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税费制度改革

第一篇：中国农村的税费制度改革

摘 要：由于现行农村税费体制性质的扭曲及其设计的不合理，农业税制的缺陷和农村收费制度的种种弊端已经不断地暴露出来，并且明显缺乏社会公正性。虽然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进的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持续、深入地推进改革，建立一个规范化的现代地方财政体制和农村税收制度还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困难。我们最终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财政制度和税收方案的目标模式还不甚清楚，当前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造成大量潜在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难以得到基本的满足，重构地方公共财政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正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农村税费制度；税费改革；公共财政；制度缺陷

一、引言

新世纪之初，开始于安徽的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正在全国将近2／3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面试点推行。这场农村改革被广泛认同为继上个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70年代末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制度变革。虽然对其历史意义的争议不大，但是从目前大量的有关税费改革的文章和评论来看，人们对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实验方案和政策建议的争论颇多。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和政策设计表明现有的文献对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本身的性质和问题之根源认识并不清楚。我们认为有关农村税费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与讨论至少应该在四个层面上进行：一是农村税费的性质问题，即农业税费制度设立或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征收的问题；二是农村税费的征收程序、方式规范化与财政制度民主化问题，即如何征收，由谁决定和实施征收，征收形式，征税还是收费问题；三是农村税费负担的轻重问题，即征收多少，或征收的数量和农民负担程度问题；四是关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方案的政策设计与实施评价的问题。本文将重点分析我国长期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据此考察目前正在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及其进一步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二、现行农业税制的缺陷

1.农业税制的计税依据及税率不合理

我国农业税制重要的主要税种是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其征收的依据基本上是1959年6月颁布的《农业税条例》。农业特产税作为农业税的一部分，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种，其存在的缺陷，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两者重复征收；另一方面，农业特产税征收环节设计不合理，造成了对应税产品在种植和收购的两道环节的重复征税。

根据《农业税条例》规定，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征收农业税根据常年产量确定，常年产量是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和当地一般经营情况而评定的正常年景下农作物的收获量，在实际征收农业税时，计税的常年产量基本上固定不变的，一般低于实际的农业产量，同时，许多地方，新开垦的耕地在减免期并没有及时纳入计税土地面积，造成有地无税，而各种开工的合用耕地使计税土地面积，大量减少的而又未及时核减，造成有税无地。因此，计税常年产量与计税土地面积严重不符，这地造成了农业税的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不相一致性，如《农业税条例》规定的名义税率为15.5%，而目前全国平均税率仅为3%.[!--empirenews.page--] 2.农业税的课税对象设定的正当性及其税负过重问题

如果根据上述农业实际税率低于《农业税条例》规定的名义税率来看，正如理论界和决策层经常声称的那样，农业增产却不增税，意味着我国农业实行的是轻税政策，但是如果要和国际其他国家横向相比以及从农业税的课税对象设定的正当性考虑，那么我国的农业税负担就并不是一项轻税的政策了。

首先，在国外，政府一般并不单独征收农业税，而是对农产品和工业品一样征收增值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欧盟和美国等无一例外都对农产品采取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如免税、特别税率等），使农民的实际税负几乎接近于零。而我国目前实际执行的全国平均农业税率为8.8%，实际税收负担率（即农业税及其附加合计占实际农业产量的比例）为2.3%左右。这仅仅是农业税部分，据测算，税外收费负担（三提留五统筹、义务工和积累工等）通常是农民农业税负担的3.2倍。这样，农业税和税外收费负担两项合计的实际负担一般达到10%以上。

其次，就国内城乡比较而言，城镇居民从事工商业交纳流转税和所得税，要考虑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规定和间接税的可转嫁性质。如城镇居民年收入在9600元（即月收入为800元）以下不纳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年收入在15600元以下，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14600元以下，其税收负担率不超过2%.城镇居民无收入或低收入不纳税，而农业不管收入多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纳税，城乡居民税收负担相差4倍以上。实际上农民负担8.4%，是以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总收入中包含成本、费用，若扣除成本以纯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则农民负担率更高。此外，多数工商企业所承担的营业税和间接税是可以部分转嫁给消费者的，而农民进行农业生产而购置各类生产要素（如农药、种子、药肥、农用汽油、柴油和农业用电等）投入品实质上成了税赋的计征对象，这些投入品所含的增值税已经成为农产品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以及价格较低的特性，农产品所含的投入品税金不仅无法转让出去，而且农民自身还成为工商企业转嫁税收的对象。而且，农民所承担的农业税费负担具有直接税的特性，根本就无法转嫁了。

3.农业税制的负面影响

首先，农业税难以反映土地的级差地租以及农民收入的高低，不同肥瘦、灌溉等条件的土地产生的农民收入也不同，但是统一的征税标准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如承包劣质土地规模大的农户要明显比承包规模小的优质土地农户承担更多税费负担。根据陶然等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户的税费负担表现出明显的累退性，即收入越高的农户，其经营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比例较低，税费负担也更轻，而那些收入较低农户的收入结构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从而更容易受税负的影响。

其次，农业特产税的征收不利于种植结构的调整和乡镇财政的稳定。可是一旦某种农产品的特产税开始征收，就会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对该种特产税收入的依赖性。农业特产税征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如安徽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掉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业特产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业特产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样改变种植结构，就势必影响乡镇利益而受到阻碍“。此外，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各种经济作物以及粮食作物之间的收益率呈现均等化趋势，农业税仍然主要集中于种植业，而养殖业基本上不被征税，这不利于政府鼓励保护粮食等种植业发展的政策。同时，农业结构的频繁调整会引起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征管上的反复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的稳定。[!--empirenews.page--]

三、农村收费制度的性质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的撤销和乡镇政府的建立，财政预算内资金不能满足乡镇政府的正常运作需要。为了解决乡镇财政的资金缺口，国家授予乡镇政府的收费权，根据《乡（镇）财政管理实行办法》和《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定，乡镇政府可以征收用于本乡范围内的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道路建设等公共事业的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费。这实际上是将应由财政预算内资金举办公共事业推给乡镇政府税外收费自筹资金安排支出。而且，由于上级政府划拨的资金不足，按照《乡（镇）财政管理实行办法》规定应由预算内资金负担的乡镇各种行政事业人员工资，也有相当一部分由自筹资金解决“。但是，农村收费制度由于其性质[1][2][3]下一页 的扭曲以及财政民主制度的缺失而存在很多问题。

1.农村税费体制性质的扭曲

一般说来，收费的立项权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收费标准也由其自定。而税收本身具有固定性，税收立法权集中在最大权力机关。费与税的重要区别在于：费的缴纳者从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中直接受益，费用的承担主体与受益主体是一致的，其缴纳的费用数量与受益程度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目前农村一些收费项目没有明显的利益报偿性，费用承担主体与受益主体、承担数量与受益程度不一致，不符合收费的一般原则，相反却符合税收的征收原则。如村提留中的公益金部分，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别困难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这些属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乡统筹费用于安排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益事业。其中，乡村两级办学是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办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它不仅有助于本地的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还是整个国家兴旺发达，提高国民素质的全社会性的基础工作。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不是哪个乡村的局部性工作。民兵训练是国防事业的组成部分，优抚属于由国家兴办的事关社会安全保障的事业，它们都是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的，是全社会的共同需要，属于典型的国家财政职能范围。因此，村提留中的公益金和乡统筹属于国家财政性资金，不属于集体财务性资金，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以税收的形式征收。

2.农村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以及收费主体机关的确立与规定存在问题

（1）收费项目繁多，不合理达90余项。山东省1984年对99个乡调查列出农民各种集资收费负担11类共计96项农民主要的费用负担，如各种集资项目（22项）、教育经费（20项）、村干部非生产人员补贴（13项）、管理支出（6项）、计划生育支出（4项）、民兵训练支出（3项）、优抚支出（8项）、公益事业支出（5项）、交通建设支出（3项）、文明村建设用工（4项）以及其他22项等。

（2）中央和省两级对收费项目和数额方面的规定不透明。农民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应该的，哪些是不应该的，数额到底是多少。如乡镇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乡镇建科网、建计划生育宣传站、县城环境改造等各类集资，村办公房修善、差旅费等各类管理费，计划生育小分队等各类补贴收费，都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无法规定清楚的。[!--empirenews.page--]（3）地方政府自行规定的搭车收费项目。如在征收民办教师工资、学校办公费等各类教育经费时，有些地方政府会顺带收取诸如建设文明村的开街修路费、农村医疗费、建设敬老院费、修路义务工补贴費等等。

（4）重复收费项目多，收费数额严重脱离实际。比如在湖北某市，驾驶员交通法规及相关知识考试费就要120元，办个身份证要交费30元。近年国家先后取消了数千个收费项目，绝大部分是部门自行出台的。

3.农村收费制度具有“人头税”的特点，按人头平摊，缺乏社会公正

首先，这种税费制度与农民收入水平、承担能力之间没有正向联系，却和农民的身份有着天然的、终生的联系。许多地方农村每户一册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中就明文规定向十几岁的未婚男女，七八十岁的老妪按人头每年征收1.5元的计划生育费。又如虽然各地的“基地民兵”早在十几年前就已销声匿迹，但民兵训练费还是按人头每年0.5元照收不误。而且，即使对于那些早已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一纸户籍不仅注定了他们这辈子取得的收入都要被家乡的老爷们“统筹提留”，去为“稳定这一大局”作贡献。其次，农村“三提五统”具有明显的累退性，按现行政策规定，农民上缴的“三提五统”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并以一乡或一村的人均纯收入为计提标准。这样，如果一户的收入超过所在乡或村的人均收入，其负担就会低于5%；反之，就会高于5%，也就是说，收入越低，负担越重。在这个意义上说，“三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加重的主要是贫苦农民的负担。在农村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的今天，这种劫贫济富的做法只会加剧阶级矛盾，引发冲突。

4.农村税费征收程序与方式的不规范性

由于国务院规定了“三提五统”的征收标准不能超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许多地方政府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常常采用“倒推法”，即先根据政府财政的需求和上缴税收任务，确定将要征收的“三提五统”的总目标，再除以5%，从而反向指定当地农民上年纯收入，这就是所谓的虚报农民收入，常常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况且，在具体征收过程中，征收方式不规范，不仅多部门、多环节容易出现重复收费，而且各级乡镇与村干部在实际过程中很容易制造贪污腐败行为，如随意改变本村（乡）应交（税）费的人口数目或隐瞒实际交纳的人口数等方式扣留私吞“三提五统”的款项。

5.作为“预算外资金”，农村收费收入的支出缺乏预算制度的约束

一方面，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造成地方政府的腐败、寻租行为。农村收费的统一征收和统筹使用意味着跨部门，甚至跨地区的再分配；而收费中的“谁收取、谁所有、谁使用”的权属关系意味着部门间、地区间的苦乐不均。资金统筹使用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资金分散使用却可能造成收费多的部门浪费资金，而收费少的部门无法履行基本职能。除了加重农民负担外，“三乱”还是造成以权代法、腐败横行、部门分割、政出多门、效率低下和社会不公的制度根源。例如，进入“小金库”的预算外资金就很容易被随意支配和使用。乡镇政府用来盖楼堂馆所、买高级轿车、配置移动电话、发奖金的钱以及乡村干部大吃大喝和请客送礼的钱，几乎全部来自收费和罚款资金。由于难以监管，这类资金被挪用、贪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empirenews.page--]

四、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与进展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早在1994年在安徽太和县搞试点，至今已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已历时九年，虽然作为一种规范而稳定的制度在全国范围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目前凡是已经进行了税费改革试点的省份和地区，农民的负担在数量和程度上开始降低了，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负担降幅都在20—30%以上。同时，除了减轻农民负担之外，更为规范的农业税收制度、乡镇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改革方案正在探索和试验之中。以‘F，仅以安徽和浙江两省为例，说明目前正在全国农村推行的税费改革的一些基本做法及其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1.安徽与浙江试验方案的对比

安徽省从2000年3月开始的全省费改税的试点方案较为全面，具有典型性，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乡统筹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收费；取消屠宰费；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积累工和义务工，农村公共事业用工由村民大会决定；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重复征收；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2002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的《浙江省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复函》（国办函[2002]60号）批复同意浙江省上报的改革实施方案，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02年7月1日起，用两年的时间，在全省农村全面地推进税费改革。浙江省农村税费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调改稳”。（1）减轻农民负担；（2）调整农业特产税；（3）改革和规范村提留；为了发展村内公益事业，平衡农村不同从业人员的负担水平，村级开支通过向全体村民合理收取一定的村公益事业资金解决，按村民认可的办法确定，征收标准不超过现行村提留负担的数额；（4）稳定农业税。两省改革方案的具体对比如表上一页[1][2][3]下一页 1所示。

2.农村税费改革试验的成效

安徽和浙江两省税费改革最显著的成效是基本取消了屠宰税，绝大部分乡村统筹提留费以及逐步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和义务工、积累工，并相对规范和固定了农业税收及其附加的征收，从而减轻了农民负担。从表2可以看出，改革前，安徽和浙江两省的农民负担总额分别为54.51亿和32.54亿元，农民人均负担分别为109.4元和92元；改革后，两省的农民负担总额分别为37.6亿和11.95亿元，农民人均负担分别为75.5元和34元，两省农民人均负担减轻幅度分别达到31%和63%.其中，改革前，安徽的农民人均负担与浙江农民的负担水平相差不大，人均仅高出17.4元，而改革后，由于浙江农民人均负担减轻幅度高达安徽的两倍，两省农民的人均负担水平明显拉大了，安徽人均负担高出浙江32.5元，高出将近一倍。这表明，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效、进程可能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也相对较强，从而推进税费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就会小一些。[!--empirenews.page--]

五、结论与评述：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挑战

虽然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进的过程中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是持续、深入地推进改革，建立一个规范化的现代地方政府财政体制和农村税收制度还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困难。首先，我们最终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政府财政制度和税收方案的目标模式还不甚清楚。这一目标方案最终确定还将涉及到乡镇一级政府自身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以及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中国农村最终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乡镇政府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其次，当前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造成大量潜在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难以得到基本的满足。现代公共行政管理学指出，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责就在于发现和迅速响应本地区公众的公共需求，并高效、高质量地创造出各类公共物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需求。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分治和二元税制结构的影响，中国农村各地区一方面承担了大量本该属于全国范围应由中央或至少是省级政府财政负责的公共物品的供给负担，如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计划生育和民兵训练等，另一方面，对改进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质量的广泛的地区或社区性公共物品却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地方和社区性公共物品的需求具有实用性、安全性、成本可承受性和提供过程的公开、透明性的特征，而且，各地区或社区的公共需求因自然地理人文条件的差异又不尽相同，因而只能依靠各地区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提供。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与村级组织不仅收入大幅度减少，同时还面临消解沉重的历史债务的压力，很难想象地方基层政府还能如何廉洁、高效地供给各种农村公共物品。如果仅从农村大量潜在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规模和地方财政的窘迫性来看，主张完全取消农业税和撤消乡镇政府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这类观点忽视了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取消农业税和撤掉乡镇政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反而使得乡镇政府缺位之后的地方公共治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没有着落了。但是，保留农业税的征收以及维持乡镇政府的运作并不能掩盖现行地方基层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治理机制严重不规范的种种弊端。因此，抓住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契机，重构地方公共财政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正是當务之急。

最后，关于短期内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的设计，应当加强地方财政预算与民主制度的建设，以及加大上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水平。具体包括：一是在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节约开支的基础上，根据公共财政的要求和各地财力的实际情况，建立中央、省、市或县三级财政合理负担的财政分权体系。二是按照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统一规范计算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补助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乡镇资金缺口。三是加强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建设，发挥农民组织在集体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决策与实施中的作用。

第二篇：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经验及建议

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经验及建议

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经验及建议2007-02-02 21:55:5

5中国农村税费制度与土地制度高度相关。以土地占有关系为主的财产关系变迁是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依据。

中国农村税费问题与农民负担高度相关。农民负担现象上看是征收多少的问题，本质上是政府既不可能对农村提供公共品，也无法与高度分散的亿农民进行交易。亦即：政府为了维持农村

现行管理体制而支付的制度成本太高了。这当然不是通过立法或加强教育能够解决的。

因此，对中国农村税费问题的研究，基本上不能套用西方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税费概念；也不能寄希望于

传统的政治手段。本文总结的试验区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训是：切不可脱离其他制度环境的约束单纯进行税费制度改革。

一、背景说明

历史上由于农村人口庞大、农业剩余少，农民作为纳税主体数量多而且过度分散，政府征收农业税费的交易成本高到无法执行的程度。因此，统治者才允许农村基层长期维持“乡村自治”。自秦代“郡县制”以来，政权只设置到县一级。这是我们这个农业剩余太少的农民国家能够维持数千年的最经济的制度。

解放前的地主占有约土地，收取地租，占人口约的地主既是农村的主要纳税人，又是农村实际上自然产生的、起管理作用的社区精英。所以，“乡村自治”其实是“乡绅自治”。政府既不必要对全体农民征税，也不必要直接控制农民。

因此国家对农村的管理成本也较低。

解放初期地主消失了，农民按社区人口平均分配了对土地的占有和收益权利，这本来应该使得政府管理成本上升。但当年乡镇不设政府，只设立由上级政府派驻并支付开支的乡（区）“公所”；干部下村只安排“派饭”。因此，管理成本没有明显增加。但是，政府与分散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却大幅度增加。于是土改完成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年严重的粮食供给短缺。这个时期，政府征收农业税费的实质不是参与地租分配和为公共品开支提供财政支持，而是国家要掌握足够的粮食。

至年的集体化时期，由于政府已经通过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制度，不仅掌握了大部分粮食，而且有效地占有了几乎全部农业剩余，因此县以下也不设立政府，相当于乡镇政府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

体制，管理成本虽然大于过去，但与改革后的年相比也相对较低。

改革近年来，中国农村实行了以农民平均占有土地产权为实质内容的“家庭承包制”以后，多数地区实行按照土地面积摊派大部分税费任务的实际办法，因此，直到这时，农村税费制度才与土地收益分配和乡村公共品开支与管理制度发生比较明显的相关。

年以后，由于以原来的人民公社为基础改制成立的乡镇政府都设立了本级财政，年的分税制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财政，使约个县市、万个乡镇政府必须增加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等地方税、并把本来属于村级占有、使用的“三提五统”足额收取到乡镇才能保证基本开支。因此，不仅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而且农村税费也逐渐演变成为对收益的二次分配和地方基层政府开支的来源。

二、“税费征收办法”改革的经验教训

农村改革是农民对原来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关系的突破。农民在年“承包经济”的制度作用之下，事实上已经逐渐占有了的农村资产，成为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农民在维护自己财产权利的斗争中开始形成自主、平等的行为准则，政府的税费征收至少在理论上也逐渐倾向于调节收益分配。正因为有这种转变，历史上任何政府对农民征收税费的交易成本都过高的矛盾，才又逐渐尖锐起来。

因此，我们在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进行了与粮食购销体制相联系的“税费征收办法改革”。试图从中央政府的客观需要出发，对农户按照承包的土地面积合并计算所有税费，折抵征收一定数量的粮食实物。这个改革试验使我们得到一些经验，但主要的是教训。我

们认识到：只有解决基层政府和准政府的行政村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不断自我膨胀的问题，才能较为彻底地理顺政府和农民的经济关系。

三、下一步税费制度综合改革的建议

在农村建立约万个乡镇级政府、万个行政村和万个自然村的村民委员会来对亿农民进行控制和管理，这种制度的运行成本高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乡村基层组织制度不适应家庭承包制的问题，至今仍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的制约性障碍。考虑到在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寄希望于国家财政对乡村公共品开支负责，或对弱质农业和低收入农村人口予以较大幅度补贴，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改革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体制，调整部门利益关系，则可能是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改善

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前提。

今后的设计是与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针对多数传统农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屡治屡发，而农村基层的组织体制和管理制度长期薄弱的问题，在抓好各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建设、充分发育农村经济主体的前提下，进行“撤乡并镇”，乡级政府改制为不设立财政的乡公所，原来乡级政府所属的经济部门及其资产通过“清财转社”，划归乡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村级开展“普选、自治、合作”为主的改革。

同时，明确规定乡、村两级合作社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进行工商、税务登记，农民在社区内的农业生产只向合作社缴纳地租（承包费）、不再承担其他税费；最终通过夯实基层自治形态的组织制度基础，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第三篇：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经验及建议

·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经验及建议

中国农村税费制度与土地制度高度相关，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经验及建议。以土地占有关系为主的财产关系变迁是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依据。

中国农村税费问题与农民负担高度相关。农民负担现象上看是征收多少的问题，本质上是政府既不可能对农村提供公共品，也无法与高度分散的9亿农民进行交易。亦即：政府为了维持农村

现行管理体制而支付的制度成本太高了。这当然不是通过立法或加强教育能够解决的。

因此，对中国农村税费问题的研究，基本上不能套用西方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税费概念；也不能寄希望于传统的政治手段。本文总结的试验区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训是：切不可脱离其他制度环境的约束单纯进行税费制度改革。

一、背景说明

历史上由于农村人口庞大、农业剩余少，农民作为纳税主体数量多而且过度分散，政府征收农业税费的交易成本高到无法执行的程度。因此，统治者才允许农村基层长期维持“乡村自治”。自秦代“郡县制”以来，政权只设置到县一级。这是我们这个农业剩余太少的农民国家能够维持数千年的最经济的制度。

解放前的地主占有约50土地，收取50地租，占人口约10的地主既是农村的主要纳税人，又是农村实际上自然产生的、起管理作用的社区精英。所以，“乡村自治”其实是“乡绅自治”。政府既不必要对全体农民征税，也不必要直接控制农民。因此国家对农村的管理成本也较低。

解放初期地主消失了，农民按社区人口平均分配了对土地的占有和收益权利，这本来应该使得政府管理成本上升。但当年乡镇不设政府，只设立由上级政府派驻并支付开支的乡（区）“公所”；干部下村只安排“派饭”。因此，管理成本没有明显增加。但是，政府与分散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却大幅度增加。于是土改完成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1953年严重的粮食供给短缺。这个时期，政府征收农业税费的实质不是参与地租分配和为公共品开支提供财政支持，而是国家要掌握足够的粮食。

1958至1978年的集体化时期，由于政府已经通过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制度，不仅掌握了大部分粮食，而且有效地占有了几乎全部农业剩余，因此县以下也不设立政府，相当于乡镇政府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管理成本虽然大于过去，但与改革后的20年相比也相对较低。

改革近20年来，中国农村实行了以农民平均占有土地产权为实质内容的“家庭承包制”以后，多数地区实行按照土地面积摊派大部分税费任务的实际办法，因此，直到这时，农村税费制度才与土地收益分配和乡村公共品开支与管理制度发生比较明显的相关。

1984年以后，由于以原来的人民公社为基础改制成立的乡镇政府都设立了本级财政，1994年的分税制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财政，使约2800个县市、5万个乡镇政府必须增加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等地方税、并把本来属于村级占有、使用的“三提五统”足额收取到乡镇才能保证基本开支，范文《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经验及建议》。因此，不仅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而且农村税费也逐渐演变成为对收益的二次分配和地方基层政府开支的来源。

二、“税费征收办法”改革的经验教训

农村改革是农民对原来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关系的突破。农民在20年“承包经济”的制度作用之下，事实上已经逐渐占有了94的农村资产，成为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农民在维护自己财产权利的斗争中开始形成自主、平等的行为准则，政府的税费征收至少在理论上也逐渐倾向于调节收益分配。正因为有这种转变，历史上任何政府对农民征收税费的交易成本都过高的矛盾，才又逐渐尖锐起来。

因此，我们在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进行了与粮食购销体制相联系的“税费征收办法改革”。试图从中央政府的客观需要出发，对农户按照承包的土地面积合并计算所有税费，折抵征收一定数量的粮食实物。这个改革试验使我们得到一些经验，但主要的是教训。我们认识到：只有解决基层政府和准政府的行政村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不断自我膨胀的问题，才能较为彻底地理顺政府和农民的经济关系。

三、下一步税费制度综合改革的建议

在农村建立约5万个乡镇级政府、70万个行政村和400万个自然村的村民委员会来对9亿农民进行控制和管理，这种制度的运行成本高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乡村基层组织制度不适应家庭承包制的问题，至今仍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的制约性障碍。考虑到在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寄希望于国家财政对乡村公共品开支负责，或对弱质农业和低收入农村人口予以较大幅度补贴，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改革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体制，调整部门利益关系，则可能是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改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前提。本网版权所有

今后的设计是与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政治体

·制改革相结合。针对多数传统农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屡治屡发，而农村基层的组织体制和管理制度长期薄弱的问题，在抓好各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建设、充分发育农村经济主体的前提下，进行“撤乡并镇”，乡级政府改制为不设立财政的乡公所，原来乡级政府所属的经济部门及其资产通过“清财转社”，划归乡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村级开展“普选、自治、合作”为主的改革。

同时，明确规定乡、村两级合作社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进行工商、税务登记，农民在社区内的农业生产只向合作社缴纳地租（承包费）、不再承担其他税费；最终通过夯实基层自治形态的组织制度基础，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制改革相结合。针对多数传统农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屡治屡发，而农村基层的组织体制和管理制度长期薄弱的问题，在抓好各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建设、充分发育农村经济主体的前提下，进行“撤乡并镇”，乡级政府改制为不设立财政的乡公所，原来乡级政府所属的经济部门及其资产通过“清财转社”，划归乡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村级开展“普选、自治、合作”为主的改革。

同时，明确规定乡、村两级合作社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进行工商、税务登记，农民在社区内的农业生产只向合作社缴纳地租（承包费）、不再承担其他税费；最终通过夯实基层自治形态的组织制度基础，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第四篇：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经验及建议

中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经验及建议

中国农村税费制度与土地制度高度相关。以土地占有关系为主的财产关系变迁是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依据。

中国农村税费问题与农民负担高度相关。农民负担现象上看是征收多少的问题，本质上是政府既不可能对农村提供公共品，也无法与高度分散的9亿农民进行交易。亦即：政府为了维持农村

现行管理体制而支

付的制度成本太高了。这当然不是通过立法或加强教育能够解决的。

因此，对中国农村税费问题的研究，基本上不能套用西方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税费概念；也不能寄希望于传统的政治手段。本文总结的试验区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训是：切不可脱离其他制度环境的约束单纯进行税费制度改革。

一、背景说明

历史上由于农村人口庞大、农业剩余少，农民作为纳税主体数量多而且过度分散，政府征收农业税费的交易成本高到无法执行的程度。因此，统治者才允许农村基层长期维持“乡村自治”。自秦代“郡县制”以来，政权只设置到县一级。这是我们这个农业剩余太少的农民国家能够维持数千年的最经济的制度。

解放前的地主占有约50土地，收取50地租，占人口约10的地主既是农村的主要纳税人，又是农村实际上自然产生的、起管理作用的社区精英。所以，“乡村自治”其实是“乡绅自治”。政府既不必要对全体农民征税，也不必要直接控制农民。因此国家对农村的管理成本也较低。

解放初期地主消失了，农民按社区人口平均分配了对土地的占有和收益权利，这本来应该使得政府管理成本上升。但当年乡镇不设政府，只设立由上级政府派驻并支付开支的乡（区）“公所”；干部下村只安排“派饭”。因此，管理成本没有明显增加。但是，政府与分散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却大幅度增加。于是土改完成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1953年严重的粮食供给短缺。这个时期，政府征收农业税费的实质不是参与地租分配和为公共品开支提供财政支持，而是国家要掌握足够的粮食。

1958至1978年的集体化时期，由于政府已经通过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制度，不仅掌握了大部分粮食，而且有效地占有了几乎全部农业剩余，因此县以下也不设立政府，相当于乡镇政府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管理成本虽然大于过去，但与改革后的20年相比也相对较低。

改革近20年来，中国农村实行了以农民平均占有土地产权为实质内容的“家庭承包制”以后，多数地区实行按照土地面积摊派大部分税费任务的实际办法，因此，直到这时，农村税费制度才与土地收益分配和乡村公共品开支与管理制度发生比较明显的相关。

1984年以后，由于以原来的人民公社为基础改制成立的乡镇政府都设立了本级财政，1994年的分税制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财政，使约2800个县市、5万个乡镇政府必须增加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等地方税、并把本来属于村级占有、使用的“三提五统”足额收取到乡镇才能保证基本开支。因此，不仅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而且农村税费也逐渐演变成为对收益的二次分配和地方基层政府开支的来源。

二、“税费征收办法”改革的经验教训

农村改革是农民对原来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关系的突破。农民在20年“承包经济”的制度作用之下，事实上已经逐渐占有了94的农村资产，成为相对独立的财产主体。农民在维护自己财产权利的斗争中开始形成自主、平等的行为准则，政府的税费征收至少在理论上也逐渐倾向于调节收益分配。正因为有这种转变，历史上任何政府对农民征收税费的交易成本都过高的矛盾，才又逐渐尖锐起来。

因此，我们在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进行了与粮食购销体制相联系的“税费征收办法改革”。试图从中央政府的客观需要出发，对农户按照承包的土地面积合并计算所有税费，折抵征收一定数量的粮食实物。这个改革试验使我们得到一些经验，但主要的是教训。我们认识到：只有解决基层政府和准政府的行政村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不断自我膨胀的问题，才能较为彻底地理顺政府和农民的经济关系。

三、下一步税费制度综合改革的建议

在农村建立约5万个乡镇级政府、70万个行政村和400万个自然村的村民委员会来对9亿农民进行控制和管理，这种制度的运行成本高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乡村基层组织制度不适应家庭承包制的问题，至今仍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的制约性障碍。考虑到在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寄希望于国家财政对乡村公共品开支负责，或对弱质农业和低收入农村人口予以较大幅度补贴，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改革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体制，调整部门利益关系，则可能是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改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前提。好范文版权所有

今后的设计是与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政治体制

改革相结合。针对多数传统农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屡治屡发，而农村基层的组织体制和管理制度长期薄弱的问题，在抓好各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建设、充分发育农村经济主体的前提下，进行“撤乡并镇”，乡级政府改制为不设立财政的乡公所，原来乡级政府所属的经济部门及其资产通过“清财转社”，划归乡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村级开展“普选、自治、合作”为主的改革。

同时，明确规定乡、村两级合作社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进行工商、税务登记，农民在社区内的农业生产只向合作社缴纳地租（承包费）、不再承担其他税费；最终通过夯实基层自治形态的组织制度基础，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第五篇：浅议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浅议我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孙

炜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是建国以来我国继农村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和制度创新。它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和农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宏观背景下提出来的，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规范农村分配关系。同时也是“统筹城乡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涉及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其深远。因此，对这一改革的认识和推进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２０００年安徽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来，现在全国农村已全面推开这项改革。但是，不少地方上阵仍显仓促，人们的思想准备仍然不足，不仅对改革的实质和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认识不够，而且对改革的复杂性和改革涉及的重大问题也缺乏深入了解。从近几年来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情况看，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因为其重点总在治理乡镇的“三乱”问题上做文章，因而改革力度不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为此需要更好地理解、推进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努力解决改革过程中的有关重大问题。

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进展顺利、成效明显

根据中央提出的“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步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方针，２０００年，国务院决定在安徽全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２００１年，国务院决定在江苏全省和其他省市区的１０２个县（市）也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２００２年，进一步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国务院决定将这项改革试点的扩大到河南、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浙江和上海等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２００３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各省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改革工作总体运行平稳，进展顺利，取得明显成效。

1、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初步遏制住了农村的“三乱”。

从目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和执行情况来看，农民负担确实大大减轻。据统计，２００２年２０个全面试点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农民负担平均为７３.７元，比改革前减少４７元；亩均负担为５３.６元，比改革前减少３４.１元，减负率一般在３０%左右。农民从改革中得到的好处一年在３００亿元以上，如果再考虑治理农村乱收费、乱集资和各种摊派因素，实际减负效果更加明显［1］。例如，改革后山西省五个试点县的农业税及其附加金额为７７６８万元，比改革前的１２７８４万元减少５０１６万元，减少３９%，加上屠宰税和教育集资等收费的取消，农民负担总额减少了１１２５２万元，减幅达５９%。人均负担由１２６.8元减少到５１.８元，人均减少７５元，农民减负效果明显［2］。另据有关部门对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个县80个乡镇160个村八百的农户的问卷调查，农民满意率在９８.７%以上［1］。

2、确立了新的农村税费制度框架，初步理顺了农村分配关系

长期以来，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减负后出现反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税费制度不规范，项目繁多，地方、部门和单位都可以随意向农民伸手。这次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按照“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贯彻实施“四取消、一调整、一改革”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三个确保”。这次改革试点基本确立了新的农村税费制度框架，运用法制手段，逐步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分配关系，逐步将农民负担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3、促进了农村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变，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农民负担沉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我国基层政权机构膨胀，冗员过多问题十分突出。这次农村税费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农村上层建筑变革。试点地区为了切实做好乡村机构调整和职能转变工作，加快了乡镇机构改革、村级组织改革步伐，加强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有组织、有步骤地推进村级撤并工作，降低村级运行成本。这次试点工作将有利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制度。

同时，税费改革的一系列配套措施的落实，极大地推进了农村政务、村务公开，建立健全了“一事一议”制度和财务等各项监督制约机制，促进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

4、推动了农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在这次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还有效地推动了两项改革: 一是农村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这次改革，明确了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义务教育长期依靠向农民收费集资办学的不规范做法。按照“财力向下倾斜，经费缺口上移”的要求，试点地区积极调整县乡财政体制，完善村级收入管理。对乡村财力缺口，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给补助，从制度上保证了乡村公益事业正常发展所需经费。

5、改革了农业税征管机制，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 这次试点工作通过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农业税征管办法。试点地区初步形成了农业税征机关负责征税，聘请协税员协税的农业税收征收管理机制，征收期比过去大大缩短。减少了乡村干部的工作量及干群之间的直接摩擦，使农民的纳税意识明显增强。乡村干部只是协助做好征管基础工作，但不行使执法权。这从制度上促进了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有效减少了干群矛盾。党和政府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6、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是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相对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使农民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农业税收政策的调整，促进了农村种养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三是历史遗留的占地不公、有地无税和有税无地现象进行了纠正，农民从事农业开发的积极性普遍提高。四是进一步完善了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巩固了基层政权，摸清了农村基本情况，为今后调整产业结构、培植地方财源打下了基础。

二、后应当前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已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当前各试点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基础工作不扎实，政策选择不深入，执行政策不到位，配套改革力度不平衡等问题。特别重要的是，目前农村税费改革力度不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1、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改革力度不够大

现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依然没有改变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保留着城乡税收负担的不公平。根据现行税制规定，城镇居民年收入在９６００元以下不纳税；城镇居民工薪阶层年收入在１５６００元以下，个体工商户年收入在１４６００元以下，其税收负担率不超过２%。而在农村，即使实行了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农业税及其附加综合负担的大体为８.４%［］，而且农民不管收入多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纳税，城乡居民税收负担相差四倍以上。况且农民税收负担的８.４%，是以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若以纯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则农民实际负担率将要更高。由此可见，在现行税制规定下，城乡税收负担严重不公平、不合理。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并不彻底，城乡分配关系和工农分配关系依然扭曲。

2、农民种田积极性未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

现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以土地作为唯一的税收负担依据，农业税收由改革前的按田亩和按人口双重承担改变为单纯按土地负担后，农业税直接与田亩挂钩，使税收负担由不种田b的农户向种田的农户，由种田少的农户和向种田多的农户转移，种田越多负担越重。农业税完全以田亩多少来确定税收任务不仅不公平，而且会降低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阻碍农业规模经营、甚至导致土地抛荒。农村税费改革的初衷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然而在当前种植业收入低于林牧渔业、更明显低于其它非农产业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安排会挫伤农民种田积极性，导致部分农户将土地抛荒来减轻负担。同时也不利于提高农户规模经营的积极性，增加农户之间土地使用权流转困难，制约了农业规模经营，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外，对农业特产税只进行政策调整，没有取消，这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3、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向农民乱收费和减负反弹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加重了乡村两级债务和财力缺口，使农村组织运转困难增大，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受到影响。资料显示，由于历史和客观的原因，目前我国乡村两级债务总额超过２０００亿元，再加上县级负债，整个基层总负债保守估计在６０００亿元---８０００亿元［3］。另一方面，农村财政收支缺口突出，由于“三提五统”的取消和税费项目的减少，导致乡村可用财力进一步缩小，农村原来依靠“三提五统”支持的事业，如五保护赡养、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等基本上都转移到乡镇政府的预算开支中，加剧了收支的矛盾。税费改革减少了乡村财源，基层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农村教育和公益事业因缺少资金发展受阻。缺口资金在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不现实的情况下，基层政府为正常运转，很有可能将现有的财政收支困难问题及历史债务包袱转移给种田农户，或巧立名目，或乱集资、乱摊派，出现减负反弹现象，无法完成税收改革的既定目标。

三、农民负担过重原因的理性分析

尽管我国农业的市场化、社会化和产业化有了显著提高，但长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积极性难以调动起来，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近年来，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被凸现出来，减轻农民负担成为当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不在乡镇政府部门乱收费，而是有其深层次原因。

第一、农民负担重就重在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上。表面上看，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是乡镇政府乱收费侵犯了农民合法权益，实际上却是国家实行城市偏向的歧视农业和农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的结果［4］。现行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是显而易见的。如公共事业建设的财政拨款，城市和乡村有着天壤之别。乡村的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道路建设等公共事业全由乡镇政府税外收费自筹资金安排支付，甚至连工作人员的部分工资也要自筹解决。实事上，农村公用事业的资金十分匮乏，难以满足乡村公共部门的基本需要，乡镇政府只好将应由财政预算内资金举办的公共事业经费转移到农民头上。此外，乡镇政府“搭车”收费现象屡见不鲜，再一次加重农民负担。乡镇政府的乱收费直接原因主要是乡镇政府的财政资金不足，但本质上是由国家财政支出的城市偏向政策所造成的。

第二、农民负担重就重在负担不合理上，表现为国家过度提取农业剩余，农民承受着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对等的沉重负担。一方面，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和农业收费的方式，使得大量的农业剩余从农业农村部门流入城市工业部门，转变为工业利润和城市居民福利补贴。如１９７９--１９９４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取得了１５０００亿元收入，同期农业征税1755亿元，各项农业支出３７６９亿元，国家提取农业剩余净值约１２９８６亿元，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资金净额８１1亿元［5］。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国家向农业投入5986亿元，农业交纳税金和地方费用９７３３亿元。［6］另一方面，国家对乡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对乡村两级教育以及其他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和公共物品和劳务的提供与政府提取的农业剩余不成比例，国家财政支出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

第三、农民负担重就重在城乡居民之间负担不公平上。目前，城市居民月收入超过800元的部分才交税，而农民不管收入多少都要交税，而且税率高。在农民收入普遍低于城市居民收入的情况下，农民反而承受着比城市居民更重的税费负担。建国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我国推行城乡隔绝的二元税制结构。国家一方面实行占有工农劳动者全部剩余价值，并将其投入以重工业为主扩大再生产的高积累分配政策；另一方面实行过度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积累资本和对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这一时期的城乡二元税制结构就是政府实行这两种政策的具体制度安排。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二元税制到现行工商税制为一元、农村传统税制为另一元的新的城乡二元税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并越来越有利于城市工商业和城市居民，而对农业和农村居民确实越来越不利。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由１９８５年的1.8扩大到２００１年的2.9，其中西部12省（区、市）２００１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达到3.5，部分省份高达4.5以上［7］。

四、深化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建议

整体而言，目前主张通过“费改税”的制度改革来制止农村乱收费以减轻农民负担是远远不够，其改革思路局限在农村税费制度之内，其性质只能是改良性的并非改革。税费改革的预期设计，只是想在保留现有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及土地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这一项制度变迁来代替所有制度的变迁，以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缓解干群矛盾，保持农村的稳定。同时税费改革只是税收体制内部的一种改革，并没有改变目前市场存在的城乡二元税收体制和分配体制，也没有打破这种不合理的税收和分配格局的愿望。因此当前中国农村的税费改革只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初步的开始，我们应该有更长远的目标和更高的追求，应该为税费改革的未来方向作进一步的规划和准备。

令人可喜的是，温家宝总理２００３年4月3日召开的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取消农业特产税应该成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具备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条件，这些地区可以取消农业特产税。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温家宝总理再次承诺：到明年底全国全部取消农业税。这些论述明确地强调了农村税费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同时也为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必须深入认识农村税费，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科学地分析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探寻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首先，重新构建农村税费体系

1、调整税费改革的目标，建立税费改革的前期、中期和远期三级目标体系。减轻农民负担作为税费改革的前期目标和当前目标，从各地税费改革的实践看已初步实现；税费改革的中期目标是对前期改革的成果进行巩固，对改革措施进行完善，对改革经验进行总结，建立税改向远期目标过渡的机制；税费改革的远期目标即最高目标是在全国最终建立起城乡统一的税费制度，这一制度应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具有一致性，到２０１０年这种城乡统一的税费制度应初步建立起来。建立税费改革的中长期动态目标体系，一方面可以避免政策实施的短期效应，从根本上规范基层政府行为，另一方面不至于使税费改革游离于整个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系统之外，使之成为规范农村利益分配关系的长期稳定的制度。

2、积极推行城乡统一税制改革。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和政治平等原则，从均衡城乡负担、国民平等纳税角度出发，积极推行城乡统一税制改革，使城乡居民的税收权力与义务平等，消除不应由农民承担的税负份额，让农民享受到应该享有的平等的国民待遇，使城乡居民得到大体平等的公共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税费制度改革设计的社会使用效率和制度收益。

现阶段，我国农业税制的改革方向应是取消单独设立农业税制，将其并入国家整个税制体系之中。从世界农业税制的设置来看，像我国这样单独设立农业税制的情况是罕见的。国外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是这样的：一是在流转税方面，主要是商品说，包括关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二是在收益税方面，主要有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三是在财产税方面，主要有土地税、遗产税、赠与税及对个人和公司专门征收的财产税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外的农业税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来设立的，而是将其分解为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依次进行征税。并且，绝大多数国家在对农业进行征税过程中，都采取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以保护和促进本国的农业发展。比如，绝大多数国家为了促进和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对农产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欧洲有的国家对于自己不生产的农产品，关税可以为零，而自己能生产特别是有优势的农产品，关税则高达百分之几百。又如，美国政府对农业生产者征收的遗产与赠予税，也给予以下两方面优惠：一方面农业生产者过世时，其拥有的土地按该土地的农业价格而非标准市价（后者大大高于前者）计算遗产税；另一方面土地继承者在满十年后出售继承土地交纳所得税时，还可按照标准市价而非接受遗产或赠与时计算遗产税的农业用途价格计算成本。

一般国家对农业与其他行业征纳税对象一样，征收同样的税，只是在税率与减免方面与其他纳税有一定区别。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各国税制建设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趋同性影响。我国农业税制的设计要全方位地适应开放经济环境的要求，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总趋势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旧经济结构的打破与调整，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越来越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面向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建立一个统一的、公平的税制体系。农业税制长期游离于整个税制体系之外是不符合公平税负的税制建设要求的。统一城乡税制不仅为各级政府与农民之间形成规范的分配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彻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统一城乡税制的具体设想是:(1)普遍征收土地资源税，取消现行的耕地占用税和城乡土地使用税及农业税。对于土地资源占有和使用者，根据不同用途采取差别税率。对农用土地征土地资源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理顺土地产权关系、调节土地级差收入、缓解土地资源分配矛盾、实行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最佳形式，它不仅合法而且是国际上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2)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对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普遍在销售环节征收增值税，税率可从低确定，而且比较城市个体工商户交纳增值税的做法，规定起征点。这样一般收入低的农户都达不到起征点，无须缴纳增值税。(3)适当调整高收入农户的个人所得税。这些设想将使我国农业税制完全与国际接轨，同时又达到公平税负，、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目的。

3、完善征管措施，规范征管行为。现行农村税费体制需要的是一次根本的革新。但就目前现实而言，统一城乡税制、均等化赋税的设想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征管，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建立税改向远期目标过渡的机制。一是对税改中所造成的计税土地不实、计税常年过高、计税价格过高等问题积极加以纠正。二是建立规范的征管制度，实行纳税通知制度、纳税登记制度、纳税公示制度、纳税期限制度、完税凭证制度等，对违反制度的人和事应建立惩罚机制。三是应规范征管行为，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对所征税费应实行归口管理，杜绝一切变相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第二，实行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

目前中国的五级政府在财政职能分配上有一个明显异于发达国家的特性，即越低级的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越沉重。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财权的不断上移和事权的不断下移，县乡财政面临越来越大的收支平衡压力，并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地方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弱化和农民负担累年加重的重要制度原因。目前税费改革的最大矛盾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得地方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面临严重困难。从表面上看，地方基层政府正常运转的困难是忽视农村税费改革直接造成，但从深层次上看到，恰恰反映了基层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不合理状况。到县乡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上的弊端是导致其运转困难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民负担不断加强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将农村税费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积极推进税费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因此，应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精简政府级次，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科学界定乡镇政府职能范围，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合理设置机构，归并过多过散的事业单位，压减乡镇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坚决清理编外和临时招聘人员。甚至可以考虑将乡级政府转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以求大量精简非必要的机构和人员。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开辟乡镇财源。应积极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培植优势产业、区域支柱产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推动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发展，增加乡镇可用财力。

第三、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当前地方基层政府的收入问题已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障碍。税费改革通过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使农民较大幅度减轻负担的同时，必然会导致其他利益主体受损。一方面，县乡财政增长无望，平衡困难。另一方面，县乡财政支出却呈现刚性增长的态势。近几年，国家关于财政支付人员的工资增长和福利改善的政策不断出台，客观上加大了财政平衡的难度，这一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农民负担反弹的可能性就会存在，减轻农民负担就成为一句空话。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的财政缺口，客观上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要求转移支付最重要理由是外部性的存在。地方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这些产品的供给就会陷入不足的境地。例如义务教育的外溢性极强，很多在农村接受教育的孩子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农村贫困落后的环境背景，进入发达省市就业生活，使得地方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的成本却无法获取相应的教育收益。而农村税费改革后由于取消了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切断了县乡政府教育经费的筹资渠道，财政压力剧增，使得本已脆弱的义务教育更是难以为继。因此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极大的责任，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是解决农村教育经费短缺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转移支付还可以调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地区间的均等化。

第四，切实执行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建立健全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期性、艰巨性，决定了要巩固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成果，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一是要严格规范农村税费征管行为；二是强化专项治理，如规范农村中小学收费、农民建房收费、农业生产用水用电收费，禁止报刊摊派等；三是规范农村“一事一议”的程序，明确村内议事程序、管理方式、监督措施，严格控制筹资筹劳的上限，严防村内“一事一议”成为新的乱收费口子；四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制定并严格执行对农民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及搭车收费等加重农民负担行为的处分规定；五是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的情况监测、信访举报、检查监督、案件查处等工作制度，明确各方面的责任和工作程序；六是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机构和队伍，从组织上保证执法有力，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

第五，加强农村财务管理，妥善解决乡村不良债务。解决乡村不良债务问题应从以下四点出发: 一是要核实情况，全面清理核实债权、债务，搞清债权、债务的数额及形成原因；二是要界定责任，分清债务责任界限，将债务具体落实到债务人；三是划分类型，根据债务形成的不同性质，明确划分出哪些是由乡镇形成的债务，哪些是由村和农民形成的债务；四是分类处置，对不同性质的债务要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对由乡镇负担的债务，可根据乡镇财力状况，分年逐步还清；对该由村负担的债务，可由村集体经济收入分期、分批偿还。如果是因为公益事业建设所形成的、又确实没有偿还的债务，建议由国家和资金投放单位承担，以减轻村级压力；对于该由农户承担的债务，应根据农户的不同经济状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对有能力偿还的，应加大催收力度，对偿还确实有困难，可视情况分年收取；对确实无法收回的呆帐、坏帐、应按规定核销。今后要严格控制新增债务，乡村兴办公益事业，必须考虑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防止新的债务产生。

［1］ 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巩固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人民日报，2003-05-11 ［2］ 王昭耀。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略。求是，2001(2)［3］ 陈斐况学文。深化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探讨。南昌大学学报。2004(3)［4］ 《了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十一期 ［5］ 刘书明。统一城乡税制与调整分配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新论。经济研究，2001(2)［6］ 农业投入课题组。保护农业的现状、依据和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1996(1)［7］ 苏明刘家凯。农村税费改革难点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8］ 魏遥。农村税费改革的理性思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