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根据联合国老龄化社会标准，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便称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截至2009年底，我国老龄人口已达1.67亿，占总人口的12.5%，表明我国开始进入“老年型”国家，并且社会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养老人群的扩大，给我国养老保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国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概要
目前，有代表性的养老保险模式有四种，即美、德、法等国的传统型养老模式，英国、日本、瑞典、加拿大等国的普惠制福利型模式，俄罗斯、东欧诸国的国家型保险模式，智利、新加坡和瑞典等国的储蓄积累模式。
1.传统型养老保险。传统型养老保险以美、德、法等国为代表，选择性覆盖部分社会成员参加保险，强调待遇与工资收入及缴税相关联。德国作为现代社保制度发源地，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其养老保障体制发展时间较长，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德国养老保险目标在于保障退休者及其配偶生计，维持其购买力。目前，其法定养老保险覆盖率已达从业人员的85%左右，包括年老养老金、职业康复待遇、职业能力或就业能力丧失养老金及遗嘱养老金。法定养老保险机构共27个，具有独特法律地位并享有资金管理权，与国家公共预算相脱离。
2.福利型养老保险。福利型养老保险以英国、瑞典、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为代表，贯彻“普惠制”原则，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全体国民，所需资金完全源于政府税收。但是，其保险水平偏低，退休者必须同时加入其他养老保险计划，才能维持基本生活支出。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龄化形势极为严峻，低迷的经济形势、过高的保障水平以及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使得日本必须对现收现付为主、基金为辅的“跨代抚养”制度进行改革。
3.国家型养老保险。国家型养老保险制度曾在多数计划经济国家实行，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实施“国家统包”原则，由用人单位缴费，国家统一组织实施，工人参与管理，待遇标准统一，保障水平较高。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曾采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统包”的社保体系已逐渐退出国际社保领域。
4.储金型养老保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储金型养老保险制度在一批发展中国家实行，以新加坡、智利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代表，强调“自我保障”原则，实行积累基金模式，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个人养老保险账户或“公积金”账户。该模式保险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共同分担，在参保人退休或有特殊需要时，将个人账户基金定期或一次性支付给个人。但是，这一制度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互济互助功能，同时存在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在出现持续通胀和金融危机时将面临困难。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分析
1.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和制度的缺陷，社会统筹账户的资金已不足以支付老年人的工资费用，以致将大量个人账户资金挪用，个人账户“空账”现象严重，据统计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已达1.3万亿元；由于统筹资金不计入个人账户，有些人会认为自己在职时缴纳的养老金没有记录、没有凭证，将来也不会得到保障，从而引发缴费者的“不信任感”，以至拒绝缴费。同时，企业作假账、拒不缴费和欠费现象频发，以上种种问题导致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2.资金管理与运作。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的资金管理缺乏相应法规，资金的收缴、管理和支付环节不规范，无章可循，再加上社会保障资金由隶属于政府部门的机构负责增值和营运，难免会在运营过程中掺杂政府部门行政干预因素。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会同审计署、财政部对1986～1998年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的清查结果显示，12年间仅仅基本养老保险资金被挤占挪用部分高达100多亿元，其中已核准损失的达2 000多万元。近年，各地养老保险资金被挪用、挤占、透支现象时有发生，管理不善导致社保资金损失惨重。同时，由于养老金管理统筹层次低所引发的系列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实力较弱、财政相对困难、收支有缺口的地区无法足额发放养老金，而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养老金数额较大；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待遇差距明显；各自为政的养老金管理体系严重影响劳动力流动和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无法彰显养老保险的“社会公平”作用。国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3.养老方式和养老设施建设。我国主要实行的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模式，然而面临人口众多、老龄化加剧的严峻趋势，社会养老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应确保养老设施投入跟上现实步伐。同时，很多民营养老机构收费水平很高，普通老人根本无法入住，经常出现养老机构“一床难求”和“床位空置”现象。所以，发展全新的家庭养老模式，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成为必需。
4.财政投入。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的比例不高，近两年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仅3%～4%，而加拿大是39%，日本是37%，澳大利亚是35%。截至2008年底,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2.19亿人（含0.5亿退休金领取者）、农民工参保人数0.18亿、农村参保人数0.52亿（含0.04亿养老金领取者），减去养老金领取者，全国参保人口合计2.35亿，按全国劳动人口7.7亿计算，其覆盖率仅为31%。中国的社会保障投入和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偏低，与很多发达国家政府“高投入”、养老保险“全覆盖”相比，我们确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另外，养老保险体制不健全、管理运作比较混乱、养老产业和设施建设较为落后等问题也很突出。
三、国际经验借鉴
1.理清思路，明确养老保障发展模式。各国构建养老保障体系的出发点不同，如日本强调受益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瑞典强调以公民权平等为基础，美国则更注重效率。社会公平与互助是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我国必须根据不同职业和不同阶层的劳动者设立养老保险，理清养老保险发展思路，建议发展以家居养老为主、设施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借鉴日本介护制度，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家居养老模式。政府可发行养老国债，建设围绕家居养老、社区养老所需的组织和设施，建设专门的老年人护理学校，培训专业护理人员，使“家护事业”走向职业化。政府可采取价格补贴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养老产业，逐步将其转让给民营企业承办；集中社会慈善资金和闲散资金，投入养老事业；出台维护老年人权利的相关法律措施，建设老年维权、心理诊室等机构，兴建老年大学、老年活动场所，提供适合老年人发挥余热的就业岗位等，为老年人的生活增加保障、增添乐趣。
2.规范管理，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统账结合仍然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向，借鉴智利账户管理方式，科学设计制度层次，在每个层次上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整合记账模式，对各个层次重新定位功能，相互配合，构建多元化的功能丰富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逐渐增大个人账户资金比例，最终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都纳入个人账户，统一记录，统一管理，避免基金管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中央政府层面形成一个“资金池”，为集中投资管理创造条件，或由中央委托基金管理公司代为管理，促使资金有效保值增值。建立多层次制度体系，包括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强制性完全积累个人账户和自愿商业养老保险。基本社会养老保险需政府通过强制性收取税费来提供，制定各阶层税费率和发放标准来实现公平的分级给付制度；强制性完全积累个人账户由个人和企业共同承担，国家制定税费率，储蓄资金完全进入个人账户，为老年人退休后提供生活保障；自愿商业养老保险作为补充，随个人意愿选择，强调激励，体现差别。
3.提升层次，科学引导资金流向。学习德国提升养老金统筹层次，避免各地养老保险资金被挪用、挤占、透支现象，有效集中运作资金，大额资金可投资资本市场，也可投资前景较好、资金安全性较高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充分引入市场机制，推行投资对象、投资工具的多元化和投资管理的分散化。我国金融市场及市场配套机制发展较晚，但发展势头好、速度快，随着完备的金融投资工具体系的逐步建立，只要在合理运用传统投资工具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各种新的投资工具，就会有效规避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风险，基金增值就能得到可靠保障。同时，把全国的养老基金分散到多家管理公司去组织投资，这样就会出现集中投资给资本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
4.加大投入，扩大保险覆盖面。2009年我国的社会保障投入仅占财政收入的3%～4%，投入养老保障的资金更微乎其微。目前，瑞典的养老保障支出占GDP的38%左右，而我国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中甚至未承担社会统筹基金不足支付时的兜底责任。国家财政不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养老保障改革永远是一句空话。在“十二五”计划中，国家应加大养老保障事业的资金投入，为建立“多层次、宽覆盖”的养老保障体系奠定基础。
5.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保障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效。隐形债务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各国主要通过调整退休年龄、改变养老金给付比例、变现国有资产、发放认可债券、提高财政拨款、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等措施弥补隐形债务。建议我国采取开征社会保障税、发行特种国债、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提升我国经济实力、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人均收入增长），从根本上解决隐形债务问题。制定实施相关监督保障法，也是养老保险制度监管的重要依据。各国多采取综合立法和专门立法模式，通过国家建立统一的社保制度立法，规范各类社保事务，根据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提出新的法律制度调整。我国特别缺乏综合或专门性立法，使得养老保障制度发展不够规范，建议尽快建立养老保险法，对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养老保障中的责任做出明确划分，并明确主体权利和义务，规定政府监管手段、方式和目标。同时，配合出台相关基金运营法，详细规定机构职责、入行资格、监管措施、投资限制、信息披露以及政府兜底责任等方面，为降低养老投资运行风险提供法律依据。
第二篇：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XX年12月14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Louise Fox 女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题为“养老金制度创新：世界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摘要如下：
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避免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书中指出，有四个因素造成了当时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的窘境。一是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加速，这主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出生率造成的。二是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人类老年所需的养老金也逐渐增加。三是越来越多的人较早离开了工作岗位。四是某些国家为了避免高通货膨胀，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这些因素都使得实施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养老保险债务缺口。世界银行建议这些国家从现收现付制度逐渐转变为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三个支柱构成：一是传统的现收现付体系，养老金的支付根据劳动者某几个年份的工资而定。二是基金制的个人账户，这是需要政府强制执行的，也就是劳动者每个月需要把他工资的一部分存入个人的账户，养老金的支付取决于退休时个人账户的资金的总量和预期的生存时间。三是个人的储蓄。
当时，许多国家确实都在采取这一混合的多支柱的体系。而且出于刺激劳动者积极性的考虑，都在向朝贡献确定(defined contribution)的养老制度方向改革,也就是退休后养老金的支付依赖于工作生涯中投资于养老保险的资金总量和预期的生存时间。为什么这些国家不从一个福利确定的(defined benefit)的现收现付制度直接转变为贡献确定的养老制度?主要是转型成本太高，如果完全变为一个纯粹的贡献确定的养老制度，当前这一代不得不要把工资的一部分存入个人账户，由于政府养老保险债务总量已经很大，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只有由当代人支付，这就会极大地打击劳动者的积极性。所以大都是有两种并行的体系，新的劳动者被要求加入新的养老体系，而当前的劳动者可以在旧体系和新体系之间做出一个选择。下面就逐一地分析这些国家采取的措施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大都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改革前大都是现收现付制度。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一是引入个人帐户体系，英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的政府建议劳动者从旧的体系中退出来，加入到个人帐户体系中。二是减少政府的养老保险债务，改变养老金支付的计算公式，例如在价格指数方面的调整。三是加强养老金与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关联性。对于欧洲和中亚的转型国家，在改革中存在一些自身不可避免的问题：存在大的利益集团，高的隐性养老保险债务、低的退休年龄和不完善的政府管理基金体系。因此这些国家仍没有采取基金制的操作办法，只是通过立法提高了退休年龄和逐渐地减少特权群体。拉丁国家中有几个国家采取了单一的个人帐户体系，智利是一个先例。智利政府动用很大财力，形成现有工人的个人账户体系。对于退休工人，则由国家发行国债进行支付，这些国债将会分摊给未来的几代人。除此以外，为了保证低收入水平退休工人的生活，政府还规定了一最低工资水平，不到最低工资水平的，由国家给予补助。玻利维亚和墨西哥也采取了类似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智利的经济环境也比较适宜于采取一个单一的个人账户体系：智利前几年的财政盈余达到了本国GDP的5%，以及养老保险债务总量不是很大。亚洲国家拥有世界二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其人口分布还比较年轻化，所以未来肯定会有一个剧烈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有人预测东亚的老龄人口比例在未来的四十年中会翻三番。因此，亚洲更需要一个快速的养老体系改革。然而，当亚洲国家对现收现付制进行改革时，政府对养老金的管理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些政府对养老金的投资有严格的审查，而且要求养老金只能投资到没有风险低回报率的国债，造成了养老金回报率不高，例如新加坡的年回报率低于2%，别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回报率甚至为负值。但是由于巨额的养老保险债务，可以想象这些国家不会完全放弃现收现付体系，但又必需要采取个人帐户体系，所以未来的取向肯定是一个混合的养老保险体系。
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诞生于改革前的二元经济，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率低，而且在解放初高的出生率也造就了未来快速的老龄化过程。由于当前巨额的养老保险债务和高的农村人口比例，所以中国现在的养老保险改革还不能很快增加覆盖率，而主要是改进以前的养老体系。中国政府目前致力于构造一个三支柱的养老体系来克服当前以及未来的老龄化问题，也就是社会统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相结合的养老体系。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把工人工资的一部分直接划归到个人账户，所以这与世界银行的建议也基本一致。但是，中国也应该借鉴别的国家养老保险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政府应该加大个人账户体系在整个制度中所起的作用，提高养老金依赖于贡献的程度，这样会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会使得个人与政府一起承担外界带来的养老金不足的风险。第二，虽然国外的资金都是由私人管理，但是筹集资金时，鉴于中间大量的交易成本，都是由政府直接征收，然后再交给私人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第三，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基金应该由许多基金公司互相竞争投标，而且在立法上应该放松对它们的管制，允许它们被投资到有风险的高回报的股市，当然政府应该监管这些公司，就像智利那样，如果一个基金公司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政府有权利取消它管理养老保险基金的资格。第四，中国人多，目前仍没有达到老龄化的高潮，所以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应该加速，用立法的手段强制50岁以下或是30岁以下的人必需要加入新的个人帐户体系。
第三篇：日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实施，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变得越来越多，加上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的快速发展趋势，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老年人群体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将大幅度的增加，这对目前国内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新的的挑战
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程度远高于中国，在养老保险政策特别是在农村养老保险金的制定及实施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由国民年金制度，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和农民年金制度构成国民年金制度
国民年金，即日本全体国民皆可以享受的养老金制度，也是日本的基础养老制度。具有参保资格的人员分为二类：20-60岁的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厚生养老金制度的加入者及各共济组合的成员和前者参保者的配偶。参保农民每月定额缴纳
1.33万日元，凡加入时间在25年以上，年龄在65岁以上的参保者均可领取基础养老金，加入该制度40年的参保者，退休后每月可领取最高6.7万日元的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按照责任共担原则，其财源构成，国家负担三分之一，其余部分由个人缴纳
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日本政府为向不满足于基础养老金的农民参保者提供更高层次的养老保险,缓解不同参保者间的差距,于上个世纪80 年代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1991 年开始实行国民养老金基金制。规定凡满20 周岁以上60 周岁以下的农民均可自加入,每月需缴纳“附加保险费”,满65 岁后,除可获得基础养老金外,还可获得“附加养老金”;凡被豁免缴纳国民养老金保险费及申请加入“农民年金”者,则不得再申请加入国民养老基金,已加入的中途不得退出。此类养老金的支付分为无期与有期两种，标准金额可自主选择，同时享受税制的优惠。
农民年金制度
农民年金制度是1971 年1 月建立的。它对作为国民年金被保险者的农民,在支付国民年金的基础上,就经营权转让及老龄等两个因素进一步支付的年金。该制度旨在稳定农民晚年生活,提高福利水平,是国民年金制度的重要补充。不同的是,农民年金的加入并非强制性,完全尊重农民个人意愿,由个人自愿提出申请缴纳保险费。但申请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凡满足必要条件者,当被保险者跨入老年行列,若转让其经营权,则与缴纳保险费的期间相适应，支付其经营转让年金,若不转让经营权,则被保险人在满65 周岁时支付其农民老龄年金。农民年金制度运转的主要经费来源是保险费与财政补助，财政补助比例依据参保者的年龄和参保年限而规定不同的补助标准
对中国养老保险的启示
借鉴日本在老年养老保险制度上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国家未来面对新形势及制定相应的政策
有着积极的作用。
加快经济发展，为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提供雄厚经济来源
日本的经济发展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了较充分的物质准备，而我国经济发展只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较少的物质准备。所以完善我国养老保 险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大力发展我国经济，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企业利润.提高政府收入，使养老保险能有充分的资金来源，从而避免养老金支付危机的发生，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
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
公平的养老保障制度应该没有身份的差异，无论是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还是企业 员工、自由职业者，或是农民工，各人均应承担相同的自缴比例，到期均可以享受平等的社会养老标准。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通过个人缴费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筹集资金，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保障城镇居民老年基本生活。
大力发展企业(职业)补偿养老保险。
为了弥补统一制度后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下降，则必须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保险及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尤其是企业(职业)年金。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即建立基本养老保 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建立辅助的护理保险制度
在人口老年化的同时，我国近年来还实行计划生育制度，结果使我们下二代年轻人的数量急剧 减少，再加之女性的职业化日趋普遍，我国传统的老年人“家庭护理”越来越不能满足老年人生活的需求，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将来老年人的“家庭护理”已经是不 太可能。鉴于此我国也应象日本那样建立护理保险制度。通过护理保险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规范和高效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为广大养老家庭提供各种生活服务
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能够向能够向老年人提供综合的福利及医疗服务。将原来分离的老年人福利制度和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整合，可以创建了一个方便、公平、有效的全体社会支援的老年人护理体系。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筹资渠道少、筹资能力弱
目前农村养老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投入，二是农村集体经济，三是农民自身收入。在国家财政投入少，农村集体经济给予补助的政策落
实出现困难的条件下，农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更加大了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筹集难度。2003—2007年，农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0.36%，落后于同期我国GDP年均10.6%的增长幅度，也大大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这直接制约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渠道。
保险覆盖面有待扩大
我国农村参保人数占全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只有7%左右，占第一产业即从事农业生产 的人口也只有平均15%左右
导致我国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的原因如下。(1)个人参保意识不够高。(2)政策宣传和组织实施力度不大。
保障水平偏低
(1)集体经济薄弱，个人收入增长缓慢。保险标准低。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完全积累型的个人账户制，养 老金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积累期限和积累规模，投保期限越长、缴费金额越多，收益就越多。其实质更类似于一个低保障、低缴费水平的农民养老保险个人储蓄计划，如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只能领 取4.7元。如果一次性缴费100元，对于现在20岁的人来说，到60岁时开始领保险金时，每月也只能拿到104元。这样的保障水平显然难以满足农村老年 人的生活需求，难以真正实现养老保险的功能
(2)基金保值增值效率低。
3．管理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
(1)政府功能未充分体现。
(2)管理体制不够健全。
(3)改革措施不协调，束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
基金管理较为松散。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采取属地化的管理方式，并下放到县级，而我国很多县级财政为“吃饭财政”，难为当地的农村养老保险提供财政补贴，资金挤占挪用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公共财政难以执行统一的管理监督，无法及时化解财务风险，造成了极大的财政隐患。在1999年农村养老金移交劳动部门之前,农村养老保险机构靠提取3%的管理费维持运转，农村养老金被挪用和违规拆借所造成的损失也难以估
第四篇：国外安乐死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安乐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虽然国外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于安乐死设立了法律进行规定，但是用于中国的现在的国情还是不符合的。在亚洲东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从中国，日本等国家现在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态度以及讨论。对安乐死的认可只在存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认可，不能接受安乐死的积极死亡方面。所以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安乐死的立法都会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现状不立。文化，道德，观念，伦理等等思想上的影响对安乐死中国化的进程有着无可估计的阻碍。但是它的发展却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对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导致于安乐死的进程的快速发展。因此，安乐死在中国的发展将是冲突传统，也是人的解放的发展。
第五篇：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国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尽相同。纵观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大致划分为四种类型，即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险、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国家统筹型养老保险。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概览
借鉴国外养老保险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针对中国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建立和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一)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国外成功经验表明，养老保险制度越完善、服务越到位，投保者的热情就越高，保险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投保者越没有热情，保险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我们应积极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建立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交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二)合理设置个人账户 国外养老金个人账户制的成功经验表明，采用资本积累的个人账户制，能使公民建立对自己未来负责的观念，并促使长期储蓄制度的形成。智利改革的成功，证明了个人账户制不仅适用于像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同样可以在一个幅员较大的国家实现。同时，可以鼓励建立各种补充养老保险基金，以此来弥补储蓄机制的再分配功能不足。我国虽然在养老保险中设立的个人账户，但从实际运行来看，并不是十分成功，个人账户资金亏空严重，完全失去了个人账户的资金积累作用。面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有必要对个人账户制进行适当改造，并根据我国国情来合理设置个人账户。
三)探索多种筹资方式
探索多种筹资方式总结各国的实际做法，我们可以发现，养老保险筹集资金的方式大致包括社会保险税、单位交费、个人交费、政府补贴等几种。我们应当借鉴别国的做法，确立适合我国的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如何确立适合本国养老保险需要的筹资模式，以及所选筹资模式是否能够体现公平与效率标准，是各国政府在构建本国养老保险制度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
(四)完善基金投资运营机制
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不断增大，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应是缓解供给不足的最具潜力的途径。在控制风险前提下，允许养老保险基金有条件、有步骤的进入资本市场，可以使养老保险基金更好地分享我国国民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的成果，实现保值增值。
(五)合理确定养老保险水平由于养老保险需求是无限的，而资金筹集的水平是有限的，所以应当有效地控制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规模，确保养老保险水平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其最低应高于职工退休后生存的需要，最高应低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养老保险水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将对劳动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六)创新养老保险管理方式 养老保险管理方式，是指各级政府在介入养老保险是如何明确各自的责任范围。西方国家养老保险管理，实行分层次管理方式，各级政府的养老保险责任非常明确。借鉴他们的经验，我国也应当选择与运用恰当的管理方式，作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现的手段。
(七)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
国外发达国家普遍依靠立法来保障制度的实施，我国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或者加快养老保险制度立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养老保险各方的权利、义务明确下来，对于不依法执行者可以追究相应的责任，对于企业可以追究其欠缴费的责任，对于政府部门也可以追究其管理不善的责任。@在实现管理与监督分离的基础上，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营机构的监管。
确实，在当前条件下，要完全放弃现收现付制是不现实的，但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完全坚持现收现付制必将使养老保险体制陷入危机。我们当前也不具备完全积累制的条件，同时由于完全积累制缺乏代际间的分配功能，与传统的中国养老制度也不相容。所以，我们在探索中应不断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模式，不断完善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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