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考试制度改革方向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第一篇：小学考试制度改革方向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小学考试制度改革方向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开题报告 新兴学校

国之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既是民族振兴，国家进步的基石，又是事关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的头等大计。如何求解钱学森之问，为国家培养创新人才，是我国凭人才优势而领先世界，实现民族振兴梦想成为当务之急。教改已至时代的风头浪尖，非改不足以成大气。

（一）课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综观我国数千年兴衰之史，不难得出如下清晰的结论：教育兴隆则国家强盛。大唐之治，教育空前发达，国势亦独步天下，为世之楷模；迨及于清，教育僵化，科举八股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压抑了人的创新能力，致瓜分豆刨，岌岌难安。

史鉴启今，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以国家强盛为重，以民族未来为念，以实际行动推进教育改革。首先是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其中，十分突出而且急迫的是考试制度的改革。为此，国家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这从宏观上为考试制度的改革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NAEP）每两年在全美范围内的4和8年级的学生中进行阅读与数学随机抽样测试。对未达要求指标的学校或个人不予处罚，但要求结果公开，而结果则是以性别、种族为特征的群体性结果。在英国从一定意义而言，像样的小学考试只剩下14岁时的第三学段测试了。

无论美国，还是英国，其教育都代表了美欧最先进教育的模

式，其小学考试均呈显出少而精的特点，都充分还学生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使考试不成为学生、教师与学校的负担。

如今，我们的小学考试，语、数、外三科每学期要进行中期、期终考试及不少于两次的月考和至少一次的竞赛，另外，思品、科学、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每学期期终考试一次。正常的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师生疲于不断地复习、考试、阅评，学生天性无法获得尊重，自由发展空间被无情剥夺，成长与学习的连续性被打断，学生似乎为考试而学习，学校似乎为考试而存在。道貌岸然的连环考严重摧残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厌学、逃学之风弥漫，使素质教育的大旗下走着步履不堪的应试童子，也使“增效减负”与“减轻学业负担”成为画上之饼，无济于实。

只有立即改革小学考试制度，才能真正减轻学业负担，才能真正还学生以身心健康，也只有改革小学考试制度，才能真正从教育的源头上推进素质教育，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奠定牢固的基石，才有望突破人力资源的瓶颈，使我国捷足登上知识的最高点，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赢得胜利，从而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

（二）课题的界定、课题的假设 1.课题的界定

小学考试制度是指针对小学学生组织的有关其所学科目知识的统一测试性制度。对此，我们国家虽未作出统一的强制性要求，但各地延用传统，定时统一组织学生对所学科目的测试，其结果不但要给学生、教师、学校进行排名，而且此成绩将装入学生的个人档案，也会与教师个人职称晋升及教师与学校的评优选模挂钩。

小学考试以高考为风向标，除了具有测试知识能力的功用外，它无形中指挥了学校教育的培养方式和学生的成才类型，即造就应试高手和素质低能的畸才。

2.课题的假说与创新点

通过对小学现有考试制度的分析，并借鉴其他地区的的优秀考试制度，依据社会发展方向，制定一套既体现素质教育要求又合乎未来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小学考试制度，同时，探究其发展趋势，为考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大大减少不必要的考试，废除排名压力，使学生在快乐中健康成长，在创新上有时间、有精力，有作为。

（三）课题的研究内容

小学考试制度改革与发展趋势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国外教育发达国家的考试制度及我国历史与现实中考试制度的优劣得失，另外，也将探究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为我国小学考试制度的改革把握进步的趋势。

（四）课题的研究目的与思路

小学考试制度改革与发展趋势的研究，一方面可兴利除弊，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另一方面，为国家人才培养提供科学的引领作用，同时还兼具以下目的：

1.减轻学业负担，提升素质教育效能；

2.使厌学、逃学的学生体会快乐校园、书香校园、科技校园、特色校园的愉悦。从校内减负与校外辅导班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童年乐趣与全面的发展；

3.消除社会对教育的挞伐与诟病，赢得应有的尊重与支持；

4.使小学教改与大学、中学教改同步前行，与时俱进； 5.适应时代发展之需，为我国在人才资源领域的竞争胜出早日奠定基石；

6.减少不必要的折腾与支出，高效促进人才的培养工程。课题研究的思路：充分调研分析，大量积累借鉴，勇于创新，实践检验，形成方案与理论，研以致用。

（五）课题研究应遵循的原则。1.科学性原则

教育本身是一门学科，儿童身心发育也属科学范畴，他们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违背科学性原则，儿童身心将遭无知的摧残，教育也会事与愿违，因此课题首先要遵循科学性原则。

2.可行性原则

本课题研究不是仅仅在理论上企图收获，更核心的是要因地制宜，探究适合当地现实，可在实践中得以运用的考试制度，并进一步准确预测其发展方向。

3.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此次研究不是坐而论道，我们力求理论扎根于现实土壤，并指导我们的考试工作趋向科学、完美与实践操作。

4.具有全面推广性的原则

我们的探究并不止于一校一地，而是具有适合较大区域普遍推广的价值，能造福于更广大的教育空间。

（六）课题研究的主要过程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组建课题研究组织并进行分工。

第二阶段：收集资料，了解国外及国内小学考试制度与其发展趋势并形成理论认识。

第三阶段：广泛调研，初步制定小学考试制度改革方案。第四阶段：对初步形成的考试方案予以实践并修正。第五阶段：完成结题报告，小学毕业考试方案及撰写相关论文。

第二篇：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目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仍然属于试验性质，这项改革仍然是在旧的城乡利益格局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背景下进行的。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是按土地的常年总产量计征，既不是对农民从事农业的净所得征收所得税，也不是按商品流转额征收商品税，税制不科学。与其他产业和社会阶层承担的税负相比，对农民按土地常年总产量征收8.4％的农业税，税率偏高。农业税并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在税收制度上对农民明显不公。因此我们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统一城乡税制，以税惠农。我国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专门对农民设置的税制体系，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城乡统一税制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建立城乡统一的税收体系，可采取分步到位的方式。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条件，要及早取消农业特产税。下一步农业税的改革，可采取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方式，在一定期限内实现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取消对农民单独征税的税种后，把农民的税收负担纳入相应的税收系统。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长期以来农民负担重，农村需要休养生息，不应把从农业中征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在税收政策上对农民应该有所倾斜。这种“以税惠农”的办法最能保证农民直接受益、管理成本低、可操作性强。建国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农业税制度，它对我国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现有农业税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经济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说，它已经构成了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障碍。改革农业税制度已经成为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农业税的目的及性质出发，分析我国农业税制运行中的问题，指出我国的农业税制度改革涉及到整个农村的税费改革，并根据我国的客观经济情况分析我国农业税制发展的方向。

一、我国现行农业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农业税制度的目的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我国农业税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并有利于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显然，这些词句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说明农业税制度的目的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通常来说，税收的目的在于规范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分配关系、筹集财政收入进而为社会公众提供适度的公共产品及服务。而农业税制度的目的则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范政府与农村居民的分配关系，规范政府与农民在农业收入上的利益关系；二是保护农村居民的土地使用权益，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三是为基层政权的运转提供一定的财力基础，但不是其全部财力基础。总的说来，现有农业税制度的目的已经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2．农业税制度的性质不清晰

根据农业税的性质，可以将农业税分为三种类型，即收益型农业税、流转型农业税和土地（财产）税。第一，收益型农业税是对农业生产的收益进行课税，它有总收入与纯收入课税之分。第二，农产品流转税是指将农产品流通纳入税收分配体系，欧共体实行的增值税将课税范围扩大到农业，就是这种性质的农业税。第三，土地（财产）税是指对土地本身进行课税，可以分为土地财产税（狭义）、土地使用税、土地转让税等。狭义的土地财产税是对土地所有者的课税；土地使用税是对土地使用者的课税；土地转让税包括土地所有权转让税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税。

农业税制度的改革方向取决于农业税制度的性质，而目前我国农业税制度性质则相对比较模糊，无法确认现行农业税属于上述哪一种类型。按照现行农业税法，我国的农业税根据农业生产总收入进行课税，属于总收益型的农业课税。但是，由于受到征管水平的制约，农业税的征管不可能按照每年的实际产量进行课征，而是确定了一个常年产量；且现行税制不是根据每一块地分别确定常年产量，而是对某个地区实行一个相同的常年产量。这样，将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就名存实亡了，也就模糊了其总收益课税的性质。以统一的常年产量为基础，按照土地使用面积来征税，与其说是总收益课税，不如说是土地使用税。上地使用税是以调节级差收益、保护土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税种。我国按照比较大的行政区划来确定常

年产量，具有调节级差收益的性质：它不以农业收入为直接课税对象，因而在中国更具有保护上地使用权的性质。但是，现有的农业税制正好忽视了其最本质的特点，因而造成无法有效地实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规范农村分配关系的目的。

3．农业税的管理混乱

按照税法，现行农业税应当依照农村实际耕地来征收。但是由于垦荒、筑路、城市化等原因，农村实际耕地与早年确定的计税面积存在很大的差别。“有地无税”与“有税无地”现象普遍存在，降低了农业税的公平性

现有农业税很大程度上是委托当地财政部门和粮食收购部门来征管的，征实与折征代金并存，征管效率低下。由于征管难度大，基层政府及村组干部大量涉入农税及相关负担的征收，增加了农业税征收中的非规范性操作。而基层政府及村组干部在征管过程中的某些非合规性行为则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农民负担，使政府与农民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更加复杂，从而降低了农业税的权威性。农业税收管理的无序性增加了税收征管成本和农民的纳税奉行成本，极大地降低了税收效率，构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4．农村税费负担比较重

目前，农村税费主要包括四项内容，即农业四税、村提留、乡镇统筹及其他收入。据对四川某县的调查，2001年农村税费收入合计数为14043万元，人均负担为117．101元（含两工）。其中农业四税为2436万元，占17．35％：村提留为2006万元，占14．28％：乡镇统筹收入为2242万元，占15．97％：其他收入为7359万元，占52．40％。而其他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入237万元，各种集资112万元，以劳折资3377万元，其他社会负担3633万元。由此可见，农业税在整个农村税费中的比重不大，真正影响农民负担的是各种提留、统筹、集资及乱收费。农业税制度的改革，不能只从农业税本身出发，必须通盘考虑农业税费的全部问题。

二、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制的调整

我国的农业税制度改革不仅是农业税制本身的改革与完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整个农村的税费改革。

1．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 目前税费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减轻农民负担。笔者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只是税费改革的个方面，而且是一个很初级的目标。农村税费改革要与农业税制的调整同步进行，否则农业税制的调整将很难实现。因此，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而且要保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保护农民土地的自由流动；不仅要提高农业税收的征管效率，而且要为今后农业税制的高级化创造条件：不仅要改革农村税费体制，而且要调整和界定政府职能。从终极目标来说，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制调整必须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

2．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制调整的内容

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说就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具体为：（1）三个取消：取消乡统等费用，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项目，取消屠宰税。

（2）一个逐步取消：在3年内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3）两个调整：一是调整农业税政策，二是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1）一项改革：将村提留改为农业税、农业特产税附加，与两税合并征收，分别入库。农业税制调整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农业税的调整，主要是统一各地常年产量、税率及计税价格，并核实了计税面积。第二是农业特产税的调整，按照税不重征的原则确定特产税的征管环节。第三是征收主体和方式的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由地方税务机构征收，征收方式以折征代金为主。

3．农业税制调整的误区

从目前来看，尽管这次税费改革和农业税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由于它没有涉及到现行农业税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存在不少误区。

第一，农业税制调整没有从观念上实现总收益型收入课税向土地使用税的转变。因此它没有将土地使用权的保护作为农业税法的主要内容，而仍然将上地使用权的保护交由各级党政部门的政策及文件来执行。实践证明，各级党政部门的政策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而且很容易在基层走样，因而很难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益。

第二，农业税制调整没有完成对计税而积的准确计量。为了减轻工作量和减少改革阻力，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制调整要求不重新丈量土地，而以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作为计税面积，因而无法完成对计税面积的准确计量。上地使用税要求对农村耕地进行准确的计量，而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与农村实际耕地面积存在较大的差异；不重新丈量土地尽管回避了很多矛盾，但是却为进一步推行土地使用税制造了障碍。第三，农业税制调整没有解决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转经费问题和基层政权的职能转变。在现有的农业税费制度下，农业税及相关规费构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乡镇政权的不断膨胀及村级事务的不断扩张使其财力日益紧张，这是农业税费不断攀升的内在原因。农业税为基层政权提供一定的财力，但不是全部的财力。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制调整后，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转更是受到经费的强烈约束，制约了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发挥。在现有体制下，基层政权还不是农村居民的自治权力机构，而是我国五级政治架构中的基础环节，因此基层政权的运转不应主要由当地居民来承担，而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或高层次政府来负责。因此，架构农业税制度必须清楚地界定基层政权的职责，界定农业税在提供基层政权财力中的作用。

三、我国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方向 今后农业税制度改革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是我国近期学术界及实务界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它也将影响到农民及基层政权的切身利益和农村发展的后劲。根据我国农业税的目的及性质，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提出一个三阶段式的农业税制度改革方案。

第一阶段，配合农村税费改革，建立以土地使用税为王要内容的农业税制度。由于我国农村税收征管力量有限，农村居民的收益核算体系不健全，目前尚无力建立以纯收益为课税对象的收益型农业税。由于我国大部分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在一定区域内的常年产量是统一的，因此要调节土地的级差收益存在困难，而以常年产量为依托保护土地使用权更有说服力。实际上，现行农业税与其说是总收入型的收益课税，不如说是土地使用权课税。要转型的主要是我们现有的观念，不能再从收益课税的角度去理解现有的农业税制，而应当从保护土地使用权的角度去理解它。建构土地使用税实现对土地使用权的保护，不能单纯从利益交换说去理解，不可能完全按照村民从土地使用权保护中获得的利益，来分摊政府保护土地使用权而付出的服务成本。同时要切实解决农业税的计税面积问题，对现有农业用地进行一次普查，核实计税面积。建立土地使用税的目的在于维护农村居民的土地使用权益，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能够实现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或土地所有权向农民回归，那么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会自动实现。但在现实条件下，农民只拥有部分土地使用权，因此目前开征土地财产税不太现实。建立土地使用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一步确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进而促进其自由流转。笔者希望通过这种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第二阶段、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条件下，建立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现代流转型农业税制。增值税式农业税制度的构建主要目的不是从农村经济中筹集财政收入，不是增加农民负担，其主要目的在于建构现代流转税制，促进农产品的进一步商品化，使增值税制更加合理有效，准确控制农村税源，防止工业产品税收负担向农产品转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是简单的农业税制的建构，而是更大意义上的流转税制度改革。由于在增值税式的农业税制度下，农产品税负不仅可以得到相关优惠，而且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转嫁出去，因此它与当前我们正在构建的土地使用税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税收，不存在要替代土地使用税的问题。目前，可以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粮食主产区进行试点，将粮食及其他特殊农产品（即农业特产税课税范围内的产品）纳入增值税体系。

第三阶段，在土地使用税和农产品流转税的基础上增加纯收入型的收益课税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税。建构纯收入型收益课税，其前提是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达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农村经济核算比较健全，成本收益界定清楚。而其中，土地财产权或使用权的自由流通则是关键前提。实际上，建立现代流转型农业税也要求有上述前提，只不过纯收入型收益税是在原有的农业税负上增加税收负担，而增值税式农业税不增加农业负担，因而后者可以先行推广。由于我国土地私有化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建立狭义的土地财产税及其转让税不大可能，但是在农村土地使用权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则可以考虑开征土地使用权转让税，以规范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同时也保护这种流动。

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制调整的同时，必须准确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合理界分各层次政府间的职能。

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目的在于防止地方行政权力的扩张，既减少财政支出的压力，又不妨碍农村居民的自主投资决策权；政府间的职能界分在于维护地方政府的利益，防止上级政府向基层推卸责任，维持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平衡，从而保证税费改革后的农民负担不再反弹。

第三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思考与研究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思考与研究

内容提要: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基石，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着力点。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变革历程和土地制度改革经验的回顾总结，指出目前农村土地不完善有些是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是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公有制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关键词：农村 土地制度 研究

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基石，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着力点。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总结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废除了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逐步探索建立起农民集体所有制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第一次变革：从封建地主所有和租佃经营向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农民所有制和农村家庭经营体制变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49年9月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要求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1950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改革法》，为这次土地制度变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到1952年底，全国普遍建立了农民所有和农村家庭经营的土地制度。土地革命使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实现了农业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有机统一。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制度安排适应了当时农村生恢复产力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变革：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农民所有制和农村家庭经营体制向土地集体所有、集中统一经营的土地制度变革，确立了农村土地公有制。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专业化分工协作，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1953年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不改变土地个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基础上，将土地等生产资料作股入社(初级农业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农民按劳取酬，年终进行土地分红。1955年又掀起初级农业合作社向高级农业合作社转化高潮，即农民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无偿入社，农民成为合作社的劳动者，形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合作社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土地制。1958年夏秋之际开始的人民公社化浪潮，推动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实行队内统一经营、独立核算、按工分酬的经营管理体制。这种一大二公的农村土地制度，在建立之初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在技术落后条件下搞集约化生产、分配的平均主义和农产品计划流通制度，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逐渐形成农产品全面短缺的局面。

第三次变革：从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向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的集体所有制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变革，彻底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先在农村获得突破，一些地方创造了多种形式以“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包工、包产、联产到组，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最终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变革突破了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第四次变革：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转让向允许农户在承包期内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变革，稳定和完善了农村土地制度。1988年12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解除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禁令。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国家延长了耕地、草地、林地承包期，通过《土地管理法》和制定《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明确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以法律形式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成果确定下来。从总体上看，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本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经验

土地制度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牵动着整个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神经。改革开放以来，从基本国情出发，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把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持续不断地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积累了一些必须长期坚持的成功经验。主要经验有四条：

第一，坚持土地公有制不动摇，确保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营制度并存的基本经营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是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只有坚持农村土地国家所有和多种形式的集体所制，才能确保农村经济制度的公有制性质。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过程中，虽然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实现形式日益多样化，但始终坚持了农村土地制度的公有制性质不动摇、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不动摇这根底线。

第二，坚持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使农村生产关系始终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纵观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历程，每一次变革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每一次变革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农业发展方式、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的变化，必须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赋予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新的内涵，激发农业生产要素更大的活力，促进农村生产关系高级化，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第三，必须坚决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不放松，保证农产品供应充足。土地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资料，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农民的命根和饭碗。中国无农不稳，农民无地不稳。维护和增进农民利益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操作上必须把制度创新和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但要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而且要确保农民收益稳步提高。第四，必须切实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循序渐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农民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土地的直接生产经营者，农村土地制度必须反映农民发展生产的根本要求。我国历次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都是基层群众在生产实践中首先进行试验，积累经验后，通过国家政策或立法措施向全国推广，逐步建立新的土地经营制度。继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仍然要发挥群众的创造力，采取农民自发探索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办法。

三、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农村土地制度为城镇居民向农村流动开辟空间；发展现代农业要求农村土地制度有利于促进农业集约化生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由土地问题引起的。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所确立的农地产权关系还不明晰，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农地产权主体模糊、权能残缺等内在缺陷不断凸现，导致农村土地的流转困境。

1、产权不清晰，农民的权益容易受到侵害。

土地产权是人们在土地占有、使用、转让、收益分配方面的权利关系，产权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权责对称的产权安排可以成功地使外部性内部化。能够形成有效激励的产权结构具有完整性、排他性、明晰性、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和稳定性。土地承包拉开了我国农村的改革的序幕，土地承包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和整个经济的繁荣。承包地不仅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在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其主要表现为：土地权属关系混乱，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清，内容界定不完整。

目前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呈现多样性。我国2002年8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赔偿；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从法律的规定来看，我尽管规定农村土地的所用权归集体所有，但各级管理处置权却由国家掌握，集体所有名不副实，再加上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中，家庭经营层次日益强化扩大，农村集体机构对土地使用方面的监督、管理和调控能力也就非常有限了。《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从法律条文上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界限十分清楚，然而事实上，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不明确的，产权是虚置的。一方面，法律没有明确国家所有的农村土地具体由哪一级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另一方面，农民集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符合产权主体的特征，而且国家通过立法和严格的土地管理措施制约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权利，导致农村土地的主要产权实际上由国家掌握。从产权内容来看，农村土地所有权不完整，现行法律只将占有权和部分使用权赋予集体经济组织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人，并且限定了使用方式即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权人并没有农村土地的收益权和处分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来看，一方面，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期满后由原承包经营权人继续承包，从法律上确认了农民对土地长期依法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另一方面，法律又禁止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抵押和担保等，致使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

当前，为适应发展现代农业需要而在农村推进的土地流转，特别是在我国中西部广大传统农业区，由于城镇化水平较低，吸纳农民就业能力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空间有限，以及农民自身知识技能储备不足，进城就业门路窄，无法在城市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土地对他们兼有生产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可以说是生命的依托、生存之本。在这些地方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必须按照中央政策要求，矫正农村各级干部多年来形成的工作惯性视角，厘清农民对土地流转中的土地产权、经营权和流转收益权的困惑与担忧，立足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一主题，实现土地经营权良性流转、转出成果。

2、土地资源零碎化，不利于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

自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为了充分体现社区成员平等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按人口均分土地的制度安排，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使得农地经营规模特别小，加之实行好坏搭配以及定期调整等，又造成了地块的数量增加和分布零散。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却甚为缓慢，使得农民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同时也给控制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和市场风险带来挑战。这种多地块、小面积、分散狭小的经营规模，不利于合理利用农业机械和水利设施，不利于实行合理耕作和采用先进技术，不利于调整作物结构和防止病虫害，不利于保持优良品种的纯度和品质，不利于增加农户对土地的投入，必然造成农业的粗放经营和低效益，并且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大规模、集约化经营相违背，特别是与当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效益相冲突。

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形成很多还处于自发性初级阶段的现状，田地肥沃程度不一，地理区域不佳，土地常常不能连成片，规模经营不好操作，风险也比较大，阻碍了规模经营的进一步发展。

土地规模经营的一个非常重要条件就是农民的自觉和自愿参与，但是传统农村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惯性和部分农民恋土思想偏重，还没有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现实外出打工的艰辛使得农民把具有保障性功能的土地仍视为不可放弃的最后防线；少数农户的“忌富”心理，宁愿自己的田荒芜，也不给别人搞规模经营，从而制约了规模经营的形成。所以应采取各种形式深入宣传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的作用、意义及做法，提高广大农村干群的认识，消除广大农民的各种疑虑，消除传统的小农意识影响，使他们切实认识到，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实现农民致富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农村高质量小康的重要条件。

3、没有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承包经营权流转不顺畅。

在我国，农地流转主要是指农地使用者的农地权利全部或部分地从一个主体转移给其他主体的行为，即农地使用权的流转。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事非农产业将不可逆转，这样就产生了土地流转的客观需要。农业用地在转变为非农业用地时，农民几乎没有议价的权利，导致大量土地交易徇私舞弊，养肥了一些开发商和一些腐败分子，让国家和农民双双吃亏。因为农民没有议价的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土地交易成为一种黑箱操作，农民极度不满。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央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因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往往与农民的利益不一致，结果使政策的执行总是被大打折扣。新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但有效实行这个制度的成本仍然很高，真正消除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中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关键在于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农地使用权流转如果主要是农民自发的，政府或集体组织协调和服务缺乏，流转往往在亲戚、朋友、邻居间进行，交易成本大，流转关系不稳定，同时也限制了土地流向边际产出率高的使用者。在竞争激烈而自身又与市场联系不紧密的情况下，由于农民个人或家庭获得土地流转收入较少，其积极参与市场的动力不强，在市场交易谈判中也就容易处于不利地位，最终因与预期存在明显差异，土地流转失败可能性较大。因此必须建立农地使用权流转中介组织，发挥专业机构的优势，规范和畅通市场交易，促进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现实情况是中介组织不健全，土地流转的信息不畅通、不及时，无法真正建立起土地供给者与土地需求者之间的桥梁，导致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很难形成。由于缺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市场，难以形成反映真实价值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农民只能是较低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宁愿撂荒、交由他人代耕而不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造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难。有意愿出让的农民找不到租赁者，而一定经营能力农户则因信息不畅找不到合适的土地来进行规模化经营。

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不健全主要还表现在缺乏土地测量评级，土地评估以及从事土地信用，融资和保险等的中介服务机构。使土地的跨区域流动难以实现。现行法律虽然允许依法流转承包经营权，但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具有优先受让权，而且采取转让的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经过发包人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存在很多无形的制约。

4、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操作的随意性较大。

如同一切公有资源一样公有土地只要它拥有足够的价值，必然会成为强者掠取的对象。土地承包法实际上显示了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土地所有权的分割，但却没有明确地合理地界定它们之间的权利边界。土地承包法的本意是要克服传统集体所有制的弊端，但又想继续

维持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不免在逻辑上漏洞昭然，在实践中弊端丛生。当法律不能清晰界定权利边界，或者界定之后又不能维护这种界定的有效性，实际的政治力量就要发生作用。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在政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会受到利益的侵害，而法律本来想削弱的“集体”力量却因现实的政治关系而得到加强。大量调查发现，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对土地控制的强度决定于下述方面的因素。第一，国家权力的配置状况。地方政府违反中央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限的规定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土地承包的频繁调整已经不是村干部的行为，而变成乡里、县里的行为。县政府把调整土地作为一个时段的中心工作去抓。县政府调整土地承包期限的动力在于增加税收。在目前政治权力格局之下，每一级政府对上级政府都有很强的隐蔽信息的能力，除非有告状事件（特别是集体“上访”事件）发生，上级部门并不纠正下级的违法行为。从立法来看，目前仅制定了农村土地行政管理、所有权归属、土地承包经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当一部分农村土地关系仍由政策性文件和地方法规来规范，下位法超越上位法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从法律法规的内容来看，重实体规定轻程序规定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关于所有权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等关键问题的规定相互冲突，难以有效规范农村土地的生产、使用、收益和处置等活动。从法律适用来看，由于多部同位法交叉规范农村土地关系，以及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关系的一些规定比较模糊，出现了一些部门、地方选择性地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难以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此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以及支农惠农措施等制度和政策调整，使农村土地制度和经营体制的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家庭人口自然增减，不同家庭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大量农民转移就业，造成投入降低、粗放耕作甚至弃耕、撂荒等问题；同时，城镇化和工业发展大规模征用耕地，土地征用制度不科学，导致土地承包纠纷不断增多。

目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些是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是操作不规范导致的，还有一些是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公有制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面临的突出问题，近几年有关部门和地方大胆探索，积累了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如正在推广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允许把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出资入股的条件。

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着力点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农村土地制度为城镇居民向农村流动开辟空间；发展现代农业要求农村土地制度有利于促进农业集约化生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此必须建立归属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构建市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形成有序流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健全以法律为手段的农村土地权益保护制度。

第一，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目前农村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相结合的所有权制度，其中国家所有的农村土地交由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包括农村集体所有、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等三种形式。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可以考虑由县级人民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的农村土地所有权，科学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逐步将经济管理职能与村委会的社会管理、公共管理职能分开，简化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结构。在此基础上，适当拓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有条件地允许以农村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出资入股。

第二，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评估制度。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发挥市场在农村土地使用权价格形成中的有效作用，借鉴我国固定资产评估的经验，考虑农村土地的功能，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现代评估方法为手段，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评估机构为依托，完善的法规体系为保障的农村土地评估制度。经过科学评估确定的农村土地使用权价值，可以作为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抵押担保、出资入股的定价基础和确定征地补偿的主要依据。

第三，逐步建立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市场。参照我国目前各类产权交易市场的做法，运用信息化的交易平台，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开展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试点，逐步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可以先在县域范围内进行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配套推动建立农村土地产权国家赎买制度，对举家转为非农业户口，以及举家流入城镇就业达到一定年限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家庭所承包土地，由国家按照剩余承包年限和收益现值法评估的价值赎买。国家赎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优先用于解决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差距过大问题，剩余部分按照市场化原则租赁给农业产业化企业经营。逐步放开政策，允许城镇居民携带资金、技术到农村租用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事农业生产等经营活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第四、正确划分政府和市场在农村土地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农村微观经济的干预，发挥市场促进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政府应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土地利用规划等，调控农村土地用途结构，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依法进行农用地转用审批和监督检查，维护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秩序；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土地资源配置等应在完善市场规则的基础上逐步交由市场机制解决。第五、加快完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以及农村土地相关法律法规，消除法律法规在农村土地制度规范上的冲突，明确原有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权能等方面的模糊规定，并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定改革留有法律空间。在此基础上，率先在经济特区、国家改革试验区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就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定价机制、价值评估制度、使用权流转机制以及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抵押担保、出资入股等重大问题进行试验，条件成熟后制定统一的土地法典，将城乡土地的产权归属、产权功能、权利义务、使用权流转程序等纳入一部法律。同时修订《公司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逐步形成以宪法为原则、城乡土地法典为主体、相关法律法规有效衔接配套的土地法律法规体系。

第四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与创新方向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与创新方向

核心提示：总书记所说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就是指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在总书记看来，农村土地制度需要改革，但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安排不能变。显然，他这一看法是有针对性的。

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对于构建现代国家农村治理体系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重大。总书记要求农村土地改革“坚守底线，事可先行”，体现了他一贯的在坚守底线基础上大胆创新的治国理念。基于此，笔者立足于多年的学术积累与农村调研的感受，谈—下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粗浅认识。

一、农村土地制度底线的形成与坚守的理由

总书记所说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就是指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在总书记看来，农村土地制度需要改革，但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安排不能变。显然，他这一看法是有针对性的。

毋庸讳言，一些学者和党政官员主张彻底放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恢复农村土地私有制。笔者丝毫不怀疑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与官员的主观动机，即他们旨在发挥市场配置农村土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既是我们党主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包括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成果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基本制度成果，对此大家没有分歧。然而，土地私有是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高效配置的最佳制度安排吗?换言之，只有农村土地私有，市场才能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吗?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现阶段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上，分成了“集体学派”与“私有学派”。本文的观点当然属于集体学派。

“私有学派”否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采用的理论逻辑是把它同计划经济捆绑在一起，尤其是抓住了产权不清体制弊端大加鞭挞。这颇能博得一些人的赞同。笔者承认，当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确实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起到了支撑作用。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和计划经济作为国家制度，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的。但把二者混为一谈却是错误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我们党主张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包括合作经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了，从理论到实践，都大大早于计划经济。当时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初衷有两个：一是克服小农经济制度下生产力千百年难以发展的弊端，通过合作即资源重新配置形成新的生产力;二是克服农民分散单干必然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弊端，走共同富裕道路。事实上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制度设计的目标要求，比如，分散单干的小农经济难以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靠集体经济就做到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在解决农村内部贫富差距方面，集体经济的制度性效果也十分明显。事实有目共睹，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当然，由于计划经济的干扰，集体经济制度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也是事实。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已经显示了制度优势，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兴起的农村改革中，农民抛弃的仅仅是吃“大锅饭”的集体统一经营体制，而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2012年春节期间，笔者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高校研究生做“百村千户”问卷调查，回收1052份问卷，在“您希望将来农村的土地制度是一”选项中，90%以上的农户没有选择“按人平分，私有到户，然后像解放前那样自由买卖土地”。所以，笔者赞同总书记坚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底线的主张，是因为他的看法是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代表了从事农耕劳作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

如果“私有学派”不认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那么至少应该论证以下两个观点的科学性：一是小农经济时代的土地私有制具有优越性，能够实现资源离效配置，集体所有制取而代之是个历史性错误;二是近三十年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二、小规模土地私有妨碍土地资源高效配置，值得警惕

自三十多年前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广后，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该制度有三个要件：一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二是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三是集体统一为农户经营提供社会化服务。但众所周知，2006年农村税费改蕈后，农户不仅不再向集体缴纳任何承包费用，而且承包地转让给其他人经营时租金全部归原承包户收取。这样，不论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还是在法理学意义上，集体经济组织就丧失了土地所有者的基本权利——通过对财产的占有获取收益。在大多数农村，集体都是经济上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的“空壳”，无力向农户提供经营服务。正因为如此，农村需要深化改革。关键在于往哪个方向上改。“集体学派”反对以改革的名义搞农村集体土地私有化，并不是抱着计划经济时期盛行的“左倾”意识形态不放，而是因为这种事实上的土地私有阻碍了农业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土地分割细碎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是因为，几亿农民在比较效益驱动下，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无法兼顾农田的精耕细作。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特有，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日本早就出现了，以至于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有了带嘲讽味道的“游玩农业”、“周日农业”等说法，指责那些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农业经营收入为辅的所谓“第二种兼业农户”对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忽视。如果没有私有制对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制度性障碍，日本的农产品自给率还可以提高十个百分点左右。“私有学派”认为一旦土地私有，就可能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这其实是出于对自由竞争的迷信，结果只能是重蹈日本覆辙。

三、我国农民新的伟大创造：靠市场机制确权把集体变成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

既然土地集体变成私有不利于经济发展，就理应受到农民的抵制;既然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制度优势，就理应受到农民的拥护。事实确实如此。

众所周知，眼下一些地方在做土地确权工作，却进展缓慢，激发不出当年农民搞大包干那样的热情。一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已经完成很长一段时间，仍然看不到任何经济发展的新迹象。

与土地确权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近半年来在广东省清远市搞农村综合改革调研，了解到一些当地的农民自发改革案例，深受启发和鼓舞。这里仅举网络上容易搜索到改革基本情况的广东省清远市叶屋村一个例子。叶屋村通过村民自治机制推动“土地改革”(注：村民就是这样说的)，从2010年起，改变了多年来各家各户土地七零八落的状况，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只承包一块旱地，主要劳动力在家务农的农户可以承包一块水田和一块旱地，总之，各家备户都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问题彻底解决。同时，吸收四十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回村务农，所有农户单纯靠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最低人均收入也已经超过了15000元，比改革前多出3—4倍。

叶屋村进行土地改革的直接动因就是要由穷变富：村长叶时通作为养鱼专业户早已过上了小康生活，2008年他想到，如果各家各户分散的承包地集中连片，选好种养项目，收入都能与自己差不多。对于叶时通的想法大家都认同，但要做到集中连片经营，必须调整多年未变的土地承包关系，对此的意见就五花八门了o最大的阻力来自那些人均占有较多土地和较好土地的农户，他们认为自己吃亏了。经过三十多次各户家长共同开会讨论，最终形成了大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用农村土地改革的常用术语概括叶屋村的经验，也可谓是明确产权的过程：

首先，明确土地的所有者是集体，不是私人，集体有权调整土地。这个集体不是行政村，更不是乡镇。

其次，明确集体土地的成员权，只有生活在集体土地范围内的人拥有集体成员资格，娶进来的媳妇和新生的孩子获得土地承包权。嫁出去的闺女和过世的老人失去土地承包权。

再次，用地租调节各户土地的多少和肥瘦。每人无偿承包1亩水田和2亩旱地，其余要付地租，内部没有人愿意承包的土地由集体来统一向外出租。

最后，集体租金收入的使用公开透明，主要用于改善生产条件，也拿出一些奖励学生和孝敬老人。所有水田旱地都由集体修通机耕道，所有水田都由集体修建完善的排灌设施。叶屋村通过土地改革，既整合了各户分割细碎的土地，又破解了集体经济空壳难题。该村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租金既实现了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又调节了土地资源在经营者之间的合理配置，反过来帮助了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在叶屋，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描述的地主、资本家、工人三者之间你多我少的利益对立关系不见了，代之以土地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这是继安徽小岗村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基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又一伟大创造，为农村土地改革做出有益探索。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第五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与创新方向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与创新方向 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对于构建现代国家农村治理体系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重大。总书记要求农村土地改革“坚守底线，事可先行”，体现了他一贯的在坚守底线基础上大胆创新的治国理念。基于此，笔者立足于多年的学术积累与农村调研的感受，结合汉海招融网关于土地信息的第一手资料，谈—下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粗浅认识。

一、农村土地制度底线的形成与坚守的理由

总书记所说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就是指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在总书记看来，农村土地制度需要改革，但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安排不能变。显然，他这一看法是有针对性的。

毋庸讳言，一些学者和党政官员主张彻底放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恢复农村土地私有制。笔者丝毫不怀疑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与官员的主观动机，即他们旨在发挥市场配置农村土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既是我们党主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包括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成果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基本制度成果，对此大家没有分歧。然而，土地私有是我国农村土地资源高效配置的最佳制度安排吗？换言之，只有农村土地私有，市场才能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吗？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现阶段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上，分成了“集体学派”与“私有学派”。本文的观点当然属于集体学派。

“私有学派”否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采用的理论逻辑是把它同计划经济捆绑在一起，尤其是抓住了产权不清体制弊端大加鞭挞。这颇能博得一些人的赞同。笔者承认，当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确实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起到了支撑作用。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和计划经济作为国家制度，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的。但把二者混为一谈却是错误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我们党主张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包括合作经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了，从理论到实践，都大大早于计划经济。当时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初衷有两个：一是克服小农经济制度下生产力千百年难以发展的弊端，通过合作即资源重新配置形成新的生产力；二是克服农民分散单干必然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弊端，走共同富裕道路。事实上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制度设计的目标要求，比如，分散单干的小农经济难以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靠集体经济就做到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在解决农村内部贫富差距方面，集体经济的制度性效果也十分明显。事实

有目共睹，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当然，由于计划经济的干扰，集体经济制度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也是事实。

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已经显示了制度优势，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兴起的农村改革中，农民抛弃的仅仅是吃“大锅饭”的集体统一经营体制，而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2012年春节期间，笔者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高校研究生做“百村千户”问卷调查，回收1052份问卷，在“您希望将来农村的土地制度是一”选项中，90%以上的农户没有选择“按人平分，私有到户，然后像解放前那样自由买卖土地”。所以，笔者赞同总书记坚守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底线的主张，是因为他的看法是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代表了从事农耕劳作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

如果“私有学派”不认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那么至少应该论证以下两个观点的科学性：一是小农经济时代的土地私有制具有优越性，能够实现资源离效配置，集体所有制取而代之是个历史性错误；二是近三十年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二、小规模土地私有妨碍土地资源高效配置，值得警惕

自三十多年前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广后，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该制度有三个要件：一是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二是集体土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三是集体统一为农户经营提供社会化服务。但众所周知，2006年农村税费改蕈后，农户不仅不再向集体缴纳任何承包费用，而且承包地转让给其他人经营时租金全部归原承包户收取。这样，不论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还是在法理学意义上，集体经济组织就丧失了土地所有者的基本权利——通过对财产的占有获取收益。在大多数农村，集体都是经济上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的“空壳”，无力向农户提供经营服务。正因为如此，农村需要深化改革。关键在于往哪个方向上改。

“集体学派”反对以改革的名义搞农村集体土地私有化，并不是抱着计划经济时期盛行的“左倾”意识形态不放，而是因为这种事实上的土地私有阻碍了农业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土地分割细碎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是因为，几亿农民在比较效益驱动下，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无法兼顾农田的精耕细作。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特有，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日本早就出现了，以至于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有了带嘲讽味道的“游玩农业”、“周日农业”等说法，指责那些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农业经营收入

为辅的所谓“第二种兼业农户”对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忽视。如果没有私有制对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制度性障碍，日本的农产品自给率还可以提高十个百分点左右。“私有学派”认为一旦土地私有，就可能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这其实是出于对自由竞争的迷信，结果只能是重蹈日本覆辙。

三、我国农民新的伟大创造：靠市场机制确权把集体变成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

既然土地集体变成私有不利于经济发展，就理应受到农民的抵制；既然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制度优势，就理应受到农民的拥护。事实确实如此。

众所周知，眼下一些地方在做土地确权工作，却进展缓慢，激发不出当年农民搞大包干那样的热情。一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已经完成很长一段时间，仍然看不到任何经济发展的新迹象。

与土地确权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近半年来在广东省清远市搞农村综合改革调研，了解到一些当地的农民自发改革案例，深受启发和鼓舞。这里仅举网络上容易搜索到改革基本情况的广东省清远市叶屋村一个例子。

叶屋村通过村民自治机制推动“土地改革”(注：村民就是这样说的)，从2010年起，改变了多年来各家各户土地七零八落的状况，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只承包一块旱地，主要劳动力在家务农的农户可以承包一块水田和一块旱地，总之，各家备户都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撂荒和粗放经营问题彻底解决。同时，吸收四十多名青壮年劳动力回村务农，所有农户单纯靠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最低人均收入也已经超过了15000元，比改革前多出3—4倍。

叶屋村进行土地改革的直接动因就是要由穷变富：村长叶时通作为养鱼专业户早已过上了小康生活，2008年他想到，如果各家各户分散的承包地集中连片，选好种养项目，收入都能与自己差不多。对于叶时通的想法大家都认同，但要做到集中连片经营，必须调整多年未变的土地承包关系，对此的意见就五花八门了o最大的阻力来自那些人均占有较多土地和较好土地的农户，他们认为自己吃亏了。经过三十多次各户家长共同开会讨论，最终形成了大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用农村土地改革的常用术语概括叶屋村的经验，也可谓是明确产权的过程：

首先，明确土地的所有者是集体，不是私人，集体有权调整土地。这个集体不是行政村，更不是乡镇。

其次，明确集体土地的成员权，只有生活在集体土地范围内的人拥有集体成员资格，娶进来的媳妇和新生的孩子获得土地承包权。嫁出去的闺女和过世的老人失去土地承包权。

再次，用地租调节各户土地的多少和肥瘦。每人无偿承包1亩水田和2亩旱地，其余要付地租，内部没有人愿意承包的土地由集体来统一向外出租。

最后，集体租金收入的使用公开透明，主要用于改善生产条件，也拿出一些奖励学生和孝敬老人。所有水田旱地都由集体修通机耕道，所有水田都由集体修建完善的排灌设施。

叶屋村通过土地改革，既整合了各户分割细碎的土地，又破解了集体经济空壳难题。该村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租金既实现了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又调节了土地资源在经营者之间的合理配置，反过来帮助了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在叶屋，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描述的地主、资本家、工人三者之间你多我少的利益对立关系不见了，代之以土地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这是继安徽小岗村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基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又一伟大创造，为农村土地改革做出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