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舆论监督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一篇：浅谈舆论监督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浅谈网络舆论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文（社会学专业|***）

网络舆论，通常是指网民以博客、微博、留言、论坛发帖、跟帖等方式，对公共事务，社会热点，网络话题等通过互联网渠道表达的意见。特点是互动性强，传播广泛，促使人们在网络交流中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开放，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来发生的“某局长日记门事件”“郭美美事件”“温州动车”事故“乌坎村事件”以及最近的“***事件”等在都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而这些事件的背后都离不开网络舆论在其中起到的特殊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舆论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发展。

最近中国政治的大事想必就是两会的圆满召开和前些日子对***同志的重大处分，对中国的政治格局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两件事说起来很大但是似乎又不大，大家该干什么几点钟起床几点钟上班似乎也没什么变动。料想以前，这些事无非也就是饭后茶余的一个话题而已。而现在时代变了情况也不同了。一方面，随着教育的普及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并且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等观念的影响，思想上的独立性增强。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社会忙碌的生活节奏，人与人之间冷漠化的状况下，除了互联网我们似乎无处发泄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就拿作为全国最高立法权，任免权，决策权的机构--人民大表大会来说，其本应是广大人民的意见渠道、代表广大人民利益，但是现实中的人民代表大会现状又不禁让我们产生巨大思想落差。于是我们看到两会期间微博上晒出的各种人大代表穿着和其背后身世的“深挖”新闻，诸如人大代表们的爱马仕的皮带、阿玛尼的包包、甚至是迪奥的眼镜等等，除了对这些代表们大跌眼镜之外，让人不禁对这些细心的网友大为折服。我们看到，虽然这些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于人大会内容的报道甚至不算是新闻，但是从其在互联网上引起的热议，以及背后庞大的网友关注量，无形之中都给当权者的行为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料想由一条皮带强大的网友们都能搜罗出背后的那么多故事，网络的监督的力量自然不言而喻了。对于中国网络监督力量发展历程而言就不得不再次提起那场令国人悲恸的7*23温州动车特大事故。事故最先被知晓是通过一名乘客发布的微博，随后这天

微博被短时间内转发上万次。并且在此后的工作中，微博一直起着时时直播的作用，在呼吁温州市民献血，微博寻人，掩埋车头，小伊伊获救等过程中甚至持续性的为传统媒体提供第一手的报道资料。但是料想中国有庞大的宣传队伍与机制，关键时刻却没有人负起责任对民众做出清晰而有力说明，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引起思考的怪现象。同时民众在这场惨痛的事故中不禁深思责任的主体--中国铁道部。网络言论更是铺天盖地向铁道部施压，一向作为铁老大这么坚实的机构到底是谁的过错而引发这场灾难？而我们的网民也不再是会一两次的“雷击”就能摆平的了。当我们尤其明显的看到当局对掩埋车头以及是否下令停止救援的解释既含糊不清而且缓慢时，民众对这种官方的荒腔走板的危机处理手法表示出强烈的愤慨，彻底的谴责和批判使铁道部面临一场舆论危机，同时公民的不满甚至殃及到对政府的不信任。我们还记得08年发生在胶济铁路“4*28重大事故”，那场事故死亡人数72人并有416人受伤。相比于这次的温州动车事故，胶济铁路的人员伤亡更为严重。在运用铁道部“传统式”的处理重大灾难事故方法后，事故舆情得到很快的控制，没有形成如此次温州动车事故的空前舆论危机。而如今三年过去，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微博征地的兴起和爆发式的增长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舆情环境和公众的表达方式与渠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靠“中国式”的快速通道控制舆情与民意的处理方式，早已行不通。信息的流通已变的越来越快速与不可操控，封口式的强制措施只会使公众的情绪更加激化，这次的温州动车事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形成了网络舆论的强大力量，才使得相关部门不得不顶住压力还广大民众一个彻底的真相，而不是一个电闪雷击或者把车体掩埋之后第二天照常通车就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事件中看到网络舆论对当权者和广大民众的一个相互作用。一方面网络舆论形成的巨大力量促使当权者能更好的发挥其服务于民的职责，而且网络舆论的强大问责力量更是对执政者合理执政起到很大的督促作用。从近些年来的“药家鑫案”“吴英案”“孙志刚案”等事件由于网络舆论的推动使原有的陈旧的制度被重新审视而改革，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了这种进步，但是又很无奈，因为这本是当权者权力职责应该做到的却被忽视了。不断怎样，因为网络舆论这样一点一滴不断积累的力量而促进社会不断地向前推进着的结果，总归是令人值得高兴的。另一方面来说，民众由于有了发挥言论的渠道，即使对于一般的普通人来说，这样的方式很渺小。但是相比以前的言论垄断时代，有总比没有好。公民的对政治生活的热情空前高涨，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通过网络，公民最贴近地了解到政府的工作过程，使政策的制定、决策和执行过程透明化。网络使公民与政府官员的对话成为可能，顺畅通达的电子访问打破了身份的限制，削弱了等级观念，为自由平等的交流铺平了道路。普通公民通过网络访问国家元首已不再是天方夜谈。网络也使政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收集各种意见，并获取信息反馈，避免了多层过滤使信息失真。这样无形之中公民的政治素养也在渐渐地得到进步。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大，著名社会学家刘少杰提出网络化社会“缺场交往”的概念，并且建构了别具一格的网络社会权力机构模型中也指出，网络信息权利作为一种崭新的权力机构必定会引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交往中的舆论力量中也存在着“广场效应”，大量的“无名群众”很容易聚集在一起造成个体意识的不自觉丧失，这种自发性，狂热性非机构型的行为很容易去趋向极端，情绪化明显。一旦触及敏感问题，就会因为理性的降低有可能形成“多数人的暴政”。比如由于当前中国存在的一些贫富差距等社会不公现象，使得社会矛盾积蓄，一些群体也被贴上了特定的标签，这些特定群体主要包括官员、富豪、明星、医生、警察、城管等，而由此衍生的“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花样繁多的标签也正被人们以狂欢方式给网络事件当事人粘贴。而一旦被标签化，一些网民可以不顾事实就给人定性，并由此呈现出网络暴力倾向。

总的来说，中国网络舆论的力量越来越壮大，如何让舆论在良性的轨道里发展，是理性评论人的责任，但更是官方的责任。不管怎样，网络舆论的政治作用仍然是让人期待的，为了促进它的良好运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坚守。

故。

第二篇：分税制改革20年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浅谈

分税制改革20年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浅谈

摘要：1994年中国财税管理体系打破“包干制”框架，实行分税制改革，到如今已有20年。其间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分税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中国每项影响宏观经济进程的大事中，都贯穿有它的身影。分税制结束了中央财政虚弱、地方乱象横生的历史，却又成了高地价高房价、地区发展过度失衡的开端，文章用历史的方法将这些片段串联起来，以期阐明一个分税制改革对于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过程。

关键词：分税制；财政分权；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债

1994年，是中国财政史上不可绕过的一年。这一年，中央和地方的原有利益分配框架被打破，确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税收分配体系，对中国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形成了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分税制的实行，贯穿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据点，从市场经济深化到东西部经济的梯度发展，从08金融危机到从四万亿投资、从城市化建设大举推进到地方融资平台建设等等，其间每一件大事的走向都无法规避分税制的影响。时至今日，分税制依然牵动着中国经济前进的每个步伐。那么，20年来，分税制在中国的改革中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功过几何？让我们回到改革开放以前，从头说起。

一、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演变的简要回顾

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财税管理体制是与计划经济的经济组织形式相适应的统收统支。那时的中国，信贷、财务、国家预算几乎杂糅在一起，国有企业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润悉数上交，用以完成国家今后一年的各项支出。由于当时的物资是有国家统一调配，因此财税体制也必然与这一形式相统一。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这一统收统支的财税管理体制也走到了尽头，于是财政包干制的改革顺势启动。

始于1980，终于1994的财政包干改革，经历了几个“收收放放”的阶段，其间具体内容细致复杂，但大体来说中央政府的初衷是要“放权让利”，提高各地方经济建设的主动性。由地方政府按不同的方式承包一定的税收数量，多余的钱地方自己留下，不够的钱地方政府想办法补上。这种承包制与当时正如火如荼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城市企业和其他机构的部分承包并无二致。

1979年前，计划经济使社会失去活力，在农产量萎缩、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背景下，中央允诺了凤阳小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行为，并将其作为农村改革模式进行深入推广。很快这股潮流也波及到了城市、企业、事业单位，于是不可避免的这办法也被引入财税领域。

从农村的承包、城市的承包再到税收包干，可以说都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产物，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来的。承包制潮流开启后，中国经济迎来了崭新的春天，农产量突飞猛进，企业回复活力，地方经济也展现出新的面目。无疑在当时的形势下，包干制相对于统收统支来说是更为进步的财政管理形态。但随着包干改革的深化，很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承包、分成数额的不科学核算与划分。没有固定的标准与统一的测评体系，直接造成地方承包的税收数量、征税方式取决于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包干不仅在第一步定制规则上就有先天缺陷，而且在征税过程中，中央政府没有自己的征税机构，只能依赖于收取地方政府征收上的税款，无异于受人掣肘，陷入被动境地。对于地方征税监管体系的缺乏与信息的缺失更使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管控地方征税行为，于是地方政府权力日益膨胀，隐瞒收入、税源的违规做法更是不在话下。为了将更多的税收留在当地，地方政府还尽量将预算内收入转为预算外，逃离出财政管理体制监控的预算外收入，不仅造成财政收支混乱，也为滋生官员腐败提供了温床。包干制实行后最直接反应就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985年的38.39%直接下降到1993年的22.02%。中央财政虚弱、地方乱象横生，使得1992年以刚入职国务院的朱镕基为首的中央领导人下决心整改，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说服工作，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二、分税制改革中转移支付改革滞后加剧地方发展不平衡

如果说包干是“放权”，分税则是“收权”。分税制的框架下，把所有税种划分为中央税、中央与地

方共享税、地方税三种。其中中央税包含关税、消费税、央企所得税；中央与地方共享最大税种增值税，按75：25的比例分成，2003年后除部分大型央企所得税依旧作为中央税外，其余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中央与地方分别按60：40分成；地方收取的税收主要由营业税、房产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一些小税种组成。很快，分税制将中央、地方利益分配格局倒转过来，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02%一跃而至55.70%，此后也一直保持在50%之上。分税制成功的解决了中央财政空虚的难题，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管控能力和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但在分税改革中，有一个极重要却未触及的盲点遗留至今，就是转移支付。在收入方面的改革完成后，相应支出方面的转移支付改革却一直滞后，基本保留了包干制下形成的转移支付体系。

尽管到2011年分税制已改革将近18年，但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除了最上面的国防、国债利息、外交、金融监管支出、科学技术等5项内容，其他项目，包括文化、卫生、社会保障服务等公共服务在内的支出，地方政府的支出总计都超过了中央政府。但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作为一个国家为国民提供的最基本产品，不应因地区财富的悬殊而形成差异，应朝着均等化的方向发展。正是由于分税改革中，遗漏了转移支付部分，致使地方财权和事权错配，地方政府财权上移却仍需担负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从而形成了我国经济实力好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高，经济实力差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低劣的局面。以教育为例，东部发达城市有着宽敞明亮的教室，先进齐全的多媒体设备，而西部贫困地区的小学却只能以低矮简陋甚至漏风的平房做教室，更勿论具备现代化设备。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调剂资源、优胜劣汰的过程，必定会产生贫富分化，因此面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一类的大宗公共开支，就必须由财力雄厚的中央政府承担起来，但我国反而颠倒过来，这不论是从道义伦理还是经济运行规律来看都是极不合理的。

当然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种典型的增量改革，即尽量不触动地方既有利益，而改变未来增量收入的分配格局。为了缓和分税推行的阻力，中央政府在改革内容中加入了“税收返还”政策，将收上的税款再以税收返还的形式返还给税源地。高比例的税收返还意味着富裕地区交的税多，但是返还的也多，穷的地区则相反，此时转移支付就丧失它平衡地区差异，调节再分配的功能。1993年分税前，上海市人均财政支出是新疆的2倍，但到1995分税后一年，却变成了3倍。

三、寄希望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事权和财权的骤然割裂，让地方政府有心办事也无力出钱。为了保证地方公务的顺利运行，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到位、为了提高本省GDP总量、为了政绩形象面子……。一切的一切只有靠地方政府自谋出路，于是“土地财政”、“地方债危机”等等名词接踵出现，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日臻严重，以至如今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

在2013年举办的崇礼中国城市发展夏季论坛上，与会的一位县长感慨道，“我们县虽然小，但它是以工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增值税的85%全部上交了，只有10%，你说我不去卖地我干嘛，这种就会带来两种迹象，第一种，你有地卖的可能卖地。现在房地产市场不行了，不准卖地了，我可能就不干实体经济了，那就干多少算多少，最好不当这县长。”这位县长的发言其实吐露了中国很多基层地区领导人的心声，“土地财政”是逼出来的，最大的税种大头都给了中央，我们什么都没有，只好去卖地。

土地财政，即地方政府通过拍卖、招标、挂牌等方式出让辖区内的土地使用权以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来补充财政收入的方式。土地财政运作方式简单，但获取利润极高，因此各地政府乐此不疲。以杭州为例，2009年其卖地收入达1200亿元，雄踞中国榜首，而起同年的财政收入却只有550亿，只是其卖地所得的46%。直到今年，土地财政的势头依然没有消解迹象，就在9月份，融创集团以7.3万元/平方米的价格拿下北京农展馆地块，轰动全国，成为中国新地王。有人粗略的给融创算了一笔账，加上建筑、管理、税费等成本，建成后的物业起码将突破15万/平方米的大关。难怪地产大亨任志强为地产商辩驳，中国的高房价不能怪地产商，是地价推动了房价，地产商不可能拿到天价土地，去为穷人盖低价房。住房是关乎百姓能否安居乐业的民本问题，但高房价甚至让中国月收入过万的白领阶层依然望而却步，没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其中原因到此也不言而喻了。

分税改革不完善造成的地方财政吃紧，靠土地出让金来负担地方开支，这样简单粗暴的土地财政酿成的恶果是多重的，绝不仅仅只是为广大百姓压上了买房难的大山。地方政府获取土地也需要成本，这成本就是拆迁。每占用一户人家土地，就必然要给予相当的拆迁补偿。但是地方政府本就是因为缺乏资金才靠土地筹钱，必然就不会给予当地居民太高的补偿标准，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从而埋下引发严重官民对立和群体冲突的种子，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大隐患。从09年四川唐福珍强拆自焚事件到10年江西宜黄拆迁自焚，再到13年5月的福建惠安村民反对强拆扣押特警和前不久的河南周口农民因抗拒强拆服毒自杀等等，强拆俨然已成为中国民众怨气最盛怒火最烈的地带，甚至有人对这些行为冠以触目惊心的“血拆”之名。土地被征走的农民很多人迫于生计进入到了城市，而囿于户籍所限城市的公共服务也覆盖不到他们，生活的困苦，待遇的不公很容易就使这些人走上报复社会的道路，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的结构，官员权力相对集中，缺乏监督，而土地出让的价格、方式、对象都须经过行政审批才能最终确定，因此在土地财政运作的过程中，自然就滋生出了官员腐败的温床，为寻租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近几年官方媒体通报的官员落马案件来看，特别是对当地土地有话语权的实权者十有八九都参与了土地交易，方式几乎都是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土地批给自己的亲戚或者商人同盟。而上下打点官员、请客招待送礼等等费用对于开发商而说自然是一笔成本，这笔“腐败成本”最终必然会转嫁到物业价格上，这在房地产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地方财政的收入拮据和腐败空间的滋生分别可以说是土地财政形成的被动原因与主动原因，抛开其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损害，它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以工业为税源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大部分上交中央，使得地方并无心引导工业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是以各种方式出让土地。自2003年，中国出现了一波兴建开发区、工业园、产业园的热潮，以致现在各市县占地最多的就是这些园区，这些园区名义上是招商引资，发展高新技术和工业，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圈占了土地，而且往往是市郊和农村的土地后，将其在土地一级市场上转让给开发商。但这些园区设立的目的、主导产业和未来规划往往并不明晰，重复建设的沉疴痼疾也就无法避免，于是无怪乎“产能过剩”和“产业布局不合理”在关注中国经济的各种报章的出现频率是越来越高。

四、祸根深埋的地方债危机

然而，客观来说，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维持运转的做法只持续到2009年。09年之后地方政府陷入了一轮更为猛烈的融资投资热，就是为2008年国务院出台的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安排给地方的新增投资项目准备配套资金。

四万亿投资计划，落实到地方上被称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措施”，在此扩内需十措施下达至地方后，各省开始积极争取这个计划中的中央新增投资项目。虽然号称四万亿，但中央直接投资的只有1.18万亿，余下的近三万亿需要地方财政自行解决，这部分就被称作配套资金。当时中央也考虑到地方收入来源有限，于是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过敏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另外，为了防止地方拿到项目后，不积极落实配套资金，财政部在09年专门发布《进一步加强中央建设投资预算执行管理的通知》，表示对于配套资金不落实的地区，将扣减或暂缓下达该读取后续中央建设投资预算。一边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放开，一边是不落实就要削减中央投资的明确导向，各地方政府只能识时务的筹措资金。

面对巨大的三万亿缺口，即使土地财政收入此时也显得捉襟见肘。据审计署今年发布的数据，4个省级、17个省会城市2012年土地出让收入比2010年降低2.83%，而这些地区需要偿还的债务2315.73亿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1.25倍。

可以说肇始于1994分税改革，地方建设碍于资金瓶颈就已陷入被动乏力状态，催生出土地财政这样的畸形产物，到08年的扩内需政策又直接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这时显然土地财政也不能满足地方“胃口”了，取而代之，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高筑成了当下各方最为关注的严重问题。所谓融资平台的实际载体就是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各地城投公司获取资金的方式大致有三，向商业银行贷款、发行公司债券、向其他公司或个人借款；其还款资金来自于地方财政拨款、所投资项目的经营性收入。在早期的城投公司运作中，第一种向商业银行贷款占了融资来源最大比例，这些贷款基本都投向了短期内

没有收益或收益很低的基础投资建设，如道路改造等，但城投公司形成的经营性现金流很少，根本无法按期还贷，因此很多城投公司都被银行列入授信黑名单，并成为银行风险监管的重点整治和防范对象。但银行监管层的重点只是资产负债表上的业务，却忽视了规模越来越大也较难管理的“影子银行”。在直接获取贷款阻力加大后，城投公司采用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通过银行发行理财产品。银行利用理财产品来吸纳资金，到期有加上利息的回报，实际性质与吸收存款一样，但却被划为表外业务，游离于正规监管体系之外，因而也被称为“影子银行”，通过“影子银行”，大量资金正在涌入地方融资平台，成为目前随时会引爆危机的定时炸弹。

在09年《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的指导意见》 颁布，国家鼓励融资平台发债的条文出台后，发行城投债逐渐与商业银行贷款并列成为主要的融资渠道。以上饶城投集团公司为例，2008年底融资不到3亿元，全部为商业银行贷款，到2010就实现融资17.96亿元，其中发行企业债券10亿元，占55.7%成了最大部分。虽然一定程度使商业银行避开了风险中心，但城投债的发行使地方政府债务率逐年加大。在地方债风险膨胀被中央注意到后，2012年审计署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债务情况进行了审计，结果显示同年有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此外审计结果还指出由于偿债能力不足，一些省会城市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5个省会城市2012年借新还旧率超过20%，最高的达38.01%。没有偿债实力借新还旧的做法掩盖了地方政府资不抵债的危机，无异于饮鸩止渴，长此以往，雪球越滚越大，局面将更难收拾。

很多学者将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归结为“正门没开”，提倡修改《预算法》来为地方政府直接发债放行，这样可以将现在由融资平台兜兜转转所借的债务置于可监管的视野之中。但是鉴于我国地方人大很难起到对财政收支实质性监督作用和实现预算硬约束的实际，恐怕一旦打开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政策阀门，在地方领导人对于GDP政绩的渴求氛围中，地方负债率将如开闸泄洪般不可控制，最后的结果就是将债务直接转嫁到债权人即公众头上。而且，我国的官员任期制度，对官员借债又减少了一重约束，助涨了其举债冲动，因为借来的钱投向建设，在任的一届成绩上去了，还债？那就不是本届任期要考虑的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不论是搞土地财政，抑或大肆举债，其实都是“理性人”的行为，地方政府要支出要发展自然就得解决资金难题，这其中“错”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规则，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恰恰体现的是规则设计的扭曲。在分税制改革始终不够完善留有缺陷的前提下，利益分配一直就没有得到公平解决的地方政府面对刺激经济扩内需大潮的来袭，就更加显得盲目与无所适从，当形成了一条异化扭曲的卖地和借债做依托的发展路径后，此时已是骑虎难下。若想要地方政府放弃长期以来奉融资平台为圭臬的做法，引导其走上健康良性发展道路，就必须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框架，全面深化分税制改革，尤其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五、分税制改革路在何方？

从94年实行分税制至今，已有整整20年。其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充实中央财力，规范地方经济行为的改革初衷早已实现，使中国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成绩有目共睹。但由于种种原因，转移支付改革的滞后与事权财权不相匹配的遗留问题却一直存留至今，成了分税改革最大的缺陷，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而随着时间推移，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经济政策重心向扩内需增投资倾斜转移时，这种负面影响就变得愈加不可忽视，乃至成为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隐患之一，以至于到了如今不得不变的地步。

2013年5月24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3〕37号文，正式宣布将于同年8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营改增试点。这不啻于向财税分配制度投了一颗重磅炸弹，必定激起巨大波澜。此项改革的初衷是降低第三产业税负，改变我国重商品轻服务的格局，去除重复征税，引导税收体系走向合理化公平化。但实际上，营业税是地方的主要税种之一，一旦变为增值税，本就乏善可陈的地方税空间将变得更加狭窄，因此营改增的推广势必牵动财税体制的改革，倒逼税收分配新政的出台。无疑，不论对地方政府，抑或中国整体经济来说，这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Z].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2003〕24号

[2]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过敏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Z].2009年3月23日

[3] 李子秦。十年磨砺 上饶市城投集团公司发展纪实 [N].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8月29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6、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1993新疆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6]上海市统计局。《1993上海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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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

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

——群体视角下的19世纪末德意志社会

(学号：20104093)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1-

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德国社会影响

——群体视角下的19世纪末德意志社会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19世纪末，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20上半叶德国的国家走向，进而影响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德国在20世纪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可以在19世纪末的非理性思潮中找到根源。由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处于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理性的德国人最终迷失于群体的盲目性并丧失理性。

【关键词】德国；非理性主义；群体

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德意志民族留下的篇章既令人钦佩，又使人深感痛心，德意志民族在哲学、文学、音乐、艺术等的领域不仅为德国也为全人类造就了一代代巨匠伟人，犹如灿烂群星、光辉夺目；同时，它也两度把自己和人类拖入战争，使之饱受战乱之苦。歌德曾经说过“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自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也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使高贵的精神和高度的文化深入到我们同胞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长期以来他们始终是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之中。”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泰勒这样评论德国“德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绝对的历史, 在这部历史中,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中庸和节制;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 德国人什么都经历过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温和的人生。他们曾经征服了欧洲, 同时自己也成为受别人奴役的无助的受害者;他们享受过空前的自由, 然而也受过空前的专制政权和压迫。他们向人类贡献了最具穿透力的哲学家、最具思想性的音乐家, 然而也滋生了最无赖和最残暴的政治家。“德意志”这个概念在一些特定的时间里意味着敏锐、细腻、令人信任、尊崇上帝;但另一方面, 这个概念又意味着残暴、毫无原则以及奴役他人。因此, 有时候德国人给人一种印象: 他们太厚爱这个世界了;同时他们又给人一种印象: 他们简直不配为人。而这两种特点不但会在同时代出现, 而且也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或许歌德和泰勒的话语从某种角度提供给我们一个视角去发现一个培育了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尼采这些伟人的民族所以矛盾性格的原因。

一.十九世纪德国历史进程与社会状况

近代德国是世界的冲突中心。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处在剧烈变革的时代。由于第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国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但因为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资本的发展需要重要两个因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因此资本需要国家能为其提供强大的政治后盾和统一的市场。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较强大的普鲁士联邦开始了国家统一的进程。1864年，联合奥地利几百了丹麦，取得了丹麦控制下的部分的德意志地区，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奥军主力被击溃，奥地利被排挤出德意志。第二年，成立了北德意志同盟，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北方诸邦，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最终德国击败法国，1871年初，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位德意志帝国皇帝，南方诸邦并入北德意志同盟。德国统一完成。

政治上的统一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其统一战争同步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确立都伴随着战争。改革只能是修补，只有战争和暴力才能彻底铲除或确立新的制度，德国亦是如此。战争确立的普鲁士国王统治直接决定了德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由于的普鲁士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特别是军政统治的传统，决定了必然不会出现诸如英法之类的议会制民主政治。正是在此基础上，德国近代非理性主义开始其萌芽。

谈到非理性主义，就必然要看到理性主义在德国的历史渊源。德国人崇尚思考，特别注重逻辑的严密性，所以毋庸置疑“理性”在德国是备受推崇的。如泰勒所言，德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在它的极端性格里蕴藏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十三世纪之前的德国一直是较为繁荣和富庶的，但由于后期的十字军东征和“神圣罗马帝国”侵略扩张，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实力，导致国内割据势力严重。到13 世纪时, 帝国的实权集中在以勃兰登堡、萨克森等七大选帝侯手里。1356 年查理四世颁布的”黄金诏书“即从法律上承认了封建割据势力的存在。而后期的“三十年战争”更是给德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 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 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 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 被踩得稀烂, 撕成了碎片, 流着鲜血, 但是受苦最深的是农民。由于封建制度的反动和加强,农奴制复活, 行会制度变本加厉, 使17 世纪德国的农村农奴制变成了普遍制度, 自由农民正如白色乌鸦那样少见在经济衰落、社会倒退的同时, 三十年战争更加剧了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 造成了这样一种怪现象, 在17、18 世纪的欧洲, 难得有一次没有德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斗争, 而且双方都是为着外国人的利益而斗争, 民族利益在德意志诸侯看来是一钱不值的。德国经济从三十年战争中恢复元气, 差不多用去了200 年时间。这就大大推迟了资本主义在德国的产生和发展。和英、法相比, 德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起步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在于此。正是因为长期的战争，一方面培养了好战，勇敢，严守纪律的民族性格，这是德国人尚武和极端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也促使德国社会精英思考启蒙运动下的理性主义并希望以此来促进德意志的发展。康德，德国古典唯心者学的奠基人，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对理性主义的思考和总结是划时代的，他的哲学思想某种程度上对德国人的民族性格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长期的国内混战过后，已经形成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国，理性主义的出现与兴起契合了国家统一的需要，最终从政治上的需求转变为德国民族性格上深深的烙记。

伴随着德意志统一进程的推进，第二次工业革命带动着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德国在统一之后建立的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帝国契合了德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满足了资本主义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市场的需求，但是，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隐患：德意志历史传统形成的好战性格和理性主义在德国人身上的矛盾性。极端是可怕的，特别是当它认为自己的极端是正确的时候。德国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击败了宿敌法国，促使了民族自信心的极大爆棚，而与此同时，世界殖民主义浪潮的兴起和资本对市场和原材料的渴望又让德意志民族开始思考德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当德国人认识到由于长期的分裂，世界在已被瓜分，自己无法攫取更大的利益时候，危机便出现了。

二．非理性思潮及群体主义兴起与影响

“这种历史条件使德国哲学在发展趋势上必然发生新的变更。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那种消极悲观心态不复存在，起而代之的是积极主动的扩张。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是当时哲学的主要倾向，但此时的非理性主义不再具有叔本华那种的对生命和生存的消极悲观的气息，而更为倾向于强调生命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当时凸现的尼采哲学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向。”正是由于统一进程的不断推进，德国人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民族自信。德国社会空前膨胀着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是唯意志论的早期萌芽。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曾经说过：群体是盲目的。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帝国很好的契合了人们的需要，启蒙运动带来的人的解放一方面促使人加深对自我的理性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对人本身的认识加深，人们的主观独立性增强，人们摆脱了用盲目的宗教观点来解释自我的存在，重新审视生命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所以个体的自主性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空前的一致。与此同时，由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相继开展，社会物质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和坏境污染，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理性地思考促使德国人苦苦探寻这些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而此时，在资本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社会信仰体系早已式微，人们遭遇着极大地精神危机：信仰缺失。

勒庞在《乌合之众》写到，他认为有两个互为表里的基本因素，是引发传统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即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而这一变化体现在西方各民族的政治变化时，则是群众作为一股力量的崛起。勒庞论述“群众的力量”并进一步指出：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石柱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19世纪末的德国正是如此。

尼采喊出了“上帝已死”并最终把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推向极致。群体是盲目的。群体意识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使得德国人总是把民主理解为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意志和自主权，因此在德国，理性主义在这种国家和群体概念下显得苍白无力。正是这一暗流涌动的群体化倾向直接催生了非理性主义，导致了德国在下个世纪针对世界的两次战争。

我们可以从希特勒的一段话中看出这一端倪：“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

手的学说这幅，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正意义。”德意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德意志的历史伴随着长期的战乱和经久不衰的思考。正是因为在不断的战乱中促使德国人思考作为人的主体重要性，也因此催生了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人物，而同样，因为不断的战乱促使德国人始终把国家意志放在首位，群体中的个人意志暂时消失，是千差万别的个人目标被一个集体目标所取代。个人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要为一个“更崇高的事业负责”。在这种责任意识的激励下，个人不自觉的自我渺小化。追本溯源，19世纪末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兴起无不是因为在特殊的历史时代中，在那个转型时期，德国社会陷入了巨大的狂热中并最终丧失了理性。

[参考文献]

[1] [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J].中央编译出版社

[2] [德]希特勒.我的奋斗[J].转引自维基百科

[3]Liu Fang Tong.《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哲学：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现代转型》.人民出版社

[4]姚丽丽.德意志民族精神[J].法制与社会.2006(9)210-02

[5]盛薇.德国文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及其原因浅析.中国校外教育.2010(8)

第四篇：关于烟草对社会影响的调查报告

关于烟草对社会影响的调查报告 调查项目：烟草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

调查目的：烟草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次调查针对烟草工业对国家税收、种植农民、人民健康的影响以及禁言举措对烟草工业今后的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希望魔能得出对社会有意义的结论。

调查人员：闫晨

调查地点：苍山县烟草专卖局

调查方法：网上查阅走访调查

调查内容：烟草工业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它为货架的税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吸烟对人们健康的危害记忆它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让人们深恶痛绝。鉴于对烟草的复杂情感，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烟草的影响。

1、烟草工业对国家税收的影响。

烟制品的两重性和经济性的特性使得烟草工业具有投入少、产值大、税率高的特点。为了巩固财源，防止烟草税金的流失，许多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烟草工业一直以来都是国家财政首日的重要来源之一。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烟草所纳税种主要分为6种：有属于中央税的消费税和所得税，有属于地方税的城建税、营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有属于共享税的增值税，其中消费税占烟草税收的比例最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烟草工业对税收的影响重大。

2、吸烟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影响。

香烟危害健康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同的香烟点燃释放的化学物质也有所不同，但主要是焦油和一氧化碳等化学物质。

（1）致癌作用

吸烟致癌已经公认。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吸烟室肺癌的重要致癌原因之一。吸烟者患肺癌的危险性是不吸烟者的13倍，吸烟者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者高10~13倍。肺癌死亡人数中约85%由吸烟造成。

（2）对心脑血管的影响

许多研究认为吸烟是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害因素，吸烟者的冠心病、高血压病、脑血管病以及周围血管病的发病率明显升高。统计资料表明，冠心病和高血压病患者中75%有吸烟史。冠心病发病率吸烟者较不吸烟者高3.5倍，冠心病死亡率前者较后者高6倍，心急梗塞发病率前者较后者高2~6倍。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中的30%~40%由吸烟引起，死亡率的增长与吸烟量成正比。

（3）对呼吸道的影响

吸烟史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慢性气道阻塞的主要诱因之一。实验研究发现，长期吸烟可使支气管粘膜的纤毛受损变短，影响纤毛的清除功能。此外，粘膜下腺体增生、肥大，粘液分泌增多，成分也有所改变，容易阻塞细支气管。

（4）对消化道的影响

吸烟可引起胃酸分泌增加，一般比不吸烟者增加91.5%，致使十二指肠酸负荷增加，诱发溃疡。烟草中烟碱可使幽门括约肌张力降低，使胆汁易于反流，从而削弱胃、十二指肠粘膜的防御因子，促使慢性炎症以及溃疡的发生，并使原有溃疡延迟愈合。

(5)被动吸烟

被动吸烟是指生活和工作在吸烟者周围的人们，不自觉的吸进烟雾颗粒和有毒物质。被动吸烟者所吸入的有害物质浓度并不比吸烟者低，吸烟者吐出的冷烟雾中，焦油含量比吸烟者吸入的热烟雾中多一倍左右。研究发现，经常在工作场所被动吸烟的妇女，其冠心病发病率高于工作场所没有或很少被动吸烟者。

3、烟草工业今后的发展。

中国卷烟市场是全球最庞大的市场，拥有近30%的全球消费者，而且主要吸食中式烤烟型卷烟。卷烟是习惯性嗜好品，传统上以中式烤烟型为主导的中国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相对稳固。所以，中国卷烟市场在本土中长期内仍占有绝对的优势。

烟草行业的税收占到国家税收总额的8%左右，如果占到5%一下，国家会考虑取消烟草专卖制度。因为，如果烟草行业的税收在5%以下，那么在烟草带来的卫生、医疗和环境等方面的支出将远远超过收益。烟草效益是不可能越来越好的。近几年烟草效益之所以有比较迅猛的发展，是因为卷烟的价格在猛涨，而人们卷烟的消费习惯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烟制品以后是往奢侈品的方向发展，就是价高量少，保持一定的税利而减少烟草的销量，所以经过人们对烟草制品从普通消费品向高端奢侈品的观念转变后，烟草的效益就会逐渐下降了。

在烟草工业带来巨大税收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带来巨大的社会支出，如何进一步发展烟草工业，是有待于国家职能部门考虑的问题。

第五篇：古希腊文化对现代社会影响

古希腊文化对现代社会影响

古希腊文化作为古典文化代表，在西方乃至世界都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爱琴海文明虽较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和古印度文明迟，但其影响却更为巨大。换言之，上述文明已经被淘汰于历史长河之中，而古希腊文化精神却未被湮没。

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地形多山，不易农业发展。这种环境不同于中国农耕地貌，也不同于印度亚热带气候。前者易于耕作，后者则有丰富的天然食物。古希腊人不得不把把目光投向无垠的大海，捕渔经商。这就养成了古希腊人奋发向上勇于探索不畏风暴的性格。因此希腊人极具有英雄气质。面对变化无常的大海，希腊人产生一种对无限超越的勇气和信心。长期海上生活希腊人把丰富生活阅历自然经验上升为人生哲理。同时面对变化无常的大海，忧患意识促成其悲剧色彩形成。其次，希腊实行城邦制。政局类似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常年战争使得人深于考虑世界是什么，为什么要如此等问题。另外，战争往往也丰富文学创作的素材，如温泉关战役等。希腊实行民主政治。这种制度虽为后人批评少数人的民主。但这种制度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希腊人自由意识强，重视个人价值，政治环境较宽松，利于文化繁荣。另外，繁荣的经济必促进文化发展。希腊经济以商业为主，这种经济基础导致的文化有很强的世俗性，带有人文色彩。宗教是多神崇拜，文学上神话戏剧发达，雕刻以健壮男子性感女神为主。神虽扮演重要角色，但内容却反映世俗生活。决不带有东方文化的神秘色彩。

希腊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著名学者罗素曾经说过：希腊文化、基督教和工业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的确古希腊文化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它具有超常的渗透力和无限的生命力，不时被后起的文明吸收、改造，从而成为人类共同和永远的瑰宝。可以说我们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仍能感受到这种影响，我在这里举几个大家所熟知的例子，英语中音乐的单词是Music，起源于希腊神话中的女神Muses<缪司>，传说缪司是音乐和诗歌女神。Gold apple在英文中是祸根的意思，因为希腊神话中有一位纷争女神扔下金苹果，让三位女神赫拉、雅典娜和阿芙罗狄去争天下最美丽的女神而导致了特洛伊战争。Sphinx在英语中意思是难解之谜的意思，它起源于底比斯的狮身人面的怪物斯芬克斯向人们不断地提出稀奇古怪的问题，回答不出就会被摔下悬崖。大西洋的英文叫Atlantic，源于古希腊的英雄阿特拉斯----普罗米修斯的兄弟，被罚着头顶肩扛巨大的地球，永远不准放下，传说这位顶天立地的大力神在极远极远的西边，人们看到大西洋海域宽广，以为是阿拉持斯的栖身之所。Academy在英文中有学院的意思，起源于当时柏拉图曾在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开设学园，传授哲学与科学知识。甚至于欧洲的名字Europe也来自于希腊神话中宙斯与欧罗巴的故事。

说到希腊文化对现代文明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那绝对应该是奥运会。在全球有巨大影响的现代奥运会与古希腊文化紧切相关。古代希腊神话传说：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宙斯主宰天地万物，整个世界，为了表达对宙斯的崇敬祈求，希腊人在奥林匹亚举行了盛大祭祀，他们进献牛羊，载歌载舞，同时进行短跑竞赛活动，到公元前776年<我国周朝时期>，希腊规定每隔4年在奥林匹亚举行一次竞技大会，也就是运动会。最初只有短跑，以后有摔跤、掷铁饼、投标枪、赛马赛车等，优胜者要戴上有月桂编成的王冠，即桂冠。他们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爱戴。最著名的诗人向他们奉献赞美诗、艺术家为他们建造雕像。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当时希腊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事件，甚至战争也要为运动会让路，运动会期间，交战双方暂停进攻。到公元394年，征服希腊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下令禁止比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此中断。间隔了1500多年后，经过法国人顾拜旦的倡议和努力，公元1896年奥运会又在雅典恢复，仍然是4年一次，分别在不同的国家举行，而且参加者不再限定是希腊人，奥运会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会，它把竞争和友谊、冲突与和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古代希腊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

在科学方面，古希腊人吸收了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伦等科学文明的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创造了辉煌的科技成就。数学方面，被称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和第一个科学家的泰勒斯提出了圆周被直径等分、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两直线相交时对角顶角相等等原理；毕达哥拉斯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即我国所称的勾股定理，他和他的学生发现并证明了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尤其要指出的是数学家欧几里德，把前人的数学成果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以缜密的演绎逻辑地建立在一些公理上的初等几何学知识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写成了<<几何原本>>，这本书在印刷术发明后，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对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伟大的科学家以巨大影响。即使是爱因斯坦也对他的严密的体系惊叹不已。我们现在所学的平面几何知识大多来自这本书(怎样传到中国可展开)。物理学方面大家熟知的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理，利用物质的密度、体积和重量的相互关系，辨别了王冠金子的纯度。他还完善了杠杆原理，发明了许多作战机械。他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充满了人类的自信与力量。当罗马士兵攻入希腊闯进他家里时，他正沉迷于一道数学题的演算，他请求罗马士兵再给他几分钟把题算出来，结果未被允许而被当场杀害。他置之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科学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敬仰。医学方面，希波克拉底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使医学摆脱了巫术的支配，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生命，采取科学的方法治病。他从临床实践出发，创立了体液理论，他认为，人身上有四种体液，即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共同维系着人的生命，相互调和，在平衡的状态下，人体就健康；如果平衡被破坏，人就会生病。这个理论成为西医学的理论基础。他不仅医术高超，医德更为高尚，现在西方国家的医生在从业前都要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誓言要医生宣誓处处为病人着想，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付出更大的努力。天文学与地理学方面，他们提出了地球是一个圆球的概念，构造了宇宙模型(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使用“地理学”这一术语；根据印度洋与大西洋潮汐相似的原理，提出两洋相通之说，并主张地圆说(埃拉托斯特尼)。有一位科学家(阿里斯塔克)首次提出太阳中心说，他指出如果把太阳当作是行星系的中心，行星绕太阳转，那末一切天体运动便易于理解了。这是天才的预见，哥白尼思想的源头。

最后还应该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的哲学成就。“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其本义是“爱好智慧之学”，因为那时候各学科还未从哲学中完全分离出来。泰勒斯说过一句哲学上的名言：“水是万物的本原”，这句话不仅追究万物的共同本源，而且力图从自然界本身说明自然界而不求助于超越于自然界的事物。赫拉克里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他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规律燃烧又按规律熄灭，旧火熄灭新火燃烧，故万物生生不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则是影响极深极远的辩证法名言。德谟克利特则是古希腊原子论的集大成者，主张世界是统一的，自然现象可以得到统一的解释-----世界万物是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世界的共同基础。由于原子在形状、大小、数量组成上的不一致，因而形成了世界上形态各异、丰富多彩的事物。作为原子这一基本物质单元的认识可能与挥发、气味和蒸发等现象的观察者有关，因此这些现象中都存在看不见的物质微粒运动。在遥远的年代，在简陋的条件下，他们凭自己的理性构想出感性的物质世界背后的原子世界，这些思想为近代原子论的诞生提供了启发。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科学与学术巨人的文化成就更标志着古希腊文明的空前繁荣。

我们推崇古代希腊文化，并无意贬低其它文明的价值，但确实古希腊文化中更多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一些特征，具有更多的现代性。这也可使我们更全面地以审慎的眼光来分析比较多样的文明，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