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农民收入调查报告

最新农民收入调查报告1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保障农民收入快速健康发展。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收入依然增长缓慢。

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我们调查显示：

（1）农民绝对收入水平较低。20xx年，全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值还要低得多。按照人均635元的贫困线标准，20xx年底全国尚有2900万绝对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人均825元（100美元）的标准，则全国有9000万左右的人口低于此标准，而这个数量大于欧洲任一国家的人口总数。20xx年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同20xx年相比，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虽然不属于统计中的贫困人口，但是收入水平很低，仅仅略高于贫困线，只要气候等生产条件稍有不利变化，就会陷入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中去。这部分贫困人口和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将受到自然和经济基础条件的约束，难度非常大。近年来，减贫速度不断减慢。

（2）增收速度缓慢。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xx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GDP为4460元，大约相当于540美元，按农业人口折合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20xx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人均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即使考虑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农村人均GDP的目标确定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也要达到8.4%。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

（3）城乡差距加大。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年份有，而城乡差距缩小的年份只有9年，缩小年份主要集中在1978—1983年和1995—19的两个阶段。其中的主要原因，在前一个阶段是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后一个阶段则主要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城乡收入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为2.56：1，1983年缩小到最低，为1.82：1；然后不断扩大，到1994年达到了一个新高，为2.86：1；然后降低到年的2.47：1；从开始，逐年显著扩大，20xx年扩大到3.23：1。近几年来，尽管诸多因素都很有利，农民增收速度可以超过5%，但是仍可能落后于城镇居民，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4）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并且这种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总的说来，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上海、北京和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贵州、甘肃和陕西等省的3～4倍。由于城市居民在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差异较小，因此，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呈现出明显的由东向西的递增趋势。即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较小，而西部地区城乡差别更大一些。

2、造成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

（1）农民整体素质还不高，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突出表现：一是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分析，农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6%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二是思想僵化，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结构调整上，思路狭窄，不敢主动出击，存在等靠思想和过份依赖政府心理，瞻前顾后，怕担风险，不敢大胆地调整产品结构，不具备适应市场经济的应变能力。三是绝大多数农民对市场把握不准。从调查情况看，多数农民不了解和掌握市场行情，对市场需要什么，既不去研究，也不会去搞深入细致的调查，捕捉不到有价值的市场信息，在组织农业生产时，不是先看市场后抓生产，而是今年的生产看去年，对市场判断不准把握不准，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赚钱种什么，种出什么就赔钱”。

（2）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还跟不上形势要求。总体看，一是特色主导产业总量小，覆盖农户少。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还不高，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力弱，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低，大部分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还是单纯的买卖关系，产业化经营链条短，农产品加工增值水平低，初级原料生产比重大，大部分农产品基本上是从农田到市场，缺乏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高科技含量产品少，加工增值率低。二是结构调整还只是停留在规模扩张上，缺乏在内在质量提高上下功夫。以蔬菜为例，近两年来，有的地区蔬菜种植特别是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连年快速增长，为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种植结构雷同，品种特色不明显，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贮藏、保鲜、深加工及包装、运输等严重滞后，如不抓紧研究对策，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结构过剩，应引起高度重视。

（3）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引导、协调、服务功能滞后，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诸多困难。一是信息服务滞后，手段缺乏，不能及时给农民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和致富信息，使农民无所适从，组织生产难，进入市场难。二是技术服务跟不上。原因是部门管理制度不完善，科技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使科技人员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主动上门服务意识差，其结果是科技人员得不到实践，农民得不到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服务。特别是高新技术应用上，技术与生产严重脱切，导致农民增收难。三是信贷部门缺乏有效的资金扶持措施，一家一户贷款困难。调查发现，多数农民都有强烈的增收意识，并有一些可行的增收项目，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而难以上马。

（4）农民的负担比较重。据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有两个孩子，孩子要上学会需要一笔很大的投资，现在农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学，不一辈子像他们一样只是个农民，供一个子女上大学几乎要花掉农民家庭三分之二的开支；家庭长辈的供养也需要一笔的开支。除此之外，还有农作物每年的成本开支。家庭生活费，子女教育费，农业成本费，三个最基本的方面的开支累加起来，对与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民来说，生活就难上加难了。

三、体会

我国农民数量如此之多，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要带领农民奔小康，要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1、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农民自身的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下乡组织农民技能培训，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让农民大胆尝试，自主创新，随机应变，让农民更多更早的了解市场的最新信息和动态。收入来自与农民，农民必须从自身做好。

2、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潜力。这是农民增收的基础。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一是在优化品种、品质结构，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生产的同时，切实抓好质量安全管理。二是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产业带。三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四是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农村服务业，提高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

3、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途径。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可以增加农民的资源占有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同时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一是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小城镇，壮大县域经济，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把农民进城务工当成一项产业来抓，促进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农村经济发展成本，促进农民增收。一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基本建设资金应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应向农村倾斜，以逐步缩小城乡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差距。二是对农业、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尤其是要配合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对农业和农民实行补贴的各种有效方式，逐步建立对种粮农民生产直接补贴机制。

5、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一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坚持依法征税，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尽快取消农业特产税。二是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完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积极探索对农民的补贴机制。三是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和卫生体制改革，积极探索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贫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最新农民收入调查报告2

近年来，我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农民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XX、XX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2225元、2393元，较上年增长3.4%、7.6%。

我们的主要措施是：

一是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靠发展优势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建设五大生产基地。抓住国家和省实施“大豆振兴计划”机遇，建设百万亩高油大豆生产基地，XX年播种高油大豆146万亩；引进马铃薯精深加工企业，建设百万亩马铃薯生产基地，播种马铃薯45万亩；推进农牧结合扩大饲料作物种植，建设百万亩饲料牧草生产基地，播种饲料牧草32.6万亩；依托现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百万亩经济作物生产基地，经济作物总播种面积47.1万亩；结合退耕还林，建设百万亩柞桑蚕生产基地，放养柞蚕732把，栽桑树700亩。

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业。充分利用我市资源富集和生态环境优势，建设绿色农业生产基地11个，种植绿色食品面积125万亩，11个产品获得a级绿色食品，2个产品获得欧盟有机食品认证，产量达12万吨。

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与俄在林业、畜牧、水产、农机、农科研等多个领域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引进农业先进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30多项。建立了中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在俄建设境外综合开发区。农副产品出口发展到10大类100多个品种。

二是加快龙头企业建设，靠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明确农业产业化发展思路。以龙头企业为重点，以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突出发展主导产业，围绕麦、豆、薯、菜、麻、糖、肉、乳、山、药等十大主导产业和5个成长性较强的产业，构建龙头企业群体、扩大基地生产规模、推进产业化发展。

加快龙头企业建设。全市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29家，带动基地面积137万亩。实施品牌战略，重点培育“玉铃”牌马铃薯、“双河”牌极小粒豆、“驿站”牌马肉干等6个具有较大市场影响的农产品品牌。

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在县域和中心乡镇重点建设和完善了7个具有较好基础的农产品交易批发市场。全市现有各类农产品市场88处，基本形成了以乡镇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农贸市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市场体系。

三是深入实施科技兴农战略，靠科技进步促进农民增收。

加大农业新技术推广和应用。推广了一大批先进、适用、成熟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平均每年推广项目20多个，累计推广项目300项（次）以上。农业十项适用生产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到2318万亩。

建设市县乡三级科技园区156处，园区总面积50多万亩，实现农民增收5000余万元。

大力实施种植业和牲畜业良种工程。引进推广大豆、小麦、玉米等作物优良品种28个，建设各类种子繁育基地45处，推广优良品种27个，农作物优质品种率达95%以上。建设大牲畜冻配站点92个。

努力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科学应用水平。对广大农民进行多项目、分产业、逐层次的科技培训。每年培训乡村干部、科技户、种田大户及青壮年农民15万人次左右。

四是夯实农业发展基础，靠降低风险促进农民增收。

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和改造了xxx、xx等堤防，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地区抗旱防洪能力。目前，全市已有8个万亩以上灌区，有效灌溉面积11万亩。XX年，争取国家级和省级旱田节水浇灌溉项目5个，受益面积可达16.22万亩。推进中低产田改造和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三年累计7113万元，开发建设项目30个，完成中低产田改造19.27万亩。大力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以实施天然林保护为目标，重点实施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生态效益补助工程和野生植物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四年共落实退耕还林面积5万亩，造林56.8万亩，建成多种类型自然保护区5个，绿色食品种植面积达125万亩。不断提高农机装备水平。3年来，全市累计投入农机更新资金1.6万元，更新大中型农机具4786台（套），到XX年全市农业机械原值达6.776亿元，农业机械总动力达95.63万千瓦，亩均耕地拥有农机动力0.132千瓦，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86.5%。

五是大力发展非农产业，靠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

大力发展畜牧业，实现农业内部转移。目前，全市从事养殖业生产专业养殖户达4579户，占农户总数2.3%。从事山产品采集、食用菌栽培和水产等副业生产农户也不断增加。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拓宽社会转移空间。通过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鼓励和吸引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截止XX年底，全市转移剩余劳动力6.0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16.6%，平均每6个农业劳动力中就有1人外出务工，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村人均纯收入28%。

农民收入及负担调查报告

我来自农村，农民的收入影响着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他就是我的费用的全部来源，同时也是一个家系的全部的经济来源，农民是我国一个大的集体，占有我国人口的60%以上，也是我国政府备受关注的一个集体，在近几所来，国家多次出台政策，减免税收，向他们发放经济补助，尽管这样，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城乡差距还是很严行，这些都体现在交通，素质，人口的流动，思想等这些方面，在农村，交通不是很方便，不能达到很好的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产品不能运送出去，外面的好东西也不能运进来，导致产品的收入不是很高，而且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的幅度很快，从而提高了人们的经济负担，在这些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是自己自足，从而涌现出了大量的民民工，到外面做工，农民工在外面赚的钱才是村村的主要的经济来源，用来供自己的子女读书，和家用。存款几乎是没有的，这也是为什么农村父母送子女读书走出农村思想的力量的源泉，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在家乡的都是一些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老年和小孩占总人口的85%，在这种比例下的生活素质总会提高呢，而且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在农村得不到普及，和发展。这样看来，农村也是各大商家的替在的市场，所以经常会有家电下乡的活动，在这些看以好的东西，其实和城市比已经落下了一个层次，而且在现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农村有很多的人不知道用手机，他们所了解的手机在他们的概念里，仅仅只是能打电话和接听电话而已。在这几年，电脑在全国的普及很快，但是农村也不是很多人会使用，这也为高速的信息发展提供了障碍，人口的流动在农村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有一定经济积累的农民，就搬到城市定居，尤其是这几年政府的政策有所放宽，这样的事情是越来越严重了。

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

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