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

第一篇：中美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

中美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

前面两个章节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关系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如果说工业革命开始、金融和贸易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形成，那么一般认为，1648 年签订的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现代国际政治关系的形成。导言中已经指出，没有自由市场谈不上世 界经济，同样，没有民族国家就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 系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结束了欧洲 30 年战争，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并 且提出了现代国际关系最初的基本原则：

一、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行为主体是民族主权国家。

二、只有国家才拥有完全的法律行为能力，这是由国家拥有主权这一基本属性所决定的。

三、1主权是不能割让的。民族国家刚刚登上世界舞台就已经表明，它们将遵循一套前所未有的行为准则。在此之前，国家间的竞争有如在封闭的角斗场上展开，相对获益是判断胜负的标准;在此之后，国家间的竞赛逐渐演变成超长距离的马拉松，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一样成为核心的游戏规则。推动这一变化的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和生产能力的飞跃。

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使公众随时能感受到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异，促使他们对政府提出更

多的要求。不仅要实现绝对获益，而且要实现相对获益;不仅要持续增长，而且要赶超其他 国家。结果，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因落后而消亡的国家极为罕见;但因为不能达到国民的期 望值，而失败垮台的政府则层出不穷。在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的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日益 激烈，要分出上下高低

【解说】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５日在京发布《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蓝皮书，报告中指出，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之间的国家竞争力差距正日趋缩小。蓝皮书指出，２００８年，全球１００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国家竞争力排名前１０名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英国、荷兰、瑞士、法国。中国国家竞争力近２０年间由７３名上升至１７名。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之下，美国整体竞争优势依然较大，特别是经济结构、全球联系、人力资源结构层次等方面优势更为明显，有许多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但中国在经济增长速度、需求潜力、国内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已经逐渐取得竞争优势。日本国家竞争力长期位列前三甲，在亚洲保持了绝对领先地位，中国国家竞争力正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与日本的差距也逐渐缩小。与印度相比，当前中国的国家竞争力总体略强于印度，而印度在社会管理、产业集中等领域领先中国。专家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需要的是公平、合作、开放，属于“包容性增长”，不能把中国经济的强盛、竞争力的提升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等同起来。

现在奥巴马上台，说中美两国既是合作的伙伴，又是竞争者。我想提法有改变，但是精神内涵是一致的，就是今天的世界，美国当然还是毫无疑问，全球最有实力的，经济军事或者政治强权。但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所以中美两国的关系是有越来越紧密，也是多元化，多层次这种相互交错非常复杂的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共同点，需要合作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竞争的关系，这又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所以我想奥巴马的说法，词语不太一样，但是也可以说一脉相承。

奥巴马认为，中美关系的关键是，两国要保证彼此间的竞争是针对消费者以及市场的良性竞争，是符合国际规则的竞争。如果说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建立并维持新的商贸模式，那么两国都将最终获益，国际社会也将因此获得更大的稳定。

这场经济危机是美国人完全意识到，要解决当前中美间的商贸模式，不仅要依靠美国人改变储蓄和消费习惯，同时也意味美国要向中国出售更多的商品，靠中国鼓励其国民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

为此需要尽可能延长保持其第一经济大国地位的时间,以确保“一超”的物质基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未来10-15年亦是推进长远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并坚信在建国100周年前后能够实现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这种经济实力的竞争不可阻挡。尽管届时中国人均GDP仍远低于美国,但经济总量将可能超过美国。世界银行和美中情局甚至认为,2年后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超级经济大国。这种竞争态势导致的实力消长势将动摇美国“一超”的经济基础,引起一种复杂的心理反应,即使中国经济规模永难超越美国亦是如此,正如人们常说的田径比赛一样,跑在前面的总会担心后面的。因此,要确保“一超”地位,美国内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其次,实力的消长可能导致中美双方地位的变化。美国家安全报告及其他战略报告基于此认为,在未来10-15年内美国仍面临缺乏单一挑战对手的“战略机遇期”,但此后并不确定,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具有挑战能力。显然,美国总有人会有根有据地从历史上大国关系演变寻找线索,认为新的经济强国难

以避免地要挑战现存超级大国的地位。为防患于未然,遏制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挑战美国家利益的战略对手已列为美全球战略的主要一环。小布什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大国应得的尊重”,但应将中国的“势力范围”限制在亚洲。遏制必然引发反遏制,这同样是一种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意识形态可以说不是中国被美国内定位为“战略对手”的主要甚至重要的原因,美国同样会把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包括美国的盟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再次,两国对国际格局与秩序看法不同引发观念上的竞争。中国认为世界在不可阻挡地走向多极化,这与认为世界“离开美国将一事无成”、并试图建立“单极统治”的美国的看法截然不同。在安全关系上,中国的新安全观旨在建立新的多边合作安全,而美国则要建立别国难以消失疑惧的的同盟安全体系。在国际秩序上,中国认为现存国际体系不平等,需要改建新的、非霸权国家控制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国家主权要得到充分尊重。而美国以人道主义为幌子,实质是要以“新干涉主义”为建立未来国际秩序铺路。

近几年，中国的进口每年都新增千亿美元左右，已跃居全球第三大进口市场。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增多和升级的贸易摩擦问题，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已经从微观的商品贸易摩擦如纺织品、家具等扩及到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宏观层面的经济制度性摩擦。此外，经济摩擦政治化和社会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如何理性看待中美经济摩擦问题，需要将其放在世界经济新的发展趋势中来分析。中国和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大国代表，在这些新的趋势和潮流中，彼此间的冲撞和摩擦会表现得尤其激烈。

中美日益密切的经济依存关系为双方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两国在贸易平衡、货币升值、知识产权、政府补贴、市场准入及其他领域增加了摩擦。

（一）把经贸关系政治化

全球化使美国经济外交越来越频繁，政府更加重视经济实力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并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市场门槛和开放市场，同时竭力促使其接受美国经济模式、采取美国式的市场制度。这除了直接服务于冷战后的美国经济利益外，还包含更深层的目的：就是使一个统一在美国文化价值观下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界早日到来。在经济和贸易政策被高度政治化的华盛顿认为，在贸易问题上采取软身段，不仅所获有限，而且将冒被称为不关心困境中的美国中产阶级状况的风险。政治化也是为了向中国提高要价。对人民币施压已成为美国政客的首要关切，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曾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广场协议”。事实上，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和美中经济关系已与日本当时的情形相似。[5]由于普通美国民众的国际知识很少，政府在外交上操纵民意并不困难，甚至会为了维护国内声望而制造国际危机。美国出于国内政治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原因，坚持把两国经贸关系政治化，这样做可以转移国内矛盾，为政策失误开脱责任。当前的中美经济摩擦至少从两方面看对中美关系构成了威胁。首先，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两党候选人可能为了迎合选民而把经济问题归罪于中国。其次，这种印

象的长期影响及由此造成的报复行为，只能进一步导致经贸关系政治化，对两国经济都将造成伤害。中国人以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留给自己享受，但从中受惠的美国人并不领情。相反经贸问题已成中美关系紧张日益增长的源泉。仅2007年，美国会就提出了50多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涉华议案。然而，使用贸易

保护主义做法，要求某一国家为美国济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承担责任，不仅无效，而且将损害美国利益。何况“中国政府所做的与日本、爱尔兰等所做的没有什么不同，不应该区别对待中国”。[6]

（二）国内问题国际化美国因伊拉克战争而债台高筑，使共和党政府面临巨大舆论压力，特别是来自民主党的批评。民主党对于扩大开支有很多想法，但对于如何减少开支却一筹莫展。现在80%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方向有问题，持续的不满会使愤怒的人们寻找替罪羊。面对巨额赤字两党都无计可施，于是就拿中美逆差说事，容易吸引选民眼球。从国内储蓄角度看，美国为了发展就必须引进外国资金。为了交换这一资金，就得购买外国产品，而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就必须保持经常账户赤字。如果只是从贸易和资金流入源头找问题，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就根本无法解决。如果把中国从广泛的宏观经济背景中孤立出来单独讨论，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减少与一国的双边贸易赤字，对于严重缺乏国内储蓄的美国而言，丝毫无助于解决本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问题：减少对华赤字的结果，只能把它转移到其他国家。面对日益萎缩的制造业以及来自中国越来越强劲的竞争，美国政治精英的担忧不无道理，何况一度垄断世界制造业市场的正是美国。不少议员对于中美贸易不平衡十分忧虑，正如众议员曼祖罗所说，如果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须具有大规模的制造业。所以，国会和2008年总统候选人进一步对布什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在中国的汇率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取得进展。

第二篇：合作与竞争共存的中美关系

合作与竞争共存的中美关系

摘要：中美关系是影响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对国际战略格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牵动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近年来，中美两国的互动更趋频繁，总体呈现出相对稳定性，这与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强大有重大关系。从世界和平和统一发展的共同主题下，两国关系将主要以合作共赢的形态存在，但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存在，必然也会存在一定的竞争和冲突性。

关键字：合作竞争经济发展战略利益

自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一超多强”的条件下，它有恃无恐地推行霸权主义，海湾一战，布什借大胜之威，以“美国领导”为旗帜的“世界新秩序”正式出台，不顾西欧盟国的反对，搞“单边主义”，单挑伊拉克，这都是美国以霸主的姿态显示其超强大国的威力。金融危机后，虽然美国的经济有一定的衰落，但这是从顶峰上的衰落，它在经济力、军事力、文化力、科技力、人才力等方面仍具有优势，仍是世界最强的大国。但不管美国是否足够强大，他都不是单一的存在，他不能通过单干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它需要盟国需要合作才能实现。而从我国发展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结构和效益的关系正在日益趋于改善，经济与社会发展趋于协调，一些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缓解，国家正朝着宏观可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我国已经渐渐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由经济发展可见，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将是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大力量。因而我国作为新兴崛起的发展中强国，必然会成为美国为谋求国家利益发展战略盟友的重要选择之一。同时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中，各国合作互赢，良性竞争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中美两国的关系必定是以稳定的合作为前提的，但由于两国的文化政治差异，必然也会存在一定的竞争和冲突。

在举世关注中，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落下帷幕。现任总统奥巴马成功连任，将继续执政四年。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奥巴马政府表示“欢迎一个和平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寻求与中国更多的合作。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杰弗里 • 贝德（Jeffrey A.Bader）也论述道，奥巴马政府打算“用一种平衡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为此确立了对华战略的三大支柱 ：其一，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影响力的提升 ；其二，美国决心让中国的崛起符合国际规范和法律 ；其三，美国要努力塑造亚太地区的环境，以确保崛起的中国成为地区的一个稳定因素。

中美之间既有利益交汇点，也有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各种因素纠结其中，使得中美关系出现非常复杂的局面。但概述之，都是合作与竞争共存的关系。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主观上中美两国决策层都认识到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美合作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美国上下日益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发展对华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已成为两党主流共识。2012 年 11月20 日，奥巴马总统与温家宝总理在金边会晤。温家宝总理指出，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奥巴马表示，“美方继续致力于与中方建设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他提出，双方高层可尽快进行沟通，为下一个四年美中关系发展制定具体路线图。

其次，客观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已经远远超越了双边关系范畴，有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内涵。除了传统的安全威胁之外，中美两国还面对许多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两国利益的交汇点在增多。中美两国无论是在双边问题上还是在多边层面上，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涉及国际反恐、军控与核不扩散、地区安全与稳定、打击贩毒和非法移民、能源与环保、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事实上，在许多涉及地区和全球的重大问题上，中美之间都会事先进行沟通和磋商，协调立场。

再次，中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推进双方经贸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目前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美国在华有巨额投资，中国是美国海外第一大债权国。在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推进对华经贸关系的发展对美国极为重要。奥巴马政府一直要求中国遵循国际规则，对华不断施压，但并不希望出现贸易战，因为那样只会两败俱伤。

最后，中美之间的磋商与合作日益机制化，并能就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有助于减少双方的误判。自 2009 年以来，中美元首会晤多达 12 次，胡锦涛与奥巴马成为中美建交以来会面最多的中美最高领导人。中美两国领导人还多次通过书信以及电话方式就双边关系以及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交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至今进行了四轮，促进了两国高层战略沟通，加深了对彼此战略意图和政策的了解，有力地推进了互利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的情况下，这些机制有助于增信释疑、促进合作，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对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还要有充分的认识。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明显不同，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有着明显的差别。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个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一个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 ；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一个是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明显的差异决定了中美两国看待当今世界的不同。

总之，未来美国对华政策依旧是两手 ：一手是直接同中国接触，试图影响中国发展的方向，寻求中方在一些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 ；另一手则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布局，对华施压，包括利用第三方来牵制中国。随着中美力量对比进一步拉近，双方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博弈都会有所加强。而加强协商与沟通、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将成为中美关系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赵曜.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的巨大深刻变化[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 , 6(3):95-117.[2] 萧舒.合作竞争共存的中美俄三角[J].当代世界,2010,3(7):7-8.[3]袁征.中美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前行[J].国际安全研究,2013,1:67-70.[4]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J].世界政治,2010,12(4):4-15.[5] 金灿荣,刘世强.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J].2009,4:40-49.

第三篇：团队中合作重要还是竞争重要

一辩稿

谢谢主席，大家好：

在许多求职面试中，团队更加注重应聘者的个性。例如现在火爆的求职节目职来职往，这种一对多得求职方式正是通过求职者自己的个性突显，让企业与求职者进行双向考量。由此可见在团队合作中个人个性的发挥对团队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我方的定义中，突显个性是指，在团队合作中，拥有独立思辩的能力，质疑的精神，对于现状、常规甚至权威要敢于实破，挥洒个性，表现特长，施展才能进行自我的价值实现。而收敛个性则是，在团队合作中不露锋芒，安于平淡抑或是合作时遭遇矛盾只是表面和气。我方认为在团队合作中，突显个性最重要。

有个性的人更善于创新。善于表现的个性的人更加有想象力，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可能性，这种想像力就像一粒种子，这是创新的源泉。而合作中必然也会因为个性的不同产生质疑与摩擦，但同时这种质疑与摩擦也是创新的一个原动力，新的发现往往始之于矛盾。收敛个性后思维的碰撞少了，如果你有好的意见收敛个性不提出来那就无法讨论，讨论中收敛个性也无法发现创意中的问题，创新是一个团队的事情。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只有在合作中表现自己才能增进彼此的了解与沟通。而管理层充分了解成员的特点个性，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团队力量和优势。也正是这种千差万别的个性，才能真正组成一个完整的团队。团队内部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成员对团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心力和凝聚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团队对成员的科学管理的技术起点，就是承认和尊重团队成员的个人价值。根据科学研究显示，一个人的个人价值受到承认和尊重，人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可以发挥80％～90％以上；反之，只能发挥20％～30％。现代科学管理追求的这种团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和谐统一，是团队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

团队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虽然我们都讲求合作，但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号或形式上，如果人前和气一团，非常有团队精神，人后却怨气冲天，拆团队的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团队中是非常危险的现象，这样的团队不仅效率低下，更可能在遭遇危机时土崩瓦解。个性需要与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相协调，团队的组织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君子和而不同，也正是这种合作中突显出来的千差万别的个性，才能真正组成一个完整的团队，才能在合作中优势互补，更多的发挥自己的能力。

第四篇：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

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美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以来，冷战期间两国有过“亲密关系”的历史时期，冷战后也经历过诸多波折。不过，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一直相对稳定，即美国希望通过接触政策，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然后通过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引导中国发生转变，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美国可以接受的国家。然而，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大框架正在逐渐消退，中美之间的战略共识也逐渐松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大致的战略共识，将其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s）”，并谋求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一、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到来

事实上，回顾美国十余年来的战略轨迹，有两个重要的趋势左右着中美关系演进的大方向。

趋势之一是中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使得中美两国在实力差距上快速缩小，并由此导致两国在大战略上越来越趋于对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量为2.75万亿美元，美国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13.86万亿美元；而到了201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20万亿美元,美国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62万亿美元。在十年间中国迅速拉近了与美国经济力量的差距。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06年中国军费开支是926.52亿美元，美国同年的军费开支是6206.87亿美元；而到了2016年，中国的军费开支上升至2257.13亿美元，同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6062.22亿美元，两国之间的差距也显著缩小。如果仅仅对比这两个简单的指标，不难发现中美之间在实力对比上的快速变化，这种变化潜移默化影响着美国战略精英对外部威胁的判断。

更为关键的是，与力量的增长相匹配，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变得更加奋发有为。十八大以后，不管是在顶层设计上，还是在具体政策上，中国外交都进入到一个开拓进取的阶段。回顾这一阶段的中国外交，中国试图实现两个战略目标。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如何平衡周边与美国的关系，以从结构上理顺中国外交的战略重心问题。为此，2013年6月7日至8日，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会晤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构建两国关系的大框架，然而从过去五年中美两国的互动来看，美国并没有接受这一概念和框架。同年10月25日，中国周边外交座谈会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战略执行的力度来看，期间受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推进程度受到一定限制。在第二个战略目标上，中国旨在解决区域和全球治理不足的难题。中国在2013年相继提出了构建“一带一路”和筹建亚投行的倡议，旨在从功能上补足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的短板和不足，试图在区域经济治理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也意味着中国在秩序观上更加重视寻求影响力。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努力，西方学者和战略精英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它们将中国的行为定性为“强势”。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近年来进行了对华政策大辩论，对过去几十年美国秉持的对华接触战略进行了反思，并基本形成了对华强硬的战略共识。尤其是在十九大召开后，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新时代的战略定位，对未来国家战略目标的设定，以及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外交新理念的阐述，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美国战略精英对此深表忧虑，他们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再定位，并推动美国改变对华外交政策。

趋势之二是美国相继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反恐战争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恐怖主义是美国的头号威胁，应对中国还不那么急迫。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仍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因此获取战争胜利仍然非常急迫，但是中国力量的上升和外交的转变，迫使美国抽出更多精力来应对中国。2011年前后，美国的亚太政策逐渐成型，其战略重心逐渐从中东转向亚太。在2012年年初发布的《防务战略指南》中，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总结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美国在应对恐怖主义和中国时是两手都抓，但是越往后投入应对中国的精力更多一些。特朗普上台后，这一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17年6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讲时指出：“我认为有两类威胁，这些问题组合威胁我们的生死攸关利益和安全。第一类是以新的方式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国家和修正主义大国；……第二类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与跨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跨国威胁，这些跨国恐怖组织往往与国际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有重叠。”从其重要性来看，中国崛起的挑战已经超越了恐怖主义的威胁。

在这两个趋势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巨大变化。特朗普上台以后，尽管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两国领导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在朝鲜核问题和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持续施压，并调整了对华政策。事实上，早在2017年1月26日，随后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战略规划的高级主管，并牵头撰写特《国家安全战略》的纳迪亚·沙德罗（Nadia Schadlow）就撰文指出，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是时候将竞争文化注入到美国的外交和发展中去，以应对中国的挑战。沙德罗的这一观点，基本代表了美国战略界的共识，并逐渐推动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的大战略，最新的《国家战略报告》正体现了这一共识的延续。该报告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并且尝试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国领导人为此，美国开始重新思考过去二十年以接触对手、将其纳入到国际制度和全球商业中，并将其转变为温和行为体和可信任伙伴的接触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竞争性外交。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

二、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

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美关系的基调明确为战略竞争。那么，在战略竞争的时代，中美关系会呈现出何种图景呢？这首先要判定几个一般意义上的前提，以准确判断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向。

首先，随着中国实力日益接近美国,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在理论上，当崛起国实力接近霸权国时，二者的关系会持续紧张，并有可能走向冲突。在现实中，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变化趋势同样表现的非常明显。对中国而言，不管是从大政方针，还是从社会舆论，奋发有为是当前的主旋律。《时代周刊》关于“中国赢了”的封面文章，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获利更多、美国获利不够的认知。在美国国内，政府、智库和社会舆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对华强硬也已经成为战略共识。当前，美国战略界还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过去十年中国和俄罗斯花费了数十亿美元，通过人文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及其认知，这种日益上升的集权主义影响力被称之为锐权力（sharp power）。在美国战略精英看来，中国的锐权力正在严重威胁着美国的软权力。目前来看，中美两国的行为都在客观上强化这种认知，目前并没有缓和的趋势。

其次，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不是线性的，也不能用线性思维来看待中美关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力量消长不是线性的，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是线性的。中国当前处于相对弱势，更是不应该僵化自身战略思维。美国最新的《国家战略报告》和《国家防务报告摘要》发布以后，国内学术界和媒体的一些分析家惊呼中美要重回冷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线性思维。中国应该意识到这种竞争带来的压力，但是也不能过度拔高、渲染，尽力避免实现自我的预言。毕竟，外交政策更多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宿命。即便美国选择进行战略竞争，中国还是应该按照既有的战略设定，避免被美国拖入战略竞争的轨道中去。

再次，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不在两国的直接冲突，而在于第三方问题，甚至在两国关系之外。尽管当前中美关系整体下行，但是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从两国在彼此外交关系中的地位和两国的行为模式来看,中美两国走向冲突的概率还是相对较低的。然而，近年来核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等第三方因素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当前中美关系中有可能会产生冲突的棘手议题，大多集中在这些议题上,在地缘上也分布在亚太地区。不难预测，随着中国力量日益上升和外交政策更加进取，美国将会扩大战略伙伴的范围，在更宏大的视野上来应对中国。美国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概念,就体现了这一诉求，同时反映了亚洲地缘政治变化的新局面。也就是说，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制衡中国的努力在地缘上已经跨越了亚太地区，在议题上更是比以往更加深入。根据历史上大国命运的启示，大国的危机往往发生在不被关注的边缘地带，而非权力中心。因此，在中美关系之外的地区和议题同样值得中国重视，谨防两国被牵连其中。

第四，经贸越来越难以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在理论上，自由主义理论普遍认为，经贸关系是可以作为国家关系中的粘合剂和压舱石的。在中美建交以后，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即使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面临诸多困难，有一些学者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仍然可以避免规则层面的恶性竞争和对抗,抑制可能的脱钩苗头。然而，从目前特朗普的政策来看，经贸关系逐渐成为中美冲突和竞争的领域。中美经贸关系的内在矛盾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难以改变，我们需要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地位进行再评估。

根据以上四点，不难对中美关系的总体趋向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如果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中美关系在理论上会有四种截然不同的图景，即合作、竞争、对抗和冲突。在冷战期间，中美分别经历了冲突和对抗的时期。两国建交以后的近四十年，中美关系的大基调是合作的。然而，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的基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转变成为美国的首要威胁。那么，在战略竞争的时代，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图景呢？如果将中美两国关系的议题进行拆解，当前中美之间有三种图景会同时存在。

第一，虽然特朗普政府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调定义为战略竞争，但是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合作的领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扩大、深化，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人文交流、经济投资和贸易关系等领域，中美两国仍然存在着合作的巨大空间。正如董建华先生在美国中国总商会晚宴的致辞所指出的：“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从学生到游客，从商业人士到专家学者，各行各业人员大量接触和交往编织起来的纽带，使两国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这些领域历史上一直在夯实中美两国友好的基础，当前中美两国急需找到解决美国国内对“锐权力”与“软权力”认知的路径。解决了这一问题，可以将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的基调逐渐条块化，进而拓展中美合作的空间。

第二，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也可以是良性竞争，但是要警惕在某些议题上不良竞争的后果。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设定为竞争对手本意并非与中国对抗，而是试图通过重拾战略竞争的文化，以获得对中国的战略优势。仔细阅读这份《国家战略报告》，在其论述中也提及到：“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是不可避免走向冲突，然而没有人能质疑我们捍卫利益的承诺。”2018年1月29日，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也阐述道：“这不是一个对抗的战略，它是一个承认竞争现实以我们能够维护利益与维持和平的战略。”作为较弱的一方，中国应该看到美国大战略调整背后的战略考量，在此基础上形成合理的应对策略。虽然无法阻止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意图，但是中国可以通过努力控制战略竞争的边界，并积极塑造一种良性竞争的文化。

第三，不排除在某些领域上存在中美两国走向对抗的可能，中国需要评估这些对抗将中美两国拖入冲突的风险。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在核问题、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持续对中国施压，这些议题已经成为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核心着力点。

三、中国如何应对与美国的战略竞争

在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并试图通过战略竞争重新取得美国的优势时，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态势？由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必须在宏观的大战略层面和微观的外交行为层面同时着手，在大格局上稳住局势，在具体领域上精耕细作,以保证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的轨道上。首先，要适当调整中国自身的外交行为方式，积极塑造中美两国良性竞争的文化。特朗普政府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这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毕竟中国已非四十年前的中国,要拥有战略信心。不过必须看到的是，中国仍处于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在对美外交政策上还是要与中国的国家实力相匹配，这要求中国做到以下方面：

第一，在奋发有为的时期，中国更应该要韬光养晦，避免锋芒毕露。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树立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且指出中国拓展了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现代化路径，这被美国的战略精英解读为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模式之争，也是中国被冠之以“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的原因。对此，应该引起中国的足够重视，并极力避免战略冒进。回顾历史，美国早在1894年就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然而它真正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央却是在1945年以后，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战略滞后于实力是比较稳健的选择。

第二，大国需阳谋，中国应该调整外交行为方式,树立中国气派。缓和中美两国的竞争态势，这不仅取决于两国利益的契合度和价值观的共识度，还取决于彼此的行为模式和对威胁的判断。中国在宏观大战略和微观外交行为中选择阳谋是明智的选择，毕竟，在逐渐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之时，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前所未有的扩展，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文化差异巨大，在出现利益碰撞的时候，美国政府和人民的适应和调整需要一个的过程。为此，中国应该学会克制，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考虑到对方的舒适度。

第三，在彼此顾忌的核心议题上互相尊重，建立战略信心。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举措冲击其主导地位非常忧虑，因此以加强军备应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概念来应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应该与美国进行战略沟通，使之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形成信任，以明确两国的战略边界，塑造良性竞争的文化。

其次，中国应该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朗普上台以后，坚持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重视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承诺与关注。特朗普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使得它们担忧双边关系，并且有可能调低对美国的预期。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国家试图规避风险，有一些国家选择两面下注，寻求提升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中国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应该抓住机会，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

第一，夯实柬埔寨、泰国、缅甸和巴基斯坦等既有与对华有好国家的双边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石。

第二，改善与越南、印度和新加坡等对中国具有防范意识和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的双边关系，这有助于缓和中美关系下行时的冲击。

第三，改善与美国亚太盟友的关系，最大程度上扩大对中国友好的国家数量。再次，处理好与俄朝伊等国家的关系。如果仔细思考，美国的大战略规划与在具体外交议题上的战略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在美国的大战略设计中，中俄朝伊都是其外部威胁。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中国需要重新统筹大战略：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强化中俄关系，以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需要重新思考朝伊在中国战略格局中的位置，重新评估地缘政治后果，以有备无患。对中国而言，要积极调适对美外交政策，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这对于改善自身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第五篇：干部学习讲稿：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合作还是冲突

干部学习讲稿：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合作还是冲突 梁亚滨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

大家好，我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梁亚滨，今天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叫“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合作还是冲突”。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和平与稳定与发展，所以中美关系能否好还是坏，是决定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变量。

一、中美缓和：从敌人到准盟国

（一）新中国外交政策演变

我们从历史看未来，第一个部分，我们进入中美缓和的一个过程，从敌人到准盟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怎么办，在国际问题上，国际外交关系当中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当时采取一是“一边倒”的政策，毛主席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是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我们采取一边倒的政策，（用毛主席的话说）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导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导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们采取的是“一边倒”的政策，而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就完全由二战期间的同盟关系走上了一种敌对和对抗关系。

同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方式？为什么我们要采取“一边倒”？首先是一种国际体系格局所带来的原因，在当时是美苏主导下的两极格局，在两极格局下，对于次要国家来说，选择的线路是非常有限的，选择的范围是有限的，你要么导向这一边，要么导向另一边，采取中央战略是很难实现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采取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跟资本主义国家有冲突。因此我们导向苏联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感。而跟美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分裂，导致中美之间不太容易产生合作或导向美国，从地缘政治上来说，美国在当时来说对中国也造成了很大了威胁，包括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同时，我们也发生了朝鲜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孰是孰非我们今天不展开，但这场战争本身就表明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达到了顶峰。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两极格局，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峙，蓝色的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红色的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世界基本上是处于两大集团的冲突对立当中，有个别国家采取中立，但这些国家属于一些非常弱小的国家，它的导向不会影响整个体系格局的巨大变化，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你的政策的变向会极端地影响到两极格局的稳定。陈毅元帅说：“要在战役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的话，我们整个安全形势或外交形势就有可能有巨大的突破。

在美国方面来说，也有这样一个跟中国进行改善的想法。尼克松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曾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在当时还是一个处于愤怒的孤立状态，跟大部分国家的关系都不太好，我们关系最恶劣的时候，我们在外只有一个常驻代表，就是在埃及，在“文革”期间把很多的常驻代表都撤回了国内，基本上外交关系是处于断绝状态的，这是最极端的时候。但是美国也看到，我们希望跟中国有这种搞好关系或发展关系的愿望，这是他竞选总统时的一个发言。同样，他在当选总统成功之后，他在就职演说当中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我们联系这上下两个发言有一个愤怒的孤独状态，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这样一个生活在愤怒和孤独状态中的国家是中国，而这样一个就职演说也我们敏锐地感觉到，因此毛主席下令说这样一个就职演说要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样也发出了一个信号，第一，让美国人看到我们已经注意到你的语言了，注意到你提出了要改善中美关系的这种善意，同时也向本国人民，中国人民发出一个信号，美国有意跟中国搞好关系，因此在未来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某种程度的接触或改善的话，让人民有一个准备。

1971年7月6日的时候，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讲话，说要把世界分为五极，称中国是五极之一，就把中国的地位给予了一个很高的评价。

因此我们就看到中美之间的战略就不谋而合，在毛泽东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设想当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苏联的威胁，而这个构想跟美国当时的战略谋划不谋而合，美国在跟苏联进行全球性的对抗，争夺世界霸权，如果能够争取中国的支持的话，无疑能够为美国围堵苏联的制度、措施有一个非常大的加分，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战略不谋而合。在基辛格1969年给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一封信中，他也提出了一个战略是，提出美国应该研究在中苏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转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更好地应对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美国注意到了中苏的决裂，而中苏已经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战役，还有在西北地区的战役，因此美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来改善中美关系，来共同对抗苏联，这是基辛格作为一个大战略家、大政治家敏锐的这种观察能力。

在这时候中美之间也作出了一些试探性的方式，首先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会议恢复，已经停滞了好多年的会谈开始重新恢复，在1970年华沙开始谈判，美方代表首次表示我要继续和台北保持友好关系，但不妨碍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它的政策后退了一步，不再坚持两岸分治或两岸一定要独立，不妨碍两岸的中国人达到和平解决的方式，有一个善意的表示。而这样的一个谈判在当时我们看到，中美互为敌对的状态下，我们国内却进行了一个非常大宣传，而这个宣传配着向日葵的花，还有太阳，是一个非常高兴、非常向上、非常积极的形象，表现出我们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高度重视和欢迎。而且尼克松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他也说：“如果我在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要到中国去，如果我不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也表达出要跟中国改善关系的这种愿望。

同样中国也表达出了一些愿望，在1971年，毛泽东主席召见了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斯诺，不仅召见了他，而且请他到天安门城楼去接受人民群众的欢呼，而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张照片也通过《人民日报》的形式刊发出去，表明中国是欢迎跟美国人民是可以达成友谊的，是欢迎美国人民的，而且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毛主席就对斯诺说：“中美两国总是要建交的，中国跟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也表达出了跟美国进行建交的愿望，因此这期间就可以看到中美两国都在相互试探。在这时候，接下来就出现了乒乓球外交非常经典的事件，在当时还有一个插曲，乒乓球外交，当美国运动员想要中国邀请他们去中国访问的时候，这样一个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毛主席当时作出了决定说邀请他们来，在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已经吃了安眠药，但他以前曾经说，如果我吃了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之后说的话是不算数的，因此当他说要接受这个邀请美国运动员到中国访问的决定的时候，秘书就问他，主席你已经吃了安眠药，这个话算不算数，毛主席说我今天这个话算数，因此就赶紧地发电报到日本，然后邀请美国的乒乓球队访华，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的访问，这是周恩来总理接见这个代表团的照片，总理认为，你们这次受邀来访，打开了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而尼克松就说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访问的形式出现。这是中美关系当中非常有名的乒乓外交，这样一个小球推动了一个大球的转动，这样一个小小的球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动。

1972年尼克踏上破冰之旅来访华，在他下飞机的时候，他故意地跟他的随员说谁也不要出机舱，让我一个人走下来，然后在这时候他首先伸出一只手，最后跟周总理握手，总理说：“总统先生，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而尼克松就说：“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这是毛主席接见尼克松的照片，在这时候我们国内就会说这是影响世界的一天。

因为当时是中美之间又发表了一个《上海联合公报》，而这个《公报》的发布就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我们看一下这个《公报》的内容，里面明确地写道，“如何一方都不应该在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点就明确表明了中美发表《联合公报》，或中美亲近接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国家集团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虽然没有明说，但指的就是苏联。中美之间的亲近是为了对抗苏联。随后，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一条线跟一大片的设想，认为从中国经中东到西欧，越过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国，再经过太平洋到日本等整个地区形成一个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我们经常说美国是霸权主义，但毛主席跟美国在一起建立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话，这个霸权主义指的是谁？毫无疑问是指苏联，与此同时把这一条线周边的这些国家连在一起就形成一大片了，而这样一个战略在1973年毛主席主席会见基辛格博士的时候，通过他们之间的谈话得到充分的展露，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谈话内容。他们之间有很多的谈判，毛主席说：“我们也需要，你们的总统都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都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中美两国是由于需要而走在一起的，“我们两国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办法，但目标相同。”

相同目标是什么？毛主席说得好，就说：“我们合作共同对付一个混蛋，而这个混蛋毫无疑问指的是苏联。”而这样一个文件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文件解密的时候，中文档案解密的时候把这样一句话给删掉了，没有，但在美国国务院官方的档案管理公开里面，这样一句话还有，恰恰是这样一句话是最精华的一部分，就是中美关系为什么要走在一起，为了共同对付一个混蛋，指的就是苏联。所以毛主席就说了：“我们应该划一条线，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样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就出来了。

一条线一大片到底是指哪里？我们看一下世界地图，从美国沿着日本，然后韩国、中国，通过巴基斯坦、中东地区、土耳其，然后到欧洲，包括整个苏联，同时沿着这条线团结周边国家，这是一大片，然后中国的战略就脱颖而出，跟美国的战略不谋而合。

在基辛格后来回国跟总统的报告当中特别指出：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在敦促我们在所有地方反击俄国人——与我们在欧洲、日本的盟友紧密合作，采取更加地行动组织苏联在中东、波斯湾、近东、印度洋等地区填补真空或扩展影响力。明确地指出来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和美国试图袖手旁观的可能一直是毛泽东最大的担心。而面对这种担心，基辛格表示说：“无论是中国被苏联击败，还是两国陷入僵局，对美国来说都一样，都意味着被孤立且成为下一个目标。”因此，他向毛泽东表示：“对中国的侵略事关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中国和美国的安全利益在这个领域是完全重合了。

毫无疑问，尽管中美没有达成正式的军事同盟，我们没有盟约，但出于共同威胁的需要，两国已经建立起某种特殊的准同盟关系。

1974年尼克松总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特意在信尾的部分用手写加了一段话：“我们的共同危险和利益已经将我们两个国家在这个特殊的历史绑在一起，我愿意做我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来见证在我的总统任期内，任何事情都不能将我们分开。”两个国家越来越紧密。但是不幸的是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了，而导致中美建交有一些延后。但最终到1977年卡特总统时期，中美再次抓住时机实现关系正常化，卡特总统1977年、1978年分别派助理国务卿来反华，来讨论中美建交的一些细节问题。1978年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总理直接参与谈判，然后最终进行拍板，然后敲定了中美进行建交，发表联合公报的方案，最终实现。当时实现谈判的一个庆祝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