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及其改革对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启示

第一篇：解析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及其改革对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启示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及其改革对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启示

邢同宝

为了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的精神，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试行了人民监督员制度，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试行)》)，首先在山东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部分检察机关进行试点工作，并自2004年10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试行。这项制度与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必要加强比较研究，以便取长补短，促进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不断发展完善。

一、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概述

日本1948年确立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是为了防止检察官滥用检察权，由检察审查会代表国民，对检察官决定不起诉的案件是否正确进行审查的一项司法制度。该制度的产生，与日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一)检察审查会制度产生的背景

二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基本上处于美国占领军的控制之下，表现在司法制度上，深受美国的影响。日本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就是二战之后在新宪法的基础上全面修改而成，基本上是以美国法为模式制定的。美国刑事诉讼法的突出特点是分散性和民众参与性，在司法制度上主要表现为法院地方自治、检察官公选制和陪审制。为了实施日本检察制度民主化，占领军司令部建议日本政府采取检察官公选制和起诉陪审制。然而，由于美日两国的历史以及文化传统完全相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采用仅靠专职的统一司法制度，所以当时的法务厅(现为法务省)经过讨论，以国民性和人民生活、文化水平低为由表示反

对，认为两种制度均不适合日本国情。通过与占领军司令部协商，为了代替起诉陪审制度，决定采用检察审查会制度。因而，检察审查会制度也是一种妥协的产物。

此外，日本实行检察审查会制度，也是从机制上监督检察官的需要。根据日本刑诉法规定，日本实行所谓的检察官起诉垄断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检察官拥有广泛的权限，不仅具有起诉的独占权，而且还被赋予不提起公诉的裁量权。但是，对案件做出不起诉处分就意味着丧失了法院审判的机会。如果检察官根据不当的政治考虑，对重要案件做出不起诉处分，或者为包庇侦查机关、追诉机关内部犯罪而不起诉处分，那么重要的犯人就可能逃避法律处罚。因此，为了防止检察官公诉权的滥用，也有必要建立不当不起诉的审查制度。1948年7月12日，日本《检察审查会法》颁布实施。检察审查会制度正式确立，《检察审查会法》是该项制度实施的主要法律依据。

(二)检察审查会及其职权

日本检察审查会是根据《检察审查会法》设立的独立性机构，由11名检察审查员组成，不受检察机关管辖。检察审查会作为法院预算的一部分向国家申请经费。设有地方法院或者设有地方法院支部的地方，均设立检察审查会，目前全国共有200余处(有的说是201处)，其中东京设有第一检察审查会和第二检察审查会。

检察审查会独立行使下列两项职权：一是对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是否妥当进行审查;二是对于如何改善检察事务进行建议和劝告。行使前一项职权时，可以根据控告人、检举人、请求人或被害人的申请进行，也可以经半数以上的检察审查员同意，依职权主动进行。

(三)检察审查员的选任

日本检察审查员的选任，由市或区的选举管理委员会和检察审查员事务局通过抽签实施。根据《检察审查会法》规定，具体程序是：各个市或区的选举管理委员会根据选举人名薄的登记数，按照比例抽取检察审查员候补者预定者，从预定者内经过资格调查后，再抽取检察审查员候补者，并制作检察审查员候补

者名薄。每年10月抽选检察审查员候补的预备人员，11月抽选检察审查员候补者，12月将检察审查员候补者名薄送交检察审查员事务局。检察审查员事务局根据各市或区送交的检察审查员候补者名薄，在检察审查员缺员时，从中抽选检察审查员候补者，对检察审查会的人员进行补充。被选为候补者后，会收到检察审查会的信，告之被选为检察审查员的候补者并确认是否适合担任候补者。检察审查员属于非常勤的公务员，任期六个月，没有报酬，但是被召集时，支给当日的交通费、伙食费及住宿费等。

根据《检察审查会法》规定，检察审查员从具有众议院议员选举权的国民中产生，但下列人员不能担任检察审查员：①小学未毕业者，但具有小学同等学力以上者，不受此限;②破产后未复权者;③被判过徒刑或者禁锢一年以上者;④裁判官、检察官、律师、都道府县知事、市乡村长、法院职员、检察院职员、警察、军人等。

(四)检察审查会会议制度、审查程序及效力

检察审查会会议是检察审查员行使职权的主要形式，每次开会前，首先由11名检察审查员进行宣誓，并在宣誓书上签名盖章，然后进行互选产生检察审查会会长。会议由会长主持，内容是非公开的，主要是调查检察厅的资料以及询问证人等。会议的结果由半数以上同意时通过，但是得出“应当起诉”的决议时，必须有8名以上检察审查员的同意。经过检察审查会会议的审议和讨论，提出“应当不起诉”的决议，或者认为案件达到起诉的程度时，提出“应当起诉”的决议。检察审查会的决议必须以书面形式并附理由送交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官的上级检察官。同时，有申请者要告之申请人。但是，检察审查会的决议不必然具有使检察官改变原不起诉处分的效力，只具有建议作用。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官的上级检察官参考决议的内容后，认为应当提起公诉的，履行起诉手续。

二、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与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比较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和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非常类似，二者都是对检察官的监督制度，又是国民参加司法活动的一种具体方式。但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是：

(一)监督人员的选任机制不同

日本检察审查员的选举由市或区的选举管理委员会和检察审查员事务局通过抽签实施，担任检察审查员的资格较宽，人数也较多，并有大量候补者，但检察审查员任期较短，仅为六个月(详细情况参见本文第一部分论述)。

而我国的人民监督员，根据《规定(试行)》的规定，则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经民主推荐、征得本人同意、考察后确认。实践中，在聘任时由检察长颁发聘书，检察机关具有较大的主动性。人民监督员的任期为三年，连任不得超过两个任期。人民监督员的名额，由各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确定。

(二)监督组织的独立程度不同

日本检察审查会是一种独立性机构，不隶属于检察机关，经费也是相对独立的。

而我国的人民监督员的独立性，不管从人员选任方面，还是从经费方面，人民监督员受检察机关制约较大。根据《规定(试行)》规定，人民监督员因履行职责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通讯等费用，应当由人民检察院给予补助;无固定收入的人民监督员在参加监督活动期间，由人民检察院参照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按实际工作日给予相应补助。人民监督员在节假日参加监督工作的，由人民检察院给予适当补助。人民监督员因参加监督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检察院为实施人民监督员制度所必需的开支，列入人民检察院业务经费，向同级财政申报，纳入财政预算。

(三)监督组织介入的阶段不同

日本检察审查会实行事后监督的方式，在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才予以监督。

我国人民监督员实行事中监督(拟作不起诉、撤案处理的)和事后监督(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而审查逮捕部门予以维持的)两种方式，其中前者监督的时间大大提前。

(四)监督的范围和方式不同

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对检察官所有不起诉案件实行监督。监督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检察审查会做出“应当不起诉”的决议，或者认为案件达到起诉的程度时，提出“应当起诉”的决议，并建议检察机关起诉。另外，对于如何改善检察事务，可以进行建议和劝告。

我国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较为广泛。根据《规定(试行)》，首先，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下列情形实施监督：(一)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二)拟撤销案件的;(三)拟不起诉的。涉及国家秘密或者经特赦令免除刑罚以及犯罪嫌疑人死亡的职务犯罪案件不适用前款规定。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听证、评议并提出监督意见。其次，人民监督员发现人民检察院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意见：(一)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二)超期羁押的;(三)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四)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五)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纪情况的。第三，人民监督员可以应邀参加人民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其他执法检查活动，发现有违法违纪情况的，可以提出建议和意见。

(五)监督程序方面存在的区别

日本检察审查会由11名检察审查员组成，会议的结果由半数以上同意时通过，但是做出“应当起诉”的决议时，必须有8名以上检察审查员的同意。检察审查会的决议必须以书面形式并附理由送交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官的上级检察官。上级检察官参考决议的内容后，认为应当提起公诉的，履行起诉手续。

我国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时，根据《规定(试行)》，应当根据案情需要及时确定3名以上、总人数为单数的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监督工作。参加案件监督的人民监督员，应当在人民监督员名单中依照排序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参加案件监督工作的人民监督员每次临时推举其中一人主持评议、表决。人民监督员在表决时具有同等的表决权。表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应当分别根据职责权限，对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和有关检察业务部门的意见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听取人民监督员和有关

检察业务部门的意见。审查后同意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有关检察业务部门应当执行;检察长不同意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应当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检察委员会不同意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应当依法作出决定。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应当认真研究人民监督员的不同意见。检察委员会的决定与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不一致时，应当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向人民监督员作出说明。参加监督的多数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复核工作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转交案件承办部门办理。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复核并反馈结果。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六)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自己的特色

通过上述中日制度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很多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应当坚持和发扬的。

1、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在监督对象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焦点集中在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上，其中对逮捕有异议、拟作撤案、不起诉的，都要予以监督。查办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一项重要权力，历来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对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的，在诉讼程序上有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予以制衡，但是对于撤案、不起诉来讲，则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制约;对于逮捕措施，由于我国不实行法院令状主义，虽有内部监督制约程序，同样也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制约。人民监督员制度将上述三种情形纳入监督范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非常符合权力制衡和外部程序性规制的规律。

2、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在程序操作上具有较强的规范性。根据《规定(试行)》的规定，在检察工作中出现上述三种情形时，承办案件的部门应按什么程序办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工作如何进行，均可按规范的程序进行操作。可见，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已初具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

3、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在监督效力上具有较强的程序刚性。人民监督员在监督过程中，享有很大的权利，不仅可以向检察官提问，必要时可以旁听案件承办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

述、听取本案律师的意见，而且对所监督的案件具有表决权，其表决意见是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作出决定的重要参考依据。参加监督的多数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复核并反馈结果。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这些程序上的刚性规定，有力地增强了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效力。

4、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在监督方式上是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的结合。根据《规定(试行)》的规定，我国人民监督员对逮捕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对撤案、不起诉的监督属于事中监督。逮捕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具有严格的审查期限，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要求人民监督员事中介入监督是不现实的，作为事后监督较有可行性。而撤案、不起诉决定，在时间上要求较为宽松，将监督时间提前到作出决定前，有利于检察机关最终作出既定效力的决定，防止事后更改影响决定的权威性。这种相互结合的监督方式更加符合我国检察机关权力运作的实际状况。

三、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及其改革的启示暨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一)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的改革动向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对促进检察官正确有效行使检察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通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检察审查会的决议对检察官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是否参考审查会的决议，完全取决于检察官自身的判断。其次，检察厅在接到检察审查会的决议通知后，没有报告采取事后措施的义务。这样，即使检察官维持原来的不起诉处分，也不用告知理由。再次，对于检察官的不当起诉没有任何监督职权。另外，检察审查会还存在着人员、经费等各种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缺陷，日本目前正在着手检察审查会制度的改革。2001年《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 对改革提出了意见，2002年《日本司法制度改革促进计划》 提出一系列目标和措施：导入给予检察审议会决定以一定的法律约束力的制度。要完善制度，使检察审议会就检察事务的完善问题能向检察长直接提出建议、劝告，同时要使该制度实质化。同时还要完善组织机构，使国民的呼吁反映到检察厅运作 的整个过程中。最近，日本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本部还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崭新的改革方案，该方案的主要精神是，其

一、当检察审查会做出应当对该案件进行起诉的决议时，检察官必须在三个月内对是否提起公诉进行研究，坚持不起诉的，必须将其理由向检察审查会作出汇报。检察审查会可以第二次做出应当起诉的决议，该决议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在此情况下，检察官必须对案件提起公诉，交付审判。其

二、当上述的案件提起公诉时，由管辖案件的地方法院指定的律师代替检察官行使提起公诉的职责，并可以委托检察官指挥检察事务官或司法警察对案件证据等进行再侦查。其

三、检察审查会对检察官做出的不起诉处分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律师对此提出有关的专业知识的参考意见，以加强检察审查会决议的法律依据。其

四、检察审查会对检察事务的改善提出的劝告，受到劝告的地方检察厅的检事正(即检察厅负责人)必须对此劝告做出回复。其中很多内容对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进一步完善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的启示暨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我国目前试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依据高检院的内部规定进行的，是一项外部监督机制的改革和探索。即使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有法可依，也还存在进行改革的方面。从日本的实践以及改革动向上看，对检察官的监督应符合一般监督原理：作为外部监督体系和机制，监督者应有独立的地位并伴随相关制度保障;监督范围应作适当地界定，使之符合司法经济和效率原则，重点放在终局性处分上;而且监督应是有法律效力的，没有法律效力的监督其存在和发挥作用将是非常有限的。这些问题，对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丰富和发展人民监督员制度，另一方面，对日本等国先进的法律制度予以批判地借鉴，抓住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再修订的有利时机，对人民监督员的遴选程序、监督的独立性质、范围和效力进行立法研究，促进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未来的有关立法中得到规范和发展。

启示之一：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应有更为科学的方式。从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基本上掌控在检察机关自身，选任的方式一般基于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的民主推荐，选任缺乏权威性。此外，对人员素质的专业性要求与期待国民的普遍参与限于矛盾的境地。解决这些不足

之处，可以考虑以下途径：第一，选任人民监督员应由人大部门选举委员会而不是由检察机关自己组织实施;第二，人民监督员名单应覆盖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口，具体条件可以在年龄、公民权、有无犯罪记录、阅历、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等方面予以限制，不以有无法律知识为限，但选任者应有参与监督的时间保障;第三，建立人民监督员侯选名单制度，凡列为基层选举单位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的人员，按人民监督员条件进行专门审查，符合条件的一律列入“人民监督员候选人名单”，“名单”每五年换届选举时重新审定，供每年例会时从中随机遴选产生人民监督员，任期以一年为宜;第四，人民监督员由检察机关的同级人大常委会予以任命。此外，应加强人民监督员的学习和培训。

启示之二：人民监督员组织应当具有中立性。我国目前的状况还不能消除人们对“检察机关自己请人监督自己”的疑问，解决的方法是将人民监督员的临时组织设在人大常委会或者其下属有关委员会名下，使之隶属于同级权力机关，并享有独立的经费。同时建立健全人民监督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制度保障体系，真正作到监督组织的中立性，才能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关于各级人民检察院现在所设立的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应作为一个联络机构，发挥信息沟通和保障服务的作用。

启示之三：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应做科学界定。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的界定，实践中有不同的论调，我将其归纳为缩小论、扩大论和有所缩小有所扩大论等观点。缩小论主张将逮捕排除在外;扩大论主张将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和决定不起诉的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也纳入监督范围;有所缩小有所扩大论主张将逮捕排除在外，但应将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决定不起诉的纳入监督范围。

关于案件的监督范围，日本是只对不起诉案件实行监督。似乎给予缩小论者以借口。但是，日本之所以没有将撤案和逮捕两种情形包括进去，是因为日本实行逮捕令状主义，由法院审查批准，对检察官的执法行为，通过法院来监督制约。此外，日本检察官对案件的处理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终局处分，包括起诉和不起诉，二是中间处分，包括中止和移送。由于日本的检察官对案件没有撤案权，只有不起诉是在没有法院监督制约的情况下作出的终局处分，因而需要受到监督。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应立足于我国的司法体制，在我国没有实行法院令状主义的情形下，将逮捕排除在外，那么对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是不完整的。

日本检察审查会对不起诉案件的监督包括所有的刑事案件，似乎又对扩大论者提供了依据。但是，根据日本刑诉法，检察官是拥有广泛的侦查权的，可以对任何案件进行侦查，这与我国刑诉法的规定不同。在我国，刑事案件分两种，一类是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一类是检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对前一类案件，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可见，对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不起诉，已经体现了外部监督，再由人民监督员予以重复监督是不符合诉讼经济和效率原则的。而对后一类案件，虽然也实行监督，但是属于内部监督，其效力是存在质疑的，因此，对后者也需要建立一种类似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同样，对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批准逮捕，也存在相应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而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决定逮捕权却是通过内部监督来实现的，同样存在质疑之处。所以，也需要建立一种类似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纵上所述，缩小论和扩大论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从而，有所缩小有所扩大论也就站不住脚了。所以说，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目前的监督范围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改革要求的。

启示之四：应进一步强化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拘束力。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监督程序和效力太缺乏刚性，所以其作用发挥非常有限，因而日本正在加强这方面的改革。关于这方面，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更具有程序和效力刚性。从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动向来看，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要在坚持自身优点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强化监督的效力。因为没有效力和效率的监督是没有意义的。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制度可与检察委员会制度结合起来，赋予人民监督员决议更强的效力，只要人民监督员的独立决议与检察机关原决定或拟作决定不一致，就必然启动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程序。

启示之五：提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权威性必须加强立法工作。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是有法(即《检察审查会法》)可依的，而我国只有高检院内部《规定(试行)》。因此，为深入实施人民监督员制度，应当加强立法工作，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从而增强监督的法定性和权威性。对此，至少有两种途径可

供选择：一是，利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之机，积极建议将人民监督员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二是，如果前者做不到时，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国家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制定一部专门的《人民监督员法》，以替代目前的《规定(试行)》。

第二篇：日本地方公债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地方公债市场化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公债作为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方面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2014年8月新预算法颁布，明确规定我国地方政府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发行地方公债，结束了分税制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禁止发债的历史，但我国地方公债制度还不够完善，而日本地方债制度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地方债券制度，其市场化改革以来逐渐完备化，为我国地方债制度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字：地方债 市场化改革 改革方向

一．日本的地方债制度市场化改革

（一）.日本地方债市场化改革的背景

日本地方债制度自实施以来，对推进日本地方公共事业的发展、改善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债务偿还财源主要由政府财政来承担，近年来随着地方债的迅速扩张，问题不断凸显。首先，地方债占GDP比重已高达40%，远超过国际上这一比例最大的两个国家（瑞典和美国，二者均为11.3%)。其次，地方债负担率高，已接近国际危险线。2006年，日本北海道夕张市宣布财政破产，引发了对政府财政破产的隐忧。此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软化、市场规律和纳税人的监督职能弱化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使得本已恶化的财政雪上加霜，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为改变这种现状，20世纪末开始，日本地方债制度走向了市场化变革。

（二）.日本地方债市场化改革内容

1.推行“三位一体”财政制度改革

二十一世纪以来，为解决地方财政赤字问题，日本中央政府推行了地方分权化改革。2002－2006年，以“财源再分配”为着力点，推行了包括“中央向地方的税源转让”、“国库支出金的废止和消减”、“地方交付税的改革”在内的“三位一体”的财政制度改革。在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职能范围的同时，将部分税收权限下放给了地方政府。2.地方债券发行制度变革

2006年，日本地方债发行由之前中央政府主导的“起债许可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体政府共同管理的“起债协议制度”，改变了长期以来地方发债必须获得总务省大臣或都道府批准的规定，增加了地方自治体议会的批准权限。这一转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财政的压力，也增强了地方自治体债务管理的风险意识，具有积极意义。3.地方债的融资结构变革

长期以来，日本地方债的资金来源以政府资金为主。2001 年，《资金运用部资金法》的颁布和2006年之后的邮政民营化的一系列改革，显著降低了地方债资金来源中的政府资金比重，逐步转向以民间资金为主。数据显示，地方债资金来源构成中，2002 年，政府资金的比重（45.7%），远超过市场公募债的比重（11.5%）；2009年，这一局面被扭转，后者（26.5%）反超前者（25.2%）；之后，这一趋势继续延续，2012年，后者（29.9%）与前者（24.4%）差距进一步拉大。4.地方债发行方式变革

2002年，东京都政府率先进行改革，突破了总务省统一规定的制约，采取了独自决定其债券发行条件的“个别条件交涉方式”，并成为主流发行方式。2007年9月以来，所有自治体的公募债发行都由“统一条件的交涉方式”转变为“个别条件的交涉方式”，日本地方债发行方式完成了市场化的根本性变革。5.推行市町村合并，提高公共设施与服务的利用效率

二十一世纪以来，为保证“地域内自我解决”的地方财政重建、再生计划的实施，日本推进了市町村合并的行政区划改革，不仅提高了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而且活跃了地方经济，增加了政府税收。

二．我国地方债制度现状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地方政府债券一度风行，许多地方政府为筹集资金修路建桥。为防范地方政府过度举债，1994年制定预算法时明确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堵上了地方政府发债的道路。

综合考虑地方发展需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等多方面因素，2004年8月新预算法确立了堵疏结合的原则，即在为地方政府举债“开正门”的同时，也设置了若干安全阀来“堵偏门”，从六个方面确立了地方政府举债的基本规则。

一是举债主体，规定只能是经国务院批准的省级政府；二是用债方向，要求只能是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三是债务规模，实行债券发行限额管理，不能超额发行。四是还债能力，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来源。五是管理机制，规定了有关的债务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等。六是法律责任，明确规定了违规举借债务或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法律责任。这些规定把地方政府在举借债务开闸的同时，为政府举债的风险能够控制在合理区间套上了法律的“紧箍咒”。

三．日本地方债市场化改革对深化我国地方债管理改革的借鉴与启示

（一）做好新预算法实施的立法配套工作，为深化我国地方债管理改革提供法治保障

2014 年8月，实施近20年的预算法完成首次大修，新预算法将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新预算法增加了允许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规定，同时从举债主体、用途、规模、方式和风险等五个方面做出限制性规定。这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管、怎么还的问题，对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新预算法对一些一时还难以具体规定的问题仅做了一些原则性规定，同时我国各地预算管理的水平差别也较大。因此，要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能力和水平，做好新预算法实施的立法配套工作，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增强新预算法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性，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改革提供法治保障。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比重

就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而言，与日本相类似，我国也是中央政府占主导地位，事权配置重心偏低，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承担过多的实际支出责任，是近年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和举债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进一步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从源头上控制地方债务风险。

（三）适当合并部分地方行政区划，提高公共财政效率

目前，我国行政规模庞大，这不仅体现在财政供养人员数量上，也表现在政府机构设置乃至行政区划单位设置上。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进一步优化了中小城市格局，解决了地方行政区划格局的部分突出问题。然而，我国行政区划规模庞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地级、县级、乡级行政区划单位分别为333个、2853个、40497个，其中，地级和乡级行政区划单位分别比2011年多1个和31个。如此庞大的行政区划单位设置，势必增加日常行政开支，从而“挤占”公共设施建设资金。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部分乡镇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利用效率降低。合并部分行政区划有利于优化公共基础设施及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活跃地方经济。

参考文献：《日本地方债研究与启示》 刘晓丽 2010年财税改革 《日本地方债的市场化变革》 徐田华 学习时报

《日本地方债制度及变革分析》 庞德亮 现代日本经济 2011年第5期 《日本地方债制度考察》 魏嘉宁 王彤

第三篇：人民监督员让检察权运行更加规范制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让检察权运行更加规范

郭洪平

七年试点成效不凡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于2003年报经中央同意并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后试行的一项重要司法改革。这项制度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选任的公民有序参与的方式，重点强化对查办职务犯罪等工作的监督，在切实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同时，有效促进检察队伍建设。

2003年8月，高检院部署在辽宁、内蒙古、天津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首先启动试点工作。2004年10月之后，在先期试点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试点工作逐步扩大。截至2010年9月，全国共有3137个检察院开展了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占各级检察院总数的86.5%。各级试点检察院先后选任人民监督员3万多人次，其中，工人、农民、军人、企业职员和少数民族公民、妇女等各占一定比例，具有充分的广泛性、代表性和民主性。试点期间，人民监督员共监督检察机关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和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等“三类案件”32304件。其中不同意检察机关拟处理意见的1635件，检察机关采纳1054件。对检察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超期羁押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的，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的，检察人员在办案中有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五种情形”提出监督意见1000余件，均已经办结并向人民监督员反馈。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安排，会同有关机关就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论证，对试点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认真总结，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措施，形成改革的具体实施意见向中央政法委进行了汇报。2010年10月，根据中央要求，高检院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

高检院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说，人民监督员制度七年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赞誉，得到了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成效着实不凡:

第一，有效地防止了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可能出现的差错。实践证明，由来自社会各界的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及时对案件的处理提出监督意见，能够促使检察机关增强办案的责任心，有效防止和及时纠正在逮捕、撤案、不起诉等环节上可能发生的问题。仅举一例:某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冀某涉嫌贪污案，公诉部门认为认定冀某贪污的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拟作不起诉处理。人民监督员监督后认为，犯罪嫌疑人冀某利用职权分得赃款16万多元，虽案发后已退还，但其贪污行为已完成，现有证据基本可以认定其构成贪污罪。故表决不同意拟不起诉意见，建议提起公诉。该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经研究，决定采纳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对犯罪嫌疑人冀某提起公诉。经法院一审判决，冀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第二，体现了诉讼民主，促进了人权保障。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案件一般是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中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环节，将这些环节交由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体现了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和诉讼民主的要求，不仅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结合上促进了司法公正，而且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有效地促进了在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

第三，促进了规范执法，提高了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不仅增强了办案的透明度，也促使检察人员转变执法观念，更加注重依法办案和文明办案。据统计，2003年至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起诉率由80.8%上升到91.6%;不诉率和撤案率分别由19.2%和5.7%下降到8.5%和2.8%，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整体水平明显提高。

第四，促进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维护了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可以有效地排除办案中的干扰和阻力，增强检察干警依法办案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

第五，防止和减少了办案中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促使办案人员进一步转变执法作风、规范执法行为，办案中的违法违纪现象逐年减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试点期间，人民监督员工作得到党中央和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关心和支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理解和赞同。

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通知》、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和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有关重要文件中，都对进一步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提出明确要求，指出要促进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制化。

2004年至2010年的全国“两会”在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人民监督员制度高度关注和给予充分肯定，共提出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的议案20项、提案4项和建议8项，要求将人民监督员制度纳入国家法律规范。

人民监督员制度相继被写入《200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05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和2008年《中国的法治建设》、《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2010年《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等六个白皮书。

绝大多数省(区、市)党政机关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对试点工作作出批示，要求按照中央指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搞好试点工作。山东、四川、天津、云南等20多个省(区、市)的人大常委会听取了检察机关试点工作情况的汇报，对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全面推行意义重大

2010年9月，中央政法委第15次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第7次专题汇报会，专门听取了高检院关于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有关情况的汇报，同意检察机关从2010年10月起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

10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检察机关进行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进行了周密部署。以此为标志，人民监督员工作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人民监督员工作办公室负责同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监督员制度从试点到全面推行，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新形势下的各项检察工作意义重大。

首先，这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深化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党中央对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完善司法监督制度高度重视，先后两次把人民监督员制度纳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多次对人民监督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这为进一步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

其次，这是检察机关完善自身监督制约机制，保障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反复强调，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不断强化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确保司法权的正确行使。检察机关坚持把强化自身监督放在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建立健全包括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机制，不断强化对查办职务犯罪等各项工作的内外部监督制约，取得了明显成效。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不仅把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行范围扩大到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而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监督程序，强化了监督措施，对于更好地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效能、促进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这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既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检察工作特别是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检察机关自身公正廉洁执法，又能够有效推动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规范执法行为，改进执法方式，提高办案质量，从而更好地发挥执法办案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的基础作用。

倾力做好下篇文章

如果说开展试点取得经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上篇文章，那么，全面推行以及之后的健康运行并最终步入法制化轨道，则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下篇文章。

最高人民检察院给各级检察机关明确了工作任务:要按照中央要求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迅速行动起来，确保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按时启动、有序推进。一是，进一步改进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在以上级检察机关选任、联络服务为主的同时，各省级检察院可以选择一两个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市，组成人民监督员选任委员会进行选任、管理试点;二是，进一步调整案件监督范围，将原“五种情形”纳入刚性监督程序的范围，同时把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具有终局性的其他环节也纳入监督范围;三是，进一步规范监督程序，结合人民监督员选任方式和监督范围的变化，改进案件监督的组织方式，统一监督程序，完善人民监督员评议表决程序，切实做好监督程序与诉讼程序、办案程序的衔接工作;四是，进一步发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作用，健全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建议办理机制，积极拓展接受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渠道，完善人民监督员联络服务机制。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确保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工作规范运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试点经验、全面梳理整合原有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并下发执行。同时，继续利用大众传媒广泛宣传推行这一制度的重大意义，不断扩大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影响;认真开展理论研究和立法论证工作，积极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制化进程。

■背景链接

专家评价: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引人瞩目的制度创新。说它“创新”，是因为这项制度不同于法院审判的陪审制，外国没有过，中国也从未有过，是由我们根据中国国情探索创建的。此项制度试点后，得到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现在应当考虑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立法化了。

周光权(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强化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机制、扩大诉讼民主、促进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其他监督制度难以替代的独特功效。目前，各地党委、人大对该制度的推行给予充分肯定，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监督员包括检察机关要求将这一制度规范化、法制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樊崇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群众有效参与国家管理、参与国家事务的一种方式，也是检察机关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的一种渠道、一种途径。

王利明(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行，增强了检察机关执法的透明度，使社会各界都能够对检察工作进行了解，从而有效实现了社会对执法部门的监督。

第四篇：日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实施，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变得越来越多，加上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的快速发展趋势，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老年人群体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将大幅度的增加，这对目前国内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新的的挑战

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程度远高于中国，在养老保险政策特别是在农村养老保险金的制定及实施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由国民年金制度，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和农民年金制度构成国民年金制度

国民年金，即日本全体国民皆可以享受的养老金制度，也是日本的基础养老制度。具有参保资格的人员分为二类：20-60岁的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厚生养老金制度的加入者及各共济组合的成员和前者参保者的配偶。参保农民每月定额缴纳

1.33万日元，凡加入时间在25年以上，年龄在65岁以上的参保者均可领取基础养老金，加入该制度40年的参保者，退休后每月可领取最高6.7万日元的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按照责任共担原则，其财源构成，国家负担三分之一，其余部分由个人缴纳

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日本政府为向不满足于基础养老金的农民参保者提供更高层次的养老保险,缓解不同参保者间的差距,于上个世纪80 年代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1991 年开始实行国民养老金基金制。规定凡满20 周岁以上60 周岁以下的农民均可自加入,每月需缴纳“附加保险费”,满65 岁后,除可获得基础养老金外,还可获得“附加养老金”;凡被豁免缴纳国民养老金保险费及申请加入“农民年金”者,则不得再申请加入国民养老基金,已加入的中途不得退出。此类养老金的支付分为无期与有期两种，标准金额可自主选择，同时享受税制的优惠。

农民年金制度

农民年金制度是1971 年1 月建立的。它对作为国民年金被保险者的农民,在支付国民年金的基础上,就经营权转让及老龄等两个因素进一步支付的年金。该制度旨在稳定农民晚年生活,提高福利水平,是国民年金制度的重要补充。不同的是,农民年金的加入并非强制性,完全尊重农民个人意愿,由个人自愿提出申请缴纳保险费。但申请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凡满足必要条件者,当被保险者跨入老年行列,若转让其经营权,则与缴纳保险费的期间相适应，支付其经营转让年金,若不转让经营权,则被保险人在满65 周岁时支付其农民老龄年金。农民年金制度运转的主要经费来源是保险费与财政补助，财政补助比例依据参保者的年龄和参保年限而规定不同的补助标准

对中国养老保险的启示

借鉴日本在老年养老保险制度上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国家未来面对新形势及制定相应的政策

有着积极的作用。

加快经济发展，为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提供雄厚经济来源

日本的经济发展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了较充分的物质准备，而我国经济发展只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较少的物质准备。所以完善我国养老保 险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大力发展我国经济，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企业利润.提高政府收入，使养老保险能有充分的资金来源，从而避免养老金支付危机的发生，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

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

公平的养老保障制度应该没有身份的差异，无论是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还是企业 员工、自由职业者，或是农民工，各人均应承担相同的自缴比例，到期均可以享受平等的社会养老标准。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通过个人缴费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筹集资金，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保障城镇居民老年基本生活。

大力发展企业(职业)补偿养老保险。

为了弥补统一制度后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下降，则必须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保险及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尤其是企业(职业)年金。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即建立基本养老保 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建立辅助的护理保险制度

在人口老年化的同时，我国近年来还实行计划生育制度，结果使我们下二代年轻人的数量急剧 减少，再加之女性的职业化日趋普遍，我国传统的老年人“家庭护理”越来越不能满足老年人生活的需求，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将来老年人的“家庭护理”已经是不 太可能。鉴于此我国也应象日本那样建立护理保险制度。通过护理保险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规范和高效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为广大养老家庭提供各种生活服务

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能够向能够向老年人提供综合的福利及医疗服务。将原来分离的老年人福利制度和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整合，可以创建了一个方便、公平、有效的全体社会支援的老年人护理体系。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筹资渠道少、筹资能力弱

目前农村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投入，二是农村集体经济，三是农民自身收入。在国家财政投入少，农村集体经济给予补助的政策落

实出现困难的条件下，农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更加大了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筹集难度。2003—2007年，农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0.36%，落后于同期我国GDP年均10.6%的增长幅度，也大大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这直接制约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渠道。

保险覆盖面有待扩大

我国农村参保人数占全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只有7%左右，占第一产业即从事农业生产 的人口也只有平均15%左右

导致我国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的原因如下。(1)个人参保意识不够高。(2)政策宣传和组织实施力度不大。

保障水平偏低

(1)集体经济薄弱，个人收入增长缓慢。保险标准低。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完全积累型的个人账户制，养 老金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积累期限和积累规模，投保期限越长、缴费金额越多，收益就越多。其实质更类似于一个低保障、低缴费水平的农民养老保险个人储蓄计划，如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只能领 取4.7元。如果一次性缴费100元，对于现在20岁的人来说，到60岁时开始领保险金时，每月也只能拿到104元。这样的保障水平显然难以满足农村老年 人的生活需求，难以真正实现养老保险的功能

(2)基金保值增值效率低。

3．管理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

(1)政府功能未充分体现。

(2)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3)改革措施不协调，束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

基金管理较为松散。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采取属地化的管理方式，并下放到县级，而我国很多县级财政为“吃饭财政”，难为当地的农村养老保险提供财政补贴，资金挤占挪用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公共财政难以执行统一的管理监督，无法及时化解财务风险，造成了极大的财政隐患。在1999年农村养老金移交劳动部门之前,农村养老保险机构靠提取3%的管理费维持运转，农村养老金被挪用和违规拆借所造成的损失也难以估

第五篇：国外经验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启示

经济1013班肖元轶 20102089

国外经验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我国目前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1.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问题。由于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体制的弊端导致医疗服务市场

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医疗服务缺乏需求弹性,具有垄断性和价格刚性。较高的专业性使医疗服务具有法律性垄断地位,且让医院具有卫生服务供给的排异特权。

2.我国基层医疗资源匮乏,医疗资源分布结构性不合理。目前我国基层医疗机构,设备

落后、人员素质较低, 服务态度差。而大医院不管是在人力、物力还是财力上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人们不管大病小病大多直接选择去大医院,导致我国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医疗费用居高不下。

3.我国医保个人账户对需方的约束作用不足。健康的年轻职工可能会为了花掉过多的个人账户资金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医疗消费。个人账户的管理混乱,医保卡变成购物卡、冒名看病等现象不时发生。医保机构却缺乏相应的监督、审核机制。

4.药品费用的实际控制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部门制定的最高限价远远比

市场成交价要高。部分降价药由于利润太低,医生又不开降价药等现实情况导致企业亏损严重而被迫停产,药品被淘汰出市场,老百姓并没有得到降价的好处。这些情况使得政府的药品费用控制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5.起付线、封顶线的设定的合理性问题。限额设定不合理。我国起付标准原则上控制

在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左右,由于我国个人收入差距大,导致起付线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意义不同。对于收入较高的阶层,起付线的设置太低,不足以起到控制医疗费用的作用;对于收入较低的阶层,可能超过其承受能力, 难以发挥正常医治小病的作用,导致小病变大病,最终增加了医疗费用。

二、国际经验对我国医疗保险机制的启示

1.美国在解决医疗服务市场特殊性问题方面给我国的借鉴。美国的医疗保险从一开始就引入市场机制,加强各个医疗主体之间的竞争,工作效率高和成本低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将会被 保险机构优先选择,加强了医疗机构的激励机制。美国还有一套对供方的监督机制,那就是 在医疗服务提供前对医药服务的必须性和恰当性进行审核;建立了整套衡量医疗资源是否合理使用的评价标准;设立了具有法律地位的医生同行评议机构PROs和监控部门UR,一旦发现医疗机构有诱导患者需求或者提供过度医疗服务,医保机构有权不向医疗服务的供方提供病人的医疗费用。

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可以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强医疗机构之间 的竞争,通过让医生或医生团体展开自由竞争的方式,使患者获得性价比较高的医疗服务。

2.英国建立的全科医生制度在合理利用基层医疗资源方面做得比较成功。通过合同管

理的方式,英国将全科医生融入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之中,并被纳入所在地区的初级医保团。全科医生决定患者能否去更高一级的医院去就诊,充当着医疗服务“守门人”的作用。英国还 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医疗的投资力度。初级保健小组得到国家的直接拨款,并直接支配国家卫 生服务预算的75%。

3.新加坡在解决个人账户对需方的约束作用不足问题方面给我国的启示。作为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其医疗储蓄制度很符合我国的国民习惯,并且在医疗保 险费用控制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绩效,很有借鉴意义。在个人账户的约束机制方面,新加坡 主要做法是明确个人责任,政府鼓励公民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其个人储蓄账户包括医疗、住 房、养老和教育基金等。个人储蓄的来源主要来自个人和雇主,需方在医疗消费时主要是自己付费,如果个人在医疗费用上花费过多的资金,那么住房和教育方面的资金就少。

因此,我国的医疗保险要进一步的明确个人责任。政府设计合理的、综合性的个人

账户制度 ,使个人真正珍惜个人账户中的基金,例如可以加大个人筹资力度,统筹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个人基金。

参考文献：

[1]徐伟《国际经验对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机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2期

[2]向往海瑞 《美国管理式医疗保险对中国医改的参考价值》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3]张仲男.国外医疗费用控制经验之借鉴.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08,25(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