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调查报告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范文1

现在农民收人主要________于粮食作物的兑换。小麦、玉米、水稻等是农民的生活资料，在卖出的同时—定要留下一半甚至一半以上作为—年的口粮。花生、芝麻等经济作物自然是农民经济的主要________(主要是指花生等种植较多地区)。粮食收入以后，该卖的卖，该留的留，农民便可有四五千元的收人。

副业养殖也是农民的收入之一，在农村几乎每家都养两三头猪，此外还有牛、羊、鸡等家禽，这些卖掉以后大多又有了二三千元的收人，所以农村一年毛收人在六七千元，在种植上除去种子、化肥、灌溉等方面，在养殖上，除去幼苗、饲料以及家禽的医药费等，农民一年净收入也能有四五千元。这个数字还是可观的。

可是农民拿着这些钱并不是很开心，接下来钱就要向外拿了。到了年底每年必不可少的是村统筹、提留。家里孩子增几件新衣服，那拖拉机的大轮子用了好几年了也该换了。剩下的'要全部给孩子来年的学费、生活费，或许到了春节还得借—些才能过个好年。

要是遇上了灾荒，天气不好，收不到粮食。交完公粮，剩下的恐怕填肚皮都不一定够。要是万一家里有个人生病，恐怕不借钱是看不好了。这借来借去，家里就欠债了，以后的每年得节约，少吃几顿好饭，少穿几件新衣服，还了钱，才能松口气。

农民收入除去支出，剩下的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万一有了天灾人祸就得借钱，可这也不是办法，借了钱总得要还，孩子读书开支最厉害，要赶上了某些乱收费的学校，农民更是苦不堪言。

国家政策整天在喊减轻人民负担，减来减去农民还是被压的喘不过气。政策关键要落实。随着中国将加人世贸组织，外国粮食将进人中国市场，粮食价格将大幅度下降，这样农民收人减少而支出不会有多大变化，农民负担将会更重。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范文2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保障农民收入快速健康发展。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收入依然增长缓慢。

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我们调查显示：

（1）农民绝对收入水平较低。，全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值还要低得多。按照人均635元的贫困线标准，年底全国尚有2900万绝对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人均825元（100美元）的标准，则全国有9000万左右的人口低于此标准，而这个数量大于欧洲任一国家的人口总数。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同相比，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虽然不属于统计中的贫困人口，但是收入水平很低，仅仅略高于贫困线，只要气候等生产条件稍有不利变化，就会陷入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中去。这部分贫困人口和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将受到自然和经济基础条件的约束，难度非常大。近年来，减贫速度不断减慢。

（2）增收速度缓慢。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GDP为4460元，大约相当于540美元，按农业人口折合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人均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即使考虑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农村人均GDP的目标确定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也要达到8.4%。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

（3）城乡差距加大。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年份有，而城乡差距缩小的年份只有9年，缩小年份主要集中在1978—1983年和1995—19的两个阶段。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前一个阶段是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后一个阶段则主要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城乡收入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6：1，1983年缩小到最低，为1.82：1；然后不断扩大，到1994年达到了一个新高，为2.86：1；然后降低到年的2.47：1；从开始，逐年显著扩大，扩大到3.23：1、近几年来，尽管诸多因素都很有利，农民增收速度可以超过5%，但是仍可能落后于城镇居民，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4）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并且这种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总的说来，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上海、北京和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贵州、甘肃和陕西等省的3～4倍。由于城市居民在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差异较小，因此，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呈现出明显的由东向西的递增趋势。即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较小，而西部地区城乡差别更大一些。

2、造成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

（1）农民整体素质还不高，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突出表现：一是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分析，农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6%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二是思想僵化，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结构调整上，思路狭窄，不敢主动出击，存在等靠思想和过份依赖政府心理，瞻前顾后，怕担风险，不敢大胆地调整产品结构，不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三是绝大多数农民对市场把握不准。从调查情况看，多数农民不了解和掌握市场行情，对市场需要什么，既不去研究，也不会去搞深入细致的调查，捕捉不到有价值的市场信息，在组织农业生产时，不是先看市场后抓生产，而是今年的生产看去年，对市场判断不准把握不准，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赚钱种什么，种出什么就赔钱”。

（2）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还跟不上形势要求。总体看，一是特色主导产业总量小，覆盖农户少。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还不高，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力弱，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低，大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还是单纯的买卖关系，产业化经营链条短，农产品加工增值水平低，初级原料生产比重大，大部分农产品基本上是从农田到市场，缺乏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高科技含量产品少，加工增值率低。二是结构调整还只是停留在规模扩张上，缺乏在内在质量提高上下功夫。以蔬菜为例，近两年来，有的地区蔬菜种植特别是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连年快速增长，为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种植结构雷同，品种特色不明显，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贮藏、保鲜、深加工及包装、运输等严重滞后，如不抓紧研究对策，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结构过剩，应引起高度重视。

（3）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引导、协调、服务功能滞后，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诸多困难。一是信息服务滞后，手段缺乏，不能及时给农民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和致富信息，使农民无所适从，组织生产难，进入市场难。二是技术服务跟不上。原因是部门管理制度不完善，科技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使科技人员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主动上门服务意识差，其结果是科技人员得不到实践，农民得不到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服务。特别是高新技术应用上，技术与生产严重脱切，导致农民增收难。三是信贷部门缺乏有效的资金扶持措施，一家一户贷款困难。调查发现，多数农民都有强烈的增收意识，并有一些可行的增收项目，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而难以上马。

（4）农民的负担比较重。据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有两个孩子，孩子要上学会需要一笔很大的投资，现在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不一辈子像他们一样只是个农民，供一个子女上大学几乎要花掉农民家庭三分之二的开支；

家庭长辈的供养也需要一笔的开支。除此之外，还有农作物每年的成本开支。家庭生活费，子女教育费，农业成本费，三个最基本的方面的开支累加起来，对与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民来说，生活就难上加难了。

体会

我国农民数量如此之多，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要带领农民奔小康，要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1、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农民自身的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下乡组织农民技能培训，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让农民大胆尝试，自主创新，随机应变，让农民更多更早的了解市场的最新信息和动态。收入来自与农民，农民必须从自身做好。

2、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潜力。这是农民增收的基础。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一是在优化品种、品质结构，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生产的同时，切实抓好质量安全管理。二是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产业带。三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四是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农村服务业，提高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

3、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途径。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可以增加农民的资源占有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同时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一是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小城镇，壮大县域经济，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把农民进城务工当成一项产业来抓，促进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农村经济发展成本，促进农民增收。一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基本建设资金应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应向农村倾斜，以逐步缩小城乡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差距。二是对农业、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尤其是要配合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对农业和农民实行补贴的各种有效方式，逐步建立对种粮农民生产直接补贴机制。

5、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一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坚持依法征税，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尽快取消农业特产税。二是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积极探索对农民的补贴机制。三是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和卫生体制改革，积极探索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农民收入调查报告范文3

邹平县农民现金收入一季度实现了双增，尤其是农户财产性收入实现了大幅度增加。据110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邹平县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714元，较去年2427元，增加287元，增长11.8%；农民人均现金支出__元，同比增加396元，增长24.7%。尤其是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同比增长61.9％，是历年来增幅最快的一次。

1、工资性收入增幅放缓。一季度，邹平县农民工资性收入人均844元，同比增加96元，增长12.7%，增幅回落4.6个百分点，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幅度减缓。其中:外出打工收入人均仅增加3元，增长1.9％。通过农户记帐资料结合农民工检测调查，以及深入走访调查户得知，增幅减缓的主要原因：一是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从事了其他行业，例如：尹家调查点的大部分女劳动力，有着去淄博周村纺织厂打工的习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效益下降工资降低，返乡农民工有的从事服装生意、有的从事人寿保险，还有的直接在家从事家务；二是县域内的几个大型的企业集团，延长了春节假期的时间，工人的生产时间减少，收入也就随之下降。因此，金融危机是直接导致农民工收入下降的最根本原因。

2、一产业现金收支有较大增长。调查数据表明一季度，农民从第一产业得到的现金收入1111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32元，增长13.5％。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春节期间，农户用于生活消费的开支与春耕备播的支出加大，促使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数量增加，小麦、玉米、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售量，分别比去年同期人均增加44.7公斤、31.7公斤、3.1公斤，增长107.4％、36.9％、31.4％；虽然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9％、15.4％、24.9％；但是，由于出售数量的绝对增长，还是拉动了农民一产现金收入的增加。同时，农户用于农业生产支出人均达到433元，同比增加88元，增长25.3％，由于农业各种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拉动了增幅比上年增加7.7个百分点，从增长幅度对比分析，基本实现了收支同步增加，支出增长过快、符合当前全县农业发展的大趋势。

3、农户家庭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二产业现金收入大幅度下滑。随着金融危机对企业影响面的不断扩大，导致了家庭小型企业惨淡经营、举步维艰的局面。从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得知，全县110个调查户中，有1户常年经销木材、1户从事面粉加工的工商户，因为今年经济效益急剧下滑的原因，转行出去打工或者从事了三产行业。调查资料表明一季度，家庭经营第二产业的现金收入人均212元，较去年同期的252元，下降了40元，减少15.9％，增幅较去年同期回落3.7个百分点，是近几年来减少幅度最大的时期，与全县的工业发展大趋势相符合。

4、三产业受二产业的影响，首次出现下降。一季度，由于受全县工业生产严重下滑形势的影响，三产业的'增长历年来首次出现了收入下降局面。调查数据表明，前三个月，农民人均三产业收入达到181元，较去年同期的209元，下降了28元，减幅13.6%。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受工业发展不景气的影响，企业物流效益下降，导致了交通运输邮电业人均收入下降39元，减幅31.8％；二是企业的效益降低，工人的工资收入减少，大量外地务工人员回乡，影响了批零贸易餐饮业人均减少10元，减幅29.6％。此外，个别三产经营农户的转行也是导致收入下降的原因之一。

5、非生产性收入大幅度提高，带动农民现金收入增加。近几年，农户从占有财产带来的收益不断增加，尤其是出让土地带来的各种补偿，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其次，由于农户在外人口的独立生活，农村人口的逐步老龄化，离退休、养老金、赡养费等标准提高，拉动了农民转移性收入的逐年增长。调查资料显示：邹平县一季度人均财产性收入达到244元，较去年同期增加93元，增长61.9％，导致本季度增长幅度过大的主要原因是，后芽村调查点的大部分农户，下半年，耕地被企业占用，春节前企业按照吨粮，结合当时的市场粮食价格把补偿及时兑现给农户，带来了人均土地征用补偿收入达到224元，增加93元，增长71.3％；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122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5元，增长39.7％，主要是退休金与农村赡养费增长的拉动。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失地农户的收入要大大高于农业户，一方面是打工人数多，打工收入高；二是从事二三产业的户数多，收入高；三是没有农业收入也没有农业投入，但是非农业的收入高，尤其是财产性收入高。

6、期内农户现金支出大幅度增加。邹平县一季度，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费用、扩大二三生产规模、购建生活用房的支出加大，分别达到了人均366元、61元、440元，同比增加34元、23元、368元，分别增长25.3％、58.8％、五倍多。其中，由于农户直接购买商品房以及房屋装修支出的剧增，拉动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到1449元，同比增加305元，增长了26.7％。

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邹平县一季度，农民现金收入的增加，主要是农户出售农产品数量的增长、农户占地补偿增加的拉动，二者带动了一季度农民现金收入增长的78.4％。然而，这不是真正意义上拉动农民增收的方向，其一是虽然农产品价格下降，但是出售量增加不合理，不是真正的农民增收，只能视为生产、生活需要；其二是土地占用补偿的增长，只是偶然之下的必然，从全年来看不会对农民增收拉动太大。因此，要理性的分析农民现金收入增长的真正原因，正确把握农民增收的渠道，充分认识到现金收入增长之下掩盖的问题：一是工人的月收入已经明显下降；二是新的就业岗位虽然增加，但是进厂的门槛提高，对年龄、性别、学历有了新要求，相对限制了农村“40－50”劳动力的转移力度；三是房地产行业进入低谷，农民工灵活就业者的门路变窄；四是资金缺乏，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起步阶段更加困难。

农民收入及负担调查报告

我来自农村，农民的收入影响着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他就是我的费用的全部来源，同时也是一个家系的全部的经济来源，农民是我国一个大的集体，占有我国人口的60%以上，也是我国政府备受关注的一个集体，在近几所来，国家多次出台政策，减免税收，向他们发放经济补助，尽管这样，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城乡差距还是很严行，这些都体现在交通，素质，人口的流动，思想等这些方面，在农村，交通不是很方便，不能达到很好的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产品不能运送出去，外面的好东西也不能运进来，导致产品的收入不是很高，而且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的幅度很快，从而提高了人们的经济负担，在这些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是自己自足，从而涌现出了大量的民民工，到外面做工，农民工在外面赚的钱才是村村的主要的经济来源，用来供自己的子女读书，和家用。存款几乎是没有的，这也是为什么农村父母送子女读书走出农村思想的力量的源泉，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在家乡的都是一些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老年和小孩占总人口的85%，在这种比例下的生活素质总会提高呢，而且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在农村得不到普及，和发展。这样看来，农村也是各大商家的替在的市场，所以经常会有家电下乡的活动，在这些看以好的东西，其实和城市比已经落下了一个层次，而且在现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农村有很多的人不知道用手机，他们所了解的手机在他们的概念里，仅仅只是能打电话和接听电话而已。在这几年，电脑在全国的普及很快，但是农村也不是很多人会使用，这也为高速的信息发展提供了障碍，人口的流动在农村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有一定经济积累的农民，就搬到城市定居，尤其是这几年政府的政策有所放宽，这样的事情是越来越严重了。

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

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