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第一篇：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从初创到自成体系，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

创建时期。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为创建人民检察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１０月２２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

１９５４年９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第二章第六节对人民检察院的设置、职权、领导关系和活动原则等作了规定。同届会议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两个法律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内容，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建立。其主要内容有：提高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形成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三院”体制；确定了检察机关垂直领导体制；确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调整了检察机关的内部领导体制，明确了在检察委员会中实行合议制和检察长一长制相结合；调整了检察机关的职权。

波折时期。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开始，在“左”的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受到严重阻碍。当时在政法工作中，提倡“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抛弃了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使检察机关名存实亡。

中断时期。从１９６６年５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止，是我国检察制度的中断时期，检察机关被撤销，人员被遣散，检察业务实际上被取消。恢复重建和发展时期。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又开始新生。人们从“文革”取消检察机关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恢复检察机关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性。１９７８年宪法第四十三条对检察机关的职权和领导关系作了原则规定。１９７９年９月第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从此，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进入重建和发展时期。具体内容有：进一步明确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任务是通过实施法律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确定检察机关双重领导体制，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下级人民检察院同时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此外，对检察机关的职权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取消了“一般监督”职能。

到１９７９年底，全国各级检察院基本上建立起来，并正式开展各项业务工作，此后逐步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

第二篇：试论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

试论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

The procuratorial institution of china to reform

朱志军

[摘要]：司法权应理解为由审判权和检察权构成的。司法改革也就不得不以法院和检察院两者为中心而不仅仅是法院。检察制度的改革要建立在对检察权的性质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精确理解的基础上，改革我国现阶段不和时宜的影响检察权合理行使的制度，从制度构件建的层面上改革检察制度。

[关键词]：检察制度司法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人事、财政制度

一、中国检察权的性质

如何正确评价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包括如何准确评价我国现行的检察制度，是关系到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善待司法改革，善待我国现行的检察权，就是要在理论上对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做出准确、正确的评价；在实践中，对现行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在尚未被依法修改前保持应有的尊重。检察权的性质问题就成了不得不首先面对的课题。

在当今法学理论界，对检察权的性质问题，虽作了深入探讨但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检察权就是“行政权”，这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学说。主张“行政权说”的学者们认为，我国的检察权在本质上应属行政权，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检察官是行政官。他们的理由是：

首先，在对检察机关自身性质的认识上，“行政权说”强调检察机关的组织体制具有行政性。认为检察机关组织与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检察一体制”，即检察机关上下形成一个整体，其突出表现是“阶层式建构”，上级的“指令权”。这种纵向位阶制和上下领导关系是典型的行政性关系，也是检察权行政性最突出的表现。同时，“检察一体制”还包含“职务收取”和“职务转移制”。这些制度与法官制度迥异，法官“除了法律没有上司”，不实行职务收取和职务转移制。由此可见，“检察一体制”具有明显的上命下从的行政属性，“检察权在本质属性上应该归并于国家行政权。”。[1]

其次，在对检察权与狭义司法权的比较上，“行政权说”认为司法权与行政

权相比，具有明显的终局性、中立性、独立性和消极被动性的特征。而检察官的主要功能是刑事追诉，包括犯罪调查与控诉，是一种为维护法律秩序所实施的积

极而主动的行为，不是消极与被动的裁判行为。司法权的这种消极性和被动性，与检察权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性和自发性形成明显区别。由于检察权不具备司

法权的上述属性，因而检察权只能是一种行政权。

笔者认为，在我国，把检察权定位为行政权既无宪政基础，亦无法理依据，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第一，以我国检察机关具有某些行政性特征为由，认定我国检察权属于行政

权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组织与活动仍具有较为浓厚的行

政性色彩，审判机关也不例外。具体分析，当前依附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行

政性色彩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违背司法规律的司法活动行政化；二是为实现司

法职能，在内部管理或系统内活动中采取的必不可少的行政性措施。对于前者，必须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因此，按照司法规律来行使检察权与审

判权，依然是检察院和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必须着力加以解决的共同课题。由此可

见，现行检察权中的某些行政权色彩并非检察权的本质属性，而恰恰是司法改革

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预见，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现行检察权中有悖司法

规律的行政性色彩必将逐步减少，并最终退出检察权，使检察权恢复或回归其应

有的司法权属性。但是对于后者，有应该区别于前者对待。作为内部管理的行政

性措施是任何机关都不可缺少的，不能设想存在着不采取任何行政管理手段的法

院和检察院。作为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并非为行政机关所专设。

第二“行政权说”的立论基础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相悖。众所周知，我国

在国家权力设置上没有效仿西方国家传统的三权分立制，而是设置了四种国家权

力形成“一统三”的权力配置的特殊格局。在这种格局下，立法权作为国家最高

权力，统辖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三项基本权力，并由国家权力机关分别赋予

专门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正是通过划分行政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三者之间的职权范围而形成了三项权力彼此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

运行机制。同时，这三项权力的行使又都受到来自立法机关的最高法律监督，从

[2]而实现公正行使国家权力的双重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制”与“三

权分立制”在权力的构成、配置、内容上迥然有别。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检察权的性质必须立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不是“三权分立制”。而“行政权说”

在分析论证我国的检察权性质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立论于三权分立制，完全无

视我国的现行宪政体制，似乎中国已经实行了三权分立制。建立在这种错误前提

下的理论，自然不可能正确界定我国检察权性质的归属。诚然，从“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出发，把检察权归类为行政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在分析认

识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时仍以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为基础，则无异于南辕北辙，由

于前提错误，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3]

笔者认为，把检察权界定为具有司法权与法律监督权双重属性较为合适。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和检察权的基本属性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129条的规定，该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探求中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就必须脚踏社会主义中国之实地，绝不能无视中国的国情。中国之实地和中国之国情，最基本的就是实行的是与三

权分立制截然不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由此出发，无论从实然或应然的角度考察，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国检察权的基本属性之一应为法律监督权。

另外，某些学者以检察权不具备司法权特征为由，否认检察权的司法权属性的观点是说不通的。那些主张摒弃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属性的学者们，立论的主要

依据是检察权不具备司法权的基本特征。他们认为，司法权具有终极性、中立性、独立性、被动性或消极性等特征，只有具备了这几个特征的权力，才能被称之为

司法权。在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的基础上，反证检察权不具备这些特征，从而否

认检察权的司法权属性，并以此作为检察机关定位的理论依据。此种推理论证的重大缺陷在于，他们把司法权简单地等同于审判权，他们所归纳的所谓司法权的特征，实际上只是审判权的特征。从狭义角度理解司法权，把它等同于审判权，归纳概括出这四个特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它推而广之，认为司法权都要具

备这四个特征，并以此来反证检察权不属司法权，在方法论和逻辑关系上就不正

确了。

综上所述，检察权具有司法权与法律监督权双重属性的观点是在革除了我国现有的检察制度某些不健康的方面，结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现有的法律制度而

得出的正确结论。

二、检察制度改革的思路

首先，正确处理依法治国条件下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实现检察改革与政治

发展的良性互动。在改革的实践中，“党政分开”往往注重的是执政党与行政的关系，对司法领域的党政关系则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

设来说，执政党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且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领导

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了实现这一基本方略，应当改善党对司法机关的领

导方式，正确处理党与司法的关系，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统一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是思想路线的领导，支

持、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而不是参与、干预具体案件的处理。这样才能

贯彻宪法规定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才能保证党领导制定的法律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要大胆进行政治体制的革新，把检察

院的地位切实提高到和相对应的政府齐肩的地位上来。检察制度的改革不仅是司

法改革，也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检察院和地方政府都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出来了并且对之负责受之监督，其地位应是完全平等的。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府两院”格局的基本要求。

其次，进一步完善检察院人事管理体制。检察机关履行法定职能与内部的行

政管理职能进行分离，建立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的制度，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行政人员、检警、技术性人员、书记员等进行统计并且进行合理性配置解决检察

人员混岗混编的问题。让具有检察员、助检员资格的专门人才从事检察业务工作，这不但解决了办案部门检察官的长期紧缺，也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此外，还

要探索建立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分类管理，每一类工作人员的录用、奖惩、晋升、调动、免职、培训等相对有序独立方式进行。按照其他检察人员的职业特点，与

检察官相区别，进行分类管理。以书记员队伍为例：虽然我国的检察书记员早在解放前各解放区的检察机关中便已出现，但时至今日，我国检察机关却依然未能

形成一部完整的、单独的书记员管理条例，书记员应具备的条件、承担的职责、任务等方面，均缺乏明确的规定。人们只把书记员当成为检察官的跳板，书记员

队伍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书记员队伍建设包括业务建设也难以提高，难以规范

化和制度化[4]。有了科学的分类管理，检察官在书记员以及行政管理者的辅助下

能够更好的提高自身素质和办案效率。

再次，建立健全检察院独立的财政制度。实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拨款，最高

检察机关和高级检察机关统一管理、分配各级地方检察机关财政经费的制度。地

方各级检察院的财务，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安排，每年作好预算报全国人大批

准，由中央政府统一列支。这样可以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提供较为充

足的业务经费、装备经费、基础设施与生活条件保障，从而确保检察机关独立行

使检察权。

三、结语

可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改革

法》规范全国的司法改革工作，这部法律可以按照法院、检察院各自的特点，具

体规定各自的人事财政制度，并且以法律授权的方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设置一

个司法改革委员会，具体指挥、协调法院系统内部和检察院系统内部的改革工作。

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司法机制的建立健全，站在整体的、全局的高度，从

国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层面上审视，找出制度根源上的弊病并加以解决，从面

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富有实效的司法机制，这是首先应该解决的问

题，只有在这样的国家司法制度的整体架构内，中国的司法改革工作才有一个统一基础、指针和方向[5]。

注释

1.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J].法学研究.2002.（2）

2.张志铭、孙谦等.检察改革、检察理论与实践专家对话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第11页

3.石少侠.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3）

4.李飞.论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与法律监督机制的创新—— 关于突破我国法律监督困境的制度构想.http:///lw/lw_view.asp?no=7094.06-5=30

5.石少侠.论司法改革中的检察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5）

第三篇：检察制度

检察制度

1、试述检察制度的不同模式及对我们的启示

我国检察机关经历了解放初设立、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因“左”的思想影响受到波折、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返正被重建、改革开放新时期勃兴的曲折发展历程，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具有同兴同衰的命运。六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法律监督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这是总结建国以来检察制度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教训得出的结论，申言之，有以下重要启示：

坚持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政体下，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并设置独立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进行监督，是建国以来检察工作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选择。建国之初，就在是否设置检察机关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可有可无”，当时党的创始人之

一、我国检察制度的奠基人——董必武同志坚持主张检察机关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1951年9月，董必武在政法系统各部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县人民代表会议成了制度，定期开会选举政府委员会，这样，是不是民主建政工作就算完了呢？还没有。为什么？因为政府里边有许多机构还没健全起来。拿政法部门来说，检察部门……只有六分之一左右的县建立起来。它应该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逐步完备起来。” 我国检察机关建立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在人民代表大会政体下，确立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与定位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一点上必须坚持不能动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特色。相反，企图以“三权分立”理论为依据，改行西方国家的检察制度模式是与我国的政权结构及其理论基础相违背的。事实证明，坚持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和职能，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影响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因素依然存在的国家，如果没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就难免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违反法制原则的现象，社会主义民主也就失去了法制保障，“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中共中央在征集宪法修改意见中，全国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人民解放军8个大军区，35个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及军事机关，都提出了“重新设立人民检察院”的建议。1978年叶剑英在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对恢复检察权的重要性是这样表述的：“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国家的各级检察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对于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宪法和法律，行使检察权。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依靠群众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这些专门机关的作用,使它们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这对于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是很重要的。”这充分说明重新设立检察机关是中国人民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血的教训后提出的一致要求，说明“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在国家政权体制中设置检察机关，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法律监督性质的同时，必须强调党对检察事业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是确保我国检察制度的社会主义方向。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党对检察事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才能蓬勃发展。在当前条件下，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保持检察工作独立性的关系，既要强化党对检察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丰富党对检察事业领导的方式方法，提高检察工作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实际能力，又要坚持坚持检察工作的独立性，完善检察工作体制机制，坚决杜绝党包办、干预检察机关依法办案的各种痼疾，坚决杜绝以党代政、党委包办案件的错误做法。

2、试述我国检察制度的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为指导，适应我国政权性质和政治体制的要求，适应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的需要，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实践基础，反映当代检察制度现代化要求的一种制度创新。回顾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年的光辉历程，中国当代检察制度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突出特色及其优越性。

具有结构功能的科学性，体现了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

中国当代检察制度在结构功能上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法律地位的独立性。各级检察机关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下，与审判机关、政府机关并行的国家机构。二是组织结构的层级性。中国当代检察制度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的，自上而下、自成体系的层级式的独特结构，这种结构既保持了检察制度层级性的一般要求，又同行政权的层级与审判权的审级互相衔接照应，便于有效发挥人大监督下的检察权、行政权、审判权制约协调的国家权力结构特色。三是职能配置的合理性。中国检察机关为了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对叛国案、分裂国家案和严重破坏国家的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严重刑事犯罪进行审查逮捕、提起公诉、指控犯罪；为了维护国家公职人员履行职务的廉洁性，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渎职侵权犯罪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检察机关对公安、国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对审判机关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对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管活动进行诉讼监督，有效监督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司法不公等问题。四是职权创设的渐进性。

中国当代检察制度结构功能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是一种科学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是促进依法治国的功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力量，通过强化法律监督来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作出应有贡献。二是坚持执法为民的功能。检察机关通过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自觉克服“法律工具主义”、“以法治民”思想；通过坚持以民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清除特权思想、人权意识淡漠、侵犯人权等观念；通过坚

持正确处理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的关系，主动加强与社会各界联系，始终做到在各项工作中执法为民。三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功能。检察机关通过加大对职务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坚决惩治和有效防范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违法犯罪行为；通过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强化对执法行为的法律监督，有效监督纠正司法执法不公现象，有力促进公正司法和依法行政，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重要保障；通过自身严格公正执法，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良好形象。四是保障服务大局的功能。检察机关通过把强化法律监督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自觉克服单纯业务观念，主动防止脱离大局、机械执法、就案办案的倾向，全面强化打击、保护、预防、监督等检察职能，充分发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平正义、服务改革发展的职能作用。五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功能。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党对检察工作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把严格执行法律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有机统一起来，在法律的框架内、政策的指导下强化法律监督，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权威。

具有运行机制的规律性，体现了检察一体的组织原则

中国当代检察制度在运行机制上有着鲜明的特色：一是在领导体制上，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经历了从双重领导到垂直领导再到双重领导的历史选择过程，最终确立了中国各级检察机关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二是在决策方式上，实行检察长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我国创立了检察长负责与检察委员会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制度；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首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委员会是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重大问题，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由检察长组织贯彻执行。三是在权力运行上，坚持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与坚持党的领导相统一。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中国检察机关坚持在各级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下，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实行中国特色的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越性：一是实现检察机关上下统一，防止检令不通。上级检察院作出的决定，下级检察院应当执行，不得擅自改变、故意拖延或拒不执行；上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作出的决定确有错误的，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发现下级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有错误，或者正在进行的执法活动明显违反法律、司法解释以及上级检察院有关规定的，有权指令下级检察院纠正；下级检察院如果认为上级检察院的决定有错误，应当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检察院报告，上级检察院经复议后，认为确有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二是实现检察机关横向协作，防止相互掣肘。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遇到因管辖等问题需要协作支持的，如调查、取证、缉拿犯罪嫌疑人、寻找案件重要证人、涉案财产资金的判明等，相互支持，提供帮助；对于管辖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由有关各方协商解决，协商意见不一致的，共同的上级

检察院可以协调解决；上级检察院还加强对检务协作工作的指导、协调和检查，及时纠正执法过程中的偏差。三是实现检察机关内部整合，防止各自为政。检察机关可以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统一组织、指挥、管理与协调，实现规范管理、有序分流，规范交办、提高效率，规范管辖、防止掣肘，优化资源、增强实效，统一指挥、协调各方等五个方面的功效，加强诉讼监督与职务犯罪侦查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监督措施形成法律监督整体优势。四是实现检察机关总体统筹，防止地方分散。

具有规制管理的有效性，体现了权力配置的制约协调

中国当代检察制度在规制管理上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是外部规制管理的有效性。对检察权进行外部监督，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在建国初期，我国就高度重视司法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指出公安、检察院、法院三个机关可以完全不对头，各人讲各人的。在长期实践中，我国将这种思路总结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并上升为宪法规定，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检察机关逐步探索了对拟作撤销案件决定的、拟作不起诉处理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三类案件”，以及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等“五种情形”进行监督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初步找到了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外部监督的新的实现形式。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重视接受政协监督和舆论监督，不断深化检务公开，认真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是内部规制管理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检察制度在保持有效外部监督的同时，还坚持完善内部制约，保证检察权的公正性、权威性和公信力。注意加强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内部制约，实行侦查、批捕、起诉、复议、复查、赔偿分离；加强检察机关专门监督机构对执法办案的监督制约，健全完善巡视制度以及纪检监察部门、检务督察部门对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制约；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与指导，实行重大案件、重要环节报备、审批制度；加强业务部门执法办案中的自身监督，办案组成员之间互相监督，落实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等制度。

中国当代检察制度在规制管理上的有效性，体现了两个方面的优越性：一方面，科学配置权力。中国当代检察制度在强调法律监督的同时，注重加强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制约，符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有序规制约束。在正式约束方面，中国检察机关从外部规制管理上认真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接受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贯彻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虚心听取人大代表的建议、意见和批评，认真办理代表提出的各项议案，在接受人大监督中不断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在内部规制管理上设置了纪检监察监督、检务督察等正式制度。在非正式约束方面，各级检察机关一直高度重视接受外部监督制约，在传统、文化、价值等层面上具备“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意识等非正式约束

3、深化检察改革的几项基本任务

五个方面深化检察改革的任务：一是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改革和完善法律监督的范围、程序和措施，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二是改革和完善人民检察院接受监督制约制度，规范执法行为，保障检察权依法、公正行使；三是完善检察工作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和措施，创新检察工作机制，增强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四是改革和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体系和检察干部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五是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改革和完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的总体部署，为检察事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经费和物质保障。

4、试述检察权的性质

作为一个法律事实，中国检察机关定位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定位于司法权，已得到宪法之确认；作为一个法学问题，检察权与检察机关的性质之争却一刻也未曾停歇。

检察权伴随着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干预、制衡国家其他权力，特别是制约司法权、行政权的职能日趋显著。检察权在性质上属于法律监督权，这是因为：

一.从检察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来看，检察权是隶属于统一的国家最高权力，与行政权、司法权并列、独立的国家权力。

二.从检察权的内容来看，检察权本身具有监督法律实施的特点。

三.从检察权的宗旨来看，检察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5、试述法律监督的性质与特征

1．法律监督是对法律实施中严重违反法律的情况所进行的监督。

法律监督不包括对立法活动的监督，而只是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并且是以监督严重违反法律的情况为主。

2．法律监督是一种专门性的监督。法律监督的专门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监督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由人民检察院专门行使，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专门职责。检察机关如果放弃对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就是失职。因而它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主体都能进行的一般性监督。二是法律监督的手段是专门的。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手段是由法律特别规定的。

3．法律监督是一种程序性的监督。法律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规定了一定的程序规则，这些程序规则可能因监督的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

4．法律监督是一种事后性的监督。只有当法律规定的属于法律监督的情形出现以后，检察机关才能启动法律监督程序，实施监督行为。并且，司法活动、行政活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只有在违法行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检察机关才能启动法律监督程序实施监督

第四篇：日本检察制度

日本检察制度

日本与我国同属亚洲国家，历史上受到中华法系的深刻影响，后又模仿西方制度，其检察制度既完整又有某些特色，对我国清末以致民国检察制度曾产生过影响，为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的另一典型。

日本古代曾模仿中国御史台而设弹正台，包含现代检察制度的内容，但二者并无直接联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先仿效法国，于1872年建立检察制度，在各级审判厅设置检察官。1890年参照德国经验，于法院裁判所内附设检事局，根据《明治宪法》和旧《裁判所组织法》规定，检事官同法官一样，都被视为服从司法省司法行政管辖的司法官。检事官的职权是：主持侦查和独揽诉讼权。

二战后，日本国政体依美国三权分立模式进行了改造。但就检察制度而言，依然保留了大陆模式，同时又有某些发展。1947年颁行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按此原则，分别制定了裁判所法和检察厅法，法院脱离法务省的管辖，作为三权之中的一权而独立；检察厅则一反大陆法系的模式，不再附设于法院之内，而是在法院之外单独设置了检察厅，结束了审检合署的历史。

检察厅和法院对等设置，分为最高、高等、地方和区四级检察厅。在体制上，检察厅仍属法务省。法务省有权了解、指导检察厅的工作。但检察厅有相对独立性，法务大臣只对检察厅进行一般的监督，具体案件的调查处理，只能由总检察长指挥进行。

检察官分为五级：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检察长、检察官和副检察官。前三者，均有日本内阁任命，天皇批准；其他，按照国家公务员规章任免。

日本检察机关的职能活动与大陆法系一样，是围绕诉讼展开的，法国诉讼实行职能主义，日本则实行垄断主义，检察官在诉讼上的权力，比法国检察官还要大。具体说：所有刑事案件一律由检察厅决定是否起诉，在日本不存在自诉案件；部分案件由检察官亲自组织侦查，经过侦查后，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在支持公诉的庭审过程中，对于被告的讯问和出示证据等，都由检察官进行，审判官则很少发言。律师和被告也可以与检察官辩论辩论结束后，由审判官宣布判决；检察官如认为判决不当，可以提出上诉，并指挥和监督判决的执行。

另外，日本检察官有权作为公益代表，参与民事诉讼。有些情况下，检察官可以代表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

同法国一样，检察官的身份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作为行政官员，其体制建立在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之上；全国各级检察官的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故在执行职务时，检察官之间可以视情况互相替代。另一方面，以检察官担任职务的性质而言，又要保证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以杜绝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所以，又需承认检察官具有类似司法权一样的独立性，承认检察官必须也有法官一样的标准和身份保障。故检察厅法规定：除因年限或检察官资格审查会议决定外，检察官不会因办案意见方面的原因而被罢免、裁员或惩戒。

第五篇：中外检察制度比较

山东经济学院法学0903班王维照2009100123

中外检察制度之比较

法学0903班王同学

检察制度是指国家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和活动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的总称。就其本质而言，它是诉讼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体现了制衡和监督思想在国家法律制度中的应用。但由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存在诸多差异，世界各国检察制度又各具特色。中国作为检察制度逐步成长的重要实体，比较中外检察制度，在世界法制发展大潮中求同存异，兼收并蓄是其成长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性质不同。

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被定性为公诉机关，或是被冠以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之名，却只有公诉机关之实。具体表现在职权范围上相对狭窄，即代表国家作为刑事诉讼原告参与实施诉讼行为。例如英国检察机关并无权领导刑事侦查活动，而美国检察机关虽有权领导刑事侦查活动，但在法庭上无权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不能对法院判决提出异议，不能有效监督判决执行，实质是附属于司法或行政系统。

另外，俄罗斯检察制度有其独特性。国家检察机关依照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和司法体系法的规定，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既不是立法权力机关、执行权力机关，又不是司法权力机关。它独立于三权体系之外，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机关，在俄罗斯联邦被称为是一种护法机关。其目的在于，保障法律至高无上，保障法制的统一和巩固，保障对人和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保护以及保障由法律保护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相比而言，中国检察制度则更大程度上代表了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制度的特点。《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行使检察权，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但我个人认为，我国的检察机关并非行使完整的法律监督权。我们更多的看到检察院行使司法监督权，而较少看到对立法、执法机关的监督，这也是我们说，从广义上我国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的一个表现。因此我认为把检察机关定性为公诉和司法监察机关更为合适。

二、机构设置不同。

这里主要讲的是机构设置的独立性问题。检察机关的设置方式有两种，审检合一式和审检分立式。审检合一式指检察机关没有独立的组织系统，而是设立在各级法院内部,也称审检合署。在该种方式下，检察机关所行使的法律监督权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非与司法权力平等的一项权力。如法国没有独立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附属于各级法院内，配合各级法院行使司法权力，同时实行检察一体化原则，建立隶属关系的体制,保障了司法的集中统一性。而在审检分立式下，检察机关设置于法院之外，其独立性较强。英国、美国均采用此种设置方式。

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采用审检分立式，法院和检察院处于同等地位，共同行使司法权力，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三、职权不同。

在各国政治体系中，检察机关始终处于检察制度的中心地位，而检察机关的职权则是检察制度的重中之重。由于各国统治阶级需求不同，加之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种类以及同一职权的行使范围和程度也就有所区别。

1.侦查权。

山东经济学院法学0903班王维照2009100123

侦查权是指国家侦查机关以及侦查人员为实现侦查目的，依法定程序，运用特定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就外国而言，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检察机关有权对所有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即对一般刑事案件移交执行机关（多为警察机关）侦查和对重大刑事案件自行侦查。代表国家是日本。而英美等国的检察机关只对少数重大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院对于一般刑事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对于重大刑事案件或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犯罪自行侦查。该种制度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检察机关的工作压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引发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职权纠纷。如果作好工作程序上的衔接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2.公诉权。

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的案件，有权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决定的权力。在法国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公诉过程中始终起到主要作用，而被害人自诉则起到辅助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只对于重大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在我国，检察机关经过审查侦查终结的案件，根据法律规定决定提起公诉或是自诉。近代以来国外刑事诉讼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控、辩、审平衡模式。在这一平衡模式中，审判机关能行使的只是判断权，而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机关也并不比律师具有更大的或更多的法律上的特权。这应该对我们完善审判制度是有借鉴意义的。

3.参与民事诉讼。

日本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享有的职权范围是最广泛的,根据日本检察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私人民事诉讼程序法等法律的规定,检察官作为公益代表人,从事其他法令规定的属于其他权限的事务。在行政诉讼方面,譬如在英国,凡是涉及公共权利和利益的诉讼,并要颁布训令或宣言加以保护的,必须有检察长参加。英国检察长在行政诉讼中可能是原告,也可能是被告。检察机关在行诉讼中享有提起诉讼、参与诉讼、在法庭上发表评论、提出意见、向上级法院或主管法院提出控诉、上诉或复审请求等的权力。

我国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参与能力有限，只能在存在错误的民事判决有误时，按照审判程度提起抗诉。

完善检察制度是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立足国情，博采众长，发展特色，才能把我国建设成真正的法制强国！

参考文献：

段念《论我国检察制度的完善》

王少俊《检察制度之比较分析》

郑向文《俄罗斯联邦检察制度管窥》

梁景明《检察制度的多元发展刍议》

蒋德海《建构以制空权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检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