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央银行内部审计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篇：国外中央银行内部审计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中央银行内部审计对我国的启示

1998年，我国中央银行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借鉴国际内审监督的有益经验，中国人民银行组建了内审部门。内审部门的建立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开始重视内部监督和行业自律。近五年来的内审运作情况表明，人民银行内审工作在树立良好的银行管理者形象、提高中央银行声誉、保证中央银行公正有效地履行职责，防范工作中的道德风险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作用；但囿于现行人民银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某些限制以及在内部审计职责定位方面的某些分歧，我国中央银行内审的职能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目前，人民银行正处于职能调整的重要转折时期，内审部门应积极面对人民银行职能调整后的新形势，借鉴国外银行内部审计的先进经验，从组织体系。职能定位、审计内容、审计运作等多方面努力构建一个高效的中央银行内部审计体系。

启示一：在组织体系上应保证内部审计的客观独立性

要达到这个要求，人民银行内审组织体系的建设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其一是纵向管理模式。内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由总行向各分支机构派出内审机构，派出机构按区域设置，可以几个中心支行、几个县市支行设立一个，派出机构的内审人员逐级并最终向总行内审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其业绩考核、职务升迁和薪酬变化由总行内审部门直接管理，不与所监督部门发生任何利益关系。内审业务所发生的费用预算、总行内审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的业绩考核、职务升迁和薪酬变化由总行直接决定，与各级行的管理层及各业务部门无直接利益关系。

其二是横向管理模式。遵循现代内部审计理论和现行内部审计法规的指引，调整内审服务主体，明确规定人民银行各级内审部门直接而且仅对本行行长负责。上级行内审部门负有对下级内审部门进行业务指导，检查督导和考核评价职责，重点对涉及财务资金、人事管理和其它事关被审计单位形象的重要问题履行下查一级职责。与内审服务主体的调整相适应，内审部门要将本行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作为自己固定的重点的监督对象，致力于检查、发现、弥补本行各种管理和操作程序上的缺陷，避免本行内控制度、财务状况乃至整个单位的工作发生重大的偏差和事故。

启示二：在职能定位上要体现内向服务性

内部审计的立足点应该是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帮助最高管理层更好的履行职责。内部审计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服务的内向性，它直接接受单位最高管理层的领导，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不受其他部门和个人干预。内部审计的监督与服务职能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目前，人民银行内审工作已经开展了五年时间，内审部门有必要从过去简单的对单项业务或部门的审计监督，发展到为整个行的管理服务。应从过去的警察角色转变为管理层的合伙人，把内部审计作为对全行管理服务的目标

之一，从提高全行管理水平的角度开展工作。在内部审计工作开展中，内审部门既要监督又要帮助管理层实现总体目标，要结合审计项目，对审计意见和建议的落实情况主动与主管部门保持联系，对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协助管理层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

为此，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工作要从以下三方以调整第一，应更多注重与业务部门的沟通与交流。内审部门要改变过去那种比较秘密的工作方式，强调与业务部门的沟通，共同探讨问题，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为实现整个行的管理目标服务。第二，内审部门要从过去重点关注财务和会计控制，转向更多关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问题，为本单位提供有关内部控制与管理方面的决策参考。第三，改变对内审人员业绩考核的标准。过去考核内审人员的业绩，主要看他发现问题的多少，现在应该考察他实施监控的价值，为全行带来多少附加值。

启示三：在审计内容上要强调风险导向性

现代内审理念体现在五方面的转变上：一是由查错防弊的监督主导型审计为主转向参谋顾问角色为主的服务主与型审计二是由真实性、合规性审计为主向与效益性审计并重转变；三是审计内容由以财务报表为中心的财务收支审计，向以内部控制为中心的管理审计为主的综合性基础审计转变，并日益关注风险审计和环境审计四是由事后审计为主向事前。事中审计偏重转变；五是内部审计方法由详细审查向制度基础审计转变。其中最核心的内审理念是风险控制和治理。这也应该成为人民银行内部审计今后的发展方向。

风险审计方法的主要内容为：以风险防范为中心开展审计工作，首先，按照各分支机构、各业务流程，分析其固有风险，列出主要风险因素；其次，对各分支机构、各业务流程针对其自身固有风险所采取的化解和防范措施进行分析，得出其控制风险的能力和主观态度；再用固有风险减去控制能力，得出净风险值。内审部门依据净风险值从大到小列出高风险部门、中风险部门和低风险部门，同时依据内审部门所拥有的审计资源，从高风险到低风险适时安排内部审计。没有风险就没有控制，控制只为管理风险而存在。不分析风险而想有效地评价控制是不可能的。最新的控制模型如美国的COSO报告、加拿大的COCO报告等，将风险评估引入了内部控制并将其列为控制核心，在风险管理上迈进了一大步。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风险审计使审计人员开始关心组织所面临的风险，使审计人员必须根据风险评估的思路开展对内部控制的评估，使审计报告将目前的控制与策略计划和风险评估连接起来。在人民银行系统中，内部审计除了要关注具体的业务风险外，还应关注管理决策层的决策风险。任何经济组织的人员结构是个正三角，上层为决策层，是整个组织的灵魂，人员最少；中层为具体组织实施决策意图的管理层，人数居中；下层为操作层，是只负责具体操作的一般员工，人数众多。对整个人民银行来说，风险恰恰是倒三角，决策层因为在不断做出关系整个金融发展的各项政策而处于最高风险；中层管理者，因为负责具体实施已做出的决策，承担中度风险；下层操作者，因为只负责

具体业务操作，能自我发挥的空间极小，所以处于最低风险。由于人民银行的特殊地位，其决策层的风险不仅仅是人民银行自身的业务决策，也关系到金融的宏观决策，如果决策发生失误，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决策层的决策风险审计非常重要。审计的内容包括决策方式。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这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找出好的思路。

启示四：在审计运作上要体现标准规范性

人民银行内审部门应认真借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属性标准和工作标准，为我所用。执行国际内部审计从业标准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为内审部门提供了一份从事内审工作的基本准则，使不同单位的内审人员有共同的语言和标准；其次：它为能带来附加值的内审活动提供了可供实施与推广的框架；再次，建立了对内审业绩进行评价的基础。国际内部审计从业的标准，包括职业审慎性，质量保证、资源管理。政策与程序。风险管理、报告标准等方面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值得我们借鉴。第一，要重视审计计划的制定。运用如前所述的风险评估与分析方法，确定人民银行各项管理和业务工作的风险程度，制定出涵盖所有审计领域长达3—5年的审计工作计划。对高风险领域的业务应每年审计—次，—般风险领域的业务2—3年审计一次，以保证对主要风险的有效管理和控制。

第二，要重视内审人员的职业资格培训。明确规定内审人员的从业资格，为内审人员每年提供不少于7天的在职培训教育，严格业绩考核，努力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人民银行内部审计队伍。第三，要重视现代科技在内审领域的运用。银行系统在操作手段现代化的速度和范围上，是比任何其他的行业和部门都要快和广，这就要求内审工作的手段也要紧跟需要，走出以往传统的“看听查、手工操作”阶段，大力推动以微机应用和审计软件为主的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第四，要建立内审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内审工作的质量保证体系，就是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一系列的内审质量控制制度，全方位地控制。考核、评价内审人员的素质，内审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内审报告的水平，促进内审人员客观、公正、高效地履行职责：

1，实行内审项目责任制。具体分解、全面明确内审部门负责人、内审项目组长。主查人、其他内审人员在每一个内审项目中的内审任务和职责。

2，强化内审质量考核机制。上级行内审部门对下级内审部门、行长对本行内审部门负责人、内审部门负责人对辖内内审人员的内审工作质量要定期开展检查监督，考核内容包括内审工作量和覆盖面，已反映和处理问题占查出问题的比例和内审决定落实率和内审建议采纳率，从而绷紧每一个内审部门和内审人员内审质量意识，真正做到“事实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不追究不放过，整改不落实不放过。

3、实施内审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对内审人员因责任心不强。程序不合法。检查不客观、纪律不严明等原因导致应该检查出来的重大问题没有检查出来、发现重大问题后隐瞒不报。以审谋私，以致造成人民银行资金。财物或声誉受损的，要严格追究其个人的内审责任。

4、建立内审奖励机制，对内审工作业绩突出的内审人员从精神、经济、职称、职务诸方面进行奖励，激励每位内审人员不断提高内审工作质量，忠实、高效地履行内审职责。作者：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杨子英(来源：《财务与会计导刊》2004年第9期)

第二篇：关于国外高校内部民主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论文

论文摘要：国外高校特别是西方国家高校内部的民主管理机制在其历史发展变迁中形成的两类民主管理模式，对我国高校在新一轮高教大发展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借鉴国外民主办学的经验与做法，进一步发挥教授的作用、促进高校民主评议机制的形成以及理顺学术民主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国外高校；民主管理；启示

在高校实施民主管理是我国高校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与制度建设。高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其文化素养、知识水平都比较高，且思想活跃，信息量大，识辨能力强，同时对民主的要求也比较强烈，因此，高校的民主管理有条件、也有必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其民主政治建设可以做得更好。多年来，我国高校在民主管理的实践中摸索出了诸如教代会、校务公开、学生自主管理等多种体现广大师生员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民主运行机制与形式，且日渐完善。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借鉴国外高校内部民主管理的一些做法，加强学习、管理与创新，进而促进我国高校内部民主运行机制平稳、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一、国外高校内部民主管理主要做法

整体来看，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为国家主导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另一种为社会主导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这里暂且分别称它们为A模式和B模式。A模式中的院校，主要依靠国家和政府来经营，这种体制模式容易形成院校内部的绝对等级制或集权式管理；B模式中的院校，则主要依靠社会支持与市场引导，这类体制模式更容易形成院校内部的无等级协商制或民主管理。当然，有些国家的高校其主体虽然属A模式，但也有B模式的痕迹；另一些国家虽其高校主体是B模式，但国家出钱办学的比重也很大。总之，国外高校不管其采用哪一种体制模式，院校内部管理都不乏对民主管理方式的重视与采用。在高校内部管理运行中，只要有教授或其他师生员工从任何一个角度参与了学校管理，而不是管理层或领导孤行独断，都可以说是民主管理。

A模式下的高校教授很有权威，他们有权参与教学部门、学校乃至国家的各级决策。这类体制模式的典型代表为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国立高校。

B模式下的高校内部，作为基层学术单位的系(学院)的权力首先在正教授和副教授中依次分配。在有些重要问题上，系主任必须同其他正教授商讨，还有可能与有关的副教授商讨，有时要和全体教学人员商讨，并且少数服从多数是决策的主要原则。在这类模式的日常运行中，需要把教授、行政人员和董事各自所关切的方面综合起来，教授等教学人员一般是通过学术评议会和教授会这样的组织机制发挥作用的。这类体制模式的典型代表为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高校。

笔者认为，在国外高等教育管理中，无论是A模式还是B模式，高校教授特别是资深教授及教授会等大学社团组织在其民主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可小觑。教授特别是资深教授或教授会等社团组织在高校各个层级的民主管理体系中无论是参与制定决策与措施、参与监督对决策和措施的实施，还是参与对决策结果的检查、对重大事务的督促等等，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笔者同时也认为，国外高校特别是西方大学自治传统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学自治模式。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欧美高校办学的两根基本准绳，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保证，学术自由是大学自治的体现，两者互为表里。西方特别是欧美大学实施内部民主管理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代表校外利益集团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美国为例)。这种形式中的董事会决定大学管理的大政方针，校长决策学校内部的一切事务，校长和教师评议会一起具体负责学术管理事务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二是代表校内(外)各方意志的权力机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德、英、法等国为例)。在这里，大学的理事会是大学最高管理机构，由大学教师、学生和其他大学代表、地方教育当局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组成，它授权校务委员会行使日常决策权。三是由政府任命的校长负责制(以日本、瑞典为例)，校长由教师评议会或学校教授会提名，由政府任命，主持学校的行政管理事务。这是从大学自治的角度对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高校民主管理形式的探讨。

二、国外高校的民主管理方式对我国高校的启示

(一)我国高校民主管理的主要形式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于我国高校内部民主管理的主要形式，学者们认识不一。有的认为在高校管理实践中主要有校务公开制、教代会制以及学生自主管理三种形式；有的认为推进高校民主管理要处理好民主管理与行政管理、民主管理与集中管理、党委会与教代会、校长与教代会、教代会代表与教职工等之间的十个关系；还有学者认为，高校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与重要保证有两点：一是充分发挥教代会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二是处理好民主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尽管在高校内部民主管理方面研究成果颇丰，但高校民主管理实践的现状还不尽如人意，民主治校的机制尚不完善，从管理者到教职员工民主办学理念滞后，高校教职工维权的法律支持不清，法律关系还没有理顺，教代会的地位被淡化、权力被表面化、职权被减化，其作用难以全面发挥，上述这些问题对我国高校的民主政治建设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要在新一轮高教大发展的潮流中继续前进，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的办学积极性，借鉴国外民主办学经验与做法，完善我国高校内部民主机制与措施，是目前形势下高校工作中的重要方面。

(二)国外高校的民主管理方式对我国高校的启示

1.充分发挥高校特别是正教授的应有作用

大学教授既是高校专业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又是高校教育教学政策的力行者，也是高校相关政策出台及实施的主要源泉。国外高校的教授或教授会在大学、学院(系)甚至在教研室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在我国高校内部管理的种种民主机制实施过程中，要逐渐形成一种机制，使高校的教授与学校的党政领导共同承担办学政策、督促、运行和评估的责任。这样能充分发挥大学教授们的智慧、创造性以及主人翁精神，并有效防止高校的某些短期行为及决策失误。

2.民主评议制应受到应有重视

国外高校一项在实践中广为推行的民主机制就是，校长与各级领导、教授或教授会以及其他教职员工商讨有关校务事宜，甚至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进行决策。我国高校在进行民主机制建设过程中，应大力借鉴这一做法。首先，高校广大教职员工与各级领导直接相处，长期共事，他们的为人处世、业务能力和工作实效也为广大教职员工所熟知，对各级领导实行阶段评议制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其次，全心全意为教职员工服务是高校各级领导贯彻我国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各级领导有义务接受广大教职工的评议；最后，根据我国的《法律》、《高等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高校教职员工有权通过教代会或工会等组织形式和适当方式参与高校的民主管理，以体现主人翁地位，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积极作用。因此，在我国高校实行民主评议制不但切实可行，而且可以有效转变高校各级领导的工作作风，强化其服务意识，促使他们努力提高工作实效，廉洁行政。所以，高校民主评议制是一项体现我党政策、符合法律精神、贯彻群众路线的民心工程和振兴高校的战略举措。

3.处理好学术民主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关系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国外特别是欧美高校办学的两根基本准绳。学术自由与民主是大学的内在精神，是知识分子孜孜追求的境界。我国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层面上，今后在完善校、院、系等各级责权利的同时，要尝试建立起适应大学学术自由发展的并且与各级责权利相衔接的学术管理机构，逐步扩大院、系一级的学术管理自主权，促进体现高校教授作用的民主管理机制，充分发挥所有在职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创新教育与管理，体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管理理念。

第三篇：美国内部控制审计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内部控制审计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至关重要。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审计，成为保证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环节，对我国内部控制审计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美国内部控制审计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内部控制审计和财务报告审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提出整合二者关系，节约审计成本，从而实现审计效益最大化的思路。

一、引言

美国的双重审计开始于2002年7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SOX法案）。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的财务舞弊案件，以及随后的世通、施乐爆出的虚假信息丑闻，使利益相关者对上市公司、会计市场，乃至资本市场丧失信心。为此，美国国会颁布了SOX法案，该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对上市公司及会计公司提出了强制性要求；公司管理当局应当评估和报告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要求独立审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评估进行鉴证，并报告其鉴证结果。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以下简称内部控制审计）由此产生，与财务报表审计共同组成了双重审计。

为了配合SOX法案的实施，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于2004年3月发布了《审计准则第2号——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简称AS2），并于6月18日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实施。AS2包括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审计程序，管理当局关于内控的责任，CPA的内控审计报告等，对规范CPA内部控制审计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AS2的部分条款不清晰或者与SEC的要求有差别，也有部分条款规定过细，不利于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或不适合小企业审计的要求。因此，PCAOB于2007年5月发布了第5号审计准则《与财务报表审计整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简称AS5），对AS2条款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更加突出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告审计的有效整合，避免了双重审计中可能的重复，提高了审计效率。

美国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①财务报表审计中的内部控制评价阶段；②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核阶段；③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阶段。而我国正处于内部控制审核向内部控制审计的过渡阶段。2006年《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将CPA业务分为鉴证和相关服务，鉴证业务又细分为审计、审阅和其他鉴证业务。内部控制审核属于其他鉴证业务的一种, 规定其审核的依据是《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2008年5月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执行本规范的上市公司，应当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自我评价报告，并可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因此CPA需要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并出具审计报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标准，在此基础上，已经出台了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一系列操作指引。我国为了完善内部控制鉴证规范，在2008年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征求意见稿），旨在为注册会计师执行企业内部控制鉴证业务提供专业规范和指导。

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控制审计对于合理保证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至关重要。因此，研究内部控制审计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二、美国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的分析

（一）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的区别

1.鉴证对象及范围不同。在财务报表审计中，鉴证对象为财务状况和财务业绩，鉴证对象信息是财务报表；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中，鉴证对象是控制系统和控制过程，鉴证对象信息是管理层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报告。前者的特征表现为定量且相对客观；后者的特征则更偏向于定性和主观。

可见，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是对被审计单位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有效性进行的全面评价。而财务报表审计中对内部控制的测试内容少得多、范围也小得多。外部审计师从测试内部控制的成本和效益考虑，甚至可以选择放弃测试内部控制而直接执行实质性测试。在SOX法案实施后，测试内部控制不再是验证财务报表的一个可选择工具，而成为审计的直接目的之一，是必须执行的审计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的区别就非常明显了。

2.审计所依据的标准不同。CPA在运用职业判断对鉴证对象作出合理一致的评价或计量时，需要有适当的标准。在财务报表审计中，标准在美国是公认会计原则(GAAP)。不同的使用者用GAAP这个标准对财务状况或财务业绩进行计量时，往往容易得出合理一致的结果。因此，财务报表所依据的标准易于操作，也易于被预期使用者所认可。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中，在美国是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但是使用者根据内部控制标准评价企业的内部控制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对象比较主观而难以评价，评价标准针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具体的判断依据。比如，企业控制环境中的价值观、公司组织结构等问题，使用者无法用标准进行评价或者无法得出合理一致的结果。这说明内部控制报告的依据需要更多的主观因素，可靠性较差。

3.获取审计证据的程序不同。注册会计师只有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才能得出适当的审计结论并发表审计意见。在财务报表审计中，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检查实物资产、检查文件或记录、函证等多种审计程序，收集实物形式、书面形式等证明力较强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CPA可以获取期间的证据，这些都有利于提供合理保证。在内部控制审计中，CPA通过观察、询问、穿行测试来获取审计证据，所获取的证据有很强的局限性，它只能证明那个短暂时点的相关情况。因此，这也决定了其只能对某一时点的控制有效性提供合理保证。

4.鉴证结论不同。审计师在对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后，要么发表无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要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而不能发表保留意见。只有在审计范围没有受到限制时，审计师才能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形成审计意见，包括在未发现内部控制有重大缺陷时发表无保留意见和在发现内部控制有重大缺陷时发表否定意见。如存在任何审计范围限制，就应当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可见，对内部控制审计的规定比财务报表审计严得多，因为财务报表审计可发表保留意见。

（二）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的联系

上面从鉴证业务的要素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下面分析二者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阐述美国的内部控制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的整合观。

1.终极目标相同。根据AS5的规定，内部控制审计是就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独立审计意见，目标是获得公司管理当局特定日期的评估结论中不存在实质性漏洞的合理保证。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是就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表达表示意见，其直接面向的也是社会公众。可见，虽然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表面看是不一致的（前者是对控制有效性发表意见，后者是对报表合法公允性发表意见），但是，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报表合法公允的基础，两者都是为了对向公司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高质量会计信息提供合理保证，其终极目标是提高对外公布的财务报表信息的质量。

2.二者的审计过程联系紧密。AS5规定，财务报表审计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必须由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服务，这为两种审计的整合提供了条件。同时，在风险导向要求下，在财务报表审计中，注册会计师为确定会计报表是否存在重大错报，首先要进行风险评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通过了解，如果认为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注册会计师在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时就要测试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已经有了一定了解，这为其开展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提供了基础。同时，注册会计师通过其他审计程序，可能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错报或重大错报，这就意味着在错报相应的控制点上可能存在控制缺陷，为注册会计师审查内部控制缺陷指明了方向。同样，在内部控制审计中，注册会计师自上而下对被审计单位关键内部控制点进行审查，可能会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这就意味着会计报表在相应的账户中可能存在重大错报，为注册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提供了线索。

三、美国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二者整合给我国的启示

（一）二者整合的重大意义。AS2首次提出了综合审计的理念。同时，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并使审计尽可能有效，AS2又设计了综合审计模型，它通过单独并行的过程来同时实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外部审计师可以通过财务报表审计来检查内部控制是否有效，也可以通过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来更好地设计和执行那些用来确定财务报表是否公允表达的审计程序，两者终极目标一致、程序相互补充，既降低了审计成本，又提高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以及财务报表审计的质量。因此，在审计实务中，外部审计师应充分整合这两种审计，充分利用审计资源。

（二）明确内部控制审计业务的评价标准。正如在开展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业务需要依据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在开展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时，注册会计师同样需要一定的判断标准，标准的适当与否直接影响着最终目标的实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具有特殊性，其鉴证对象是非财务数据，对其进行评价比较困难，目前世界各国没有统一的或者非常接近的内部控制标准。美国AS5明确将COSO报告作为判断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框架。可喜的是，财政部已于2008年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规范要求执行基本规范的上市公司，应当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自我评价报告，并可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同时，为了配合基本规范的更好实施，财政部门等又相继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征求意见稿）、《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征求意见稿）、《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征求意见稿），从中可以看出领导部门对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的高度重视。希望内部控制审计准则早日出台，为CPA做好内控审计提供规范指导。

（三）内部控制审计给CPA带来了挑战，同时也是很好的机遇。内部控制审计提高了公司的运行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完善的内部控制对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是大有益处的。同时，内控审计对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大了审计人员的风险责任。财务报表审计发展较早，CPA大都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而对于内控审计这一新生的鉴证业务，审计人员需要重新学习，积累经验，做好二者的整合，以实现最终的审计目标。

第四篇：德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变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变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现行德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内容

现行德国中央银行制度具有过渡性质。它一定程度脱离了普通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度,不仅摈弃主权范畴,而且逐步丧失了货币政策决策权;但德意志联邦银行又是某种程度的中央银行。其基本内容如下:(一)德国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关系

按照1991年12月10日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通过的《欧洲同盟条约》,欧共体在1999年1月1日起进入欧洲货币联盟第三阶段。在此同盟内,将实现统一货币“欧元”、统一的中央银行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为符合《欧洲同盟条约》关于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有关规定,《德国联邦银行法》进行了历史上的第六次修改。

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央银行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组成部分。其首要职责是以稳定货币为目的,并办理国内外支付往来的银行业务。在欧洲货币联盟的三年过渡期内,即从1999年1月1日起规定成员国固定汇率到2000年1月1日发行“欧元”纸币和辅币这段时期内,德国联邦银行虽然仍有权发行德国马克,但必须经过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批准。三年过渡期后,德意志联邦银行将丧失货币发行权。原《联邦银行法》第15条贴现、信贷和公开市场政策、第16条最低存款准备金政策的规定被删除,预示随着欧洲中央银行势力的壮大,当它切实地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时,德意志联邦银行稳定货币的职责将移交给欧洲中央银行。德国联邦银行保留参加国际货币组织的权利,如国际清算银行,但必须报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只有联邦银行在其对欧洲中央银行职责的执行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它才可继续支持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另外,根据《欧洲联盟条约》规定,资本金和法定储备都增至50亿马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会计报表上的资本金、法定储备数额将在1998年12月31日变更,其会计制度和报表制定也将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

这表明,在欧洲货币联盟实行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不仅丧失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而且丧失货币发行权。根据《欧洲同盟条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掌握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政策、信贷政策、最低存款准备金政策,并拥有欧元发行权。但德国联邦银行能参与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因为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是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的成员,他在这个决策机构中有发言权。由于欧洲中央银行主要参照德意志联邦银行模式建立,并且总部设在法兰克福,更重要的是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德国联邦银行行长的作用不可低估。虽然德国联邦银行中央银行理事会不再决定货币和信贷政策,而仅决定业务政策,它的职责是按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指示和方针办事,但德国联邦银行仍有很多任务,如银行的再贷款、在欧洲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政策管辖下的债券回购业务、现金和非现金结算业务、银行监管、外汇储备管理、人事问题等等。联邦银行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组成部分,类似于分支机构,但在人事任命、机构设置等方面并不听命于欧洲中央银行。此外,欧洲中央银行规定各国中央银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以防止各国政府干涉欧洲中央银行运作。

(二)德国中央银行和联邦政府的关系《德意志联邦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公法意义上的联邦直接法人。政府持有联邦银行的设立资本只是其享有货币主权的基础,且联邦银行的中央银行理事会和董事会享有最高联邦政府职能机构的地位,州中央银行及分行也享有联邦政府职能机构的地位。由此可见,《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了联邦银行在职能、经济、人事等方面独立于联邦政府。另外,虽然联邦银行是按联邦议院制订的法律组建的,但它不受联邦议院管辖;而且,联邦财政部不得任意向联邦银行无限透支或任意决定扩大铸币的发行,且铸币也不是无条件支付手段。联邦银行在其对欧洲中央银行职责的执行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可以继续支持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联邦政府成员虽然仍有权参加中央银行理事会会议,但他对中央银行理事会决议有异议时可以要求推迟两周做出的规定被取消,因为《欧洲同盟条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和所有参加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治机构。

在资本配备方面,原《联邦银行法》规定为2.9亿马克,但根据《欧洲同盟条约》规定必须增加到50亿马克,仍由联邦政府持有。关于联邦银行行长、副行长、执行理事会其他成员和州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仍规定为８年,但例外情况下的最短任期由原来的2年修改为5年,进一步在人事上保证了对联邦政府的独立性。

(三)关于稳定货币问题

如前所述,1999年起,德意志联邦银行开始丧失自己的货币政策。德意志联邦银行现在发行德国马克需要授权,而2002年1月1日起不再发行德国马克,且从2003年起,欧洲货币发行权统一后,德国马克将被收回而退出历史舞台,欧元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德意志联邦银行有义务配合欧洲中央银行维持货币稳定。随着欧洲中央银行影响的逐步扩大,德意志联邦银行将进一步移交其货币政策职责,有可能与联邦金融监管局合并而专司监管职责;并且德国中央银行制度在德国将从法律上消失而更多地成为一种非正式规则，而欧洲中央银行这种跨国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将受到德意志联邦银行模式的深刻影响。

二、德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般性和同步性,笔者认为,近年来它又领先于世界,这不仅仅在于其独立模式和稳定文化影响了一大批国家,而且还在于德国中央银行制度已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国家主权的范畴。对我国而言,由于中央银行制度仍不够成熟,故可借鉴之处甚多。

(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模式不仅仅是人们的共识,而且应用法律予以保障。由于经历了两次因中央银行听命于政府而导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灾难性后果,德国公众意识到一个健全的货币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央银行必须享有独立性这一点人们不再有任何怀疑,而《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从制度上保证联邦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拥有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地位。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但中央银行的重大决策须经总理批准,即在决策上没有完全的独立性。虽然技术独立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决策独立性不足,但在双重货币政策目标间取舍时,有可能舍弃币值稳定而就经济增长,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这在中国有过先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由总理提名,经全国人大批准后由国家主席任命,任期五年,与政府任期相同,容易影响金融政策的长期稳定。故有必要从法律上逐步完善制度漏洞,使中央银行发挥充分的独立性。

(二)稳定货币是中央银行的制度精髓。

中央银行这种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亦是提供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货币。列宁曾说过:“毁灭一个社会,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凯恩斯则说:“没有比使通货堕落更能够巧妙、有效地破坏社会基础的手段了”。因此,艾哈德在其《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宣称,“货币稳定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确立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稳定货币”的涵义应含有德国货币对内对外价值的稳定,且通过执行该法所赋予的货币政策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联邦银行依法拥有发行纸币的唯一权力。而纸币占德国货币的80%强,且具无限清偿特点。德国货币的20%是铸币,由联邦政府经联邦银行同意后发行,其发行量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不得超过20马克。联邦政府不得用大量铸币代替纸币,侵犯联邦银行的权力,且铸币不是无限清偿手段。故在货币发行方面,联邦银行可控制其发行量。其次,联邦银行主要通过银行支付能力的变化和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机制,间接地调节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和经济过程对货币和信贷的需要。为此,联邦银行经常使用再融资、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最低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扮演货币守护神角色。1974年12月起联邦银行还创造性地向全社会公布了其“货币量目标”,即中央银行1975年货币量增长8%;而1979年起,联邦银行公布的货币量目标,由于总体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而改用区间值。但货币量目标每年底都提前公布,且一经确定,公布于众,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许随意调整,而当年年底也应向公众通报当年货币量目标的执行情况;如果实施结果与公布的目标出现较大偏差,则要详细阐述当年总体经济形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出现偏差的原因,以求得社会公众的理解与信任。联邦银行通过每年向社会公布货币量目标并坚持不懈地实施它的办法,来严格控制货币量,这也意味着联邦银行稳定货币在外部的监督机制下进行,使中央银行制度更趋完善和具有公信力。

(三)重视人本管理是德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又一启示。

“制度至关重要”,但一旦制度被确立,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而其对制度施加的影响相对地变得重要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对任何重大事件实行集体决策;最高执行机构为董事会,且要求董事会成员具备专业知识,在一般情况下采用简单多数原则行动,而在赞成反对意见持平时,则负责人的观点起决定性作用。较有特色的是,德国州一级咨询委员会还需有工薪阶层人士参与,符合其社会市场经济原则。联邦银行工作人员有保守秘密的义务。对内部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中有较多条文规定。这对保证实施机制行之有效非常重要。(四)中央银行制度的变迁对经济影响重大,有时甚至是扭转乾坤之举。1924年、1948年货币改革使德国免于通货膨胀之苦,尤其是1948年货币改革配合物价和工资冻结取消以及税率调整等措施,使联邦德国的经济迅速由统制经济转入社会市场经济的轨道,货币改革从起初的“冒险行动”变成了德国经济史上扭转乾坤的创举。而希特勒对帝国银行的把持造成经济的崩溃。因此,对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需要慎重,它往往由政府予以担保;而且,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中央银行制度应该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是其他制度的基础。▲参考文献

１、［美］Ｐ·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２、宫著铭、刘小林:《联邦德国金融管理制度与法规》,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

３、何广文:《德国金融制度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 ４、德意志联邦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 ５、麦国平:德国统一以来中央银行体系的变化及其借鉴意义,载《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第４期

第五篇：国外安乐死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安乐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虽然国外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于安乐死设立了法律进行规定，但是用于中国的现在的国情还是不符合的。在亚洲东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从中国，日本等国家现在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态度以及讨论。对安乐死的认可只在存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认可，不能接受安乐死的积极死亡方面。所以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安乐死的立法都会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现状不立。文化，道德，观念，伦理等等思想上的影响对安乐死中国化的进程有着无可估计的阻碍。但是它的发展却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对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导致于安乐死的进程的快速发展。因此，安乐死在中国的发展将是冲突传统，也是人的解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