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及对策

第一篇：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原因及应对对策

08本科法学三班：谭希希

学号：200808140303 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虞崇胜教授在本文中深入探寻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并从事前、事中、事后三步提出了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机制。

2008年是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年——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陕西府谷事件、河北定州事件、广东惠州事件„„，以及重庆、甘肃永登、海南三亚、广东汕头等地的多起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一次次群体性事件正在以激烈的方式考验着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一、深入探寻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

如此集中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年内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人民群众合理诉求的表达渠道和反馈渠道不畅，长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得不到地方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党群矛盾、干群矛盾、政民矛盾、警民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法泉最近撰文指出，一些重大恶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问题。应该说，李法泉书记的这一警示抓住了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症结所在。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益显示出优越性，但多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那些直接与政府冲突的“涉政公共事件”）则暴露出现行

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体制性腐败就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的深层原因：

其一，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与政府权力取向有很大关系。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过分地依赖甚至献媚于所谓“利税大户”，而这些“利税大户”则通过贿赂官员获取非法利益，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在备受关注的“涉政公共事件”背后，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一些地方发展中存在“权金化”倾向，一些地方政府只顾少数“富人”的利益和要求，不顾多数群众的普遍呼声，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侵害了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透过孟连事件，我们看到了官员和企业之间存在一个伤害群众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当地干部对群众要求的漠视和粗暴的工作态度。一系列现象将矛盾的深层原因指向了“权金化”：一些地方部门与民争利、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小圈子”，缺乏对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将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

其二，群体性事件之所以爆发，与领导干部作风有很大关系。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一些干部长期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呼声，对群众的呼声麻木不仁，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瓮安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因体制腐败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它是由一个偶然性较大的小事件引发，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的疏导，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多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怨从这一小切口喷出。仔细

分析瓮安事件的发生过程就会发现，在瓮安事件的背后是当地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的普遍化，是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国企改制中侵犯群众利益等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沉淀，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管理失控、公共服务缺失，更是党群、干群、政民、警民关系的紧张。

其三，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造成重大危害，与处理过程中的民主协商程序不规范、不及时、不灵活有关。

重庆市委书记***指出“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虽然是针对重庆市而言，但他所提到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大体相同。

其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和造成危害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有关。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明显暴露出我国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近年来，我国干部问责虽然更加普遍化和经常化，而且每一起重大事故都促进着问责制的启动。但是，目前各级政府的干部问责制并非健全和完善的，存在着许多缺失和漏洞。首先，是各级各种干部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标准和规范不明确，致使许多事件责任主体

不明确；其次，是干部问责侧重于事后问责，致使问责成为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惩罚制度。其实，问责制重要的不是事后问责，而应是事前有效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只有明确了干部的岗位责任，同时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加大问责力度，才能使干部认识到问责制的重要性。否则，群众就会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矛盾的升级和激化。

二、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既然群体性事件与现行政府体制和管理机制有关，特别是那些“涉政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而引起或激发的。那么，要消除或缓解群体性事件就必须从体制和机制创新下手，加强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注重消除体制性腐败，努力从源头上建立和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要将制度建设贯穿于群体制性解决的各个环节之中，用制度建设推动工作，靠制度创新解决问题。要遵循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着力健全完善能够制约权力运行、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制度，增强制度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同时，抓住制度执行这一关键环节，督促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执行制度，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具体来说，要着重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机制：

其一，事前的预警和协商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突发的，但是并非没有症兆的。说到底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建立和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要事前化解一些容易产生

矛盾的问题，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比如2009年由于大批农民工回乡，必然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矛盾，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的社会稳定工作，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关键的是要妥善地解决好农村的征地、环境污染、移民搬迁以及集体资产的处置这样一些比较敏感的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平时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这些矛盾的激化。

再就是要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既然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是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所致，那么，清除体制性障碍、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就成为防范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增强体制的应对能力，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保证信访渠道畅通，使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表达和反映，从而在源头上建立起群体性事件的防范机制。

其二，事中的应对与化解机制

由于社会是变动不居的，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因此群体性事件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既如此，如何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

要及时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首先必须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掌握准确的信息。因此，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有关信息必须公开，以便及时沟通各方，化解矛盾和冲突。目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问题就是沟通渠道不够，官民对话渠道不够畅通。过去我们总希望把民意引导到正规的渠道来找政府，但是政府这么多层级，民众往往无所适从，而政府部门间往往互相推诿扯皮，导致事件愈演愈烈。因此，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及时了解和掌握准确、真实的信息是关键性的工作。

要及时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必须及时化解群众的对立情绪。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而化解群众对立情绪的根本方法是民主。纵观2008年以来发生的影响大的群体性事件，多数都与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利益调节机制缺失，群众的要求得不到及时回应，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所致。因此，要建立和健全政府与民众的协商对话机制，及时化解群众的对立情绪。

其三，事后的问责和修正机制

群体性事件平息后，要迅速地总结教训，该追究责任的要追究责任，该严惩的要坚决严惩，决不能不了了之；同时也要及时制定出整改方案，分析事件的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

要针对干部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标准和规范不明确，导致群体性事件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情况，尽快制定规范化的群体性事件干部责任制，明确群体性事件的责任主体，做到每一个群体性事件都能清楚地找到责任主体；同时，也不能将问责制搞成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惩罚制度，而要事前就建立一套规范的责任制，用制度来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

要针对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政府体制和管理机制中的问题，及时地进行整改，改革和修正政府体制和机制中的弊端，增强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就目前情况来说，要针对群从利益诉求遭遇体

制性迟钝的问题，着重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而要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必须从理念、制度、体制和机制多方面入手，其中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消除体制性梗阻，完善群众利益协商调整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的当务之急。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及对策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政治学对策

摘要：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时期各种矛盾问题的综合反映，对我国的社会治安环境产生了严峻的挑战。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代表性地揭示了众多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的特点和引发原因，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凸显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减少和杜绝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选择。本文以群体性突发事件为切入点，在对政治参与内涵及价值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当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从公平正义、制度建构以及公民文化培育等方面提出应对我国公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政治参与 政治权利 对策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超常规的、突发性的、需要立即做出处置决策的社会事件。此类事件会使与其相关的政府组织社会控制力受到削弱，甚至可能使政府组织处于信仰危机困境。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置，将构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并发挥基石功效；反之则严重削弱共产党执政地位，丑化共产党执政形象。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所指出的：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导、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由此可见，如何在社会矛盾凸现期成功地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已经不容置疑地摆在全党和全体人民面前。

一，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是指某一社会群体（含临时性群体），因某种潜在社会矛盾或现实社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自感自身利益受到剥夺，借助某种自然性或社会性契机，采取非常规甚至极端方式对抗党政机关及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的负面社会事件。具体表现为：越级群访、集体上访、非法游行、冲击政府、堵塞交通、罢工、罢课、罢市、聚众械斗，并部分伴有打、砸、抢、烧或伤害政府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当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表层含义表现为利益诉求，而深层含义则表现为社会阶层或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利益分配的博弈。对于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政治概念。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中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即“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而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出发点。其次，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法律概念。从法律角度看，不论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如何，只要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侵害，即属违法或犯罪行为。因此，《工作意见》在限定公安机关的职责时特别指出：“根据党委、政府的决定，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控制局势，平息事态，恢复正常秩序；对群体性事件中违法犯罪人员以及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分子，依法打击处理”。显然，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又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

二，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可以概括出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1.多发性、多元性。虽然各级党委、政府普遍重视预防群体性事件，但群体性事件前仍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发生领域多元、发生次数频繁、发生地域广泛，作者在防城镇挂职期间，参与处理的群体性事件中，范围涉及土地权属纠纷、土地补偿款纠纷、因采矿造成污染产生的纠纷、医患纠纷、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等等方面。

2.从众性。从众心理严重，认为法不责众，“一哄而起”常见，情绪偏激并且短时间内群体动员力较强。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有挑头人物，有几个核心组织者进行煽动，大部份群众是跟随者，其往往存在以下心理：认为法不责众，随大流得到利益后可参与分配，如追究责任也追不到一般参与者头上；如不参与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有的地方挑头者为产生人多势众的效果，增加谈判筹码，甚至许诺不论是否争取到利益，凡是参与者都可以得到一定的误工补偿。

3.组织性。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情况看，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这应归结于其组织性越来越强；有的事件背后出现有单位干部或是社会闲散人员参与其中出谋划策的现象。

4.复杂性。人员复杂、情况复杂、理由复杂、处理复杂、控制复杂。

5.传播性。谣言四起，迅速传播。流言成为短时间内进行群体动员的主要手段和个别不负责任的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

6.破坏性。造成损失(经济损失、政治损失、社会损失、物质损失等)，破坏社会组织秩序，降低政府公共信誉。

7.非政治性。尽管有些群体性事件表现激烈，但当事人的请求大多是与自身物质、经济利益有关，并不是政治事件或刑事事件，往往只是利益表达和博弈的形式之一，是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的无奈之举，他们并不具有反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被敌对势力煽动、利用，也极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

8.难处理性。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大多由于矛盾没有得到化解而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处理解决难度较大。

三，政治参与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呢？我们先来解释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政治参与是现代化研究、特别是政治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研究领域，是传统政治学在行为主义革命影响下新发展的产物。关于政治参与，中西方学者已作过深入的研究，从各个视角下过多种定义。公民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美国著名学者孔奇则认为:“政治参与可以解释为全国或地方、个人或集体支持或反对国家结构、权威和有关公益分配决策的行动。”另外，亨廷顿和纳尔逊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给出的定义为: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该定义中并未区分参与活动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而是涵盖了无论根据政治系统的既定准则是否合法的所有活动。

从政治参与是否受到合理规制或规范角度看，可分为有序政治参与和无序政治参与。“有序”是同“无序”相对的范畴，所谓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指一般公民和团体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理性地有节制地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决策的过程。相反，无序的政治参与或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是突破现有制度和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或是合理但不合法的边缘型政治参与行为，群体性事件就是典型的无序政治参与行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体现。政治参与的有序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政治参与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具体表现为对现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的遵循，以及政治参与途径方式的合法利用。二是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是与激情型的政治参与相对应的。理性化的政治参与表现为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对法律、制度的遵循，对参与目标的合理确定，以及对参与方式的正确选择。三是政治参与的程序化。政治参与的程序化是对政治参与程序的遵从，归根到底是对政治制度的认同。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并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明确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要防止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大力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四，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特点

1．由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开始从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传统的利益结构被打破，出现了多种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和利益群体。在思想转变和利益动因的驱使下，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一旦发现国家的政治决策同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人们就会积极关注并设法影响这些政治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以期政府能制定出符合自身或所在群体利益的政策，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随之高涨，公民政治参与开始从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转变。2．公民政治参与制度不健全，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有上升趋势 以政治参与和既定的政治法律规范的关系为依据，可以将政治参与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公民在既定法律规范内展开的政治参与活动就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超越了既定的政治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就是非法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从合法性的层面来看，当下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可以分成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参与制度的建设使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制度的保证。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些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具体制度不够规范、不够健全，程序上不够严密、完整以及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结果导致公民以制度外的方式从事参与，即“非制度化参与”，我国公民非制度化参与日益增多。

3.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开始寻找其他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注重参政渠道的建设，但真正被公民采用并且确实行之有效的参政渠道并不多，参政渠道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相互脱离，二者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公民的参政渠道仍很狭窄，存在利益表达不畅通的情况，特别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在找不到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且自身的参与能力又较低的情况下，极易发生无序的政治参与行为，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总体来说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渠道还相对单一，有待提升和开发。公民参与意识的高涨与我国政治参与制度的不健全、参与渠道的不畅通形成的矛盾在没有被政府部门觉察和缓解的条件下，极易发生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

4.网络政治参与发展迅速，但公民消极参与的心态呈上升趋势 网络政治时代借助于信息技术对政治参与主客体双方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进行了新的界定和分配，为公民政治参与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虽然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兴未艾，但也不可否认，目前公民政治参与的消极心态有上升的趋势。使得原来的参与渠道丧失，新的参与渠道尚未建立起来，从而带来新的参与危机。五，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途径 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的参与是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而“确认人民群众的参与是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进行途径创新，来确保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一）发展社会经济，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

公民由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有积极参政的愿望，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政治参与地位低下、经济基础不强、非组织化的个体分散无力，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很难具备影响政府决策的信心，其参政需求得不到僵硬的政府机构及时有效的回应，参政的失败感最可滋生消极的政治参与心态，当然亦有可能激发极端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因此，要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前提条件。

（二）完善政治制度，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

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必须建立和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同时还要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完善制度是实现有序参与的保障，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必由之路。加强制度建设，需要做到: 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基本参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政治参与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这些政治参与制度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第二，拓宽参与渠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空间。一是要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参加政党或社会团体是公民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以组织为中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会比个人行为更容易达到目的。二是要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舆论媒体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及时便利的信息支持，同时，也使公民的政治要求得以表达。三是要发挥基层民主的作用。实行城乡基层民主与基层群众自治成为最典型、最直接的民主形式。四是要发挥网络参与的作用。网络技术可以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保证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

（三）培育新型政治文化，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社会基础

培育文化，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平，加强公民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教育和训练，培养公民的利益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是培育我国公民的政治文化，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的关键。政治文化对于实现公民高度的政治认同和有效的政治参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政治文明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育适合现代化的新型的公众参与型政治文化，不断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文化条件。具体来说，一是要培养公民意识，增强公共责任。通过不断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进一步增强公众的公共责任感，也就是要求公民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

（四）健全社会组织，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有力支持

政治参与应当是组织化的。“没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将堕落为群众运动”，是对民主的直接破坏。参加政党或社会团体是公民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以组织为中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会比个人行为更容易达到目的。我国公民可以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参与政治、表达意愿，这些团体分别代表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又同时与政府合作，是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首先，必须处理好党、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加强社会团体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团体自身的服务意识和参政的能力。要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两者间建立真正平等、有效的互动关系，不仅要缓解两者之间的各种矛盾，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科学规范的管理体制，更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明确两者权、责、利关系，增强社会组织对政府管理的有效参与，政府与社会组织双方在互信的基础上齐心协力，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第三篇：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处置对策探析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

及处置对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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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处置对策探析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利益诉求性、泄愤性、复杂性、策划组织性、广泛性、危害性等特点，然后从群众、政府及社会三个方面解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最后从事前、事发、事后三个阶段提出了进行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利益诉求；社会失衡；贫富差距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虽然还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是，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现有资料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有村征地补偿、城市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改革、军队复转干部、民族宗教、土地草场纠纷、环境污染、涉法涉诉、劳动和社会保障、腐败和社会不公、邪教和分裂祖国等。

一、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致使我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突发性

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是因自身权利受到偶然事件侵犯的一种反应性行为，突发性极强。

2.利益诉求性

尽管群体性事件政治性因素增多，民族宗教问题有所增加，但追求特定领域的利益仍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导因素，其经济性大于政治性。

3.泄愤性

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而且伴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

4.复杂性

群体性事件合理性与无理性共存、正当理由与不当理由共存、合法情节与过激行为共存。

5.策划组织性

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的转变，参与主体逐渐多元化，其组织性不断增强。

6.广泛性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员通常由当事人或家属；经济利益共同体；政治利益共同体；情绪共同体等组成。同时，新闻舆论以及网络的传播又使其得到社会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进而促使更多群体参与其中。

7.危害性

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极大，不仅体现在人员伤亡、组织消失、财产损失、环境破坏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对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造成的破坏性冲击。

二、原因:

对群体性事件的观察和分析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因为这些事件客观和真实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重要信息。在此，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1.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群众

1.1人们对于事件的鉴别力不足

各种文化类型、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渗透以及海量的信息大爆炸，使得公众无法甄别事件真伪。同时，大量网络信息的流传使得人们陷入认知冲突之中，并不自觉的充当了网络信息流传中的一环。

1.2人们维权意识增强但法律素质较低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社会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却不能正确而合理将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有机的结合与统一。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过分强调法律法规中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并认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即便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法律相悖，法律在面对群体越轨行为时的广泛制裁也是难以实现的。于是，现实中的这种思想认识偏差极易导致其行为的越轨。

2.群体性事件参与客体——政府

2.1官僚主义作风尤存，腐败现象严重

公共事务管理人员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能够公平、合理地处理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和冲突。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党政部门和人员的角色定位出现了偏差，公共权力行使方式欠妥。他们追求GDP至上，对人民群众的呼声与疾苦存在着麻木不仁甚至不闻不问的现象，他们不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且时常滥用职权，或以权谋私，或侵民扰民，或违法乱纪，使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由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长此以往，民众与之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和排斥感，并将这种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

2.2基层组织控制能力弱，不善于化解矛盾

随着我国逐步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人们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由利益所导致的各类纠纷愈来愈多，通过既有落后的制度安排已经无法予以解决，相应地各类基层组织仍然沿用以往解决思路已经不足于应对现实中复杂的社会事件，其结果就是难以解决群众利益的纠纷，从而使群众对基层组织失去信心。此外，政府在面对利益分配问题时如果出现明显偏差或失误，就极易造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在事发之后，有关部门和人员反应迟钝或行政不作为，未能够及时对社会公布事件的真相，对有悖于事件事实真相的谣言听之任之，相关利益受损群体的诉求得不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和正确的引导，以至矛盾升级与恶化。观察发现，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事件，几乎无不是由群众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部门对群众的合理诉求没有合理解决、不恰当使用警力激化盾等所造成的3.群体性事件环境——社会

3.1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公平失衡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所受到的冲击与付出的代价最为明显，而其获得的实惠却最少。因此，面对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其心理在受到巨大冲击的和震撼的同时，极易产生对立化和非理性化的心理失衡。于是，这些人群包括社会舆论对现实中的官员腐败、贫富不均、司法不公、治安恶化、信仰不自由、政府和官员的诚信缺失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当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一定量的积累之后，一旦遇到偶发的某一利益冲突的具体事件时，会使人们的这种不满情绪转化为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不满甚至仇恨。

3.2民情民意表达渠道不畅

社会弱势群体在与强势群体发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时，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他们往往处于失语失声、束手无策的境地，在体制内的利益诉求难以表达之时，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弱势群体联合起来，不得不寻求用体制外的方式进行利益的抗争，其中包括选择串联、聚集起来酿成群体性事件。他们为表明主张、宣泄情绪、扩大影响、实现目标而不断将事态扩大化，形成群体性的纠纷，借助舆论等力量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出面解决问题。

三、处置对策:

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从事前、事发、事后三个方面着手。

1.事前调控

事前调控是指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对群体性事件的调解与控制。

1.1建立灵敏、迅速、准确、畅通的信息收集渠道

在一定的意义上，社会不满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它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而与相同社会处境者产生共鸣。因此，收集舆情空间信息显得至关重要。

1.2完善利益均衡机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政府应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两种手段，进行双重调节，实现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这样既能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又能使国民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使利益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各群体的利益处于相对均衡状态，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

1.3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的维权机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当前我国数量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其利益表达能力低下，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组织和渠道能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缓和甚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4做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政府官员应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到权用于民，情系于民，利为民谋，为人民群众把好事办好

2.事发控制

事发控制指在事发过程中合理解决群体性事件的一系列行为。

2.1快速介入，控制事态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遭受社会挫折和经历社会心理失衡的过程中，本身就已经孕育了一定的冒险心理，当聚集为群体后，责任广泛分布于全体参与者当中，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必对行为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因此采取的行为往往比个体独处时更激进、更

冒险。因此，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要严防事态的扩大。

2.2讲策略，分类处置

正确处理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社会纠纷、社会骚乱和 有组织犯罪等不同类别的群体性事件。得当的处置群体性事件能释放出长期积聚的社会能量，使那些心理失衡的公众得以实现心理上的平衡，从而缓解社会紧张，起到一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3.事后处理

事后处理是消除事件不良影响、防止反复稳定社会的重要环节，确立稳妥的群体性事件善后机制。

3.1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稳定公众情绪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产生某种态度和行为总是由一定心理动机驱使的。因此，我们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密切注意群体性事件在平息后可能出现的新心理状况。

3.2查找原因，总结教训

群体性事件是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风向标和警报器，能表明社会上存在着某种利益的分化和失衡，表明有部分群众存在着利益诉求和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表明政府的调节机制出了故障，甚至暴露出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基层组织社会控制能力的不适应等，从而提醒政府根据这些信号，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矛盾的化解，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致谢

在此论文完成之际，我要深深地感谢在此论文写作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

首先，感谢潘启东老师的指导，正是他在课堂上的谆谆教导，才使得我接触并了解了组织行为学。

其次，感谢对此论题做出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我才能查阅大量资料，不断完善论文内容。

最后，感谢那些给我提供建议与资料的同学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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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提要：突发性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和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指标。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实质是处于相对弱势的民众对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现象不满的外在表现和维权行为。建立健全应对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法治防范控制机制，是确保社会平稳运行、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关键词：社会转型突发性群体事件成因与对策

作者徐若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邮政编码200241）。

群体性事件，即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程度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1]。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群体性事件越来越频繁。从_993年到2003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_7%[2]，1997年至2004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25.5%。群体性事件数量由_993年的0.87万起激增到2003年的6万起，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已超过9万大关，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参与人数也由_993年的73万多人增加到2003年的307万多人[3]。虽然说每一个处于转型期利益结构重组的国家都会经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群体性事件，不能不引起重视。

群体性事件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运动，它是群体性事件的传统形式，占到总量的80%；另一种多为因社会心理失衡引发的泄愤事件，如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相比群体性的维权抗争突发性群体行为更具不确定性[4]。它与维权运动不同，参与者大多与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只是因某次偶然事件引爆了人群的积怨，也因此比维权运动更难以把握和控制；又由于参与者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因此缺乏组织性和规则意识，非常容易失控，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如湘西非法集资事件最后演变成针对无辜目标的社会骚乱。可以说，突发性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一、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特点

（一）时间特点：事发突然，演变迅速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形成过程或长或短，但发生一般都非常突然，而且演变迅速，当事人为了扩大声势，往往相互鼓动，组织串联，采取大规模行动，人数众多，规模快速扩大，在数小时至数日内引起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参与。如2004年_0月_8日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从一般的争执到上万人的群体冲击政府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

（二）行为特点：情绪激动，行为过激

突发性群体事件一旦形成，群众的情绪相对比较激动，甚至失去理智。主要表现为大声呼喊、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拉标语、挂横幅、堵塞交通要道，甚至毁坏公物、打伤机关工作人员。

（三）主体特点：对象复杂，动机多元

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初期，参与人的性质比较单一，一般都是该事件的利害关系人，但随着事件的发展、时间的延续和人员的增多，参与人就会变得愈益复杂。如，有的是事件的引发者，有的是左右事件发展方向的骨干，有的是对事件扩大和恶化起推波助澜作用的附和者，还有的是因为事件扩大而滞留的人员。群体性事件虽由群体共同完成，但他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观心态是不同的，如，有的故意制造事端，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浑水摸鱼，趁火打劫；有的是不明真相，随大流而参与其中；有的则是出于好奇，参与围观、凑热闹。

（四）结构特点：组织松散，层次多元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在初始阶段大多是偶然集合而成的不特定人群，少数也可能存在亲友、邻居、同事、同学等一定的社会关系。但都是由于某种动因或某种利害关系，凭一时的激情临时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成的。他们之间没有牢固的组织关系，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严密的行为规约，这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和非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本质区别。因此，在事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或部分人员的基本要求、愿望已经得到适当满足的时候，有些人便很容易发生动摇、彷徨，进而走向分裂；有的人则会悄悄离去。随着时间的延续，前景的暗淡，这种状态则更加明显，以至达到事件难以继续而自行终止的境地。

二、突发性群体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大部分学者将突发性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归于转型期利益重新分配的不公平以及贫富差距。的确，数据也显示，自_984年社会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2005年已达到3.2倍，若将城市独享的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援助因素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将达到6倍以上，成为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会[5]。利益分配不公导致了社会分化为两个利益矛盾尖锐对立的阶层，加之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导致群体与政府的对立。但是，将突发性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仅归因于经济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性根源。

（一）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基础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社会同质性进一步消解，社会异质性增加，使追求同一性和超稳定性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基础。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将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人们受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容易导致价值体系的紊乱，从而使人们无所适从，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某些集群不规则行为现象。

（二）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政治因素

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从而导致干群矛盾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僚主义、腐败行为也是致乱之源。

（三）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这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文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

（四）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是目前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呈明显的弱化趋势，威信相对减弱。尤其是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的行政控制严重弱化。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由于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受到民众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民众的视野。加之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对本地区、本部门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知

之甚少或知之不管不问，致使一些本该在本地区本部门解决的问题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民众的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社会成员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体制外的对抗性群体力量就会产生。尽管如此，群体性事件爆发需要有一定的启动因素，这些启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

（五）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是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由利益冲突引发的突发性群体事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时，由于执行者认识上的偏差和方法上的简单粗暴，使部分群众因利益受到损害而对政策产生不满，以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因企业经营亏损、破产、转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当企业停产、倒闭、被兼并的职工在工作安排和生活保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时，很容易引发群体上访甚至闹事事件。三是因征地搬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不配套，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四是因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的群体冲突。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的诱因，此类事件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三、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防范与控制

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法治定性有利于政府理智地寻求法治的解决途径，有效地避免事件的升级和扩大，有效地消除民众的敌对心理，有效地预防别有用心者的“政治”暗示，从而减少社会的震荡，维护来自不易的稳定局面。

如何防范与控制突发性群体事件，其根本途径在于法治机制的打造和完善，即建立健全一套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具体包括，法律防范机制、法律化解机制、法律控制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发。在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引起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警觉和重视，及早决策予以防范，避免事态不断扩大、激化。为此，需要有一种程式化的、稳定的、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法律防范机制。

（一）弘扬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般说来，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表现在：第一，切实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第二，从总体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第三，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有差别的分配；第四，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使社会成员不断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进而使社会生活的质量不断有所提高。社会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关系到社会成员内心的平衡，关系到社会和市场环境的优劣，关系到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因此，不管是在立法，还是司法中，公平正义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都应当大力地宣扬，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公民对社会、政府和法治的信心。

（二）制定信息公开法，及时公开信息，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理性沟通

许多时候，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或者与政府矛盾的激化，并非是公民对政府固有的成见，而是来自于对真相的误解乃至于曲解。因此，政府要及时公布有关信息，树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形象。要有勇气面对由于政策、措施、行为的不规范、不妥当、不严肃所导致的不稳定。决不能刻意隐瞒、虚报、捏造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既是预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因素，又是有效化解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关键。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为弱者提供起码的生存空间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问题，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于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为：第一，完善养老立法，稳步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继续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第二，健全医疗保险法律体系，巩固城镇医疗保险，启动农村医疗保险；第三，进一步完善以失业、下岗职工等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率；第四，加大工伤、生育保险改革力度，完善该项立法；第五，启动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救济改革工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存在的生存危机，避免因利益结构失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维护社会稳定。

（四）依法行政，树立民主、秩序、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形象

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相比，行政权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力量，而且行政机关的活动与公民的关系最密切、最直接，也最容易引起公民的关注和不满。再加上公权力具有天然的自我膨胀性，因而行政机关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时，如果不是依法行事而是恣意妄为，极易成为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所以，建立健全行政法规，有效约束行政权力，执政为民，依法行政是有效预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根本。可以说，一个民主、秩序、廉洁、务实和高效的政府不仅可以使国家经济发展保持一个良好的势头，而且可以有效缓解和抑制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有效防范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一环。

第五篇：和谐社会构建中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原因及处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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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构建中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原因及处置对策

【摘 要】近年来，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攀升，规模也日益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己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深入探究群体性事件发生缘由，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防控体系，对于抑制和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确保社会的平稳运行，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 群体性事件 预防对策。

和谐社会必须以有序、安全和稳定为基本前提。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处理不好，党政机关同人民群众之间、农村干群之间、企业单位领导同职工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会一触即发，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近些年群体性事件频发，从前些年的四川“大足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到这两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丽江事件”及“保定事件”都不得不让我们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关注。

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称之为“群众性闹事”，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后期称为“治安事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被称为“突发事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安机关称其为“紧急治安事群体性事件件”。近年来我国官方和许多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称之为“群体性事件”。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

一书中认为“集合行为”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的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因各种社会矛盾引起的，人们为了满足某些利益而临时聚集在一起，共同偏离或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干扰社会秩序、侵害国家、集体或个人利益、违反社会规范。影响社会安定的过激行为，主要包括集体上访，游行示威，械斗哄抢，毁坏公私财物，罢工罢课，围攻殴打公务执行人员，破坏生产或干扰办公秩序等。本文将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其主要特点、发生的原因及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

一、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

1.规模较大，行为激烈，危害日趋严重。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大众性比较明显，常常有事件的组织者和主要分子进行组织、酝酿、计划、分工。一旦召集实施，其行为也变成了大众行为，大众意志，参与人数就不断增加，规模范围也不断扩大，难免引起更大的矛盾。

2.多种问题交织，处理难度加大。当前群体性事件中，往往是多数人的合理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要求相交织，多数人的过激行为与少数人的违法行为相交织，常常使得事件难以当机立断地解决，一旦应对不当，就极易激化矛盾，使事态扩大。

3.反映的内容有明显的权益性。群体性矛盾一旦产生，其内容无一不是涉及人生或财产权益。对于每一个普通公民来说，遇到或感到自己的人身权益或财产权益受损或将要受损，就会出现抗衡的心态，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4.参与人有矛盾的共同性。从每一个具体的群众性事件的发生过程来看，由于起因可能或已经造成群体权益的共同受损，故参与人所反映出来的心态也有共同性，通过种种方式抗衡或准备抗衡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一致的。

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1.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美国政治思想家亨廷顿说过：“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体制的转换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一些群众对政府的新政策不理解。政府制定的新政策、新制度，有的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有的则是按照超前的思路设计的。一部分群众由于受传统观念限制，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当这些新政策、新制度损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时，这种矛盾便更为突出。应该说政府的新政策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制定的，但是涉及其切身利益的群众一时难以理解。

3.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造势心理。认为闹事是唯一解决问题、获取实际利益的办法，故意扩大事态，聚众上访。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当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个别人错误地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引起政府机关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能尽快解决问题，便聚集起来寻求解决的方法，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同时，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处理同一类群体事件中，对行为过激的事件和一般性的上访在解决方式、承诺程度及兑现结果的差异也加重了群众的这种心理，产生连锁反应。

4.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存在问题。社会弱势群体要通过一种激烈的、体制外的、具有非法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方式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的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利益诉求渠道，还主要是由社会强势群体来主导的。在目前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企业经营者和党政官员较多，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较少。弱势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手段，他们在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中处于弱

势地位。在社会弱势利益群体由于资源有限，合法渠道又不畅通，利益被损害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采用施压性集体行动来宣泄利益诉求。

三、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美国著名学者谢茨施耐德认为，政府是社会冲突化的产物，也应该是冲突的调节者。因此，积极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是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对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1.认真分析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做到防微杜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有一个量变的渐进过程，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发。在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引起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警觉和重视，及早决策，予以防范，避免事态不断扩大激化。遇到具体的群体性事件，不仅要看到群体性事件的弊端，努力去消除和避免它，而且要主动追究造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和责任，主动寻找工作上的薄弱环节和不完善之处。

2.建立社会预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治理群体性事件要治本，即要从根本上、源头上消除事件发生的土壤和诱因，就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延伸信息触角，密切关注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掌握获取可能引发群体事件的倾向性、深层性信息。

3.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发挥法制宣传教育的作用。通过法制宣传，一是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是提高广大群众依法保护合法权益的认识；三是教给广大群众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尽量将事态消灭在萌芽状态。

4.拓宽并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一是完善信访制度。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防止一些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推诿塞责、敷衍了事、久拖不决，侵害群众合法权益发生。二是充分发挥如工会等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的作用，使其能够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三是开辟网络利益表达渠道。四是依法对群体性事件加以疏导。应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作用，在对事态保持控制力的情况下，适当批准群众正当的游行示威申请，可以缓解社会压力和紧张程度，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平衡。

5.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解决群体性事件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稳定和发展的主题，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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