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协商

第一篇：民主协商

日前，冷轧厂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召开一季度民主协商对话会，让职工享受对企业生产建设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企业主人翁作用，共同为企业谋发展献计出力。

劳资双方，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有对立面，也有共同利益所在。员工不努力，公司没效益；公司效益上不去，员工福利也不能提高。

为使员工更好地理解和支持企业的部署，公司坚持每月开一次共同早会，集中全公司员工，由总经理通报上月经营状况及本月公司安排。为切实掌握员工思想动态，工会定期组织员工座谈会，分别听取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员工对公司经营的建议和意见，并在劳资恳会上向公司反映解决。

民主协商内容丰富

据介绍，该活动旨在引导各级工会紧紧围绕为广大职工营造一个“物质逐渐富、智慧能用武、文化在满足、生态有进步、幸福挡不住”的创业创新环境，以民主协商制度完善、职工工资合理增长等为重点，动员、组织和代表职工，与对应协商主体开展民主平等协商。

具体内容为：镇总工会在镇党委的领导下，代表和组织职工，通过镇政府联席会议、镇总工会代表大会年会等形式，就全镇经济社会协调推进、企业健康发展和职工合法权益维护等重大问题，进行镇级层面的民主协商；各村(社区)、行业性联合工会，就本区域、本行业企业经营者和广大职工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民主协商；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围绕本单位健康发展大局开展民主协商，保障职工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权益等落到实处。

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

企业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厂务公开、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平等协商等制度。

企业还可以采用民主恳谈会、劳资协商会、职工议事会等形式，开展民主管理活动。

关于建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江苏工人报》（2012年10月17日 03版）焦霞

南京某企业由于在出卖土地过程中未能告知职工，而是想通过成立新的公司，使职工身份平移到新公司，从而达到出让原国有企业土地的目的，结果引起职工的强烈不满。职工为争取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而自发集体停工，造成职工堵厂门、堵马路的群体事件。近年来，职工群体事件的频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些企业不重视职工民主管理，职工缺乏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而引起群体事件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因素。

“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实践也证明，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工作，是促进企业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实践，企业民主管理已是形式多样、制度健全、内容丰富。如何促进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深化，有效促进企业职工政治、经济、劳动和文化权益的落实，有效整合企业民主管理的各种制度资源，从而最大化、最优化地发挥企业民主管理的综合作用，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

为了更好的贯彻今年年初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下发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结合江苏省总工会提出的建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以厂务公开、集体协商、职工董事监事等为重要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实现“制度联建、实施联动、功能互补、效果叠加”的工作思路，从进一步深化企业民主管理的发展要求出发，结合基层实际，笔者试就建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作如下思考和建议。

一、建构制度体系要突出职代会的中心地位

职代会作为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要在民主管理制度体系中发挥基础性、支撑性和引领性作用。要始终坚持把职代会制度作为维护职工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重要制度，作为职工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平台，作为职工理性表达利益诉求的畅通渠道，作为开展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等维权工作的程序保障，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一是在职代会建制上，要突破所有制界限，明确所有企业都应依法建立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二是在职代会职权上，要坚持凡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规章制度、分配办法不经职代会审议通过不执行。如：“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方案”提交职代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三是在职工代表作用发挥上，要创新活动载体。如建立职工代表监督检查制度、职工代表特派观察员制度、职工代表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制度、职工代表厂长助理制度、职工代表物价监督员制度、职工代表与总经理对话制度等，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四是在职工代表组成上，要强调一线职工代表不得低于50%的代表组成要求，职工代表中农民工代表的比例要与企业职工成正比。五是在对职代会管理上，要强化职代会的规范化程序，强化对基层职代会报告制度的管理，形成会前、会中、会后督察、督办的监督制度。使职工参与权、共决权、知情权、审议权、监督权真正得到落实。

二、建构制度体系要突出厂务公开与职代会的互动实施

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知情是前提。要以推进各类基层企事业单位普遍实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为目标，以职工关注的企业管理的热点难点问题为重点，以制度创新带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实践创新，不断提高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水平。一要畅通渠道明确公开内容。坚持把职代会作为厂务公开的主渠道，把公开栏、集体协商作为厂务公开的重要渠道。明确企业规章制度、劳动合同、集体合同、职工收入分配、职工社会保险费缴纳、安全生产、职工奖惩及解除劳动合同等六个方面情况必须提交职代会，并实施公开。二要着力构建厂务公开机制建设。重视各级厂务公开领导小组的组织建设，建立起领导小组成员替补制度、工作例会制度、工作分工制度、经费保障制度。促进企业坚持厂务公开工作责任制，实行目标化管理，坚持厂务公开工作考核制，激发公开内动力；坚持厂务公开责任追究制，推动真公开；坚持工作报告制度，提升监督程度。使厂务公开有程序、有过程、有结果，保证了厂务公开的真实性、有效性和严肃性。

三、建构制度体系要坚持集体协商与职代会的互动实施

重视集体协商制度与职代会制度建设的互动实施，是提高企业民主管理质量和成效的关键。一要建立职工协商代表公推公选制度。明确职工协商代表必须经职代会或职工大会选举产生。二要建立集体协商议题征询制度。规定职工协商代表可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职工、分（子）公司工会负责人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听取不同岗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职工意见，据此确定集体协商的重要内容、目标和策略。三要建立协商情况通报制度。规定在工资协商准备阶段、在协商过程中以及对原定协商方案做出重大让步或重大调整的，都应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向职工通报，说明情况。四要健全集体合同（草案）经职代会审议制度。规定集体协商取得一致后，工会要认真筹备和组织召开职代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对集体合同草案进行审议表决。五要实行合同公布与监督检查制度。定期组织职工代表对集体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每半年向职工公示一次集体合同履行情况，每年至少向职代会报告一次集体合同履行情况。

四、建构制度体系要突出职工董监事与职代会的互动实施

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是职工源头参与管理、参与决策和监督的重要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在与职代会制度互动实施中，一要坚持职代会选举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获得应到会职工代表的半数以上同意才能当选。二要坚持征询制度。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应当经常或者定期深入到职工中听取意见和建议，在董事会、监事会研究决定有关工资、奖金、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变更劳动关系、裁员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和事项前，要广泛征求职代会代表的意见，同时请职代会代表分头召开职工座谈会，让职工们建言献策。三要坚持述职制度。职工董监事每年至少一次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其履行职责的情况，报告内容或者提纲并提前一周告知职工（代表）。四要坚持评议制度。在职工代表听取职工董事、职工监事述职的基础上，并对职工（代表）提出的质询予以答复后，职工董事、职工监事接受职工（代表）的民主评议。评议结果形成书面材料。五要坚持奖惩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对职工董事、职工监事进行考核，实施必要的奖惩。对履行职责好的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给予表扬奖励；对不称职或者有渎职行为的职工董事、职工监事，进行撤换或者罢免。

区总周远青：浅谈非公企业职工民主管理的内容和形式

发表时间：2005-10-27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非公企业发展迅速，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连续四年排名全国百强县(市)之首。今年1-6月，顺德实现工业总产值936.53亿元，增长28.3%。非公企业已成为顺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顺德常住人口115万人，非公企业从业人员近90万人，这部分职工在职工总数中已占三分之二。在非公企业从业的职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权益受法律保护，他们参与企业管理的民主权利同样需要依法得到尊重和保护。

企业要实现最佳经济效益就必须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点不论是公有企业还是非公企业都是一致的。但不可忽视，在一些非公企业中劳动关系矛盾和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在工资、社会保险、劳动安全和人身保障等职工的合法权益上存在着侵权现象。一些非公企业经营者民主意识差，企业没有民主管理的渠道，职工的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利益和权利时常受到损害和侵犯。如果这些职工的利益和权利得不到应有的维护，一方面与顺德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另一方面也将影响职工队伍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加强非公企业民主管理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由于非公企业在资本构成、领导体制、管理方式、分配形式、运行机制等方面与公有企业不同，决定了非公企业民主管理在形式、内容及程序上，必须符合非公企业的特点，形成一套具有特色、方法灵活、内容丰富的民主管理工作格局。

一、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形式

在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形式上，应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实行民主协商会议制度与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制度、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相结合。非公企业民主管理，与公有企业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有所不同，在借鉴公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同时，要积极创新其它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逐步形成既有单一，又有复合并存的形式多样的民主管理方式。就顺德而言，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主要形式有两类：

一类是工会代表型。即民主协商会议制度，企业工会代表职工定期或不定期与企业经营者就员工权益、经营管理、安全生产等重大问题进行平等协商，实行民主协商会议制度。会前选举好职工代表，征集协商议题，召开工会委员会议确定协商议题，提前与经营者约定协商会议的时间和要求，做好准备工作。召开会议时，双方就收集的议题进行平等协商，做好会议记录。经双方协商一致的，会后向全体员工公布，工会监督落实。民主会议协商制度任期与基层工会同步，企业工会每年至少召开3-4次民主协商会议。顺德企业转制较早，到1996年已基本完成。为进一步完善转制企业、非公企业民主管理工作，1997年顺德工会制定下发了《顺德私有经济为主体企业民主管理暂行规定》，实行民主协商会议制度。这一制度实施以来，企业经营者较能接受，企业工会也容易操作。到目前为止，顺德已有7861家非公企业建立起民主协商制度。实践证明，在非公企业实行民主协商制度，有利于稳定劳动关系，共谋企业发展。

二类是职工参与型。即区域性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制度、厂务公开制度，主要是通过直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达到企业经营者与全体职工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的目的，从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凝聚力。目前，顺德伦教霞石村、容桂容山居委已建立起有区域性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制度，100多家非公企业实行民主管理过程中推行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厂务公开工作。

二、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内容

在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内容上，应坚持职工利益与企业发展相统一的原则，实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与促进企业发展相结合。非公企业民主管理要做到企业发展与职工利益相互兼顾，一方面要照顾职工情绪，侧重职工的经济利益和人格尊严，把职工民主管理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紧密结合起来。非公企业的厂务公开是公开有关职工权

益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企业制订的规章制度；辞退和处分职工的情况及理由；职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金的缴纳情况；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情况；集体合同及工资集体协议的签订、修订、续订、履行情况；涉及职工合法权益的其他事项；企业经营者和工会经过协商同意公开的其他事项。另一方面要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职工代表通过一定的形式，定期听取和了解企业重大决策、生产经营管理情况，包括企业的发展规划、年度计划、重大改革、重大技术改造方案、经营方向以及实行厂务公开和履行集体合同情况；协商并审议通过涉及职工劳动时间、工资分配、休息休假、保险福利、职工技能培训、劳动安全卫生等事项的规章制度、集体合同草案；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活动等。充分发挥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企业稳步发展。

三、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程序

在非公企业民主管理的程序上，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非公企业在资产运营、企业管理、劳动用工等方面均与公有、集体企业不同。因此，民主管理也应考虑其特殊性，做到既依法办事，又简便易行。在非公企业实行民主协商会议制度、区域性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制度要把好三个环节：

一是会前准备。要通过各种形式来征求职工的意见和建议，把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民主管理的重点，为召开民主协商会议、职工代表联合大会奠定基础。

二是开好会议。非公企业职工代表联合大会不能简单照搬公有企业职代会的做法，在会议中要行使好职权：①知情权。包括对企业资产变更、经营方向调整等重大决策在内的触及职工根本权益的内容，职工享有了解、提出咨询建议、与经营者沟通的权利；②共商权。包括对涉及职工工时、薪酬、休息休假、福利、劳动安全卫生、劳动保险、技能培训、职工聘用和解聘等重大决策，职工享有听取职工代表意见以及举行民主协商，共同决策的权利；③监督权。包括对由法律、法规、政策和企业章程规定的其它事项职工享有审议、通过和决定的权利。

三是会后落实。非公企业职工民主管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产物，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因企制宜，注重实效。对于在民主管理工作中职工提出符合政策法律规定，符合企业实际的意见和建议，要通过职工代表巡察、厂务公开栏等形式抓好落实、整改和反馈，以激发广大职工的参与热情，充分发挥职工民主管理的效应。

在非公企业开展职工民主管理，其目的在于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共谋企业发展，实现劳资双方互利“双赢”。

第二篇：社区民主协商议事制度

社区民主协商议事制度

为加强社区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驻社区单位的联系，共同研讨社区发展，促进社区资源共享，化解社区内各种不和谐的因素，特制定社区议事协商会议制度。

1、社区议事协商会议成员由驻社区的社会单位、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民间组织等方面的代表构成，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主任由社区居委会主任兼任。

2、社区议事协商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讨论社区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为社区管理提供有关意见和建议；积极化解社区内各类不和谐的因素，维护居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资源共享，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3、社区议事协商会议由社区居委会召集和主持，可不定期召开（每年至少两次），会议重点对社区内居民普遍关注的大事进行协商、研究，对涉及社区重大公共事务的有关决策进行前期论证，并有详细的会议记录。

第三篇：范式转换与民主协商

范式转换与民主协商：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媒介表达与社会参与

作者： 陈刚

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

关键词： 争议性公共议题 范式转换 公共新闻 社会参与 公共协商┊阅读：1555次┊

[摘要]：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突出极化的传统范式向动员公众参与的对话协商范式的转换，实质是强调传播由冲突转为建构。公共争议的传播，需要大众媒介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透过协商与对话，释放公共争议内在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面向，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增加公共争议透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可能性。

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主要有两个架构性的元素：一是公众关注、聚焦的或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二是社会、公众对该类议题的认知存在多元意见即富有争议与冲突。在美国的“枪支管制”（Gun Control）、“移民政策”（Immigration Policy）等议题，中国的“医疗改革”、“个人所得税”等议题，以及“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克隆”（Clone）等全球性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大众媒介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富含争议的公共议题都是积极互动的关系。在选择报道对象时，“客观存在的，能引起争议的事件和现象是最值得报道的”（McCullagh，2005:27），一些大众媒介与社会的研究者更是直接将媒体的报道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没有“争议”和“竞争性”的论题，就是那些在传媒看来如此明确以至于没有给反对者回击的空间和重点的事件；另一类就是有“争议”和“竞争性”的论题，即那些存在合理冲突和不同解释的焦点与重点事件（Gamson，1989）。此分类虽笼统、抽象，但却简捷、分明。与此同时，在公共争议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也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unlovable press）。在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中，大众媒介秉承何种理念，如何组织各方意见与观点的交流、竞争和协商等，影响着公众的认知以及议题的最终走向。

一、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作为对帕森斯（Parsons）等为代表的强调共同价值观、社会整合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修正和补充，以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柯林斯（Collins）等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应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社会冲突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 一张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张是变迁、争议、冲突和强制。对社会变迁、社会现象的认知与研究需要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Dahrendorf，1959：10）。因为冲突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冲突在人类社会中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是复杂社会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功能。在一定条件下，争议、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积极功能（Coser，1989：16）。社会冲突与争议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一个社会是否有疏通社会冲突、调节社会争议与冲突的机制和渠道。

在美国，对争议性议题的研究相对较早，一些专业的研究机构在“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Controversial Topics Research Guide）中，将美国出现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归总为包括堕胎（Abortion）、动物实验（Animal Experimentation）、同性恋（Homosexuality）、种族主义（Racism）、性教育(Sex Education)、政治腐败（Political Corruption）、媒体暴力（Media Violence）以及人权（Human Rights）等在内的62个大主题，近500个小的分类议题。[1]从这些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引起争议的公共议题是一个庞大的清单，几乎涉及国家、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户籍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个人所得税、房地产市场、廉租房、三峡工程等都是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公共议题。2008年第1期的《中国经济周刊》评出的“2007十大争议议题”，包括“房价‘拐点’是否出现”、“‘中国制造’是质量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华为‘辞职门’是否违法”、“交强险是亏还是盈”、“小产权房是‘转正’还是‘下岗’”、“奥运后股市还‘牛’吗”、“娃哈哈达能谁是谁非”、“取消‘黄金周’好不好”、“星巴克该搬出故宫吗”、“医改方案最终会是什么样”等。这些争议性的议题虽偏重经济领域，但从中也可以窥出，争议性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现实与讨论语境。

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内在涉及的公共利益、价值观、伦理道德等以及话题外在的冲击力、冲突性、争议性甚至是故事性等因素，使其具有高聚焦性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以及社会影响。在西方，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将争议性的热点公共议题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和主题，以考察学生认知争议性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对争议问题时如何收集材料、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等的思辨能力。一些政治学学者，则将争议性公共议题体现的民主价值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内容作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Gaskell et al, 2004）。而一些传媒社会学的研究者，则更多地将争议性公共议题置放于社会冲突、大众媒介、社会沟通与民主决策等关系框架中，以研究和考察大众媒介与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关系以及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等主题（Howlett, 2006；Snyderman,1990；Gamson et al., 1989）。在20 世纪7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以约翰•埃尔德里奇（Eldridge）为首的媒介研究小组，就以BBC和ITV为研究对象，对两家公司的电视节目历时5个月的追踪，考察电视新闻是如何在“公平报道”的口号下，组织、构建和报道有争议的新闻议题和事件，以及媒体的报道对争议性议题、公众的影响（Eldridge，2004：4），其研究成果体现在之后出版的《坏新闻》（1976）和《更多的坏新闻》（1980）两部著作中。

在媒介化社会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中，作为新闻的公共争议，具备这样几个传播特征：一是对于有争议的公共议题，社会影响往往高于其所富含的新闻价值，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吸引和动员各方注意力，进而积极参与的内在动力。二是触发争议的议题或社会现象是传播的表征，议题或社会现象背后触及的公共利益、传统道德、伦理抑或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以及法律、法规等是隐性本质。公共争议的触发以及短时间内高度聚焦的争议化的扩散与传播，通常源于这类事件表象背后的深层次的公共利益与秩序、传统道德与伦理等遭遇的挑战，并由此造成局部的社会公平失衡、社会秩序失范、社会底线失守或者是集体意识的衰落等社会敏感问题。三是大众媒介及公众对公共争议从表征到隐性本质的解读、认知多元化，存在“争议场”。这是公共议题伴随着争议与争辩广泛传播的源根。四是存在“黑洞效应”，即争议化传播现象，“愈争议愈传播，愈传播愈争议”。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一个特点与规律，议题或事件的争议程度与新闻价值、关注程度、传播速度与范围等成正比。

二、深层次的冲突：客观主义的思维捷径与价值多元主义的困境

在大众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大众媒介一直被赋予是公众了解、理解与认知社会生活的中介与桥梁的角色，尤其是社会面临冲突、争议或焦虑时。对此，塞伦•麦克莱（McCullagh）和塔奇曼（Tuchman）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大众媒介是取景器，是公众了解世界的窗口，而取景器与窗口的大小、方向等则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限制了公众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认知。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麻醉药品的使用，曾产生广泛争议。在争议过程中，“公众对受诋毁争议的麻醉药品缺乏直接了解，则新闻媒介与政府的说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间接影响了之后相关政策的制定”（Douglas，1987：247）。

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如何构架和处置争议，搭建公众讨论的多元空间与场域，引导公众理性地参与及对议题的认知，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性，至关重要。在实践中，为了体现大众媒介的客观与公正，长期以来，对争议性议题的报道和处理，大众媒介一直力图坚守客观性原则，采用客观、平衡的处理方法和报道框架，再现争议性议题。美国《纽约时报》就曾将“凡涉及争议性新闻事件，《纽约时报》禁止刊发一切只‘有一面之词’的报道”视为其新闻铁律，主张报道者不做法官也不当裁判。英国的电视台，甚至用“秒表（stop-watch）计时”的方法来平衡报道，即一种观点占30秒时间，而对立的观点也占30秒（Franklin，2008：29）。香港凤凰卫视的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在涉及争议性议题与问题时也是采取这种“冲突对立”式的处置手法。

冲突式的处置手法和报道范式是大众媒介处理许多报道对象包括争议性议题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与技巧，这种做法被塔奇曼形象地喻为“两边的故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的需要。美国传播学者纽曼等在其著作《常识：新闻和政治意义建构》中，详细考察了大众媒介对美国政治议题尤其是争议性议题报道与建构中的常识，发现大众媒介采用较多的就是形式上客观的冲突框架，并指出“冲突框架可以说是传统新闻价值判断与平衡报道下的产物，冲突框架常见于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并多以平衡对立的形式呈现，是媒体得以维持客观形式的便捷方法”（Neuman, et al.1992：108）。其实，冲突框架的使用，除了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外，还是大众媒介避免在报道争议性议题时自身陷入争议与质疑的“面具”（mask）；二是当争议性议题呈现高度复杂与不确定时，容易演变成情绪性的正反对立的情境。冲突框架有助于记者描绘竞争的态势，以及方便将矛盾冲突与对立的说法、观点导入报道中，通过营造争议、竞争的氛围突出冲突性、矛盾性甚至是故事性，以吸引或者掌控注意力资源（Neuman et al., 1992）。在涉及教育改革这一公共争议的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事件中，在新浪网教育频道联合《南方都市报》推出“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引发各界争议”的专题中，以专题的形式报道了该事件，在再现该事件引发的争议时，其处置手法即是平衡式地列举了极化的双方观点：

正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改变一考定终身，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是有利于北大更好地接受社会的监督，实名提醒校长注意身份和职业道德，提高推荐的公信力； 三是有利于各高校自主招生方案实施，对自主选拔录取政策深化探索，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

反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39所学校评定规则不透明，参与申请的400余所中学都是哪些省份的什么中学，为什么不能将名单公布； 二是北大公示的39所具备推荐资质的中学名单中没有一所农村中学，深化了教育不公，导致名单遭质疑； 三是实名推荐制无疑会扩大中学校长手中的权力，给权力寻租造就空间，容易导致招生腐败。

《光明日报》在《各方热议：“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利大弊大？》（2009年11月10日）的报道中，亦是将各方观点限制在“利大”与“弊大”的两极框架中。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一直是大众媒介遭受诟病与质疑的关键，这种冲突对立的框架处置手法被认为“并不完全代表大众媒介是一种文化中立或价值中立，只是大众媒介维护客观形象的思维捷径”（Neuman，1992：124）。

究其本质，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是开放性问题，不简单地属于“好与坏”或“善与恶”的二元道德评判范畴，也不是赞成与反对之简单的两极所能解释与承载的。社会生活当中有许多公共争议，看起来是“要与不要”、“黑与白”、“做与不做”的两个争论极端，但在这极端之间仍有许多的可能性。这种可称为“灰色地带”的事情，其中并不是一些黑与白的渐层，而是由许多各种可能性所组成，其组合是因人们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所导致，当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于环境有各自不同的想象，其想象内容就决定了环境被营造的结果（郑晃二，2002：26）。在哲学意义上，价值多元性论(value pluralism)主张，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彼此之间常常无法共度也不能兼容，而且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价值多元论的代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Berlin）认为，如果试图用某个特定的“善”(good)或价值来统领所有生活的目标，以求得社会世界的和谐与统一，无论这种企图是出于多么良好的意愿或以多么崇高的名义，都是极为不可取的，在一个充满分歧与争议的世界与社会，伯林告诫我们，应当抗拒诱惑，以自由宽容的态度维护与包容多元的价值追求。(刘擎，2005)

争议性公共议题包含的多面向与内在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与文化以及价值多元主义的现实诉求是一致的。大众媒介的这种极化的客观主义思维捷径，在维护自身客观形象以及吸引注意力资源的同时，却限制甚至是绑架了公众对争议的理解与认知，因为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大众媒介设定了框架，公民据此讨论公共事务，讨论的质量必然取决于公民所能获知的信息的质量（Tuchman，2008）。“吃什么，补什么”，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可能带来对新闻的高关注度，但却让社会缺乏有益信息的滋养，“新闻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增强公众对于塑造环境的当前事件和议题的理解，以赋予公众力量”（McManus，2004：8）；另一方面，大众媒介思维捷径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议题的整合和“贴标签”。大众媒介的报道具有议题整合的功能，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有多个子议题，媒体对议题中各子议题数据的高低，会造成不同的观点被突显，关注量高的会产生扩张现象；反之，关注量低的则会缩小或被忽略。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曾经考察“传媒如何报道有精神疾病的人”，通过对传媒样本的研究，他们确认了传媒报道的五个议题：“对别人暴力”、“对自己暴力”、“治疗和恢复”、“对既有精神病定义的批评”以及“出于喜剧目的对精神病形象的运用”。结果，他们发现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对别人暴力”，他们得出结论，关于精神病的传媒报道主要是“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McCullagh，2005：19）。大众媒介的思维捷径，致使精神疾病人被贴上“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的标签。最后，在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大众媒介向巨大的媒介市场灌输意见，取代了包含多样性的交流与传播，讨论的范围分散和缩小，臆造信源，意见趋向集中化。这在一定意义上，致使大众媒介在报道与传播争议的过程中，自身也陷入争议（debate）。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中，公共理性与公众民主参与的忽略、弱化与缺失，不利于甚至是妨碍对公共争议的协商以及决策的公共性与民主化。

由此，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存在着模式固定化、“赛局游戏”、意见群体之间缺乏对话、泛娱乐化与同质化、去情境化、“伪争议”以及忽视公众利益、缺乏理性引导等现实问题与困境，可以说是与大众媒介这种“去公共性”的思维捷径分不开的。

三、公共争议的公共新闻取向：公共协商的可能性

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经大众媒介传播后，成为塔奇曼所言的赋予并强化了其“公共性”的特点，成为公众参与讨论的公共事件。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的角色就很重要，它必须能传达与议题相关的重要观点与信息给公众，以培养公众对公共议题的辨析能力”（Bohman，1996：35）。因此，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被赋予了作为信息交流、意见竞争和求同存异功能的载体与平台，在强调参与、平等与对话的传播精神和语境中，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具有“公共新闻”的取向。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新闻事业的社会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被认为是“业界发起，学界助力的一场新闻变革”（Glasser，2010:2）。公共新闻更倾向于是一种立场，主张新闻媒体的角色应由“看门狗”到“公正的参与者”，其值得肯定的是透过民意测验、社会调查和互动等方式对公共意识的肯定。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公开性、公共性以及在传播中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诉求以及价值观与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共通性。被认为是“民主的工具”和“一种新闻模式”的“公共新闻，主要包含四点基本价值：1.视为公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和旁观者；2.帮助政治共同体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了解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不是看着它恶化；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Glasser，2010：4）。在实践中，公共新闻更多地象征为对话、协商的方式或一种理念（idea）, 其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并以此培养公众的思考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在新闻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公共新闻”自身也曾陷入质疑，但其对公共意识的期望以及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价值观，对当前大众媒介对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反复强调，在社会成员内部存在着基本利益与基本原则趋同的情况下，冲突或争议透过协商、调解和仲裁等方式是可以调节的（Dahrendorf，1959），这其中作为社会调节的公共协商机制是重要的方式。公共协商被认为是一种带有特定目标的对话，爱尔兰政治学家Cooke认为，公共协商具有“过程的教育作用”、“过程形成共同体的力量”、“协商程序的公正性”、“协商结果的认识平等”等5个特点和作用（Cooke，2004：43）。

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堕胎（abortion）只是一个涉及医疗的议题，而后在大众媒介的参与、组织下演变为延续至今的公众聚焦的、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具有公共新闻特点的公共争议（George，2004）。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公共新闻”取向，或者说公共争议籍由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与渠道，组织社会与公众参与议题的理性讨论与协商，具有外在与内在的双层可能性。外在基础与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与变迁。社会转型与变迁是争议性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性因素与环境。社会转型使社会进一步分层、分化，社会性的冲突与矛盾更易显现，认同上的失落与冲突增多，对其的报道与传播则是这些争议背后的认知与认同上的冲突与协商在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中的折射与反映。二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为公共争议进入社会与大众媒介的视野提供了制度及政策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信息的公开使许多争议性事实或社会现象由过去被忽略或被屏蔽到现在大量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三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其影响力是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渗透，这为公共争议的传播提供了基于技术便捷的平台和路径，“新媒体是争议传播与扩散的新渠道，其传播速度与范围都无与伦比”（Burnett，2009：184）。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新媒体经常与一定的“社区”关联，线上线下结合紧密，社会动员能力强，把传播活动延伸至更多环节，而且社会化媒体相对更重视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据美国新媒体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在2010年2月，Social Media（包括blog，twitter，facebook等）关注与讨论的争议性公共议题排序依次为：反堕胎的电视广告(Anti-abortion Ad)、医疗改革(Health Care)、同性恋权利（Gay Rights）、性教育和恐怖主义。[2] Social Media对这些争议性的热点话题不仅比主流媒体更多地关注，而且也更加凸显主体性和多元化。

另一方面，促使和驱动争议性公共议题公共协商与讨论的内在可能性主要表现为：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增强，“参与式社会”的形成和大众媒介自身公共性（publicity）的生长。现代社会，对社会中群体或个体而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大为提高。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的增强，形成了“参与式社会”（Participatory Society）的现代社会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讨论的社会，学习的社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Altschull，1990：56）。公民意识的增强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公众透过参与关乎社会问题、公共利益等议题与现象，表现作为社会个体与成员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大众媒介公共性的增长，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现代社会沟通的基本路径与方式。英国社会学家汤姆森认为“作为公共领域，现代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开放了一个平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对话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透明度’（visibility）这种公共性”（Thompson，1995）。潘忠党教授在《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的序言中对现代大众媒介的公共性及体现进行了研究，认为传媒的公共性为“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其公共性体现为，传媒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传媒服务的平台和话语公开，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公正”等几个方面(潘忠党，2008)。

在中国，近年一些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如“取消‘五一黄金周’好不好”、“先跑（范跑跑）教师事件”以及早期标本性的“孙志刚事件”等，透过大众媒介的报道、参与以及意见的交流与协商，有效地提高了议题的公共能见度，对议题最后的走向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修改等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在西方，透过大众媒介对一些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公共协商被认为是大众媒介与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IQ争议的媒体报道就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Snyderman,1990）。这方面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近年关于“基因专利权”（Gene Patents）这一公共争议的报道。美国学者Caulfield透过研究发现，施政者通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媒体报道的调查与统计，收集各方意见，供公共讨论与协商，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与权益, 推动了政策的议程（Caulfield，2007）。

四、民主协商与社会参与：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范式转换与期待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社会，而且具有泛争议的趋势。在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争议性议题一直都是大众媒介聚焦和报道的重要主题与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争议性议题的内容及涉及的议题主要是以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以及传统道德为主，如“大学生救掏粪工值不值”、“上学是否有用”等等。在进入新世纪后，争议涉及的主题渗透到各个领域，“教育类10大争议新闻”、“经济类10大争议新闻”、“医疗卫生类10大争议新闻”等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争议与冲突的再现、社会参与以及公共协商等都需要甚至是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更为重要的是“大众媒介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键连接，这一角色使大众媒介强烈地影响着政府和社会在公共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Howlett, 2006:102）。

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公共新闻”取向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公众及社会对这些公共议题的参与以及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冲突对立范式的报道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和注意力相比，对话、协商范式的报道与传播则能够激发公众的参与兴趣。公共争议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的冲突对立范式向强调公众参与的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强调新闻报道从冲突转为建构，需要大众媒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原则和理念，Isaiah Berli认为“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刘擎，2005)。在此基础上，大众媒介需要从公众的利益出发，不扮演“法官”的角色，发掘最详细的事实，动员社会参与，吸收多元化的社会资源，给予参与的相关主体以充分的表达、讨论的机会，保证其话语权，不回避争议，呈现多元的论证及证据，使报道内容更具辩证性。去标签化（delabeling）以期超越传统的冲突框架，走向公共协商，透过多元价值的协商与交流，培养公众对分歧的包容与理解以及对公共议题的思辨能力，进而界定争议背后的客观问题。

在实践中，关于大众媒介究竟该如何处置和报道公共争议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在关注相关问题时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一定的探索（Neuman，1992；黄惠萍，2005；连水兴，2010，et al.），这些尝试与探索大多只是停留在相关性的研究层面，缺乏真正专注从公共争议的视角展开深入的建构性的研究。对大众媒介而言，由传统范式向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如何组织和磨合报道，围绕议题构建一个“理性”、“合法”的争议区，引导公众参与讨论和协商，释放争议与焦虑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的议程等，是一项复杂的、富有智慧的系统工作。这其中，有三个关键性的程序及方式值得注意和尝试：

（一）建构公共争议的报道程序与路径

与普通、“非争议性”新闻的报道与处理不同，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需要一套相对全面、翔实的操作程序与路径。这方面，一些教育机构以及争议性议题的研究机构的实施方法，值得大众媒介参考和借鉴。美国的“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在尊重、沟通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更为翔实、细致的处置和研究争议性议题的指导性程序和路径：1.选择并确定有争议的议题；2.开展研究，利用各种资源；3.内部组织讨论有争议的事实，形成初步认识；4.收集参与争议的各方的观点以及相关事实材料；5.组织公开地讨论和辩论；6.聆听、交流代表性的几方的意见及证据从研究的角度；7.在辩论中辨识争议的核心；8.确定观点与可能的共识；9.提出解决的参考方案。[3]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操作程序和方案与“公共新闻”的精神与运作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可以成为大众媒介在报道和处置争议性议题时的参考性框架。美国媒体2009年对一些对州、地方政府关于移民政策争议的报道（Burnett，2009）等都是采用这种对话协商式的公共新闻报道方式，做到了社会效果与争议政策议程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融合。

（二）以讨论与协商为主导，透过议程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子议题的多面向

公共争议是复杂的。堕胎是一个在西方一些国家产生广泛争议的议题，此议题折射出道德、伦理、法律、医学、文化等问题，子议题也是多面向的，涉及堕胎与自由权、生命权、价值权等选择的思辨与困境。对大众媒介而言，可以透过议程的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多面向的子议题。一直关注和研究“动物实验”的美国学者Kruse强调，在涉及争议性议题时，“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都会试图参与意义争夺的过程，但媒体不仅只是将事件报道出来，还需筛选出某些部分来加以论证，以作为报道的主轴”（Kruse，2001）。这需要大众媒介透过调查、座谈、讨论、以及辩论等，辨识议题中隐含的利益冲突或价值分歧等叠合问题，并以此为主轴来组织报道，呈现多面向的子议题，以供公众参考和思考。

（三）大众媒介的独立采访与调查至关重要

“最受羡慕和尊敬的记者往往会捕捉到新闻事件背后和内部的原因。他们虽然也关注事件的矛盾和冲突，却报道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结构层次以及事件发生的氛围与基调”（Schudson，2010:133）。公共争议的复杂性决定大众媒介的报道必需经过深入的调查与采访，这也是美国及欧洲一些媒体在争议性议题的报道中坚持的准则。全球科学网络（Global Science Networks）主任鲍勃•沃德，在关于如何向媒体和公众解释争议性的话题时提醒与警告“争议存在陷阱”，媒体应深入调查，做好准备，“既不夸大也不对围绕该问题而产生的争论轻描淡写”，“公开并且真诚地对待争论性的问题。了解到你观众的兴趣和动机是重要的，要明白他们为什么被吸引到特定的争论中来”（Ward，2007）。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独立采访与调查，大众媒介可以“ 保持独立的判断”，并以此动员社会参与、组织对话和报道。

五、结 语

现代社会已进入利益的冲突与博弈的时代，在一个利益日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协商与妥协应成为化解冲突的常规化形式（孙立平，2006：9）。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传播由“去公共性”的传统范式向对话协商范式的转移与期待，强调和彰显的是在公共利益优先的框架与原则下，避免“伪争议”以及市场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入侵，凸显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协商之精神，在竞争与协商中释放争议，平衡矛盾，调试利益冲突，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增加公共争议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可能性。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争议与冲突的释放与调试需要尊重、对话与理解。美国哲学家福山在有关社会与文化的分裂与重建的讨论中强调：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人类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有一个大的调适过程，只有根据人类物质进步的现实不断进行社会调适，才能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秩序（Fukuyama，2002）。

Paradigm Shift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Chen G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Abstract：Nowadays, th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of the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shifts its emphasis to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In the past, communication focused on the conflicts whilst at present it calls for construction.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new controversi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 which requires the mass media to release diverse values and different interests on the public controversial issu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benefit maximizat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the public controversies through the gaming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rests.Key words: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Paradigm Shift;Public Journalism;Social Participation;Public Consulta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9YJC860022)成果之一，教育部211工程项目“中国社会政治文明转型中媒介环境重构与民主化建设”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11年第2期 [注释] [1]资料来源：“Controversial Topics in America” [online].Available from: http://.[2011-13-4].[参考文献] [1] Burnett，Andrea Lynne（2009）.Municipal Immigration Ordinances: a Analysis of Newspaper Coverage of A Controversial Issue.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Dissertation of Master’s Degree.[2] Ward,Bob(2008).Explaining Controversial Issues to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Science Daily，(3).[3] Kruse, C.R.(2001).The Movement and the Media: Framing the Debate Over Animal Experiment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18).pp.67-87.[4] Caulfield, T.& Bubela, T.& Murdoch, C.J.（2007）.Myriad and the Mass Media: the Covering of a Gene Patent Controversy.Genetics in Medicine,(12),pp.850-855.[5] Altschull, J.Herbert(1990).From Milton to McLuhan: the Ideas behind American Journalism.New York：Longman.[6] Gamson, W.A.& Modigliani A.(1989).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5, pp.1-37.[7] Gaskell, George(2004).Science Policy and Society: the British Debate over GM Agriculture.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 Vol.15,(3),pp.241-245.[8] Cooke, Maeve(2000).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Vol.48,pp.947-969.[9] Snyderman, Mark & Rothman, Stanley.(1990).The IQ Controversy,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10] Neuman, W.R.& Just, M.R.& Crigler, A.N.(1992).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1] Dahrendorf, Ralf(1959).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2] Thompson,J.B.（1995）.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Cambridge: Polity Press.[13][英]鲍勃•富兰克林等（2008）.新闻学关键概念(诸葛蔚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Franklin,B.（2008）.Key Concepts in Journalism Studies(trans.by Zhuge weidong, et al.).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4][美]弗朗西斯•福山（2002）.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ukuyama,Francis（2002）.The Great Disruption(trans.by Liu Bangli, et al.).Beijing：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15][美]盖伊•塔奇曼（2008）.做新闻(麻争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Tuchman, Gaye.（2008）.Making News(trans.by Ma Zhengqi, et al.).Beijing：Huaxia Press.] [16]黃惠萍（2005）.审议式民主的公共新闻想象：建构审议公共议题的新闻报导模式.新闻学研究》（台北），第83期.[Huang Huiping(2005).Imagining Public Journalism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structing a News Reporting Model for Deliberative Public Issues.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83.] [17][美]杰克•D•道格拉斯等（1987）.越轨社会学概论（张宁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Douglas,Jack D.（1987）.Sociology of Deviance.(trans.by Zhang Ning).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 Press.] [18][美]刘易斯•科塞（1989）.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Coser, Lewis（1989）.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s(trans.by Sun Liping).Beijing：Huaxia Press.] [19] 刘擎（2005）.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Liu Qing(2005).The Dilemma of Multiple Value Conflicts: Re-examination of Berlin Topic.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11).] [20]连水兴等（2010）.风险冲突的媒介再现：以公共新闻学为应对策略.中国传媒报告,（20）.[Lian Shuixing.(2010).Media Representation of Risk Conflict: Taking Public Journalism as a Strategy.China Media Report.(1).] [21]迈克尔•豪利特（2006）.公共政策研究（庞诗译）.三联书店.[ Howlett, Michael（2006）.Studying Public Policy(trans.by Pang Shi).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2][美]迈克尔•舒德森（2010）.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Schudson,M.（2010）.Why Democracies Need an Unlovable Press(trans.by He Wenfa).Beijing：Huaxia Press.] [23][美]塞伦•麦克莱（2005）.传媒社会学（曾静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McCullagh,Ciaran（2005）.Media Power：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trans.by Zeng Jingping).Beij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4]潘忠党(2008).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6）.[Pan Zhongdang(2008).Introduction: The Publicness of the Media and Rejuvenation of China’s Media Reforms.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6).] [25][美]西奥多•格拉瑟（2009）.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Glasser, Theodore L.(2009).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trans.by Wu Jinjin).Beijing：Huaxia Press.] [26][英]约翰•埃尔德里奇(2004).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张威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Eldridge, John(2004).Getting the Message：News，Truth and Power(trans.by Zhang Wei, et al.).Beijing：Xinhua Press.] [27][美]约翰•H•麦克马那斯（2004）.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张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McManus, John H.（2004）.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trans.by Zhanglei).Beijing：Xinhua Press.] [28][美]詹姆斯•博曼（2006）.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Bohman, James（2006）.Public Consultation, Pluralism，Complexity and Democracy(trans.by Huang Xianghuai).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9]孙立平（2006）.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Sun Liping.(2006).Games: Interest Conflicts and Social Harmonies in Cleavage Society.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30]郑晃二（2002）.友善空间:创造对话的参与式营造.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Jeng Hoang-ell.(2002).Friendly Space : A Dialogical Process through Participatory Design.Taipei: Taipei Garden City Publishers.]

第四篇：在民主协商会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举行民主协商会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８日电中共中央２月２８日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民主协商会，就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中共中央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必须深化已进行３０多年并取得重要成果的行政体制改革，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中共十八大从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和任务，强调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首先抓紧抓好。中共中央根据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任务，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后，将建议国务院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习近平强调，搞好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人事安排特别是高层人事安排，是开好全国“两会”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的大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高度重视，在充分发扬民主，全面考虑人选条件、各方面结构要求和工作需要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名单。

习近平指出，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进行协商，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做法。在座各位同志，多年来同我们党亲密合作，积极建言献策，对我们党的工作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希望同志们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胸怀大局，心系人民，团结带领广大成员继承和发扬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高自身各方面素质和能力，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巩固多党合作的良好局面。

第五篇：村民主协商管理案例

XX村民主协商管理案例

——绿化改造

为扎实推进我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全面提升环境质量，加快建设步伐，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打造绿色、生态、清洁的居住环境。4月，我村全面展开对小区内绿化带的治理排查工作，发现我村东大门和南大门两处的绿化带损坏严重。故我村提出对损坏的绿化地带进行整改，对此我村召开村委、党委、村民代表，党员代表的民主决策会议，经多次开会研究讨论决定，拟根据本村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绿化改造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对全村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推进村庄净化，环境美化，人居条件优化。重点整治东大门，和南大门的绿化，拟通过改造，使原本已破坏、已枯死、已糟蹋的绿化地带变得美丽、整洁、有序的环境，着力提升我村环境管理水平，建立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

二、重点整治地段

我村东大门和南大门绿化带区。

三、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村党支部书记任组长，村社干部为成员的环境绿化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成员的工作职责及卫生责任区。

2、广泛宣传，营造氛围。组织召开党员、村民代表大会对绿化改造后的卫生清洁工作进行宣传引导，在全村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绿化改造的氛围。

3、招标。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招标方式，选择我村绿化改造项目的合作单位。

四、完成情况。

招标工作完成后，绿化改造项目便如火如荼的进行，期间，我村两委时刻关注绿化完成进度。小区绿化改造的同是，路边有很多泥土，为了居民的出行着想，我村领导及时安排人员并对绿化后出现在道路上的泥土进行清除。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本次绿化改造项目已于6月改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