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应对群体性事件新考验
去年初，本刊曾提醒2009年有可能是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年。当事实证明这一预警的准确性后，我们深以为虑。目前根据一线调研与权威分析来看，应对群体性事件还面临更新更复杂的考验。
过去多年，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因素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部分复员退伍军人和企业军转干部上访等方面。而过去一年的动向则显示，工资福利待遇、医患纠纷、就业问题、环境污染、安全事故、民间纠纷、集资事故等新因素也密集地引发群体性事件。在新问题出现的同时，许多老问题也并未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化解，新老问题交织并存。
与诱发因素新增相应的是参与群体扩大。除失地农民、下岗职工、部分退役人员等“老人”外，出租车司机、中小学老师、个体工商户、城镇居民等“新人”也越来越多地参与群体性事件。在有的重大事件中，更是跨阶层的多类人群同时参与其中。如湖北石首事件，“围观群众”有数千人，最多时超万人。另外还有不少事件显示出跨地域联合的迹象。
更值得警惕的是，群体性事件不仅规模呈扩大之势，极端方式也增多。在情绪的对立与“示范效应”的带动下，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等对抗行为在近年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打砸抢烧，伤害干部、警察和无辜群众等暴力活动数量也处于上升通道。
另外一个新动向同时也是前述动向增加原因之一，即策划方式升级，大多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进行联络组织。这一方式具有煽动面广、组织号召力强、事前征兆不明显、无直接利益关系群众易被卷入、聚集快速等特点。
这些新迹象，需要各级党政部门郑重、慎重以对。除落实各方已总结出的“及时、公开、透明、公正、依法”等有效的处置原则外，还须对症下药，针对新情况提出化解之策。
但事后处置仍属治标。更为根本的是要尽量消除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根源。以上种种“新”事件，除少数特殊、极端情况外，大多仍为民生问题引发，根子仍在老百姓尤其是困难群体的切身利益上，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地方有不同反映。这些问题，有些是发展当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不合时宜的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有些则是可以避免、理应避免的问题，如纯属违法违规的情况，再如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等，更须痛下决心切实纠正。
第二篇：“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网络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
“石首事件”是中国网络力量从虚拟走向现实的一次典型，“从说到做”的转变令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方辉发自北京一个青年的非正常死亡，让今年6月的湖北省石首市如同去年同期的贵州小城瓮安县一样，突兀地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中心。
但不同的是，当年瓮安县政府于谣言中迅速澄清事件真相，有效阻止了事态发展；而石首市政府超过20个小时的话语“缺失”，让流言通过网络加速了事态的恶化。新加坡《联合早报》为此评价道：在总人数估计已突破3亿网民的中国，网民们交换信息、发表意见，已成为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公共舆论。而在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力量的现实化正让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虚拟力量的现实化
“石首事件”事发于半个月前。除了事件本身的发展引人注目外，网民的卷入也成了耐人寻味的看点。在事态向“群体性事件”演变的同时，汇集了千万民众的网络也开始对此事件跟进报道。
有网友在论坛中贴出现场图片，还有网友通过QQ群广为转载，让“石首事件”的发展变化犹如现场直播。同日，与涂远高之死相关的种种传闻也开始在网络流传，如官员参股、贩毒、残害员工等各种说法不断出现，令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联合早报》记者称，这是中国的网络力量从虚拟走向现实的一次典型，“从说到做”的转变令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
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则向《国际先驱导报》，“从说到做”并非“石首事件”首现，去年护卫奥运火炬、赴灾区当志愿者、调查“躲猫猫”等事件都属于网络力量的现实化。“它本身没有偏向性，不能在维护国家利益时称赞网民爱国，出现“群体性事件”时就批评指责他们。”
症结仍在信息不对称
石首市政府在事发的第三天、即6月19日才发布公告对有关问题做出解释。
然而，“地方政府超过20个小时没有发言，且数百字内容也没有解释清楚真相，已经错过了澄清谣言的最佳时机。”全国公共行政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齐明山认为。
一面是地方政府失语，另一面则是网络上各种传言巨浪滔天。一位的网民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随着网络力量的越来越大，会有许多人发布不实信息，“通过夸张、编造等手段吊足大家的胃口，引发无数网友的关注。”“石首事件”刚出来时，很多网民连死者的性别都没弄清楚就起哄。
齐明山也强调指出，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各种流言难以避免，网络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流言的传播，而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及时公开真相，其公信力就将大为降低。
6月24日，《人民日报》就“石首事件”发表文章，批评了地方政府在处理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时的“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
应急解决模式面临考验
事实上，自去年“瓮安事件”后，我国各地对基层干部在处理“干群关系”方面的培训一直都未曾中断。但仍有群体性事件爆发，且未吸取以往教训，在喻国明看来，“一些地方政府慢慢学会了怎么应对突发事件，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与民众的关系，所以即便能应急处理，仍保证不了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齐明山也认为，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互信，“网络力量的崛起正说明公众的监督意识在增强，这种舆论压力是没有办法硬顶的。”与此同时，他也坦言，“在一些偏远地区，可能执行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地方官员的还没有形成服务意识，对民众的监督有抵触”。
而喻国明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只有长期地注重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才能从长远上改善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第三篇：浅析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2013/2014第二学期13级三年制
《形势与政策》期末考试卷（开卷）
班级__13机电3班__学号 __***__ 姓名_____李灿_ 成绩_______
浅析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
[摘要] 群体性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本文阐述了群体性事件的造成的严重危害，分析了产生原因，从提高执政能力、完善预防处臵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有效预防的对策。
[关键词] 社会管理群体事件执政能力
做好应对群体性事件工作，是当前各级党政干部面对的重大课题，是对各级组织执政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能力的严峻考验，意义十分重大。
一、危害趋势
目前，由各种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成为社会热议的敏感话题。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定位和内涵，还没有具体、统一的界定。一般指多数人为达到某一目的或解决某一问题，采取静坐请愿、聚集上访、罢市、罢工、阻断交通等非正常渠道和极端方式的集体行为。多发领域主要有：社会治安、民间纠纷，农村财务管理、农民负担、基层选举，国有企业改革，非法集资行为和金融纠
纷等。
群体性事件发生及事态的扩大，干扰了发生地区的正常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消极因素。从全局来看，影响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给国家财产和群众根本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负面效应，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十分严重。
二、原因分析
多发性的群体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和民主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发生的现象，是社会、执政、舆论等走向公开化的必然，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执政能力。群体性事件是党群、干群矛盾激化的突出表现，是伤害群众感情带来的后果，执政能力缺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些地方处理群体性事件违规滥用警力，粗暴执法，无助于事情的平息解决，激化了干群、警民对立矛盾，使事件升级。个别地方制定政策或决策违背客观规律，损害群众利益；执行政策急功近利或变通走样，对于社会治安、收入分配、环境保护、资源权益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问题关注不够，一些群众对基层政权缺乏信任感。在基层能解决的纠纷久拖不决，对可能导致闹事的苗头不能及时调解疏导，导致矛盾扩大，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一些干部作风不踏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推诿扯皮，不作为或工作不到位、措施不得力，对事关民生、民意、民利的问题不重视、不解决，使小事
变大，大事拖炸。如，贵州瓮安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长期积累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导致社会情绪井喷，民众对当地政府不信、不满、不服，事件发生是偶然中的必然。
2、利益驱动。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注重维护企业与自身利益，漠视群众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甚至以损害群众利益来增加企业与政府的效益，是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重要原因。
3、体制原因。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变革转型期，社会群体结构分化；新旧体制交错运行，社会管理存在一些失控；新旧观念交替，人们思想出现多元化趋势，各种不同价值观念、思想认识发生不同程度冲突混乱。随着利益格局调整和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冲突与博弈，成为一种常规性社会现象
三、应对措施
为有效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提出如下应对措施。
1、提高执政能力。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绩观、群众观，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意识和本领，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一是强化县级责任。预防群体性事件，重点在基层，县级是关键。全国集中开展的县（区）市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主要领导直接面对群众，集中解决了一批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和急迫需要解决的权益诉求，要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建立县级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长效机制。二是总结经验教训。各地应全面总结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发生原因、表现方式以及造成后果等相关问题，进行
认真分析和专题研究，从中找到具有本质性、规律性的共性问题，提出有效预防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对策，做到吸取教训和规范今后同步进行。
2、调整完善政策。多数群体性事件，是由于涉及到不同群体利益的政策过时或缺失造成的，从政策层面是解决的治本之策，必须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形势的需要适时跟进调整。注重和发挥政策理念作用，加大政策调整力度，大力发展经济，重点完善鼓励全民创业的经济政策，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针对普遍多发领域集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国企改制、涉法涉诉、退役复员安臵等重点领域的政策。各级政府新制定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措施，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从实际出发。
3、完善预防处置机制。胡锦涛指出:“要建立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臵群体性事件。”应尽快建立完善预防和调控突发性群体事件运行机制和有利于化解矛盾的长效机制。
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注重舆论引导，大张旗鼓开展政策法纪宣传教育，增强群众辨别是非的能力。让全体公民要充分认识到，使用暴力手段表达正当合法的诉求，是对法律的漠视与践踏，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严重损害，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对在群体性事件中借机煽动闹事或实施打、砸、抢、烧等犯罪行为的人员，依法公开从重处理。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公民的民主与法律意识，树立遵纪守法、法律至上的思维观念。
第四篇：浅谈公安机关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
浅谈公安机关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
随着我国各方面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我国已经进入了“矛盾突显期”。然而对社会和谐影响最大、处理也最为棘手的就是群体性突发事件。大量的鲜活事例表明，对这类事件如果应对不力，处置不当，极易使矛盾激化，造成事态扩大，将会给人民给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公安机关作为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中坚力量，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将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甚至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我认为公安机关在可以根据群体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应对办法，及时调整部署，作出正确的处置决策。
一是及时掌握社会动态，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努力将群体事件消化在酝酿阶段。要通过各种渠道挖掘情报，反馈信息，随时掌握社情民意，排查矛盾纠纷。初始阶段是群体事件的前奏，要及时把掌握信息动态，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汇报沟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阻止群体聚集，延缓和避免事件的发生，减少影响和规模；
二是在群体事件的聚集形成阶段，要设法确保事态局面的稳定与秩序的尽量平静，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坚持说服教育在先，宣传法律和政策在先，晓以利害，同时及时调动警力，做好应急准备工作，适当增加威慑力量。针对参与人员有相互撑腰壮胆、法不责众的心态，应采取措施隔离分散，尽量疏散聚集围观群众，分割人群，分化瓦解组织，不让其形成群体势力。对为首者、操纵者要讲解法律和政策，表明我们的决心和态度，讲明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对起因复杂、规模较大，提出的愿望要求与有关法律政策差距较大，公安机关领导和参加处置的民警，都不能随便表态，要避免草率下结论，造成矛盾转移。要设法尽快平息其躁动情绪，争取群众理解，缓解矛盾，降低处理难度，赢得开展工作的时间和条件。
三是在群体事件的处置阶段，确保作出快速反应，控制局势，掌握主动。要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先发布命令、通告，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正确采取现场管制等应急措施，封闭现场地区，设置警戒区域，实行交通管制，盘查有关嫌疑人员，责令聚集人员立即解散，或强行带离现场，在聚集人员数量众多，形成规模而又拒不离开的可采用非杀伤性武器强行驱散。处置中要掌握火候，讲究方法，合情合理合法进行，防止行动过左，而埋下再次引发事端的隐患和口实。对不明真相被动参与的群众，采取对话的方式，相互沟通，孤立少数滋事人员，有效平息事端。争取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要指派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人出面做劝导工作，使群众信服，缓解对立情绪。公安机关对其中煽动闹事、实施打、砸、抢、烧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要搞好现场取证，做好录像、录音、拍照等工作，为日后打击处理收集确凿有力的证据。
四是在群体事件的平息阶段，确保对犯罪分子给予准确有力的打击，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要既讲法制，又讲群众观念，以维护稳定和群众利益为重。要做好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对群众所作出的承诺，必须尽快地兑现，让群众看到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决心，理解公安机关为民执法、为民办事的诚心。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组织策划者、骨干分子以及有打砸抢烧行为的人，在事先做好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惩处，对大多数有过激行为的一般参与者重在教育，缩小打击面。要严把正确的舆论导向，统一口径，向社会真实客观地报道事实真相，揭露少数人的阴谋，教育参与群众，挽回社会影响。
五是要及时总结积累经验，对发生的每一起群体事件都要剖析事件全过程，查明发生事件的原因、形成的过程、组织形式、持续时间、群众提出的要求以及事件造成的危害。客观公正地总结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以便进一步完善和修正处置方案。
总之，群体性突发事件涉及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矛盾主体、多领域的利益冲突以及体制、机制、制度、政策、法律、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需要公安机关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方法，建立更加完善的预警机制，提高出警速度，提高处置质量，合理规划战术运用，协调使警种配合，使处置方法更加科学。
第五篇：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及应对
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及应对
【提要】：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互联网上发生的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的事件。首先随着科技发展，网络的兴起是必然趋势。其次，近期“百万级点击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对政府极其职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工具，是挑战也是机遇。因而，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规律，对政府避害趋利，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网络 群发性事件 政府 应对策略 【主体】： 绪论
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网络在民众生活的的作用越来越大，因而网络群体性事件也随之出现兴起。从“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一系列事件表明：网络对于社会、政府、民众的影响愈见巨大。而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工具，是挑战也是机遇。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规律的掌握，可以有效的防止网络成为谣言萌发传播之地，为不良用心之人所利用，还可以使网络成为信息发布、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法，分析了网络作为新型媒体所具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然后通过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论证，探讨政府实际工作中的成败得失；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正文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客观存在，具有一般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性、异变性、利益性、突发性、群体的情绪性等特点，同时，基于其运行载体的特性，它还具有高度的放大器、快速的传播器、复杂的结合体几个特点。网络从出现之日起就具有其他传媒难以企及的传播优势：传播参与主体多元性、传播环境宽松性、传播资源的永续共享性，以及跨国性，使得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事件讨论的“网中人”。[1] 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网络更具草根性、平民化。从而使得政府对其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难以进行直接有效的控制。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等，其传播途径、形式基本固定，发布的内容也受到政府机构、相关部门以及上级部门的多方审查和制约。虽然现在市场化下，其自由度相对扩大，但基本上可以说还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此情形下，其信息传递是单向的，即由上达下，民众是被动的接收者，而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相比之下，网络的监督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媒体，这使得传播内容庞杂，有时甚至传递谣言。同时，网络参与主体的年龄层次、教育背景、从事的职业的异质性，使得网络在主体构成上具有多样性，代表了不同立场、利益的各个群体。而网民身份的匿名性，最大限度的淡化了网民的现实身份，包括性别、职业、地位等分层，使得网民在发表意见时较少有顾忌，畅所欲言，各抒己见。[2]
此外，网络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是单独进行的。它与传统的报纸、电视相互制约，互为依托，共同对社会形成影响。如“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事件，在网络形成热点和高关注度、高点击率后，无一例外的又进入报纸电视，形成第二波热潮和争论。[3]这种交互性作用，使得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影响更加扑朔迷离，难以捉摸。
案例分析
首先，我们以上海钓鱼执法案为例。这个案例虽然比较老，发生在2009年，但却非常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以关键事件为结点，钓鱼执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受害者张辉以“善良的被骗”为名在网上发帖，揭露交通执法大队一“钓鱼”手段，非法取证。此后被各大论坛转载推荐热评，各电视台、报纸也相继跟进。而上海政法相关部门没有进行及时的回应及应对。第二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8岁小伙子孙中界在面对钓鱼执法时，愤而断指以证清白。天涯社区的帖子“上海又现钓鱼执法”一文，再次引发网友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和抨击。同时，传统媒体较大规模的介入迅速扩大了事件的影响，使其成为了全国性的关注狂潮和社会焦点。当地党委政府积极开展危机公关开始正面回应媒体，表明态度。第三阶段，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取证手段并无不当。该调查报告引发了各界的强烈批评和质疑，事件再次升级。第四阶段，10月，浦东新区政府宣布重新组建一个包括各界代表在内的调查组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最终确定原南汇执法大队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原调查结果与事实不符。浦东新区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并启动相应的问责制度，追究责任。
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民众诉求渠道的缺失。事实上“断指”并无“证清白”之功效，对此，孙中界向媒体的解释是，因遭执法机关诬陷，且辩解无效、投诉无门。[4]这其实是表现了孙中界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在面对执法机关为代表的政府部门时，出于极端的弱势地位，通过自残的方式，吸引网友与民众的关注，形成一股舆论力量以抗衡政府权威。追根溯源，国家、民族、社会、政府的形成都有着通过团结以求生存的原因。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时候，人通过组成团体的方式追求力，与危险相抗衡。因而网络群体的产生也有在现代社会中寻求力的结合，以保障自己权益的成因。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则是诉求过程中的极端表现。
反观政府部门的应对。在事件前期，即张辉阶段，政府出于消极的不作为态度。这其实是错过了预防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有利时机。网络群体性事件虽然是突发的，但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却是普遍性的。如在张辉阶段，其实就已经表明了钓鱼执法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由此可见，网络群体性事件有一个预示和反映社会现状和社会问题的功能。而在孙中界阶段，执法虽然给予了足够重视，但却做出了“取证手段并无不当”的调查结论。这实际上使得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降低，及至后面重新立组调查，推翻了原先结论，可谓是一败涂地。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的见识到网络舆情对政府、社会的影响力之大。因而，政府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如何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从而取得民众的信任，以恢复加强政府公信力是首要及关键。
当然，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也有很成功的案例。如厦门px事件。就海沧PX化工项目，政府首先在网上，开通了“环评报告网络公众参与活动”的投票平台；虽然投票一度被中止和撤消。但最终通过市民座谈会的形式圆满结束。厦门地方政府在十字路口最终选择疏而不是堵，选择向民意靠拢而不是与民意对抗，选择把民意纳入地方治理，鼓励市民最大限度的参与，媒体最大限度的自由讨论，知识分子在自己的职业范围提供专业意见，所有这些正常渠道才能真正启动，才能最终起作用。起于网络，终于座谈会的px事件可谓是榜样之作。
在前两个案例中，网络媒体，公众舆论都显示着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网络也会成为谣言滋生之地。如先前的抢盐**即为一例。民众对网络传播的信息真伪度不加判断，盲目跟风，以谣传谣，成为笑谈。即使是在钓鱼执法事件中，我们也应当警惕网络舆论会演化为一种民主暴政，以自由民主为名扼杀自由民主。
对策探究：
为应对网络群体性，政府应该建立敏感政策领域的预判预警制度。委派专业人员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实时掌握网络热点议题，确定网络敏感领域的问题，形成实时监控，及时反映、及早预防，做出科学判断，在预判预警的过程中及时做出调整，降低由网群事件引发危机的概率。
其次，政府要增设新的诉求通道，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制造新兴的诉求，使得民意得以汇聚，公众可以完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则借助电子政务建设，发布讯息、公布统计数据搭建与网民良性互动的平台，让网民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5]一方面可以保障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弱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比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设计公众网络参与评比到市民座谈会，大规模地自由讨论促成政府与网民有效互动，推动事件的解决，提升政府公信力，进而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同时，政府还需要实现网络与传统媒体信息发布的同步。以抢盐事件为例，借助传统媒介，如电视、电台、报纸，可以有效的去除虚假信息，澄清真相。
最后但是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府应将网络平台视为了解民意的快捷渠道，利用网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对话。政府要转变治理理念，恢复政府形象基层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国家强制力进不去，应对网群事件的法则应是以疏导为主，在基于信息公开与交流互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坚持原则，耐心劝说，注重策略和方式的灵活性主动融入到网络虚拟世界中，使政府角色与网络社会产生互动，与网民形成共鸣。
【结束语】：
在信息社会，网络作为新生的媒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会产生“一点发信，多点感知，交互传递，滚动扩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目前，政府在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和方法上，还存在许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没有完善的信息预警机制、对网络含有怀疑抵触的情绪等。因而难以有效的制止谣言、规避群体性事件发生。在新形势下，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将网络平台打造为了解民意的快捷渠道，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它要求以疏导为主，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交流互动、平等对话；要求实时监控，及时反映、科学预防等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一个不断发展的复杂问题，本文受条件经验所限，只能做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希望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变挑战为机遇。
注释
[1]李金龙 黄峤 挑战与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下的政府信息管理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 39(1)第31页
[2]姜胜洪 网络舆情热点的形成与发展、现状及舆论引 理论月刊 2008(4)第22页
[3]叶匡政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公众舆论的法庭 青年记者 2009，（07）第35页
[4]翁文斌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应对策略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2)第27页
[5] 廖芳玲 顾金喜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浙江学刊 2011(1)第4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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