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心得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心得
刘延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看这本书的原因，是处在中国反腐浪潮风口浪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想推荐的，虽然是一名工科研究生，我却明显的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特别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背景和旧制度的分析有其独到的视角，改变了我对革命的看法。为什么法国的封建权利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令人民感到厌恶？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在封建势力对人民压迫最轻的地方发生的？
关于大革命的重新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看来并不是一本历史书。显然，托克维尔并没有采用大量的史料堆积，同样无意于去详细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与具体进程。然而，这本书的影响是如此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能够激起广泛的思考与讨论。
这样一本经典之作固然体现在全书中随处可见的精辟的论断与华丽的词句，然而却不仅于此。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结构下，旧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甚至这场革命本身都只是旧制度演化的一个过程。同样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的机制只不过是旧有的萌芽的发展，而那些骤然建立起的制度却依然脆弱。
虽然对于革命的宏大意义保持审慎地怀疑，托克维尔却并非简单地主张“告别革命”。相反，对于民情的冷静地考察使他敏锐地看到平等化的观念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浪潮，并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广泛地传播开来。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加剧了法国阶级的分离，法国人们变得彼此相似，但却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最后，法国的旧制度被一群相似的人推翻。造成社会阶层分化
因此，尽管我们可能通过史料的不同挖掘与解释，对于托克维尔的某些论断提出质疑，然而，这种超越历史的核心的命题是无法被消解的。不简单地成为纷繁历史的工具，也不轻易地沦为激昂情感的奴隶。正因为此，思想才能穿越时代的隔膜，成为深邃的洞见。
革命的发生并不是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忍受着罪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他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情况。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时就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时候公共繁荣迅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财富增长更快，但是却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改革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改革可能促进制度的覆灭。如中国的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时期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目标是要恢复古代最完善制度的活力。但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同治中兴和路易十六期间进行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路易十六不同的是，他的改革刺激了人民发财的热情，但是其存在的政治制度却阻挠了这种热情实现的可能性，使得人民认定了法国封建体制不得不推翻，从而促成了自身的毁灭。
托克维尔(1805-1859)
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读者在当当网购买的《旧制度
与大革命》 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
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
最低。
试论本书的政治思想（上）
托克维尔在政治理念上的倾向性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衷心的热爱着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的治理模式，这从他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不遗余力的褒奖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他关于三级会议省朗格多克治理状况的描述（商务印书馆92年版附录一）中，或者在他的旧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他看来，英国、美国，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朗格多克，都是既有平等、又有自由的社会。他评价朗格多克的地方自治制度说：“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
而对于旧制度，托克维尔认为，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王权专制的不自由因素，因此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坏制度。他在全书各处不止一次的对这种制度的弊病痛心疾首。他这样评论已经变质的封建等级制度：“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对国王的中央集权制度，他更不留情面，这里仅举一例：“国王窃取权力任意征收捐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在大革命后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的丧失了自由，这也是不合托克维尔理念的。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们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无比伟大和神圣：“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与之相对的是，当人们放弃了自由，重回专制君主怀抱的时候，他又非常遗憾的说法国人“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奴仆”。他甚至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并进而认为，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根据他在书中的措辞判断，他对自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平等的热爱。
那么，对于未经王权专制污染的传统封建制度，对欧洲传统的贵族政治，托克维尔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在这方面他的态度仿佛非常暧昧。一方面，他曾列举了1788年时德意志大多数邦国农民生活的惨状，把这些地方说成“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以此看来，他仿佛是反对这一极不平等的制度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书中更多的地方，托克维尔反复赞扬传统封建制度下的自由传统，赞扬贵族阶级的高尚精神，对后来贵族阶级的失势表示了极大的惋惜。他说，“在封建时代„„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
托克维尔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大革命打倒了贵族，才切断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根基。他说：“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
试论本书的政治思想（下）
在阅读这些词句的时候，我猜想，无论如何，托克维尔本人也许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贵族出身。他对抽象自由持有坚定的、异乎寻常的热爱，对社会平等却抱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模糊态度。他最欣赏的当然是自由和平等两全其美的制度，但是，倘若在全民平等却毫无自由的帝国专制制度和极度不平等但存在贵族
自由的封建制度之间选择的话，也许他更喜欢后者。毕竟，他在描绘贵族的传统美德时动用了那么多浪漫华丽的词汇，而这些丰富的感情却从未应用到消除了等级差异的平等社会的身上。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不止一次的描述了贵族政治瓦解之前地方自治带来的美妙效果，以及各阶级之间通力合作的美妙关系：“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级会议，定会看到„„资产者与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在最初和在长时期内，农村的阶级„„与贵族接近、„„与贵族混合以处理同样的事务。”“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贵族和第三等级当时„„共同管理事务，共同进行抵抗。”当然，托克维尔的这些话并不是在正面论述封建社会的美妙。他的本意是拿贵族政治全盛时期和贵族政治衰落后的情形作对比，以彰显后者的不堪。但每当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怀疑的感觉：他毕竟表露出了某些倾向性。欧洲封建社会真的这么美妙吗？各阶级之间真的这么通力合作吗？地方自治真的这么卓有成效吗？然后，我看到这一句话：“领主法庭为农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的全国三级会议也为城市资产者作了。”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里，领主法庭和三级会议服务的对象是“农村小所有者”和“城市资产者”，也就是说，没有所谓“无产者”的位置。
这个小小的“发现”触动了我的某根敏感的神经。再次读第二遍书的时候，我注意到，托克维尔的用词习惯中，仿佛总是把“人们”和“人民”分开来，“人们”常常指代当政者、特权者，有时也包括资产者，而“人民”则指代劳苦大众。甚至有一句话：“所有阶级都可能与人民分离”，仿佛托克维尔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把人民也算作一个阶级。尽管妄自揣度前人是需要谨慎的，但我还是隐约感到，虽然托克维尔曾经批评过当权者对人民的轻视，并指出这种轻视的确激怒了人民，但在无意之中，他自己也流露出相同的倾向。当然，对于一个出身贵族、一生混迹于政坛的知识分子，要求他对待人民也抱有与对待贵族一样的尊重，这未免也太苛刻了。何况，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说到民主，顺便提一点疑问。初读的时候，托克维尔对“民主”这个词的使用总让我感到疑惑。有时，他似乎把“民主”和“平等”等同起来，作为“等级特权”的对立面。在他看来，“民主”和“专制”似乎并不矛盾，一个民主的社会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从我今天的理解看来，这种对“民主”的理解岂不是很奇怪？“民主”只是意味着平等、无特权吗？难道它不包括对专制权力的反对吗？是这个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内涵发生了变化吗？或者，仅仅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有人说，中国和法国在传统上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国家。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克维尔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类似。托克维尔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他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
托克维尔的一大主张是反对超越社会风尚现实去谈论社会的改造。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谈到人民对法律的尊敬问题时，他认为，法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应该归咎于旧制度对风尚的塑造：“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法治化，托克维尔的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以警示：在法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风尚，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促进风尚的改变呢？
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比如对郎咸平观点的分析和批判），都是有益的。另外，我感觉，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一点类似之处。这两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论。从前，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们，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看来，户口这个东西，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必要而且罪恶万分。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对应中国三农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惊人的相像。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心得
《旧制度与大革命》
笔者：Lsj 写作背景：
旧制度下的法国，贵族作为特权阶级，彻底导致资产者与贵族间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而农民则承担着各种捐税徭役，社会阶级分化严重。自路易十四以来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导致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的的湮灭，也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孤立的个体热衷于追逐个人私利，却不断丧失单独或者相互合作解决他们所碰到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问题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国家，这就造成了更为程度严重的专制。人民缺少政治参与和政治实践的机会，而缺乏经验的文人却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这一切都造成大革命的不可避免。但大革命带来的却是平等和专制并存的法国，“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从此法国开始了祛除专制、找回自由的历程，却始终徘徊在集权与革命的循环之中。走不出共和国-帝国的历史循环，依然看不见自由的踪影。
原著梗概：
托克维尔在书中以很大篇幅描述了法国在大革命前就已形成的中央集权体制，法国中央集权无处不在，且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并进入到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央集权令名贵族制度名存实亡的同时，也造就了单纯的食利阶层，司法独立的泯灭，中央控制地方行政，旧制度下的法国人相似并疏离，形成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一方面，人民不断丧失单独或者相互合作解决社会和政治生活问题的能力，需要强大的政府来帮助他们谋求福利；另一方面，人民热衷于追逐个人私利，倦于参与公共事务，把公共利益弃置一旁，于是这些没有根基、无所适从的个体被日渐强大的集权政府所控制而不能自拔。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而且还塑造了大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成为法国构建自由宪政道路上的隐秘障碍。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实意义：
什么是旧制度，托克维尔笔下的旧制度其实是两种因素的复合体，一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一是路易十四以来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而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中最根本，也是对法国未来最具决定性影响的部分。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很多人都对中央集权制存有误解，他们只看到大革命将以往一切推翻在地的激进性，认为中央集权制是大革命所创造出来的新事物。但托克维尔提出，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
不断被承袭下来的究竟是什么？其实是在路易十四以来的中央集权化过程中塑造的认同专制的民情。法国曾经拥有和英国一样的贵族制度，一样的司法独立，一样的自治传统和一样的自由精神，但在路易十四之后，法国的君主们就将中央集权的理念逐步深植于民众的思想中，法兰西民族对权力的依附与服从，对中央政府的信赖，“它们渗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与风尚融为一体，进入人们的习俗，深入到所有各部门，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实际中。”“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种中央集权主义倾向在19世纪始终是法国人民情的一部分，而它不是肇始于大革命，而是深藏于旧制度。法国大革命后，40 余年余震不断，先后经历了君主立宪派统治、吉伦特派统治、雅各宾派专政、热月党人统治（即“七月王朝”）等阶段。归根到底，是受到启蒙运动影响而不断追求自由民主的基层民众与不断死灰复燃的专制制度的角力过程的真实写照。
追本溯源，大革命后的动荡不休，还是得归因于改革的不彻底。大革命前的法国，并非欧洲最黑暗的国度，甚至法国国家的经济繁荣领先于欧洲各国，是全欧洲的“模范生”。即便是遭受苛捐杂税盘剥的农民，也基本摆脱了封建领主统治，成了土地所有者，已获得相当程度的自由度。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其中的吊诡———大革命并不是在中世纪旧制度保留最多、人们遭受苛政最深的国度爆发，恰恰相反，而是在人们对此感受最轻的法国爆发。这是因为一部分旧制度革除后，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人们对那些残存的封建权利越不能忍受，激起的仇恨也就越深重，这种因果联系与人们惯常所认为“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定律完全相反，大革命在“悖论”中发生。而在大革命后，民主时代的新法国又在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涤荡下，蕴藏着专制独裁的种子。正如托克维尔所言，“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值得深思，我们不能沉缅于现有的成就和进步而对众多社会矛盾视而不见，因为，人们永远不会满足于“较好”，而是要求“很好”和“更好”。何况现在也并非一切“较好”，有些方面甚至“较差”或“很差”。什么都没有的年代里，温饱是最大的奢求，实现了温饱之后，人们会要求提高生活质量，这是很自然的，这也要求了改革必须使生产力的发展不断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当然，每一次的改革在稳步推进的同时，必须注重对国民素质的同步提高，思想上的落伍必将导致国家的动荡。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报告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报告
xxx 书名：旧制度与大革命 出版社名称：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2年08月 作者：托克维尔 译者：冯棠 作者简介：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出身贵族，亲历法国大革命五大时期(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早年热心参政，1848年二月革命后，曾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并曾出任外交部长。后对政治日益失望，退出政界，潜心写书。主要代表作品有《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和《回忆录》等。--摘自搜狗百科 内容梗概：
托克维尔所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述。这不是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而是一部研究大革命背后政治制度变化与影响的著作。通过深入研究法国大革命相关的文献、档案和事件，托克维尔开创性地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在旧制度最繁荣、最开明的时期，革命却加速发生；大革命为什么在压迫最轻的地方首先爆发；为什么革命者要愤怒地摧毁一切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和言论自由，是否导致人民对政府百般苛求；为了实现酷爱的平等，人们为何宁愿不要自由，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托克维尔在普遍意义上，厘清了民主、专制、自由、平等这四个重要政治概念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当下的社会现实与法国大革命时期虽然不同，但托克维尔揭示的道理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借鉴。--摘自搜狗百科 读后感：
这本书是以前很喜欢的一位老师推荐的，而且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了解外国的历史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本身也对法国大革命比较感兴趣，但是这本书的深度还是很高的，读了一遍，只是有一些粗略的感想。
本书分为三篇。第一篇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第二篇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第三篇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从初中开始我们就有学习法国大革命了，老师说过，法国大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书上写的只是皮毛；高中的课本讲的稍微详细一点，但也是很表面的分析它的背景，过程，结果及影响。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托克维尔的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却非常详尽的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深层次的原因，而且在我看来他的观点是颠覆性的，他分析的原因深刻而且令人深思甚至是让我震撼的。
托克维尔在前言中就提到“现在要出版的这本书，并不是要写一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已经有人写得栩栩如生，我不想重复。这是一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这本书非常深刻。在初高中课本中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追求自由平等。自由与平等，在以前的我看来这是一样的，有了自由才有平等，没有平等何来自由。它们是分不开，也无孰轻孰重之分。但托克维尔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在法国大革命中，“平等”远比“自由”重要，法国大革命追求的更多的是“平等”。托克维尔写到：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这段话的意思，但它确实是这样的。
在第二篇第八章：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在旧制度下的法国，长期以来，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经消失，这也促使了一切法国人变得彼此极为相似。不仅如此，在省内的各个阶级，尽管人们地位不同，却也变得相似了。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若干世纪以来，法国贵族变得越来越贫穷，尽管贵族享有特权，但他们每天都在破产，消亡。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地产划分，贵族将土地一块一块地出卖给农民，只保留领主的定期租金，而且在某些省份，有些贵族差不多不再拥有土地了，只能靠领主权和地租维持生活。是的，他们彼此变得相似，但是他们却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加互相孤立，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虽然贵族之间逐渐贫穷化，但是贵族还是不同于农民和资产者的，因为贵族是由国家中的所有首领构成的，他们是进行统治的公民团体，他们会决定谁是进行统治的首脑，这个通常由出身决定，所以非贵族出身的人，他们在同级之间的身份可能会不同，或高或低，但是他们永远都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所以在法国才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人们似乎趋同却又互相孤立。这让我感动惊讶且迷惑。
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惊的观点就是革命往往是在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经济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这个观点，我从看到目录时就开始感到奇怪。因为我总觉得在这个国家最为苦难的时候，在人民最困苦潦倒的时候，就是革命爆发的时候。可托克维尔却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事实。
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这段话很精辟，也让我明白了大革命为什么在压迫最轻的地方首先爆发这个问题。托克维尔也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在第三篇第五章：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在我看来，一般都是人民受到压迫，被剥削打压，在这个时候人民会被激怒，从而出来反抗。在大革命前13年，法国国王试图废除劳役制，他颁布了敕令，说国家里的道路几乎都是由最贫穷的人修的，使得贫穷的人更贫穷，所以他决定废除劳役制，但是这些话说了也是白说，因为在几个月后，行会和劳役制又重新恢复了。虽然到后来社会上层人士开始同情关心穷人，他们不断议论农民，研究用什么方法救济农民，谴责特别危害农民的财政法规；虽然这是好的现象，但是越多的谈论，越多的叙述农民的苦难反而使得农民们变得愤怒，上层阶级的热情终于点燃了下层阶级的怒火和贪欲。
以上都是我印象深刻的部分，但是看完之后有很多内容我还是不太明白的，所以看完书后，我上网查资料，以便更好地理解书中的内容，有很多学者提到了这本书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是我看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不过后来想想，里面讲的很多现象与中国的状况真的有些相似。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是一本值得好好研究的书，虽然现在我已无时间研读二遍，以便更好的发表读后感想。但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以后会把它的英文译本好好看看。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
目录 概述 内容梗概 创作历程
1.2.写作背景 写作初衷 点评鉴赏
1.2.内容探讨 学者评论 成就与影响
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于1856年。
内容梗概
《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法文原本名称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英文版名称有两个：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和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创作历程
写作背景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写作初衷
托克维尔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
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点评鉴赏
内容探讨
1、法国大革命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
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学者评论
从2012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
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成就与影响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重新受到了重视。《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简介
《旧制度与大革命》(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在中国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引起热读，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下的改革处境有关。
这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的经典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版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的改革，我们常常听到“改革进了深水区”，“改革到了攻坚期”等说法，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剩不多，改革导致了人们普遍对改革产生紧迫感乃至焦虑感。政治高层抛出“改革红利说”，似乎要坚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政治高层公开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担心改革不成功，反而引发革命。
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下的法国，就是一个通过改革不断产生“红利”、不断改善法国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时却也是一个因为改革而不断引发难以满足的改革诉求，致使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革命的政府。改革可以产生红利，但改革本身绝不必然就是红利。怎样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无疑是对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
但是，在谈论“改革”时，非常有必要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种是“革命后的改革”。简单地把中国当下的改革事业比附为法国旧制度下的改革，其实并不允当。有人把当下中国的改革与晚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论，显示了同样的思维错乱。实际上，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当下中国的改革是革命后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界说大革命的历史意蕴及其基本内容；第二部分分析大革命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三部分则分析大革命特殊的、较晚近的原因。它是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但它是一本未竟之作。显然，托克维尔在书中致力于发掘大革命的原因，但他更关心的问题——大革命的后果，却未及展开。不过，从他对拿破仑帝国与1848年革命的态度上，不难发现他对革命的后果并不满意。法国在大革命后出现的政体更迭与社会动荡，离他想望的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相距甚远。
对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本身只是此前一系列已经开始展开的趋向的最终完成而已。只不过，民主革命虽然把君主制推翻了，但真正的民主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民主革命使得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但在民主社会怎样保有自由，却成了更大的难题。
因此，真正值得中国读者关注和思考的是：大革命所创造的新制度如何不断获得自我完善？面对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托克维尔致力于探究民主社会中“自由的技艺”，这实质是“革命后的改革”所要面临的问题。
托克维尔最纠结最痛苦的莫过于，他意识到民主是一种出于天意的历史必然趋势，浩浩荡荡，无可阻挡，但他又想不到法国人如何在这种趋势下保持贵族式的自由。早先他曾认为美国民主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民主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但1848年爆发的民众情绪和急剧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使得民主在法国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一面貌使托克维尔对民主感到恐惧。他在另一本著作《回忆录》(Recollections)中说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这实际凸显了自由与民主之间所具有的张力。而此张力，本质上也就是“贵族制的自由”与“民主制的平等”之间的张力。托克维尔所热爱的自由，并非后来所说的“消极自由”，而是具有积极政治参与意味的共和主义的自由，是一种具有高贵男子气的政治德性，显示了人性本身的卓越，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会，是一个贵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并实践政治自由与共和美德的社会。这种主张是因为，与民主相生相随的平等精神会对人性产生一种夷平化的效果，使人的品格趋于同质的平庸。然而，如果人性所具有的卓越光辉越来越黯淡，以致放弃了对于高贵事物的追求，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
虽然热爱贵族式的“自由”，但托克维尔同时也愿意承认，大革命的必然趋势是谁也无法抗拒的，不能因为革命后的不良后果而否定大革命本身的意义。正是大革命使“民主”成为唯一正当的现代政治，而革命后的制度建设、改革与自我完善，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
主化之后的“民主巩固”问题。
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如果从大革命给法国与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革命仍然尚未终结。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经历多次的政体更迭，帝制复辟与共和再造反复进行，直到1958年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算告一段落。有一种说法是，1971年，当尼克松向周恩来询问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周恩来淡淡地回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最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他的新著《论中国》(OnChina)中对此作了更正，认为周恩来所指的是1968年巴黎运动，但这岂非恰恰说明了1968年依然受到1789年精神的感召？
大革命推动产生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直到今天，人们所呼吁的民主化改革，源头上仍与法国大革命构成精神性的关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中国革命，也与法国大革命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却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种更新的新制度。同样，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革命后的新制度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二十世纪同样经历了“漫长的革命”，1949年建国后仍一度坚持“不断革命”，甚至改革开放也被认为是“第二次革命”。
今天，我们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也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满清政府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根本变
迁，乃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天意”。但如果革命所希望建立的新制度尚未建成，那我们就不能说革命真正获得了成功。中国在1949年之后对于新制度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直到当下的改革，中国仍处于这一新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之中。改革所产生的焦虑与困惑，只有通过新制度的不断更新、创造才能最终消解掉。
托克维尔所提出的自由与民主的矛盾问题，中国固然也需要面对，但中国需要面对的更大的矛盾，乃是当年严复就为之苦恼的富强与自由的矛盾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被提上政治日程，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梦想，不过中国革命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还禀有一种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建设一种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制度，这无疑与托克维尔所期盼的有助于塑造卓越人性的自由技艺有相通之处。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与改革事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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