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思考

第一篇：对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思考

对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思考

检察体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就检察体制改革的有关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现有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实际施行的双重领导体制，检察机关的人员管理、经费来源、职务任免等等受制于地方党委、行政部门和权力机关以及自身机构设置的不合理，使检察机关难以独立、高效地行使检察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员管理地方化。

检察机关在人员管理上更多的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权力机关。检察机关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实际上只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有时候甚至出现了检察机关自己的人员上级检察机关调不动的奇怪现象。

2、经费来源本地化。

现在检察机关经费主要来源于本地区的财政部门，当地财政直接控制着检察机关的经费，“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导致了检察机关对所在行政区域的强烈依赖性。一旦检察机关触及到本地区的利益时，本地区的行政部门有可能会打着“为本地区经济发展保架护航”等旗号，以检察机关经费相威胁，出面干涉。

3、管理集权化。

检察机关各机构办案均实行首长负责制，权力过度集中，办理案件的各个环节，从立案、侦查到决定起诉不起诉或撤案； 层层请示汇报，层层审批把关。因而案件的请示汇报等待过程比调查取证的过程要长得多，造成办案期限超过法定期限。层层把关中有的因无法定程序依据，处理意见难以载入诉讼法律文书，不仅影响了下级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且导致责任主体不明晰，一旦案件办理质量有问题，由于责任权利的分离、分散，根本也找不出最终决定的直接责任者。

4、机构设置不科学，行政色彩过浓。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没有从突出法律监督的特色上进行系统化的设置，与职能不相吻合，部门过多，分工过细，检察权配置不合理，重复劳动大量存在，工作效率低下。现有的检察体制完全将自侦、批捕、公诉、法律监督等检察权割裂开来，导致案件在不同部门之间反复流转，相互扯皮，既浪费了司法成本，又不利于工作开展。（2）职能与事权划分不合理，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案件多，权力也相对集中；而渎职侵权和监所检察部门则是工作量不大，人浮于事。这种现象在基层检察院尤为突出。（3）机构设置上行政与业务不分，行政色彩过浓。检察机关行政部门与业务部门定位不明确，部门之间人员可以自由流动，造成了部分具有法律职称的人员在从事行政工作，而某些不具备法律职称的人却在业务部门从事检察工作。这种混乱的现象既损害了检察官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形象，又违反了法治原则。

二、现有检察体制造成的弊端

1、不利于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当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检察机关往往维护的是地方利益，导致检察机关执法日益地方化。同时，一旦涉及到查办地方重要党政领导干部的案件，检察机关往往受到各种堂而皇之甚至强制命令等不正当的干扰，其结果就是导致案件的不了了之，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成了一句空话。因此，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执法的公正性越来越显示出疑惑。

2、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现在的许多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越来越复杂，而由于机构设置的不合理，除了法定程序，案件的办理还需要经过更多的内部环节，这无疑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加上受领导精力、水平、作风等因素的制约太多，更容易使案件的期限无端拖长。在现实的双重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还要执行地方上的各种与其职责不相称的任务，而部门设置的行政化也使得一部分业务骨干“不务正业”，牵扯了检察机关的大量精力。

3、不利于发挥出检察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现实中，业务骨干不一定能够成为某一部门的负责人，而部门负责人则不一定都是业务骨干。在个案的最终处理上，办案人的个人见解可能被融入集体意见中，也可能被放置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真正意义上调动起广大检察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检察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1、实行“检察一体化”的垂直领导体制。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检察机关实行的是垂直领导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表现是：（1）各级检察机关对外是一个整体，每个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活动都是整个检察系统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2）上下级检察机关和上下级检察官之间实行上命下从制。（3）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不受任何权力机关或政府部门的约束。实践证明，这种体制对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有效打击犯罪，防止地方势力保护主义的不正当干扰，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将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权交由中央统一行使，地方各级党委只对同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实行监督；（2）改变现行的组织人事、管理制度和检察官的产生方式，使检察官的任免、晋级、奖惩与地方脱钩；（3）检察机关经费由中央财政作为专项支出实行单列，由上至下逐级下拨，保障检察机关经费独立；（4）重新划分司法管辖区，使其不与行政辖区重合一致。

2、大力推行主诉检察官、主办检察官制度。

这是检察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其核心是将检察机关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化为司法业务运作模式，将集体负责制转化为检察官个人相对负责制。主诉、主办检察官制度的施行，使得真正能办案、能独立出庭的检察人员走上第一线，而不从事或不能从事办案工作的人员则成为行政、后勤或司法辅助人员。实践证明，主诉检察官、主办检察官制度的推行对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检察体制层面存在的权力配置不适当，内部管理行政化，检察队伍非职业化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3、完善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

机构的设置需要遵循下列原则：（1）符合检察职能整体格局的原则，使机构设置更为协调、合理，进一步突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最终形成结构合理、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精干高效的检察体制。（2）精简、统一、效能原则。通过精简机构，将职能相近的机构整合为一个部门，以提高工作效能，改变官多兵少，人浮于事的现象。如将现存的按诉讼环节而设立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部门统一于同一机构，让同一检察官行使，避免以往因重复劳动而造成人力及时间上的浪费。（3）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的原则，要按照司法机关建设检察机关，逐步减少业务管理工作中的行政色彩，增强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

4、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从我国实际出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1）切实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活动的监督。（2）通过建立专门的监察机构，负责对办案人员执法情况和办案的质量进行监督，加强对不起诉制度的监督制约和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监督制约制度等加强内部监督。（3）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既要发挥检察官的主观能动性，又要加强制约，作到权责分明。首先要加大对检察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惩戒力度；其次，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以促进检察官严格、公正执法。

当然，我国检察体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立足于司法现状，循序渐进。但是，改革势在必行，毕竟，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检察机构设置是依法履行检察职能，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基石。

（作者系靖宇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作者简介：高峰，男，汉族，研究生学历，1960年11月1日出生。1977年7月参加工作，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89348部队服役。先后在吉林省抚松县公安局任民警、交通警察中队中队长、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局长等职务，2005年1月至今任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职务。1990年10月2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7月吉林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

第二篇：关于我国水利体制改革的思考

关于我国水利体制改革的思考

“水利体制改革”，难！我国地大物博，大江、大河、大湖，比比皆是：灌区、水库、塘坝，星罗棋布。怎么改？还真有点“剪不断，理还乱”的劲儿，关键是要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变“大锅水”为“商品水”

前不久，记者辗转江苏里下河地区采访。说起三河闸的管理状况，一位工程师面露难色———管理处百十号职工，现在吃饭都吃不饱，“一方面，蓄水成本逐年增加，吃饭人数逐年增多，而国家水利资金有限，水价极低，坐吃山空。另一方面，管理上缺乏水商品意识，遇到浇灌时节，政府通知放水我们就放水；放多少，怎么放，很少考虑。两面夹击，日子难过呀！”

由于是“大锅水”而不是“商品水”，水毁工程在全国相当普遍。记者今年回安徽老家探亲，儿时钓鱼、嬉戏的深沟早已淤塞；昔日水流潺潺、纵横阡陌的渠道杳如黄鹤。

水利部计规司司长陈雷分析，由于农村水利体制改革滞后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部分水利工程设施处于建、管、用相脱节，有人用、无人管或乡、村“松散”管理的 状况，水利工程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水利资产或闲置或流失，工程老化失修和效益衰减的问题十分突出。必须变“大锅水”为“商品水”，才能“以水养水”！“以水养水”，就是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把水推向市场。通过市场养水，壮水，造福于民。“以水养水”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观念。

河南省方城县副县长李守强说到这个问题时，态度严肃。前年，他在农村调研时，遇到一个农民讲：“水库是俺爹修的，水是天上下的，渠道占了俺的地，水费我不应该交。”

应该说，李副县长遇到的这种情况在全国有相当的普遍性。改革的困难，不仅来自用水者，还来自水利部门。记者走访过安徽、江苏等地一些灌区及具体的渠、闸管理处。大大小小的负责人一见记者，大叹苦经。可事实上，他们却手捧金子一般的“水”等饭吃……

大处着眼，小处落笔

“以水养水”，要有措施。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水改，工程浩大，头绪繁多，从水利设施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的角度切入，体现了改革的循序渐进。

我国水利工程，多数由国家和集体投资、群众投劳兴建，随着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生产由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原来属于国家、集体所有的水利工程管理的难度，制约了工程效益的发挥。水改，就从这里入手。

河北省元氏县晏庄村处于太行山山前平原极度贫水区，1985年以来，由于持续干旱，浅层水枯竭，机井大部分报废，全村近2000亩土地因缺水而变成“望天 收”。专家考察后断言，解决该区水源的根本办法只有打深井，但该地深水层在300米以下，成一眼井少则30万元。这对一个集体收入年仅1.05万元，农民 收入人均不足1000元的村来说，不啻天大的困难！1996年4月，村支部书记齐胜川站出来牵头，联户以股份合作制形式筹建深井工程，不久，国家的一部分 投资也进入了这个公司，工程有效浇灌面积达到1500亩，并实现了喷灌。

如今，晏庄股份制供水工程成了“国家—集体—个人”联合型股份制供水工程。供水的公司化运作，国家受益，集体受益，农民也受益。

不仅河北省在探索水利工程的改革，而且黑龙江、山东、河南等省在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拍卖、租赁、承包、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等方式，明确所有权、拍卖使用权、放开建设权、搞活经营权，盘活了存量资产，调动了工程所有者的积极性。

“农民用水者协会”，水改的新衣

相伴着水改的脚步，1999年河南省南阳市鸭河口灌区的农村大地上，冒出了“农民用水者协会”。呼啦啦，灌区一共冒出了14个农民用水者协会，选举产生用水户代表309名，他们代表灌区44612户用水户，灌区用水户成为灌区田间水利工程设施管理的真正主人。

“农 民用水者协会”的成立，是鸭河口灌区管理局精心策划的结果。他们对灌区内水利设施配套比较齐全，村级领导班子健全，发展水利信心足的地方，把支渠以下田间 管理工程的经营权、管理权完全交给用水户，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独立核算。协会作为社团组织由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新变化出现了。改制前，“一年建，二年毁，三年浇地不通水”的状况不见了，农民把水利工程当作自己的财富，精心管护，工程完好率由原来的85％上升到 97％。过去是农民用水，政府报水，管理单位放水，而灌溉无人管，秩序混乱，强水霸水，时有发生。现在，“上游咽，下游涸”的局面不见了。农民用水开始自 己

申请水票，持水票抽水。农民满意地说，“协会好，协会好，有了协会有水浇，庄稼丰收不愁了。”

其实，改革带来的新变化又岂止发生在鸭河口灌区呢？实施水改的地区，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水改，改变了人们的水观念；水改，改出了水利的效益；水改，改出了农民的节水意识；水改，还改出了农民的增收。

第三篇：对检察改革的思考

对检察改革的思考

内容摘要：检察改革应当是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检察机关在面对社会舆论批评时，检察改革更应冷静、沉着，在浮燥之下实施的改革，往往导致的检察工作成本不断增加，改革的效果却不能缩水。

关键词：检察改革思考

对检察制度科学、合理的改革是民主和法治推进，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日趋提高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检察制度滞后，并不断提高司法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对现存检察制度进行改进和革新，旨在通过合理、科学的扬弃，保存现有制度合理的因素，抛弃不合理因素，引进具有时代特点的先进因素，使制度在贴近现实的基础上，为时代更好服务，让我国检察制度充满生机与活力，不断走向完善与健全。当前的检察制度改革应当紧扣“检察工作怎样科学发展”这一命题，围绕建设公正、廉洁、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笔者结合具体司法实务就当前检察改革谈一些不成熟观点，抛砖引玉，以期斧正：

一、当前检察改革从四个方面进行

近年来，检察改革内容丰富、成果丰硕，对这些改革成果进行分类，检察改革主要围绕四个方面推进。

（一）政治方面，进一步加强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这是检察改革的前提和背景。政体服务于国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内容和形式方面的一个科学命题。一个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为国家的阶级统治服务。因此，检察改革在宏观上必须保证党对政法工作的强有领导，微观上要保证检察权运行中，党的领导不被削弱，确保检察权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年来，始终遵循这一基本原则推进改革，确保检察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关系政法工作的成败。” 通过检察改革坚定干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干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自觉增强建设、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觉性、坚定性。

（二）使命方面，充分行使好法律监督权，确保监督力度。《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是法律监督权，其内涵是要求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权所辖之处，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这是检察机关的政治使命，也是检察机关存在的价值基础。从现行检察制度改革的意义和规模看，使命方向的改革是重中之重。通过检察改革，不断提升监督能力，加大监督的力度，确保在法律授权范围内，监督在横向和纵向上得到拓展，最大限度将法律赋予的权力行使到位。通过改革找准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落实好“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在使命方向的改革主要从两点进行：一是完善，即针对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司法理念和体制、机制进行改进；二是创新，即针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缺失，从司法层面进行大胆的探索。着力增强法律监督能力，便于检察机关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更好的担负起维护公平、正义的重任。

（三）质量方面，确保检察权的公信力。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就可能被滥用，从而导致公信力的丧失。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组织保证”的基本要求，切实加大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改革、建设，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对检察权 1

运行加大事前监督、防范力度，防止检察权因人的异化而越轨，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加有力的措施，全面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确保严格、公正、廉洁、文明执法。近年推出的不诉、不捕备案制，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等制度，就是从检察权最为敏感、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焦点入手采取的一系列内部监督措施，其实质就是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权高质量行使，切实增强公信力。

（四）程序方面，确保检察权以看得见的方式运行。现代司法提出，不但观注结果，更要观注过程。不但要结果的公正，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正的结果，这是对司法活动规律不断深入认识的结果。虽然程序的公正，并不必然导致实体一定公正，但是可以最大限度防止实体不公正。在一个看得见的公正程序下即使存在不公正的实体，随着人们的理性思维提高，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逐步缩小。由于权力是最容易引起暇想的空间，在一个不公正程序下产生的实体，谁也无法感受和评价他是否公正。因此在程序方向透明度上进行的改革，是检察权质量和公信力的保证。这方面的改革有检务公开，不捕、不诉说理制，人民监督员制度等。

观检察改革的四个方面，互为一体，政治方面是前提，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使命方面是落脚点，是检察机关存在的价值基础，质量方面与程序方面是两翼，起着保障和保证作用。保障是为法律监督的力度服务，保证是防止权力异化、越轨，为监督质量服务。

二、当前检察改革中存在的不合理及消极因素

（一）检察改革存在被动、滞后现象。随着人民群众法制意识提高，思考问题能力增强；科技发展，互联网使用，媒体监督力度加大。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一旦检察权运行存在问题，批评的声音随后就会跟上。这种批评既包含着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关注和喝护，也包含着对检察权如何进行有效监督的期望和质疑。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对检察权的正确行使以及进行有效监督的广泛关注，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检察改革的动力和源泉，也正源于此，检察改革往往是在一种被动状态下推进。为了尽快释放舆论压力，有的改革显得仓促，思考不够深入，导致个别改革举措的出台缺乏前瞻性，可持续性，存在痛头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甚至被理解为为应对舆论呼声的暂时性措施。如针对捕后不诉率过高，推出不诉率限制措施，是在对不诉原因调研欠深的状况下进行的改革。依法不起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依法终止诉讼程序的决定权。从司法实践看，捕后不诉的原因是多元的：有法律的变迁，旧法入罪，新法出罪，按从新兼从轻的原则不诉；有批捕时从宽条件不具备，捕后当事人受到教育，积极履行应尽的义务，取得受害人谅解，从宽的条件具备，从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依法兑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不诉。在原因未找准，片面理解数据反映的内容，匆匆推出措施，会及大制约改革效果。导致某些改革，虽然缓解了社会舆论压力，但无助问题的解决，还让工作变得被动，进一步给舆论留下暇想空间。

（二）部分改革成本加大，效果缩水。笔者是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负责人，深刻感受，每一次涉及侦查监督的改革，就是一次工作量的增加。有的改革出现 “成本加大，效果缩水”。从高检院公布的有关办案业务工作数据显示，基层检察院承担80%工作量，基层检察院大都为办案所困，疲于办案，另一方面还有办案之外大量工作等待开展。就以侦监科为例：需要开展立案监督、介入引导侦查、增捕漏犯、监督侦查活是否违法等，还要准备目标考核和规范化建设资料，办案

之外的工作名目繁多。而基层检察院因人员断档，在业务部门工作的人员是精简再精简。一方面是人力资源短缺，人员补增困难，甚至为兼故其它工作还要进行精简；另一方面是工作量不断膨胀，人员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这导致改革的效果不断缩水。缩水因素有二：一是无法顾及办案之外工作，好的工作措施难以执行到位，取得好的效果；二是一些不成熟的改革措施又增加无谓工作量，进一步加剧基层院工作质和量之间的矛盾。如近期推出的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制度改革，该制度在设计上，没有为下级侦监部门设计审查时间，要求下级侦监部门提前介入和报送前进行审查，下级侦监部门审查意见与侦查部门的提捕书同步报送，明显悖逆诉讼的发展规律。运作的结果是侦监部门的审查意见书粗糙，不能为上级的审查批捕发挥基础性作用，工作量增加，效果缩水。

（三）部分改革虽然牺牲了效率，但公信力并未上去。办案质量是检察工作生命线，而公正和效率则是检验办案质量的两条主线，公正是办案质量的本质属性，是公信力的保证；效率是办案质量的时效要求，确保公正得到及时实现。公正是要将真象弄清，必然需要时间，在司法实践中，二者往往表现为排斥。但是公正是第一位的，不能以追求效率，牺牲公正。失去公正，公信力就会受到质疑，检察权存在的价值基础会受动摇。效率必须建立在公正基础之上，是公正的效率。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矛盾时，往往采取牺牲效率保证公正。在检察改革中，应当说也秉承这一原则。在一些改革中，虽然加入了繁琐的程序，以牺牲效率保证公正，但实质效果并不佳。以人民监督制度为例，这一制度是为应对舆论和专家质疑自侦案件检察机关“一揽包干”，解决谁来监督问题推出，是为提高公正的公信力。暂不论该制度运行实际效果，单从今年又推出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就说明以人民监督员制度来应对舆论和专家质疑谁来监督自侦案件的问题不是很成功，仍然没能消除人民群众对自侦案件检察机关“单干”，导致监督可能会处于真空状况产生的顾虑。再拿自侦案件中，查处一定级别的干部要向同级党委汇报制度，这一制度设计本是要在党委领导下，加大反腐力度，可在一把手信念动摇，服务意识减退的地方。却出现腐败越来越深刻，人民要求越来越强烈，干群矛盾越来越突出，可是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却难有作为的怪现象。这项制度设计是以权力约束权力，在看到权力积极的一面时，忽视了权力消极的一面，导致一个权力独大后，增加其走向对立面的可能性。从而造成本加大，效果不佳。

三、如何提高检察机关改革的质量

要想提高检察改革的质量，就得从宏观上明确检察改革的目的，从深层次的原因着手，结合人民群众对民主和法治意识的认知度，循序渐进推进检察改革。改革要在《宪法》原则下进行，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扬弃。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在党强有力领导下，法律监督力度大，监督质量高，自身清正廉洁，群众公信度好的检察机关。在检察改革上，应注意四点：

1、既要把握好改革的政治方向，又要防止权力临驾法律之上。党的领导是检察改革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一切改革都是在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检察机关领导下进行，离开这一原则，改革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也要防止变异权力利用检察机关临驾法律之上。近年来，出现了重庆“彭水诗案”、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白宫书记案”等一系地方党委书记利用领导权指使检察机关打击异已，办错案，甚至有意的办冤案，虽最终在舆论压力、高层观注下得以纠正（虽然说是少数，可能存在以偏概全）。但权力扩张、滥用的结果让人胆战心惊。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对一些不合理制度进行再审视，让其变得更加合理。在检察机关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上，既要看到该制度积极的一面，对潜在消极性也不能忽视。在该制度的设计上，应当全面考虑，在确定地方党委对检察机关的领导权实现下，又要对领导权划出鸿沟；既保证党的领导权到位，也要防止变异的领导权越位。建立的是在党的原则下，法律范围内的服从体制，而不是屈于权力的盲从体制。防止权力在一个地方翻来覆去越轨侵权，这不仅是为了保障人民利益至上的实现，也是对权力行使者的保护。

2、正确面对舆论，冷静进行改革。

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不断完善的制度。因此，面对社会舆论质疑检察机关存在的问题，既要重视，也要正视。在针对问题进行改革时，要冷静，防止面对舆论急燥，在调研不深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应当深刻分析原因，在分析问题透，找到的问题准的前提下，系统的、有深度的进行改革。要坚决防止今天改革，明天推倒的现象发生。事实上检察机关存在的一些问题，关键不在检察机关，而是体制不完善，立法瑕疵所至。这种情况下，通过检察机关小改革，无济问题解决，其结果是工作量无谓增加。如当前人民群众对判决不公反应比较强烈，而检察机关审判监督又极为乏力。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检察机关不监督，而是立法瑕疵导致无法监督。《刑法》规定量刑幅度过大，量刑情节过于模糊，连审判机关都认为准确量刑是司法上的“歌德巴赫猜想”，系统内都难于把握。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作为从体系外进行监督的检察机关，怎么开展有力的监督，需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必须是以“法”服人。因此当立法一旦完善，可操作性增强，监督的力度会得到及大的改善。

3、将改革后的办案成本列入改革方案的评价指标之一，考虑改革后干警工作的量与工作精力相适应。现行的改革是，每一次改革的推出，就是一次工作量的增加，改革在设计上，将干警的精力建立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想模式上。这种只观注“物”，而忽视“人”的改革，与唯物主义是相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出的改革，当干警精力无法胜任时，改革设计的制度只能挂在墙上，写在纸上，无法落实到行动上，改革就会变成文字游戏。实质上，越繁琐的程序未必就是越好的改革方案。以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改革和张居正新政为例：王安石方案精致，但繁琐；张居正方案粗糙，但简单。而结果是张居正成功，王安石失败。有学者分析，原因就在于过于精致必然难于执行，环节多必然难于监督。这就如越精密的仪器越易出故障。

4、要在程序透明度的改革上下真功夫。透明度是防腐良方，也是提高检察权公信力最有力的载体。透明度可以有效破解人们对检察权片面暇想的空间，树立将问题都拿入透明程序解决的轨道意识。虽然现行体制以及检察工作的特点，完全透明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权力合理配置，实现透明度与权力之间的平衡。如在不能透明的环节，弱化权力配置，在透明度高的环节，赋予较大权力，实现透明度与权力成正比。

检察改革任重道远，既要吸取西方司法体制中合理元素，又要防止不加甄别的吸收导致被西方司法体制俘虏。在东、西文化的冲撞、激荡中，通过改革，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检察制度，这既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历史的挑战。探索道路必然曲折，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1、《宪法》

2、《最高人民检察院十年改革纲要》

第四篇：论检察体制改革(上)[范文]

内容 提要： 检察体制改革是 社会 主义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针对当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惩治腐败不力、司法不公、人权保障机制不健全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围绕强化检察机关的 法律 监督职能，从制度上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促进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的安宁和秩序，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检察体制改革的思路、方案和设想。

一、关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现行检察制度的存在基础

1.现行检察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 理论 为指导建立和 发展 起来的。从建国以来历次修改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的过程看，现行检察制度的确立，充分贯彻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民主集中制理论和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应当说我国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比较坚实的。[1]列宁从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本质和需要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法律监督的思想观点[2]，这是人类文明史中关于国家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发展。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先后从 中国 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高度，强调党和政府的权力要接受监督。可以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

2.现行检察制度，是适应我国政权性质和 政治 体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有一定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而这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具体形式也必须与国家的政权性质和政治体制相适应。资本主义国家除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监督制约和争斗外，在国家机构设置上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互相制衡，这是与其资本主义性质和实行多党制相适应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在人大之下除设立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外，有必要设立专门监督法律实施、维护法制统一的国家检察机关，专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行政权、审判权等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是我国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区别于三权分立制度的一个重要体现。

3.现行检察制度，是适应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检察机关被“砸烂”，检察制度在宪法上被取消，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了拨乱反正“，鉴于同违法乱纪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3]，重新恢复设置了检察机关，1982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和地位。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党和国家不断加强政法工作，重视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下，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维护法制统一，促进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检察工作的实践说明，法律监督是社会主义法制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4.现行检察制度，是适应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是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期望和信心之所在。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来源于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感受。因此，要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加强对个案的监督，把人民群众对公正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诉讼活动中，体现到一个个案件的处理中。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决定了它不宜进行个案监督[4]，其他监督主体也无法直接参与到诉讼中，因此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督机关来承担这项工作。根据法律规定，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主要是针对具体案件的监督即个案监督，是通过诉讼进行的监督。这种监督对于依据事实和法律正确处理案件、保障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改革现行的检察制度，是一个事关检察事业发展，事关我国建立什么样的司法制度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 唯物主义的 科学 态度，正确地评价现行的检察制度。要看到，现行检察制度是新中国在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进程中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其产生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深厚的实践基础。这一制度包含着我国在司法工作中形成的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有其自身优势和强大生命力的。当然也不能否认，目前 检察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的与检察制度不完善有关，有的与缺乏良好的执法环境、执法条件和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有关，也有的是检察机关自身工作不够得力造成的；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否定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否定现行检察制度的内在科学性。司法体制改革应当在坚持宪法确立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前提下，通过对现行检察制度进行完善，对不符合形势发展的内容进行变革，突破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障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的作用。有的同志提出，我国检察制度仅仅是依据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照搬、照抄前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在前苏联已经解体、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不应固守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和前苏联模式。[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前苏联的检察制度模式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内在的联系，其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正如不能因为前苏联的解体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一样，也不能因为前苏联的解体就简单地否定其检察制度的合理性。其次，与我国在政权建设的其他方面没有照搬、照抄前苏联模式一样，我国在检察制度的具体设计上也没有完全照搬、照抄前苏联的做法，而是充分考虑本国国情，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彭真同志曾明确指出：“检察院组织法是不是都是抄来的呢？不是完全抄来的，这个组织法是我们自己的，同苏联是不同的。”彭真同志还 总结 归纳了中、苏检察体别的四点差别。[6]第三，我国的检察制度不仅借鉴了前苏联经验，也吸取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法律制度的精华，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检察工作的优良传统，具有深厚的本国文化底蕴和自身的检察实践基础。第四，各国司法制度都是在互相吸收、借鉴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检察制度不仅与前苏联检察制度相似，也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比较接近，可以说吸收了人类法治文明的许多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借鉴了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一些有益做法，修改、完善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检察制度也在改革中与时俱进，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第五篇：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建议

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建议

（一）强化各级政府在增加医疗卫生投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与加强医疗卫生监管方面的职责，把握“医改”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政府应强化以下两个方面的职责：

1.在一般医疗领域，要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医疗体制出现的诸多问题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投入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一直持续下降。所以，在一般医疗领域，要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责任。

2.要强化政府对于医疗服务体系的干预。这些年来，医疗卫生领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医疗服务体系的问题和服务提供方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缺乏必要的责任，有投入不足的责任，也有监管责任。

（二）构建完善的公立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及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中，要想最大限度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提高医疗卫生投入效率，最关键的措施之一就是要首先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再尽可能发展中高级医疗服务体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虽然大都已构建起了完善的、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但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仍有着不可动摇的基础性地位。

从中国的情况看，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一方面，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筹资能力方面明显不足，还很难同步建立非常完善的多层次医疗服务体系，同时，在保障目标上，也无法做到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所有医疗服务需求，只能是首先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满足更多社会成员的更多医疗需求。

因此，强化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改革目前药品体系，确立药品现代流通目标模式，降低药品价格

中国药品体系改革的最终目标，决不是单纯降低价格，而是合理设计药品现代流通目标模式，保障药品流通全过程的安全性和合理性，最大限度地利用药品造福于人民群众。

1.实行医药分离。

这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难点。医药分业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实践证明其对发展和提高医疗技术、保证合理用药行之有效。尽快实行医药分离，从源头上切断医院、医生与药品经营之间的经济利益联系，保证医生因病施治、对症开药，这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建议我国分三步推进这项工作，第一步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收支两条线”；第二步将医院药房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人经营机构，隶属关系仍由医院代管； 第三步彻底实行医药分业管理。

2.确立药品现代流通目标模式，有序推进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合理设计我国药品现代流通目标模式和分步实施方案。根据药品的特殊性，借鉴国外药品流通的经验，我国药品现代流通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在确保药品流通全过程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药品市场的集中度和透明度，推进药品分销企业的规模化、信息化、标准化和现代化，加快对药品流通全过程的流程再造.构建以信息化引领的药品现代物流体系，大力发展医药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营销方式，建立高效的药品市场监管体制和市场化、专业化服务的行业中介组织，促进他律和自律的有效结合，实现药品流通高效率、高效益、低成本。

（四）实行管办分离的医疗体制改革

政府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从“办医院”真正转向“管医院”，不能直接经营管理医疗单位，不当运动员，只当裁判员。必须解决政府职能错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政府应作为维护医疗卫生市场秩序的监管人、最广大群众利益的维护人、公共卫生资源合理配置的调节人，在保障社会公平性方面提供服务和管理。

目前政府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先办的几件事是：

一是抓紧研究确定营利性医院与非营利性医院的政策界限，集中国家财政拨款，办好非营利性医院。对准备转型为营利性医院的，要抓紧研究医院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特别是对国家投 资形成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评估作价方案，防止一哄而上，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二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在鼓励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同时，抓紧研究医疗服务市场的准入制度、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的监测制度、医疗执业风险保险制度等，进行有效监管。医院的市场化改革决不能失控，也决不能使不具备行医资格的人进入这个治病救命的领域。

三是抓紧研究医药分离分步推进的方案，当前特别要落实医疗机构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有条件的医院门诊药房可探索成为药品零售企业的路径，为实现医药分业管理作些准备。四是整合全社会卫生资源，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抓紧研究解决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 公平性问题，扭转重城市、轻农村，重大医院、轻社区医院，重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轻扶助弱势人群的状况。五是高度重视艾滋病、性病、血吸虫病、克山病等疾病预防教育和治疗，防止因疾病蔓延造成重大社会性问题。

（五）建立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医疗保障体系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减压器，因此，要把建立起覆盖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化的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障制度作为新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减轻企业退休人员医疗负担，适当降低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门诊起付标准，并尽快出台企业退休人员门诊医疗费社会统筹实施办法，从制度上保障企业退休人员的门诊基本医疗。

在现行城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对部分困难人员实行医疗补助或救助。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疗救助体系，从居民向农民逐步推进，保障其享受大病重症医疗救助的权利，切实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民、困难户、城镇“三证”持有者、下岗失业人员的“看病难”问题。设立慈善医院，按照“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两项任务”的运行模式，依托现有非营利性医院举办1～2家慈善医院，对全市城乡低保户、特困户和困难户等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慈善医院在挂号、诊疗、护理、住院等方面为基本医疗救助对象实行优惠减免措施。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坚持“政府引导、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保障适度、广泛覆盖”的原则，采取“低水平、广覆盖、个人为主、政府为辅”的形式，在全市建立以区、县为单位，统一筹资、统一管理的农村大病统筹保障型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