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几点思考（范文）

第一篇：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几点思考（范文）

[3]．《马克思主义原理》高等教育出办社

1996年12月

[4]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3年7月 × 20 = 300

第二篇：浅议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论文题目：浅议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政治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改革整体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权利监督机制不很完善、地域民主法治发展不平衡诸多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探索了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总结了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关 键 词：改革、问题、原因、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体制。但是，我们依然要意识到，我国的政治体制距离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建设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存问题分析

经过我国共产党多年的努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应看到，相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攻坚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然是一种适应性改革，主要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有选择地推进。总地说，我国还存在着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具体制度的滞后性的根本矛盾。其主要问题有：

（一）政治体制改革整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决不能仅仅依靠拍脑袋的主观臆断进行，一定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经济进步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做出相应的变革。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仍然要严格分析我国的现实国情，遵循社会运行的客观要求，稳妥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当前我国政治体制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政府组织结构不科学、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权限不明确的问题，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任重道远。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很完善。具体地说就是权力监督实行自上而下的领导，自下而上的上行监督却相对困难。共产党作为代表绝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执

政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对共产党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须完善依法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而保证公民的正当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目前，我国权力监督机制功能的发挥不足，虽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监督体系，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民主监督仍然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民主监督组织行使职权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从而使得民主监督组织缺乏权威和效力。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还面临地域民主法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我国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较高，地方政府是投资环境的改善者、监管者，其职能倾向于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培育市场经济。这种倾向于管理性、管制性的政府职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干预经济的自由发展。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发展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增强政治体制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找准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对症下药，这就亟须深入分析现存问题的产生原因。

（一）我们要看到我国传统封建主义思想存在一定的惯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背负着沉重的封建主义的包袱，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虽然新我国建立之初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却仍然在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家长制、一言堂的封建主义残余与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毒。

（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政治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以及作为上层建筑核心部分的政治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调整，为生产力和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我国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双转轨的国家，不改革就不能促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就不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如今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如果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在外围进行的情况。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高原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每个人都无可辩驳地具有发展自身的权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社会发展是人的自觉活动，离开了人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活动存在。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发展理所当然要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来源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原则

首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共产党领导的条件下进行。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在我国离开了我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行的。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处于核心和领导地位，党的使命是带领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人翁权利，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能力。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党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政党制度、行政体制、民主政治的建设中，党发挥着领导者、推动者的作用。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政治稳定与政治改革发展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政治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邓小平曾多次提到：“我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政权不稳，不但经济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将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甚至会失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因此，在把握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不能把政治稳定条件当成目标，应当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实现政权更好地发展而稳定。

再次，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我国家，国际国内形势较为复杂。在国际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全球化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冲击。在国内，我国社会也面临着从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面临复杂的形势，有时单纯的未经实践检验的好的理念未必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践经验，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我国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和全面推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经济体制改革成就斐然，令世人瞩目，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有序推进，同样取得了辉煌成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不断健全完善，进一步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与形式。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作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和制度载体，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为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以保障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国家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坚持改革，以确保这些制度机制始终保持活力，服务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

（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执政能力显著提高。作为执政的我国共产党，其自身的建设不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至关重要，而且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系统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我国共产党在增强学习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提高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

（三）行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行政体制的调整改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管理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要求的提高，行政体制的改革更是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大力转变政府职能，政府逐步退出了诸多竞争性领域，经济管理部门也把职能转向宏观调控。同时，政府为了强化市场监管，稳定社会秩序，推进公共服务，在裁撤一部分机构的同时，强化和新增了一部分机构。在改革机构，整合行政管理资源的基础上，责任政府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行政问责制逐步被纳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为加强对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增强其责任意识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四）公共权力结构日趋合理，逐步实现运转高效。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结构应当

适应和服务、服从于功能，公共权力的功能需要结构作为载体承载和履行。公共权力运行的效果取决于结构的设置是否科学和合理。公共权力结构直接制约公共权力运行是否合法、规范和高效。当今我国公共权力结构的优化配置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保证国家机构及其他各种组织都能够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能。经过改革和调整，现在的权力结构已经日趋合理，主要表现为 ：在党的内部关系上，健全了党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国家和党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为反腐败提供了组织机构保障 ；重新调整了派驻各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的领导体制和编制等。

（五）各种政治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各种政治关系的调整，整合催生出整个政治系统的最大合力，消除各种威胁政治体系存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对于政治关系格局的调整无疑是体现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推动和保障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

（一）改革目标的明确性与推动改革的坚定性相统一。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优越性，而不是为了改变甚至是颠覆重建现有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适应了社会发展规律，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受到不完全适应现实需要的体制、机制的束缚，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因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明确了这一点，就会在实践中牢牢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二）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丰富性与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灵活性相统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对象和问题领域，而是具有丰富的实践内容。从民主体制机制，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再到利益关系调整机制，政治体制改革涵盖了整个政治体系存续运行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内容。与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将改革简化为针对特定问题的做法相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不仅很好地体现出改革的根本目标和动力在于解决关系国计民

生的各类实际问题，而且还因为不局限于特定的内容，尤其是那些受到时效性限制的内容，被赋予了更为持久的合理性，因而也更有可能得到来自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三）政治体制改革布局的系统性与政治体制改革方式的渐进性相统一。与改革内容的丰富性紧密相关，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关性，这就要求改革的领导者必须时刻清醒地注意到，应当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处理不同领域、不同时期、不同重要性序列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制定出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根据实践中总结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遵循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更好地勾画出改革的总体路线图。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把握住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制度改革这一基本切入点，继而将主要力量集中在恢复和发展既有的主要政治制度方面，进而全面铺开、深入推进，这使得每一阶段的改革都能够把握重点，合理分配改革资源，缓解改革中必然出现的矛盾对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压力。政治体制改革所针对的原有体制弊端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新政治体制的探索和重构离不开艰难的探索，因此稳妥渐进的改革步伐，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唯一选择。及时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每一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避免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冲击超出当时社会和政治体系的承受能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成为一项长久的事业，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米鹤都.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J].炎黄春秋，2012（06）.[2]文正邦，文培阳.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J].政治发展研究，2012（01）.[3] 石国亮.回声与超越：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的服务型政府建设[J].行政论坛，2011（01）.[4]包心鉴.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J].廉政文化研究，2012（03）.[5] 李冷.“面子”文化、舆论监督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2（02）.[6] 李立华,陶维兵.近二十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评[J].学习与实践，2012（06）.[7] 吴迪，韩跃民.论新形势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01）.

第三篇：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选择的思考

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选择的思考

摘要：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在特定理财环境中进行财务管理所要达到的目的。当前，我国企业应选择“税后收益的增长”为财务管理目标，这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关键词：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税后收益的增长

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在特定的理财环境中进行财务管理所要达到的目的。目前，在理论界讨论较多的两在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和“投资者财富最大化”，但这两个目标在实践中都暴露出许多不足。笔者认为：当前我国企业应以“税后收益的增长”为财务管理目标。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税后收益的增长目标弥补了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某些缺陷，更具有可操作性。首先，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利润概念是模糊的，没有明确界定。这里所说的利润我们看不出它是指税前利润还是税后利润，是长期利润还是短期利润，是总利润还是边际利润。其次，利润最大化目标没有考虑货币时间价值。例如，甲、乙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甲在未来5年内每年可获利润1000万元；乙方案，5年后可获利润5000万元，若用利润最大化目标来评价甲、乙两方案，则二者效果相同，但实际上，越早收回的资金越值钱，即甲方案优于乙方案。再者，利润最大化目标未考虑风险因素，企业往往为了追求短期最大利润而无视风险的存在，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一个可操作的财务管理目标应该定义明确，并且承认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我们就这三个层面的因素来看税后收益的增长目标。税后收益的增长，顾名思义，是指后期的税后收益较前期有一个增加额。当然这个增加额并不是单指绝对值，而是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企业为了获得税后收益的持续增长，必须在风险与收益之间作出权衡，也就是说，税后收益的增长目标是一个长期目标，它同时考虑了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因此可以说，税后收益的增长目标较之利润最大化目标更具可操作性。第二：税后收益的增长目标比投资者财富最大化目标更具有实用性。

1、投资者财富最大，简单地说，就是指税后收益的净现值最大。虽说概念明确且兼顾了货币时间价值与风险因素，但计算较复杂，估计值又多，企业在实践中较难把握。税后收益的增长是指后期的税后收益扣减时间价值后较前期有一个增加，而前期的税后收益是已经实现了的实实在在的收益额。同投资者财富最大相比较，税后收益的增长要直观得多，以之作为财务决策的指导也就更可行。

2、投资者财富最大，具体到股份制企业，就是股票市场价值最大。但股票的市场价格受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往往不是企业能完全控制的，可以说，经营好，股价不一定高；股价高，经营不一定好。因此，用股价最大化来指导企业运行似乎不太可行。如1998年年初，山西汾酒股价受假酒案牵连而下跌，就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汾酒公司经营不善。税后收益增长与否，主要受企业销售状况、成本升降等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均是企业运作的主要环节。以税后收益的增长为目标，能真正成为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最高准则，从而推动企业扩大销售、降低成本。

3、公司制的企业，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是间接的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关系，二者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当双方利益冲突的时候，经理们首先考虑的多是自己的利益；另外，就我国现状而言，如经济学家何清涟所说：“在董事会成员兼经理人员与企业财产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将财产关系和财产责任结合起来的机制，企业经理层所要对之负责的事实上仍然是上级而不是股东。”基于这两点，企业经理人员不可能时刻为谋求股东财富最大而努力，企业价值最大也就不能成为财务管理目标来指导企业运行。但另一方面，在股东、政府的监督下，管理当局只有经营成功才能生存。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经营管理者对资本所有者承担资本保全的责任，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增值。一个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越稳定、越持久，资本保值增值就越有保障。税后收益增长与否就成为考核这种保障程度的一个很好的指标。第三：任何一种财务管理目标的确定，从外部看，都是一定政治、经济环境的产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企业的经济利益得到了确认，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企业不得不关心市场，关心税后收益的增长。一方面，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一系列指标，如资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等应是逐年增长为佳，这些比率的增长，归根到底，又依赖于税后收益的增长。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企业走集约型经济增长道路，即主要依靠自己的内部积累和新科技来扩大投资和进行再生产。同时，由于内部积累没有外显成本，能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信又不引起控制权的稀释，使得由税后收益形成的保留盈余成为一般公司满足其长期资金需求的主要来源。可以说，在利润分配结构既定的条件下，税后收益的增长是企业实力增长的标志，是企业持续经营和扩大再生产的前提。用税后收益的增长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是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第四：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从内部看，取决于与企业有关的各利益集团的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必然会与各相关利益集团发生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这些关系主要体现在企业与所有者、企业与债权人、企业与国家、企业与职工等几方面的资本性

关系。投资人投资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债权人最关心企业的偿债能力，而偿债能力，从长远看，是以盈利能力为保障的。前已述及，政府希望企业具备持久的盈利能力以维持市场的稳定与繁荣，职工享受的福利基金直接来源于税后收益，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就必须维护这些相关利益集团应获得的合法利益，维护合法利益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税后收益的分配过程。显然，任何一方关系人都希望企业有新增长的收益可供分配。

当然，企业为了保证税后收益的增长这一总体目标的实现，还必须根据企业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部门，设置相应的目标。

第四篇：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思考建议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使饱受凌辱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实现了和平与独立。此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变革。在经济建设方面，先是尊重私有经济，提倡合作、互助，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沿着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越走越远，以致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邓小平主导，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衣食住行的变化人人可察。但是，到了今天，经济体制的深化举步维艰，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转难以为继，腐败之风积重难返，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愈见强烈。

解决这一切问题的钥匙在哪里？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之后，很快就提了出来。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以后也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推行、如果完全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法开始。但是，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严重滞后了。这方面，邓小平也早就有过说法。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他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1986年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到现在，矛盾越来越深。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愈显突出。对于这种紧迫性，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文革”十年**，把中国搞惨了。文革浩劫的破坏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人们的认识则各有不同。

有人把十年浩劫的根子归咎于“四人帮”。有人则说是毛泽东错误地重用了他们。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并不仅在于用错了四个人。毛泽东犯的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系统性的错误；不是短期的错误，而是长期的错误。其实，领袖也是人，难免会犯错误，问题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有没有纠正领袖错误的机制。对比发达国家的宪法、法律，我们发现人家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想了很多的办法，作了很科学的规定，而且能够保证实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搞了个水门事件，被揭露了出来，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国会要弹劾他，他只好辞职。克林顿闹了桃色事件，美国国会启动了弹劾程序，只是最后表决中票数不够，才免于下台，但他已经多次道歉。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能做到吗？人们能弹劾毛泽东吗？能及时制止他的错误吗？毛泽东语录为什么不经立法程序，就成了国家意志，成了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上的“最高指示”，还得“宣传不过夜，执行不走样”？由此可见，“文革”未必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的体制不能及时制止毛泽东推动“文革”。“文革”结束20多年了，但是这一点深刻教训人们并没有真正汲取，没有从法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如果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如何管得了他呢？照样管不了！

总之，“文革”悲剧发生的政治体制系统依然存在，阻止“文革”爆发的机制还没有形成。我们应当深入研究“文革”教训，尽快进行政治改革，消除导致“文革”悲剧重演的种种体制因素，建立起防范机制。

第二，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也有论述。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要与国外大企业竞争，它们的竞争力实在是个大问题。而人们明明看到私有经济效率高、竞争力强，可就是不敢放手发展。这也是受政治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好比人的两条腿，走起路来，虽有一前一后，但不能距离太大。你不能一条腿迈得很远了，一条腿还在后头。可是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已经走了相当的距离，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当滞后，它客观上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

此外，抓紧改革政治体制，也是为了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经济体制改革搞了20多年，成绩很大。但是这个成果有没有丢失的可能呢？不少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办公楼旁边有一个私营小饭馆，我常去吃3元一碗的凉面，跟饭馆老板很熟。他常问我：会不会再来一次公私合营呢？会不会再来一次打倒资本家呀？会不会再割私有制的尾巴呀？会不会把我的财产没收呀？我说，有这个可能性。要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得搞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短暂的倒退不是不可能。那当然是历史的大悲剧。

第三，从反腐败、维护社

第五篇：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表现在:①经济基础的需要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②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因而它必然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占统治地位，并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③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及其方向。

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由于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其改变有早有晚、有快有慢。这种情况决定了上层建筑中思想文化领域里新旧斗争的长期性。

(2)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集中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①从服务的方向上看，一方面保护和促进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排除反对自己的对立物。②从服务的方式看，上层建筑通过法律、经济、思想等手段的调控来为经济基础服务。③从服务的效果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有促进、阻碍两种情况。

(3)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归根到底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当它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反之则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上层建筑中的核心政治力量，其先进性的发挥，就集中表现在它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2.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是因为:新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总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使它有脱离经济基础的倾向；经济基础的变化不会立即在上层建筑中得到反映；上层建筑仍然维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

3.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规律的内容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构成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一规律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方向，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取决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这一规律表明，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变化发展，上层建筑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改革的形式和方向，都取决于经济基础的状况。

4.正确认识这一规律的方法论意义

(1)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也是我们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一把钥匙，每一历史时期的上层建筑都能从经济基础中得到科学的说明。(2)这一规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根据。(3)这一规律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4)这一规律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自觉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