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探讨

第一篇：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探讨

2010年10月7日星期四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探讨

2007-12-27 00:00:00

[摘要]产权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由于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产权问题，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缺乏自主性、稳定性，收益权被分割，缺乏独享性，转让权不自由，由此引发了困扰“三农”的一系列问题。为解决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多元化，即国家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农民土地实际所有权即农村土地私有、农村公共领地的集体所有权。而要实施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则必须在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的同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使法律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相协调，建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或机制。

（中经评论·北京）

一、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引发的问题

产权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进一步稳定与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等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时至今日，农村土地产权模糊状态还没有根本转变过来。国家赋予的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或曰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或曰法律规定的占有、使用、收益、处置、转让、抵押、继承等权利屡遭侵害，究其原因就是农村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表现为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缺乏自主性、稳定性，收益权被分割，缺乏独享性，转让权不自由，并由此引发了困扰“三农”的诸多问题。

（一）农民难以真正获得土地所带来的收益。

有关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是哪一级，法律规定得较为含糊。如《宪法》笼统界定为集体所有；《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镇）、村两级；而《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界定为乡（镇）、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七由于土地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复存在，农村县、乡（镇）、村的基层政权组织成了事实上的土地产权所有者。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被层层分解，国家作为超经济主体对土地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处置农村土地，如国家或公共权力机关随意征用或过度使用土地，资本大力圈占土地。代表集体行使土地实际所有权的基层政府主管部门及领导也时常侵占农民的利益。农民仅凭使用权很难有话语权，土地收益几乎被各利益部门掠去，农民所获补偿甚微。

（二）农村土地流转受限，土地市场被割裂、扭曲。

国家以垄断身份处置农村土地，规定农村土地不准买卖，土地的唯一买者只有国家，农村土地市场的微观主体难以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统一的农村土地市场无法形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不确定，其所有权被分割，为众多的行政村或村民小组所掌握，造成行政村（或村小组、社区、城乡）之间的壁垒，土地产权市场被割裂、扭曲。与实际市场行为相背离，使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打破。而真正的所有权主体（农民）又缺位，被剥夺以土地要素进入市场交易的权利，不可能很好地履行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运作的权力，仅有土地使用权（以契约方式订立的土地承包权，其内容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土地的流转受到极大限制，因而造成农村土地资源浪费或低效配置。

（三）农业规模效应和可持续发展难以保证。

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不确定性和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频繁调整，土地租赁市场无法正常发育，种地农民的利益很难得到保证，种地能手无法扩大经营规模，即使有些地方搞了规模经营，也往往受政府部门主导或强制，这种非市场行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交易成本很高，农业效率令人质疑。又因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农村土地增收的空间有限，农业变得无利可图，农民只好弃耕或离开农村沦为被雇用的“农民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增值、获利减少”的效应会不断加剧，农村日渐失去内在的发展冲动。另外，使用权不稳定也影响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尽管政府一直强调不准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合同，但土地使用权“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现象十分普遍，影响了农民对农村土地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同时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者的短期行为，进行掠夺性经营。

（四）农民的经济预期具有不确定性。

政府承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但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又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均分土地（增人增地，减人减地）获取保障是农民群体的不断要求。然而农民土地使用权自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不可能获得土地要素收入，农民无法以土地作抵押，农村金融资本不能发挥作用，仅靠农民漫长痛苦的自身积累发展（规模）农业、调整农业结构或转为其他行业，对于目前处于窘境的一般农民群体来说很难有现实的可能性。农民心态表现为，“既想离开土地，又要守住土地，既小愿种田，又不能不种田，受这种心态支配，自然会出现一些短期行为，有的粗放耕作，只保口粮和地税，不愿在改良土壤方面下本钱。有的农民虽另有职业，但不能不留后路，准备归田还农。大批农民工进城就业，但很难落下常住户口，随时有被遣返风险。所以，农民对农村、农业发展的预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的考辨

针对上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大致五种改革思路和主张：（1）土地国有制；（2）土地集体所有制，包括按份共有制、股份合作制、强化承包权或承包权永久化、集体所有制下的自由式；（3）土地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自耕农所有制、有限私有制、农村土地家庭财产权或土地家庭所有制；（4）两级或复合土地产权制，包括国有与集体所有制、集体与私人所有制、国家与个人所有制；（5）多级土地所有制。以上研究各有侧重，论述也似乎各有其理，但从解决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存的问题考虑，本文认为，必须明确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第一个层次

必须弄清以下两个问题：

（1）农村土地产权到底归谁合理?从产权经济理论看，产权是一组权利，由法律明确界定，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不同的产权安排会有不同的经济效率，而私有产权的效率是最高的，只要产权明确界定为私有，无论采取哪一种合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都会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同样，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回归农民，使农民能够成为真正

完整独立的经济主体，在法律的保护下自主决策、权衡利弊，放心大胆地行使土地财产的“三权”（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转让权），符合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从历史角度来看，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尽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二地私有制根深蒂固，具体的土地财产权私有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以“耕者有其田”号召进行民主革命，认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获得二地，并在建国后得以实现，然而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前苏联“集体农序”模式的影响，土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导致农村土地产权长期处于模糊状态，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且有悖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从现实看，1979年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自主支配土地的权力，但仅有使用权的土地在其绩效最大限度发挥之后，随着社会转型、断裂与分化，原订的制度效应逐渐弱化，“三农”问题日益突显。意政府虽识到了产权问题，却只在使用权上做文章，土地承包期一再延长，到目前承诺永久不变，其本意也是土地回归农民，然而没有最终所有权的实现，结果必然是农民的土地被大量侵吞、占有和流失，农民的利益屡遭侵害。从国外实践看，除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土地公有制之外，其他国家部实行土地私有化，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却很低。同外实践证明，土地私有化后，土地便于流转，土地必然向耕种能手集中，土地的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效率也不断提升。所以，实现土地产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就是土地回归农民。

（2）产权归属清晰能否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产权回归农民不可能解决因产权模糊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否认产权回归会产生问题，但相比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产权回归农民至少有以下好处：其一，提高农业效率。上地产权私有是土地市场化的基础，能使土地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不但有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破解、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其二，减少政府干预。土地产权回归能增强农民与政府博弈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集体以公共利益名义侵害农民土地，如“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其三，保障农民利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如果把土地私有了，村民会自发维护自己的权益，土地不会被轻易出卖；土地补偿费会给每一户村民，乡村官员失去了一大人块腐败的机会，这对于村民权益，对于廉政建设都足有好处的”。

（二）第二个层次

如果农村土地产权农民所有是一种理性回归，那么必然要理清学术界争论最为激烈的几个问题：

（1）产权回归是否会造成土地兼并，出现社会危机?许多人认为，农民一量有了私有权就会失去土地，就会发生土地兼并，出现社会危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如果国家允许土地私有化，必然会带来频繁的土地兼并，很多干部会成为大地主，很多农民会因天灾人祸而失去土地，成为佃民；土地的自由买卖将彻底完成国际资本与新兴资本对土地的占有和瓜分，形成金融资本兼并士地。事实上农村土地私有化小会出现土地兼并和大量无地农民，“土地兼并主要由于政治势力的介入，例如封赐、圈地、投献豪门等。若非政治势力介入，土地私有制也不会导致土地高度兼并和社会**”；旧中国的农村上地私有制所出现的‘土地集中兼并’或‘农民两极分化’的现象，根源不在于土地买卖与产权流转，而是政治强权造成的”。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出卖土地是非常谨慎的，如果“农民卖地完全是自愿的选择，就像城市居民不会为了变现把私有住房卖掉向露宿街头一样”，各国经验证明，在民主与法治条件下，可以防止土地恶性兼并现象发生，“土地的适度集中，小仅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反而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

（2）产权回归是否会导致农民失去保障?许多学者认为，农村土地私有化后农民将失去社会保障。其理由是，中国农村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条件，基国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农民的就业保障和绝人多数农民的谋生手段；如果赋予农民土地私有权，贫困的农民面对孩子上大学、病人住院或家里有何人赌博、喝酒时，别无选择，只有卖地，没有了土地，其生存会失去保障。仅就这些问题而否定农村土地私有，“在逻辑上完全不能成立，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历史上土地并没有起到保障作用，土地也不应该成为农民的生活保障（应由国家或社会提供）”。如今农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土地作为生存保障也只有在贫困地区或西部地区，对绝人多数地区的农民而言已不把土地作为生活保障，农业通常是弱质产业，许多地方种地反而亏本，农民收入主要来自第二、三产业，农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主要依靠打工收入。就许多发达同家来说，农民的保障小是靠土地，而是靠政府的再次分配即政府的补贴。

（3）产权回归是否会使规模经营难以进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条件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营，因为农村土地私有会使农民惜售心理增强从而阻碍土地的转让与集中，即使人部分收入来自非农产业，一些农民也宁可粗放经营甚至撂荒而不愿出让土地，造成农村土地小规模经营的凝固化，阻碍农业规模化的发展；即使规模经营，其追求规模扩张的具体过程必然是大农场击垮小农。这里要弄清两个问题：其一，哪种产权更有利于规模经营，足政府（公有）主导好，还是私人（个体）主导好?其二，规模经营足“大”好，还是“小”好?众所周知，政府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规模经营，但其效益却不乐观。实践证明，许多政府主导的规模经营都失败了。至于规模“大”好，还是“小”好，要因地而宜，因人而宜，因时而宜，二者是相对和可变的，有的地方适宜“大”，有的地方适宜“小”，“规模的‘大’不是通过主观改造或行政赐予，而是通过竞争由‘小’发展而米，‘小’是‘大’的基础，‘大’是‘小’的发展”。所以，农村土地私有与规模经营并不矛盾，农村土地私有可以使农民成为自主决策的市场主体，在市场运行机制完善的基础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使农民不断成熟起来，逐步实现适宜的农业规模经营，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分析，各种改革思路和主张孰优孰劣，不言而明。纯粹的农村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已经被证明足发展的死胡同；纯粹的私有化在中国又不具有现实性，强烈的路径依赖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国有或集体主导下的实现形式难以根本突破公有制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强化农民私权的两极或多极所有制不是最好的方案，但应是最优的方案，应成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探究

笔者主张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多元化改革，其一，国家土地的终极所有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二，强调农民土地实际所有权即农村土地私有，这是改革的核心部分，也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其三，农村公共领地的集体所有权（主要包括公共的水塘、水库、山地、森林、墓地、祠堂、试验田等），这是出于对改革的路径依赖、村庄公共治理、基层公共服务的考虑。实施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

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并确定产权主体对土地的权利、义务、利益和责任的限度，使产权主体行使相应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1）国家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国家拥有土地的宏观调控权，通过决策、计划、指导、协调、审批、监控来规范农村土地的基本用途、土地流转及征地行为，特别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决策及执行活动予以监督、规划、约束，即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保障农民土地私权的享有。（2）集体（乡、镇、村或村小组）享有对农村部分土地的所有权，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对自己产权领域的职责，对农村的土地由过去的产权土体和直接参与者转变为农民权力行使的维护者、监管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3）农民个人或家庭对自己的土地拥有绝对所有权。国家要明确农民土地私权的范围、国家公共利益的边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让农户享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即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所有权能，使农民拥有独立的经济主体地位和权利。

（二）转变政府职能与干部政绩观，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

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改变农民绝对弱势地位，必须在明确农村土地产权的基础上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把土地资源市场化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实施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国家对土地履行规划、管理、调控和监督职责；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使地方政府从上地交易中退出，把精力主要放在上地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上，充当纯粹的服务者、监管者和仲裁者；创新政府官员的考评机制，转变政府政绩观。只有这样，政府职能才不至于缺位、越位、错位，才能有效摆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三）加强和完善土地立法，使法律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相协调。

中国拥有最严格的立法，但土地违法却令人触目惊心。其原要在于，只有严格的土地审批法，却没有约束政府行为失范的法；只有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实现的法，却没有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法；现有的土地立法足粗线条的，弹性大，没有更为细致和专门的立法，而且已有的立法存在相冲突的地方，对土地关系的处理方面主要依靠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来调整，而不足靠具体的法律来严格规范、界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所以，一要通过立法来确定各产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规范其土地使用、流转和补偿等行为，依靠法律规范、界定国家土地管理部门的权限、义务及行政行为。二要完善现有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如解决《农村土地承包法》表述过于宽泛、缺乏实施条例的问题，统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中的相关规定，解决中国征地制度中存在的“二律背反”现象；优化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制定土地抵押贷款的法律等。三要进行司法制度改革，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当农民土地权益遭受侵害时，要有能为农民提供救济的制度与机制，如法院不受地方政府控制，拥有独立审判权，能相对公平地裁判农民与地方政府间的土地纠纷。

（四）建立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或机制。

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益，还必须考虑其他约束条件：第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防止短期内出现“大土地所有制”，即所谓的“土地兼并”，或防止农民因天灾病祸出卖土地，出现“贫民窟”；第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让所谓“盲流”的农民工真正城市化并成为“稳定流”；第三，建立真正的村民自治，让农民成为发展主体，改变过去垄断农民话语权和代民作主的行为，让农民组织成为农民的代言人，以增强农民集体或农民合作组织与政府谈判的能力，使土地产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乡村民主自治糅合起来；第四，完善市场机制，确保农民能自由地在市场上支配土地，进行合法的土地交易和买卖，并适时推进土地证券化和建立土地银行的改革。

第二篇：关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讨论与研究

关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讨论与研究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农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制度的核心。科学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亟需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改革。

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现状

（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基本构成一是我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由劳动群众共同占有土地的一种共有制形式。二是我国实行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除地役权外分三个部分：农用地；宅基地；集体企业建设用地以及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用地。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现状

截至末，全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覆盖率66％，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覆盖率46％，宅基地登记发证覆盖率80％。

（三）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和流转中的收益分配现状

目前，我国集体土地的收益主要产生于征收和流转过程中。国家对农村土地进行征收后，政府通常得给予四种补偿费用，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主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设定的收益分配和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再转移的收益分配。

1、农户的承包地被征用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两项主要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个人承包经营户在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却不能直接作为受偿主体，而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或基层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那里受偿。

2、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收益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政府-集体分享型、集体独享型、限制性集体独享型、政府-集体-农户分享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型。对于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再转移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增值收益由集体和土地使用者分享型；增值收益由土地权利人和政府共享型；土地权利人包括集体和集体建设用地原使用权人、再转移收益由原土地使用人和政府分享型。

（四）我国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现状

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以第一轮或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承包地或划地人口为依据；以现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在册人口为依据；以第二轮土地承包日期起为时限的年龄段为依据，包括死亡人员、新生婴儿、迁出、迁入人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集体成员资格界定越来越困难，一是部分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的迁移变得相对容易和简单，使原来单纯以户籍作为判断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难以适用；二是身份变化所引起的农民集体成员资格取得和丧失界定难。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的虚位

“农民集体”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很难成为实践层面上的所有者主体。而事实上的“集体所

有”则表现为无实际内容的集体“空壳”，集体所有使所有者处于“虚位”状态；同时，农民集体常随行政村组的存废、变更而存废、变更的状态，产权主体的地位极不确定。

（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权能残缺

国家只是在名义上和法律上承认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而事实上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集体土地，作为集体的农民和“农民集体”实质上都没有对土地的最终处置权。

（三）征地补偿标准低，使用和分配也不规范

一是征地补偿标准低，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所获收益比重过大。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无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三是征地补偿收益使用、分配不规范。四是集体土地流转中国家与集体、集体与农民利益分配关系不确定、不规范。

（四）产权的激励功能不明显

由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没有长期化保证，政府可以对已经用承包制承包的土地随意调整、限制土地使用权的继承以及采取行政方式更改土地承包经营，使农民难以形成长期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形成必要的土地投入激励机制，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及框架

（一）明确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

一是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关系。二是村民委员会与农村经济组织的关系。三是政府管理权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系。

（二）确保农村集体产权权能的实现

以法定的形式赋予农民集体真正的所有权和农民个人真正的使用权，要保证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充分体现，维护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在服从国家或集体全局利益的前提下保持集体土地所有者对其所拥有的土地的处置权。

（三）逐步建立和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首先要明确集体所有制中“集体”的内涵，创新保障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其次要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解决和规范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问题，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合理分配收益。

（四）拓展国家宏观调控权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除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及他项权利外，还包括规划权、管理权、发展权等。国家应强化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权、规划权、发展权。

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

（一）明确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一是应对集体成员的资格予以确认。二是明确界定土地所有权主体，三是明确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稳定农村土地关系。四是明确村民小组与村委会的关系，保障土地所有权的行使。

（二）集体成员享有平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可以考虑把集体土地所有权细分为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以及农民个体成员权益，两者产生连带法律关系，成员人的权益依附于所有权，所有

权由各成员人的权益组成。

（三）赋予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权能

一是承认农村土地所有者的排它占有权，以便有效抵制对土地的侵权行为。二是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物权化。三是强化权利主体对集体土地的收益权能。四是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处分权能。

（四）依法保障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

一是配套改革国家土地征用制度。二是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制度。三是放开并规范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显化农民财产权价值。四是合理分配集体土地流转收益，保护国家、集体、农民共同利益。

（五）完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登记管理制度

农村土地权属管理应逐步由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向具有物权公示意义的土地登记管理转变，由多部门管理向统一管理转变，由部门行业管理向专业化、规范化的属地管理转变，最终建立起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登记管理制度。

第三篇：论文：关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讨论与研究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农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制度的核心。科学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亟需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改革。

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现状

（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基本构成一

是我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由劳动群众共同占有土地的一种共有制形式。二是我国实行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除地役权外分三个部分：农用地；宅基地；集体企业建设用地以及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用地。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现状

截至末，全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覆盖率66％，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覆盖率46％，宅基地登记发证覆盖率80％。

（三）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和流转中的收益分配现状

目前，我国集体土地的收益主要产生于征收和流转过程中。国家对农村土地进行征收后，政府通常得给予四种补偿费用，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主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设定的收益分配和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再转移的收益分配。

1、农户的承包地被征用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两项主要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个人承包经营户在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却不能直接作为受偿主体，而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或基层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那里受偿。

2、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收益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政府-集体分享型、集体独享型、限制性集体独享型、政府-集体-农户分享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型。对于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再转移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增值收益由集体和土地使用者分享型；增值收益由土地权利人和政府共享型；土地权利人包括集体和集体建设用地原使用权人、再转移收益由原土地使用人和政府分享型。

（四）我国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现状

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以第一轮或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承包地或划地人口为依据；以现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在册人口为依据；以第二轮土地承包日期起为时限的年龄段为依据，包括死亡人员、新生婴儿、迁出、迁入人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体成员资格界定越来越困难，一是部分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的迁移变得相对容易和简单，使原来单纯以户籍作为判断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难以适用；二是身份变化所引起的农民集体成员资格取得和丧失界定难。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的虚位

“农民集体”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很难成为实践层面上的所有者主体。而事实上的“集体所有”则表现为无实际内容的集体“空壳”，集体所有使所有者处于“虚位”状态；同时，农民集体常随行政村组的存废、变更而存废、变更的状态，产权主体的地位极不确定。

（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权能残缺

国家只是在名义上和法律上承认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而事实上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集体土地。实践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权能事实上由土地使用权所代替，“农民集体”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权人，国家才是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因此，作为集体的农民和“农民集体”实质上都没有对土地的最终处置权。

（三）征地补偿标准低，使用和分配也不规范

一是征地补偿标准低，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所获收益比重过大。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无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三是征地补偿收益使用、分配不规范。四是集体土地流转中国家与集体、集体与农民利益分配关系不确定、不规范。

（四）产权的激励功能不明显

由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没有长期化保证，土地承包期短，政府又可以对已经用承包制承包的土地随意调整、限制土地使用权的继承以及采取行政方式更改土地承包经营，使农民难以形成长期的生产积极性，限制了经营预期，结果对农民而言没有形成必要的土地投入激励机制，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及框架

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根据我国农地资源及人地关系的特点，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寻求建立以新型的产权关系为特征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构建和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显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权能，使农民拥有有效的土地产权。

（一）明确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

首先是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关系。农村集体应当是为一定物质、经济的利益而聚集形成的，集体的意志应当是其成员的共同的意愿指向，农

第四篇：论文：关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讨论与研究

论文：关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讨论与研究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制度在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制度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那么相关的制度到底是怎么制定的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论文：关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讨论与研究，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农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制度的核心。科学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亟需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改革。

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现状

（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基本构成一是我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由劳动群众共同占有土地的一种共有制形式。二是我国实行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除地役权外分三个部分：农用地；宅基地；集体企业建设用地以及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用地。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现状

截至末，全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覆盖率66％，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覆盖率46％，宅基地登记发证覆盖率80％。

（三）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和流转中的收益分配现状

目前，我国集体土地的收益主要产生于征收和流转过程中。国家对农村土地进行征收后，政府通常得给予四种补偿费用，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主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设定的收益分配和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再转移的收益分配。

1、农户的承包地被征用后，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两项主要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个人承包经营户在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却不能直接作为受偿主体，而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或基层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那里受偿。

2、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的收益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政府-集体分享型、集体独享型、限制性集体独享型、政府-集体-农户分享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型。对于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再转移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增值收益由集体和土地使用者分享型；增值收益由土地权利人和政府共享型；土地权利人包括集体和集体建设用地原使用权人、再转移收益由原土地使用人和政府分享型。

（四）我国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现状

农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以第一轮或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承包地或划地人口为依据；以现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在册人口为依据；以第二轮土地承包日期起为时限的年龄段为依据，包括死亡人员、新生婴儿、迁出、迁入人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体成员资格界定越来越困难，一是部分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的迁移变得相对容易和简单，使原来单纯以户籍作为判断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难以适用；二是身份变化所引起的农民集体成员资格取得和丧失界定难。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的虚位

“农民集体”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很难成为实践层面上的所有者主体。而事实上的“集体所有”则表现为无实际内容的集体“空壳”，集体所有使所有者处于“虚位”状态；同时，农民集体常随行政村组的'存废、变更而存废、变更的状态，产权主体的地位极不确定。

（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权能残缺

国家只是在名义上和法律上承认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而事实上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集体土地。实践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权能事实上由土地使用权所代替，“农民集体”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权人，国家才是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因此，作为集体的农民和“农民集体”实质上都没有对土地的最终处置权。

（三）征地补偿标准低，使用和分配也不规范

一是征地补偿标准低，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所获收益比重过大。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无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三是征地补偿收益使用、分配不规范。四是集体土地流转中国家与集体、集体与农民利益分配关系不确定、不规范。

（四）产权的激励功能不明显

由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没有长期化保证，土地承包期短，政府又可以对已经用承包制承包的土地随意调整、限制土地使用权的继承以及采取行政方式更改土地承包经营，使农民难以形成长期的生产积极性，限制了经营预期，结果对农民而言没有形成必要的土地投入激励机制，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及框架

改革和完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根据我国农地资源及人地关系的特点，在保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寻求建立以新型的产权关系为特征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构建和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显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权能，使农民拥有有效的土地产权。

（一）明确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

首先是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关系。农村集体应当是为一定物质、经济的利益而聚集形成的，集体的意志应当是其成员的共同的意愿指向，农民集体的成员应当能够享有所在集体的权益。其次是村民委员会与农村经济组织的关系。村民委员会具有管理组织的性质，具有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职能。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发展生产经营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及其相关产业组织之间的自愿合作或者联合，不应成为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组织。最后是政府管理权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国家土地管理机关应当侧重于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和行政监管；而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则应侧重于对本集体内部土地资产的具体管理和对农户行使土地使用权的监督。

（二）确保农村集体产权权能的实现

要充分实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必须要以法定的形式赋予农民集体真正的所有权和农民个人真正的使用权，要保证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充分体现，要维护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要在服从国家或集体全局利益的前提下保持集体土地所有者对其所拥有的土地的处置权。

（三）逐步建立和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首先要明确集体所有制中“集体”的内涵，创新保障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其次要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解决和规范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问题，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同价，合理分配收益。

（四）拓展国家宏观调控权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除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及他项权利外，还包括规划权、管理权、发展权等。国家应强化对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权、规划权、发展权。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不断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建设中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督和管理，使相关土地政策落到实处。

（五）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框架

根据改革的总体思路，结合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

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

（一）明确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

在法律上界定产权主体，保障农村土地所有权人的主体地位，是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的关键。一是应对集体成员的资格予以确认。允许各地以户籍为基础、经由严格的村民自治程序自主决定，并承认所有成员有平等占有和使用集体土地的权利。二是明确界定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以土地所有权证书这一法律形式予以体现。三是明确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稳定农村土地关系。四是明确村民小组与村委会的关系，保障土地所有权的行使。

（二）集体成员享有平等的集体土地所有权

可以考虑把集体土地所有权细分为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以及农民个体成员权益，两者产生连带法律关系，成员人的权益依附于所有权，所有权由各成员人的权益组成。集体成员在征地补偿安置、集体资产处置等重大问题上都有相应的、平等的收益权、表决权等。对承包经营权的处置，由三分之二以上集体成员表决决定。

（三）赋予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权能

一是承认农村土地所有者的排它占有权，以便有效抵制对土地的侵权行为。二是推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物权化。将农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法定化、固定化、可继承化和市场化。三是强化权利主体对集体土地的收益权能。国家只有因公共利益才能征用农村土地。四是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处分权能。

（四）依法保障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

一是配套改革国家土地征用制度。严格控制政府征地行为，强化集体所有权主体地位。二是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制度。对集体土地参照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有期限、有限地流转的制度，并对其出让、出租、转让、抵押等加以明确规范。三是放开并规范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显化农民财产权价值。四是合理分配集体土地流转收益，保护国家、集体、农民共同利益。

（五）完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登记管理制度

农村土地权属管理应逐步由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向具有物权公示意义的土地登记管理转变，由多部门管理向统一管理转变，由部门行业管理向专业化、规范化的属地管理转变，最终建立起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登记管理制度。

第五篇：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是我国当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企业产权制度。本文首先分析了产权及产权制度的涵义，在此基础上，探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字：国有企业

产权制度

改革

一、研究背景

企业产权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良好的产权制度，企业就不可能充满活力和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产权结构变迁的主线是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变化，其改革的过程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等几个阶段，其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不断进行调整。从8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90年代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制框架初步形成，大中型国有企业在集团化改组和劣势企业退出方面迈出了较大步子，国有企业的总体实力和主导作用有所增强。通过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产权结构创新，由原来单一的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过渡，有利于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便于国有企业转换机制、改善管理。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国有企业整体素质明显提高，效益大幅增加。

但应该看到这些改革仅局限于经济性层面的放权让利，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没有真正形成产权清晰、结构多元、自由流动的产权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特别是建立符合市场竞争条件的产权制度这一核心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由于己改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相当一部分没有实质性地触动产权，未从根本上改变国有机制，不仅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也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流动，限制了企业间的出售、并购、增资扩股等产权交易的进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近30年，从扩权让利到承包制再到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依然有问题需要解决。因此，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对壮大国有企业的生产规模、提高运营效率，至关重要。

二、产权理论的内涵

产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出现的经济范畴。《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认为，“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中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国内外学者对产权从不同角度有多种定义和解释。一般认为，产权主要是指财产权或财产权利，是以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一系列财产权利的总和，包括所有权极其衍生的占有权、使用、经营权、让渡权等权利。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既包括土地、房屋、设备及存款、现金等不动产和动产，也包括股票、债券等证券资产，还包括由专利、商标、名誉、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因此，现代意义的产权，是指自然人、法人对各类财产的所有权及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权利，包括物权（对物的所有权及相关权利）、债权（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股权（对股份、股票等财产的所有权及相关权利）和知识产权及其他无形财产权等。

产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独立性，产权主体拥有自主运用产权的权利；二是排他性，产权受到法律保护不可侵犯；三是流动性，产权主体可以通过产权流动、重组，谋取产权收益最大化；四是可分性，产权所包含的一组权利可分割组合使用。近代股份制产生以后，就形成了财产所有权与财产实际占有、使用权相分离的状况，并衍生出“法人财产权”，即非财产所有者由于实际上经营属于财产所有者的财产而对其享有的占有、使用及在一定限度内依法享有的收益和处置的权利。因此，在现代产权的基本内涵中，不仅包括法律上的财产所有权，实际上还包括企业“法人财产权”。

产权制度是关于产权界定、运行、保护等的一系列体制安排和法律规定的总称。而现代产权制度则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其主要特征，一是归属清晰，各类财产所有权的具体所有者为法律规定所清晰界定； 二是权责明确，产权具体实现过程中各相关主体权利到位，责任落实；三是保护 严格，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完备，各种经济类型、各种形式的产权一律受到法律 的严格保护，四是流转顺畅，各类产权可以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自由流动，以实现 产权的最大收益。所有制是生产资料等归个人、阶级、集团或社会所有的制度。所有制关系决定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说，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

三、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存在的问题：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初步改革大多是绕开产权来进行，导致产权虚化的问题普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产权界定不清。国有产权关系模糊，尽管国家对国有资产拥有的各种权利在法律上已被明确界定，而且权力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规定。但是国家在国有资产上的各种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以及明确界定的产权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国有资产流失，后者更是国有产权模糊的集中体现。

2、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法律制度基础不完善。

在我国的国企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国务院及其下属各部委，颁布了众多涉及产权制度调整的法规。其中包括《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国有企业及其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控股企业深入实行厂务公开制度的通知》和《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的通知》等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涉及到了国企改革中的产权交易、公司制度、职工安置、资产重组等各个层面。但是这些法律体系存在一些缺陷：时效性差、覆盖不全、口径不一和权责失衡等问题。首先，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改革后的国有产权归属于全体公民，每个公民都能拥有国企产权的一部分，但作为不可无限分割的产权份额，国家无法找出一个法律主体与产权所有人相对应。产权的主体实则模糊了，没有明确界定。其次，各股权产权管理监督部门的法律界定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各职能部门的权责利的分配问题。再次，改制过程中法律颁布的滞后性，我国的国企改革独创性，没有教科书可以参考的改革，同样注定了会留下很多的体制和程序漏洞，有些法律颁布滞后，适应不了发展需要。

3、缺乏完善企业“委托一代理”权责利的均衡配置。“委托一代理”制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任用体制，从而影响了企业产权改革中管理人才的选聘。在公司治理制度下，股权权重成为衡量出资人在一个企业中控制力大小的关键因素。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有企业改革总体布局决定了，关乎国计民生、对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还是由国有控股的。于是，一些领域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后保持了原班人马，产权改革却又很难深入关键领域的部门。“一股独大”使得公司董事会由国家资本绝对把持，管理人员的选用时由行政认命或者上级指派的，公司经管人员很难向社会选聘的，完全局限在内部提拔或行政聘用的老方法里。

“委托一代理”制下聘用管理人才的激励机制问题。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最大化，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双方可能造成严重的利益冲突。国有公司经营者激励机制的存续与股权结构紧密相连，结构中的缺陷使得我国在积极探索年薪制、经理股票期权试点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国有企业对经营者的激励不足的问题，总体上激励形成的实际效果距离有效激励机制的要求相去甚远。国企经营者的收入水平虽然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相比较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高水平经营管理者不愿意进入到国有股份制企业中任职。“委托一代理”制下公司监管机制薄弱影响了产权改革的真实效果。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负有对公司董事和经理人员进行监督的职责。但是，缺乏实施细则，使得监事会职能空置，形同虚设。个别国有企业，甚至将监事会作为公司富余人员的安排场所，党政干部和老干部在监事会中占据很大比例。职工主张无人倾听、意见无法上达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企业职工对公司决策更是产生不了影响。

4、国企职工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国家贯彻的是一种主人翁意识。但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往往因为相应保护职工权益的法律法规缺失或者配套制度不完善，导致相对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而言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群体成为被侵犯的对象。部分企业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改革成果分享权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相反，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成本很可能大部分转嫁到他们的头上。国企改革过程中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职工的权益没有得到合法的和应有的保障。

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对策

本文主要从以下4个小的方面说说改革的对策：

1、进一步明确产权主体。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国家和企业的产权划分，维护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府和企业在职能上要各司其职，政府部门不能凭借行政权力对企业进行干预。当前尤其要解决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结合政治体制改革，合理划分政府有关机构的职责、权能，禁止越权干预企业;强化市场经济思想教育，改变干部的思想观念，改变“放权不放手”的心态，注重用政策、法律和经济手段对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增强为企业服务的意识。

2、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法律体系

国家应该专门颁布一部《国有企业产权法》，《产权法》应当就国有资本的所有权主体、所有者权益、运营权限、监督体制和保障措施进行详尽的规定，鉴于目前我国国有资本的管理基本转交国资委负责，对于国资委的权利与职责，在本法律中也应该予以详细的表述。

加强产权管理监督部门的权责利的法律监督及完善，不局限于明确界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而是制定出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具体的问题具体对待，针对不同的问题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法律体系关于产权改革的完备性。

3、重构国有产权委托代理机制，实现“所有者到位”

将政府化的国有资产管理局从政府部门中独立出来，将现由政府各部门掌握的国有资产管理权真正转向国有资产管理局，使之成为经济化、市场化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该机构主要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权，负责国有资产管理的日常工作和事务。它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角度，对授权的资本运营机构的领导班子和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考核、奖惩、任免提出建议，负责其日常管理和考核，并对资本运营机构派出的产权代表通过备案制度加以确认，以达到管人与管资产紧密结合起来。

而且企业干部人选的范围局限于相关部委的领导人员，企业干部任免权也基本上由上级党组织掌握。要破除旧人事体制的束缚，就要改变国有企业高层的行政体制编制。建立国有企业自身的人事管理制度，参照公司治理结构设定企业领导岗位性质。不依照机关制度进行考核，评级和升级，解决好自身职责和干部身份的不衔接问题。

对于国企的人员任聘面向社会招聘，不局限于行政任命和上级任命，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同时，对国企的经营者设立合理的激励机制，留住人才，激发管理经营者的积极性。

2、树立正确的国企改革观念

对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新理解。有进有退，不是指原来的国有企业一部分改制而“退”，一部不改而“进”：而是指除极少数需要国有独资外，其他的国有企业都要退出单一国有体制(重要的由国家控股)，实现以退为进，退中求进，即在国有股权和比重上退，在国有经济的总体实力和控制力、影响力上进。

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从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上抓国企改制。特别是对全国同行业的优势国有大企业，要通过引进跨国公司和民营资本，重组上下游和同行业企业，迅速做大做强。对需要放开搞活和整体退出的国有企业，要通过资本运营机构，统一策划改制重组，统一筹措改制成本。

突破“产权交易和企业重组是市场行为，政府无所作为”的认识误区。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理当按市场规律组织推进其产权交易和重组；并且只有政府才能解决交易重组中的条块分割、债务处理、人员安置、分离办社会职能等诸多难题，才能协调多个部门参与改制的行动、审批权限的行使和各自利益的调整。样。

4、充分保障改制企业职工对改革的参与权

要充分发挥改制企业中职工的各种力量，确保改革中工人阶层的利益不受损害，明确改革中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发扬民主集中制，维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职工的发言权。职工是企业真正的主人，要做到企业产权改革中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得到体现，要做到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要维护好职工的发言权。在进行改制之前，要充分听取职工对于当前企业的改革意见，不仅要创造意见积极发表的通道，还要在收集意见的基础上，做好部分职工的思想工作，力争做到“全体接受、多数满意”的标准。针对企业改革所采取的改制、破产、兼并等选择，要在尊重组织安排、符合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大多数职工的意见，听取职工对于企业改制的建议；在改制过程中，对于职工反映的问题，及时向当地企业改制办公室或上级机构反映，并及时的解决。当然，在改制结束之后，面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新型体制，无论是对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安排，还是对新聘用职工的就业要求，都要听取群众的意见，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参考文献：

[1]魏杰：《现代产权制度辨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2]杨瑞龙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3]肖耿：《产权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