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老年婚姻问题

第一篇：社会转型中的老年婚姻问题

社会转型中的老年婚姻问题

徐勤

原载：中国社会工作，1998，3中国正在处在社会经济转型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引起社会经济领域的深层次变化。与此同时，人口形势也在发生深刻转变。人口年龄结构即将进入老年型。家庭结构由多代大家庭向核心小家庭的演变，代际分离。生育率的下降与寿命的延长，夫妻两人共同生活的时间不断伸展，空巢期日益成为生命周期中的重要阶段。研究老年人的婚姻生活成为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

一、老年婚姻的现状

1、婚姻对老年人家庭生活及对社会的意义

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安排、收入来源、生活服务、精神慰藉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仅在城市中建立。对于一些没有退休金的城市老人和广大农村老人来说，尤其是老年妇女，配偶的收入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

配偶是老年人生活上的主要依靠对象。成年子女的工作忙，又有第三代需要照料，老年父母很难依靠他们照顾，因此，多数老年人生病时，配偶往往扮演了照料者的角色，其中，大多数情况下是低龄老年妇女照料较高龄男性老人。

良好的夫妻关系是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进入老年期，家庭的经济收入、环境、个人的生理及心理均发生了变化，影响夫妻之间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需要夫妻两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创造温馨的家庭小环境。在空巢阶段，老年夫妻间的感情变得具有特殊的价值。夫妻恩爱，感情融洽，相互勉励，有利于身心健康。

现代化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增大，流动频繁，子女难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料老年父母。老年夫妻之间的相互照料提高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的自立程度，减轻了子女养老的负担，使年轻一代以更饱满的精力与充裕的时间投入紧张的社会工作之中，无疑有助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2、老年婚姻具有丧偶多、关系稳定的特点

据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60岁以上人口中，从未结过婚的人占1.7%，有配偶的占67.3％，丧偶者占30.4%，离婚者占0.7％。与成年人相比，老年人婚姻特点是：从未结过婚的人少，离婚者比率低，丧偶率高。

进入老年期，人口的死亡率升高，造成许多老年人由此失去配偶。老年人中，终身未婚的人很少，离婚者的人数也寥寥无几，表明中国老年人在年轻时普遍结婚，婚后夫妻关系稳定，这具有传统文化的特点。多数老年夫妻的关系比较好，夫妻恩爱，生活幸福。1988年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调查表明，有配偶的老年妇女中，夫妻关系一直很好的占84%，没有很好时期的尽占2％。

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存在性别差异。由于男性老年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因此，女性老年人口的丧偶率（41.7%）高于男性老年人口（18.5%）。结果，男性老年人的有配偶率（77.4%）明显高于女性（57.8%）。丧偶对老年妇女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老年妇女问题伴随着配偶的离去而突出。一般来说，配偶的收入是女性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当配偶去世，她们就不得不依靠子女。然而，子女对她们的帮助往往不同与配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女的觉悟。在感情方面，配偶的作用也是子女无法替代的。

3、老年再婚的崛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老年人再婚增多，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人们称老年人再婚为“黄昏恋”。老年人再婚在西方社会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而在中国，考虑到老年人婚姻的背景，就不能理解这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中国这一代老年人出生在旧社会，不少人是包办婚姻。据中国五城市调查，1937以前结婚的妇女，由父母包办婚姻的高达54.7%，而1977年－1982年结婚的年轻妇女的这一比例只有0.9%。老年人再婚是老年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观念转变的结果，是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如今再婚使老年人真正享受婚姻自由，可称得上是第二次解放。再婚是许多单身老人的理想。老年人再婚后增添了生活的乐趣，增强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不少老年人感觉精力倍增，心情舒畅，有“返老还童”之感。通过重建家庭，再婚夫妇可以解决双方的某些实际困难，满足生活需要。老年再婚于社会也有益，它不仅可以减轻子女对父母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负担，同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孤寡老人的社会问题。老年人再婚对家庭与社会的特殊作用使得这一问题受到社会的积极肯定与支持。

二、老年婚姻生活中的问题

老一代人的生育率高，平均有四、五个孩子，甚至更多。如今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离开父母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父母的寿命日益延长，以亲子为重心的家庭生活模式正在向夫妻重心转移。然而多数老年人对不断延长的夫妻生活缺乏足够的认识，面对婚姻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束手无策，难以应付，产生了许多烦恼。

1、夫妻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尽管中国老年人的婚姻生活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比较稳定，但是，是否属于高质量的生活就很难说了。在老年期，夫妻各自的性格、心理、生理、爱好、以及生活习惯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夫妻关系既存在正面影响，也存在负面影响，对夫妻关系产生离心力的作用。

(1)男女不平等

目前，许多大城市的年轻夫妇的夫妻关系趋于民主型。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很普遍，从买菜、做饭、到给孩子洗尿布、喂牛奶、抱孩子等传统上认为是女性的事务，如今男士们也承担起来。夫妻之间相互关心，相互体贴，有事共同商量，彼此自由、平等。老一代的夫妻关系则多数还是属于服从型。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走来的一些男性老人头脑中“大男子主义”思想还很强，他们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女性老人处于服从地位。家庭大事多由男性老人一个人说了算，很少与妻子商量。在“男主内、女主外”传统思想指导下，认为家务劳动都是妇女干的。担负过重家务劳动的老年妇女失去了大量的休闲活动时间，有的甚至操劳过度。还有男性老年人认为自己过去赚钱养家有功，家庭生活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不顾妻子的利益和要求，经济上对自己大手大脚，而妻子用钱则斤斤计较。他们要求妻子完全服从自己的意志，稍不如意或有不同意见就大喊大叫。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主

义思想残余严重影响了老年妇女的生活质量和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往往是夫妻之间发生冲突或矛盾的根源。

(2)婚外恋扩展到老年人领域

一提到婚外恋，人们总把眼光投向年轻一代，如今，婚外恋也闯入了老年人的生活领域。尽管为数不多，但很值得注意。大量事实表明，婚外恋对家庭生活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家庭一旦出现婚外恋，夫妻关系受到威胁，严重的导致夫妻离异。婚外恋往往有家庭内部原因。

·由于工作环境、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的不同，夫妻两个人在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差距不断扩大，相互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使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升高，满意度下降。

·夫妻双方的闲暇生活没有什么内容，夫妻生活单调，家庭生活缺乏活力。

·大多数老年婚姻稳定，这就导致人们对老年婚姻关系产生误区，以为老夫老妻了，一切无所谓，忽视爱情的继续培育，因某些小事出现裂痕，发展成危机。

·夫妻之间缺少感情交流，心理上逐渐疏远，产生隔阂，使双方都感到压抑，致使一方到外面寻找精神寄托。

·夫妻的性生活失调。许多老年妇女认为性生活是年轻人的事，往往忽视丈夫的需要，引起丈夫的不满。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所谓的“婚外恋”纯属无中生有。现代化社会人们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人与人的交往频繁，异性接触也随之增多。个别老人出于心理或生理上的原因，严格限制配偶与异性的正常交往，动不动将怀疑对方有婚外恋，结果影响了夫妻感情。

(3)离婚现象初露弥端

近几年，伴随着青年离婚的增多，老年离婚案件也出现增多趋势。离婚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有的家务事处理不好，夫妻双方不能协调合作，矛盾发展下去，最后破裂，分道扬镳。

·有的人因为退休、疾病等原因心理没有调整好，与对方发生冲突，为摆脱烦恼而要离婚。

·有的婚姻基础薄弱，属于维持婚姻。由于外来各种诱惑，爱情转移，夫妻感情恶化。·有些人赶时髦，后悔当初思想太保守，想趁有生之年，尽快弥补年轻时没有浪漫情调的缺憾。他们在家中无事生非，制造事端，迫使对方离婚。

·夫妻性生活不和谐。有的老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性功能，过量服用性兴奋剂，引起夫妻性欲差异扩大。因男方要求过高，女方难以接受，导致感情破裂。

·再婚老人婚后的夫妻感情不错，但由于双方子女的利益发生冲突，老人解决有困难，协调无效，夫妻生活受到子女的严重影响，难以为继，不得不分手。

2、老年人再婚

(1)再婚阻力

家庭和睦、夫妻恩爱是多少丧偶老人所盼望的生活。但是，当无配偶老年人迈向再婚道路时，普遍感到这一步障碍多，难度大，以至于单身老人实际寻找伴侣的不多，而犹豫徘徊的不少。千百年来“从一而终”、“女不嫁二”的封建传统思想，对老年人再婚形成巨大精神压力。在农村，老年人再婚的阻力更大。如果老人提出再婚，便会遭到各种议论，评头评足，甚至流言蜚语，压得老人抬不起头来。老年人再婚不仅遇到来自社会的阻力，也还遇到来自自身的阻力。许多老人，特别是老年妇女认识不到婚姻自由是他们的权利，对自己的再婚举动是否会得到家人和周围邻居的理解与支持而忧心忡忡。他们有慑于外界舆论的压力，不到万不得已，不敢公开自己的想法。目前，子女反对构成老人再婚的最大障碍，其中既包括认识问题，也包括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例如，有的人怀念已故的父亲或母亲，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有的人认为父亲或母亲再婚外人会笑话，丢自己的脸面；有人担心家庭财产外流，失去或减少遗产继承；有人不愿意失去一个廉价劳动力或可观的收入来源，甚至再增加一份供养负担。

(2)“短、平、快”现象

人们发现，在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老年人出现再婚热之后，随即在老年再婚中出现了“短、平、快”现象，即：认识时间短、婚后感情平淡，离婚快。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婚前双方了解不够，感情基础不深。

·老年人再婚比青年人新婚难度大得多。老年人长期形成的性格成为定势，难以调适。·双方结婚目的不一，也是造成离婚快的原因之一。丧偶老年妇女再婚会更多考虑对方的经济状况，如收入、住房等。男性老年人中，以“找个老伴照顾我”为婚姻目的的大有人在。由于双方的目没有实现，引起矛盾和冲突。

·再婚老人的经济关系比较复杂，处理不好导致离婚。

·作为爱情基础的性爱问题常常被忽视，老年人本身也难于启齿。结婚后，当一方对方性爱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不再愿意将婚姻再维持下去。

·还有一些因素干扰老年人的再婚后的婚姻生活，如有的人不能正确处理对方子女关系等。

三、建立新型的婚姻生活

1、转变夫妻关系模式

建立良好的夫妻关系是老年人晚年生活追求的目标，也是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新型的夫妻关系强调自由、平等、民主。这一特征由现代化生活方式所决定。婚姻和家庭的道德强调爱情和婚姻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强调男女平等原则。夫妻两人在家庭生活中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应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相互尊重，相互体贴，相互协调。提高对夫妻关系不良因素的认识和心理承受力。对婚外恋，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及时调整双方的关系，努力消除产生婚外恋的原因。

2、家庭的重建

再婚是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一个现实需要，但是，老年人再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究竟是再婚好，还是不再婚好，不能一概而论。社会对老年人再婚应采取的态度是，一切取决于老年人自己。老年人愿意寻找新的伴侣，家庭和社会都应给予老年人再婚以支持，创造条件

为单身老年人牵线搭桥，消除对老人再婚中阻力。老年人不想再次结婚，社会也不勉强。对待老年人再婚，基本原则是：积极、谨慎、稳妥。

中国老年父母的婚姻受到来自子女的巨大影响，源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独特的代际关系。中国老年人对子女的高度依赖性决定了子女对父母再婚的高度相关性。可以预料，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老年人的经济自立程度逐步提高，下个世纪的老年人解决再婚问题要比现在的老年人容易得多。

3、正确对待婚外恋和离婚

毫无疑问，婚姻要讲道德，反对那些喜新厌旧，另找新欢的婚外恋。然而，婚外恋是一个感情问题，对此只能因势利导和软处理，简单地进行道德评判是不适当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把离婚看作是不道德的行为。离婚难造成了大量低质量、高稳定、凑合型的婚姻模式。改革开放促使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变化，人们要求通过离婚的方式尽快结束“凑合型”婚姻，寻找有真正爱情的婚姻生活。1980年9月，中国新《婚姻法》公布为离婚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不容忽视的是，离婚中存在不道德现象。有些人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将生活的困难和感情的痛苦留给他人。这种离婚对家庭和社会的安定都是不利的。因此，离婚现象具有两重性，任何简单肯定或否定的论断都是偏颇的。

4、迎接挑战

社会急剧转型期间，老年婚姻生活既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份，又要接受当代的新思想、新观念。一方面，老年人要继续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道德水平，提高家庭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要用新的价值观对待夫妻关系，建立新型的夫妻关系。现代的婚姻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维系，需要通过爱情、性爱和文化修养增加夫妻之间的向心力。老年人需要继续社会化，需要不断的学习，学会处理夫妻之间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处理再婚中的问题。夫妻之间的有些冲突或矛盾是由老年期生理及心理变化引起的，因此，老年人应掌握一些老年学的知识，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当代中国老年人经历了传统与现代不同的社会模式，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给老年人的婚姻生活带来种种问题。时代向老年人的婚姻生活提出新挑战，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提高对社会转型的适应能力，这不仅是老年人的课题，也是社会的课题。探索新型的老年婚姻生活有待于个人、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展望21世纪，中国老年人的婚姻生活将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第二篇：签一份中老年婚姻见证书

签一份中老年婚姻见证书

▲ 再婚能否成功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 如何解决老人再婚牵涉的财产问题,已经成为排除老人再婚障碍的首要问题；

▲ 契约能否维护中老年再婚女性利益？

“已是6月天了，家住北京海淀区的61岁老人毛尚清(化名)还捂着长裤长褂，戴惯了帽子的他，头上顶个厚帆布帽。老伴数月前去世了，毛尚清发现，没有了老伴，自己连夏天的衣服都找不到。”

这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记录下的一位丧偶老人，这位老人只是我国4554万60岁以上丧偶老人中的一位。

去年，北京市发改委发布的数字显示：北京城区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9.6岁。根据这个数字来推算，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丧偶，等待他们的可能是近2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孤独。

再婚是独身老人的养老良方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陈功说：“对于老年男性来说，妻子过世后，他们难以自理家务，生活感觉空虚，失掉了从原来夫妻关系中得到的慰藉和支持。而对于老年妇女来说，丈夫去世不仅意味着失去家务分工和互相依赖，而且还可能造成经济困难。”

由此可见，得到配偶的情感慰藉不仅是老年人的基本需要，也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而让丧偶老年人重新获得配偶特有的情感支持，是他们消除心灵创伤，避免心身疾病的好办法。

同时，伴侣和婚姻生活对于老年人，还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老年问题专家、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郝麦收认为：“老年人再婚的养老意义已经大于婚姻意义，夫妻养老日益成为社会转型期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一部分老年人在退休后社会活动减少，丧偶使他们脱离了与亲属、朋友、邻居的交往，这一点在男性老人身上尤为突出，本文开头的那位老人就是典型的一例。另外，由于家庭规模不断趋于小型化和核心化，使得年轻人和父母更趋向于各自独立居住。伴侣就成为老年人生活中最主要的交往对象。

因此，老人再婚能否成功是衡量独身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然而，老年人再婚的失败率却非常之高。上海市静安区法院老年庭10年来案件的统计数字表明，老年人再婚又离婚的达到老年人离婚案件的60%。

这些老人再婚不成功的问题到底在哪？我们如何帮助他们拥有美满的婚姻？这是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

公平约定可避免日后纠纷

一个闷热无雨的傍晚，刚刚再婚的任老伯正准备和老伴吃晚饭，忽然，女儿冲进来大吵大闹。71岁的任老伯知道女儿此番的来意仍是冲着他的这套房子，无奈中老人只好放下手中的筷子和女儿“理论”，可是，一时怒起的女儿竟拿起一个茶叶罐向老父亲的新婚老伴掷去，茶叶罐砸到了任老伯的头上，鲜血顿时涌了出来……

对于许多单身的老人来说，老有所“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往红地毯的道路往往阻力重重。从大量的社会新闻中可以看到，子女因财产问题干涉老人再婚的不在少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杜鹏教授说：“这是因为子女担心家庭财产将来会落入继父母之手，从而影响到自己的继承利益，以及担心继父母年老生病乃至身故需要有较大的物质和精神的投入。”

为了避免再婚后的经济纠纷，也为了让子女安心，越来越多准备再婚的老年人走进了公证处。据《千山晚报》报道，近两个月来，有100余位老人办理了公证，再婚老人占了近八成。所涉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房屋、财产两方面。

但是，房屋、财产状况千差万别，有一些情况公证处并不受理。比如，如果再婚一方的住所是承租房，公证处就不予公证。所以，一些再婚老人只好自己进行简单的书面约定或口头约定。虽然书面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这些自行订立的约定，往往由于内容不明确、保存不好，在日后发生财产纠纷时起不到保护老人权益的作用。

如何解决老人再婚牵涉的财产问题，已经成为排除老人再婚障碍的首要问题。为此，从事老年问题研究多年的郝麦收在7年前进行了一个有益的尝试——与天津市老年工作委员会合作，开办了天津市老年再婚见证处，专为再婚老人提供婚前财产见证服务。他表示：“见证不仅不受房产性质的限制，而且同样能够达到避免经济纠纷的效力。”

“婚前财产见证”对于避免老年再婚家庭的经济纠纷，效果如何？7年来，有多少老年人成为它的受益者？记者走访了天津市老年再婚见证处。

据悉，再婚见证是在双方老人平等协商及与子女达成共识后，在见证师的见证下，签署“老年婚姻见证书”。

记者翻开了一本大红色封面的见证书，这对年龄相差8岁的老人是这样约定的：双方承诺遵守“三不变”原则，即财产所有权、继承权、亲子关系三个方面婚后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婚前财产各自所有，由各自子女继承，再婚后赡养与护理的关系不变。

而见证书中重要的内容是双方老人就婚前财产归属和婚后生活规则进行详细约定。记者看到，仅“婚前住房和婚后住房”一项，双方就约定了五条：

“

一、婚前男方拥有带产权的、建筑面积57平方米的住房（见产权证复印件）；

二、婚前女方拥有30平方米的住房（见产权证复印件），现由大儿子暂住；

三、再婚后，女方住男方处；

四、婚后若发生不可调解的矛盾而离异，女方回原来自己的住房居住；

五、如果男方先谢世，男方同意女方住到再婚或故世，男方住房由男方子女继承。女方在男方谢世后的居住期间，对男方住房不得转租、转让、转卖，住房所有人不能改变。如果女方回自己的住房居住，男方住房则交给男方子女继承。”

双方对婚前储蓄、婚后生活费和医疗费等方面也进行了详细的约定：

“

一、婚前各自储蓄，为婚前财产。婚后，各自婚前的储蓄本金和储蓄利息仍归个人所有。

二、婚后，按照夫妻应当相互扶养的原则，每月男方拿出1000元，女方拿出600元作为婚后的月生活费。共同的生活费由双方共同管理。一方去世后，由生活费形成的积蓄和用共同积蓄购买的财产，归在世方受用和处置。

三、双方患病需要治疗时，医疗费主要由社会医疗保险费支付。双方患病需要护理时，第一护理人是老伴，第二护理人是各自的子女。大病费用，本人是第一承担人，自己的儿女是第二承担人，老伴是第三承担人。”

此外，两位再婚老人还就后事处理、亲子关系等事宜进行了约定。

记者看到，“婚前财产见证书”中约定的内容几乎涉及了婚姻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经济问题。据郝麦收介绍，再婚见证处成立7年来，共为200多个老年再婚家庭做了见证，至今有95%的家庭仍保持在稳定状态。女方获益时常明显少于男方

无疑，“婚前财产约定”为老年人再婚排除了许多障碍，并设置了一定的保障，对于促进老年再婚家庭的稳定有着进步的意义。但是，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一位已经做过婚前财产约定的老年妇女仍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不安。

72岁的封静远（化名）虽然对4年的再婚生活比较满意，但她仍然担心大她10岁的老伴去世后，难逃被老伴儿女“赶走”的命运。“结婚前，我们就约定好了，我住到他这来，如果他先谢世，我可以一直住到我去世；我死后，这套房子再由他的孩子们继承。虽然这么约定了，可是这房子的房契一直保存在他儿子的手里，如果老伴去世了，他的儿女把房契上的名字一改，让我搬走，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呀。再说了，人老了有个熟悉的地方才安心。现在，我和这里的邻居、社区的大夫都很熟络，还参加了小区附近的老年大学书法班，我离不开这里了……我特意跑到律师事务所去咨询，律师说，不太了解见证机构，但从见证书上看，如果我老伴去世后，他的儿女让我搬走，我即使拿着见证书，官司也不好打，因为这只是我们俩人签订的契约，没有儿女的签字。”

为此，封静远和老伴商量过多次，要求再去见证处，让双方儿女补上签字。可是他的老伴就是不愿意“惊动”儿女，他认为，有没有儿女的签字并不重要，“见证书上盖着天津市老年再婚见证处和天津市老年婚姻研究所的章，你还担心什么呀。”

实际上，并非封静远杞人忧天。根据一份针对老年再婚夫妇年龄的统计报表显示：老年再婚夫妇中男性年龄多大于女性。在70~74岁再婚男性中，有70%的人比配偶大10岁以上。这种现实预示着：通常老年男性先故去，将留下老太太独自生活多年。

由此看来，婚前约定带给双方老人的利弊并不均等。以封静远夫妇为例，我们为他们各自的利弊得失开出了一份清单：

男方所获的利益：

1.获得了情感慰藉；

2.得到了老伴的照顾；

3.消除了自己子女的顾虑；

4.减轻了自己子女的养老负担。

弊端：空缺（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不利方面）。

女方所获的利益：

1.获得了情感慰藉；

2.得到了一部分生活照顾；

3.老伴在世时，避免了与男方子女发生经济冲突。

弊端：

1.替老伴的子女承担了大量的赡养及照护工作；

2.老伴去世后，有可能因为老伴子女反目，迫使她离开熟悉的生活圈子，从而使她生活质量大大降低；

3.老伴去世后，依然要靠自己的子女来承担她的生老病死。已经获益的男方家庭却无须付出。

从这份清单中，我们得到了清晰的结论：协议双方的利益并不均等。男方为最大利益的获得者，而女方付出多，得益少。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研究员徐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婚前见证这种形式无疑为调试和解决再婚老人的经济纠纷起到了积极的服务作用。但是它毕竟还是个新的尝试，有一定的局限性。”通常情况下，在再婚生活中，老年妇女付出的比男性老人多得多，而她们的生活质量普遍较男性老人差，面临的困难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比男性老人多得多。

记者在天津就采访到一位承担繁重家务劳动的再婚老年妇女。赵秀（化名）再婚前一直独自住在儿子的一居室，结婚后，她就搬到了老伴的小平房。“过去我虽然独身，但我的生活很规律，很轻闲，可再婚后我却成了他家的保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脏乱的家：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顶棚上糊的报纸不仅泛着黄，还被虫子蛀了很多洞。茶壶、茶杯里茶锈斑斑，几乎看不出本色；床单、褥子脏得像五彩旗一样。搬过来后，我就拆洗被褥、踩着两把椅子给顶棚糊报纸、自己拌洋灰磨院子里的地。因为冬天洗床单、洗衣服，手指头受了寒，到现在还直不了。”

再婚老年妇女往往是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有时要面对三重负担：照料老伴、照料晚辈及自我照料。可是，她们却缺少老伴的照料，特别是遇到老伴先故，而她也到了需要他人照料之时，她所能得到的人力及财力资源都将极其有限。

针对这种情况，多年来一直关注老年妇女生存状况的徐勤特别批评了一些男性老人：“在一些男性老人头脑中大男子主义思想还很强，他们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家庭生活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显示：老年妇女平均每天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在城市是4.7小时，在农村为3.8小时。而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配偶。

学会用好遗嘱公证

显然，处于弱势的再婚老年妇女没有精力和体力“讨个说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更不愿和对方子女发生冲突，而一味地拉着对方子女做见证也不太实际。那么，有没有一种更好的途径既能保护再婚老年妇女的利益，又能避免与子女发生冲突？记者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田岚，她表示：“如果再婚一方去世后，另一方的生活很可能发生很多变数。以上文中提到的封静远为例，虽然她在婚前签署了约定书，但这只是对于婚前财产和婚姻存续期内的生活进行了约定，而没有详细约定身后财产的处置问题。为了保全女方的利益不受侵害，他的老伴最好到公证处做一个附条件的遗嘱公证，写明如果男方先去世，男方子女不立即执行继承，该住所由女方继续行使居住权，直至其去世或再婚。”

为了了解遗嘱公证的详细情况，记者又采访了北京市公证处副主任陈中京，他说：“遗嘱公证是立遗嘱人单方的法律行为，无需跟子女商量。立遗嘱人所处分的财产可以是动产、不动产和其他有价证券，但必须为立遗嘱人所有。若是为了保护老伴的居住权，立遗嘱人在遗嘱中不仅要写明子女继承住房的前提是保证继母生前居住权，还应写明遗嘱执行人为其老伴。需要注意的是，遗嘱公证书最好由公证处、子女和老伴各持一份。这样就能很好地保护弱势的一方。”

那么其他的财产如何立遗嘱？北京市晟智律师事务所的蔡从云律师告诉记者：“立遗嘱不局限于财产的分配，财产所有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比如，再婚的男方老人有一笔婚前存款20万元，女方老人无退休金，无存款。而男方又担心自己去世后，老伴的赡养问题，那么他可以将20万元全部留给老伴，也可以在遗嘱中注明其中的多少数额由女方继承，其余部分由自己子女平分。”

采访中，我们欣慰地看到见证处、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等机构都可以为维护再婚老人权益提供帮助，同时我们也发现，再婚老年妇女较男性老人付出的更多，而生活质量却很低，我们希望，这些机构能更多地维护再婚中老年妇女的利益。

(来源：转载)

第三篇：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院庆人文讲座 2014年11月15日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http://blog.sina.com.cn/yuanweishi

中国只能够一步步地改革，要经过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够完成转型的历史任务。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时共存的。

在我看来，谈转型问题，离不开历史，有四个基本问题。

转型完成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首要的问题，否则后边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展开。关于“现代社会”标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不是宪政、法治，思想文化上是否多元。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005年，我提出一个观点，现代文明的标准就是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当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针对残酷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生存空间”的叫嚣以及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剥夺公民自由，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统治形式，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二战”胜利前后，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和新经验。《世界人权宣言》是由各国政府代表、学者、社会领袖人物共同商议出来的，包括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和民间学者代表，并经联合国大会批准。它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经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自那以后，所有的联合国人权文件及其他文件都贯穿这个精神。

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各国先驱一直为之奋斗的。不虞匮乏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为什么重要？因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加上遍布各大洲的战争、纳粹的种族屠杀、苏联的特务统治和大肃反，让这两点的重要性格外突出。所以，这“四大自由”是新的经验总结，是文明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准。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这四大自由，那社会转型就算是完成了，否则就还处在转型的进程中。

转型的障碍在哪里

一个国家能不能接受“四大自由”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如果能接受，那么转型的阻力在哪里呢？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反帝反封建。

说到反封建，从学术层面考察，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按照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标准，秦以后中国实行的不是封建制度——分封制。我认为准确的说法是宗法专制制度。

二是过去认为进行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主要内容是分土地。可是，土改后很久了，人们发现“反封建”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文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得到邓小平首肯的。

中国的土地状况非常复杂。不乏大地主的个案，但据1930年代的调查材料，全国46%的农户是自耕农，华北更高达67%，其中河北是72%，山东75%。[i]中国的地主绝大部分是小地主，人均占有土地10亩左右。“广东地主人均占地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占地大约7.5亩上下。”[ii] 多年来有“关中无地主”的说法。秦晖和金雁翻阅了关中地区的土改材料和其他档案，证实了这个结论：“无论从史料看，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地籍资料看，‘关中无地主’——自然是相对而言——并不是土改前与民国时期才有的现象，它至少已经存在二三百年了。”[iii]关中土地改革实际解决的是一些乡绅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压榨农民。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反封建”或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分田分地。民主革命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建立民主制度，确立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人要从原来的臣民变成现代公民。可以说，人的解放——保障公民的自由才是“反封建”的关键。

现在传统文化大热，讲中国传统文化何其伟大辉煌。但是，传统文化不应该是那些一厢情愿的“愿景”，不是时贤对儒家经典的随意解读，而应该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特别是儒家思想凝结为制度的实况。我赞同陈寅恪教授一针见血的论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三纲六纪”。唐宋的法典，大明律，大清律例，都贯彻了“三纲六纪”，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行为准则——固化了的制度。在思想文化上，儒家的建树反而不如道家或者是佛家。有人说，传统制度是“儒表法里”。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和社会的权威的瞿同祖教授的研究早就否定了这样的解释。他指出，法家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韩非子等法家，讲的可不是“人人平等”)；而儒家讲等级、讲亲疏，中华法系和传统社会的特点恰恰是后者。我认为中国传统制度的特点是“宗法专制”。

中国传统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西方的封建制度有三点不一样：首先，西方是长子继承制，而我们是平分的；其次，中国历史上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第三，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没有西方人身依附的农奴制。所以，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要解决社会自由、平等、发展问题，暴力土改、斗地主是没有用的，主要途径在发展工商业。我们讲台湾土改搞得比较好，那里地主的人身尊严不受侵犯，不斗地主；其次，财产权得到了尊重，政府用公有企业的股票收买地主的超标准土地，既解决了土地不均问题，又把资金转移去发展工业。

第二，反对帝国主义。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有没有经济侵略呢？当然有。19世纪的中国就很明显。它们打败了清政府，于是就要赔款，敲诈勒索。甲午战争，日本要我们赔付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这是敲诈。19世纪中国一共赔了多少钱？七亿两。其次，对外贸易的中的鸦片问题。鸦片战争后，鸦片进口增加了一倍，从年35000箱增加到72000箱，占到总贸易额的40%左右。此外，中国对外借债的利息很高。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压榨我们，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政府的信用很低。但是，经济发展很慢不能怪列强，而是当时的政府扼杀了经济自由。中国人一点也不笨，也有经商的才能，但很多行业政府不允许民间经营，因为担心民间经济壮大威胁了它的统治。这是中国历代王朝主流和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明清一直压制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海上贸易。郑和七下西洋为了显示天朝国威，到处施舍；招揽“蛮夷”来朝贡，慷慨赏赐；财政无法负担，不得不终止。为了阻止继续“下西洋”，后来兵部尚书刘大夏把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全部焚毁了。严格限制出海，导致倭寇横行。其实倭寇大部分(应该是“部分”或“小部分”)是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清政府继承了明代的海禁，甚至连国内贸易也禁止，从海上去直隶（河北）和奉天（辽宁）贸易就不批准（参阅拙著：《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第72-73等页）。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得不优待洋人；官办洋务运动；但对民间商务仍然掐得紧紧的，结果弄出了大批假洋鬼子，花钱雇一个洋人为企业代表。最害人就是搞官办企业。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几乎同时进行。但是，日本人发现官办企业是无底洞，利润没有，还要财政补贴，1880年前后经过激烈辩论，顶住“国有资产流失”等指责，毅然把官办企业卖掉，工商业大发展，财政收入增加。大清帝国却一条死路走到底，改为“官督民办”，依然逃不脱官府的干涉和官僚的勒索，私人工商业发展迟缓，财政必然困难，成为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改弦易辙，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发展起来。其实康有为、梁启超不是维新的首倡者，维新在甲午战败后已成为潮流。1898年戊戌变法搞坏了，康有为胆大妄为、冒险胡来要负很大责任。帝国主义不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历史也证明，市场领域，不要动辄讲反对帝国主义，着眼点应该放在扫除自由竞争的障碍。比如，当时的上海实际是经济特区，是中国金融中心，也是全亚洲的金融中心，东京、孟买根本就无法比；中国金融资本慢慢发展到30年代已经超过外资。竞争中中国人会慢慢取得优势，就好像香港最初也是英资占优势，后来华资一点都不比他们差，包括汇丰银行在内已经不是纯粹的英资。

转型的关键是什么

真正要转型一定离不开三个关键。第一个是自由。

首先是经济自由。19世纪，中国转型困难的根源就是不给中国人经济自由。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手，但是他也有局限性：在一些行业搞垄断，民间不许办。例如，他在上海办纺织厂，就申请朝廷批准，不准其他人再办。张之洞看不过眼，说我也办一个，在他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在广东办，1889年调到武汉当湖广总督，就搬到汉口办。但他们都不允许民间资本办。

再看看现在，为什么中国自主品牌汽车那么落后？准洋人办了，但长期不准中国民营企业家办。为什么家电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因为开放和自由。自由、开放得晚的，就发展得慢。更麻烦一些是金融，到现在才真正开始准许民间办银行。其次是政治自由。创新的关键是思想要自由，不允许人们“胡说八道”一番，不支持讨论，小孩从小胆小怕事，就培养不出现代公民独立自主敢作敢为的精神。没有自由，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论断来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主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看看历史就知道，没有自由的地方就没有发展。

第二个关键是要稳定。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自由的是北洋时期，但是不稳定；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是民族主义极端势力。第三要融入世界。

路径问题：怎么转？

过去讲，转型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良。在我看来，中国转型只有一条路，就是在现有基础上改良，改革就是改良。革命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要求稳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多数人的意愿是努力改革和发展，改变落后面貌，别再搞什么革命。

改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可以从英国的历史得到一些启发。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后，18世纪有两大问题，国会选举一塌糊涂，议员席位可以买卖；二是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整个18世纪英国国内斗争很重要的就是反对政府压制人民。所以，自由没有那么容易得到。一直到19世纪，英国的言论自由才确立下来，而女性到1918年才有选举权；美国的妇女则到1920年才得到选举权。转型的历程是很漫长的。

而且，所有转型都必然伴有大腐败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也是转型的必然出现的现象。转型太难。中国只能够一步步地改革，还要经过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够完成转型的历史任务。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时共存的。我反对随意剥夺公民的自由，那是违法行为，是损害中国形象的蠢行。但要看到侵犯公民自由权利，随便一个国家历史上都有，必须经过反复博弈才能消灭这些黑暗现象。18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真正实现是实际人数高达千万的官员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大革命，是政府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大变革。推行肯定很困难。但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把这些纸上的东西变为社会的现实。这是早就应该进行的变革，不能再丧失时机了。

知识分子在当代要干什么事儿？2000年我就说做两件事，发财、发言。发财就是发展民间经济，为现代社会奠立牢固的经济基础。整个世界最可怕的是极端思潮，世界的发展最怕走错路，不要再搞革命，不要再整资本家，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或者变相没收。不能征收遗产税。一征收遗产税，资金会大量流失。香港原来征收遗产税，后来废除了。第二，不要效法某些国家搞高福利。贫富差距什么的不可怕，随着经济的发展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是应该的。但是，不要搞过份，要使大家有兴趣去竞争。发言是要以公民的立场批评监督，减少社会的黑暗面，不是等待天国的降临，而是积极参与到这个改革过程中去。

（本文根据作者演讲摘要整理，经作者审阅）

刊登于凤凰网《大学问》第187期（2015年2月12日）

[i]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2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北京版。

[ii] 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iii] 秦晖 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第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北京版。

第四篇：经济社会转型问题的调研

关于东莞经济社会转型问题的调研乘”改革开放”的劲风,东莞和东莞人,这个勇于开放而又敢干探索和实践的城市,以自己独特地视角和思维,凭借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经过20多年年均20%以上的高速发展之后，创造了东莞”一夜暴富”的”东莞 经济”神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极限“的.一个生命体的存在,就是一个有”极限“的过程,那么作为东莞这种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自然是已达到”极限”.2006年12月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在东莞举行的“东莞经济社会双转型高层战略研讨会”上说，东莞20多年的发展历史说明，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源自“双优势效应”，即同时具备国内格局当中的先发优势和世界格局当中的后发优势。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东莞的“双优势效应”明显减弱。东莞已经出现土地、能源、社会容量和环境容量4个方面均“难以为继”的局面。因此,东莞 自今年以来,只要我们打开报纸或电视等新闻媒体,映入我们眼帘和传入人们耳朵的最多的字眼和声音就是:”东莞将是全力以赴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大篇幅报道.何谓”经济社会双转型”,简单地说,就是东莞的经济模式, 要从过去的物业租赁型经济转向创业经营型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鼓励当地企业大力发展具有自主创新技术和自有品牌的企业，推动产业的升级转型;社会转型的总体方向，则是推动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把工业文明提升为城市文明。在2007年初举行的东莞第十二次党代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提出了“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建设富强和谐新东莞”的发展战略。其中在经济转型方面，要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外延型向集约型、内涵型转变，经济体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经济结构从外源型经济为主向内外源型经济并重转变，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走出去并举转变，产业结构从加工制造环节为主的纺锤型向加工制造与研发服务环节协调发展的哑铃型转变，资源利用从线型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未来东莞的发展方向,即将东莞大道建设成为总部经济长廊, 东莞市的城市未来发展定位是国际性制造业中心和区域性产业支援服务业中心。

“大环境决定小格局”，因此，在东莞这片土地上作为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粗放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企业来说，企业必须升级转型，加快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并转”、高新技术产业和适度重化工业“两翼齐飞”。

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产业都具备升级转型的能力，它们会受企业本身的能力（比如财力）和个体的发展方向和对市场营销的定位等方面的制约因素，而选择和确定企业的经营战略。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一些企业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大环境下，毅然选择了“迁徙”，以此求得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这对于企业本身来说，未免是一种悲壮之举，但这又是大势所趋。这是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必然的产物。

以鞋业制造业为例，纵观世界鞋业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世界鞋业生产基地，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转移到了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到了日本韩国，20世纪80年代栖身中国台湾，90年代在中国大陆。而当你仔细审视这个发展脉络，你会发现它与世界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历程何其相似，或许这又赋予了鞋业一层更深的内涵，它代表了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缩影。因此，作为曾经在东莞生存并成长了相当长时间的制鞋业来说，在这样的大势背景下，究竟该往何处去呢？或者说该往何处去才能让企业达到永久生存和长足发展呢？是往中国内陆地区“内移”，还是往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外迁”呢？

综观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正以“快速，稳健”地经济增长幅度上升，而“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政策环境，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吃了“定心丸”。如今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鞋业中心，全世界70%以上的鞋子在中国出产，中国的鞋业业已形成四大产业集群，广州东莞产业群、温州台州产业群、泉州晋江产业群、成都重庆产业群，四大产业群环环相扣，串起中国鞋业的黄金链条，奠定中国在世界鞋业中的霸主地位。而这其中的广州东莞产业群则占据整个中国鞋业的半壁江山，东莞在中国乃至世界鞋业的地位不言自明。因此，“总部经济”模式正是未来东莞的发展大势。作为对中国的政策环境，政务环境，金融环境，人文环境等都已驾轻就熟的东莞企业来说，选择往中国内陆地区“内移”，当为明智之首选。正如美国波音公司，其总部在美国，但其零配件却来自世界各地，这是产业转移的范例。东莞的鞋业企业在东莞对鞋产品进行贸易交易，研发和营销，深加工，生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而将处于产业链条下端的低附加值产业向内地转移，完整地产业键就此生成，而内陆地区纵横交错地高速公路，快速铁路与航空水运形成的“立体交通”与沿海地区有效地实现了交通键接，进而加快了出口“海洋运输“的效率。因此，东莞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是对制造业企业的一次整体提升，尤其是对于鞋业企业这样的高消耗，低技术含量的制鞋业企业来说。因为内地更加优惠的投资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充足的劳动力为他们解决了最为根本的后顾之忧。

因此，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制造业企业又一次求得更大发展的时代契机。

第五篇：现代婚姻问题,关于婚姻

我到底该不该离婚？

我今年33岁，我和他2008年结婚，至今五年整，结婚是完完全全的裸婚，戒指都没有买，只在他农村老家办了一场婚礼，我自认为身形象还可以，168的身高，给他父母在村里赚足了面子。结婚时，我大学毕业刚刚一年，很单纯、爱情至上 懵懵懂懂就嫁了。结婚时候我工资2000，他才1200，由于没有钱，一直没敢要小孩，直到结婚第三个年头才开始要小孩。从谈恋爱时候到结婚后，我们一直吵吵闹闹的，有了小孩之后我们的争吵更加激烈了，也才发现他是如此的愚孝。

我们矛盾的激化是由于他妈，结婚四五年，经过和他密集的接触，经过对他的了解，在我眼里，他老实勤快，但是不明世理，不成熟没有担当、儿童思维、不开窍、油盐不进、他老实愚孝、遇事逃避，不会调和、他更不敢得罪他妈、更加吝啬如他妈。他从小就没有受到正常的教育，不按正常理数来给人讲理。月子里被他妈妈窝囊哭两次、饿哭一次暂不说，说说有了孩子以后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我的婆婆来来回回，不厌折腾的走了近十次左右，每次都不超过一个月就要走，每次我们也都是三请四请、打上七八个甚至是20个电话她才“千呼万唤始过来”，她到北京后，我就像哄小孩一样，给她钱、给她买衣服、给她买上好吃的，就差没把她当菩萨供着了，即使这样，她仍然是一个十足的“事儿妈”。平常给她钱客气都不客气的笑纳，还老张嘴提很多要求。她把自己过来看孩子，看作是走亲戚串邻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无奈，我只有要我妈妈拖着病体来看孩子，我爸妈过来看孩子，就一门心思想着怎样看好孩子，一呆就是整个冬天。即使她来这里多么的不适应、即使我妈妈身体有病难受、即使我妈妈再怎么看不惯他的小男人作为，她都能够咬牙坚持待够2个月。他天天十点多回家，回家就拉脸子，我妈妈拖着病体给他看孩子，还要天天看他脸色。他妈妈那么多次了，没有一次待过整整两个月的。

其实关键还是他的愚孝，不会调和，有一次，周末我出去办事，家里很乱他妈妈从不收拾家，就坐在那里给邻居聊天，作为儿子的他，又看孩子又做饭又收拾家的，他都不觉察到他妈妈不对之处，都对他妈妈没有一点意见，有他这样的儿子，让我怎么处呢。他一个男人都当了五年丈夫和两岁孩子的爸爸了，还分不清应有的责任，结婚四五年了，已经成为了丈夫、成为了两岁孩子的父亲，现在若有人问他“谁是他最亲的人”，他仍然说是他妈。他现在可不给我论“我们”，他觉得我是我、他是他，他和他妈妈才论“我们”。现在我们老为了他妈妈吵架，他为了他妈打我四五次了，就在2013年大年除夕前三天，他就三天打我两次，我们这样吵，更加吓到孩子，说心里话，不想让孩子有这样的爸爸，受他的影响。

我和他的工资，在北京属于一般水平，我们在北京属三无一族，无房无车无存款，过着经常搬家租房的日子。而他为了圆他读研的愿望（当年因家穷而放弃读），他又考了在职研究生，两年4万元的学费，使我们在北京的日子更加艰难，他交不上学费，就给我闹，这一点和我的公公（他的爹）一个样子，出事情只会和女人闹，就会为难自己女人，他怀疑我私藏了多少多少钱，把他的工资卡从我手里要回去。和他的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了，现在在生活费上他和我斤斤计较，嫌我早点吃四五元的吃的太贵，给我分的清清楚楚，限制我的零花钱，每次给他要点零花钱，就要给他报日记账，反反复复冻结那个银行卡。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想上班补贴家用，由于婆婆的不配合--不想给我们看孩子，不想承担当奶奶的责任，我一直不能够上班，十几年的苦读就此白费。

反正我现在跟他过的没有一点意思。现在和他维持着这种没有感觉的婚姻，跟他继续现在的日子，一点也不幸福，很痛苦。我们现在和离婚差不多，他什么都帮不到我，他妈也不帮，不尽奶奶的义务，他半年前就在网上给别人暧昧，他本性已是如此，我不报任何希望，我也不指望他，我早就对他失望透顶，套用一种语体就是：世界上有他这样的人，真是奇了,家徒四壁、穷的叮当响吧，还自认为清高不羁。长的丑吧,还自认为很帅气,在那搔首弄姿.在网络玩暧昧。又没钱吧,还装书生。迂腐不化、油盐不进吧，还自认为自己全对。满脸麻子又黑又弱智,如果真的要找到你的一个优点的话,那就是佩服你的勇气,如果我这样，早自杀了,没想到你还能活这么久,实在佩服啊。

但是目前孩子还小，我身体一身病，我们孤儿寡母的，如果离婚又能够怎么办，我有时候又想：趁自己现在还算年轻，不如赌一把--离婚在找一个，我在等待，如果有对孩子好的，我毫不犹豫的甩了他。我在想是不是，人有时候，人总是安于熟悉的状态和环境，害怕进入陌生的状态和环境，有时候求变是迫不得已，但也许柳暗花明又一村。人在犹豫的时候会不安和烦躁，当你有了决定或者某些事情告一段落 反而平和了也就是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现在是冷战期，冷战之后总有个结果，要么离婚，要么再凑合，反正我是失望了。还是那句话，我一直想离婚，只是一想到孩子就犹豫，现在和他凑合也是为了孩子，如果遇到到对孩子好的，我会毫不犹豫的离婚。

家有恶婆，茅坑石头，又臭又硬，伤我小家。仗儿愚孝，公婆嚣张。本我家庭，无权生事。一手遮天，此婆罕见。固执迂腐，油盐不进。侵我利益，伤我身体。气人太甚，逼我亮剑。赵大孝子，善而不刚，公婆欺我，且让且商。只提建议，不动真气，天长日久，纵狗成狼。多少男儿，志在沙场

我欲宣战，他可敢当？ 听母谗言，信以为真，关怀体贴，只对其母。母凭儿孝，甚是猖狂，尔等如此，为虎作伥。百年大恨，忆犹心伤，上帝嘱咐，何弃耳旁？ 如此老公，彻底失望。为宝宝重，一忍再忍。时至今日，日落夕阳。无耻男人，妄称男儿。掩耳盗铃, 一让再让。除了抗议，就剩嘴仗。前有火坑，后有豺狼。再不清醒，人已危亡。想我窈窕，委曲求全，痛我幼稚，悔我后知。当初远嫁，哪知今难。如今情景，唯有断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