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五篇范文]

第一篇：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目录：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二、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2.从夫妻看黄碟案看行政执法中的道德法律化

3.从遗赠情人案看司法审判中的道德法律化

三、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摘要：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笔者从三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从军人刘波的父债子还案中，看出不合法的债务不应该由其子女负无限连带责任，虽然舆论支持刘波的行为，但是法律角度上他不应去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义务；从夫妻看黄碟被警方拘捕案中，对执法依据是道德还是法律产生了疑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与道德存在了冲突，但是道德观念不应该代替法律规定，成为执法的理由；从全部财产遗赠情人，而被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判为无效的案件中，对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断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由此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了置疑。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准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断。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如果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法理学》 孙国华主编

《民法学》 王利民主编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

（二）》 梁慧星著

《道德不应成为法律的藩篱》 寿新宝　张贤海著

《法律的道德化：中国法治的一种自然的冲动》 耕　农著

德治与法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如周朝的“明德慎刑”（即提倡德教，慎用刑罚）到大唐律的“依礼制律，礼刑合一” 尤其是《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德礼之用”就很鲜明地证明了一点：道德是法律的实质渊源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法的渊源如宪法、法律法规等，笔者认为是法的形式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只不过是中国整个伦理化传统的一个部分而已，只是这种历史传统的一个寄托而已。

当然，对于社会的道德体系的构建与宣扬，这种传统也许很好，但对于法律就不尽然。笔者认为，一种严格的技术化操作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法治最初作为一种统治方式被提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客观性，而伦理性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伦理性操作（这个事件中更重要的体现是后者）则会在根本上触动这种客观性。如果不是德作为法治的补充而是法成为德治的工具的时候，当人们以一种道德标准来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时候，法律的技术化操作就不再被需要了，法治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在这样一种传统中，人们运用法律需要的不是职业的法官、律师以及其他种种操作人员和操作程序，而是一个道德上的权威，而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实践，这种实践使得中国的法治始终走不出困境。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何谓“道德”，按照《辞海》的解释：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民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关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法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是明确、肯定、普遍的行为规范，一般以宪法、法律、法规等具体形式加以表现。道德不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较笼统、概括和抽象，没有确定的成文形式，大多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中。

两者调整范围和内容不同。法是调整人们某些行为的规范，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道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都加以调整，所调整的范围也广泛得多，其内容主要是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

两者实施方式不同。法主要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道德则依靠人们内心的信念、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教育的力量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神的影响保证实施；

两者发展前途不同。阶级意义上的法随着阶级的消灭终不复存在。道德在阶级消灭仍存在并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过：“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因为法律是刚性的，是理性的，是通过法律条文形式表现出来（我国不同于适用判例法的英美

法系国家，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道德通过法律表现是正常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是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研究者、实践者（如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都把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无论是追究、辩护或者分析判断都会把道德通过法律的正常表现而混淆一同。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化

由此道德法律化成为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表现。笔者从以下3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二、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几千年来，“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儒家文化中最关键的是“父为子纲”，父子之亲为最高。因此子（女）有对父（母）的债务负有无限连带偿还责任，以为“孝道”。

最近中央一家权威的电视台在它的收视率很高的节目中，说了这样一个“父债子还”的故事：现役军人刘波，得知自己的父亲因为赌钱输掉了五万余元，为偿赌债，贪污十几万元。刘波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动员自己的父亲坦白，使父亲认识罪行，接受制裁，减轻自己的罪责。然而，父亲有五万多元赃款无法退赔，这个沉重的债务就背在了刘波和他的母亲身上。刘波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千方百计地筹钱，但是仅仅靠他的努力，就是节省再节省，也达不到还清“父债”的目标。刘波的亲人不忍这一家人吃糠咽菜，刘波的战友和部队领导不忍刘波忍饥受饿，都慷慨解囊，无私捐助，但还是凑不够这笔“债”款。刘波毅然走向血站，决定卖血还债，只是由于不符合要求，才没有用自己的鲜血来为父亲还债。刘波终于偿还了父债，父亲也随之减刑。

笔者认为按照民法规则，债务未经合法转移，只能由债务人自己承担，他人没有为其承担债务的义务。债务人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债务人的亲属，没有经过合法的债务转移手续，没有义务为债务人承担债务。任何人将他人承担的债务强制或者半强制地让不是债务人的人来承担，都是违法的，其中也包括债务人的亲属。

即使是那些所谓的“退赃”，也只能是犯罪人自己承担退赃的义务，其他人无论是其亲属还是亲属的朋友、同事和战友，都没有义务为他人的犯罪行为退赃。强制或者以其他任何理由“引诱”他人为犯罪人退赃，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刘波正是这样。他父亲的贪污所得，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在其父犯罪的时候，刘波还没有工资收入，只是在部队服役的一个战士。这些都排除了刘波为其父退赃的可能性——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为其父退还赃款，负担“父债子还”的义务。

还要说明的是，追赃是为了挽回国家的损失，但应当依法进行，不能为了使国家挽回损失而使人民遭受不应有的痛苦。如果不惜以人民以“血”的代价，以各种不正当的理由来挽回国家的损失，那肯定是违背国家法律宗旨的。

2.从夫妻看黄碟案看行政执法中的道德法律化

据《华商报》载，2002年8月18日晚，陕西省延安万花山派出所民警接到一居民张某家中正播放“黄片”的举报，几名民警前去调查，发现张某家中仅夫妇二人，电视已经关闭，民警要求夫妇交出“黄碟”，双方发生冲突，一名民警手部受伤，当事者也因妨碍警方执行公务被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

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于张某的行为是否违法都展开了讨论。从法律技术上讲，对于一个行为是否违法的争论应当是一种法律解释的争论，包括对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效力以及内容的分析解释，比如对于可能涉及此种行为的《刑法》及其司法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以及公安部的“除六害”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效力以及相关条文进行分析和解释，从而维护民警的行为或以之对抗。

但事实上笔者看到的持“违法”观点的执法者和讨论者更多进行的不是一种法律解释而是一种道德评判，比如说有律师认为“淫秽光碟本身就是国家明确规定的非法物品，不应流入社会特别是家庭中，所以，以任何形式贩卖、传播和观看淫秽物品都是违法行为，即使是夫妻两人在自己家中观看也不例外，公安部门有权查处和没收该光碟并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作出批评教育或相应的治安处罚”，违法结论已下却没有任何具体条文与条文和事实之间的逻辑推理，很明显带着“应然”成份，撇开张某的行为是否违法这一问题不谈，而是将法律进行道德化的解释和适用。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对肯定人性化的，即尊重个人的权利，法律是对其权利的保护和对侵犯权利行为的制裁，这当中包括了保护个人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的最重要的原则。当然，法律禁止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本案中张某夫妇，看黄碟既没有聚集他人一同观看，也没有传播散发黄碟（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就此而言，张某行为并不触犯法律，作为一名有完全民事、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并且已经结婚，有足够的判断能力。观看所谓的黄碟，没有造成法律或者其他道德观念禁止的行为后果的话（如淫乱活动），认定违法犯罪是很牵强的。这是道德被法律化而侵犯公民权利的明显例子

3.从遗赠情人案看司法审判中的道德法律化

四川省的蒋伦芳与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彬于1963年5月经恋爱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1996年，黄永彬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学英相识，此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其居住地周围群众也都认为二人是老夫少妻关系。2001年初，黄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的房产所获款的一半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总额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学英所有。2001年4月20日，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0）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2001年4月22日，黄永彬因病去逝。黄永彬的遗体火化前，张学英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公开当着原配蒋伦芳的面宣布了黄永彬的遗

嘱。当日下午，张学英以蒋伦芳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泸州市纳溪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并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驳回原告张学英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后，张学英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由于本案涉及问题的独特性，一度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南方周末》和央视的《今日说法》等媒体也对其进行了报道。结果在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在法学界也激起了较大的争鸣。虽然参与争论的各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二奶”张美英是否有权取得她男友黄永彬遗赠给她的财产。综而观之，对本案形成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法律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对婚外同居人所作之赠与或遗赠”应被视为一种典型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遗赠人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其和原告张学英，即本案中的受遗赠人，从1996年以来长期进行非法同居，违反了《婚姻法》第1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3第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是，属违法行为，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把其遗产赠与原告张学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因此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无效。

另一种意见认为，死者黄永彬立遗嘱处分其合法财产以及第三者张学英积极主张自己受遗赠的权利，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社会公德的体现，因此，都应该等到我们全社会的尊重，当然也应该得到作为社会正义体现的法院的尊重，所以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还有一种折衷意见认为，遗赠人将全部遗产赠与同居之第三者，完全无视与其有合法婚姻关系长达三十年之原配妻子之存在，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与普通人民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驰，如法院判原告胜诉势必产生负面导向作用，但若完全否认遗赠人遗嘱的效力，将其财产全部由被告法定继承，亦有不妥，最好的办法是法官应平衡双方利益，追求具有“社会妥当性”的判决结果。

以上观点从道德与法律相联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自有其道理。不管三种意见各自基于什么理由得出什么结论，它们都不同程度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不当，即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断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使得本案的法律问题不能得到顺利解决，引起较大争议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解决本案法律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分析清楚遗赠人本身的行为性质，厘清道德与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廓明法律与道德在本案中的各自作用与地位，不能简单地用道德的喜好来取代对法律是非的判断。

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是于法有据的法律行为。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即是说国家对私人的合法财产无论在其生前或死后都是一并依法进行保护的，保护其充分地享有与行使对其个人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作出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接着，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又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因此，本案中的黄永彬的遗赠是依照我国《宪法》、《民法通则》、《继承法》等法律而定的，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而且他所立遗赠的形式也是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所以笔者认为：黄永彬的用遗赠方式将其合法财产遗赠给原告并不违法，这是一个设立财产权利转让的单方意思表示，属于法律行为。他暗地里包“二奶”，把遗产赠给其“二奶”却是另一回事，即为事实行为。法律应当对人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的行为进行判断，而不是对一个事实行为进行判断，否则，会本末倒置。以“社会公德”作为断案依据，是在以道德的名义进行审判，法官在这里不是成为护法使者，而是成了道德卫士，法院也成了道德裁判所。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死后的意志应得到法律的认可与支持，受遗赠人张美英的财产权利也应该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护，而不是以社会公德作藉口，对死者的意志和生者的正当权利要求漠然视之，置之不理。因此，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三、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3个案件中，我们看出：道德标准已经过多的干涉了法律领域，道德标准甚至已经替代了法律逻辑，这与其说是法治的人性化，不如说是法治的一种潜在危害。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民众对于辛普森案件的态度真是值得国人咀嚼和反思：辛普森被法官宣判无罪之后，美国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但审判是公正的。”因为从道德的角度，辛普森杀妻行为是真实的、辛普森是有罪的；但是法律的公正并不是单纯的实体意义上的公正，因为法律的公正还包括形式（程序）上的公正。有句法律谚语：“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证据是真实的，但是取得证据的形式是违反法律规定，“树是毒的，结的果也就是毒”。

法律与道德最根本的区别也就在此，法律与社会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

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的标尺，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异质的地方，如两者产生的条件不同和所属的范畴不同。法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制度范畴，从制度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范畴，从观念上规范人们的精神和行为。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准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断。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如果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作者：金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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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道德的法律化及其界限

论道德的法律化趋势及其限度

*** [摘要] 法贯穿着道德精神，他的许多规范是根据道德原则或规范制定出来的。近年来，学者呼吁道德法律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怎样合理界定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则是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核心。本文对道德的法律化趋势和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做了一定的分析。总的来说，法是道德政治的支柱，道德是法的精神支柱。

[关键词] 道德规范

法律化趋势

法律化限度

合理性

绪论

道德和法律作为两种最基本的行为规范，都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统治阶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与经济基础起着重要作用。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是统治阶级维护其正常社会秩序的两种重要工具。以下仅就道德的法律化趋势及其界限做出一点自己的分析与思考。

一、道德法律化的趋势

（一）国外的道德法律化趋势

纵观国外历史，绝大多数国家在其法治化建设道路上的道德法律化现象是显而易见的。以西方国家为例，西方国家历史上存在许多道德法律化的事实。首先，西方自然法学说就是最好的证明。西方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就是普遍道德原则。如：霍布斯称自然法为道德法，把研究自然法的学问称为真正的道德哲学。正义、公平、平等、博爱、和平、互助、宽恕、守信等都是自然法所体现的道德内容。在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的关系上，西方自然法学派认为自然法高于实证法。他们认为自然法是实证法的基础，实证法必须在合乎自然法的前提下才是真正的法律。这种思想与我国儒家道德法思想如出一辙。因此，立法者应不断使国家制定的法律合乎自然法，把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法律的价值根据和应然取向。美国自然法学派著名法学家代表富勒认为：“义务的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愿望的道德虽不能直接转化为法律却对法律产生间接的影响。”富勒的观点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并肯定了法律的道德取向。①

西方在近代立法实践上也贯彻了道德法律化的思想，如：“诚实信用”已在西方民、商事立法中被确立为最高原则。《美国商法典》规定：“凡木法范围内之任何合同或义务，均要求(当事人)必须以诚信履行或执行之。”《德国民法典》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瑞士民法典)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由此可见，作为道德规范的“诚实信用”原则已经逐步走向法律化。

在现代，许多西方国家都将见危不救和遇到犯罪不予制止等，在道德上不被认可或是在 ① 刘珍.《试论道德规范的法制化》[J].河北法学2001年第1期 道德上受谴责的行为视为犯罪行为并予以制裁，如1958年《意大利刑法典》规定：“对气息仅存或受伤或危急之人，疏于必要的救助或未及时通知官署者，处3个月以下徒刑或科12万里拉以下罚金。”1971年《西班牙刑法典》规定：“对于无依无靠且情况至为危险严重者，如果施予救助，对自己或第三者并无危险，但不施予救助，应处以长期监禁，并科以西币500元至100元罚金。”1976年《德国刑法典》规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危难时，有救助之必要，依当时情况又有可能，尤其对自己并无显著危险且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能救助者，处l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1994年《法国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个人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

在行政领域，国外也出现了道德法律化的现象。如美国1987年的《从政道德法》就对政府官员申报私人财产、收受礼品等廉政方面的职业道德从立法上做出明确规定。从法律渊源上来看，道德规范、社会习惯等，原本就是法律的渊源。这就为道德的法律化提供了法理学的依据。博登海默认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实现的。”①

由此可见，许多西方国家在刑事领域已把见义勇为、扶危济困之类的道德规范有条件地法律化了，道德正在逐步走向法律化，在国外已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国内的道德法律化趋势

从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我国“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立法方面，他们把道德的法律化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礼为法之枢要”、“非礼无法”，这是荀子从理论上阐述了什么是法律的指导原则和怎样的法律才是是真正的法律，为道德规范法律化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则通过“春秋决狱”把儒家道德推向了司法实践。而“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则标志着儒家道德的法律化进程的完成。在当代中国, 道德与法律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决定了在治理国家中道德和法律作用的共同性；道德与法律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决定了在治理国家中道德和法律作用的不同性。正如刘金国所说“对于一个忘恩负义、损人利己、惟利是图、见义不为的人,社会公德可以迫使其羞愧。如果他仍然不顾社会公德的约束, 法的国家强制力就应责无旁贷, 担负起惩罚违法犯②罪人的责任。” 正是由于道德与法律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存在，才使得道德与法律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既可以相互转化，又保持了彼此之间相对的独立性。江泽民在2001 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思想:“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由此可见，道德的法律化趋势在国内也是十分明显的。

二、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从理论上讲，道德的法律化限度主要是讨论什么样的道德才应当被法律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

一、何种实质的道德能够法律化，二、何种性质的道德应当法律化

（一）何种实质的道德能够法律化

由历史的经验易知，道德的法律化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边界范围，某时期内被法律化 ①②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华夏出版社,1997，第316页 刘金国.《“德”“法” 相济》[N ].法制日报，2001-04-15 的道德，在另一时期则有可能退出法律舞台而成为纯粹的道德问题。分析道德法律化的问题应当立足于当下社会的实际情况，从主客观的角度，结合历史经验进行分析。以下，仅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道德的法律化应该是社会道德而非个人道德、客观道德而非主观道德的法律化。社会的客观道德是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道德共识，并最终生成客观化的社会道德。当然，社会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群人，他们由于处在不同社会阶层或在社会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产生了异于大众的道德认识。很显然，此时道德的法律化，不可能是个体主观道德的法律化，而应该是将社会大众所达成的普片的社会共识进行法律化。法律与社会道德一样，都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如果把不同的没有形成共识甚至相互冲突的道德观念法律化，则会造成法律体系内在的逻辑矛盾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并最终使得法律在其社会实践中难以落实。

2、道德的法律化，应该是基本的而非理想的社会道德的法律化。基本的道德是使社会正常秩序得以维持、社会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条件，能够为多数人普遍遵守。而理想道德则是对人道德更深层次的要求或期待，是多数人一般做不到或不可能持久坚持的道德要求。是否遵守理想道德准则，对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事实上，法律规则是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因此，那种只讲付出而不求回报的高层次的、理想化的道德要求，是不应该被纳入法律的范围。至于法律中理想性道德的条款，由于其为倡导性条款，法律不能也不应对之规定相应的责任。因此，其本质上并非真正的道德法律化。

3、道德的法律化，应该是行为而并非思想上的法律化。人们的思想品质无法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直接予以规制。而道德规范则更多的关注并规制着人们内在的思想。只有在内在的思想动机实现为外在行为，人们在对行为进行法律评价时，才能有条件地考虑思想动机的法律意义，至于纯粹的思想观念，则应当成为法律的禁区。法律若对思想进行规制，最终可能会导致思想的专横。

道德的法律化，应该是上述三个方面道德的有限的法律化，而不能是其全部的法律化。道德与法律应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正如博登海默指出的: “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

①范围之外的, 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社会的基础性的道德是法律化的主要对象，也并非所有的基础性的道德都能够予以法律化。法律必须为道德留下足够自由的空间。“如果连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道德要求都法律化，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不可忍②受。”法律要规范人们的外部行为，但也并非所有的道德行为都可以用法律的手段予以规制。法律只应该规范那些关涉人们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且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当然，道德法律化的界限范围，也不可避免的受着司法成本和司法资源有限性的制约。任何社会法律的运行都是有成本的，且已有的司法资源也不足以承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和社会纠纷的巨大负荷。因此，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往往明确地将有些问题排除在法律保障和司法救济的范围之外。这是分析道德法律化界限问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说，何种类型的道德能够法律化属于事实判断的话，那么，何种性质的道德应当法律化，则属于价值判断。这一问题，只有在对道德本身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方可辨明。

（二）何种性质的道德应当法律化

道德与法律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正如戴维·沃克所言：“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 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习惯、宗教教条、禁忌以及具有强制力的道德信条等行为规范之间, 没有多少区别。因此作为特定的社会共同体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法律和道德有着共同的起 ①②博登海默.《法理学一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第368页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毛寿龙译，《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 A]，北京三联书店1997版，第272页 源。”①法律存在着自身的合法性问题，道德也同样要经受合理性的追问。在阶级社会，由于人们利益的不同和对立，而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道德。在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对立的情况下，站在具体主体的立场上，既难以对不同的道德作出公正的评价，又难以客观地区分其优劣、对错。只有超越具体而又孤立的主体(阶级、集团等)的视界，才能对各种实存道德作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因此，笔者以为，只有那些立足于阶级的立场之上，以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标准，对维护和创造人类社会共同的生存与发展所需的良好社会条件、社会环境有益的道德，才是真正具有合理性的道德。也只有这样的道德才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才是应当予以法律化的。同时，也只有这种性质的道德的法律化，才能够保证法律自身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三、结语

道德的法律化是各国法律发展的一个趋势。正确的认识并合理的界定道德的法律化界限，对于我国的法制化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太过于保守，又不能盲目开放。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冷静客观的予以分析。在这一问题上，本文做了一定的分析，希望对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l]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Z].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2]刘金国.《“德”“法”相济》[N].法制日报,2001-04-15.[3]刘作翔.《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4]博登海默.《法理学一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孙国华.《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8]南俊英.《以德治国的现代化与法制化》[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2)[9]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毛寿龙译，《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A]，北京三联书店1997.[10]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华夏出版社,1997.①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Z].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521页

第三篇：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1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兼具社会主义特殊性和市场经济普遍性，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这个特殊性必然性决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特别强调社会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特别有利于形成集体主义风气，使良好风气深入人心，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并最终惠及个人。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兼具一般市场经济的特点，如私有制发展迅猛，个人利益观日渐增强，生产的主动性，分配，必然在此条件下相应的表现一定的被动性，私人资本膨胀，可能会导致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本系列文章仅讨论我国私有制问题，个人利益以及由此对社会主义法制带来的影响）现阶段，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已在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飞速发展，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公有制取得长足发展，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取得极大丰富，人们建设激情高涨… 这些都显示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整体上健康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导致…待续 …市场经济又导致私有观念的急剧膨胀，特别是在目前我国教育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素质不高，无法对私有观念的泛滥起到足够无法对私有观念起到足够的遏制，于是，私有观念的泛滥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个人主义，唯我主义等。显然，这些问题会使当前一些不明显的社会矛盾恶化或者是带来一些新的社会矛盾，使道德沦丧，对和谐的社会氛围带来重大冲击。前段时间，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引起社会重大反响，十八个路人面对被汽车撞倒的小孩儿，无一人出手相救，后来小悦悦又被别碾压，鲜血淋漓的事实带来的是对当代社会某些方面道德风气低下的控诉。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传统道德，传统习惯已经无法唤起有些人心里的良知，维系社会稳定的两大因素就是道德和法律，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西方向我国输出他们的文化，经济社会制度，对人们心里的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无法快速有效解决社会矛盾（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而西方国家经济等方面依然占据优势，使得人们很容易接受其各种思想观念，而西方国家多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核心就是个人主义，又加剧了情况的恶化，使得道德这种“软”的约束无法起到很好的作用，这就要求更多的国家强制力的介入，而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国家强制性。这种“硬”的约束…待续法律这种“硬”的约束会起到更好效果。另一方面，当前法治社会的建立也在加紧进行着，法治社会的前提是法制，法制是法治的基础，所以建立法治社会要从法制开始，法制的要求是要有一个结构严密，内部协调，体列科学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又由法律部门组成。由于法治能对社会弊端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完善相关法律也就很有益处，某些方面的道德法律化也就有了必要…

第四篇：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社会转型的四个问题

北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院庆人文讲座 2014年11月15日 袁伟时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http://blog.sina.com.cn/yuanweishi

中国只能够一步步地改革，要经过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够完成转型的历史任务。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时共存的。

在我看来，谈转型问题，离不开历史，有四个基本问题。

转型完成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首要的问题，否则后边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展开。关于“现代社会”标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政治上是不是宪政、法治，思想文化上是否多元。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005年，我提出一个观点，现代文明的标准就是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当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了针对残酷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生存空间”的叫嚣以及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剥夺公民自由，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统治形式，美国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二战”胜利前后，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和新经验。《世界人权宣言》是由各国政府代表、学者、社会领袖人物共同商议出来的，包括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和民间学者代表，并经联合国大会批准。它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经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自那以后，所有的联合国人权文件及其他文件都贯穿这个精神。

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各国先驱一直为之奋斗的。不虞匮乏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为什么重要？因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加上遍布各大洲的战争、纳粹的种族屠杀、苏联的特务统治和大肃反，让这两点的重要性格外突出。所以，这“四大自由”是新的经验总结，是文明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准。如果一个社会实现了这四大自由，那社会转型就算是完成了，否则就还处在转型的进程中。

转型的障碍在哪里

一个国家能不能接受“四大自由”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如果能接受，那么转型的阻力在哪里呢？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反帝反封建。

说到反封建，从学术层面考察，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封建社会？按照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标准，秦以后中国实行的不是封建制度——分封制。我认为准确的说法是宗法专制制度。

二是过去认为进行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主要内容是分土地。可是，土改后很久了，人们发现“反封建”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文革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得到邓小平首肯的。

中国的土地状况非常复杂。不乏大地主的个案，但据1930年代的调查材料，全国46%的农户是自耕农，华北更高达67%，其中河北是72%，山东75%。[i]中国的地主绝大部分是小地主，人均占有土地10亩左右。“广东地主人均占地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占地大约7.5亩上下。”[ii] 多年来有“关中无地主”的说法。秦晖和金雁翻阅了关中地区的土改材料和其他档案，证实了这个结论：“无论从史料看，还是从保存至今的地籍资料看，‘关中无地主’——自然是相对而言——并不是土改前与民国时期才有的现象，它至少已经存在二三百年了。”[iii]关中土地改革实际解决的是一些乡绅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压榨农民。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反封建”或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分田分地。民主革命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建立民主制度，确立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人要从原来的臣民变成现代公民。可以说，人的解放——保障公民的自由才是“反封建”的关键。

现在传统文化大热，讲中国传统文化何其伟大辉煌。但是，传统文化不应该是那些一厢情愿的“愿景”，不是时贤对儒家经典的随意解读，而应该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特别是儒家思想凝结为制度的实况。我赞同陈寅恪教授一针见血的论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三纲六纪”。唐宋的法典，大明律，大清律例，都贯彻了“三纲六纪”，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行为准则——固化了的制度。在思想文化上，儒家的建树反而不如道家或者是佛家。有人说，传统制度是“儒表法里”。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和社会的权威的瞿同祖教授的研究早就否定了这样的解释。他指出，法家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韩非子等法家，讲的可不是“人人平等”)；而儒家讲等级、讲亲疏，中华法系和传统社会的特点恰恰是后者。我认为中国传统制度的特点是“宗法专制”。

中国传统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西方的封建制度有三点不一样：首先，西方是长子继承制，而我们是平分的；其次，中国历史上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第三，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没有西方人身依附的农奴制。所以，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要解决社会自由、平等、发展问题，暴力土改、斗地主是没有用的，主要途径在发展工商业。我们讲台湾土改搞得比较好，那里地主的人身尊严不受侵犯，不斗地主；其次，财产权得到了尊重，政府用公有企业的股票收买地主的超标准土地，既解决了土地不均问题，又把资金转移去发展工业。

第二，反对帝国主义。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有没有经济侵略呢？当然有。19世纪的中国就很明显。它们打败了清政府，于是就要赔款，敲诈勒索。甲午战争，日本要我们赔付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这是敲诈。19世纪中国一共赔了多少钱？七亿两。其次，对外贸易的中的鸦片问题。鸦片战争后，鸦片进口增加了一倍，从年35000箱增加到72000箱，占到总贸易额的40%左右。此外，中国对外借债的利息很高。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压榨我们，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政府的信用很低。但是，经济发展很慢不能怪列强，而是当时的政府扼杀了经济自由。中国人一点也不笨，也有经商的才能，但很多行业政府不允许民间经营，因为担心民间经济壮大威胁了它的统治。这是中国历代王朝主流和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明清一直压制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海上贸易。郑和七下西洋为了显示天朝国威，到处施舍；招揽“蛮夷”来朝贡，慷慨赏赐；财政无法负担，不得不终止。为了阻止继续“下西洋”，后来兵部尚书刘大夏把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全部焚毁了。严格限制出海，导致倭寇横行。其实倭寇大部分(应该是“部分”或“小部分”)是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清政府继承了明代的海禁，甚至连国内贸易也禁止，从海上去直隶（河北）和奉天（辽宁）贸易就不批准（参阅拙著：《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第72-73等页）。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得不优待洋人；官办洋务运动；但对民间商务仍然掐得紧紧的，结果弄出了大批假洋鬼子，花钱雇一个洋人为企业代表。最害人就是搞官办企业。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几乎同时进行。但是，日本人发现官办企业是无底洞，利润没有，还要财政补贴，1880年前后经过激烈辩论，顶住“国有资产流失”等指责，毅然把官办企业卖掉，工商业大发展，财政收入增加。大清帝国却一条死路走到底，改为“官督民办”，依然逃不脱官府的干涉和官僚的勒索，私人工商业发展迟缓，财政必然困难，成为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改弦易辙，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发展起来。其实康有为、梁启超不是维新的首倡者，维新在甲午战败后已成为潮流。1898年戊戌变法搞坏了，康有为胆大妄为、冒险胡来要负很大责任。帝国主义不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历史也证明，市场领域，不要动辄讲反对帝国主义，着眼点应该放在扫除自由竞争的障碍。比如，当时的上海实际是经济特区，是中国金融中心，也是全亚洲的金融中心，东京、孟买根本就无法比；中国金融资本慢慢发展到30年代已经超过外资。竞争中中国人会慢慢取得优势，就好像香港最初也是英资占优势，后来华资一点都不比他们差，包括汇丰银行在内已经不是纯粹的英资。

转型的关键是什么

真正要转型一定离不开三个关键。第一个是自由。

首先是经济自由。19世纪，中国转型困难的根源就是不给中国人经济自由。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手，但是他也有局限性：在一些行业搞垄断，民间不许办。例如，他在上海办纺织厂，就申请朝廷批准，不准其他人再办。张之洞看不过眼，说我也办一个，在他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在广东办，1889年调到武汉当湖广总督，就搬到汉口办。但他们都不允许民间资本办。

再看看现在，为什么中国自主品牌汽车那么落后？准洋人办了，但长期不准中国民营企业家办。为什么家电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因为开放和自由。自由、开放得晚的，就发展得慢。更麻烦一些是金融，到现在才真正开始准许民间办银行。其次是政治自由。创新的关键是思想要自由，不允许人们“胡说八道”一番，不支持讨论，小孩从小胆小怕事，就培养不出现代公民独立自主敢作敢为的精神。没有自由，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论断来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主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看看历史就知道，没有自由的地方就没有发展。

第二个关键是要稳定。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自由的是北洋时期，但是不稳定；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是民族主义极端势力。第三要融入世界。

路径问题：怎么转？

过去讲，转型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良。在我看来，中国转型只有一条路，就是在现有基础上改良，改革就是改良。革命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要求稳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多数人的意愿是努力改革和发展，改变落后面貌，别再搞什么革命。

改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可以从英国的历史得到一些启发。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后，18世纪有两大问题，国会选举一塌糊涂，议员席位可以买卖；二是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整个18世纪英国国内斗争很重要的就是反对政府压制人民。所以，自由没有那么容易得到。一直到19世纪，英国的言论自由才确立下来，而女性到1918年才有选举权；美国的妇女则到1920年才得到选举权。转型的历程是很漫长的。

而且，所有转型都必然伴有大腐败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也是转型的必然出现的现象。转型太难。中国只能够一步步地改革，还要经过二三十年改革才能够完成转型的历史任务。一个国家是很复杂的，是光明和黑暗同时共存的。我反对随意剥夺公民的自由，那是违法行为，是损害中国形象的蠢行。但要看到侵犯公民自由权利，随便一个国家历史上都有，必须经过反复博弈才能消灭这些黑暗现象。18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真正实现是实际人数高达千万的官员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大革命，是政府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大变革。推行肯定很困难。但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把这些纸上的东西变为社会的现实。这是早就应该进行的变革，不能再丧失时机了。

知识分子在当代要干什么事儿？2000年我就说做两件事，发财、发言。发财就是发展民间经济，为现代社会奠立牢固的经济基础。整个世界最可怕的是极端思潮，世界的发展最怕走错路，不要再搞革命，不要再整资本家，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或者变相没收。不能征收遗产税。一征收遗产税，资金会大量流失。香港原来征收遗产税，后来废除了。第二，不要效法某些国家搞高福利。贫富差距什么的不可怕，随着经济的发展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是应该的。但是，不要搞过份，要使大家有兴趣去竞争。发言是要以公民的立场批评监督，减少社会的黑暗面，不是等待天国的降临，而是积极参与到这个改革过程中去。

（本文根据作者演讲摘要整理，经作者审阅）

刊登于凤凰网《大学问》第187期（2015年2月12日）

[i]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2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北京版。

[ii] 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iii] 秦晖 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第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北京版。

第五篇：经济社会转型问题的调研

关于东莞经济社会转型问题的调研乘”改革开放”的劲风,东莞和东莞人,这个勇于开放而又敢干探索和实践的城市,以自己独特地视角和思维,凭借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经过20多年年均20%以上的高速发展之后，创造了东莞”一夜暴富”的”东莞 经济”神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极限“的.一个生命体的存在,就是一个有”极限“的过程,那么作为东莞这种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模式自然是已达到”极限”.2006年12月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在东莞举行的“东莞经济社会双转型高层战略研讨会”上说，东莞20多年的发展历史说明，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源自“双优势效应”，即同时具备国内格局当中的先发优势和世界格局当中的后发优势。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东莞的“双优势效应”明显减弱。东莞已经出现土地、能源、社会容量和环境容量4个方面均“难以为继”的局面。因此,东莞 自今年以来,只要我们打开报纸或电视等新闻媒体,映入我们眼帘和传入人们耳朵的最多的字眼和声音就是:”东莞将是全力以赴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大篇幅报道.何谓”经济社会双转型”,简单地说,就是东莞的经济模式, 要从过去的物业租赁型经济转向创业经营型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鼓励当地企业大力发展具有自主创新技术和自有品牌的企业，推动产业的升级转型;社会转型的总体方向，则是推动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把工业文明提升为城市文明。在2007年初举行的东莞第十二次党代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提出了“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建设富强和谐新东莞”的发展战略。其中在经济转型方面，要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外延型向集约型、内涵型转变，经济体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经济结构从外源型经济为主向内外源型经济并重转变，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走出去并举转变，产业结构从加工制造环节为主的纺锤型向加工制造与研发服务环节协调发展的哑铃型转变，资源利用从线型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未来东莞的发展方向,即将东莞大道建设成为总部经济长廊, 东莞市的城市未来发展定位是国际性制造业中心和区域性产业支援服务业中心。

“大环境决定小格局”，因此，在东莞这片土地上作为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粗放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企业来说，企业必须升级转型，加快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并转”、高新技术产业和适度重化工业“两翼齐飞”。

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制造业产业都具备升级转型的能力，它们会受企业本身的能力（比如财力）和个体的发展方向和对市场营销的定位等方面的制约因素，而选择和确定企业的经营战略。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一些企业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大环境下，毅然选择了“迁徙”，以此求得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这对于企业本身来说，未免是一种悲壮之举，但这又是大势所趋。这是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必然的产物。

以鞋业制造业为例，纵观世界鞋业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世界鞋业生产基地，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转移到了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到了日本韩国，20世纪80年代栖身中国台湾，90年代在中国大陆。而当你仔细审视这个发展脉络，你会发现它与世界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历程何其相似，或许这又赋予了鞋业一层更深的内涵，它代表了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缩影。因此，作为曾经在东莞生存并成长了相当长时间的制鞋业来说，在这样的大势背景下，究竟该往何处去呢？或者说该往何处去才能让企业达到永久生存和长足发展呢？是往中国内陆地区“内移”，还是往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外迁”呢？

综观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正以“快速，稳健”地经济增长幅度上升，而“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政策环境，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吃了“定心丸”。如今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鞋业中心，全世界70%以上的鞋子在中国出产，中国的鞋业业已形成四大产业集群，广州东莞产业群、温州台州产业群、泉州晋江产业群、成都重庆产业群，四大产业群环环相扣，串起中国鞋业的黄金链条，奠定中国在世界鞋业中的霸主地位。而这其中的广州东莞产业群则占据整个中国鞋业的半壁江山，东莞在中国乃至世界鞋业的地位不言自明。因此，“总部经济”模式正是未来东莞的发展大势。作为对中国的政策环境，政务环境，金融环境，人文环境等都已驾轻就熟的东莞企业来说，选择往中国内陆地区“内移”，当为明智之首选。正如美国波音公司，其总部在美国，但其零配件却来自世界各地，这是产业转移的范例。东莞的鞋业企业在东莞对鞋产品进行贸易交易，研发和营销，深加工，生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而将处于产业链条下端的低附加值产业向内地转移，完整地产业键就此生成，而内陆地区纵横交错地高速公路，快速铁路与航空水运形成的“立体交通”与沿海地区有效地实现了交通键接，进而加快了出口“海洋运输“的效率。因此，东莞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是对制造业企业的一次整体提升，尤其是对于鞋业企业这样的高消耗，低技术含量的制鞋业企业来说。因为内地更加优惠的投资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充足的劳动力为他们解决了最为根本的后顾之忧。

因此，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制造业企业又一次求得更大发展的时代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