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点思考

第一篇：对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点思考

对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点思考

【摘要】 铁路司法机关从改革开放初期恢复，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变革，一直围绕着程序公证和司法公正的争议跌跌撞撞走到今天，至今已有23个春秋。作为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环节，长期以来铁路司法机关改制后的身份为何始终是改革争议的焦点。在地方化还是国家化冲突间，铁路司法改革的决策者睿智地选择了一条温和的出路--加强地方司法同行政分离逐步实现自治。【关键词】司法权地方化 铁路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独立

铁路司法机关从改革开放初期恢复，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变革，一直围绕着程序公证和司法公正的争议跌跌撞撞走到今天，至今已有23个春秋。去年以来，铁路司法体制改革已经部分启动，改革后铁路司法工作人员的身份曾在媒体上引发无数讨论。2009年7月，新京报以《期待铁路转制为司法去地方化探路》为题跟进了当时正在进行的铁路公安机关改制。在无数媒体和公众的翘首以盼下，铁路公安机关干警身份由企业职工转变为国家公务员。公安机关作为司法行政部门，由中央垂直领导的试水对铁路司法机关改制不能说没有借鉴，但其作用实在有限。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机关，铁路司法人员转制后的身份应该为何不容回避。

一、铁路司法改革的艰难抉择

（一）“司法权地方化”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司法权地方化”是近年来学术及司法界频频提及的一个概念。人们往往将这个概念与民众深恶痛绝的行政对于司法的干扰及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之间划上轻易的等号。从而生出司法系统垂直领导的呼声，和强调司法是一种中央权力、地方法院是司法系统和国家中枢的派出机关的论调。

对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姚中秋先生总结为两点：受到地方利益掣肘，地方法院往往很难对异地公民与本地公民的纠纷作出公平裁决；更严重的是，本地公民之间的纠纷，如果涉及到

①地方政府，或者直接与地方政府发生纠纷，则法院往往更难以持平之心进行裁决。比如,在正式的诉讼法之外,还有一套规章文件规定的司法运作程式；重大案件的裁判甚至要由地方党委作出决定。让政党及其负责人能够直接处理和干预最基层的法律事务,“书记管帽子,市长管票子,政法委管案子”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如果不给地方党政充分的司法自主权,如何维护社会稳定的问题。现在的许多地方党政官员,就是以社会稳定为名来为其不依法行政提供理由的。以行政诉讼为例，在一些官员看来,民告官案件较一般民事案件要特殊,如果判了官输就会“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就会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威严,就会为制造社会不稳定。在这样一种思路之下,法官就得屈服于

②“现管”,法律就得让步于稳定,政治就能代替审判,全局就得让位于地方。

（二）“司法权地方化”问题的成因

第一，直接原因是行政权力的干预，司法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44条第12款规定：“地方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院长、审判员则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地方各级 ①② 秋风：《以司法创新约束地方保护主义》〔N〕，南方周末，2004-8-12 《维护司法权威 对最高法院是可以想见的挑战》〔N〕，南方周末，2010-5-27 党委和政府实际上拥有对地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罢免权和建议权。在党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上，由于检法两院的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检察官（法官）都由地方党委提名决定，两院在办理案件时就不得不考虑到地方党委的意见。另外，各地方政法委统一领导地方司法工作，政法委的意见往往可以左右法官裁判的方向。另外一方面，地方司法机关与当地行政机关的关系也不可谓不密切，政府掌管着它们的财政大权，政府可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限制司法机关，加之检法两院的人员编制是由当地政府决定的，在具体的干部考核和人事管理上，检法两院也都受同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两院不可能忽视地方政府的意见进行案件的办理和裁判，相反，案件的办理和裁判往往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意志。

第二，我国司法机关的管辖区域和行政区域在设置上是重合的，这给司法权随行政区域的划分而日益“地方化”提供了一个可能和前提。我国检察院和法院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 其中地方各级检察院和法院的数量最多、涉及地域最大、管辖权也最为广泛。地方各级检察院和法院分为省级、地市级和基层三类, 其建置完全与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对应：省级人民法院设在省级行政区与省级人大和人民政府相对应；地市级人民法院设在地市级行政区，与市级人大和人民政府相对应；基层人民法院设在县级行政区，与县级人大和人民政府相对应。“中央和地方的司法建置模式本无可厚非, 我们也不能说检察院和法院设在地方就是司法地方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管辖区域完全重合的模式使司法机关与其它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之间形成隶属关系，从而客观上导致前者依附于后者，为司法权‘地方化’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三）避免“司法权地方化”的思辨

王旭教授在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遏止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一文中开宗明义的将司法权定位于一种中央权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应当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适用统一的法律规范，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然而他的这一说法却无法回避下列事实：

第一，检察院和法院办理案件、作出判决和执行判决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地方上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有无法脱离的关系。司法权正当和公平的行使首先要做到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法官作出判决，必须要有客观的案件事实基础。在我国，未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法官可以依职权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政府信息的共享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基层法院，在交通和通讯都不方便的地方，对于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有很强的依赖性。在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也是需要地方政府协助的，特别是在基层或者在具体办案中出现冲突事件，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保障。所以司法机关的职能和本身条件的限制也决定了它们和地方政府必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在面临中央和地方上立法冲突的时候，司法权的行使者如何取舍，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措施。地方人大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有权制定政府规章、政策和发布行政命令，目前，虽然赤裸裸地在地方立法中规定地方保护主义不多见了,但通过地方政府规章、政策、行政命令等方式规定地方保护的,还是很普遍的现象。而地方法院审判案件不得不对地方立法进行参考和适用，2003年轰动一时的李慧娟案正是最好的一个例证，所以司法权的独立，还需要对法院违宪审查的权利进行合理的设置，以期使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活动的法律法规依据都符合宪法的规定。

王教授本人在该文的最后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尽管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法院系统内部在人、财、物等方面的垂直管理，但应当明确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是审级监督关系而非行政领导关系。事实上，司法权的行政化是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存在的另一个严重弊端。它的主要表现是：下级法院不断地就具体案件的审理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上级法院不断地向下级法院发布指示、命令，严重违反了审级制度的内在要求和直接审理的原则，影响了各级法院和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独立性，导致两审终审制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监督纠错功能。因此，克服司法权行政化倾向，保证上下级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目标，决不能因为实行

③司法系统内部的垂直管理而加重行政化倾向。

上面的表述究竟是何用意，作者没有明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全文结论的否定。从法理角度上讲，“司法权地方化”只是一个中性词。因为，第一，排除理念上的一统江湖，具体的、形而下的司法生活，只可能是地方性的。法典、法条由中央颁发，全国通行，但落实到各个地方，因其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差异，必将因地制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秋菊打官司”的迷局，看到了“送法下乡”的必要。其次，按照政治学原理，谁赋予地方司法机关权力，该司法机关就该对谁负责。我们看到，从1982年《宪法》规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地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地方人大产生，并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请注意，不是对上级法院和检察院负责，这便在制度上确立了司法的地方性。

二、铁路司法改革——理性的回归

如上文所述，我们避免司法权地方化的努力似乎陷入了某种怪圈：我们看到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横行，而呼声很高的解决方案却是用中央权力进行干预，形是反对司法权地方保护主义，实则是为最高司法机关争取更多的权力。将区域司法机关的地方性质看作“地方保护主义”的源头，是一种意在维护和方便中枢垂直指挥系统、并在全局视角下对地方独立利益立场进行自上而下的牵制和否定的努力。如果说将区域司法权力理解为地方化的权力，就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的粗暴介入。假想一下，如果最高司法机关事实上掌握下级检察院和法院的财政权、人事权，形成一个以两高为首的封闭体系，那么，会不会产生由上级司法机关通过人事权和财政权来干预下级司法机关的办案呢？那么，是不是又以一种新的干预代替了原来的干预呢？就中国现在的情况而言，由中央财政直接管理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央和地方已经实行分税制，中央财政在总比重已经下降，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保证全国所有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相反，地方财政更可能保证地方法院④的经费。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地方法院的人事财政由地方控制，而在于有没有建立严格的地方控制方式和程序。

现代政治体制下，并没有地方权力绝对从属于中枢的单一制。辛亥之前帝制时代的政治架构，才是绝对单一的，即地方的一切长官（同时亦是法官）完全由中枢进行任命和委派。地方的行政和司法权力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中央权力，与当地社会及其民众间没有丝毫合法性的纽带。这是大一统君主制及其道统的一个核心。孙中山在辛亥时期提出了地方自治和建立美式联邦的思想，上世纪20年代地方自治思潮和联省自治运动一度风云交汇，对几千年君主集权造就的根深蒂固的的垂直政体传统产生了一定的降解作用，并为未来从地方到中枢的自下而上的现代权力脉络留下了伏笔。这一运动影响剧烈，中共在“二大”确立了“自由联邦制原则”和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革命思路，到《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发表，地方自治和联邦构想一直作为时代主流思潮被中国共产党看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目标。建国后我们实行了以代议制的全国人大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社会主义宪法体制。作为从辛亥到1949年间地方自治成果的一个保留和影响，地方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从此不再完全从属于中枢，而形成了地方司法机关同时向同级权力机构和上级司法系统负责的混合体制。加上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③④ 王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遏止司法权地方化倾向》〔J〕，体制改革，2002（1）

侯猛：《最高法院与地方法院的分权逻辑》，北大法律信息网，2003 和一国两制构想的初步实施，地方国家权力完全从属和来自于中央的授予，这样一种完全的单一制理念已不复存在。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实行代议制的单一制国家，不是以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这是因为代议制是比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区分更为重要的一个前提。因为民意是从地方逐层过滤的，一个建立在民意代表投票表决之上的宪法体制，必然以地方权力的某种自洽性作为国家权力的一个合法性来源。如果不将单一政体与复合政体的区分放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观照，就容易过分夸大单一制下地方司法权力对中枢的完全依附地位。而实现司法权力的中央化，必然通过将地方司法整合在一个垂直的司法体系中的步骤来完成，这对真正的司法独立是一种伤害而非促进，并势必加剧司法的行政化特征。

值得庆幸的是，此次铁路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在酝酿多年之后并没有施以猛药，将铁路司法机关转变为中央利益在地方的代言抑或附庸。

三、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设想

实际上，司法权地方化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重大课题。司法权地方化问题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失衡在司法体制中的表现，同时司法权地方化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和巩⑤固了这种失衡状况。将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宪政重任冀于司法体制改革完成，将本身应谋而后动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排头兵，让我们看到了决策精英力挽狂澜的魄力和面临深化改革开放的体制瓶颈“毕其功于一役”的迫切需求。然而治大国若烹小鲜，司法独立的第一步不妨从加强地方司法同行政分离，逐步实现自治做起。

个人以为具体操作中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1.改革司法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加强司法的经费保障。司法经费开支是必须支出的正当的司法成本，是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属于国家预算开支的一部分。充足的经费保障是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廉洁的重要物质保证。最优的方案是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将在年末将下一年度的司法经费预算统一报各级人大审批，由省财政部门设立单独帐户保证第二年依照预算执行。考虑到地方司法机关同权力机关的关系与申请司法经费的实际困难，经费管理体制暂时可以改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年度经费预算统一由中央财政部门会同两高审核后，由省级地方财政严格依照预算进行支付。待地方民主化进程同步后，再进一步完善。

2.严格法官、检察官任用资格制。按照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规定，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条件是“具有本国国籍、年满23岁、拥护宪法、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具备在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学历”，和国外“法官、检察官必须是大学法律系毕业”比较相去甚远。法官、检察官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独立程度，必须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任职资格的条件，铸就一支品行良好、业务能力强的司法队伍，为司法独立提供主体上的保证。司法人员素质包括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两个方面，而要做到司法独立进而达到司法公正之目的，仅有专业素质的要求是不够的，必需要求司法人员具有高尚的品德。史尚宽先生曾经说过：“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切要。”⑥我国现阶段的司法考试相比以前的法官选拔机制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报考条件还应更严格。另外，法官、检察官的选任应由专门的司法委员会操作，其组成人员应以法官或者律师界知名人士为主，其设置应该能保证作为司法人员的委员会成员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⑤⑥郭殊：《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司法体制的权力结构》〔J〕，浙江学刊，2008-6 史尚宽：《宪法论从》，台湾荣泰印书馆，1973年版，第336页 3.建立必须的生活保障制度。较高的物质待遇既可以吸引大批的优秀人才投身司法队伍又能使其过上较为优越的生活，免除其后顾之忧，使其不至于“向他们主要的诉讼当事人乞讨”，从而保证其客观、独立、公正的地位。让司法人员具有“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具有较高或中上水平”的收入并不是提倡“高薪养廉”，一方面我们的财政状况不允许这样，另一方面高薪也不一定能够养廉，因为“饥饿的人不会很好的为国家服务，饿了不能工作；吃的太饱的人容易懒惰，适度的饥

⑦饿者是最好的人民公仆。中等水平或者稍高一点的法官工资收入最好”。抬高司法系统的门槛并给法官以良好的待遇，就会使司法人员以自己的身份为荣并切实珍惜这一荣誉，不为外界的物质所诱惑，不为外界的权势低头，从而有利于保证他们的思想独立和行动独立。

4.建立司法人员职务保障制度。为了排除外来干扰，使法官、检察官保持独立的地位，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学历、经过考核获得司法人员从业资格并具备足够司法实践经验的人，一旦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只要不是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法定的失职行为或者违反法官检察官的职业操守，即应享有终身的法官、检察官资格。被正式任命后的法官、检察官的调迁、升降、惩诫等应排除由地方行政机关和领导个人独断决定的各种因素。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有法定事由和依法定程序，不得降低或免除职法官、检察官的职务，并且要求法律对这些事由和程序做出严格的限制，如法官、检察官不应因工作失误而被免职，只有司法腐败或者重大失职行为才能引起其被免职的后果。

⑦傅德：《德国的司法职业与司法独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第二篇：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立案审查变立案登记制

发表时间:2014-10-29 8:25:50 内容来源:新京报 浏览:3 上传:0 作者: 全文(共2页)

■ 说明

司法不公问题十分突出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因此，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司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这次全会决定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础上对保障司法公正作出了更深入的部署。

加强公共利益保护

现在，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主要是依法查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范围相对比较窄。而实际情况是，行政违法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乱作为、不作为。

全会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作出这项规定，目的就是要使检察机关对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及时提出建议并督促其纠正。这项改革可以从建立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等入手。

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由于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使其没有也无法提起公益诉讼，导致违法行政行为缺乏有效司法监督，不利于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以审判为中心避免冤假错案

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对法庭审判重视不够，常常出现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进入庭审的案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审判无法顺利进行。

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项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

（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完善审级制度，一审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二审重在解决事实法律争议、实现二审终审，再审重在解决依法纠错、维护裁判权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

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

（三）推进严格司法。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四）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

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

落实终审和诉讼终结制度，实行诉访分离，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

（六）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司法机关要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

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惩治司法掮客行为，防止利益输送。

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 说明

跨行政区划设法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行政诉讼出现，跨行政区划乃至跨境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导致法院所在地有关部门和领导越来越关注案件处理，甚至利用职权和关系插手案件处理，造成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象，不利于平等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

全会决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

建巡回法庭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增多，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大量案件涌入最高人民法院，导致审判接访压力增大，息诉罢访难度增加，不利于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工作职能，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不利于方便当事人诉讼。

全会决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样做，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第三篇：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

杨小军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

课程前言

大家好，下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关于“司法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一直是一个老话题，说这个话题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个问题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一些基本要求和内容，今天我们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作为基础和结合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介绍关于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

我们讲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要改，即原因；第二，改是要达到什么目标，改来改去想干吗？它要达到目标是什么；第三，改哪些内容，我们就讲这三个问题。

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因

（一）司法欠缺公平正义

现在来看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司法体制为何要改革？2013年1月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推进。”这是第一次讲到了一个标准问题。什么标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二，在2013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有一个讲话，也重复了这个话，他说：“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这两次讲话都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命题，司法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就能感受到公平正义。2013年1月和2月两次场合习近平就讲这句话，这说明现在的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没有感受到公平正义，至少没有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不然为什么会提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生命，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之所以要成为司法的一个价值所在。打官司法院是最后一个讲理的地方，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最后的也不讲公正，那留它干吗。所以，全世界，包括中国，都希望司法是最公平的地方，所以法院的徽章标记，全世界法 1

院的门口都是天平，拿着公平的一把剑，眼睛蒙着，它看不见，这才能显示公平。习总书记讲的是中国为什么要搞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的人民群众没有感受到司法的公平。

那你这么说了，司法认为自身是公平正义的，如最近查出来的很多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当中，它都是经过了合法程序，一个人被判了刑，在监狱里面服刑，然后过了两天，他就出来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各种理由，减、假、保就出来了，他出来以后，你看这是不是不对？他说没有，我们都是经过考核给了分，然后监狱、监狱管理局、检察院、法院，所有的司法机关都参与了的，怎么会存在问题？我是公平正义的，减刑也是按程序做的，但观察者（老百姓）不这么认为，那为什么减、假、保出来的当官的比例多呢，为什么有钱的人多，为什么老板多，为什么官员多？那些不是老板、不是官员的人为什么就出来得少？所以最近新闻媒体上讲，有多少个官在牢房里面服刑的这些官，以及减、假、保出来的现在又重新被收了回去。这是没感受到，你说你公平正义，但老百姓说没感受，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你既不公平也不正义，这就是问题。

（二）司法公信力不足

那到底它正义不正义呢？我们来看，习近平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作说明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机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这里面有三个命题，中央领导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第一，群众对你有意见，而且还比较集中。我们先不说你有没有问题，我们先说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这么多意见难道你就没有问题了吗？你说你做得天衣无缝，你说你做得很好，我说我的件件案件都很公平正义，可群众对你的意见比较集中，“两会”的时候为什么有几百张弃权票对检察院和法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司法的公信力不足，习近平讲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XX有关，他已经确定了一个前提“公信力不足”，你让别人相信你，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你，不信你就是你的问题，所以这不是老百姓个别人的感受问题，既然意见比较集中就说明公信力不足，公信力不足你还在那儿叫唤说自己怎么地公平正义，那就有问题了，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这种公信力不足，与体制机制的不合理也有关，所以才要改。所以具有这三层意思，第一，大家的意见比较大；第二，公信力不足；第三，在公信力不足当中存在各种原因，但与体制机制也有关。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改司法的关键。

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要改成什么样的？要达到什么目标？还是这句话，总目标是要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2

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总目标里，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你改来改去别改成资本主义的了，必须坚持道路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来看它的三个目标。

（一）公正

第一，公正。公正是司法的生命。怎么改？如果改来改去，离个目标越来越远的话，或者原地踏步，那改革是失败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内容都要围绕着如何增强司法的公正性来的。比如你这个法官，你怎么去裁决，比如说你抓一个人，公安机关抓一个人（犯罪嫌疑人），那你怎么去收集证据，那你会不会受到左邻右舍的影响，先入为主，把他认定为是个罪犯？这是公正性的问题。法院也好，检察院也好，你能否做到你的公正性，不受别人的干扰，着力地作出判断，依照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所以改革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去地方化”，何为去地方化？法院、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的管理要归省上统一进行管理，县上不能管，市上也不能管，要将司法跟地方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一个派出法庭在乡里面，它是要审案件的，但乡党委、乡政府给它的要求是法院、法庭，你到我这儿来，你要配合我的工作，要围绕着乡党委，乡政府的中心工作来搞，这是冠冕堂皇的，他怎么会围绕着乡长的工作来搞，乡长说把那个农民的房子拆了，法院上去把那房子拆了。有一个游客发生纠纷了，乡长说这个事情需要处理，公安局上去，公安局上去就把他逮了。这是你替我分忧，司法替乡政府、乡党委分忧，这样一种体制和做法长时间下去会把乡镇的司法机构变成乡党委、乡政府的看家护院的走狗，怎么可能有公正？它就成了乡党委、乡政府的一个工作机构、一个附庸，一个“儿子”或“孙子”，那又如何谈得上公正？你应该是服从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去服从乡党委、乡政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谈什么公正，所以这个改革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绝不是一句空虚的话，这个制度上是需要进行动的。

（二）高效

第二，高效。对于中国的司法机构而言，当前的高效有一些是明确的，所有司法案件的办理都有一个期限，多少时间之内完成，你别小看它，世界上有些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对于法官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一个案件你拿过来，你爱什么时候审就什么时候审，你什么时候审查都可以，中国是有的，这个制度我们比欧洲国家有些制度还要好，要保证高效，我跟你限制个时间，你得把案子给我结了，你拖上个三年、八年，人都已经拖没了，有一句话叫做“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因为这个正义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至少它会打折扣，这是第一个，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制度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高效里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做到能够终结纠纷和案件。就一定有一个结点，我们一审、二 3

审、申诉、信访来回转，这谈何高效！一个案件十几年在这儿转，它没有一个退出机制，或退出机制非常地脆弱，这是不行的。这是目标的第二，必须要做到高效，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了。

第三，有些案件简易的，速战速决，不要都按着规矩来拖得很长，没有必要。当事人也清楚，原告也清楚，被告也清楚，大家都认可这个事情了，能简则简，不是每一个事情都要上至公堂，都要摆在一个大法庭去开决，其实这种例子，我们看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什么争议，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对事实没有什么疑问，剩下的就是对责任的归属和法律的问题的争议，在这时候一个司法机构能够很快地作出一个决断以满足社会运转的需求，这是第二个高效的目标。

（三）权威

第三，权威，要确立法治的权威，就必须确立司法的权威，因为司法是保证法律实施的，但很遗憾，这么多年来，法院、检察院越来越没有权威了，司法的公信力正在不断地丢失，今天我们不是去讨论司法公信力的丢失问题，但这个事实我们要假定，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前提，所以它的权威性不够，说的话也没人听，有的听，有的没人听，如果你说的，你判的满足他的需求，他就说这个法院是个好法院，法官是个好法官，但如果你判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要求，那你就是一个贪官，法院就是不合格的。所以，我就接着告，一直告到满足为止，这个制度必须改，这样的话，司法就没有权威了，你让一个没有权威的机构来解决法律纠纷，怎么可能解决得了。我讲一个案子，有一个大学老师评职称的时候，他从副教授评为教授，然后教授委员会通过了，职称评定委员会通过了，通过了以后学校就应该发文，结果学校没发文以前说有人举报，说他以前填的一些工作量是假的，然后学校就去调查，调查了以后认为这个举报是属实的，因此学校就把他的教授资格给当住的。职称评定委员会通过以后，那学校再重新要发一份文件，我们靠文件来认定教授的资格，这个制度就是一个行政化的模式，现在学校就不发这个文件，文件里面没有这个老师的名字，这个老师就不干，他就到法院去告，法院认为学校这个认定是错的，所以法院让原告赢了，让这个被告（学校）输了官司，输了以后我们现在不要去讨论这个案件对与错，查得准还是不准，这些事情我们没法了解，我们只说一个问题。法院既然已经作了决定，那这时候它就应该生效了，它生效了以后生效了法院就应该服从，但学校不理法院，高校是一个厅局级，而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他甚至连个科长、科级都不是，所以这个法官更没有办法跟学校对话，它就不理他，不执行判决，一直拖下去，那这样的法院、这样的司法，在一个学校里面尚没有如此高的权威，它怎么去驾驭社会，驾驭国家机关？这种现象是不能发生的，因此我们的改革一定要有助于提升司法的权威性，说的话要管用，这就叫权威，当然权威是多方面的，从制度上来讲有权才有威，你要不给它一个权力，它没有一个终结点，4

它说完了以后后边还有人说话，这就不管用了。法院判了以后，信访还在后边管，那你法院顶什么用？什么制度上给它一个权力，一个终结纠纷的权力，这是第一，有权才有威；第二，法院要具有公信力，你不具备公信力谁听你的？权威要从公信力里边出来，所以这个制度建设里面，它是环环相扣的，你怎么样保证你的裁决是公平正义的，这是司法体制改革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公正性、高效性和权威性。

三、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1、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第三，该改什么问题？改哪些方面？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都包括其中了。第一，改革司法管理体制。首先是体制问题，体制里面包括第一项，推动省以下地方的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统一管理，这是“去地方化”，法院不要成为县、乡、市，当地党委政府的一个部门。把人财物要统一归到省上去？为什么要把人财物归省上统一管理？是为了让它同当地的党委政府适当地保持距离，如果一套检察院，一套法院，完全的吃喝拉撒都靠当地党委和当地政府，它能不听当地党委和当地政府的话？是捏着它的命脉的，你发工资得我管，你的基本建设得我管，你的车辆的配置的钱归我出，办公楼的建设也是归我。你要是得罪了我，我就不批你的办公楼，你就建不成。人家国家机关都在发这个费用，那个费用，那法院、检察院你就不给你发，那你这个检察长、法院长能干得下去吗？领导又不喜欢，群众又抱怨，那是两头受夹板气，所以我们不是说要让它脱离地方，而是要适当地保持距离，保持这个距离让它能够做到公平正义。这是人财物拉出来，不要再归县上、市上管了，更不要归乡上管，直接挂到省上去，由省上统一管。

2、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第二，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这是管理体制的，管辖制度的错位管辖，错位管辖是指我们现在的司法管辖的区域制度和行政区划是完全一致的，比如一个区的行政区划，一个县的行政区划，一个省的行政区划，一个乡也是个行政区划，那法院、检察院，它也和这个体制完全融合，省法院对应的是省这个行政区划，市法院、市检察院对应的是市的行政区划，区法院、县法院对应的也是，乡镇也对应的是这个，完全重合，完全重合，这个制度我们实行了几十年，但存在着一些问题。它跟地方党委政府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它就越来越成为同级党委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它越来越它的话，所以案件放在它这儿，它就没有办法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告区政府的案子，区法院怎么 5

审？你让一区法院去审一个被告是区政府的案件，这就不好审了。另外一个，它当然不会把党委作为一个被告，如果区党委或书记打过招呼的案件，在本区域内它怎么审，所以，给它实行错位管辖，当然需要探索，怎么个错位才合适。比如像金融机构那样分大区，比如像有人提出那样，我们搞巡回法庭，我管一片，我和你错开，你这个县，县法院和县政府不完全在同一个区域，是否可以？我几个县归这个法院管行不行？或者说省法院派一个巡回法庭管这一片，那我就不归这一片的市、县管了。这也是能够增强司法适当独立性的一种制度性改革。24:45

3、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第三，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职业保障制度。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人员管理制度。当年公务员法制定的时候，我们把公检法司都列为了公务员，即“大公务员”，但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司法里的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有它不同的特点，我们过分强调了它的统一性，而忽视了它的特殊性，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怎么来改？让法官的管理制度不能完全按行政化的方式来管理。比如一个案件的裁决，在行政机关一个事项是逐级请示的，在法院我们也是这种方式，现在也是这种方式，那这就不适合他。一个法官的晋升、录取、考核和一个政府官员的录取、考核几乎是一样的，没有体现司法人员管理制度的特点，这是不行的。这是第一，司法改革的体制问题。

（二）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1、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第二，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完了就要运行，这个运行，如何运行？第一，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这是我们当前案件处理当中、运行机制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按照我们的法律，这个案件最终要经过审判委员会，如果这个案件疑难、复杂、重大，它要经过审判委员会去作出决定。实际运行当中，岂止是审判委员会，我们还有法官，法官上面还有合议庭，合议庭上面还有庭务委员会、庭务会议，还有庭长、副庭长，然后还有主管副院长、院长，法院外面还有政法委、政府、党委、上级法院等，所以各个都能够影响了决定这个案件，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审者不判案，判者不审案”的现象。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这个案件是谁审理的，谁对事实、谁对案情、谁对当事人最了解？是这个案件的三个法官，他会调查事实，他会询问当事人，他会跟律师对话，他会去收集证据，执政，这个过程没有比这三个人更了解，这是审理者。但在这个案件最后拍板的是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是院长、副院长、各庭庭长，是大官。这些一、二十 6

个人又不审案件，他就坐在那儿听汇报，“你说这个案件怎么回事？”然后他再问一问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问完了以后说：“我看就这么定吧。”这就是典型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这个制度就应该被改掉。所以改成主审法官和合议庭办案制，法官和三个人组成的合议庭，你们三个人定这个案子，你定你就有权力，把这个权力给了你怎么体现？很简单，院长就不要再签字了，副院长就不要再签字的，庭长就不要再签字了，你就管好行政事务，案子上的事情由三个法官自己定，他们签发这个案件就可以打印，对外就发生效力。当然，还有第二个内容，不要看把这个权给了法官，但是你是否有负责任？出了事唯你是问。这是第一。

2、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第二，明确各级法院的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管理。不要小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从法律规定上而言，要划分为两部分。从法律规定上来讲，我们的法律从来规定的上下级法院都是审级监督关系，什么叫审级监督？只有在案件的审理上你才能够监督他。你们是审理上、案件处理上的级别，而不是行政级别。因为这个法院是由地方人大产生的，和上级法院没有关系，这是法律规定的，从来没有变过，称为“审级监督”，比如这个案件你处理了，如果当事人不上诉就是我们说了算，上级法院也无权过问，如果当事人要上诉到你那儿去了，你有权决定这个案件的处理，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各审各的案件，在审理级别上的关系，这是法律规定的。这是第一。

第二，事实上早都不这样了，已经加了很多内容。它的审级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变成了一个上下级领导关系，比如上级法院管下级法院的人事，一个直辖市的法院、省市级法院几乎统管了全直辖市各个区县法院领导人的任免，我光通过这个人事任免权，我就能够控制你，那就把上下级法院变成了一个“老子”和“儿子”的关系了，不仅仅是审级监督了。这是第一。第二，上级法院开会、发通知、提要求说哪类案件我们不要接，哪类案件，我们必须加大处理，这不是审级计监督关系，这是我立规，你们去执行，比如我们规定，凡是房屋拆迁的案子，法院都不要受理，这是上级法院规定的，下级法院一听就都不受理了。这是事实上存在的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和法律上规定的审级监督关系已经失之千里了，法律没动，实际已经动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司法改革要正本清源，要回来，回到法律上来，所以他讲明确各级法院的职能定位，最高法院主要是干什么的？省级法院主要是干什么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是审案件的，最高法院除了少量的案件的上诉审以外，主要是搞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省法院就是审级监督关系，不要自己也造一部分司法解释出来，现在很多省法院给自己造一批司法解释出来，按照法律规定，省法院就没权作司法解释，这个职能定位就存在问题。第二，要规范上下级审级监督关系，我们现在的做法，它违反了法律，它不规范，要把它纠正过来，有相当的 7

难度。因为让尝到甜头，得到权力的上级法院，你对它一规范，它的权力就没那么大了。那能否做到？可以拭目以待。

3、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第三，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的庭审资料，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这是讲了一个司法公开问题。司法文明也好，司法规范也好，我们一直说它有一个核心的关节点是司法公开，对社会公开，对当事人公开。当事人能够监督到你，你作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什么？你给有拿出来，这就叫公开。你认定它偷鸡摸狗的证据是什么？你把证据拿出来。你不能说，一方面认定你有问题，一方面我不告诉你认定的理由，认定的证据，这个证据是从何而来的，所以它要推行全过程（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是司法体制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怎么公开？它侧重讲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全程录像，这个资料必须保留，录制资料，你审一个人，讯问一个人，开一个庭，这个过程必须要录制下来，而且这个资料要保留，不能说你录下来以后，你有选择性的，我录这儿不录那儿，这就成了PS，都是唬人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所有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都要公开，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你可以把他的名字隐去，但是这个法律文书是要公开的。第三个，法律文书是要讲道理的，你得把内心认定的依据说出来，我才能够监督到你，在过去说这个人的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你根据什么来说明民愤极大，你总不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叫民愤极大。

4、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

第四，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这是现在社会诟病比较多的问题，已经判刑入狱的人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现在讲的是两点，一点要严格规范其程序，其实我们现在在实践当中的减、假、保的程序就规范制度要求和操作过程而言，表面上的程序和制度没有大问题，它已经做得非常规范了，比如这个人被判刑入了监，那他是需要打分的，他在一天、两年、三年，每个月每天他的监管人员都要对他以量化的分数进行评价，比如给他分配的活，他有没有如期完成，他要是完成了，给他加两分，如果他活没做完，那就给他减一份，他是这样来的。比如有人想逃跑，有人想打架，然后他报告了，有一个好的表现，加两分。比如这个地方出灾害了，比如出现地震了，他帮着去救伤员，抢救物资，这就会加分。我们现在对于入监的犯人在制度化管理方面已经非常细了。

所以，严格规范减、假、保外就医程序，程序问题其实最核心的是在后面这句话，要强化监督。程序如果仅仅从字面来看我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但为什么还存在这些问题？比如打分，你的工作做完了，你守了规矩，那应该加两分，你抢救了人，应该加两分，你检举了他人的问 8

题，应该加两分，他是这样来的。但如果有人要造假，如果那两分、三分、三分不是这么来的，是因为这个人入了刑以后他找了关系，他使了银子花了钱，然后有人做通了工作，在他服刑的监狱里面给他的分数这么加上去了，那怎么办？比如他有钱，这个活他干不完，他让别的犯人给他干，然后他买他的劳动成果，我就是一个大爷，我不能干这么多活，到你这儿就是来改造的，改造的我也干不了，那就谁帮我干我给钱，有人就去干。其他的犯人，没钱的就跑去干，那干完了以后算我的，所以他的分就会加到他的名下。所以这不是一个程序问题，这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他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怎么能够发现？如果他这个材料一开始就是造假的，然后他从监区报到监狱，从监狱报到监狱管理局、检察院和法院的时候，你们那一堆法官坐在那儿顶什么用？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程序严格不严格？程序绝对严格，那要上会，要说意见，要说理由，要符合制度，领导要签字，张

三、李

四、王五都要过一遭，它严格地按程序走，但你就无法发现他的造假。所以，程序是表，问题的核心，里在于要监督，核心的问题是要监督。

那怎么监督？牢房是别人进不去的，公众监督的可能性是没有的。说老百姓监督，老百姓不可能跑到牢房里面去。那谁才能监督？检察院。所有的大的，对司法，对人犯的监督，对劳改场所的监督是检察院的职责，检察院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情监督出来？因为有一些检察院满足于形式，满足于材料上的审查，而不就地去调查核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司法体制改革在这个减、假、保的问题上出现了这么多官员提前出来，出了这么多有钱人提前出来，这种丑闻难道是程序问题？不是，是真假的问题。只要审判机关、监督机关、管理机关实地去核实，实地去观察，实地去了解，实地去调查，我们就能发现这些蛛丝马迹，就能从根子上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减、假、保的这套程序有没有人去真正实现有效监督。所以，程序建设不等于仅仅是一个过程建设，一个步骤建设，那这样是没有实际价值的，问题是在于它是不是真的，它真的一步一步走过来。另外一个，如果上边有人干预，有人要给这个人减，那你上了会以后告诉我怎么通，领导把下边的办事人员叫去说，这个人明天就要开会了，这个人的材料要上会，那你写个报告，给会上报告一下，意图是把这个人要减刑或保外就医，难道这个下属以后能够顶着干吗？你能回去查他法律，这个人不符合条件我就不干。那不是，一定会听领导，你就按这个写，你写完了以后给你的领导看，领导也同意，然后最后到真正发指示的大领导那儿，那当然，本来就是他的意图，这套程序也是假的，谁来监督？它是用行政背后后台运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讲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这么两大方面，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权力运行，我就讲这些。

总结

我们归纳一下，关于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我们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改，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它的公平正义的欠缺，公信力不足，所以这些不足和缺陷一定程度上和制度有关，所以才需要改制度，这是第一；第二，改的目标，改来改去，我们最后衡量达到什么目标？也要看目标来衡量，一个目标是公正，这是最核心的，第二个目标是高效，不能变成拖拖拉拉的一个事情，第三个目标是权威，司法能够取信于民，这是权威的本质；第三，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体制改革，“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第二个，司法权力在运行过程当中的改革，比如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如规范性和监督性的问题。由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司法体制改革，我们要讲的内容就这些，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第四篇：有关司法体制改革浅析

有关司法体制改革提案演讲稿

------经济法1216班胡煜欣

各位亲爱的到场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今晚，能够有幸站在这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倍感荣幸。首先，我想说的是自己并没有资格，没有足够的阅历和经验去评论有关司法体制相关问题以及司法与行政之间的联系。站在这里，我仅仅说一下自己对于司法，以及它与行政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见解，和自己对于司法体制的展望。

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行政权在我国历史由来已久，并在历史上一直是代替司法权、立法权统一行使其职能的，司法权作为一种“舶来”的权力直到近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才开始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由于历史发展的缺陷与后天发展的不良环境，司法与行政在中国其实不像西方现代各国那样成为与一对相互制约的权力，行政权的独大占用过多的资源，导致司法权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壮大自身的力量以对其制衡，而最终的结果是行政权越发强势，司法权愈发软弱，集中体现在行政司法化和司法权不够独立两个方面，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具体分析我国现行体制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一)司法行政化

司法行政化是指：司法机关在内部结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套用行政机关的模式，并且在体制上没有完全实现司法审判和司法行政的分立，从而呈现出的一种行政化倾向。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司法行为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化的司法行为模式，这种式样，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是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司法机关的行政化管理，亦即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我国法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现实中表现为法官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产生，并由其任免，法官由同级党委极其人事组织部门考察和管理。法院在接受党委、人大领导的同时又要上级人民法院的垂直领导，上下级法院关系行政化加上法院内部要接受审判委员会的领导，使法院基本上成为一个半行政化的机构，事事报批，时时待命，在重大案件的审判上不敢负责，推卸责任，缺乏创造性。

其次，法官制度的行政化。法官作为司法机关中依法履行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在司法机关中处于重要地位。司法公正能否顺利实现，直接取决于法官在案件审

理中是否正确地适用了法律。法官素质的高低、法官制度是否合理，已经成为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的法官制度构建于建国初期，但是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党政干部制度的模式来设置的。司法机关依然实行的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人事管理制度，人员参照政府公务员来管理，法官也如同政府公务员一样，实行着“职位制和品位制相结合，以职位制为主”的职级制度和工资制度，使得法官也有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副厅级、正厅级之分，同为法官，可地位并不一定平等，甚至还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在法官的补充和选任方面，也是行政意味浓厚，虽然近年来在学历和知识层次上法官的门槛逐渐增高，但是法官的选拔却依然和公务员以及其他行政领导干部一样，必须经过地方政府人事部门或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审批。可以说，一名法官从进入司法机关起，就已经完全的被“行政化”了，法官在这种体制环境下，“独立”显然是很难实现的。

(二)司法不够独立

司法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具体而言是法院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权力，其核心是审判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在本质上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主动性、倾向性、应变性、传授性、先定性、主导性使得行政机关当然形成了层级化、高效化、核心化、强力化的体制结构和管理方式，而这种体制显然与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终极性不相适应，再加上我国司法机关内部司法审判和司法行政的合一化设置，司法机关在承担着司法职能的同时还履行着部分行政职能，从而使司法机关的独立受到了影响。主要体现在：

首先，无独立的司法资源。司法机关的财政预算受制于行政机关，司法赖以运行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划拨，行政机关掌握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是使行政权得以渗入司法审判的深层次因素，司法机关在这种状况下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不得不有所顾忌，这种明显带有行政化倾向的司法权难以保证法院审判的公平、公正。

其次，由于司法机关的行政化管理和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导致司法权在我国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权力独立行使，无法发挥对行政权的制衡作用，而更多的是受到行政权的干涉，被行政权所牵制，无法发挥司法权应有的维护公平与正义，保证法律的权威不被侵犯的作用。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出现行政代替司法裁判的现象，司法的最终裁判职能被行政所代替，行政权成为一把掌控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万能钥匙，哪里有问题，行政权就出现在哪里，如果政府能很好的作为人民的公仆而服务，这样一种行政权必将造福于人类，但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必将被滥

用，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各尽其责，各守本分，达到相互制约与平衡才是最理想的状态，司法权不够独立带来的危害不仅是制度上的失衡，而且将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

三、完善我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具体措施

针对前述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具体改革措施：?

（一）理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体制?

地方各级法院是党和国家设在地方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方针政策，履行国家司法职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国家的司法机关，不是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应该受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和制约。为维护司法独立、公正和法制的统一，应落实法院在国家机构中“一府两院”的宪法地位，法院系统应实行人、财、物条条管理，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然后法院内部则逐级由上级法院党组领导下级法院党组。法院的组织人事和对法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的领导工作由各级法院及其上级法院的党组和党委负责。地方党委对设在本地方的人民法院只在法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上有监督指导的权利。地方党委不能领导法院的工作，不得干预法院具体案件的审判工作，否则以违反党纪论。同时，法院党务与审判业务要脱钩，在组织上不能将党务和审判业务混为一体，管党务的不能管业务，管业务的不能管党务，这样可以防止或至少减弱因上下级法院党组的领导关系对审级独立的影响；?

（二）修改法官的任免程序?

现在世界上法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大体上分为三种，一是任命制，二是选举制，三是任命加选举制。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为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司法人员的任命权应统一行使，具体可采取选举加任命制，即党中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主席团提名，提请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法院院长提名任命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官和各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法官均由其上一级法院院长提请上一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则从法官中产生，法官按照法定标准，通过国家严格的考试取得资格的，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受罢免。?

（三）改革现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机制和法官制度?

对外不能独立的法院和法官难保司法公正，而将诺大、独立的司法权赋予一个无能，甚至腐败的法官无异于灾难！?

司法不独立、不公正和腐败既有法院外部制度的原因，也有法官制度和法官自身的原因。改革现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机制和法官制度，首先应将法院的人事管理与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分离，归由法院系统。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为勤务人员，由法院直接向社会招聘；另一类即为法官，基层法院法官由国家向社会公开招考，符合法定条件的，由人大任命为法官。中级以上法院的法官从下一

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产生。以后的升、降、免职等均按《法官法》由法院直接按程序办理。同时，制定严格的、高标准的法官任职条件，淘汰不合格法官，精化法官队伍，保证法官队伍的高素质和高层次；提高法官待遇，增强法官抵御物质诱惑的能力。?

（四）改进法院财政管理体制?

法院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财政上受制于人有碍司法独立；法院直接收取各种诉讼费用和实际执行费，也不利于法院的廉政建设，应改为法院的财政开支，包括法官的福利待遇，一律由国家财政统一负担，根据人员、案件数量等因素，按定额直接划拨至各级法院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代管。法院不得自行创收，不收取任何费用。对诉讼费用，法院只负责计算数额后，交由国家有关收费部门负责收取，上交国库。?

（五）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委员会完善人大监督制度?

根据“谁也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当法院或法官本身违反法律时，就产生了一个谁来裁判的问题。因此，可以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准司法权，一是对法官的职务犯罪案件组成特别法庭依法审理。二是对法院在适用法律可能损害立法权力的情形下，根据当事者或其它关系者的申诉，纠正错误的司法解释，并作出一般性的立法解释。?

（六）改革现行的执行制度?

执行职能和审判职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职能，执行职能从其本质上说是不符合司法权性质的，而将这样一种职能附加于法院就会使法院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法院只应是专门的审判机关，如果承担执行职责，那么执行结果势必会影响裁判的效力，进而使人们对法院的公正权威发生质疑，使司法权力受到损害，因而应将执行从人民法院的职能中分离出去，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为此设立专门的执行警察。?

（七）改革法院内部的管理机制?

建立严格的审判责任制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要一改过去审与判、权与责相分离的状况，真正做到谁审案，谁判案；谁判案，谁负责就必须彻底摒弃现行的院、庭长层层把关，签批案件的用行政手段管理审判的传统模式，还权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7页《莱茵省议会的辩论》），法官对案件的具体处理无须事先报院、庭长审核同意，除须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法律规定由院长签发的法律文书外，所有案件的处理一律由承办案件的审判组织自行裁决，所有案件的裁判文书一律由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签发。要逐步缩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同时还要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制，从严惩处违法违纪审判的法官。

第五篇：铁路体制改革下一步

铁路体制改革下一步

2012年01月19日 14:42 来源：国研网 作者：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3

张文魁

没有政企分开，其他什么改革都无法推进，什么模式都无从谈起。

最近，随着刘志军因为腐败问题接受调查，关于铁路体制改革的话题再次升温。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刘志军就任部长之后搁置了铁路改革议程，刘志军的去职应该是铁路改革的新契机。不过，如果对铁路改革的复杂性缺乏应有认识、对铁路改革的思路缺乏深入讨论、对铁路改革的推进缺乏坚强魄力，铁道部的人事更迭并不一定导致铁路体制的实质性改革。

铁路改革缘何搁置

中国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国，铁路的重要性其实并没有为很多人所认识，许多人只是看到了铁路作为可选择的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之一的一面，没有看到其他方面，因而对现在发展迅速的高铁也存在过度的质疑。

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快速的技术进步，与铁路的发展有着极大联系；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30年里的铁路狂潮席卷美国大陆，铁路里程增长了二三十万公里，对美国的钢铁业和装备业以及整个制造业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最强具有关键性作用，也有力地推动了美国迈向世界第一强国。有趣的是，中国的辛亥革命与铁路也有着直接联系，因为铁路到底应该由国家经营，还是由外资经营或者民间经营，当时引发了激烈争端。这说明，铁路不但涉及基础设施、制造业发展、技术革命等问题，还涉及经营权、投资融资、资本市场等问题。

中国铁路系统长期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垂直领导、半军事化管理的体制。不可否认，这种体制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仅仅是有人想形成垄断、维持垄断。这个客观基础就是铁路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然垄断性。之所以说是一定程度，在经济学上，就是说成本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次可加性，但是，当条件改变时，自然垄断性就弱化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完全可以说铁路的自然垄断性大大弱化了，所以，推进铁路体制改革越来越具有可行性。

传统铁路体制的好处是协调性比较强。假设计划经济的大体制真站得住脚的话，这种铁路体制还是符合大体制要求的。但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这种铁路体制的弊端尽显了。不说经营效率问题和内部腐败问题，仅就行业规模和发展速度来讲，铁路远远落后于公路、航空、水运等其他运输部门，更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迅速膨胀的客运和货运需求。完全可以说，铁路系统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其实，这种铁路体制的弊病，早在20多年前就被认识到了。当时也有一些局部的改革尝试，如设立广深铁路公司等。十几年前，对铁路体制实施系统改革就纳入了高层的视野，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一再耽搁。本世纪初，铁路体制改革一度纳入决策日程，但由于改革太复杂，对方案本身也难以形成共识，还是搁置下来了。

改革并无完美方案

下一步要启动铁路体制改革，最重要的还是要明确改革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路线图，而不是过分纠缠于具体方案。根据本人过去参与有关方案设计与讨论的经验，没有瑕疵的完美方案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国际上也找不到。纠缠于具体方案，永远都能找到改革的缺陷和不改革的好处，结果只能是改革无限期拖延下去。

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铁路体制模式都遭受着严厉批评。最具有代表性的体制有三种：美国的平行线竞争模式，欧洲的网运分离模式，以及日本的分区域的一体化公司模式。平行线竞争模式的最大好处是有竞争，竞争能促进铁路大发展，促进铁路运输供给的快速增长，并且有利于提高效率和降低运价。美国的平行线竞争模式与私人投资运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能够打破政府垄断、促使政府放松管制。但是，平行线竞争模式最为诟病之处就是缺乏规划和协调，不但铁路建设一哄而上造成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而且，运营当中也是各管一段，难以实现互联互通。

欧洲的网运分离模式比较好地解决了美国平行线竞争模式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是，其路网由政府垄断经营，导致路网运营效率低下，并且长期得不到发展和升级，实际上抑制了铁路发展、排斥了私人资本的进入。运输业务尽管名义上是放开的，可以竞争，但是也受到路网垄断的严重制约，实际上并不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其效率不彰经常受到批评。欧洲网运分离模式的确立与欧洲小国林立有很大关系，在网运分离的基础上实际路网的一体化就比较好地解决了互联互通问题。另外，这种模式对于政府保障铁路的普遍性服务具有很大的作用。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哪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需要纳入政府提供普遍性服务的范畴，在全球有很大争议，与各个国家政府的政治倾向、财政能力以及社会习惯都有很大关系，公益性服务并不必然成为选择铁路体制模式的关键制约因素。

日本的分区域的一体化公司模式是在日本国铁曾经一统天下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日本的几大区域性网运一体化的铁路公司是由原来覆盖全国的国铁公司分拆形成的，这是改革路径以来形成的结果。日本模式由于在一个区域内是一体化经营的，所以，区域内不存在路网和运营公司之间的摩擦问题，避免了巨大的协调成本，使路网和运输之间无缝对接，给客户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不过，由于在区域内不存在竞争，日本的铁路系统也比较僵化。日本国土面积不大，竟然将铁路系统分割为若干个区域公司，各自可以独立运营，与日本人口分布有很大关系。事实上，日本有几家区域公司人口稀少，运量不大，与其他区域公司之间不存在复杂的互联互通问题。

总之，各种铁路体制模式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完美的模式是没有的。中国的铁路改革需要借鉴各国经验，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

迈出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不管哪种模式，都必须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开放投资，放松管制。

下一步的中国铁路改革，在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需要陷于具体模式选择之争，只要遵循上述原则迈出第一步，改革进程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自身规律进行下去。政府需要做的是在基本监管上下功夫，如保障互联互通，保障运输安全，管制垄断性价格，等等。

首先必须实行政企分开。铁道部既承担铁路建设规划和项目审批以及价格管制等政府职能，又承担路网建设与维护管理及运输组织及运输服务等企业职能，实行政企合一的体制，这在历史上对于中国铁路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现在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没有政企分开，其他什么改革都无法推进，什么模式都无从谈起。所以第一步必须要实行政企分开。

实行政企分开应该与继续推进政府管理的大部制结合起来，效仿民航体制改革的做法，将铁道部的政府职能分离出来成为铁道总局，并入大交通部或者大运输部当中，留下来的路网资产和运输资产及相应的业务，则设立一个或者若干个企业来承接。究竟是设立一个企业还是设立若干个企业，以及若干个企业到底如何划分资产和业务，当然会涉及模式选择问题。当在改革起步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回避模式之争，可以只设立一个企业，先解决政企分开问题，然后再根据情况来探讨，是否对这个覆盖全国的网运一体化企业加以分拆以及如何分拆。

在政企分开之后，由于形成了企业，出现了市场主体，就可以引入竞争、开放投资了。只有在路网建设与经营、运输业务经营方面引入竞争，开放投资才有意义；只有开放投资，才能真正形成不同投资主体乃至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竞争，竞争才会促进效率的提高。在改革的初步阶段，引入竞争、开放投资可以先从增量部分开始，然后再总结经验，并向存量部分延伸。也就是说，可以先对一些规划修建的某一辖区内的支线铁路、运输专线、城际铁路实行开放投资和开放经营的政策，让地方政府、大国有企业以及大民营企业等原铁路系统以外的投资主体来投资建设并经营，从而打破一直以来的大一统局面。

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企业都有进入铁路行业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自不必说。愿意进入铁路行业的企业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有的是铁路运输的长期客户，如煤炭企业，有的是其他运输企业，如公路运输企业、航运企业，有的是有资金优势愿意从事长期投资的企业，让这些企业进入铁路行业，既可以缓解运输困难或开拓新的市场，也可以引入更多的竞争。尽管这些企业所投资的首先可能是区域性的路段，但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这些企业经过市场竞争，总有一天会成长为大型的线路企业，到那时，对中国铁路竞争格局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只要这种新格局形成，中国铁路业就会像当年的民航业那样，在市场化经营、多元化竞争的道路上不断走下去。

不过，引入竞争最终要向存量部分延伸，也就是说，对从铁道部分离出来的全国性的路网和全国性的运输体系，也要尽力构造一定程度的竞争性。所谓一定程度，是因为铁路在一般情况所具有的自然垄断性不会完全消失，并不会成为经济学上的一个典型的竞争性行业，所以，能引入的竞争就是有限的。这种竞争性的构造，就是要对这个全国性的路网和运输体系适度分拆。这不可避免会涉及在几种模式之间选择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单纯的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和日本模式都不会成为中国的现实，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我们会走向一种混合模式，既存在平行线竞争，也存在网运分离，更会存在区域性网运一体化公司。

首先，在中国东部地区可以构造平行线竞争，尽管不一定是绝对的平行线，但引入一定程度的竞争是完全可能的。北京到广东、北京到上海之间，其实都具有这样的条件。

其次，是区域性网运一体化公司。风险最低、不确定性最小的模式，可能还是在一个很大的区域内维持网运一体化。但是，将中国的铁路系统分拆成至少两个区域性的网运一体化公司是完全可能的。根据中国人流和物流的分布特点，完全可以分拆出两个对互联互通依赖度不算太高的区域性公司。从电信、石油石化等领域的改革来看，这样的分拆在开始似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质性的竞争将会出现，它们之间不但会形成比较性竞争，也会出现相互进入的情况，或者会通过发展新生业务来构筑竞争的情况。因此，这种风险低、不确定性小的方式，是完全可以采用的。

再次，是网运分离。网运分离的最大争议之处，就是路网还是垄断的，就像电网与发电分离之后出现的情况一样，更严重的是，网运分离之后的运输安全性受到很大怀疑。不过，中国的铁路系统即使不推行主动的网运分离改革，也会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网运分离局面。因为，只要有平行线竞争，只要有区域性的网运一体化公司，一家公司的某些运输业务必然会超出自己的路网范围而进入其他公司的路网，这就出现了网运分离。通过这种局部的、有限的网运分离的实验，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根据情况进一步推进网运分离。

企业化经营、竞争性的构造，会进一步促进铁路业对各种资本的开放，并实现铁路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这对于改变中国铁路建设过度依赖国家投资和债务融资的状况具有积极作用，对于促进中国铁路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城市化在进一步推进之中，铁路业面临的市场是非常巨大的。与许多国家相比，只要经营得当，中国大部分区域的铁路都有可能实现持续盈利。

因此，资本市场将会热烈欢迎铁路企业。国际经验也表明，将商业化条件好的铁道线路上市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样既能够缓解资金困难，还能够改善铁路企业的公司治理，有利于企业更好地面向市场。特别是中国东部地区的一些铁道线路有着良好的业务保障，上市必将能使其面貌焕然一新。另外，通过上市还能够择机出售一部分国有股，收回一部分现金用于偿还债务，这对铁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实行政企分开，在铁路行业推进企业化经营，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铁道线路都变成普通的商业性企业，按照普通的公司法律来建立治理结构、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一些线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可能难以盈利，一些线路因为其战略意义并不考虑盈利，因此，国家可以将一些线路企业改组为特殊法人，通过特殊法律以规范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铁路体制的所有改革，都需要政府放松管制。政府首先要放松对具体项目的管制，由企业在国家的规划下自行决定项目并筹集资金。其次要放松竞争性业务的价格管制，并提高垄断性业务的成本透明度。政企分开之后，政府不能再直接从事投资活动、插手经营事务。

铁路体制改革可能比电力、电信、民航、石油石化等领域的改革更加复杂，难度更高。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经验也表明，尽管争议难以避免，方案难以抉择，改革只要迈出一小步，行业就会前进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