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作弊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第一篇：考试作弊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考试作弊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 陈遐 ]——(2005-12-19)/ 已阅16950次

考试作弊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陈遐 孔一

[内容提要] 本文在梳理中外历史与现实资料的基础上将考试划分为测验考试、选拔考试、资格考试三种类型。在考察考试作弊的危害、渊源流变及其控制与原因之后，笔者提出动用法律资源控制考试制度。

[关键词] 类型 考试作弊 原因

考试无疑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选拔考量、认定资格的最好方法，它保证了“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了社会正义。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至高无上的，它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他把正义分为社会正义和个人正义。社会正义有两项原则：平等自由原则、差别原则与公正平等机会原则；个人正义的首要原则是公正原则，即个人在以下两个条件下应尽制度所规定的责任。第一，这一制度本身是正义的，它符合以上所讲的对制度来说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二，一个人已自愿地接受了这种制度所安排的利益或利用了它所提供的机会来促进自己的利益。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社会正义的要求，而考试作弊则是对社会正义的破坏，也违背了个人正义的原则。

2000高考湖南郴州嘉禾一中，广东电白考试舞弊案震惊全国。2000年11月5日在开封市举行的全国经济技术类资格考试的两场考试中的2179名考生中搜出作弊工具手机38部、传呼机百余部。正如任何违规现象一样，被发现的只是实际存在的一小部分。笔者在1999年12月1采用主观抽样方法抽取浙江省某中专二年级两个班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均为初中专（初中升中专）学生，样本总量106人。调查表明：自参加考试以来，71.3%的学生有过4次以上作弊经历,只有3.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作弊；而因此受到处罚的仅为7.2%。考试作弊浮出水面进入我们的视界，考试作弊已不再是个人问题或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一、考试的类型

迪尔凯姆认为科学的分类“不仅使我们把已有的全部知识初步条理化，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形成新的知识。” 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一项准则，也一再被科学研究所实证。

笔者认为依据不同考试的内在规定、主要功能可将考试划分为三个类型，即测验考试，如学校自己组织的一般的中期、期终考试；选拔考试，如高考、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除了测验考试和选拔考试外还有另一类不同的考试，即资格考试，如法国的大学预科班入学考试，只要考分达到10分以上均可入学，再如高中的会考、律师资格考试。资格考试与选拔考试相比根本的区别在于不受定额的限制，与测验考试相比它不仅有测量之义，还要对达标的考生赋予某种资格或身份，这种资格或身份是一种荣誉，有时也会成为考生的进身之阶。三类考试的规定、原则、功能、意义参见下表

内在规定 首要原则 主要功能 第一意义

测验考试 参考标准 客观原则 考量水平、促进教与学。类似与古之“考校” 手段

选拔考试 名额限定 公平原则 择优，“选贤与能”，“选士”。类似与古之“考选” 目的资格考试 分数线限定 公平客观混合原则 考量水平、评定等级、赋予资格 混合要实现考试的功能意义，则必须要求要求考生“独立答题”。“独立答题”的情形之一是闭卷考试中不借助于他人、书籍资料等获得答案；情形之二是在开卷考试中不借助于他人获得答案。也就是说答题所凭借的资源（如知识、技术）必须是自己独立占有的。笔者认为开卷考试只有形式合理性，而不具有实质合理性，因为每个人占有的资源，如资料不可能是等质量的，它违反了公平原则。于是选拔考试极少利用这种考试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独立答题的考试要求产生了公平原则，还不如说是公平原则产生了独立答题的考试要求。由此也体现出其正义的价值取向。而考试作弊直接违背客观原则和公平原则，否定正义。

二、考试作弊的危害后果

不同类型的考试中考试作弊会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危害后果。

测验考试、选拔考试、资格考试三者的作弊的普遍性依次递增。有这样一个社会事实：一些人不在测验考试中作弊而在选拔考试中作弊，一些一向拒绝作弊的人在资格考试中舞弊。其原因在于：测验考试的功能是考量水平、促进教与学。对主考 而言可以了解被考学习状况、诊断谬误、改进教学；对考生而言是自我检查、自我诊断，真实的结果更有利于自己提高； 选拔考试的结果往往与重大的利害得失相关联，自然有人去冒险，但因其录取名额限定，作弊就意味着不公平竞争、意味着损人利己，对有些人来说是其道德感所不允许的；资格考试既有利害结果又不会直接损害他人利益，也就是说，既有利又可免受道德谴责。如果考题粗制滥造，作弊者会更加心安理得。笔者曾目睹了“x x素质考试”、“x x资格考试”中的舞弊场景，考生中不乏正人君子，但鲜有感到不安的。至于因违背诚实的信仰而感到的良心不安在三类考试中程度上并无太大差异。

三类考试作弊危害后果的排序依次为选拔考试、资格考试、测验考试。在选拔考试中作弊，直接威胁到其他考生的利益。如1995年高考中某省某市一考生强制抄袭前排同学的答案，两人填报的志愿又完全一样，结果作弊者被西安某大学录取，前排同学却因与抄袭者1分之差未能被该大学录取。重大的选拔考试中的舞弊会败坏考风、败坏学风、降低人才规格。明永乐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在其给皇上的奏折中说：“（作弊猖獗）以致天下士子，竟怀侥幸，不务实学”。以舞弊而考取的考生会形成扭曲的成功观，而因他人作弊而落选的考生会产生深刻的敌意。这有时会危及社会正义，危害社会团结。资格考试中的作弊危害的是该“资格”的社会声誉和该“资格”对应的（身份）职业群体的声望。试想如果一个初中生也能考取律师资格，那律师将会怎样的泛滥和草芥。测验作弊直接损害考生自身的利益，可能败坏校风，但最终受损的还是考生自己。

三、考试作弊的渊源流变及其控制

“方生方死”。万事万物自身即孕育了反对自身的因素。考试与考试作弊相伴相生，如影随形。

实质意义上的考试起源于西周的“选士”制度，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而正规的科举制度则发端于隋而废止于清，历时1317年（公元583年—公元1904年）。

唐代科举初创，防弊不严，请托盛行。唐宪宗元和年间流传这样一句话：“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尤可，三杨杀我”。为遏制考试作弊，《唐律疏仪》特做了如下规定：

诸贡举非其人，应贡举而不贡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若考校，课试而不以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减一等。

失者，各减一等。（余条失者准此）承言不觉，又减一等；知而不行，与同罪。

到了宋代冒籍、匿丧、枪替、倩代、夹带、传递、抄袭、暗通关节等违规舞弊事件屡有发生。为防止考官考生串通作弊，景德四年（1007年）北宋朝廷制订了“糊名” “易书” 两项考规。

明代考试作弊仍未绝迹。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春，礼部覆南道御史史官所陈两京乡试革弊事宜：

一、今后两京主考，不用本省人，如资序挨及，南人北用，北人南用，以别嫌疑

一、誉录用书手，对读用生员，以防洗改。……

清代为防止考生利用“关节字”（标知码）与考官暗通关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制订的考规中规定，三场考试中“七艺”的破题、承题、开讲所用的虚字誉录时一律不抄写，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则对诗文开头所用虚字做了统一规定。尽管如此，咸丰八年（1858年）还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该案共处罚91人，其中处斩5人。被斩者中的主考官柏葰乃位及一品的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

随着清朝的灭亡，科举被废止了，考试作弊也随之消失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中国创立的选官制度 经由英国传播正在为世界多国所效仿。而后来民国的精英们却到西方去学习考试制度。

到了民国学习西方律法，奉行刑罚人道主义，法律关于考试作弊的规定不似古代严酷。如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政府令公布的《考试法》 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考试及格人员，事后发现有第八条 所列各款情事之一或冒名顶替或潜通关节情事者，由考试院撤销其资格”。

我国目前尚缺乏有关考试作弊的法律法规。

四、现阶段我国试作弊的原因

（一）价值观念的颠倒

在自由竞争时代，人们更看重结果，而忽视甚至轻视手段选择的合法性。某种情形下，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再是动机或动机与效果的结合，而只有效果。许多人更热衷于金钱、权力、而不再崇尚知识、道德。知识的价值衰落了，知识更多地成了谋生的工具，而不再是信仰和“理性的追求”。学生对无助于升学、就业的课程大不以为然，应付了事。调查显示，有96.3%的被调查者表示，“在数学考试中，据估算所有做出的题目总计分数不超过58分，而其余题均不会做”的情形下，会“采取一切办法拿到2分”。78.3%的调

查对象表示“如果坐在他旁边的好友在考试中向他求救”，他会“帮助他”。这就是说及格、交情等现实利益的价值已大于“诚实”、“公平”等抽象原则的价值。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衍生出来的对人（职业）的评价标准必然是功利的、单向度的⑦，如以升学率为标准评价教师，以考分评价学生。对不道德、非法行为的道德谴责也越来起弱化。调查表明，只有29.9%的被调查者认为“作弊是可耻的”。随着测验考试成绩跟奖学金、毕业排名、就业的相关程度提高，它也具有了选拔考试的目的意义，“促进学习”的功能逐渐异化为“择优选拔”，使一些人在日常测验考试中也采取作弊手段。

（二）社会控制的失调

1、法律资源的缺乏

目前我国尚无针对考试作弊的专门法律，这就使得对舞弊的处罚缺乏法律的依据，也使得人们对考试舞弊的损害后果缺乏预见性——即未能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在无法可依的状况下，行政处分很容易被地方保护主义、人情、关系所消解，于是这种损害后果是不确定的。如监考熟人，监考者很难按章办事，尤其在选拔考试中。对此，法律并未做出类似“回避制度”的规定。现有处罚的严重程度与作弊的实际危害是不相适应的（如取消考试资格，有时通过改换名字即可以在第二年得以恢复）。法律因其强制性而可能对个人的自由造成伤害，因此，对法律的诉求应十分慎重，但当一种现象相当普遍又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时，就不得不动用法律这“最后的控制手段”来维护最基本的社会正义。必须注意的是，只有考试合理化、考题科学化的前提确立后，“考试法”才可能是“良法”。培养专门的研究考试的研究生加盟考务部门，是良法运行的基本要素之一。

2、道德力量的消弱

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4的调查对象第一次作弊是在小学。这提示研究者对被调查者进行反向提问：“小学时你为什么不作弊？”80%以上的被调查者回答：怕受父母责骂、怕挨老师批评、怕同学嘲笑。对小学生而言，父母、老师是他们心中的权威，他们的评价是小学进行自我认同的主要依据。在日常教育中，“诚实”是作为一项很高的道德准则加以灌输的，这一准则被小学生普遍的接受，成为控制作弊的内心信念和舆论力量。而当升学至中学，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父母老师的权威开始衰落，“诚实”的准则受到怀疑。对于作弊，不再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当问及“因作弊而获得全班最高分”被调查者的反应时，有14.4%的调查对象表示“暗自高兴”，20.2%的人表示“安之若素”，另有20.2%采取回避态度——“不原多想”，三项合计55.8%。由此可知，道德舆论的控制力已严重消弱。

(三)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以往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都被统摄为国家利益（benefit of state）。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利益主体呈多元化发展，出现了如地方利益、集团利益等多个利益主体。这些主体很大程度上是以自身利益为本位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选拔考试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有的地区高考中出现的集体舞弊案；国家公务员考试中监考人员对本单位的考生网开一面。48.7%的调查对象表示在重大考试（如中考）前，教师给过某种暗示。

（四）考试制度的缺陷

1、选拔考试，“一考定终身”，利益过于集中，促使学生铤而走险

且不管偶然因素对个别考生考试成绩的影响，就整体而言，一次考试（如高考）可以决定一个人几乎一生的命运，而由此确定出的却是两种异质性极强的道路。对有的考生来说，竟会是飞行员与人力车夫的差别。而这种判别所带来的利益差额远大于考试作弊的代价，况且这种代价是不确定的。正如有的考生所说“为了考上好大学，冒点险值得”，而对于考试无望的学生来说，作弊成了“额外的机会”。

2、测验考试考题编制缺乏科学性，难以测量学生真实学习水平，使考生对考试的价值

产生怀疑

现代教育以“素质—能力”为拆求，越来越多的关注原理方法的教授，而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知识灌输。布鲁姆（R·S·Bloom）于1956年提出了“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主要分类”，这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水平分类系统，它为标准化测验提供了科学的框架（见下表）。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主要分类

类 别 学习水平类 别 的 说 明

1．知识 对知识的简单回忆

2．了解 理解的最低阶段

3．应用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要领和原则

4．分析 区别和了解事物的内部联系

5．综合 把思想重新综合为一种新的完整的思想，产生新的结构

6．评价 根据内容的证据和外部的标准作出判断

一套试题的科学性应由四个指标来测量：信度、效度、难度和区分度。根据笔者对几十套测验考卷的分析发现其效度均很低，完全不能有效反映现代教育目的测量要求，仍囿于僵化的“记忆—复述”模式。考题类型（尤其是大学文科）集中在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其答案也是“标准化”的。社会、人文知识有一个特点：不确定性。许多所谓的知识并不是知识，而只是意见。如“何为教育的目的”，不同的人可能作出完全相左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研究者的立场的差异、观察角度的分殊或抽象层次不同所导致的，很难说熟对熟错。长期以来，受二元论、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热衷于掌握“确定的知识”。这种考试严重限制了学生个性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教育而非“个性化”的教育，完全违背了现代教育的诉求。这就使得许多考试不是在测量学生的综合学习水平，而只是在测量“记忆力”和“学习态度”。如这样的考题“公文有 类 种”；“蟑螂多生活在什么地方？”后者标准答案是“花盆下面”。有86.9%的调查对象认为，“目前的考试成绩，根本不能衡量学生的学习水平”，不排除这是部分作弊者为自己开脱的借口，但也是考试价值受到考生质疑的一个证据。“恶法非法”，对恶法形式正义的维护，即是对实质正义的破坏，这也动摇了部分监考者的信念。

法律的介入是控制考试作弊的当然选择，但其前提是专业考试机构的建立，考试制度的合理化与考题的科学化。

二、参考文献：

[法] 爱弥尔·涂尔干 《社会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戴忠恒《心理与教育测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法]爱弥尔·涂尔干 马塞尔·莫斯 《原始分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巴巴拉·伯恩《九国高等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

徐有守 《中外考试制度之比较》台北：中央文物供应出版社 1984年版

李铁 《科场风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年版

李国荣 《科场与舞弊-------中国最大科场案透视》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年版 J·D·道格拉斯 F·C·瓦克斯勒 《越轨社会学概论》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杨学为等编 《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 合肥：黄山书社 1992年版

Stacia Robbins,HONESTY:IS IT GOING OUT OF STYLE? Senior Scholastic Oct.31.1980

第二篇：经济学考试作弊分析

案例：

考试作弊在校园里已不是罕见的事情。校园里的公告栏、楼梯口、洗手间等到处贴有“XXX考试答案秘密泄露中”“考必过”之类的考试作弊广告。而且，现实中也不乏购买答案的学生。通过作弊，有顺利通过考试的，有没有通过考试的，也有因为作弊而受到处分的。既然作弊存在一定的风险，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生会选择考试作弊呢？以下将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此现象。

答：1.考试作弊的目的：害怕考试不及格，不能顺利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或学位证等；考试成绩与相关的一些荣誉（评优、入党等）有密切联系，为了获取相关的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希望顺利通过证书和等级考试，获得相关证书，给简历贴金等。

2.考试作弊的原因（从经济学的成本—— 收益角度分析）

（1）考试作弊的成本：风险成本，考试作弊被发现后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如处罚和因考试作弊失去参加各种荣誉评选的机会；信誉、道德成本，即因作弊被发现而造成的不良信誉评价和学校、社会的道德指责；精神成本，学生为了作弊，因为内疚感和惭愧感，备受高度的精神压力；物质成本，贿赂、向培训机构等购买答案所需的金钱和作弊工具等。

（2）考试作弊的收益：学生通过考试作弊不但获得高分通过考试，还因为好的成绩而获得其他的利益，如评优、入党、荣誉证书、等级/资格证书、奖学金、就业推荐等。另外，由于通过作弊考试，意味着平时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比较少，时间相对自由，算是赢得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当今许多学校的监考制度和监控制度不够完善，学生考试作弊被发现的几率很小；社会上不良风气盛行，不诚信的现象比较严重，信誉成本相对降低；精神成本视个人而定，而想要作弊的人其精神底线已放低很多；需要物质成本的基本是含金量较高的考试，考生的收益很大，物质成本越高，考试含金量越高，学生收益越大。

综上，学生之所选择考试作弊是因为考试作弊的收益的期望值大于作弊的成本，这一点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所以，学生选择作弊是一种经济行为。

第三篇：法律社会学论文

中国的法制建设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的改革开放过程之中，在以邓小平、江泽民等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可以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法制建设中，法律可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律的本质，从狭义上说，即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主要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阶层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通过规定权利、义务，设定权利、职责以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特殊行为规范。

法律作为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它是与道德、习惯、风俗和纪律等有着一种近似于相互配合并且以法律为最终底线和标准的社会规范。但是又要明确法律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调整领域，并不能取代道德、习惯、风俗和纪律等社会规范的作用。

第一，法律具有明示作用。法律的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什么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违法者将要受到怎样的制裁等。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和普法工作来实现的。法律所具有的明示作用是实现知法和守法的基本前提。

第二，法律具有预防作用。对于法律的预防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的明示作用和执法的效力以及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治力度的大小来实现的。法律的明示作用可以使人们知晓法律而明辨是非，即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绝对禁止的，触犯了法律应受到的法律制裁是什么，违法后能不能变通，变通的可能性有多少等等。这样人们在日常的具体活动中，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自觉地调解和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来达到有效避免违法和犯罪现象发生的目的。严格及时有效的执法也可以警示人们，未违法，违法必受罚，受罚不可变通也。这样可以在每一个人的心底上建立起一道坚不可崔的思想行为防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收到欲方则方，欲圆则圆的良好的规范效果。

第四篇：法律社会学论文

旁听南京市江宁区法院开发区法庭之心得体会尼加提25009224

为让同学们零距离接触案件审理，感受法庭庄严，丰富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在东南大学法学院胡朝阳老师的组织下，我班十七人乘坐校车来到南京市江宁区法院，到达后，法院的接待人员耐心细致的为前来旁听的同学们讲解了江宁区法院的概况，并对此次将要旁听的案的案情进行了简单介绍。

下午两点半，法锤一声清脆的响声预示了庭审的开始。首先由书记员宣布法庭纪律，然后进入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自由辩论等环节。在检察官的犀利言辞下，被告人节节败退，最终承认犯罪事实。审理完毕后，大家互相交流心得，一致认为，通过这次的实践活动，初步了解了法庭审理的基本程序，对于提高会员法律意识，培养会员法律精神具有重大意义。大家都对法学院下次再举办这样的实践活动充满了期待！

这场精彩的法庭审判最后以宣布休庭择日宣判告终。

这次旁听活动，各位成员都仔细聆听，认真思考，不时翻出随身携带的法条对照。旁听席鸦雀无声，体现了法学院同学良好的精神面貌。通过本次旁听，同学们都积累了不少关于庭审流程等法律实务的经验，受益匪浅，许多同学对此意犹未尽，都盼望着能有更多的法院旁听机会。其中有同学表示：“短短的法庭旁听结束了，但我对法学学习的思考远远没有结束。法学如此博大精深，只在屋里研究理论，闭门造车是无法取得长足进步的。多参加些法院旁听活动，了解法律

实务，不失为在茫茫法学海洋里走向成功的一条捷径。”

这次旁听活动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及透过一些现象让我思绪纷飞。。

在维护法律公正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注意社会上的正义，公平。特别是在这个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社会。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教育，付出更多的关心，去实现社会的正义。有人说过：正义体现着博大的爱心，坚守正义的人不爱小家爱大家。

一个婴儿从出生到长大，特别是在受教育的最佳年龄，没有人告诉他要彬彬有礼，他就永远不知道礼貌是什么;没有人提醒他要讲卫生，他就永远不认为随地吐痰有什么错;没有人教会他要自食其力，他就永远不知道嗟来之食怎么不好;没有人要求他们与人为善，他就永远不认为伤害他人的不道德;没有人对他们进行生命教育，他就永远不知道珍惜自己，热爱父母、亲人，尊重自然界所有的生灵。激情犯罪形成的时间极短，都在瞬间突然发生，事先并没有特定的目标及作案动机，常常因为一种极为单纯的欲望顿生犯罪动机。为何有的人会有这样的单纯欲望而不能控制，而有的人却能了，要知道犯罪也只是社会上极少数人实施的行为啊！从社会和家庭的角度看，如果通过社会犯罪预防体系，使这些原本没有犯罪动机的人得到人性关爱，接受法制教育，学会自律，遵纪守法，犯罪现象是不是会有所减少呢？这样是不是更加能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和平呢？法律要达到的效果不就是这个吗？

通过这次的旁听，通过对被告人留下的印象，我更加不相信世界

上有一成不变的好人或坏人，我不相信仇恨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我不相信教育不能使浪子回头;我不相信人性中的善不会被唤醒，我不相信人类能完全丧失他们区别于兽类的良知。正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确有正义的存在。

完全实现法律程序以及实体上正义是困难的，而实现全社会的正义与和平是就更加的困难。没错，正义来临的确是缓慢的，它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正如希腊哲学家荷马说的：即使正义的到来是缓慢的，破除邪恶也是必然的。

通过本次法庭旁听，我更加熟悉了庭审程序，同时也对自己今后将要从事的专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以后也大多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甚至会成为立法、执法的领军人物，要扛起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重任。因此在学好书本上的知识的同时，也要多参加社会实践运用法律知识为社会服务。老师们为了这次旁听付出了极大精力和心血，在这里我向您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旁听结束后，同学们集体乘车返回校园。至此，本次法院旁听活动圆满结束。

第五篇：法律社会学一

法律社会学视角下的“吴英”案

沸沸扬扬的“吴英”案在浙江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二审判决下渐渐落下帷幕，二审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这一结果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引起人们的不断热议，人们有支持，有反对，集各家之言辞，评社会之热点。

法律社会学是将法律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学和法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从社会整体观念出发，认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社会问题丛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主要来探讨法律和社会的关系。今天的“吴英”案用法律社会学的观点来解释可以让我们深刻地了解法律背后的社会根源。首先，吴英是因为非暴力犯罪被判处死刑的，回顾死刑制度的历史沿革，死刑主要是针对暴力性犯罪，以经济性犯罪判处死刑是近年来的新发展，这也是我国在应对市场经济缺陷的一种强制性的措施。俗语有“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集中体现。法律作为政治进行统治的工具，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它必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合理的调整；其次，法律的功效何在，法律的立法目的何在，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死刑表明了国家对犯罪的一种态度，它主要针对一些对社会危害极大，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的重大犯罪分子，死刑的威慑作用是其他刑罚方法不可比的，它同时可以给与被害人最大的精神抚慰，针对一些重大犯罪分子，死刑无疑是最好的惩戒方式，它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社会效应，但是，死刑的使用必须要慎用，死刑的复核程序必须很严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它也是具有正功能、负功能和潜功能的，对于立法者和实施者，必须发挥它的正功能，消除它的负功能，发现它的潜功能；最后，从法律社会学的反形式主义理论特征分析，法律是由现实社会制度中的活生生的人和国家机构所进行的一种活动，法律秩序是一种实现国家意志的方式。那么，法律是怎样影响人类行为的，法律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呢？通过本案在社会中的反响来看，社会大众对死刑越来越持一种不认同的态度，认为死刑是与人类文明进程相违背的，我们应该废除死刑，但是，在社会现实中，我国每年被判处死刑的数量出不多是全世界的总和，这是为什么呢，现代民主时代平等趋势大盛，催生了人能无限趋于完善的自我信念，并具体体现为对于物质福利的无尽追求，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胆子是越来越大，如果没有一种严厉的惩罚措施，世界将会怎样，本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吴英的落网，造成那么多人被拉下水，我们的制度设计还是很难与社会发展同行。

专业：09社会工作姓名：渠海龙

学号：0970148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