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对腐败的看法

第一篇：亨廷顿对腐败的看法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腐败的看法

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一部有关于政治发展理论方面的著作。其写作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面临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亨廷顿在这部著作中所阐释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秩序”和“稳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政治稳定？这才是亨廷顿最想探讨和关注的问题。在这部著作中亨廷顿使用的是严谨的历史比较法，结合自己丰富而又翔实的历史知识，同当时国际大背景下的时事进行深入的分析比对，从而得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亨廷顿在该书中对现代化与腐化关系的论述，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腐化蔓延的现象和趋势做了一些论述，使人读后对腐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及全面，尤其对目前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时也深受腐化困扰的中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关于对亨廷顿的腐化理论的思考与认识

（一）腐化的定义

亨廷顿认为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牟取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腐化是缺乏有效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腐化也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区别的产物。他首先指出了腐化的主体是国家公务人员，而非其他人群，而腐化的目的则是为了牟取私利。这里的私利，我们不应仅仅片面地理解为个人利益，它应当包括家族、团体、党派的利益。

（二）现代化与腐化的关系

通过对许多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腐化行为的比较，在亨廷顿看来腐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迅速现代化有关。特别是他以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英、美为例指出：17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而18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就没有19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而上述时期正是英美工业革命时期。由此看来，腐化现象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广泛的蔓延开来，腐化的程度几乎与现代化的进度成正比例。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

那么现代化为什么会滋生腐化？而且导致腐化的蔓延呢?亨廷顿认为有三点原因。首先，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传统价值观和新的价值观的冲突，于是按着传统价值观来行使的做法便被现代人士看来就是腐化现象。另一方面，腐化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区别的产物。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居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的定义，处理这些新旧财富和权力的来源的现代规范也没有被该社会内部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一方面，处于后期现代化中国家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的活动的增加。在处于过度阶段的国家里，追随现代价值观念的集团在开创时期常常会走极端。反腐化便随之走入极端，反加剧了腐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便是现代化的发展而来的传统社会严密的层次结构及伦理道德规范的逐渐丧失，政治制度化的软弱和社会流动性水平的提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腐化。

（三）腐化的形式

亨廷顿认为，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至于腐化采取哪种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一个生财有道而做官无门的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腐化形式将是利用前者换取后者。这种情形主要是发生在现代化程度

较高的国家，例如美国。二是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情况刚好相反，政治成了获取财富的道路。特别是在一个外商无处不在的国家里，尤其会助长腐化的泛滥。利用政治权势牟取经济利益意味着政治价值观和制度必须屈服于经济的价值观和制度，政治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

（四）关于对亨廷顿腐化理论的思考

亨廷顿认为“一定量的腐化是通向现代化的润滑剂”，也就是 “腐败正效应理论”。亨廷顿是在其著作中的第一章第三节的“政治参与：现代化与政治衰朽”中论述现代化与腐化的关系时着重论述了腐化的功能。“对于维持一个政治体系来说，腐败与改革有同样的好处。腐败能起到缓解各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减轻各阶级阶层要求改革体制的压力的作用一样”。也就是说，亨廷顿首先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新的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而他们势必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改变既存政策而向统治阶级施压，而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调解各方面的不同利益，缓解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从而维护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稳定。他认为，腐败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腐败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集团满足自身不同利益的非正常手段，“腐败和暴力都是向体制提出要求的非法手段，腐败又是满足这些要求的非法手段”。在亨廷顿看来，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这些阶级阶层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自然就不会危害既存的政治秩序了，这样也就有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

在现代化进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亨廷顿的论述是很客观的，他只是认为腐败可以成为一种提出和满足要求的手段，从而达到政治稳定。亨廷顿也曾说过“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滋生动荡”，或许腐化就是他所说的“动荡”之一。“就此而言，腐败与政治发展是不相容的”，但是某些形式的腐化有时能加强政党的力量，从而有助于政治的发展。实际上，亨廷顿是从一种特殊的角度来看的。他仍然认为，在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中容易出现腐败现象，而且某个特定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败现象比该国家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普遍。那么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足够腐败而导致其自身灭亡的话，那么就会有利于另一个政府的建立。而通常新一届的政府都会比前一届政府廉洁、进步。为了适应现代化进程，新政府会修改甚至重新构建原来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治制度往往会更加完善。这样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就被提高了，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某一政府机构的腐败有助于另一政府机构的制度化”，这样以来也就有利于政治的发展。另外，对于减少腐化的措施，虽然在整篇文章中没有很明确的谈到，但是从他的相关论述及整本书的核心来看，却指出了减少腐化，保持政治稳定的措施可以是建立强大的政府。那么强大的政府是什么呢？在亨廷顿看来，强大的政府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也强调指出，刹住腐化风需要对政治参与进行组织和协调。而政党便是现代政治中能够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于是加强政党的力量，也是遏制腐化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二、当前我国腐败现象增多的原因

腐化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痼疾。在上面，我们也看到了亨廷顿对现代化滋生腐化的理论阐述，特别是对于原因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的。但是腐化产生的原因是非常之复杂的，在学术界也有众多理论来解释。基本上都是侧重某一方面展开来的。在马克思看来，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这一点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腐化的产生也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等相关。我国目前也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关键时期，同样

也面临着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困扰，腐化问题也是我国目前形势下最亟待应对与解决的难题。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与步伐，同时也考验着我们党在关键时期的统筹协调与处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能力。那么当前我国腐败现象增多原因又是那些呢？这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一）民众的高消费需求和现实的不正当致富现象

我国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不断推进经济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从一定程度来说，人们不懈追求高质量、高品质的生活，伴随着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的需要具有无限性，当一种需要得到满足后又会产生一种新的需要，永无止境，而社会能够提供满足需要的条件是有限的，社会现实条件总是落后于人的主观需要。由于人们的需要一旦被激发出来，总是需要想方设法满足这种需要，而我国现阶段的财力所限，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公务人员的工资，其收人远不能满足高消费的需要，在这种矛盾之中，我们一些国家公务人员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种矛盾，不顾条件所限，一味追求需要的满足，就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达到到目的，导致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另外一点，加之在改革开放中，为了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和政府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以此带动全民共同富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先富起来往往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实现的，如假冒伪劣、投机倒把、偷税漏税致富者为数不少。加之各行各业出现的分配不公，在社会上引起了严重的负效应，从而诱发一些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权力换取财富，以抵消心理上的不平感，导致腐败加剧。

（二）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的规范失调

任何社会都需要一定的规范来调节和规定人们的行为，以保证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在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程度的规范失

第二篇：萨缪尔·亨廷顿的学术人生.

萨缪尔·亨廷顿的学术人生

2008年4月，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拜访了杜维明先生，从他口中得知，近来亨廷顿教授的身体状况不好。没想到的是，年末之时就传来了他辞世的消息。国内多家媒体很快发表消息，称“„文明冲突‟论提出者亨廷顿辞世”。其实，“文明冲突”论并非他的主要学术成就。盖棺论定，现在当可对其学术人生做一个初步评价了。为此，我把书房中他独著及合著的书从架子上一一取下来，居然也有9种之多。考虑到买书时的选择性，其学术成就已可见一斑了。

思想和成果

萨缪尔·亨廷顿1927年4月出生于纽约市，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1946年获学士学位）、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0-1958年，他在哈佛大学任教，1959-196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副所长，之后回到哈佛执教多年，直至2007年退休。期间，亨氏两度担任政府系主任，并曾任哈佛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多年，1986-1987任美国政治学会（APSA）会长。1970年，他与人共同创办了《外交政策》杂志，并任共同主编至1977年。1989年，他在哈佛创办奥林战略研究所并任所长10年。卡特政府时期，他进入政府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规划协调人，但为时不长，故其学术生涯几乎未曾中断，可以说终其一生是一位在大学内从事研究、教学、写作的政治学家。

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杂志夏季号发表《文明的冲突？》长文，一时语惊四座，扰动学界，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激辩，成为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随后他将论文扩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于1996年出版。据称该书被译为39种语言，流传甚广。从此他的名字就被紧紧地与“文明冲突论”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他真正的学术成就反而被遮蔽了。这里隐含了一层意思，即把它与亨氏此前的学术工作相区隔，这一点下面再来讨论。

亨廷顿是一位学术大家。举凡大家，都有一共同的特征，简要言之，便是一个“通”字。就是说，并不局限于一个窄小的研究主题，而是扩展开来，在几个相关研究领域中驰骋，并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学术成果。亨氏正是这样，他一生的著述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可以说，他在每一个方面都保持了高水准。

首先是在军-民关系、军事政策及战略领域。代表作为《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1957年）、《共同防务：国家政治中的战略计划》（1961年），以及《与核武器共存》（合著，1983年）。《士兵与国家》是亨廷顿的第一本专著，迄今印刷了15次之多，已成为军事和政治相互关系这一领域的经典性作品。2007年，在其出版50周年之际，西点军校专门召开了研讨会以资纪念。

其次，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著作有《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与布热津斯基合著，1964年）、《民主的危机》（合著，1975年）和《美国政治：失和的承诺》（1981年）。其中《民主的危机》原是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与法国克罗齐埃和日本绵贯让治合著。三边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是西欧、日本和北美的一批人士为促进这三个地区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更紧密合作而建立的，至今该组织依然活跃于知识和思想界。针对“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有更多的民主”这一观点，亨廷顿就当时的美国指出，使用这样的方法无疑等于火上加油。恰恰相反，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首先，民主并不是一个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普遍适用的办法。如果一所大学任命教师需要征得学生的同意，这可能是一所比较民主的大学，但不会是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其次，民主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某些个体和群体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这也是使民主有效地发生功用的条件之一。简言之，民主不足和民主过剩皆不可取，要义在于走向民主的平衡。在有些人眼里，这显然是一种“保守的”民主理论，可又有几个人能很好地欣赏和领悟其中的智慧呢？

第三，政治发展与欠发达国家的政治。著有《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合著，1976年）、《理解政治发展》（共同主编，1987年）等。其中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我看来是他学术成就最高的一本书，也将对政治学产生最为持久的影响。书中充满了深邃的洞见，这些洞见又是来自于富有理据的学术分析。他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他又指出，怎样去设计一个有最大权力和权威的政治体系，美国人没有现成的答案。其基本公式就是政府应建立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之上。但亨廷顿认为，问题不在举行选举，而在建立组织，等等。证诸近些年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实际，难道不正证明了亨氏是正确的吗？又如在改革与政治变迁问题上，他指出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原因有三。首先，改革者必须两线作战，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第三，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问题，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不能不承认，亨廷顿的这些见解是十分深刻的，而这种富有穿透力的见解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可以说俯拾皆是。

第四，民主化。在这方面，亨氏著有《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1991年）。这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一波民主化指的是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第三波是相对于第一波（1828-1926年）和第二波（1943-1962年）而言的。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著中，亨廷顿表明了政治秩序和权威的匮乏是最严重的衰弱表征之一；至关重要的是秩序的程度，而非政权的形式。《第三波》则是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与此有关的一个课题，表明政权的形式（即民主与否）确乎是重要的。这就难免不涉及作者的政治价值观。亨廷顿写道，如同过去一样，他试图使自己的分析尽可能地独立于自身价值观。但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仍是可以讨论的。

最后，国际关系领域。代表作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上世纪90年代后的亨廷顿，发生了从社会科学家到政论家的转变。2004年，亨氏发表了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它们是亨廷顿最后的两本个人专著，也是引起了最复杂反应的著作。它们的共同点，是社会科学家亨廷顿的褪色和政论家亨廷顿的凸显。而这一变化，绝非无关紧要。与亨氏之前的著作多由大学出版社推出不同，此两书均是由一家著名商业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出版，这一事实也并非不重要。

“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对话”

1993年亨氏发表《文明的冲突？》，引起轩然大波，此文大约是继1940年代乔治·凯南发表“X”文章后，《外交》季刊所发表的影响最大的文章，从此亨廷顿的名字就被与“文明冲突论”紧紧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被不正确地划了等号。就其在中国引起的讨论而言，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曾专门出了一本名为《文明与国际政治》的集子。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序言中，亨廷顿写道：“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该书内容在学术上有诸多可讨论处，即如“文明”和“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在亨廷顿那里是混用的，常给人“剪不断，理还乱”之感。情形往往是这样，愈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看似简单的概念，愈是不容易清楚界定。睿智如亨廷顿也未必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因此，它的贡献，与其说是学术上的，还不如说是歪打正着，其大胆的假设使世人警醒，使人们认识到了文明间冲突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从而致力于开展“文明的对话”。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明对话”在联合国和有关国家推动下蓬蓬勃勃地展开，至今势头不减，就是证明。

《我们是谁》是另一本广受争议的著作，它的副标题为“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中心论题是随着移民的增多和美国人口构成的变化，以白种的欧裔美国人为主体的美利坚国家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发展趋势，到21世纪中叶，白种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有可能下降至不到一半，这便是亨氏“我们是谁”一问的来由。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就曾引证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测，即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将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10%是亚裔。也就是说，2050年左右，是美国白人从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变为一半以下的分水岭。这种人口构成的变化及其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潜在影响，正是令亨氏忧心忡忡、耿耿于怀之处。早在1997年，国内学者就从亨廷顿的相关文章中看出了这一点，直称之为“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可称精当之论。

既有如此忧虑，亨廷顿的逻辑主张，也便是捍卫、维护“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文化堡垒，保卫其中心地位于不坠，办法是收紧移民政策，在国内政策中保护白人新教徒文化的“纯洁性”，等等，这当然也跟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否则，美国何以成其为美国？！亨氏的对内观与对外观便是这样相互联系的。

人们常言盖棺论定；如果说，亨廷顿因其上世纪90年代前作为杰出社会科学家的论著得享崇高学术地位的话，那么，上世纪90年代后以“文明冲突论”和《我们是谁》为代表的更具有政论家色彩的亨廷顿恐怕有所不同。个人私见以为，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亨廷顿一定更经得起未来时间的检验。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第三篇：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读后感

1.“在一个完全不存在社会冲突的社会里，政治机构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那么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之后，还需要政府吗？不需要了！马克思说，历史进程的终点，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共同体，到时候政治就会变成多余。这是一种返祖。

2.政府的作用：维系一个共同体。有三个要素：道德和谐、互利互惠、政治机构（政府），政治机构起到了了人与集团（社会势力）之间桥梁的作用。3.国家和社会是一组相对的名词。国家指的是政治机构（政府）、公共权威和政党；社会指的是社会势力。20世纪落后国家就是因为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演变。

4.政治机构的力量取决于两点：获得支持的广度和制度化。适应性越强，制度化越高，但是刻板性也越高。虽然如此，适应性（让政体从一开始存活下来是最重要的）仍然是越重要的，适应性可以用组织的寿命来衡量（简单寿命、领导层更新换代的稳定性、开发新功能的能力）。

5.适应性要战胜刻板性：适应新功能的能力决定了组织能否在新环境中生存下去。6.稳定来自于复杂性，最好融民主和寡头于一体。7.政治机构要有自主性，而不是从属于某个特定的利益团体。同时，要有自我保护的机制，“最高领导层是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次要的官职、边际组织和半政治性组织则形成一个漏斗，意欲进入核心的人必须首先通过它的筛选，这样政治体系便可在不损害一根毫毛的情况下，同化新的从政人士。在没有这层保护措施的政治体系中，新人员、新观点、新社会势力在体系核心内相互替换的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这道漏斗也形成了一道屏障，导致社会流动没有那么便捷了。8.要有内聚力，组织越大，越损耗内聚力。9.政府的道德：“道德需要有信赖，信赖包含着预测性，而预测性又要求存在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行为方式”。

10.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自于它对人民意志的体现。公共意志、公共利益，或是体现在一种最高精神中，或是体现在君主中，或是体现在自由竞争的关系之中，总是需要有所体现。而政府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具体来讲，白宫的利益、国会的利益和最高法院的利益的近似值就是美国人民的利益。11.社会文化和政治机构。共同体，意思就是信任的制度化。信任在一个国家中是很重要的。没有信任，每个人没有安全感，追求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物质利益，而不管公共利益。

12.政治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权威合理化，由人来统治而不是自然或者上帝，而且有一个高于人的存在——法律；其次：职能专业化、分工更细，出现官僚制、阶层制；第三，民众参与政治、动员程度提升。要注意的是，对于“政治现代化”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传统体制过渡到现代体制，是一种由此即彼的过程，是一种设立了目标并向之演化的过程，另一种指的是一种随着时间发展呈现出来的现实状况——可能就是混乱。似乎只有“动员”和“参政”这两点是全世界的政治现代化共有的。

13.政治现代化的乱象：传统的长老式大家族消失，代之以一个个弱小的核心家庭，个体对社会的对抗感更加强烈，在社会心理上产生涣散和沉沦颓废，久而久之，有形成重新聚合的需求——新的阶级产生。传统社会中有很多组织，有些组织能够满足新的需求，就扩大成了全国性的利益团体，这为政治现代化做了贡献（效忠对象范围的扩大），但是原本团体间的矛盾又阻碍了政治现代化。

14.传统的观念：现代性的国家暴力少，其实是错误的国家内部产生的暴力和混乱，其实是为现代性而做出的努力（论据：传统的社会虽然落后，但却是稳定的）“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很新颖的观点：现代化速度越快，在一定时期内**越严重，开始致力于教育之后国家反而更加**，因为加强了学生的参与和动员却没办法规范（学生极容易闹事）。“文盲参政比识字者参政造成的政治危险要小”；按照同样的逻辑，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的发展会增加**。涂尔干做出了精辟的描述：“国家繁荣的步伐不仅突飞猛进，还是史无前例，但是正是在法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才越高。”

15.政治**是由指望和渴望之间的差距造成的。政治动员、参与会增强渴望，经济实际景气水平则影响指望，当两者差距扩大，会导致政治**。

16.经济发展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

17.现代性为什么会导致腐化？腐化指的是将私利和公利混在一起。第一个原因是，官员本身的行为并没有改变，在快速现代化之中引入的规则认为这种原来合法的行为是腐化，即“不是行为偏离了法则，而是法则偏离了行为”；第二个原因是，随着现代化，新型的势力伴随着新资源，寻求进入政治机构的各种渠道，包括用钱换权，还有用权换钱，这些都是腐化；第三个原因是，有些现代化激进分子将腐化的含义“扩大化”，走向极端的清教徒形式，这样的后果是另一种形式的腐化，即以私利取代公益目标，变成了用法律技术手段代替政治价值。

18.腐化的基本形式就是权钱交易，包括两个方向。腐化的好处：在一些社会中，越往上腐化的越厉害，会导致基层官员非常不满，因为上层垄断了权利和金钱，会导致**；在有些社会里，越往下腐化的越严重，这样反而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以执掌政权和树立功德自重，不屑于贪污，而下级官员有机会贪污腐败，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取得显赫地位的快感，从小规模贪污实惠中的慰藉减轻了他们对高级领导人权力的嫉妒心）政治参与面的扩大所导致的腐败有助于新兴集团融合于现有政治体系中，政府法令增多所导致的腐化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腐化是僵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部软化剂。

19.政党和腐败是负相关的。腐化需要组织进行些协调，而政党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20.现代化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城乡差距。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填补这一差距，重建被现代化摧毁了的社会统一性。（读至86页）

为什么挑这本书？

这本书对于中国人来讲和重要，老师研究的是中国政治史。近五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冷静、客观的剖析政治意识形态，很现实主义。没有对西方价值观很乐观，甚至有点悲观。法国穆斯林的人口增长率已经超过了基督徒人口增长率，美国的数字，2015年美国的小学生中白人已经低于百分之五十了，所以亨廷顿感到悲观，后期因此开始捍卫西方文明，不是很客观了。1968年的书。亨廷顿是个天才。这本书被公认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学著作。是研究从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的过程，是全面、系统的著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整个世界还是有多元主义的倾向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之后，西方文明占主导，2008年之后又开始多元主义了，特别是在北大的中青年学者中。首先是讨论现代和古代的区别。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出现政治动荡。君主制军人政权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渐进式改革

问题一：现代和古代的区别

三个区别：广泛的公民参与、明确的分工、政府的权威增强

现代社会政府有很大的权威，权力的程度、管辖范围远远超过古代，这个和很多人的印象是不一样的，从税收的角度来讲，古代轻徭薄赋三十分之一，老百姓自给自足的境地，而现代的国家，税负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因为政府管的东西太多了。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政府是落后的，在三个条件中只符合广泛的公民参与，其他在政府的专业分工、权威性都比不上欧洲国家。美国长期都没有一支专业化的军队，长期以来都是民兵；很长时间也没有统一的货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统一货币，中国近代有中交票，中国近代以来权威货币。美国的南北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政府的权威在战时扩大了。对于中国来说，强大的中央政府建立了高铁，集中力量办大事。印度的政府权力就小很多，没有权威。美国这样“落后”的政治制度能够让社会仍快速发展的原因，美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美国虽然建国两百多年，但是是当时最发达的英国人在一块最富饶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

问题二：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陷入了混乱之中，满足不了这三个条件？ 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不协调？

民众参政的需求和政治组织程度的不匹配？亨廷顿的三个公式 外国势力策反？

社会结构？金字塔最稳定，倒金字塔不稳定 社会保障？对底层民众的保障不够 社会流动？ 老师：关键就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我们的目标是发达的社会，中产阶级占多数，都是穿鞋的，光脚的少了，社会就比较稳定，但是走的过程中，速度不一样，一部分人富起来，有一部分仍然很穷，甚至是绝对的贫困，心理产生不平衡，不平衡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思想上的，以中国为例，北上广的思想已经很现代化了，但是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是旧观念，这就容易发生冲突，还有教育、年龄之间的差别，总的来讲，社会的分化非常严重，谁都不理解谁，没有共同语言。以微信群为例，一个个群里有共同语言，但是群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但是微博不一样，因为是完全开放的，不同的文化群里能够在一起发生冲突。由政府的情况下就在公园里约架，要是没有政府的话，甚至就产生街头斗殴了。《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巴林顿的一本书也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避免流血，英国就算“光荣革命”，但是之后也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美国也经历了南北战争。也有没经历过暴力的，比如德国、日本，但是保守势力会把矛盾向外推。也有不向外推的，比如印度，但是还保留着很大的传统势力。所以巴林顿有点激进，认为革命能够扫除很多保守势力。现在印度就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中国印度是很具有可比性的，起点差不多、人口、地理位置差不多，到现在，中国还是比印度要强得多。从学术上来将，巴林顿的书写的粗糙，但是仍然提出了很有创建的观点。

问题三：不同的制度都能实现现代化，但是需要不同的条件。主要讲了君主制，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亨廷顿也谈到了中国日本的对比，中国的君主制失败，日本成功是因为，现代政治肯定会有民众参与，中国最后的王朝是少数民族王朝，民众参与进来还是挨打，所以矛盾全都归结到了少数民族身上；而日本民族很统一，原来是幕府统治，后来权力赋予天皇之后，这是很符合民族主义的，最后一站、二战也很幸运的没有产生严重的损失，所以君主制得以保存下来，比如英国参加过的战争基本上都赢了，所以英国的君主制保留下来了。中国1911年推翻清朝之后也没好，有人批评革命派推翻清朝，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清朝本身自己腐烂的。俄罗斯不一样，沙皇被推翻之后，皇室全部被杀光，因为人家的皇室很有影响力，不像中国。亨廷顿认为俄国皇帝其实是可以保留的，只是因为犯了一些错误。还改革了，分土地给农民，但是犯了错、参加了一战，才灭亡的。

问题

四、军人政权在中国有机会引导现代化成功吗？ 最有希望的就是袁世凯。当时梁启超、蔡锷都是支持的。当时失败是因为没有调动民族主义？没有转化成革命党？因为革命党有动员组织的两种功能。土耳其军事政变成功了，但是在中国失败了。凯穆尔：民族英雄，动员起了民族情感，一战中击败了侵略者，但是后来德国阵营失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瓜分，油田纷分给了伊朗，签订了很多条款之后，希腊还想把土耳其灭掉，凯穆尔又打了胜仗。而袁世凯其实没打过什么胜仗，不是民族英雄。

还和国家的规模有关系，军人政权是很紧密的，向兄弟会一样的，夺取政权之后能够实现现代化，而且军人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放到大国之中，就失去效能了。比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其实就是个团长，控制了利比亚。而在中国，一个小的集团只能控制一个省。卢宛列传，刘邦和卢宛的故事。北洋派到全国各地之后关系就松散了。

问题五：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和中国大革命，革命和现代化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问题六：国民党在台湾怎样现代化？ 列宁完成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布尔什维克是非常强大的，孙中山认识到自己的国民党是一盘散沙，想要搞民主集中制，但是黄兴等人反对，认为民主政党不能这么做。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不是真正的党国体制，而中国共产党认为不能有派系。国民党是党国1.0版本，共产党是党国2.0版本。

问题七：列宁主义革命党和中国政治重建、现代化有什么作用？

最后，中国就走向了党国制，列宁和斯大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党国1.0版本被2.0版本打败。建国之后，消灭了传染病，这是现代化重要的一方面，还有普及教育，男女平等、高速公路，都是由强大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做到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么强大的政府，出错了怎么办？西方民主的好处就在于纠错能力很强。像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没办法纠错。碰运气。。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纠不了错。政府的动员能力太强了，造成的灾难也是很大的。

问题八：改革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西风东渐》林毅夫，现代化成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的几率不大，通过改革实现的可能性更小。。革命是不用算计的，改革的领导人要非常精确地保持平衡，这是很难的。

问题九：大学生和政治改革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位于首都的、重要的大学”有很重要的关系，亨廷顿的想法是：学生的要求是不能被满足的，需要被镇压。但是对于农民的要求是一定要满足的，要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现在农村不重要了，因为现代化使得农民进城，农村里面只剩下老人小孩了。知识分子和市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第四篇：对腐败的看法

科学技术与工程

对腐败的看法

温欣桂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分析腐败现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结合我国的实情剖析腐败的危害性和反腐的重要性，提出在现阶段我国抵制腐败现象的几点对策。

关键词：我国；腐败现象；产生发展；危害；对策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随之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一些社会问题，腐败现象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党和国家始终将反腐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多次提出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气，抵制腐败现象。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腐败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寻求根治腐败问题的方法。1 腐败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问题

1.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行贿买官、跑官要官、造假骗官等现象是最好的例证。我们的少数领导干部正是由于面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无法很好的把持自己，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各种政策、法律、法规所存在的空隙的大小是腐败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产生并迅速发展，与我们的政策、法律、法规存在漏洞是密不可分的。腐败分子就是善于寻找政策漏洞，只要政策本身具有这样那样的漏洞，腐败现象就会很快地渗透进去，在其中开始滋生和发展，并很快形成规模。江总书记曾严肃地指出?quot;近年来揭露出来的问题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制度上存在不少漏洞，在领导作风上存在严重问题，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要吃一堑长一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如果我们彻底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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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籍贯,职称,学位/学历,研究方向:

了漏洞，那么腐败现象也就失去了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抵制腐败力量的强弱是制约腐败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

腐败与反腐败本身就是对立的、矛盾的、相互排

斥的。当这种抵制腐败的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腐败现象的发展就比较缓慢而微弱。而当这种抵制的力量有所削弱的时候，则腐败现象的发展就会变得非常迅猛。所以反腐败的斗争是一个需要不断地、持久地进行的过程，而且，要不断加大打击力度。4 腐败需要长期斗争。

腐败现象是无处不在的，只有经济发展，有利可图，就存在着腐败。有腐败的同时，也有反腐败的力量存在。可为什么腐败的力量总是远远大于反腐败，那是因为腐败现象比反腐败现象多。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反腐败的力量，要有更多的力量就要更多的培养。所以应该要加强大家的教育，要建立健全监督体制,要赋予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力,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动员群众勇敢检举揭发腐败分子,要同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这同时也要健全保障体系,使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得到极大地发挥。健全监督网络,发挥整体效应。对腐败现象进行监督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必须健全网络体系,开展整体性全方位的监督。坚持党内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等多种形式相结合,形成立体化的监督网络体系。一要自觉置身于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切实加强班子内部互相监督,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的主渠道作用。还要加强大家的自我监督思想，所谓自我监督,当然是指领导干部依靠其内在的、主观的、自身的力量对其道德品质和行为的监督。自我监督的标准只能有一条,即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坚持以此标准作为自我监督的衡量尺度,才能使自我监督实现其真正意义。对于广大干部来说,以”三个代表"为指针，加强自我监督,不断地自省自律,是能够起到拒腐防变的作用的。诚然,反腐败是一幅短期内难以勾勒完成的图画,它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一定会铸就一座反腐倡廉的丰碑。

第五篇：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精)

如何看待现代化与西方化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心得 2010政治学与行政学班 海啸

201003402118 老师要求我们这一学期读一本政治学的著作, 在舍友的推荐下, 我读了塞缪 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是一本很有思想闪光点的著 作, 在拜读完之后我对于西方普世价值、文明冲突与文明力量变化、新世界秩序 组建有了深入的了解, 并对我政治学学科的理论积累产生重大的作用。而这本书 最吸引我的便是作者在论述现代化与西方化关系、变化过程时表达的观点。

一、现代化即西方化是伪命题

之前我对于普世价值有一些疑惑, 而在读了这本书以后的确豁然开朗。之前 我只是认识到西方在二战之后就开始对中国进行大量的文化输出。但在读了此书 之后我意识到, 西方文化输出的范围很大, 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 而说文化输出 还是太浅薄, 准确来说应该是进行普世价值的传播。而亨廷顿对普世文明的概述 的思路也是很有趣, 从语言和宗教作为西方普世价值传播的主力军方面出发, 这 二者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也大致可以看出西方普世价值传播的心路历程。

亨廷顿在书中表达, 在进行西方普世价值的传播和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和融 合问题时, 需要搞清楚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我个人认为, 现代化作为西方世 界领先于非西方世界的有力武器, 也许是西方强有力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表现, 却 不是先进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的有力依据。西方化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古典遗产、欧洲语言、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 它们是在西方世界现代化以前一百多年就产生发展的。我很反感那种主张全盘西 化、主张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进行西方化的说法, 太过于片面和武断。现代化即 西方化是一个伪命题, 是无法的到现实例证证实的。相反我们有两个鲜活的例子 来证伪。即:

日本只从明治维新以后, 主张全盘西化, 后来渐渐发现问题, 便开始进行有 日本特色的西化, 加之根植于日本数千年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日本逐渐走上了一 条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同样的,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香港、韩国再 吸收西方优秀经验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快速现代化路程。随着改良取得成绩越 来越好, 日本甚至于整个东亚都在鼓吹东亚这种以家庭和集体为中心、努力工作、勤俭节约的普世价值给整个东亚经济腾飞注入了优于西方的燃料。而东亚现代化 并没有过多的接受西方化, 一方面与自身传统价值对西方化的抵制有关, 另一方 面东亚重拾过去的文化和信仰, 形成了整个地区共有的建立在儒家文明基础上的 普世价值。这也说明现代化与西方化并非等同。

说了日本, 就不得不说到中国了。二战后, 中国可以说与日本同时进行现代 化,但过程艰难无比。日本继承发展的是西方经验,而中国走的是苏联路子。再 走苏联路线时, 中国队西方经验弃之如履。而在抛弃苏联经验, 开始走自己的路, 引入市场经济, 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时候, 对待西方化我国还是采取一种 很审慎的态度。而那些被现代化西方化等同论影响的中国一代青年也为他们的无 知和冲动交了足够的学费。所以我们在探讨中国未来走向的时候要考虑的全面一 些, 对于最近网上炒得很热的宪政和西方普世价值问题。这是网友 ID 英汉 gudezu 在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的微博中提到的原话 “我们坚持的意识形态和普 世价值格格不入, 和宪政制度格格不入, 和人类社会文明格格不入!不放弃这个 已历经百年并被证伪的意识形态,灾难必将降临中华民族。”面对这种说法,我 感觉他对中国政治选择和权利根源的认识还是有些浅薄,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可 以说是对西方化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辩证的吸收和利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认同的基础上, 宪政和西方普世价值的确与我们国家有冲突, 我们不能强行吸收, 也不能放弃被历史选择的意识形态。西方的普世价值不是最终价值取向, 宪政也 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但从目前来说, 二者的核心与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和权力来 源发生了冲突, 我们并不能为了追求政治改革极大效果而去搬来西方效用很好的 东西来强硬搭配。改革还是需要在走自己的路的基础上, 经历一个长时间的改良 才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迫切想达到的效果。

以上两个实例能够充分地证明至少在东亚范围内, 西方以基马尔为代表的基 马尔主义所拥护的现代化即西方化是个伪命题。其实亚洲各国在进行各自国家的 现代化时,对于西方化的传播和接受也有很多种态度,如:全盘接受、拒绝、改 良主义等等。

二、穆斯林宗教复兴运动带来的冲击

伊斯兰教在面对现代化带来的冲击时, 对西方化进行比日本和中国更加严苛 的抵制。他们的现代化需要西方的科学技术、物质资料、先进的生产经验、根植 于市场经济下的金融体制等等。而由于自身宗教对于穆斯林思想和身体的限制和 强有力的控制,西方的政治制度、权力构架形式、民主构建形式、人权思想被很 大程度上的排出穆斯林国家。在世界范围内, 宗教在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是都作出 了应激反应, 由此催生了新一轮的宗教改革, 例如基督教的新教和伊斯兰教的改 革风暴。而在适应了现代化后的宗教不在刻意强调对信徒的强力控制, 而是转而 为他们弥补因现代化与传统社会冲突造成的心灵创伤, 强调从内心出发, 去改变 社会。

而在此书中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伊斯兰教改革对整个伊斯兰社会造成的影 响。在宗教复兴运动中, 起到主力作用的是民间的社团力量。他们组织建立起了 一个广泛的组织网络,填补了政府留下来的空白,给大量的穷苦人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他们也构建起了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刚和大专院 校的网络, 为全国提供 “从摇篮到坟墓” 的服务。在这些以及其他穆斯林社会里, 伊斯兰主义组织虽然被法令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但却提供堪与 20世纪初美国的 政治结构相比的社会服务。这种给人民提供更优于政府的社会服务, 给穆斯林民 间组织提供了更多的阶层力量储备。如:大量的小城镇和农村的贫民涌入大城市, 民间组织给他们提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 “城市户口” 和工作, 他们之中很多是年 轻人,在民间组织的帮助之下,成为了工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中产阶级。而 他们因穆斯林民间组织的帮助, 对宗教产生了一种更加狂热的崇拜和信仰。正因 为这种广泛的年轻化、高文化素质的社会阶层基础, 穆斯林宗教在进行社会方方 面面变革时体现出一种势如破竹的改革效率和改革勇气。

我们的国家到了改革的深水期, 最近国内呼吁进行宪政和引入西方普世价值 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我们的专家学者也对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证。而亨廷顿 在书中提到西方化与现代化问题,也给了我们解决当今改革问题一些指导和参 考。最近的宪政呼声高涨原因便在于民众对于自身权益保护意识增强或者说在现 实生活中自身权益得不到保护。但引入宪政便能解决问题吗?宪政根植于西方保 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权利保障形式是格格不入的。

但其强调利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来保障个人权益不受侵犯的方法是值得我国 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利用的。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并取得了一些令国人骄傲的成 绩。但国人长期养成的追求效率为上兼顾公平的习惯也给改革和现代化的稳步推 进造成了很多困扰。很多人看到了社会问题, 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 但他们的预 期过于急躁, 都希望自己他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 也都希望自己的方案能一针见 效。我个人觉得国人过于急躁,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和可能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样的改革带来的疼痛也许是国人无法再次承担的。而小火慢炖式的改革可能会 带来阵痛和人民的应激反应, 但也许改革的效果会更好。同样的, 照搬西方普世 价值和政治制度来促进我们的现代化, 在东亚范围内都被证明无法实现。壮大我 们固有的强大经济实力, 开发经济潜力, 促进经济的发展模式改变, 以经济实力 确保政治改革。同时, 在历史上已有实例证明可以发挥出巨大能量的民族认同感 和民族信仰是我们改革和现代化多无法摒弃的。

西方化不全是改革良药也不全是洪水猛兽, 辩证的看待和有条件、有制约的 吸收也许是我们推进现代化进程、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可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