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第一篇：县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自我市建市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县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且在人数、手段、方式等要素上有逐渐极端化的倾向，给我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县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1996年未发生群体性事件，1997年1起，1998年1起，1999年2起，2000年1起，2001年1起，2002年1起，2003年2起，2004年3起，2005年1-2月份已经发生2起。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如2004年丁家沟事件，2005年初因泗中新校区建设引发的众兴镇前进事件等。

纵观历次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可以直观地看出其发展趋势，形成要素及其规律特点。从时间上看，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而呈上升趋势；从每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来看，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如果深究下去则是长期矛盾聚集的结果；从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情况看，其特点也很明显：一是人数较多；二是有组织、有预谋；三是有明确的要求和目标；四是情绪比较激动，手段也较为极端；五是处理难度大；六是故意扩大影响，给政府施加的压力。

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处理。由于近几年农村征地、城镇拆迁、企事业改革、区域调整、规划建设等面广量大，力度增强，有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有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策不够完善、不够配套，缺乏统一性、连续性的问题；基层基础工作比较薄弱，存在工作不能及时做到位的问题等。

2、社会综合管理能力还不够。企事业单位转改制或破产倒闭以前，这些单位基本上都有“主管部门”，群众反映信访问题，可以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转企事业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出面协调、处理和解决。企事业单位转改制或破产倒闭后，主管部门消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信访部门遇到这些问题时，常常是无口可归或有口难归。

3、少数单位和部门对处理信访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少数单位和部门对群体集体访、越级访还缺乏敏感性和责任心，对信访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宣传政策不耐心，思想工作不得法，掌握时机不恰当，工作作风不扎实。发现信访问题尤其是集体访、越级访不能认真及时对照相关政策，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处理或解释疏导。

4、少数群众认识上存在偏差。有的群众维护自身权益意识增强，但又法制观念淡薄；有的对一些政策规定理解有偏差，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有的思想观念一直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依赖思想比较严重；有的提出过高要求，不达目的就反复上访。

5、规范上访行为的手段缺失。现行的国务院《信访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对于有些非正常上访行为约束力度有限，尽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规范上访人员的行为，但效果不明显。

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及对策。

（一）理顺经济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可以说，筛除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的因素，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而在收人分配中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衔接点，是调整收入分配的关键。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同先富带后富原则是彼此呼应的，具有政策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扩大，我们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不能不注重公平、公正。公平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目标，应从改革初期的次要地位上升到新的地位，即现阶段公平至少应该等同，甚至优先于效率。如果效率的获得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则其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如同植物如果植根于腐败的土壤，即便开花，也是恶之花；即便结果，也是恶果。社会不公经常会挫伤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严重时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

但这里所说的公平，是竞争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简单的竞争结果的公平。前者的公平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良性竞争推动社会进步。而后者的公平，只能重新落入平均主义的第臼，滋生懒汉，打击先进。历史已经证明，大锅饭的弊端不一而足。

（二）转变观念，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群体性事件。在对事态保持控制力的情况下，允许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冲突，允许适度宣泄，放宽相关的制度性规定，因势利导，既可以提供一个教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又可以大大减轻政府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大面积摩擦，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平衡。虽然，对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而言，把冲突视为对社会的威胁是很自然的，但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指出，冲突有时可以促进社会团结。冲突的表达就像锅炉的安全问题一样，可以避免压力达到无法控制的局面。

同时，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社会舆论和媒体传播。言论自由是社会开放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监督体系中强有力的因素，有利于社会健康运行，调查报告《县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否则，越是信息封闭封锁的地方，越盛产谣言，越容易有不明真相者被蛊惑、被煽动。放松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和戒备，允许对群体性事件的事实进行客观报道和适当评论，这不仅满足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知情权，也有利于事件得到公正、公平和透明的处理，将事件的诱发原因公之于众，可以使民众将视线从事件本身转移到事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从根源上解决群体性事件，即达到社会综合治理的效果。如果仅靠公安机关一家，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瓣”，根本原因不解决，由它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必将反复发生。而且，新闻单位的及时介入和记者的跟踪采访，可以帮助公安机关在事后处理时再现当时的现场情况，又因其第三方的立场，容易取信于社会公众。

（三）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畅通合法渠道，把矛盾纳入法制化轨道，是从制度上拆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保障。要建立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办事，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减少因市场行为不规范导致的利益冲突，从源头上过滤群体性事件的诱因。通过加强法制建议，还能有效抑制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的过快增长（这是腐败的结果），这样能相对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缓解利益冲突。不断完善法律程序，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保护合法权益，用法律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法律手段解决由民事纠纷引起的各种矛盾，这是分流和解决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有效途径。

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法治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在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的同时，又存在大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加上一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以行政手段取代法律手段，或者借法律之名，行不法之事，假公济私，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使群众的正当权益和合理诉求得不到及时保护，甚至还受到损害，如民间盛传打油诗“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由此导致矛盾激化，迫使其寻求法庭以外的场所，采取非法律手段，通过群体事件等其他方式表达。

（四）加强社会保障。建立健全救助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安全制度，有助于补救市场缺陷，减缓激烈的市场竞争给部分失业者和贫困人口带来的冲击和痛苦，被视为社会的“减震器”和“安全阀”。

转型期间，除了合理调节个人分配，消除不合理分配现象，更要认真处理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要以一定的方式，尽快补偿利益损失较大的阶层，尽快建立处理各阶层利益摩擦的特殊机制，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震荡，维护社会稳定。解决贫困人口的落后状况，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并改善其生活环境，在住房、就学、就业、医疗、卫生、保健、养老等方面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是保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筹码，是转型期间曾被忽略的，但却是最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可以说，尽快加强社会保障，建立广泛的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是改革的当务之急，已经迫在眉睫。国家和社会应最大限度扶助弱势群体，出台补偿性政策，调整收入分配的秩序，帮助低收入阶层实现生存与发展的合理愿望，帮助他们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对稳定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五）慎用警力，公安机关要谋求社会援助，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共同应对群体性事件。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的党委、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都把公安机关推到第一线，民警孤军作战，既要控制事态、维护秩序。又要做疏导、劝解工作，而引发矛盾的具体职能部门通常不是公安机关，由他们做疏导劝解工作必然流于形式，不触及要害难见成效，而且正面对抗往往给后续工作制造障碍。所以在这类事件的处置中，必须明确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是主体，规范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对事件处置实行综合治理，推动社会联动。对因具体利益问题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失误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要把情况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建议其责成有关部门特别是领导要直接面对群众、接触沟通，以负责任的态度尽快答复，及时缓解和化解矛盾。

公安机关的工作对象大致分为两块，一是保护服务的对象，即守法公民；二是打击处理的对象，即犯罪分子。而群体性事件的成员界乎二者之间，绝大部分成员都是老百姓，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完全能够化解。但如果局面失控，很可能演化为对立矛盾，公安机关将不得不对越轨行为加以打击。而即便如此，真正被打击的应该仅仅是群体中起领头、挑唆、鼓动作用的极个别核心和骨干分子，对大部分从众者应该区别对待。但事到临头，有时很难当即分辨，也不可能逐一清理，警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事端，恢复现场秩序。这实际上，扩大了警察的对立面，不利于公安机关的长远利益。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必将越来越多，公安机关的频繁介人，不但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大大增加执法成本和对立面，而且效果堪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击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弹和复发不可避免，因为症结所在往往不是公安机关一家所能掌控的。

警察的介入，通常会刺激事态急速升温，情绪更容易紧张对立，导致矛盾激化。而通过与非警方人员联手，共同建立缓冲地带，可以消解不必要的对立态势，淡化甚至模糊警察与对方可能直接发生冲突的交界面。除了配合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公安机关还要依靠社会多家力量（比如民政、教育部门、心理咨询机构、律师援助中心、社会工作以及一些民间组织、中介机构），走综合治理的道路，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分解群体性事件。不得不提出的是，过度频繁地使用警力，会使其边际使用效益递减，即警察出现的起点越低，其威慑作用越小，价值越低。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警力应在其他处理手段均告无效之后，作为不得不出的一张“王牌”，既给自己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又保持了国家机器应有的威力。

（六）公安机关的处理方式要讲策略，要正确分析形势，善于抓住战机，将执法成本降至最低限度。用兵之道在于不战而胜，兵不血刃，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利益。公安机关也要讲效益。虽然这仅仅是微观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失有时不亚于决策的失误。与其剑拔弩张，不如尽可能以疏导化解的方式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防止矛盾激化。

在具体操作层面，公安机关要注意保证后勤力量的充足，平时加强训练，提高应战应急处置能力，不打无准备之战，保证警力集结速度的提高，快速反应。兵贵神速，快能赢得主动，公安民警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并注意整体作战，优化配置。处置的原则应该是能迅速、有效地控制局面，根据事态发展，掌握放收尺度，既能让事件的参与者出出气，发泄一下情绪，通过宣泄过滤心情，又不至于失去控制，以至养痈遗患，酿成事端。整个处置过程要有条不紊，紧张有序，形成统一指挥下的整体作战态势；从最坏处着想，朝最好处努力，以最小代价争取最大成效。

“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是防止矛盾激化的处置原则，但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是在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和保护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的前提之下。换言之，“三个慎用”不等于“三个不用”。当事件的发展尚未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尚未触犯刑律时，“三个慎用”原则可以帮助对事件降温，将矛盾化解在初级阶段，而一旦事件的发展失去控制，事件的参与者行为失去理性，公安机关就必须从维护执法权威、保护民警的角度，善用警力，果断出警。不能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一味强调民警忍让，甚至危及自身的安全。不能以文明执法牺牲法律的尊严。

对暴力袭警的行为，必须依法严惩。同时，在处置现场，由于群众情绪激烈，容易发生身体冲突，警察在克制的基础上，必须提高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个人防护装备齐全，并配备非杀伤性武器，避免不必要的损伤。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及对策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政治学对策

摘要：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时期各种矛盾问题的综合反映，对我国的社会治安环境产生了严峻的挑战。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代表性地揭示了众多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的特点和引发原因，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凸显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减少和杜绝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选择。本文以群体性突发事件为切入点，在对政治参与内涵及价值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当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从公平正义、制度建构以及公民文化培育等方面提出应对我国公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政治参与 政治权利 对策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超常规的、突发性的、需要立即做出处置决策的社会事件。此类事件会使与其相关的政府组织社会控制力受到削弱，甚至可能使政府组织处于信仰危机困境。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置，将构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并发挥基石功效；反之则严重削弱共产党执政地位，丑化共产党执政形象。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所指出的：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导、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由此可见，如何在社会矛盾凸现期成功地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已经不容置疑地摆在全党和全体人民面前。

一，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是指某一社会群体（含临时性群体），因某种潜在社会矛盾或现实社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自感自身利益受到剥夺，借助某种自然性或社会性契机，采取非常规甚至极端方式对抗党政机关及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的负面社会事件。具体表现为：越级群访、集体上访、非法游行、冲击政府、堵塞交通、罢工、罢课、罢市、聚众械斗，并部分伴有打、砸、抢、烧或伤害政府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当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表层含义表现为利益诉求，而深层含义则表现为社会阶层或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利益分配的博弈。对于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政治概念。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中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即“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而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出发点。其次，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法律概念。从法律角度看，不论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如何，只要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侵害，即属违法或犯罪行为。因此，《工作意见》在限定公安机关的职责时特别指出：“根据党委、政府的决定，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控制局势，平息事态，恢复正常秩序；对群体性事件中违法犯罪人员以及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分子，依法打击处理”。显然，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又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

二，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可以概括出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1.多发性、多元性。虽然各级党委、政府普遍重视预防群体性事件，但群体性事件前仍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发生领域多元、发生次数频繁、发生地域广泛，作者在防城镇挂职期间，参与处理的群体性事件中，范围涉及土地权属纠纷、土地补偿款纠纷、因采矿造成污染产生的纠纷、医患纠纷、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等等方面。

2.从众性。从众心理严重，认为法不责众，“一哄而起”常见，情绪偏激并且短时间内群体动员力较强。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有挑头人物，有几个核心组织者进行煽动，大部份群众是跟随者，其往往存在以下心理：认为法不责众，随大流得到利益后可参与分配，如追究责任也追不到一般参与者头上；如不参与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有的地方挑头者为产生人多势众的效果，增加谈判筹码，甚至许诺不论是否争取到利益，凡是参与者都可以得到一定的误工补偿。

3.组织性。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情况看，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这应归结于其组织性越来越强；有的事件背后出现有单位干部或是社会闲散人员参与其中出谋划策的现象。

4.复杂性。人员复杂、情况复杂、理由复杂、处理复杂、控制复杂。

5.传播性。谣言四起，迅速传播。流言成为短时间内进行群体动员的主要手段和个别不负责任的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

6.破坏性。造成损失(经济损失、政治损失、社会损失、物质损失等)，破坏社会组织秩序，降低政府公共信誉。

7.非政治性。尽管有些群体性事件表现激烈，但当事人的请求大多是与自身物质、经济利益有关，并不是政治事件或刑事事件，往往只是利益表达和博弈的形式之一，是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的无奈之举，他们并不具有反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被敌对势力煽动、利用，也极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

8.难处理性。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大多由于矛盾没有得到化解而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处理解决难度较大。

三，政治参与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呢？我们先来解释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政治参与是现代化研究、特别是政治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研究领域，是传统政治学在行为主义革命影响下新发展的产物。关于政治参与，中西方学者已作过深入的研究，从各个视角下过多种定义。公民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美国著名学者孔奇则认为:“政治参与可以解释为全国或地方、个人或集体支持或反对国家结构、权威和有关公益分配决策的行动。”另外，亨廷顿和纳尔逊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给出的定义为: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该定义中并未区分参与活动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而是涵盖了无论根据政治系统的既定准则是否合法的所有活动。

从政治参与是否受到合理规制或规范角度看，可分为有序政治参与和无序政治参与。“有序”是同“无序”相对的范畴，所谓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指一般公民和团体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理性地有节制地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决策的过程。相反，无序的政治参与或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是突破现有制度和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或是合理但不合法的边缘型政治参与行为，群体性事件就是典型的无序政治参与行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体现。政治参与的有序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政治参与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具体表现为对现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的遵循，以及政治参与途径方式的合法利用。二是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是与激情型的政治参与相对应的。理性化的政治参与表现为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对法律、制度的遵循，对参与目标的合理确定，以及对参与方式的正确选择。三是政治参与的程序化。政治参与的程序化是对政治参与程序的遵从，归根到底是对政治制度的认同。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并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明确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要防止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大力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四，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特点

1．由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开始从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传统的利益结构被打破，出现了多种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和利益群体。在思想转变和利益动因的驱使下，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一旦发现国家的政治决策同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人们就会积极关注并设法影响这些政治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以期政府能制定出符合自身或所在群体利益的政策，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随之高涨，公民政治参与开始从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转变。2．公民政治参与制度不健全，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有上升趋势 以政治参与和既定的政治法律规范的关系为依据，可以将政治参与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公民在既定法律规范内展开的政治参与活动就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超越了既定的政治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就是非法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从合法性的层面来看，当下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可以分成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参与制度的建设使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制度的保证。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些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具体制度不够规范、不够健全，程序上不够严密、完整以及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结果导致公民以制度外的方式从事参与，即“非制度化参与”，我国公民非制度化参与日益增多。

3.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开始寻找其他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注重参政渠道的建设，但真正被公民采用并且确实行之有效的参政渠道并不多，参政渠道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相互脱离，二者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公民的参政渠道仍很狭窄，存在利益表达不畅通的情况，特别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在找不到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且自身的参与能力又较低的情况下，极易发生无序的政治参与行为，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总体来说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渠道还相对单一，有待提升和开发。公民参与意识的高涨与我国政治参与制度的不健全、参与渠道的不畅通形成的矛盾在没有被政府部门觉察和缓解的条件下，极易发生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

4.网络政治参与发展迅速，但公民消极参与的心态呈上升趋势 网络政治时代借助于信息技术对政治参与主客体双方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进行了新的界定和分配，为公民政治参与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虽然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兴未艾，但也不可否认，目前公民政治参与的消极心态有上升的趋势。使得原来的参与渠道丧失，新的参与渠道尚未建立起来，从而带来新的参与危机。五，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途径 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的参与是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而“确认人民群众的参与是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进行途径创新，来确保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一）发展社会经济，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

公民由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有积极参政的愿望，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政治参与地位低下、经济基础不强、非组织化的个体分散无力，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很难具备影响政府决策的信心，其参政需求得不到僵硬的政府机构及时有效的回应，参政的失败感最可滋生消极的政治参与心态，当然亦有可能激发极端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因此，要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前提条件。

（二）完善政治制度，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

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必须建立和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同时还要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完善制度是实现有序参与的保障，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必由之路。加强制度建设，需要做到: 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基本参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政治参与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这些政治参与制度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第二，拓宽参与渠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空间。一是要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参加政党或社会团体是公民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以组织为中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会比个人行为更容易达到目的。二是要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舆论媒体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及时便利的信息支持，同时，也使公民的政治要求得以表达。三是要发挥基层民主的作用。实行城乡基层民主与基层群众自治成为最典型、最直接的民主形式。四是要发挥网络参与的作用。网络技术可以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保证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

（三）培育新型政治文化，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社会基础

培育文化，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平，加强公民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教育和训练，培养公民的利益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是培育我国公民的政治文化，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的关键。政治文化对于实现公民高度的政治认同和有效的政治参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政治文明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育适合现代化的新型的公众参与型政治文化，不断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文化条件。具体来说，一是要培养公民意识，增强公共责任。通过不断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进一步增强公众的公共责任感，也就是要求公民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

（四）健全社会组织，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有力支持

政治参与应当是组织化的。“没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将堕落为群众运动”，是对民主的直接破坏。参加政党或社会团体是公民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以组织为中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会比个人行为更容易达到目的。我国公民可以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参与政治、表达意愿，这些团体分别代表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又同时与政府合作，是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首先，必须处理好党、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加强社会团体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团体自身的服务意识和参政的能力。要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两者间建立真正平等、有效的互动关系，不仅要缓解两者之间的各种矛盾，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科学规范的管理体制，更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明确两者权、责、利关系，增强社会组织对政府管理的有效参与，政府与社会组织双方在互信的基础上齐心协力，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第三篇：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与应对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与应对研究

孟彩霞

1（1.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河南省郑州市，450053）

摘要：由于网络本身具有的虚拟性、自由性、开放性等特点，网络舆论极易成为失真信息、虚假新闻乃至谣言的产生地、传导线和催化器。网上群体事件屡有发生，对社会和谐造成一定冲击，本文分析了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措施，对构建未来和谐的网络环境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网络技术群体性事件分析措施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网络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网民群体的不断扩大，网络已经成为

[1]群众意愿的常态表达和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虚拟性、自由性、开放

性等特点，网络舆论极易成为失真信息、虚假新闻乃至谣言的产生地、传导线和催化器。近年来，以“华南虎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河南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

[2][3]等为代表，网上群体事件屡有发生，有的虽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的解决起到推动作用，但有的也不同程度扰乱了网络内外秩序，甚至对政治稳定、社会和谐造成一定负面冲击。探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方法与应对措施，对具有潜在威胁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与政策引导，有助于构建和谐的虚拟社会环境，触使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2、网络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事件，广义上指在互联网上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狭义上特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呼应，乃至可能或已经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

2.1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因素：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二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如图

1），2010年6月，中国网民已达4.2亿人，居世界第一位，网络正在成为信息传输最重要[4]的渠道和舆论媒介，其影响力日益广泛和深远。

图1 CNNIC第二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看似孤立偶然，但背后都有共性的成因。目前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公众参与舆论的意识大大增强，再加上网络的方便性，都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提供

了条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在网络舆论场中意见聚合的过程中形成的，网民自由“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跟帖、回帖和点击看帖”形成“网络舆论场”的焦点事件，在网络舆论场中，围绕着公众关心的话题，网民的意见逐渐聚合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5]。

（1）公共话题聚合。网民在一些话题上聚合是公共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以目前的“华南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瓮安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河南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为样本分析，网络公众易于聚集到以下话题：与国际矛盾有关的主题、与官员相关的话题、与贫富悬殊有关的主题，另外还有一些是没有明确主题的事件，通过策划也可能引发一起网络群体性事件。

（2）公共舆论场出现。当大量的网络公众在某一话题上聚集，各种类型的网络公众便会聚焦围绕这一话题发表意见，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场。在公共舆论场中，各方因为利益和出发点不一致，在对公众话题讨论中所表达的意见也不同，因此，出现针锋相对的意见对抗，此时公共舆论场就出现了。

（3）意见领袖出现。在公共舆论场中，各参与人都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当一些意见能够揭示有关公共话题的真相或表达的意见具有某种程度的说服力时，会得到很多网民的认可，主流意见就开始酝酿。有组织的网群事件中，通常会有意见领袖的存在，意见领袖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在无组织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不特定的网络事件参与者会在不同阶段成为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通过对事件真相的公布和对细节的分析，起到了对广大网络民众的动员作用。

（4）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当某一议题成为网络公众共同关注的话题时，网民意见的聚合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当网络事件可能引起社会公众关注时，传统媒体对网络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传统媒体与网络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将事件推向深入。传统媒体的加入一方面可以强化群体性事件的传播，另外可以通过对网络意见的综合，加强意见的公信力，引导舆论的方向。

综上所述，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论生成过程：公共话题聚合→舆论场出现→意见领袖出现→网络与传统媒体间互动。

2.2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表达诉求、舆论、发泄不满，并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社会现象。较之传统的[6][7][8]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诱因相对集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对外和对内两方面诱因。对外主要表现为广大网民面对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如全国范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对内主要表现为对部分地区或部分干部，因误用、滥用公权力而损害公众利益问题的高度关注，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案”。

（2）事发难以预测。一个普通事件甚至只是一条普通新闻，随时都可能演化成为网络上的著名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如山东科技大学校长乘车检阅军训新生的照片被网友发现，校长王春秋顿时成为众矢之的。一件在校方看来“很正面的事情”，一夜间在网络世界里变成了负面新闻，使目前的社会稳定预警机制难以准确预判。

（3）网络特征鲜明。网络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放大效应明显等特征。局部现象、个别言论，瞬息可以传遍全国乃至全球，并被高倍放大，最终成为重大社会事件。如广元柑橘事件，起初只是广元旺苍县11个乡镇的68000多株柑桔树发生大实蝇疫情，仅占全县柑桔总数的8.9%，蛆果率仅为1%左右，但在网络的传播和无限放大下，一次普通的植物病虫害，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竟然变成全国性事件

（4）网络内外互动。网络群体性事件源起于现实事件在网上的传播，网民意见的集聚反过来又对现实事件推波助澜，并掀起更大规模的网上关注。如重庆、三亚等地的出租车罢

运事件，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后经互联网传播引起广泛关注，进而形成现实中全城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运，以及网络上以出租车运营为主要话题的大范围讨论。

（5）参与主体日益呈现出非利益相关性。传统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一般为事件的利益相关方，如一些地方农民工为讨薪而自发组织围堵开发商。而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并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借此机会实现某种意愿的表达或发泄不满情绪。如“邓玉娇案”，真正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仅局限于湖北巴中县的几户人家，但结果有数百万网民参与其中，有些还组织后援团赴巴中直接支持邓玉娇。

3、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措施

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及其影响力的日趋扩大，应对网群事件要坚持“预防为

[9][10]主、标本兼治”的原则，多手段并举，从网上和网下两个方面做好工作。

（1）坚持政府信息公开，预防网络群体性事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建立权威的政府门户网站，坚持科学的网络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构建消除群体性事件的机制，寻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从而减少政府和民众利益冲突，减缓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影响。

（2）及时捕捉网络舆情热点，增强对有关热点的预见性。

分析研究网络舆论的形成发展规律，准备预测和把握网上动态。要善于将小事件放到大背景下观察，提前预测，增强对有关热点的预见性。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由原来的被动应付转为主动出击，在小热点演变成大热点之前、新热点拖成老热点之前、简单热点衍化成复杂热点之前，发现苗头和倾向，做好预测。只有这样，才能使网络舆情的舆论引导工作更加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

（3）以重大突发事件为契机，争取舆论引导“第一落点”。

网络媒体要利用网络传播的快捷性特点，发挥自身优势，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及时与相关部门主动沟通，力争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发出正面声音，稳定民众情绪，避免社会恐慌。同时，针对网民最为关心、质疑最多的问题，请专家学者解答，或请相关部门直接与网民对话交流。及时进行后续报道，利用网络的海量性推出专题，通过准确、客观、全面的报道，向社会提供全方位信息，满足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消除可能产生负面舆论热点的信息盲点。

（4）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正面舆论压倒负面舆论。

网络舆论与社会律动、公众情绪息息相关。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是社会震荡的预警仪，群体性事件是反映舆情的窗口，是舆情状况的非正常表露或极端的外化形式，网上意见表述或情绪表露限于群体性事件出现，成为先导和前兆，可能发挥舆论动员和情绪感染的作用。面对一些社会重大事件，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报道务求客观、真实、全面、公允，避免偏听偏信，避免信息不对称，避免误导社会视听，避免添乱。

（5）推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良性互动，相互放大正面舆论。

当网民在网上要获得新闻信息时，总是把传统媒体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经营的站点作为主要甚至是首要选择。传统媒体本身所具有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可靠性，可对网络舆论进行选择、过滤、放大，调控网络舆论的导向。近年来，许多引起社会关注和政府重视的事件，都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相互推动的产物。

[101]（6）培养网上“意见领袖”，引导网民自我教育。

网上舆论易受少数人控制，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网民对于权威言论有较强的依赖感，需要“意见领袖”解疑释惑。我们在网上舆论引导和斗争中，要把培养和争夺“网上意见领袖”作为一项长期工作。通过网民引导网民，用网民自己的声音引导、感染网民，实现网民自我教育、自我引导，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9]（7）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重点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

育，提高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观念，加强是非标准的确立，培养个人自制力。要重点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并用，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积极作用、遏制网络消极影响。

4、结语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信息化条件下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崭新样式，其参与人员多，涉及范围广，牵扯面大，影响力强，不仅严重影响网络秩序，也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冲击。而且，未来一个时期，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成为一种主导形式，引领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和变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研究网群事件的应对措施，对构建未来和谐的网络环境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引导人们积极投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参考文献

[1]贾宝林.网络与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3）.[2]杨久华.关于当前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3）.[3]夏临.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舆情研究现状综述[J].东南传播，2010（7）.[4]

[5]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一种新型危机形态的考量[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6]李琼.转型期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12）.[7]刘剑宇 Web挖掘技术在网络舆情预警中的研究与应用 [期刊论文]-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09(3).[8] 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特性、成因及对策[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5).[9] 李大帅.社会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管理评价初探[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31).[10] 郭奔胜、季明等.应对网上群体事件新题[J].瞭望新闻周刊，2009.6

第四篇：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研究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研究

［ 作者：佚名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2553更新时间：2006-8-22 ］

大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郑允岐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活动中出现的一些超出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不和谐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的新概念。“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和谐社会必须以有序、安全和稳定为基本前提。近年来，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正不断上升、规模日益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和复杂性，加之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匮乏，使处置工作异常艰难，很容易导致事件的恶化，它严重干扰了政府的办公秩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日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因此，如何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社会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就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如何正确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进行一下探讨，以期为今后处置这方面问题提供参考。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在国外，一些社会学者将“群体性事件”称之为“集群行为”或“集合行为”等，如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其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定义“集合行为”，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斯坦莱•米尔格拉姆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激”。戴维•波普诺也指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而在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群体”是指本质上有共同点的个体组成的整体。“事件”是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根据以上解释，“群体性事件”就可以理解为由同类个体组成的整体，因为共同的要求，对社会造成的不平常影响的事情。在我国，由于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建国初期称之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八十年代称之为“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九十年代称之为“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在21世纪初期称之为“群体性治安事件”。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定性，我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是众说纷纭，说法不一，有的界定侧重明确群体性事件的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有的界定指出了群体性事件在行为手段上的特点及其社会作用和影响。综合上述论述，笔者以为：群体性事件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尽管群体性事件的外在呈现出某些对抗性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也会由非对抗性转化为对抗性。群体性事件既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与处在既定社会规范制约下的群体行为相对而言的集群越轨行为。群体性事件的副作用和社会危害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在客观上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群体性事件可能是这样一个机制:“通过它，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它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在于它能够释放出长期积压的一些社会能量，能使部分心理失衡的群众得以心理的平衡，这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其次它向社会发出了警告或信号、表示部分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必须加以补偿，或者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问题需要纠正，或者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应该完善等等。所以，我们对群体性事件决不能只能看到它的负面效应，还应该看到它可以是社会压力的减压阀和报警器，有利于促使我们加强和改进工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因此，只有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才能妥善审慎地处置好群体性事件。

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主要表现形式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与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及我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标准）的经济发展关键期和敏感期，群众维权意识增强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又有现实的具体成因。概括起来，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如企业转制中的下岗职工群体，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下岗失业工人也极有可能受到煽动而引发集会、游行、示威；城市拆迁补偿未及时到位，回迁日期遥遥无期，搬迁地点不理想，生活设施不配套等原因，导致拆迁户与拆迁公司的矛盾激化。体制的转换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是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官僚腐败现象。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

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一部分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滥用权力，捣毁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一部分人民群众对整个政府的不信任，从而以极端的表现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失望，导致干群矛盾激化。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随着改革的深化，其配套措施有的没能及时出台，对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起不到缓冲作用。例如一些离退休职工因企业原因领取不到足够的退休金，一些工人下岗之后面临困境，而社会又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这就引发了社会矛盾，成为产生群体性事件的间接原因。

四是一些群众对政府的新政策不理解。政府制定的新政策、新制度，有的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有的则是按照超前的思想设计的。一部分群众由于受传统观念限制，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当这些新政策、新制度损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时，这种矛盾便更为突出。

五是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负面影响和造势心理。认为闹事是唯一解决问题、获取实际利益的办法，故意扩大事态，聚众上访。同时，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处理同一类群体事件中，对行为过激的事件和一般性的上访在解决方式、承诺程度及兑现结果的差异也加重了群众的这种心理，产生连锁反应。

三、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

200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处理信访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中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现场处理和宣传教育等项工作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各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依据。但从我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分析来看，多数还是集中在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当前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原因就是法律不适合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信访条例》等，此外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部门规章。而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中，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体系。例如，现实生活中，工人要求发放拖欠的工资，由开始个别工人零星去要，到后来成群结队去闹，以致影响了单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对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怎样界定？无论是分散催讨还是集体催讨，在我国的法律上都没有明文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是合法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这些工人若采取堵截铁路、冲击党政机关的方式来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则构成违法行为。某些执法机关在没有对群体性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判断之前，就盲目采取措施。群众没有违法，而执法机关却已经违反法律，这不仅不利于矛盾的解决或化解，而且往往会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表明法律在规范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上已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和至高无上的地位。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尖税矛盾和突出问题的特殊表现，我们应从法律的视角、运用法律的途径和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解决矛盾。如果离开法律规定采取行动和措施，不仅往往使处置工作陷入被动，事后也将留下隐患，从而导致法律权威和政府信誉的降低。因此，我们在观察、分析、判断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坚持法治的视野、法治的立场、法治的原则、法治的方式和法治的程序，将处置群体性事件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

第一，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必须合法。也就是说主体必须是法定的主体。目前我国缺乏一部处置群体性事件主体资格的统一专门的规定。只是在有些法律法规中对相应表现方式的群体性事件，规定了处置的主体，如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六条规定：“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游行、示威路线经过两个以上区、县的，主管机关为所经过区、县的公安机关的共同上一级公安机关。”在《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第四条规定：“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由事件发生地的县市公安机关负责；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事件发生地的地（市）公安机关负责；上级公安机关在必要时可以直接负责现场处置工作或派人到现场指导、协调工作。”此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有受理公民控告、建议和批评的职责。但是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资格却没有真正的被确认下来。正是由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没有法定化，从而造成在处置工作过程中各相关部门不愿承担责任，相互推诿，或因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认识不同，在处置工作中发生矛盾，不能形成合力。因此，建议制定专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规，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认下来，使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法定化。第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着合理要求与违法行为、多数人的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要严格依法进行，要针对不同的群体性事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正确分析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性质，严格掌握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开展处置工作。处置群体性事件只有依法进行了，才能把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纳入到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上。第三，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步骤，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方式，进行妥善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涉及面广，既有根源的复杂性，又有事态的模糊性，还有过程的多层性，因而一般处置难度较大。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相互配合，统一认识，上下一致，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在确定事件的性质，这是形成处置决心的关键环节。要根据事情的起因、界定事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序，进行风险评估，要始终坚持平息事态、维护稳定为目标，坚持“有所

为、有所不为”，严格法律政策界限，严格遵循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不越权、不失职，将处置工作的各个环节纳入到法律政策轨道，确保处置工作既依法有据，又干净彻底，不留隐患。

四、检察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执法策略

当前，腐败现象在社会上的泛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激起群众的怨恨，加深了社会的矛盾。职务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腐败的现象，不仅破坏党组织肌体的健康，而且也是影响社会文明、民主建设、破坏社会风气的毒瘤。同时，司法不公也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引发的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违法办案、超期羁押、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问题反映强烈。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使群众对国家法律的执行力产生怀疑，当这部分群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便引发了涉法上访，严重时发展为群体性事件。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检察机关在开展各项检察工作的同时，要始终坚持把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政法工作和维护稳定的重中之重来抓，认真研究其特点和规律，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好党的各项政策，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作出决策立足多数群众的切身利益，制定政策维护群众的基本权益，开展工作符合群众的实际需要，积极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要从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疏导理顺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变成克服官僚主义、改进作风的过程。要积极加强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配合，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依法惩治各种刑事犯罪，始终保持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高压态势，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参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排查调处，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努力把影响稳定的不安定因素解决在基层，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不断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法的监督，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既要防止打击不力，又要注重保障人权，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坚持监督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人民监督普遍地树立司法公正的信心。突出重点，集中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以及其他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犯罪案件，促进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同时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坚持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治理腐败，从根本上减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

正确处理上访和申诉群众的息诉工作是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消除矛盾的重要工作，耐心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帮助群众消除法律的误解，使他们息诉服判，化解矛盾纠纷，避免集体访、越级访问题的出现，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提高检察机关处理复杂矛盾、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努力做到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都能沉着应对，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所在，克服无能为力的畏难情绪，消除埋怨思想，增强工作主动性，不推不躲不拖，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议，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促成群体性事件主客观双方对话，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对待下岗职工和城市拆迁、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将矛盾与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第五篇：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及对策建议

王森郭伟方敏

2010年05月13日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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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近年来，随着我国网络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网民群体的不断扩大，网络已经成为群众意愿的常态表达和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虚拟性、自由性、开放性等特点，网络舆论极易成为失真信息、虚假新闻乃至谣言的产生地、传导线和催化器。近年来，以“华南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瓮安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河南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等为代表，网上群体事件屡有发生，虽然有的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的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有的也不同程度扰乱了网络内外秩序，个别甚至对政治稳定、社会和谐造成一定负面冲击，给引导公民理性表达意见、有序政治参与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课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瞭望》、《国际先驱导报》等媒体，纷纷对最近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给予专门报道。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表达诉求、舆论、发泄不满，并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社会现象。较之传统的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诱因相对集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对外和对内两方面诱因。对外主要表现为广大网民面对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如全国范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对内主要表现为对部分地区或部分干部，因误用、滥用公权力而损害公众利益问题的高度关注，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案”。

2.事发难以预测。一个普通事件甚至只是一条普通新闻，随时都可能演化成为网络上的著名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如山东科技大学校长乘车检阅军训新生的照片被网友发现，校长王春秋顿时成为众矢之的。一件在校方看来“很正面的事情”，一夜间在网络世界里变成了负面新闻，使目前的社会稳定预警机制难以准确预判。

3.网络特征鲜明。网络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放大效应明显等特征。局部现象、个别言论，瞬息可以传遍全国乃至全球，并被高倍放大，最终成为重大社会事件。如广元柑橘事件，起初只是广元旺苍县11个乡镇的68000多株柑桔树发生大实蝇疫情，仅占全县柑桔总数的8.9%，蛆果率仅为1%左右，但在网络的传播和无限放大下，一次普通的植物病虫害，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竟然变成全国性事件。

4.网络内外互动。网络群体性事件源起于现实事件在网上的传播，网民意见的集聚反过来又对现实事件推波助澜，并掀起更大规模的网上关注。如重庆、三亚等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后经互联网传播引起广泛关注，进而形成现实中全城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运，以及网络上以出租车运营为主要话题的大范围讨论。

5.参与主体日益呈现出非利益相关性。传统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一般为事件的利益相关方，如一些地方农民工为讨薪而自发组织围堵开发商。而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并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借此机会实现某种意愿的表达或发泄不满情绪。如“邓玉娇案”，真正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仅局限于湖北巴中县的几户人家，但结果有数百万网民参与其中，有些还组织后援团赴巴中直接支持邓玉娇。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成因

网络群体性事件个案的发生看似孤立偶然，但背后都有共性的成因。

1.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当前，我国已进入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既是发展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多发期。从国内情况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期和民主政治发展期，利益差距有所扩大、资源分配尚不均衡、社会保障体系仍未健全，涉及就业、司法、教育、医疗、住房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其中，一些长期“久拖未决”或是迅速“抓人眼球”的问题，特别是个别地区司法不公、少数领导干部贪腐渎职等群众关注度高、影响面广、民愤较大的，极易通过网络媒体“发酵”做大，最终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2.相关部门处置不当。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往往与相关部门在应急处置中“反应滞后、信息缺失、处理失当”密切相关。事件萌芽阶段，相关部门反应不及时、行政不作为，坐失解决问题的黄金时间；危机公关意识不足，主流媒体失语或片面报道，网络谣言风传，并迅速被公众接受，事态不断扩大；处置方法简单，得不到公众认可，个别地区甚至动用警力，致使事态激化，酿成群体性社会冲突，引发强大的网络舆论声势。

3.公众社会参与意识增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公众利益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日益强烈，对公权力参与社会利益调整问题尤其敏感。公众已不仅仅满足于信息知情，更希望能参与和影响行政、司法过程，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开通首日即被点爆就是例证。但在目前参政渠道相对单

一、利益表达尚不畅通的情况下，借助网络表达诉求、发泄不满、形成舆论压力，已成为公众积极进行社会参与的普遍方式。对此如不加以有效引导，极易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4.网络“群体极化”倾向推波助澜。在网络中网民群体极易出现“群体极化”倾向，即观点相近的网民一开始就有某种偏向，通过网络上的相互影响，在群体压力下产生从众心理，主观倾向继续偏移，失去了对信息的理智分析和判断，最终形成极端观点。这种盲信、盲从的集体无意识，使网络中充斥着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形成了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往往使事态失控，演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

5.境外敌对势力挑拨煽动。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三股势力”等，或是由头面人物亲自出马鼓噪，或是雇佣“写手”冒充中国公民或中立方，渗透网站论坛、编造虚假新闻、散播反华言论，并不断通过设置议题、跟帖回帖等形式，发布大量诬蔑、攻击党和政府的信息，寻机挑起事端，推动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或使之出现政治化、扩大化趋向。“7?5”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今年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发生一起新疆籍员工与当地员工群殴案件。这一普通的社会治安案件，却被热比娅和“世维会”抓住大做文章，他们通过网络极力歪曲事实真相，煽动群众游行示威，还利用互联网与境内不法分子联系，随时掌握情况、发布指令，叫嚣闹事“要勇敢一点”、“要出点大事”，导致“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

三、统一战线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意见建议

近年来，涉及民主政治、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经济等统一战线领域的突发事件和社会舆论明显增多，加之个别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统一战线成员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有人甚至公开在网上发表错误言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各级统战部门要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法制建

设的同时，紧密结合统一战线特点，大力加强统一战线安全建设，改进统战宣传和信息工作，确保网络舆论始终处于可控状态、发挥积极作用。

1.建立统一战线预防和应急管理机制，消除网络群体性事件现实根源。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畅通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及时反映统一战线成员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合理利益诉求，化解利益矛盾，消融尖锐意见。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形成代表人士队伍应急处置体系，建立代表人士调解员队伍，第一时间参与协调劝解，稳定情绪；统战团体应急处置体系，按照横向分类别、纵向分层级原则，及时开展现场调解，引导舆论、控制事态；党政部门应急处置体系，通过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等，利用统战、政法、公安、安全等部门的优势、渠道和方法，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处理机制。建立善后处理机制，协调有关部门适当照顾利益受损群众各方面利益及实际困难，做好劝解、说服、疏散群众和维护现场秩序的工作；对统一战线成员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和纠正，对受到迷惑的群众及时进行教育引导；研究深层次原因，加强调查研究，完善相关政策，努力从根本上杜绝涉及统一战线领域网络群体性事件。

2.建立信息工作体系，掌握舆论主动权。要加强舆情收集，设立信息直报制度，加强对一些重点地区、场所、人物管控；通过网络调查、专题讨论、互动交流等形式，紧密追踪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准确掌握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具体评价、传播范围和受众人群，确保各类隐患控制在视线之内，掌握在预料之中，化解在萌芽状态。推进信息公开，要进一步完善统战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充分发挥新闻发布会、“吹风会”、“通气会”等的作用，主动向社会提供及时、全面、可靠的信息，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充分满足，树立正面舆论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实现力量整合，在用足用好统战系统现有宣传阵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密切与宣传、出版等部门的工作联系，实现统战宣传资源的最大整合，特别要注重发挥网络宣传传播迅速、贴近群众、覆盖面广的优势，利用网络手段开展宣传引导，构建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统一战线舆论引导体系。今年5月，中央统战部新闻发言人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网友深入交流、解疑释惑，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3.把握信息传播规律，增强舆论导向性。要了解把握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探索舆论引导的新方式。讲求艺术性，突出统战特色、运用群众语言，宣传统一战线各领域典型工作和典型人物，特别是广大成员服务祖国现代化建设、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宗教和睦、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的先进事迹和鲜活事例，使主流价值观以灵活多样、深入浅出的方式入耳入脑入心。增强计划性，在涉及统一战线

领域的敏感节点或突发事件期间，准确把握舆论脉搏，配合相关部门主动设置有效议题和议程，根据舆论传播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合理安排事件报道、背景知识介绍、新闻评论等内容的比重，引导群众理性关注社会问题，有序参与事件讨论，防止主观猜测和谣言散布。注重策略性，针对受众易接受中立观点、专业观点、非官方观点的特点，重视发挥专家学者、论坛版主等“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鼓励他们充分运用在相关问题专业优势或群众中的影响力，通过参加电视访谈、发表专栏文章、网络论坛发贴等方式，在有关问题上发表正确意见和见解，为主流观点提供有力的外部舆论支持。

4.加强网络管理和建设，提高舆论控制力。要加强统一战线网络建设，开发网络资源，形成一批有影响、有特色的网上统战工作舆论阵地。要建好一批网站，既要加快统战部门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门户网站、互动论坛等网络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宣传正面观点，清除不实攻击；也要建立以民间面貌出现的网站，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和国内外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社会关注，配合正面舆论，形成声势规模。要管好一批论坛，目前以政党、民族、宗教等为主题的网络论坛数目众多、鱼龙混杂，个别已经具有固定受众群和一定影响力，要积极协调联系相关部门，加强对网络论坛的检查。对于宣传错误观点、极力造谣生事的，要坚决予以取缔；对于立场较为客观、属于纯学术研究范畴的，要加强沟通管理，引导其严把宣传尺度，批驳错误舆论，配合正确观点。要用好一批人才，建设政治强、业务精、具备新闻素质的专兼职网络评论员队伍，使用网民习惯的“网言网语”参与网上博弈，及时阐释法理、解惑释疑，争取网上话语权。

（作者均系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