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第一篇：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王森郭伟方敏

2010年05月13日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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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近年来，随着我国网络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网民群体的不断扩大，网络已经成为群众意愿的常态表达和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虚拟性、自由性、开放性等特点，网络舆论极易成为失真信息、虚假新闻乃至谣言的产生地、传导线和催化器。近年来，以“华南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瓮安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河南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等为代表，网上群体事件屡有发生，虽然有的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的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有的也不同程度扰乱了网络内外秩序，个别甚至对政治稳定、社会和谐造成一定负面冲击，给引导公民理性表达意见、有序政治参与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课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瞭望》、《国际先驱导报》等媒体，纷纷对最近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给予专门报道。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表达诉求、舆论、发泄不满，并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社会现象。较之传统的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诱因相对集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对外和对内两方面诱因。对外主要表现为广大网民面对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如全国范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对内主要表现为对部分地区或部分干部，因误用、滥用公权力而损害公众利益问题的高度关注，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案”。

2.事发难以预测。一个普通事件甚至只是一条普通新闻，随时都可能演化成为网络上的著名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如山东科技大学校长乘车检阅军训新生的照片被网友发现，校长王春秋顿时成为众矢之的。一件在校方看来“很正面的事情”，一夜间在网络世界里变成了负面新闻，使目前的社会稳定预警机制难以准确预判。

3.网络特征鲜明。网络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放大效应明显等特征。局部现象、个别言论，瞬息可以传遍全国乃至全球，并被高倍放大，最终成为重大社会事件。如广元柑橘事件，起初只是广元旺苍县11个乡镇的68000多株柑桔树发生大实蝇疫情，仅占全县柑桔总数的8.9%，蛆果率仅为1%左右，但在网络的传播和无限放大下，一次普通的植物病虫害，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竟然变成全国性事件。

4.网络内外互动。网络群体性事件源起于现实事件在网上的传播，网民意见的集聚反过来又对现实事件推波助澜，并掀起更大规模的网上关注。如重庆、三亚等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后经互联网传播引起广泛关注，进而形成现实中全城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运，以及网络上以出租车运营为主要话题的大范围讨论。

5.参与主体日益呈现出非利益相关性。传统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一般为事件的利益相关方，如一些地方农民工为讨薪而自发组织围堵开发商。而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并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借此机会实现某种意愿的表达或发泄不满情绪。如“邓玉娇案”，真正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仅局限于湖北巴中县的几户人家，但结果有数百万网民参与其中，有些还组织后援团赴巴中直接支持邓玉娇。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成因

网络群体性事件个案的发生看似孤立偶然，但背后都有共性的成因。

1.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当前，我国已进入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既是发展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多发期。从国内情况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期和民主政治发展期，利益差距有所扩大、资源分配尚不均衡、社会保障体系仍未健全，涉及就业、司法、教育、医疗、住房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其中，一些长期“久拖未决”或是迅速“抓人眼球”的问题，特别是个别地区司法不公、少数领导干部贪腐渎职等群众关注度高、影响面广、民愤较大的，极易通过网络媒体“发酵”做大，最终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2.相关部门处置不当。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往往与相关部门在应急处置中“反应滞后、信息缺失、处理失当”密切相关。事件萌芽阶段，相关部门反应不及时、行政不作为，坐失解决问题的黄金时间；危机公关意识不足，主流媒体失语或片面报道，网络谣言风传，并迅速被公众接受，事态不断扩大；处置方法简单，得不到公众认可，个别地区甚至动用警力，致使事态激化，酿成群体性社会冲突，引发强大的网络舆论声势。

3.公众社会参与意识增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公众利益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日益强烈，对公权力参与社会利益调整问题尤其敏感。公众已不仅仅满足于信息知情，更希望能参与和影响行政、司法过程，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开通首日即被点爆就是例证。但在目前参政渠道相对单

一、利益表达尚不畅通的情况下，借助网络表达诉求、发泄不满、形成舆论压力，已成为公众积极进行社会参与的普遍方式。对此如不加以有效引导，极易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4.网络“群体极化”倾向推波助澜。在网络中网民群体极易出现“群体极化”倾向，即观点相近的网民一开始就有某种偏向，通过网络上的相互影响，在群体压力下产生从众心理，主观倾向继续偏移，失去了对信息的理智分析和判断，最终形成极端观点。这种盲信、盲从的集体无意识，使网络中充斥着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形成了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往往使事态失控，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

5.境外敌对势力挑拨煽动。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三股势力”等，或是由头面人物亲自出马鼓噪，或是雇佣“写手”冒充中国公民或中立方，渗透网站论坛、编造虚假新闻、散播反华言论，并不断通过设置议题、跟帖回帖等形式，发布大量诬蔑、攻击党和政府的信息，寻机挑起事端，推动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或使之出现政治化、扩大化趋向。“7?5”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今年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发生一起新疆籍员工与当地员工群殴案件。这一普通的社会治安案件，却被热比娅和“世维会”抓住大做文章，他们通过网络极力歪曲事实真相，煽动群众游行示威，还利用互联网与境内不法分子联系，随时掌握情况、发布指令，叫嚣闹事“要勇敢一点”、“要出点大事”，导致“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

三、统一战线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意见建议

近年来，涉及民主政治、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经济等统一战线领域的突发事件和社会舆论明显增多，加之个别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统一战线成员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有人甚至公开在网上发表错误言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各级统战部门要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法制建

设的同时，紧密结合统一战线特点，大力加强统一战线安全建设，改进统战宣传和信息工作，确保网络舆论始终处于可控状态、发挥积极作用。

1.建立统一战线预防和应急管理机制，消除网络群体性事件现实根源。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畅通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及时反映统一战线成员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合理利益诉求，化解利益矛盾，消融尖锐意见。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形成代表人士队伍应急处置体系，建立代表人士调解员队伍，第一时间参与协调劝解，稳定情绪；统战团体应急处置体系，按照横向分类别、纵向分层级原则，及时开展现场调解，引导舆论、控制事态；党政部门应急处置体系，通过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等，利用统战、政法、公安、安全等部门的优势、渠道和方法，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处理机制。建立善后处理机制，协调有关部门适当照顾利益受损群众各方面利益及实际困难，做好劝解、说服、疏散群众和维护现场秩序的工作；对统一战线成员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和纠正，对受到迷惑的群众及时进行教育引导；研究深层次原因，加强调查研究，完善相关政策，努力从根本上杜绝涉及统一战线领域网络群体性事件。

2.建立信息工作体系，掌握舆论主动权。要加强舆情收集，设立信息直报制度，加强对一些重点地区、场所、人物管控；通过网络调查、专题讨论、互动交流等形式，紧密追踪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准确掌握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具体评价、传播范围和受众人群，确保各类隐患控制在视线之内，掌握在预料之中，化解在萌芽状态。推进信息公开，要进一步完善统战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充分发挥新闻发布会、“吹风会”、“通气会”等的作用，主动向社会提供及时、全面、可靠的信息，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充分满足，树立正面舆论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实现力量整合，在用足用好统战系统现有宣传阵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密切与宣传、出版等部门的工作联系，实现统战宣传资源的最大整合，特别要注重发挥网络宣传传播迅速、贴近群众、覆盖面广的优势，利用网络手段开展宣传引导，构建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统一战线舆论引导体系。今年5月，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网友深入交流、解疑释惑，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3.把握信息传播规律，增强舆论导向性。要了解把握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探索舆论引导的新方式。讲求艺术性，突出统战特色、运用群众语言，宣传统一战线各领域典型工作和典型人物，特别是广大成员服务祖国现代化建设、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宗教和睦、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的先进事迹和鲜活事例，使主流价值观以灵活多样、深入浅出的方式入耳入脑入心。增强计划性，在涉及统一战线

领域的敏感节点或突发事件期间，准确把握舆论脉搏，配合相关部门主动设置有效议题和议程，根据舆论传播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合理安排事件报道、背景知识介绍、新闻评论等内容的比重，引导群众理性关注社会问题，有序参与事件讨论，防止主观猜测和谣言散布。注重策略性，针对受众易接受中立观点、专业观点、非官方观点的特点，重视发挥专家学者、论坛版主等“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鼓励他们充分运用在相关问题专业优势或群众中的影响力，通过参加电视访谈、发表专栏文章、网络论坛发贴等方式，在有关问题上发表正确意见和见解，为主流观点提供有力的外部舆论支持。

4.加强网络管理和建设，提高舆论控制力。要加强统一战线网络建设，开发网络资源，形成一批有影响、有特色的网上统战工作舆论阵地。要建好一批网站，既要加快统战部门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门户网站、互动论坛等网络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宣传正面观点，清除不实攻击；也要建立以民间面貌出现的网站，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和国内外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社会关注，配合正面舆论，形成声势规模。要管好一批论坛，目前以政党、民族、宗教等为主题的网络论坛数目众多、鱼龙混杂，个别已经具有固定受众群和一定影响力，要积极协调联系相关部门，加强对网络论坛的检查。对于宣传错误观点、极力造谣生事的，要坚决予以取缔；对于立场较为客观、属于纯学术研究范畴的，要加强沟通管理，引导其严把宣传尺度，批驳错误舆论，配合正确观点。要用好一批人才，建设政治强、业务精、具备新闻素质的专兼职网络评论员队伍，使用网民习惯的“网言网语”参与网上博弈，及时阐释法理、解惑释疑，争取网上话语权。

（作者均系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干部）

第二篇：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及应对

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及应对

【提要】：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互联网上发生的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的事件。首先随着科技发展，网络的兴起是必然趋势。其次，近期“百万级点击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对政府极其职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工具，是挑战也是机遇。因而，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规律，对政府避害趋利，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网络 群发性事件 政府 应对策略 【主体】： 绪论

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网络在民众生活的的作用越来越大，因而网络群体性事件也随之出现兴起。从“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一系列事件表明：网络对于社会、政府、民众的影响愈见巨大。而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工具，是挑战也是机遇。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规律的掌握，可以有效的防止网络成为谣言萌发传播之地，为不良用心之人所利用，还可以使网络成为信息发布、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法，分析了网络作为新型媒体所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然后通过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论证，探讨政府实际工作中的成败得失；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正文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客观存在，具有一般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性、异变性、利益性、突发性、群体的情绪性等特点，同时，基于其运行载体的特性，它还具有高度的放大器、快速的传播器、复杂的结合体几个特点。网络从出现之日起就具有其他传媒难以企及的传播优势：传播参与主体多元性、传播环境宽松性、传播资源的永续共享性，以及跨国性，使得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事件讨论的“网中人”。[1] 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网络更具草根性、平民化。从而使得政府对其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难以进行直接有效的控制。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等，其传播途径、形式基本固定，发布的内容也受到政府机构、相关部门以及上级部门的多方审查和制约。虽然现在市场化下，其自由度相对扩大，但基本上可以说还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此情形下，其信息传递是单向的，即由上达下，民众是被动的接收者，而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相比之下，网络的监督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媒体，这使得传播内容庞杂，有时甚至传递谣言。同时，网络参与主体的年龄层次、教育背景、从事的职业的异质性，使得网络在主体构成上具有多样性，代表了不同立场、利益的各个群体。而网民身份的匿名性，最大限度的淡化了网民的现实身份，包括性别、职业、地位等分层，使得网民在发表意见时较少有顾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2]

此外，网络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是单独进行的。它与传统的报纸、电视相互制约，互为依托，共同对社会形成影响。如“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事件，在网络形成热点和高关注度、高点击率后，无一例外的又进入报纸电视，形成第二波热潮和争论。[3]这种交互性作用，使得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影响更加扑朔迷离，难以捉摸。

案例分析

首先，我们以上海钓鱼执法案为例。这个案例虽然比较老，发生在2009年，但却非常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以关键事件为结点，钓鱼执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受害者张辉以“善良的被骗”为名在网上发帖，揭露交通执法大队一“钓鱼”手段，非法取证。此后被各大论坛转载推荐热评，各电视台、报纸也相继跟进。而上海政法相关部门没有进行及时的回应及应对。第二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8岁小伙子孙中界在面对钓鱼执法时，愤而断指以证清白。天涯社区的帖子“上海又现钓鱼执法”一文，再次引发网友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和抨击。同时，传统媒体较大规模的介入迅速扩大了事件的影响，使其成为了全国性的关注狂潮和社会焦点。当地党委政府积极开展危机公关开始正面回应媒体，表明态度。第三阶段，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取证手段并无不当。该调查报告引发了各界的强烈批评和质疑，事件再次升级。第四阶段，10月，浦东新区政府宣布重新组建一个包括各界代表在内的调查组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最终确定原南汇执法大队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原调查结果与事实不符。浦东新区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并启动相应的问责制度，追究责任。

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民众诉求渠道的缺失。事实上“断指”并无“证清白”之功效，对此，孙中界向媒体的解释是，因遭执法机关诬陷，且辩解无效、投诉无门。[4]这其实是表现了孙中界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在面对执法机关为代表的政府部门时，出于极端的弱势地位，通过自残的方式，吸引网友与民众的关注，形成一股舆论力量以抗衡政府权威。追根溯源，国家、民族、社会、政府的形成都有着通过团结以求生存的原因。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时候，人通过组成团体的方式追求力，与危险相抗衡。因而网络群体的产生也有在现代社会中寻求力的结合，以保障自己权益的成因。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则是诉求过程中的极端表现。

反观政府部门的应对。在事件前期，即张辉阶段，政府出于消极的不作为态度。这其实是错过了预防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有利时机。网络群体性事件虽然是突发的，但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却是普遍性的。如在张辉阶段，其实就已经表明了钓鱼执法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由此可见，网络群体性事件有一个预示和反映社会现状和社会问题的功能。而在孙中界阶段，执法虽然给予了足够重视，但却做出了“取证手段并无不当”的调查结论。这实际上使得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降低，及至后面重新立组调查，推翻了原先结论，可谓是一败涂地。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见识到网络舆情对政府、社会的影响力之大。因而，政府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如何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从而取得民众的信任，以恢复加强政府公信力是首要及关键。

当然，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也有很成功的案例。如厦门px事件。就海沧PX化工项目，政府首先在网上，开通了“环评报告网络公众参与活动”的投票平台；虽然投票一度被中止和撤消。但最终通过市民座谈会的形式圆满结束。厦门地方政府在十字路口最终选择疏而不是堵，选择向民意靠拢而不是与民意对抗，选择把民意纳入地方治理，鼓励市民最大限度的参与，媒体最大限度的自由讨论，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职业范围提供专业意见，所有这些正常渠道才能真正启动，才能最终起作用。起于网络，终于座谈会的px事件可谓是榜样之作。

在前两个案例中，网络媒体，公众舆论都显示着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网络也会成为谣言滋生之地。如先前的抢盐**即为一例。民众对网络传播的信息真伪度不加判断，盲目跟风，以谣传谣，成为笑谈。即使是在钓鱼执法事件中，我们也应当警惕网络舆论会演化为一种民主暴政，以自由民主为名扼杀自由民主。

对策探究：

为应对网络群体性，政府应该建立敏感政策领域的预判预警制度。委派专业人员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实时掌握网络热点议题，确定网络敏感领域的问题，形成实时监控，及时反映、及早预防，做出科学判断，在预判预警的过程中及时做出调整，降低由网群事件引发危机的概率。

其次，政府要增设新的诉求通道，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制造新兴的诉求，使得民意得以汇聚，公众可以完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则借助电子政务建设，发布讯息、公布统计数据搭建与网民良性互动的平台，让网民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5]一方面可以保障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弱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比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设计公众网络参与评比到市民座谈会，大规模地自由讨论促成政府与网民有效互动，推动事件的解决，提升政府公信力，进而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同时，政府还需要实现网络与传统媒体信息发布的同步。以抢盐事件为例，借助传统媒介，如电视、电台、报纸，可以有效的去除虚假信息，澄清真相。

最后但是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府应将网络平台视为了解民意的快捷渠道，利用网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对话。政府要转变治理理念，恢复政府形象基层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国家强制力进不去，应对网群事件的法则应是以疏导为主，在基于信息公开与交流互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坚持原则，耐心劝说，注重策略和方式的灵活性主动融入到网络虚拟世界中，使政府角色与网络社会产生互动，与网民形成共鸣。

【结束语】：

在信息社会，网络作为新生的媒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会产生“一点发信，多点感知，交互传递，滚动扩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目前，政府在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和方法上，还存在许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没有完善的信息预警机制、对网络含有怀疑抵触的情绪等。因而难以有效的制止谣言、规避群体性事件发生。在新形势下，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将网络平台打造为了解民意的快捷渠道，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它要求以疏导为主，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交流互动、平等对话；要求实时监控，及时反映、科学预防等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一个不断发展的复杂问题，本文受条件经验所限，只能做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希望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变挑战为机遇。

注释

[1]李金龙 黄峤 挑战与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下的政府信息管理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39(1)第31页

[2]姜胜洪 网络舆情热点的形成与发展、现状及舆论引 理论月刊 2008(4)第22页

[3]叶匡政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公众舆论的法庭 青年记者 2009，（07）第35页

[4]翁文斌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应对策略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2)第27页

[5] 廖芳玲 顾金喜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浙江学刊 2011(1)第44页

参考文献

1.李金龙 黄峤 挑战与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下的政府信息管理 [期刊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39(1)2.王智军 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须有新思维 [期刊论文] 探索与争鸣 2011,(05)3.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社会蓝皮书—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姚伟达 网络群体性事件 : 特征、成因及应对 [期刊论文] 理论探索 2010,(04)5.叶匡政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公众舆论的法庭 [期刊论文] 青年记者 2009，（07）

6.贾宝林 网络与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 [期刊论文]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 0 0 9(3)．

7.姜胜洪 网络舆情热点的形成与发展、现状及舆论引 [期刊论文] 理论月刊 2 0 0 8(4)．

8.刘雅静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期刊论文] 福州党校学报 2011(4)9.凯斯-桑塔斯．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 [M]． 黄维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

10.翁文斌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应对策略 [期刊论文]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27(2)11.廖芳玲 顾金喜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期刊论文]浙江学刊 2011(1)12.Kropp, T.System threats and vulnerabilities [power system protection] [ J ] IEEE Power & Energy Magazine 2006, 4(2)13.Weihui DaiXiqiong Emergency Event: Internet Spread, Psychological Impact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 J ]Journal of Computers 2011, 6(8)14.Kumar,S ；Yogesan,K；Hudson,B ；Tay-Kearney,ML Constable,IJ Emergency eye care in rural Australia: role of internet [ J ] Eye 2006, 20(12)15.孙培军 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期刊论文] 社会科学 2011(2)16.肖文涛 治理群体性事件与加强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期刊论文]中国行政管理 2009(6)17.李松 理性把控网络舆情，[期刊论文]瞭望新闻周刊 2009（33）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及对策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政治学对策

摘要：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时期各种矛盾问题的综合反映，对我国的社会治安环境产生了严峻的挑战。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代表性地揭示了众多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的特点和引发原因，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凸显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减少和杜绝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选择。本文以群体性突发事件为切入点，在对政治参与内涵及价值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当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从公平正义、制度建构以及公民文化培育等方面提出应对我国公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政治参与 政治权利 对策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超常规的、突发性的、需要立即做出处置决策的社会事件。此类事件会使与其相关的政府组织社会控制力受到削弱，甚至可能使政府组织处于信仰危机困境。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置，将构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并发挥基石功效；反之则严重削弱共产党执政地位，丑化共产党执政形象。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所指出的：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导、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由此可见，如何在社会矛盾凸现期成功地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已经不容置疑地摆在全党和全体人民面前。

一，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是指某一社会群体（含临时性群体），因某种潜在社会矛盾或现实社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自感自身利益受到剥夺，借助某种自然性或社会性契机，采取非常规甚至极端方式对抗党政机关及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的负面社会事件。具体表现为：越级群访、集体上访、非法游行、冲击政府、堵塞交通、罢工、罢课、罢市、聚众械斗，并部分伴有打、砸、抢、烧或伤害政府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当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表层含义表现为利益诉求，而深层含义则表现为社会阶层或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利益分配的博弈。对于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政治概念。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中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即“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而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出发点。其次，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法律概念。从法律角度看，不论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如何，只要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侵害，即属违法或犯罪行为。因此，《工作意见》在限定公安机关的职责时特别指出：“根据党委、政府的决定，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控制局势，平息事态，恢复正常秩序；对群体性事件中违法犯罪人员以及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分子，依法打击处理”。显然，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又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

二，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可以概括出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1.多发性、多元性。虽然各级党委、政府普遍重视预防群体性事件，但群体性事件前仍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发生领域多元、发生次数频繁、发生地域广泛，作者在防城镇挂职期间，参与处理的群体性事件中，范围涉及土地权属纠纷、土地补偿款纠纷、因采矿造成污染产生的纠纷、医患纠纷、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等等方面。

2.从众性。从众心理严重，认为法不责众，“一哄而起”常见，情绪偏激并且短时间内群体动员力较强。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有挑头人物，有几个核心组织者进行煽动，大部份群众是跟随者，其往往存在以下心理：认为法不责众，随大流得到利益后可参与分配，如追究责任也追不到一般参与者头上；如不参与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有的地方挑头者为产生人多势众的效果，增加谈判筹码，甚至许诺不论是否争取到利益，凡是参与者都可以得到一定的误工补偿。

3.组织性。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情况看，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这应归结于其组织性越来越强；有的事件背后出现有单位干部或是社会闲散人员参与其中出谋划策的现象。

4.复杂性。人员复杂、情况复杂、理由复杂、处理复杂、控制复杂。

5.传播性。谣言四起，迅速传播。流言成为短时间内进行群体动员的主要手段和个别不负责任的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

6.破坏性。造成损失(经济损失、政治损失、社会损失、物质损失等)，破坏社会组织秩序，降低政府公共信誉。

7.非政治性。尽管有些群体性事件表现激烈，但当事人的请求大多是与自身物质、经济利益有关，并不是政治事件或刑事事件，往往只是利益表达和博弈的形式之一，是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的无奈之举，他们并不具有反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被敌对势力煽动、利用，也极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

8.难处理性。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大多由于矛盾没有得到化解而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处理解决难度较大。

三，政治参与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呢？我们先来解释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政治参与是现代化研究、特别是政治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研究领域，是传统政治学在行为主义革命影响下新发展的产物。关于政治参与，中西方学者已作过深入的研究，从各个视角下过多种定义。公民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美国著名学者孔奇则认为:“政治参与可以解释为全国或地方、个人或集体支持或反对国家结构、权威和有关公益分配决策的行动。”另外，亨廷顿和纳尔逊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给出的定义为: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该定义中并未区分参与活动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而是涵盖了无论根据政治系统的既定准则是否合法的所有活动。

从政治参与是否受到合理规制或规范角度看，可分为有序政治参与和无序政治参与。“有序”是同“无序”相对的范畴，所谓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指一般公民和团体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理性地有节制地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决策的过程。相反，无序的政治参与或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是突破现有制度和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或是合理但不合法的边缘型政治参与行为，群体性事件就是典型的无序政治参与行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体现。政治参与的有序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政治参与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具体表现为对现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的遵循，以及政治参与途径方式的合法利用。二是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是与激情型的政治参与相对应的。理性化的政治参与表现为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对法律、制度的遵循，对参与目标的合理确定，以及对参与方式的正确选择。三是政治参与的程序化。政治参与的程序化是对政治参与程序的遵从，归根到底是对政治制度的认同。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并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明确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要防止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大力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四，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特点

1．由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开始从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传统的利益结构被打破，出现了多种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和利益群体。在思想转变和利益动因的驱使下，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一旦发现国家的政治决策同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人们就会积极关注并设法影响这些政治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以期政府能制定出符合自身或所在群体利益的政策，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随之高涨，公民政治参与开始从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转变。2．公民政治参与制度不健全，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有上升趋势 以政治参与和既定的政治法律规范的关系为依据，可以将政治参与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公民在既定法律规范内展开的政治参与活动就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超越了既定的政治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就是非法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从合法性的层面来看，当下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可以分成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参与制度的建设使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制度的保证。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些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具体制度不够规范、不够健全，程序上不够严密、完整以及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结果导致公民以制度外的方式从事参与，即“非制度化参与”，我国公民非制度化参与日益增多。

3.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开始寻找其他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注重参政渠道的建设，但真正被公民采用并且确实行之有效的参政渠道并不多，参政渠道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相互脱离，二者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公民的参政渠道仍很狭窄，存在利益表达不畅通的情况，特别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在找不到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且自身的参与能力又较低的情况下，极易发生无序的政治参与行为，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总体来说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渠道还相对单一，有待提升和开发。公民参与意识的高涨与我国政治参与制度的不健全、参与渠道的不畅通形成的矛盾在没有被政府部门觉察和缓解的条件下，极易发生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

4.网络政治参与发展迅速，但公民消极参与的心态呈上升趋势 网络政治时代借助于信息技术对政治参与主客体双方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进行了新的界定和分配，为公民政治参与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虽然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兴未艾，但也不可否认，目前公民政治参与的消极心态有上升的趋势。使得原来的参与渠道丧失，新的参与渠道尚未建立起来，从而带来新的参与危机。五，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途径 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的参与是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而“确认人民群众的参与是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进行途径创新，来确保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一）发展社会经济，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

公民由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有积极参政的愿望，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政治参与地位低下、经济基础不强、非组织化的个体分散无力，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很难具备影响政府决策的信心，其参政需求得不到僵硬的政府机构及时有效的回应，参政的失败感最可滋生消极的政治参与心态，当然亦有可能激发极端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因此，要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前提条件。

（二）完善政治制度，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

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必须建立和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同时还要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完善制度是实现有序参与的保障，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必由之路。加强制度建设，需要做到: 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基本参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政治参与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这些政治参与制度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第二，拓宽参与渠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空间。一是要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参加政党或社会团体是公民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以组织为中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会比个人行为更容易达到目的。二是要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舆论媒体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及时便利的信息支持，同时，也使公民的政治要求得以表达。三是要发挥基层民主的作用。实行城乡基层民主与基层群众自治成为最典型、最直接的民主形式。四是要发挥网络参与的作用。网络技术可以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保证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

（三）培育新型政治文化，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社会基础

培育文化，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平，加强公民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教育和训练，培养公民的利益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是培育我国公民的政治文化，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的关键。政治文化对于实现公民高度的政治认同和有效的政治参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政治文明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育适合现代化的新型的公众参与型政治文化，不断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文化条件。具体来说，一是要培养公民意识，增强公共责任。通过不断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进一步增强公众的公共责任感，也就是要求公民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

（四）健全社会组织，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有力支持

政治参与应当是组织化的。“没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将堕落为群众运动”，是对民主的直接破坏。参加政党或社会团体是公民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以组织为中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会比个人行为更容易达到目的。我国公民可以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参与政治、表达意愿，这些团体分别代表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又同时与政府合作，是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首先，必须处理好党、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加强社会团体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团体自身的服务意识和参政的能力。要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两者间建立真正平等、有效的互动关系，不仅要缓解两者之间的各种矛盾，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科学规范的管理体制，更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明确两者权、责、利关系，增强社会组织对政府管理的有效参与，政府与社会组织双方在互信的基础上齐心协力，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第四篇：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对策分析

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对策分析

【摘要】近年来，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间，随着新旧体制的更替，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成份日趋复杂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继涌现，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多，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探讨新时期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成因、特点，研究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已成为当前乃至今后政法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试从对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对策分析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特点；成因；对策

【全文】

当前，由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社会变革程度加深，引发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环境污染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攀升、规模日益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严重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与稳定。本文就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谈谈浅见。

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当前，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与社会转型、经济接轨和利益调整密切相关，纵观新时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复杂性。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因素越来越多，参与人员越来越复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出现了敌对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插手制造事端的动向。

（二）起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一些突出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分析，应该说绝大多数集体上访甚至闹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而真正无理取闹是极个别的，因此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三）扩展性。参与的外延扩大，但仍以工人、农民为主；数量递增，规模呈扩大化趋势。

（四）组织性。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有一定的酝酿过程，常常有事件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少数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甚至就是直接的策划者。并有向组织严密，呈明显政治化发展倾向。

（五）违法性。当前群体性事件激烈程度加剧，恶性事件上升，多数伴随着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

（六）反复性。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矛盾的反复性。从群体自身来看，以聚众闹事的方法来达到某种目的，事实上确实促使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与落实，这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部分群众“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从而造成群众长期缠诉闹事，处置难度加大。

二、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环境、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说，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聚合激化的产物。随着新旧体制的转轨，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不断加大，加上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完全到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在巨大的差距面前，一些人难免心理失衡，产生对立情绪，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群众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群众的利益诉求受多种因素限制难以满足。一是土地征用、拆迁安置过程中，群众损失得不到及时弥补，群众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决策不科学、不民主，损害群众利益；三是一些干部贪污挥霍、以权谋私或作风不民主、政务不公开导致群众利益无法保障。

（三）参与人员法制观念淡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法制观念淡薄是群体性事件多发且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不少群众遵规守法和以法维权意识差，往往一碰到问题就想通过上访、闹事等简单的方式来解决。

（四）基层基础工作薄弱，调控能力不足。一是基层组织的威信相对减弱；二是有的基层组织消极、不作为；三是有的基层干部本身就是闹事的支持者、组织者、策划者。

三、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综合预警机制。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起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消除职责不清、信息不灵、反应迟钝、互相推诿的现象

（二）多管齐下，分化瓦解。群体性事件真正起带头作用的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带有很大的盲从性和随意性。因此在处置过程中，必须认真调查，摸准缘由，坚持“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的原则，采取宣传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开展说服劝解工作的同时，准确把握处置时机，而不能一概而论动用警力强行处置。

（三）周密部署，强行处置。在强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公安机关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加强调查取证；二是要分工明确，措施得当，防止群体性事件进一步扩大或久拖不决；三是要把握政策，果断处置。

（四）立足长远，防止反复。必须认真分析、准确估测群体性事件在初获平息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精心研究预备针对性强、实效性强的新方法、新举措。既要积极协调督促有关单位真正落实跟踪回访制、领导接待日制度，又要进一步完善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复杂形势下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强化措施，创新方法，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及深层次的问题将暴露得更加明显，今后一段时期，群体性事件还可能继续增多，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要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保持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进一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要强化措施，创新方法，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杨和德群体性事件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2]王彩元，马敏艾，李颖群体性治安事件紧急处置要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3]张成群体性突发事件初期处置行动逻辑和逻辑预设重构[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6

[4]刘新良浅谈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J]公安研究，2002

第五篇：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原因及应对对策

08本科法学三班：谭希希

学号：200808140303 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虞崇胜教授在本文中深入探寻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并从事前、事中、事后三步提出了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机制。

2008年是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年——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陕西府谷事件、河北定州事件、广东惠州事件„„，以及重庆、甘肃永登、海南三亚、广东汕头等地的多起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一次次群体性事件正在以激烈的方式考验着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一、深入探寻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

如此集中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年内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人民群众合理诉求的表达渠道和反馈渠道不畅，长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得不到地方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党群矛盾、干群矛盾、政民矛盾、警民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法泉最近撰文指出，一些重大恶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问题。应该说，李法泉书记的这一警示抓住了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症结所在。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益显示出优越性，但多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那些直接与政府冲突的“涉政公共事件”）则暴露出现行

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体制性腐败就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的深层原因：

其一，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与政府权力取向有很大关系。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过分地依赖甚至献媚于所谓“利税大户”，而这些“利税大户”则通过贿赂官员获取非法利益，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在备受关注的“涉政公共事件”背后，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一些地方发展中存在“权金化”倾向，一些地方政府只顾少数“富人”的利益和要求，不顾多数群众的普遍呼声，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侵害了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透过孟连事件，我们看到了官员和企业之间存在一个伤害群众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当地干部对群众要求的漠视和粗暴的工作态度。一系列现象将矛盾的深层原因指向了“权金化”：一些地方部门与民争利、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小圈子”，缺乏对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将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

其二，群体性事件之所以爆发，与领导干部作风有很大关系。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一些干部长期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呼声，对群众的呼声麻木不仁，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瓮安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因体制腐败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它是由一个偶然性较大的小事件引发，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的疏导，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多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怨从这一小切口喷出。仔细

分析瓮安事件的发生过程就会发现，在瓮安事件的背后是当地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的普遍化，是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国企改制中侵犯群众利益等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沉淀，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管理失控、公共服务缺失，更是党群、干群、政民、警民关系的紧张。

其三，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造成重大危害，与处理过程中的民主协商程序不规范、不及时、不灵活有关。

重庆市委书记***指出“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虽然是针对重庆市而言，但他所提到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大体相同。

其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和造成危害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有关。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明显暴露出我国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近年来，我国干部问责虽然更加普遍化和经常化，而且每一起重大事故都促进着问责制的启动。但是，目前各级政府的干部问责制并非健全和完善的，存在着许多缺失和漏洞。首先，是各级各种干部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标准和规范不明确，致使许多事件责任主体

不明确；其次，是干部问责侧重于事后问责，致使问责成为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惩罚制度。其实，问责制重要的不是事后问责，而应是事前有效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只有明确了干部的岗位责任，同时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加大问责力度，才能使干部认识到问责制的重要性。否则，群众就会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矛盾的升级和激化。

二、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既然群体性事件与现行政府体制和管理机制有关，特别是那些“涉政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而引起或激发的。那么，要消除或缓解群体性事件就必须从体制和机制创新下手，加强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注重消除体制性腐败，努力从源头上建立和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要将制度建设贯穿于群体制性解决的各个环节之中，用制度建设推动工作，靠制度创新解决问题。要遵循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着力健全完善能够制约权力运行、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制度，增强制度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同时，抓住制度执行这一关键环节，督促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执行制度，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具体来说，要着重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机制：

其一，事前的预警和协商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突发的，但是并非没有症兆的。说到底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建立和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要事前化解一些容易产生

矛盾的问题，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比如2009年由于大批农民工回乡，必然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矛盾，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的社会稳定工作，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关键的是要妥善地解决好农村的征地、环境污染、移民搬迁以及集体资产的处置这样一些比较敏感的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平时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这些矛盾的激化。

再就是要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既然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是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所致，那么，清除体制性障碍、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就成为防范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增强体制的应对能力，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保证信访渠道畅通，使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表达和反映，从而在源头上建立起群体性事件的防范机制。

其二，事中的应对与化解机制

由于社会是变动不居的，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因此群体性事件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既如此，如何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

要及时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首先必须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掌握准确的信息。因此，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有关信息必须公开，以便及时沟通各方，化解矛盾和冲突。目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问题就是沟通渠道不够，官民对话渠道不够畅通。过去我们总希望把民意引导到正规的渠道来找政府，但是政府这么多层级，民众往往无所适从，而政府部门间往往互相推诿扯皮，导致事件愈演愈烈。因此，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及时了解和掌握准确、真实的信息是关键性的工作。

要及时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必须及时化解群众的对立情绪。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而化解群众对立情绪的根本方法是民主。纵观2008年以来发生的影响大的群体性事件，多数都与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利益调节机制缺失，群众的要求得不到及时回应，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所致。因此，要建立和健全政府与民众的协商对话机制，及时化解群众的对立情绪。

其三，事后的问责和修正机制

群体性事件平息后，要迅速地总结教训，该追究责任的要追究责任，该严惩的要坚决严惩，决不能不了了之；同时也要及时制定出整改方案，分析事件的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

要针对干部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标准和规范不明确，导致群体性事件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情况，尽快制定规范化的群体性事件干部责任制，明确群体性事件的责任主体，做到每一个群体性事件都能清楚地找到责任主体；同时，也不能将问责制搞成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惩罚制度，而要事前就建立一套规范的责任制，用制度来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

要针对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政府体制和管理机制中的问题，及时地进行整改，改革和修正政府体制和机制中的弊端，增强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就目前情况来说，要针对群从利益诉求遭遇体

制性迟钝的问题，着重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而要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必须从理念、制度、体制和机制多方面入手，其中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消除体制性梗阻，完善群众利益协商调整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