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第一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有人说2012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尹始之年，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温总理在答记者问中也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有诸多方面，但主要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三个方面。结合理论和实践，谈谈你的看法。

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强调：“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与当前的改革攻坚、与以往改革与建设成果的得失相联系，实际上阐明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当前改革整体推进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我认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整体推进的意义。回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的，30年的艰辛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现在中国社会中所表现的因政治体制弊端和不够完善引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要求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改革深化。目前我国政府机构的现有设置、职能、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政企不分，职能重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这些问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也给国家和群众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理顺党政关系、优化权力结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民主法制、焕发政治活力、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第二篇：浅谈几点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浅谈几点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

中国的政治体制怎么改革？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自励下，我很冒昧地来谈谈几点看法。

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明确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它不仅要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且还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国富民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

看看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所谓发达国家，它们之所以能达到现在的发达程度，这里不仅有其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先进的原因，而且还有一套合理、科学和先进的国家制度作为“软实力”在其中起着保证和促其良序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国家制度虽然从理论设计上讲要比它们更合理、更先进、更科学，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却因许多方面不完善，使这一国家制度并没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来。我们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把这其间不完善的地方完善起来，使我国的国家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来。

其次，我们还要明确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攻坚的突破口应选在哪？现在很多人都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又都认为这里的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看不准不好下手。其实，政治体制改革若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问题太多且又相互关联，可谓“扯耳朵连着腮帮子动”；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呢？纲举目张，只要抓住这个“纲”来进行改革，思路就清晰了，就好进行改革了。什么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

纲呢？我认为“党的领导”就是这个“纲”。如滋生蔓长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只是“党的领导”发生某种“变异”后产生的衍生物，就象是人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后生的病一样，不改革党的领导，其它的问题就都谈不上了。因此，可以说，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中的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和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的改革。

现在有一种思想倾向，一谈到改革党的领导，就认为只有用西方的“多党制”代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政治体制，这在现实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是党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也关系着中国人民的最大、最根本利益，是绝不容人轻举妄动的。同时，“一党独大”也并不见得就非腐败不可——新加坡也是一党独大，可人家管理的国家是世界上腐败现象最少的。可见根本问题，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是在怎么“领导”上。

还有一种思想倾向，谁要一谈改革党的领导，就给你扣上“违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一类的大帽子，好象共产党就是国家的“铁帽子王”，对这个问题别人是不容置喙的——这也未免太显权力垄断之霸气了。

因此，从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怎么能使党领导得更好的角度来谈改革“党的领导”问题，是我们不能绕避得了的问题；不谈这个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也只能是又一次“走过场”的政治儿戏。

怎么改呢？我认为：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可从党对自身组织机制、党对政府的领导和党对国家的领导三个方面来进行突破。

一、关于党对干部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领导，不仅是一种利益和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其责任之重大，真可谓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党在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际，首先应改革的是自身领导方式上没能“与时俱进”的消极保守、因循守旧之处。而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喊了多年不见多大实质性进展，就是耽误在党“只想改别人，没想改自己”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状态上了。

那党对其自身要改什么呢？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干部管理”。我记得毛泽东思想中有一重要论断，就是“领导就是要管好干部”。现在，党的干部中出了那么多贪官，我们是不是要想到邓小平说的那句大意是“制度不好会使好人变坏”的话呢？现在好多当官的已成为嘴上说着和中央文件和报纸电台讲的一样的官话，可实际行动却是按官场“潜规则”行事的“两面人”。党现行的“干部管理”方式方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形势了，确为政治体制改革之亟了。

对此，我建议可采取两项改革：

１、党的最高领导人，要通过党内竞选的方式产生，从根本上打破“从少数人中选少数人”，变“相马”为“赛马”的干部产生方式。即党的最高领导人要通过自主报名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竞选，最后在全体与会代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中以得票最多者为是这种方式产生出来。

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产生方式，事实上还存在着决定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意见。为什么现在党内会出现那么多的贪官，从组织角度讲，根子就在于这种“个人命运受制于他人”这种现象。

虽然现在党的领导人产生也要经过代表大会或党代会选举产生，但这是典型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实际上，仍会使代表或委员们产生很大的盲从性。试想，自身都不“民主”，怎么能领导别人去“民主”呢？因此，只有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竞选”，成为领导人产生的头道程序或前提时，才能对从根本上扭转党风不正的倾向有重要意义，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现在“候选人竞选、选民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这种模式，从村委会主任这个层面上正在进行或试行。不过，这种“从下而上”的方式作为试点摸索经验是可以的，但作为一种模式，从体制层面上讲，是行不太通的，在实际上也出现许多问题。如果这种模式要是采取“至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就会产生“从头开始”带动全局的示范效应。同时，因之是在全国的监督下，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政治素质很高或较高，不容易发生偏差。

因此，通过竞选产生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实现党内民主，发现人才和“把最优秀的人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一条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路。

２、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打破纪委在党委的领导下作为有限的现象。从监督的意义上讲，纪委只能对违反党的纪

律事项进行查处，如果对以党委决议或领导人决定名义下的错误决策、决定则无力监督。现在发生很多这样的事，就是不知其是恶意而为，还是低能之作，一些甚至层次较高的党委发出的文件和领导人作出的决定，是对某些强势阶层或集团有利，而对某些弱势阶层和集团则无利甚至损利的现象，造成强烈民怨，已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而这是纪委职权管不了的，若是靠上级纠偏，则旷殆时日，有的甚至已成为既成事实无法再纠了，给人这个地方已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的感觉似的。

用监委代替纪委，其职责中有对党委在执政过程中发生不合乎党章要旨的事，予以监督、仲裁和撤销的权力，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了。由于该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竞选产生并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参加党委会讨论问题但不参与表决，与党委决议保持相对独立性，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防止监委领导人受制于党委书记个人意志的现象，更好地发挥其自身职责作用。这样，应能比较有效地改变目前在监督机制方面存在的“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的制度性缺陷。

好象邓小平生前说过，在中国，只要中国共产党不乱，中国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同样，只要共产党的干部不出问题，党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党若是能在保证自己干部党性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不出贪官，或是既使出现个别的贪官，也只是其个人原因非制度使然的干部管理方式上做出有效改革，实为中国人民的福音。

二、关于党对政府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中国为什么官多，造成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总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是国家权力没分配好，就是邓小平说过的“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对管不好的现象，又不认为是自己不应这么管，而是力度不够，于是就增加机构增加人——这是我们过时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管理观念指导实际造成的顽痼。

对此，我认为可采取两项改革：

首先，应吸取类似美国“联邦式”的国家管理的经验，建立一个合理的金字塔型的国家权力结构。基本思路就是按地区分块授权，即中央管全国宏观的事，省、市直至县区和乡镇街道也各管各的事。涉及几个地区的事，由几个地区共同管理及上级协调，明确各自的权责利。

中央给地方较大的自主权，允许地方只要在中央法律政令的基础上或控制下，自主探索办好自己的事。当年广东开放搞活时，中央只给政策，就让广东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地去闯，结果广东搞得挺不错的。我认为“政策也是生产力”——它能解放生产力，或使生产力更具活力。今天的中央为什么不能象当年搞活广东那样来搞活其他的省，或把办“特区”的经验普遍化，起码在经济上、文化上大可放手让地方结合实际，怎么有利就怎么干？虽然，中央在办“特区”的实验中，也出现过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绩是主要的，因此，这一方法好象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放大推广的吗？

放权的最大障碍，是领导人“怕乱套”和“大一统”的思想局限性等这些狭隘保守权力观。其实，就像西藏、东突闹独立的这样严重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给人以可乘之机。否则，他们是没有市场的，就象改革开放前深圳的人宁犯法也要往香港跑，当深圳改革开放搞好了以后人也就不跑了一样（在香港回归前就这样了）。为什么美国没有严重的分裂问题，也不存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变可能，国家制度使然。

我国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也做过“放权让利”的尝试，不过，好象效果有限。这不是放权不对，而是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放权，上级放的权被下级又“集”了去，结果由“高度中央集权”变成“层层集权”，使国家在权力结构方面改革的尝试，在“深入人心”的集权观念中走样变形了。

其次，各级政府应实行“智化行政负责制”。所谓“智化”就是智慧或科学的支持和制约的意思。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都是由一整套机构组成并由人运作掌控的。政府级别越高，管理事务的幅度越大，对在该职务上任职的领导人的“个人才智”要求也就越高。由于其“才智”大致分为行政才智和业务专业才智两类，当这种要求高到一定程度后，个人才智的自然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与之就会有差距或不足，这就需要人们的合作才能满足这种职务需要了。因此，在政府功能设计时，就要有使这两种能力有机结合的机制。具体说来，就是政府首脑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都要是行政专家或有行政专长，并配以相应的专业专家辅政的机制或程序，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

统，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将领导没有专家可靠性论证支持下的决策定为违“规”行为，来强化领导人个人意志在行政过程中能受到某种有效的防错机制制约——智化行政负责制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例子：二流演员出身的美国某届总统里根却成为美国历史上伟大总统之一，特型演员出身的施瓦辛格现在美国加州当州长还当得挺好。我们要是研究一下他俩从政的成功之处，就会发现，他俩身边都有一些智囊似的人物在为其出谋划策，他们个人的执政能力和这些高参的智谋相结合，就把这个“官”当得挺好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他们成功行政经验中最应吸取的精华，是不是就是某部门领导在行政过程中应切实接受专家的辅政呢？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行政模式呢？主要是由于“官本位”现象，我国官场在实际中已形成一种类似“官油子”的人，他们表面上很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应对领导，但不受制约的长官意志和“智慧不足”却使其治下屡出很低劣的滥政弊政，而又很容易以“工作中的问题”或“谁能不犯错误”之类的借口逃过“问责”。因此，这种行政模式将是针对国家权力管理中这种有权有利却无责的制度缺陷的一种“补漏”性的完善。

现在一些政府机构中也有着好象“政策调研室”一类的机构，但它们的职能有限，领导在做决策过程中，是愿意听它们的意见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因此，对领导决策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制约作用，有的甚至还在起着曲意逢迎的作用。

因此，高度的中央集权式领导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就象孩子大了，再用管小孩子的方法管孩子已不适用了，也应随着孩子的长大，按照规律改变管孩子的方法似的也应予以相应改变才是。通过正确的“分权”和“授权”，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家行政权力结构，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使整个国家机构全方位地高效运作起来，应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性标志之一。

三、关于党对国家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归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有一句“只举手不说话的到人大”政治流言，就比较形象幽默地说出“人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不论是“人民”还是“人大”，都是党的领导对象，其“权力”最终也就归于党了，实际上就出现只见“党对人民的领导”，不见“党受人民的监督”的现象，造成国家权力严重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没能发挥出制度设计中的作用所致。现在的“人民代表”，大多是在基层党委指定的候选人中（不是组织安排的个人报名很难上了候选人名单的），由公民以“抓阄”似的盲目划挑方式选出的。从而

使得“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成为一句空话，而以这种方式选出的“人民代表”，其实也变相成为党的“代表”而已。

在我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中，人民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根基，只要人民代表选好了，切实发挥作用了，人民代表大会才会真正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才能实现“国家权力归人民”的宪法精神。

对此，我建议可采取两项改革：

１、通过竞选做好人民代表选举工作。在人民代表选举中，不论是组织提名或个人报名，代表候选人都要通过提出竞选纲领并在选民会议上演讲，然后经选民一人一票投票选举，得票多者当选。人民代表可分二种，一种是向属地选民负责属地代表（就是代表一定区域的选民），一种是向行业选民负责的行业代表（就是代表一定行业的选民。

２、人民代表要切实参政议政并接受选民监督。人民代表通过完成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任务，监督国家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秉公办事，定期接受自己所代表的选民来信来访，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问题，帮助选民解决问题等履职活动，让选民感到他选的代表能代表他的正当合法的利益和意志。

人民代表每年定期向自己的选民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这是他对选民负责和接受选民监督的基本方式，能有效地督促他更好地为选民服务。对不能履行职责的代表，应取消其代表资格并及时换新。

通过人民自主选出的代表，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决定的政府来领

导人民，只有经过这样辩证的权力设置，才能完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人民在国家权力上的真正“当家做主”。

党在人民代表选举这一过程中，可以通过教育人民提高政治觉悟和技能，积极参政议政；选出能代表选民正当合法利益的代表，保证党和人民政治上的一致性；通过动员党员或以个人报名或组织推荐参与竞选，发挥党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等方式，来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如果党员候选人参与竞选获胜，既可以通过他们更好体现党的先进性，还会增强党在国家领导地位上的合法性。

以上几点“浅谈”的建议，自知也不是很妥贴的，只不过是想借此表示一下我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而已。

前些年社会上流传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句话，好象是说人对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那么伟大成就还老心存不满似的。我认为这其实却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人民的经济生活虽然提高了，但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没多大改变，还处于权力的边缘化中——对党的这种低层次领导方式不满意而发的一种牢骚话。

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否决定着中华民族后世的兴衰，但愿这一次能象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一样，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国家制度，为中国今后长久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的建议是真正有利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问题。由于人们事先对某种事物的结果做出的判断，受利益、见识的影响，不论对错都只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我只

所以认为这么做会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是在粗浅地了解一些日本自民党在领导日本国富民强的历史后得出“这么做能行”的结论的。至于究竟是不是这样，现在只能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言以蔽之了。

第三篇：浅谈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程论文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班级：中共北京市委党校2012级在职研究生 专业：公共政策制定专业 姓名：苏杭 学号：20123812022 成绩： 浅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党代会常任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工人、农民代表比例，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试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以下简称“党代会常任制”）是指是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任务后，在党的委员会任期内每年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行使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期间，党代表的资格继续有效，不再重新进行选举。我们党在1958 年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常任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二次会议。但此后，由于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断。自1988 年开始在中组部的支持下，全国有12个县市区陆续开始了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摘自百度百科)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5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是在召开大会前选举产生，大会闭幕后，代表资格消失。如在地方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笔者认为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一、常任制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关系混乱。党代会常任制与人代会和政协会要求一样，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任期5年，形成三会并存的情况。从顺义区情来看，许多党代表同时也是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很多都是行政、事业机关无党派人士和区内企业家，这就容易造成三会之间的关系混乱，三会代表交叉任职率高，三会研究和决定的议题重合等问题，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

二、造成权利机构的变革、冲突。党代会常任制的出台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制度出现，如：党代表任期制、设立常设机构、党代表提案制等等。党的 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利机构，在现行的体制下，党代表只有在开党代会之前进行选举，党代会闭幕后代表资格被取消。此外，中央和地方很少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常委会成为现行体制下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形成权力倒挂。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常设机构的权力如何界定，和党委是什么关系，是推行党代会常任制面对的难题，其常设机构也必然会对常委会的权力构成威胁，弱化常委们的权力，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三、党代会常任制缺少法律依据。人代会和政协会都有法律依据，但是党代会常任制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在十八大新修正的党章中也没有体现，中央也没有出台规范性的文件。这就造成地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地方领导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开展工作。从顺义区情来讲，顺义已经出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办法》，但在《办法中》只是对代表的义务进行了说明，而没有阐述常任制的党代会及其常设机构的权力。

四、推行党代会常任制也许会遭到政府的抵制。党代会常任制会有一些配套制度，加强党代表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的权力，这就可能引起党委从宏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的同时加强了微观管理，插手政府事务，造成政府的抵制。

在笔者看来，党代会常任制将是党体制机制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打破现行权力分配格局的一次大胆尝试。如果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各种配套制度良好运行，将实化了党代会的权力，加强了党代表的作用，加快了党内民主进程，推进了党内监督和权力制约，密切联系了群众。

近年党内体制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进行的，目的是要地方基层充分发挥创造性，如果试点成功则进行选择性推广。目前，党内实行基层民主、中层放宽、高层精英的政治格局，党内高层出现分化。有人说，党内稳则国家稳，我国的政治只是把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如果党代会常任制试行成功，则 会率先打破基层权力格局，加大了党员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力，进而从下制约上层权力，让人民决定中国未来前进的路线，让国策更加符合基层实际。

第四篇：政治体制改革

新的历史跨越

---浅析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方向

【摘要】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在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在完善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

政治体制改革正确方向

【正文】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里提出的“两个必须”和“三个更加注重”表明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的原则和着力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我们对于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确的回答。这条道路，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探索，积累了近代中国百余年历史经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我们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他曾经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是否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否到了骐骥一跃的历史时刻？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和长期坚持这些来自实践、符合规律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只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党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一以贯之强调和坚持的重要思想观点和重要指导方针。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我们能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期以来，正是由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指导原则，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得以健康顺利发展。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进，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而不能背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和人民在深刻总结长期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确立起来的，是我们党和人民尊重国情、尊重历史的正确选择。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

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走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这是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认识到的真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南。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孙文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探索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如贪污腐败问题始终没有很好的根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 《十八大报告》

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尚德文著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  《新的历史跨越：关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陈武明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

第五篇：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反腐

摘要：政治制度是如今官场腐败的根本原因，要想真正反腐，必须从政治体制入手------改革。

但改革却不等同于革命！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腐败、制度变迁、社会主义

一：问题提出：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习惯，那么肯定会发现例如某某应贪污···千万、···亿而被抓下马的新闻占据了中国现代史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你们是否知道原因？

2013年10月22日上午，最高检向全国人大作了关于反腐工作的报告，5年以来对32名省部级以上官员立案。这是24年来最高检再次就反腐工作向全国人大进行报告。有政情分析人士认为，检察机关向人大作报告是内地在现行政治框架内所作出的制度突破。当前我国反腐的高压态势已经形成，中央正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著名法学家陈光中说：如果不从制度上进行重大的改革和推进，特别是在预防腐败方面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措施的跟进，当前的腐败问题就不会有根本的改观。很多学者直指，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

二：产生腐败的原因：

1，根本原因：制度存在先天性缺陷。制度是一群不多不少的人制定的，制度设计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他们都是有偏好的，或偏好于公平、或偏好于效率。布罗姆利认为，个人或集体偏好是通过制度安排以及结局的结构来决定选择的。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在时间的累计中慢慢成长而成，这本无大碍，但偏偏制定制度的权利在那么一部分人手中，他们以他们的意志干扰了制度的形成，使之慢慢偏向他们，使之以符合他们的利益为先。

2，政治制度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3，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良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常常会出现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青木昌彦认为，路径依赖是制度重建时，由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所决定的主观选择模型继续认同旧的基本制度结构，导致旧制度在新政权中以新的形式延续的情况。而最早提出路径依赖的是诺斯，他认为最初的制度具有运行惯性，从而可能强化一种并不好的制度，即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增强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沿着原有制度的错误方向继续运行，进入“锁定”状态。当腐败动机存在于一项制度建立之初或者存在于制度运行的过程中，路径依赖的惯性会使得腐败动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且一直延伸下去。

4，基于中国糟粕的传统文化，人们喜欢既得利益，但不喜他人获得与自己一样的利益。举个例子：你们做过公交吗？有时候人会特别多，车就显得挤，当你没上车时，你总希望人们能望里挤挤，当你挤上后，你又不喜他人再挤上来。所以你，反正我总是能听到车下的人喊道：“再往里挤挤，往里挤挤。”也总是能听到车上的人喊道：“挤不下了，师傅，快开吧。下面的，你们等下一辆吧。”所以与上同理，官员往往希望自己能比普通老百姓多一些特权，多一些··，多一些···，···，···，慢慢慢慢就成了贪污受贿。

5，官僚主义，往往家中有人做官的人容易进官场。

6，风气影响。俗话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明一个

人容易受周围环境影响，毕竟不是谁都能成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当代官员腐败、贪污、不劳而获的风气太重，容易消磨刚进官场的新人的拼搏意志，毕竟现在的毕业生意志强的不多，进入官场的更少。

三：政治体制改革治腐败：

由于政治体制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只讨论这个。至于其他原因，加强人们文化素质、道德规范的教育是解决的基本方法。

而要政治制度改革必须要先了解政治制度。（a）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b）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以不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

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c）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兴利除弊，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

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人民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d）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

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2）改革是否成功，关键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3）不能丢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所谓民主，要根

据我国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

（4）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而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

1，针对制度的先天性缺陷，我们在制定制度是必须以局外人的角度思考，让更多的人监督，用廉洁文化引导个人和集体都偏好公共利益。也可引入竞争机制，让制定人员多元化，尽可能代表人民大众。

2，制度设计充分体现现实需求。制度设计体现现实需求是指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必须给相关利益主体提供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说：“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和财富的交换，在一个积累财富机会较多，而获得政治权力较少的社会中，腐败的主要形式是用前者去交换后者。”,他描述的一种情境是，社会政治利益表达途径受阻导致腐败动机的萌生，只有人们的现实需求、合理的渴望得到了满足，制度才具备良性激励的能力，才能预防腐败。

3，注重制度变迁错误出现时的补救。在制度运行后所出现的问题都必须尽快解决。4，防范制度变迁的“闭锁”风险，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就会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并不断得到强化，最终使制度变迁呈现两条截然相反的轨迹：相互依存（Path-dependence）和闭锁（Lock-in）。后者表现为与制度共存共荣的利益集团（拥有腐败动机的人）只会加强有利于自身的制度，无论该制度

是否有效率，也会沿着这个轨迹持续下去。制度变迁过程要避免陷入“闭锁”通道，打破“闭锁”通道的有效措施之一是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使其作为一种新的变量不断调整制度变迁的路径方向。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四，总结：

所以当今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急于政治制度改革，但越急越要冷静，静静等待机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如今，中国应该着力做的是政通人和。

但真正的“政通人和”是和决策机构的领导阶层整体素质成正比。首先在权力运用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利运行体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真正的做到利为民牟；权为民用。其次要深化人事制度，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管理人才聚到党和国家的的各项事业中来，扩大党员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再要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学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家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一次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需要；是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向方针政策的需要；是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需要。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哲学修养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参考资料：百度搜索、新浪新闻、制度性腐败成因及其破解、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