价。《通往奴役之路》精辟地论述了极权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维持的、其运行之规律、以及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等等。任何一本书都有一个核心的观点，哈耶克在这本书中做出的判断非常醒目的标明在封面上——计划经济引导民众通向奴役。换言之，伴随着计划经济民众将不断失去自由最终彻底的变成不自由。

哈耶克在书中反复强调了一个论断，即西方国家热衷的国家干预经济并不是自由主义在和平时期的演进，反而是会向计划经济前进。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必然通向“奴役”。同时他认为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最终会导致极权主义。西方当时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潮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哈耶克认为“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这个基本原则能够作千变万化的应用。深思熟虑地创造一种使竞争能尽可能地有益进行的体制，和被动地接受既定的制度，二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悬殊。”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4-24。可以说，计划经济就是给所有人强制规定了计划，个体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个人主义核心就是要求每个人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不论此选择结果如何。而计划经济正是遏制了普通民众选择的权利，因此，也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作者所反对的。

之后，哈耶克也对计划经济的计划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只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这一点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在本书范围内，不能讨论那种用来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计划。”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6-46。哈耶克随后对计划经济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证。在那个时代有人认为垄断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所以，经济发展一定会导致垄断。政府只能在垄断组织控制生产和政府计划中做出抉择。然而，哈耶克认为“在计划经济不可避免性的论证中，技术的改变已经在数量逐渐增多的领域中使竞争没有可能，而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是由私人垄断组织控制生产还是由政府管理生产。这个信念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有关产业集中化的学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7-47。然而产业集中化理论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同时各种实证研究证明，科技生产水平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垄断，反而是政府的有意扶植造成了行业垄断。因此，垄断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和德国，特别是在被视为代表资本主义必经的演进过程典型国家的德国，自从1878年以来，卡恃尔和辛迪加的发展，受到周密的政策的有系统的扶植。政府不仅使用了保护手段，而且用直接诱导最后并使用强制的方法，推动管制价格和销售的垄断组织。”--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49-50。反而在社会经济十分复杂时，自由竞争比中央计划更加有效。只有充分竞争状态下，即生产者只能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却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才能有效利用价格体系调节经济。反观德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德国并不是自发形成垄断，而是依照德国思想家所划定的路线前进。“因此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1-51。

不论在何种社会，经济发展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而每一个人的效用，包括了无数的变量。同时，不同人的生活环境，价值观，教育水平等等都不尽相同，因此，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严格意义上都是不相同的。社会经济中，政府不能简单地宣称“个人的效用最大化”作为单一的目标。这种目标已经预先假定我们每个人是拥有相同的效用函数。但是一个人的效用包括了一系列的变量，是一个多维的向量空间。但是，集体主义者依照一个单独的变量来规定我们的一切活动。并且他们认为这个效用函数是很完备的，不论任何人，此效用函数对其都适用。现实中肯定不是如此，并且有些东西对某些人效用为正，对其他人来说效用就为负，且不同变量的权重也不尽相同。举个简单地例子，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时间对其的效用就比金钱更大，但在低收入人群看来，金钱效用远远大于时间。因此计划经济政策很有可能一刀切，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成全了另一部分人。计划经济通常要求民众为某一“更为高尚”的利益做出牺牲，而这类高尚利益通常被简化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等口号。于是，当计划经济的领导人要求部分人牺牲利益时，除了受害人之外的所有人都会认可和支持，因为这被视为是善良公民应有的义务。如果受害人不愿做出牺牲，就被认为是反对国家和人民的。民众受到社会道义的绑架，不得不牺牲自己。哈耶克的观点也非常明确，即计划经济体制的原罪在于对个人自由的损害。个人主义者认为应该允许个人遵循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且，个人的目标体系应该至高无上且不屈从于他人的指令。但是集体主义者认为，在需要的情况下，应该要求个人按照集体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价值和偏好，集体的需要应该至高无上且优于个人的喜好。

如果集体的需要随意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则个人的自由将会荡然无存，只要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这种屈从就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所有的抗辩都会淹没在“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中。哈耶克的简练地总结为一句话，“当这个制度由一个集体主义信条支配时，民主不可避免地将自行毁灭。”--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70-71。哈耶克的观点固然有些偏颇，但也说明了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的弊病。扼杀了人类自由的本性，以及突破现有框架进行突破创新的欲望。而且某些牺牲是完全不合理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城市农村价格剪刀差。利用低廉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城市发展，牺牲农民的利益。更可怕的是利益集团制定出有利于自身损害普通民众的政策。这些也是中国现在发展需要注意的。但是集体的某些政策确实是为了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比如社会保障制度。因为自由竞争的经济在某些条件下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但是帕累托最优仅仅是效率上的判断，并不代表分配上的公平。哈耶克奉行自由主义，他认为个人只要是凭自己能力奋斗，而没有藉由体制或政府管制获得的特权，其所获得的财富都是合理合法的。不管落得何种下场，贫穷或富贵都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某些方面的确有遏制民众自由生活的行为，但是在公共物品等方面，经济学已经证明了市场行为是难以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的。政府的行政命令在这些方面可能更加有效。当然，前提是命令必须是深思熟虑，不以谋私利为目的的。

哈耶克在法治与民主上也进行了一定了论述。所谓“法治”，并不是人民守法，政府行法就足够了。法治在根本上是中立性的，它与民主政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真正的法治在近代是由民主政治衍生出来的。法治对于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必要条件，并非成分必要的条件。这也就是说，没有法治一定没有民主政治，但有了法治，而其他条件未满足时，不必是民主政治。由此可证，法治一定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更不一定是到民主政治的道路。在法治之下，政府的政策，应以固定的法律为依据。在行使专断权力的政府统治之下却并不如此。在这种政府统治之下，政府可能把生产导向其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法律条文是可以预先制定的。但是，在法治之下，这些法律制定，并非为了特殊的个人达到其特殊的目标，或满足其特殊的需要，这些法律只是满足每个人各种不同目标的工具。这些法律的制定，应该是长期的规划。在规划中，我们不能明确知道这些规律是否只有利于某些特殊人物，而不是有利于其余的人。法律的公平精神由此体现。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无必然联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行为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不在受法治原则的支配。“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冯兴元．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83-83。我是十分认同哈耶克对此问题的看法。一个国家如果立法出现问题，那么法律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调整，人们对规则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对于立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是我国目前立法存在着许多问题。下位文件与上位法相抵触，或者不同部门规范性文件相互矛盾冲突。而且某些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没有法律规范来调整。而且我国的立法过程通常表现为由上而下，更多的体现了党和上级的意志，这其实与立法民主精神相违背。同时，立法时更多的体现了部门地方利益。这其实就是哈耶克所批判的恶法，立法目的就是对特定的人有利。中国过去过度依赖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因此政策往往具备法律的权利义务内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动改革的进程中，谁先获得了政策优惠，谁就可以在市场上领先一步而获益，而谁掌握政策权限，谁就有更大的支配权。由于历史传统、体制改革等因素，我国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公共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而且我国的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共，中央的权力又集中于主要领导人。虽然这种体制曾经起过较大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弊端日益凸现。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党的领导职已经逐步取代国家机构的管理职能，使国家机构的权力逐渐向党组织集中，党组织日益成为整个国家体制的中心。权力的高度集中，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关系逐渐转化为党内的上下级关系。中共也经常对立法进行直接干预。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的提出了法治的口号，改革正在进行中，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正在提请大会审议。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立法法则是规范国家立法活动的重要法律，这是一部宪法性法律，其法律层级仅次于宪法。通俗来说，立法法是管法的法。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意味着立法本身受到更加谨慎严格的对待，在“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这样的目标下展现问题意识，并勇敢坚决地做出改变。

总体来说，哈耶克这本《通往奴役之路》是一本好书，其中的很多观点在当时看来是深刻的也是犀利的。直面历史，不得不承认哈耶克的担心在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中成为不断重复的人类灾难。不管是苏联的“肃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还是中国的“文革”，在个人自由没有保障的国度里一旦爆发起大的运动，受害最深重者必将是普通民众。而每年饿死无数人的朝鲜勒紧裤腰带也要每年花费巨资进行导弹试射，这与中国60年代德国30年代的做法又何其相似。《通往奴役之路》对我们这些在爱国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人来说，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新角度，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我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过去计划经济的弊端残余，比如法治的不健全，比如对于物权保护的欠缺，比如集体主义对于个人效用的压迫。同时，这本书的很多内容也过于偏激了，将社会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等同我并不十分赞同。但其的初衷应该是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而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看到中国正在逐步改进一些错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第三篇：通往奴役之路读后感

《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各种著作中最为公众熟悉的。但由于其激烈的反社会主义立场，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被列为”禁书”。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世界上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搞社会主义了，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读一读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哈耶克的这本书，对我国读者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有益处的。

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其作者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先生。1974年，当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一个两个组合（哈耶克和贡纳尔•缪尔达尔），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缪尔达尔是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创始人之一，并担任过内阁部长，亲自参与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从当时的政治潮流看，瑞典人对他给予表彰，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哈耶克却是现代福利国家最激烈的批评者，早在40 年代他就指出，这是“通往奴役之路”。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还是决定让他们联袂获奖。他们觉得，诺贝尔奖是一项纯科学的奖项，所以政治立场上的对立不应该影响两人一起走上领奖台。不过，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承认，在所有分享同一年奖金的经济学家中，这两人确实是共同点最小的。）

《通往奴役之路》唤醒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哈耶克一直被人们视为经济学界的“叛逆者”、“异端”。

他早年就已名扬天下，但在30年代，哈耶克在初到伦敦时在罗宾斯的支持下孤身一人拿凯恩斯的学术观点开刀，终因一时疏忽，败下阵来。《通向奴役之路》出版时，从社会主义拥护者，到资本主义改良者，甚至到祈求政府救助的贫民，无不对他予以抨击，哈耶克由此声誉日下。咸鱼翻身，其书必有其智慧、闪光的一面。其书论述了市场与计划两个方面，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唯有走市场之路，方可摆脱奴役。今天，当我们静下心来重读这本《通向奴役之路》时，必会觉得意味深长，感慨良多。

在本书引论中，哈耶克大声疾呼，西方世界的民主国家，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因为一股祟尚社会主义之风，正在这些国家到处弥漫，而作为文明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却渐渐被人淡忘。哈耶克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不是指惟我独尊、自行其是，而是充分尊重个人的兴趣和选择，每个人都能各显其能，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自由也不意味为所欲为、无所顾忌，而是说人们干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自愿，并不是被强按着牛头喝水，身不由己。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它天生就具有独裁主义倾向。当法国作家们在描绘社会主义的蓝图时，就认为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实现他们的理想。独裁较之政府管制更为有害，它从根本上危及到个人自由。因此，以自由为灵魂的民主主义，势必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它们除了“平等”二字以外，别无共同之处．但即便是平等，二者也有云泥之别。民主主义是从自由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的平等，只能是从奴役和抑制中实现，因此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是徒有虚名。

哈耶克坚信，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他把实行私有制的社会，称作“富人得势的世界”，而实行公有制的社会，在他看来，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在私有制社会，穷人的机会虽然比富人少一些，但只要通过个人努力，同样可以发财致富，虽然每个人的收入不可能均等，但走向致富之路的机会却是均等的，这是真正的社会平等。可在公有制社会里，尽管穷人名义上是公有财产的主人，但实际上，哪一部分财产也没他的份。不仅如此，由于事无巨细都被当局牢牢控制．老百姓只得低声下气，任人摆布，靠当权者的“恩施”过日子。哈耶克于是问道，究竟是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好，还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好呢?

在哈耶克看来．一切类型的计划经济都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多少区别，它们都是集体主义。哈耶克认为，迄今为止，对配置资源来说，竞争最为有效，计划是与竞争鲜明对抗的，它只有被用来弥补市场缺陷时，才能与竞争结合起来。如果完全限制竞争，而用计划取而代之．那么结果必将一塌糊涂。哈耶克历数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

计划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中，信息浩如烟海，情况复杂多变，一个人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面面俱到，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因此，分散决策势在必行，由当局用单一的计划来控制经济，只会弄巧成拙。而且，在计划体制下，企业家的收入和升迁，并不仅仅取决于业绩，而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说了算。这样，企业家与其“眼睛朝内”，在企业埋头苦干，还不如“眼睛朝上”，多与上级部门联络感情。加之在计划体制下责权不清，企业无论亏赚，都与企业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他们在决策时，通常并不从企业利益出发，而是投上级所好，看他们眼色行事。事已至此，企业又何谈经济效益呢?

更糟糕的是，经济计划必然导致政治集权。假如要制定一项登山计划，由于个人的偏好不一致，在选择目的地上，难免意见分歧。或许有人想看泰山的日出，有人想欣赏华山的险峻，也有人想一睹黄山的风姿„„结果大家七嘴八舌，吵成一团，计划胎死腹中。要想计划顺利进行，就得推出一个权威，由他独揽大权，最后一锤定音。这样，“独裁”就不可避免。而且，要大规模地推行计划，独裁的效果最为明显。因此哈耶克说，独裁和计划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相随，形影不离。

政治上的专制，又会产生“当代蒙昧主义”。所谓“当代蒙昧主义”，是指“思想的统一性”。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当局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总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一日复一日地向人们灌输同样的思想。结果全体人民形成了同样的思想模式，最后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思想支配一切。“当代蒙昧主义”之所以站得住脚，主要在于当局炮制了一种“高尚的谎言”，使得人们相信：当局要建立的道德标准．是惟一正确的；当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正是他们所希求的。比如，30年代德国政府为了消灭犹太人，找出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大造舆论，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个观念：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可恶的，必先诛之而后快。双手沾满鲜血的德国青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反而洋洋自得，充满崇高的使命感。他们空有健康的躯壳，却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

[A]哈耶克论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体系必然走向独裁专制与腐败。举个例子，你的东西如果是与他人公有的，最终大家都要用的时候，必然力大(权高)者得。除非你认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的公平善良，那公有制也许是个好主义。所以，现在把改革的矛盾归罪于市场经济真是莫大的讽刺。同志们要清醒：我们要法治，要清晰权利，要反腐败。要让每个普通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如果被侵犯了，有个地方可以清晰简单的评理。

[B]1974年10月10日，在诺贝尔奖盛大的颁奖晚宴上，哈耶克说了这样一番话：“如果当初有人来问我是否应当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会毅然决然地予以反对。”一个理由是，他担心“这样一个奖项会使更多的人追逐科学的时髦。”第二个理由是，诺贝尔奖将赋予那些经济学家以不应有的权威。经济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一个物理学家，即使获得了物理学奖，也只能影响本专业的物理学家们。而经济学家主要会影响外行：政治家、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公众。大家都愿意听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对于治理经济，甚至治理国家有什么好主意，而获奖者自己也很容易以为，自己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结果，就出现所谓“知识的僭妄”。按照他的说法，现实世界中的很多不很合适的政策，其实都是经济学家狂妄自负的产物。

[C]“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哈耶克

[D]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年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退役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1921年获法学博士之后，他转而研究经济学并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跟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做过助理研究员。1924年返回维也纳，与几个才华出众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包括摩根斯但和哈怕勒这些后来非常有名的人）一起，从师路德维克• 冯•米塞斯。几年后，哈耶克以维也纳大学讲师身份受到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列奥尼•罗宾斯之邀去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并发表其第一部主要著作《价格与生产》。这使他在英语学术世界初露头角。1930年代，哈耶克因不同意凯恩斯货币理论而卷人了与凯恩斯和斯拉法的论战。稍后，哈耶克又在米塞斯与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成为自由市场制度最坚决的卫道士。一直以经济思想史见长的哈耶克此时转入政治思想史并从中获取抨击集体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武器。这些论文后来以《科学的反革命》一书著称于世。该书追溯现代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思潮的渊源至十八世纪的圣西门与孔德。1944年，哈耶克以《通往奴役之路》名噪一时，成为一位政治思想家，同时为他在后来世界性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奠定了领袖地位。五十年代，哈耶克离开英国到芝加哥大学任”社会与道德科学”讲座教授。这一时期，他继续从事思想史研究，终于在1960年完成了他”不惑之年”的主要著作《自由宪章》。该书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宣言。60年代，哈耶克返回欧洲，在西德任教，并发表其晚年时期主要著作，《法律、立法和与自由》三卷。至此，哈耶克著作等身，所著文章均被认为运思深远，入木三分。他的不少著作当时不为世人理解。直到1974年，诺贝尔奖评委会授予他经济学奖，承认了他”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对经济。社会与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透彻分析。”到了80年代末期，鉴于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人们对哈耶克思想的尊重达到了顶峰。哈耶克被认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绝无仅有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首要观点，也是最基础的观点：财产权是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及其它一切权利的基础，失去了财产权，就失去了一切！

人天生有很多权利，首当其冲，最为关键的是“生存权”。

生存权，如果用动物的眼光看，就是食物权，而从人类角度看，因为人类的科技文明的进步，社会分工的细化，演变成了“财产权”，人类的财产权，就是人类的食物权，也就是人类的生存权。只要食物权一丢，那你的其它一切，不管是什么就全丢了。

如果你对这个观点有意见，我无需跟你进行任何辩论，我们只需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将你的食物权，将你的家人的食物权，将你的亲戚朋友的食物权交给我，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你们不得进食喝水，然后，我可以将其它任何权利都给你，你想怎么辱骂我、打我都行，哪怕你杀了我，只要我至死都没说同意你们进食喝水，我死后，一样会有你、你的家人亲戚朋友一大群人陪葬；

只要一天后，最多三天后，当你的家人朋友饿得渴得奄奄一息时，你就会乖乖地向我下跪，向我叩头，恳请我给你们一口活命的饭，此时，我不管提出什么让你尊严丧尽的无理、无耻条件，你自己好好想想你会不会答应我？

反过来，如果你自己拥有了食物权，我只骂你一句，你会答应吗？

这个道理你懂，我懂，独裁者更懂，所以，独裁者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将民众们的米袋子骗到手，后面的一切就好办了。

因此，独裁者有它的一套骗术：资本家富有，但人少，穷人钱少，但人多，只要能将多数的穷人骗倒，就OK了，于是：

1.闭口不谈绝大部分资本家原先也是从穷苦工人努力奋斗走出来的基本事实：

.每一个时代的资本家，或是发明了新技术，或是经营管理上，其实都是社会发展带头人，；

.穷人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都可以发家致富;

.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成为时代或是在科技上，或是在管理上，成为各行务业的领头人，也就成了资本家；

.资本家只要一松懈，不再是时代的领头人，他必将回到穷人的队伍；

.在自由平等的社会，致富之路对每个人都是畅开的，就象运动场一样，跑道对每个人都开放，比得只是谁跑得快；

2.资本家中有坏人，这是一定的，就象民众中有杀人犯一样，独裁者就专找几个通过投机专营的做典型，再加上有些资本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性，如“二奶”，“开快车撞死”等，将这些事罗列出来，给大家一个“资本家坏”的心里印象（妈的：这些事穷人也在天天干，但独裁者就是故意不说）；

3.调动强大的宣传工具，恶意丑化资本家；

4.宣传到一定程度，开始抛出：你之所以穷，全是因为资本家坏；再继续宣传，强行向民众灌输；

5.时机彻底成熟，提出“公有制”：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财富集中到个人手上的事情，将大家的财富全部集中，由人民代表进行管理分配，照顾到每个穷人，这是个最好的模式；

6.彻底反对民众拥用“财产权”，为此，专门制造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恶心的词：罪恶的私有制！

因为穷人本就没有多少财产，又在做着“分一份”的白日梦，资本家财富多，但人少力量小，于是，全民的财富全部被收缴，收“米袋子”完成了；

“米袋子”一收，接着，什么都好办了，民众呼一声“万岁”，给一口饭，喊一声“××主义好”，给一口饭，谁敢不从，谁敢不听？凡有意见者，“无产阶级专政”正等着；

为了继续这种欺骗与压榨，所有的“公有制”国家，无一例外的都采取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厉的言论自由管制，采取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人权压制！民众强行“被代表”了，被“人民”了！

至此，独裁制确立，奴役之路完成！

民众做着“统治阶级”的美梦，实际从自由人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奴隶。

民众原想“均贫富”，最终得了个“均赤贫，均饥饿”。

到底谁富了？反正在“公有制”国家，绝对不会告诉你谁富了，但大家心里一定清楚谁富了

第四篇：通往奴役之路书评[模版]

《通往奴役之路》读后感

第一部分：作者生平

哈耶克的研究遍及各个领域，商业周期、金钱、未知经济、特权和社会发展等等都是他思想的组成部分，为了探索自由的真谛，他先后从经济学进入心理学，又进入政治哲学。

▲他创建了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学术团体“朝圣山学会”。

▲他是与凯恩斯针锋相对的理论对手。

▲他是预言干预主义可怕后果的先知。

▲他是撒彻尔-里根经济革命的三大教父之一。

客观而言，他是现如今最难以解读但却值得尊敬的人物。

第二部分：成书背景

1938年，哈耶克加入英国国藉，次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由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出现及其意识形态的漫延，英国经济学术界也掀起了有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哈耶克凭借他雄厚的自由经济市场知识以及多年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考，雄辩地指出了计划经济理论存在的缺陷，并进一步提出：全权社会主义如果实现，将会带来政治道德和经济上的全面奴役，最终成就了他的奠基之作《通往奴役之路》。

第三部分：个人读后感

知道这本书还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学姐跟我们说，院长很喜欢哈耶克。当时对这位名人还是那么的好奇，知道拿起他的这本《通往奴役之路》，看完后我也不得不佩服他了。不过他带给我的更多的是震撼和疑惑，因为书中的很多理论和观点全面颠覆了我之前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计划经济的认识。在初中，高中的政治课本和历史课本中所学到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好的，是让我们中国逐步富强，走向现代化的好政策，是符合我们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的；资本主义则是剥削人的，是西方国家的首选。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是，看完这本书就会发现，哈耶克将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扯到一块去了，就仿佛是同一母亲的两兄弟，只是性格完全不同而已。

有时候看新闻报道，我也会产生好多疑问，最多地集中于一点就是：一直以 1

来我都不是那么清澈地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或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对我们（中国）会如此的敌视和抗拒？第一个能让我们想到的是——彼此的意识形态上有差别，我们信奉是社会主义，而他们（美国人）所信奉的是资本主义。我们也称美国的资本主义为帝国主义，因为我们认为，事实也是如此，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我们最初所知道的）个人资本主义，已经是带有霸权和垄断性质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我有时候就在想，难道思想意识的不同就会导致你死我活的敌视？不过，因为自己对政治的敏感对不够，所以就对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友好的真正原因无从得知。但在看完《通往奴役之路》后，我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个人主义的思想来自于自由、民主的思想，个人主义的体现就是对个体自由和全体民主的实现。个人主义首先来自于思想领域，它在经济领域的形式就是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要后与个人主义，聪明绝顶的法国人最先萌发了这种思想。它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是平等（尽管这是人为定义最终通过集体主义所能实现的），这也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唯一共同的地方。在经济领域的形式就是计划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而书中的第三章讨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应该说是计划在经济领域的不同表现形式。个人主义所要实现的是平等，集体主义所要实现的也是平等，但它们各自却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个人主义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和集体民主的前提下实现平等，而集体主义则是在以全体利益为优先的前提下实现平等。

其实，如果用这种社会主义的表现方式不同来看待美国人的态度，应该就可以说得通了。西方人的价值观或美国人的价值观

认为：社会主义和自由是不可能结合的，即你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你就选择了放弃自由，你就选择了一条奴役之路。这也正是哈耶克所要告诉大家的。他论证社会主义会有许多种表现形式，如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等，而这其中有一种极端的，那就是社会主义会发展成为纳粹制度——法西斯主义，或是说极权主义。由此，我想美国人就会自然地认为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下自然就不会有自由，这与美国人所信奉的个人主义的灵魂——自由主义是从根本上向背离的，是不容的。所以，美国人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是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胁，它存在一天，美国人的自由和民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因此美国政府总是采取敌视的态度对我们中国也就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一点，我在网上找到，“哈耶克曾亲历德国”。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在心理上和思想上或多或少肯定给哈耶克留下了阴影，导致他在对待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问题上有些偏激。

此外，哈耶克还从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谁战胜谁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等方面论证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哈耶克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损失，在科学技术远没有发达到使中央计划部门可以估计各种产品或劳务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在各个时刻和场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计划部门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产什么”和‘怎样消费”的正确决策的；这样的决策过程会造成很大浪费，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产品将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官员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去获取每一个公民对各种消费品的“评价”。而在生产受到中央计划控制的体制中，如哈耶克在书中指出的，即便消费者有权选择买什么和不买什么，消费品的价格也将是严重扭曲的。这就是兰格的“计算机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提供答案的所谓“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哈耶克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与信息问题。哈耶克把“个人主义”同“自私自利”加以区分，他所说的个人主义对“有效率的生产”和“有效率的消费”而言仅仅是指社会尊重个人独立作出消费和生产决策的权利，并实行相应于此种权利的经济制度。

“效率损失”并不是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依据。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盲目生产”所造成的浪费不一定比社会主义“计划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小。

在第十一章里，哈耶克进一步论述说：“那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原动力，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并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思考和写作，而在于每一种观点或判断是否可以被人们批评。只要不同意见不受压制，总会有人站出来怀疑和探究那些支配着同时代人思想的观点，并以新的观点投入到辩论和宣传中，去经受考验。”哈耶克认为这种知识积累过程和思想发展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或“组织”出来的。“认为人类心灵应当有意识地控制它自己的发展，这种观点是混乱的„„当我们试图控制它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在为它套上枷锁，并迟早会引致思维的呆滞与推理能力的衰退。”

我承认，在看完通往奴役之路后，我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不再单纯地踏实地相信社会主义是完美的，但也不再认为资本主义就一无是处。我不会再因为他国是资本主义就对他们产生偏见与敌视，我懂得了冷静的公正的去看待每个国家的制度。哈耶克不完美，他的书也不完美，但看完他的书，我们会学着全面的客观地去看待事物，去向完美努力！

第五篇：读 《通往奴役之路》

读《通往奴役之路》

《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是在我读关于中国当下劳工问题相关资料时，了解到的。一直都想读一下，中间，因为各种原因，拖了很久，直到今天——六月的最后一天，才将这薄薄的一本书读完。读完以后，还是很有一点启发的，这中间既有计划体制何以必定导向极权政治的深层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原因，也澄清了许多司空见惯的谬论。尽管哈耶克是在1944年完成这部批判“国家计划等于全民奴役”的作品的，但他对于计划经济之下，自由、民主、法治覆亡的精彩论述，仍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我国实行了长达30年完全的计划经济，而直到1992年才正式宣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直到今天，计划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人的生活，与此相对，经济计划之下，人的被奴役、法治的被搁浅、自由的被践踏、民主的被虚化等问题仍深深困扰着民众。在此背景之下，读《通往奴役之路》所引起的思考，就多了一层现实的东西。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世界上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开始相信中央计划经济可能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哈耶克在这时出版这本书，警告人们，中央计划经济是“用通往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条国家通往地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追究，何以当时的众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底层的民众越来越倾心于中央计划经济呢？何以在英国——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最为坚实的国度，中央计划思想竟会逐渐泛滥呢？哈耶克认为“自由主义的衰退，正是它的造成的，”即人们越来越不满于自由市场经济下，产生的种种问题，譬如经济危机、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上存在的特权、垄断，这些在自由经济的语境下，都被算在了自由竞争的头上。如果细心思考的话，自由竞争使得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私有财产使人们获得经济自由的同时，人被更大程度地解放了，然而正是自由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人们产生了更大的欲望——通过有意识的计划可以使人们规避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从而获得完全的保障。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无疑在二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增强了，其显著表现就是福利国家的兴起，这也算是契合了人们的心愿吧，不过，1973年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滞胀，则宣告了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模式存在着深刻的弊端，而这，也正是哈耶克所主要攻击的。

哈耶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理论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主要针对德国、俄国。

对自由主义信条造成主要威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前提是，伴随着自由竞争和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行业会逐渐由垄断组织所控制——规模化生产的低边际成本和大企业的先进技术使得竞争没有可能。而哈耶克则认为与其说垄断是竞争的结果倒不如说垄断是政府具有偏向性政策的结果。譬如，如果说垄断时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的结果，那应当是资本主义越发达的地方，越早出现大型垄断组织，但事实是，垄断组织首先是在比较年轻的工业国家美国和德国出现的。而德国大型垄断组织的出现，和政府周密的扶植政策密不可分的。换言之，使得垄断组织能够长期在某一领域居于垄断地位而免于受其他竞争者挑战的，与其说是因其规模和技术而导致的竞争的不可能，到不如说是政府高度保护性的政策使得竞争变得不可能。而英国也只是在过渡到经济保护政策以后，垄断组织才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的。哈耶克在本书中认为事情之所以会这样，是德国以及之后的许多国家追随19世纪的思想家的思想的结果，即“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不可避免的是思想。”我觉得除了思想方面的因素，具体的现实更可能是加剧众多国家逐渐倾心于国家计划的原因。而现实就是，1929年，大萧

条之后，使众多西方国家走出经济危机的并不是古典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政府的不作为，而恰恰是政府的大有作为使得人们逐渐走出失业的阴影，与此同时，两个典型的中央计划国家德国和俄国的迅速崛起，也让人们感受到了“计划的魅力”，二战的特殊情况，加重了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系列的事件，使人们觉得似乎19世纪的思想家们关于中央计划经济的鼓吹和对自由经济的诘难是对的。现实和思想的互相促进加剧了这一过程。

然而计划的核心魅力在哪里呢？它勾起了无数人理想状况下的狂热。在自由经济状况下，事物出于一种自生自发秩序之中，这不仅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对局面的控制能力，更意味着无数人关于经济的完美设想不能强有力地推行下去，这实在是令很多人沮丧的——明明有更完美和更高效的方式，却无法实施。而计划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缺憾，它可以迅速集中大量的资源完成某一个单方面的目标，这种速度和效率是自由状态下所根本不能想象的。正是计划的这一优势，使得许多胸怀理想的人幻想借助国家计划迅速实现某个理想或者社会抱负，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目标只有借助计划才能充分实现。然而，这里有一个致命的矛盾——社会的最优和某一领域最优的矛盾。无数的人都希望通过计划来实现他们认为的最重要的社会目标，而除非他们的价值观是统一的，他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否则他们就无法在具体在哪些方面集中资源得出统一结论。而这时，就只有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来做决定，但事实是，我们完全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能够清楚社会资源运用的最优解是什么。这样出于美好愿望的结果只能是资源运用的非效率，比如和运输量不匹配的公路，和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不匹配的政绩工程，这统统都是资源的误用。

民主和计划是不相容的。民主与计划的矛盾主要在于民主议会在产生一个包罗万象的计划时的无能，这就必须使得政府摆脱民主程序的羁绊，自由地制定计划，自由地实施计划，换言之，计划必然产生经济上的独裁。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裁，在民主之下的中央计划经济只能是混乱不堪——经济领域的过于庞大使得无法通过表决来达成一致意见。从根本上讲，人们之所以对于庞大的全社会的经济资源的配置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不仅仅因为任何人的智力和想象力的有限使得他不能形成一个可以衡量全社会的价值尺度，还因为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有限经验所形成的价值尺度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意味着，人们所能达成一致的仅限于某些一般性的规则和十分有限的共同目标，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根本性的不同，使得表决无法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经济计划。然而，一旦经济上产生了独裁，独裁就势必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坦率的讲，民主只有在人们可以自由地处置私有财产的竞争体制下，才能实现。而独裁的结果是，人们自由的丧失，人们重新回到等级森严的“身份”社会中。

法治和计划是不相容的。计划要求的是独裁者无限的权力，法治要求的是将权力关在规则的笼子里。具体的讲，法治要求必须有一种一般的规则，这种规则首先是针对政府本身，然后是针对所有公民。规则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在一件事未发生以前，就可以根据规则预见到政府或者其他公民会采取什么行动，从而根据这种预见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而计划经济下，政府不可能根据一般性的规则办事，因为，计划当局面对的是复杂的经济运行，从一般性的规则当中根本找不到答案，它必须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行动，而且具体的行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可能直接和决策者的情绪、偏好、利益相关，人们根本就无法预测政府的所作所为，因为政府是不受限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不再通过努力预测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尽量做出准备，而是设法使得决策者做出有利于人们的决策，这意味着，对于不同的人的差别对待，人们又回到了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掌权的人才能致富，人人都是被权力奴役的工具，这种奴役程度又因为现代先进的技术设备达到古代所不能达到的地步。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经济控制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对人全方位的奴役。从根本上说，私有财产是我们能自由做出选择的最后保障。哈耶克认为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等于控制了我们可以用以实现目标的所有手段，这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将不再有能力去选择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将失去所有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是万恶，最根本的是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必须接受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因为他别无选择。这里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是众多的，劳动者有着充分的选择权，正是劳动者自由的选择权保证了劳动者不可能被无限地奴役，因为他可以转向其他人。但是，当所有资本都被集中在国家手中时，不管资本名义上的所有者是谁，劳动者必须为一家雇主——国家劳动，他没有任何的选择权，而国家资本的实际管理者可以凭自身利益、偏好、情绪施行任何的差别待遇，因为，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个人一旦摆脱国家，将无路可逃。

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两条路：自身命运由几个人决定或者是自身命运由自身的才能和运气决定。前者以失去选择的自由为代价来获得语义上的绝对平等，后者以相对不平等为代价来获得选择上的自由。不可否认的是，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要少得多得多，但是也只有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才能靠自身的努力而不是掌权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因为，他至少有选择的自由。由于生产资料私有，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而在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中，谁掌握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谁就有掌控我们的全权。这种掌控，不仅仅是外在行动上的掌控，还包括精神上的掌控。赋予计划正当性的不是计划本身，而是为计划量身定做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仅是独裁者自我陶醉的麻药，还是统一价值观的社会麻药，这种麻药不是理性的逻辑说服，而是信条的重复，在全社会被高度管控的国度，谎言不用重复一万句就已经成为了真理，而且是被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为真理，这种业已成为真理的麻药使得一切不合理事物成为理所当然。

人们被全方位的掌控意味着，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服从者不得食。”服从组织、服从上级、服从集体、服从领袖变成至高的信条。而相应的，国家也许诺给人们一种保障，这种保障是绝对平均的，换言之，人们获取的酬劳，不因为他们对社会的用处不同而不同，人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种齿轮式地例行公事，因此，希望人们能竭尽全力只是一种幻想。保障的代价不仅是选择的自由还是效率的低下。在当下社会，绝对平等的保障没有了，但是在特定领域内的保障即特权十分严重，随着有保障的人和无保障的人的差距（地位、薪金）越来越大，一套新的社会价值标准就会形成，人们不再被自身的能力被评价，而是被是否获得某种确定的保障为评价标准。每年有众多的高校毕业生希望进入体制内，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特权性质的保障。

在总结何以德国、俄国最终走上计划经济、极权政治的道路时，哈耶克认为，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过于发达，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够强大。这也充分说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自由只有在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才能充分实现，而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资产阶级不够强大的地方，民主、自由、法治必然是不稳固的，自由、民主观念必然是不能深深扎根于民众心中的。通读《通往奴役之路》，最使人玩味的就是，一切道德的热忱、理想主义的狂热、天

堂般的梦幻都可能是通往地狱的前兆，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当个体被群体裹挟、当群体被某些人的狂热裹挟、当某些人被自己一厢情愿的某种理想裹挟，后果是灾难性的。我们需要反思的不是何以会有如此狂热的人，譬如希特勒、毛泽东等人，而是无数的个体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何以会被群体所裹挟，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失去自己的价值判断？低水平的小农经济，历史上长时间的专制，文化上长时间的对圣王的渴求，畸形的民族优越感所引发的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民族狂热的原因。但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在自由竞争经济之下，在现代观念的洗礼之下，在越来越多人的公民素质提高之下，人们必定会有自觉运用自身理性的勇气和能力，这也是启蒙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