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五篇范例）

第一篇：关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张元坤

（武汉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 湖北武汉430060）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弊端日益明显，高等教育体制已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自1999年以来，我国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了种种探索和改革，为高教体制的改革打下了良好地基础。在以往改革的经验和研究的基础上，我对改革我国高校考试录取、招生、贷款还贷、就业与评估等制度，有如下思考，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高考录取；招生；贷款还贷；就业与评估制度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体制则是决定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三十年前，恢复高考、中国高等教育体制重新启动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三十年后，继续改革、完善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既是一项突出而紧迫的时代任务，也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需要。基于这一战略性考虑，仔细反思、规划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一个十分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从1999年以来①，我国在高等教育考试科目、高考形式、保送生制度、考生录取手段、报考对象、高校收费、毕业生就业等等方面进行了种种探索和改革，为高教体制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以往改革的经验和研究的基础上，我对改革我国高校考试录取、招生、贷款还贷、就业与评估等制度，有如下思考，内容如下。

一、改革高考录取制度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几乎各项事业的管理模式都有了质的变化，唯独高考招生的管理方式基本没变。即使在个别地区有所改善，也仅仅是增加了高校的一点自主权。僵化的高考招生模式的核心，是完全以一次高考总分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除个别保送生、特长生），这种科举式做法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及素质教育相距甚远。因此，我建议：

1、在落实以上改革、使高校成为能够自主负责、自主办学机构的基础上，实行真正的自主招生。国家除组织统一的资格考试之外，录取标准、人数由各校自主规定。但其录取应该考虑到平等、公开，照顾少数民族与弱势群体等原则，1

接受教育主管部门与社会的监督。从长远看，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不断扩大，高校应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选择不同的生源，因此，逐步扩大高校自主考试录取权是高考改革的必然趋势。

根据全国高校统一考试录取为主，高校自主考试录取为辅，逐渐扩大高校自主考试录取权的基本原则，可以采用以下具体的操作方案 :

一是高考内容的改革，应当突出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普通高校考试录取，以着重考察学生的学术发展潜力为主。在现有的高考科目基础上，分文理两类，语文、数学、外语为必考科目，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再另外指定其他考试科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参加不同高校指定科目的考试，增加学生与高校间的双向选择机会；二是逐步试行计算机网上阅卷和实行网上录取，有利于公平公正且大大节省人力物力；三是探索一年两次高考的改革，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其改革的原则，是要有助于高校选拔高质量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2、改革录取模式，向老、少、边、穷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适当倾料。目前我国的教育在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乡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要改革当前高考的录取模式，应适当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向少数民族聚居地倾斜，增加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改革高校招生制度

在国家教育政策向义务教育倾斜，不增加国家财政投入的前提下，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使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真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而不仅仅是公办高等教育的补充；

2、充分、合理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加大招收走读生的力度，走学校后勤社会化的道路，逐渐实行教学与管理的分离；

3、加大远程高等教育的力度②。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开展远距离教育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也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高等教育的普及。

三、改革贷款还贷制度

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贷款还贷制度在调整高等教育地区不平衡和就学人口不平衡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解决贫困学生学费交纳和日常费用开支等困难，保证其平等地享有高等教育机会的根本方法和途径。但目前我国的助学贷款还贷制度，在政策和实施上，都存在着很多漏洞和不足。因此我建议：

1、进一步积极鼓励各大商业银行对学生实行贷款外，同时建立国家助学担保基金，为助学贷款提供风险担保;

2、丰富学生的贷款种类，建立国家贷学金制度。国家助学基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考虑除国家助学贴息贷款提供风险担保外，还可以直接发放国家贷学金；

3、建立全国联网的高校学生诚信系统，加强大学生信用意识教育和信用指导。另外，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依照法律，对恶意欠贷者，给予严厉的惩罚；

4、制定有差别的还贷制度，对于愿意到大中小城市的第三产业、社区服务岗位、中西部贫困地区、国家、省级贫困县、农村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可减少其还款或取消其还款，以此作为鼓励。

四、解决高校扩招后就业问题

进一步深化就业制度的改革仍然是一个重大任务。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坚持市场导向，破除一些体制性障碍，努力建立比较完善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探索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的有效机制，调动各方面包括毕业生本身的积极性，以引导正确的就业方向，使真正需要人才的地方能得到大学生，也使大学生能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地方去，充分发挥大学毕业生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好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

1、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一方面可以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创业指导》等课程供大学生选择。同时以“互动”、“互补”、“互融”三原则作指导来进行课堂规划，使大学生认识到自身缺点和不足，扬长避短，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社会职业技能。此外，还可以开展大学生就业援助计划，邀请社会成功人士、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作客大学，为大学生开设讲座，进行亲身交流指导；

2、不断调整社会产业和职业结构，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无论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为高校毕业生在第三产业中的就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政府应积极引导本科生、研究生到大中城市的第三产业工作，特别是到城市社区服务岗位就业；

3、改变高校毕业生和家长的就业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大众化”的趋势下，大学毕业生首先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精神贵族。因此，在新的就业压力形势下，高校毕业生首先必须树立普通劳动者的正确的就业观。

4、改革专业与课程结构，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化。高等教育必须加强和革新与职业界及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必须对劳动市场和新的就业领域和形式的出现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改革专业与课程结构；让学生和教师有更多地利用与国内和国际上的劳动者一起学习的机会，增强高校毕业生对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

5、培养毕业生的创业技能和主动精神。高等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不应仅仅是求职者，而且还应该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就业岗位的创造者；加大毕业生就业市场管理力度，克服关系就业，用人庸俗化的影响，力求减少人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受户籍管制的影响；

6、据有差别的贷款还贷制度，对到中西部中小城市的第三产业、社区服务岗位、军队、农村基层岗位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酌情减免其还贷数额，并对其提薪、晋级等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对到中西部贫困地区、特别是到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工作的高校毕业生，除了免除其还贷、享受提薪、晋级等相应优惠政策外，国家可实行月补贴制度，毕业生除了每月的固定工资以外，可另外获得国家专项补贴。

五、改革高校评估制度

建立有效、合理的高等教育评估系统，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重要环节，为此我建议:

1、建立评估中介机构，不断提高评估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教育部专门成立了学位和研究生教育评估所、本科高职教育评估中心，逐步建立政府、高校和社会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通过评估，推动学校转变教育观念，明确办学思想，加强教学建设，深化教学改革，严格教学管理，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立独立运作的中介性评估机构，是国际高等教育的通行做法，它在政府和高校间起缓冲作用；

2、建立分层、多元的评估体系，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类型建立有针对性的评价、认可机制；

3、制定相应规划、政策、工作重点。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要建立国际认可并实现这一质量保证机制的有序转换，必须制定出建立健全这一机制的分步实施规划，根据不同学校群体，确定出不同工作重点;同时，对这一体系的分工，人员素质要求、招聘、培训，评估专家的条件、使用、待遇、评估收费、国家补助、评估结果发布、使用、奖惩等方面制定出明

确的政策；

4、研评价体制改革。从以行政评价为主转变为同行评价为主，取消各级行政部门的学术评奖，鼓励各种专业学会开展各种学术评奖。

5、一步加大高校评估制度的透明度，真正的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总体来说，二十多年来我国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政策，多有创新之处，不乏理论意义，但也存在目标偏移、对象模糊、路径不明等弱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应坚定不移地定位于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21世纪对全球教育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未来人类的发展将比今日更加文明、更加进步。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随着21世纪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将更加突出。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于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数量、质量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持续、有效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①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②我国的远程教育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机遇:第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上海等电视大学的建立, 开创了国际上应用电视媒体实现远程高等教育的一代先河。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面向全国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使我国远程教育抓住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发展机遇, 为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中争得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第三次是在世纪之交。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教育信息化、高等教育大众化为远程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国际教育发展》[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朱先奇.《制度创新与中国高等教育》[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3]叶忠.论当前我国大学生资助制度的功能[J].教育与经济.2000.作者简介：张元坤（1991—），男，河南永城人，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本科生，学号2009301580316，研究方向水利类。

第二篇：浅谈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浅谈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一、教育体制改革的内涵

1．教育体制

教育体制包含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两部分。其中，教育机构包括教育管理机构和教育实施机构。教育管理机构主要指各级以及各类的教育行政机构以及内部的管理机构；而教育实施机构则主要包括各级别及各类别进行教育实施的学校。而教育规范则指建立起来并且整个教育机构得以正常运转的制度、措施及方案等。各类教育管理机构与各类别的规范结合因此形成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体制。

2．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指的是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的改革，也就是是即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教育机构职责权限制度的改革。如果对教育体制改革进行进一步延伸，其外延是指各级别各类别的学校教育体制以及各级别各类别的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而该改革则包括教育行政体制及管理体制的改革。

二、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变迁

(一)建国初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了彻底改造旧高等教育体制的任务，实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主权及全国高等教育的统一领导。1958年，教育部着手进行高等学校管理权限下放工作，提出根据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地方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管理。由于在“大跃进”时期，国家对高等教育在宏观上缺乏统筹规划和控制指导，高等教育出现了盲目性的发展，呈现出了教育“大跃进”。1961年国家调整了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和管理，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格局。然而1966年到1976年，国家再次将高等教育的领导权、管理权下放给地方，致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出现无序发展的状态。为此，自1977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强调集权为主，逐步恢复了中央统一领导、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的体制。

(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始动期

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

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纵观高等教育的改革历程，可大致 1

划分为以下几个阶

1．启动阶段(1985--1991年)。

《决定》的出台是我国第一次突破了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仅仅局限在政府之间的管理权限划分的框架内，将政府与学校的关系置于改革的中心，高校办学的主体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突出了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由此启动了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2．总结、调整、局部推进阶段(1992--1997年)。

1993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步骤，并就高等学校招生就业制度、财政拨款制度、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总体要求。1995年，党和政府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并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会议上将其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3．加大力度、加快发展、全面推进的新阶段(1998年至今)。

党的“十五大”使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了加大力度、加快进程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新阶段。自1999年开始，高等学校连续三年扩招，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奠定了基础。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发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强音，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又站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

三、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取得的进展

(一)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不断推进

随着高校办学体制改革的推进、办学渠道的拓宽、新教育资源的增加，我国进行了多种模式、多种机制的高等教育办学试验。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突破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况，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公办、民办高等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二)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体制改革成效显著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经费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1993年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改革进展非常顺利，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改革与建立对家庭贫困大学生“奖、贷、助、补、免”为主体的助学保障体系同步进行，使改革平稳推进。至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额约1800亿元，其中，政府财政

拨款约占49％，其他来源约占51％，形成了多方位的资金筹措渠道，使高校教育经费短缺的局面有所改善。

(三)高等教育的招生、就业制度改革平稳推进

高校招生考试科目实行的“3+X”模式，突出了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彻底摆脱了“统一分配”的模式，试行“双向选择”的毕业生就业制度，形成了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政府和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新格局。

四、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与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教育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问题。

1．教育运行机制尚不成熟

现阶段，我国各类别的教育运行机制并未完全成熟。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例，我国还没有较为成熟的经验，而相关的师资队伍尚待建立，相关的教材、实习实训基地还不健全，并且培养模式以及教学计划与社会需求有一定的脱节。因此，虽然高等职业教育连续几年进行扩招并达到了大众化的教育水平，却并没有为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作好准备，因而高等职业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

2．教育经费筹措仍面临困境

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水平与力度，但是财政的教育投入占全国GDP总值的比例一直很低。并且，随着教育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财政性投入却并未实现同步增长。从总体上说，对一些地方院校来说，提高收费成为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这却造成了部分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同时，教育经费问题更成为学校发展的瓶颈。

3．教育教学与社会需求相偏离

整个教育体制以理论教学为主，并未与整个社会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以高等院校为例，有些以学科分类为线索设置专业和课程，而相关的课程与社会实践脱节严重，偏离实用性以及社会对人才素质整体需要。近几年来，纵使很多高校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但实际上却是单纯地进行教育灌输知识却忽视了能力培养，这导致了很多学生高分低能问题的出现。

五、十二五期间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我国教育发展已经经历了十一五发展的阶段，“十一五”规划纲要表明，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三大主要任务。然而，鉴于我国目前十一五期间教育发展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阶段，进一步的教育改革势必要进一步加强。“十二五”阶段，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1．科学规划教育发展体系

“十二五”期间，我国应该科学规划国家教育发展，遵循分类清晰、布局均衡、结构合理的原则，从而形成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协调的教育体系。目前，我国逐步从农业大国向新型工作大国转变，并且逐步向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阶段迈进。因此，对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而言，人才培养必须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在力发展应用型、自主创新型人才，从而建立拥有自主技术与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强有力的支撑体系。

2．建立教育的有效竞争机制

政府必须打破教育独家垄断格局，从而保证教育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公平竞争的教育供给机制。该做法的意义在于：1）强化教育与科研院所、企事业机构的联系；2）增加非政府部门与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比例；3）加强私立或民办学校的作用，从而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

3．继续加强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

教育的财政性投入是保证其发展的基础与手段。因此，我国还应继续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使教育事权与财政权相匹配，从而实现教育公平。为实现该目标，我国必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从而使每个公民都能够享受教育的权利。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原则，我国应进一步协调教育的管理体制与公共财政体制。也就是说，中英政府承担义务教育投资的责任，并实现相对集中的公共财政机制，然而，教育的管理工作由地方负责。与此同时，针对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教育投入问题，国家必须建立经费转移的制度。

4．更新高考制度与学位管理模式

我国应该更新高考制度与学位管理的模式，可初步采取一年多次高考的制度以及学分制的学位管理机制。教育人才的培养应该兼顾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

才，而在实践中以应用型人才为主。因此，相应的人才选拔制度也应该适应人才培养的目标，即拥有两种培养潜质的人才都有机会被高等教育录取，而不能局限于参加高考的高中生。

5．建立间接的教育管理体制

我国将将教育权、行政权与学术权力分离，从而建立间接的教育管理体制。政府教育行政的职责主要应体现为：确立国家教育的资源布局，制定国家公共教育发展规划，调整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建立教育市场规范化管理体系。而对于教育行政机构与办学主体间的关系，不能够为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而应为服务与被服务、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第三篇：关于我国水利体制改革的思考

关于我国水利体制改革的思考

“水利体制改革”，难！我国地大物博，大江、大河、大湖，比比皆是：灌区、水库、塘坝，星罗棋布。怎么改？还真有点“剪不断，理还乱”的劲儿，关键是要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变“大锅水”为“商品水”

前不久，记者辗转江苏里下河地区采访。说起三河闸的管理状况，一位工程师面露难色———管理处百十号职工，现在吃饭都吃不饱，“一方面，蓄水成本逐年增加，吃饭人数逐年增多，而国家水利资金有限，水价极低，坐吃山空。另一方面，管理上缺乏水商品意识，遇到浇灌时节，政府通知放水我们就放水；放多少，怎么放，很少考虑。两面夹击，日子难过呀！”

由于是“大锅水”而不是“商品水”，水毁工程在全国相当普遍。记者今年回安徽老家探亲，儿时钓鱼、嬉戏的深沟早已淤塞；昔日水流潺潺、纵横阡陌的渠道杳如黄鹤。

水利部计规司司长陈雷分析，由于农村水利体制改革滞后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部分水利工程设施处于建、管、用相脱节，有人用、无人管或乡、村“松散”管理的 状况，水利工程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水利资产或闲置或流失，工程老化失修和效益衰减的问题十分突出。必须变“大锅水”为“商品水”，才能“以水养水”！“以水养水”，就是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把水推向市场。通过市场养水，壮水，造福于民。“以水养水”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观念。

河南省方城县副县长李守强说到这个问题时，态度严肃。前年，他在农村调研时，遇到一个农民讲：“水库是俺爹修的，水是天上下的，渠道占了俺的地，水费我不应该交。”

应该说，李副县长遇到的这种情况在全国有相当的普遍性。改革的困难，不仅来自用水者，还来自水利部门。记者走访过安徽、江苏等地一些灌区及具体的渠、闸管理处。大大小小的负责人一见记者，大叹苦经。可事实上，他们却手捧金子一般的“水”等饭吃……

大处着眼，小处落笔

“以水养水”，要有措施。要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水改，工程浩大，头绪繁多，从水利设施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的角度切入，体现了改革的循序渐进。

我国水利工程，多数由国家和集体投资、群众投劳兴建，随着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生产由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原来属于国家、集体所有的水利工程管理的难度，制约了工程效益的发挥。水改，就从这里入手。

河北省元氏县晏庄村处于太行山山前平原极度贫水区，1985年以来，由于持续干旱，浅层水枯竭，机井大部分报废，全村近2000亩土地因缺水而变成“望天 收”。专家考察后断言，解决该区水源的根本办法只有打深井，但该地深水层在300米以下，成一眼井少则30万元。这对一个集体收入年仅1.05万元，农民 收入人均不足1000元的村来说，不啻天大的困难！1996年4月，村支部书记齐胜川站出来牵头，联户以股份合作制形式筹建深井工程，不久，国家的一部分 投资也进入了这个公司，工程有效浇灌面积达到1500亩，并实现了喷灌。

如今，晏庄股份制供水工程成了“国家—集体—个人”联合型股份制供水工程。供水的公司化运作，国家受益，集体受益，农民也受益。

不仅河北省在探索水利工程的改革，而且黑龙江、山东、河南等省在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拍卖、租赁、承包、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等方式，明确所有权、拍卖使用权、放开建设权、搞活经营权，盘活了存量资产，调动了工程所有者的积极性。

“农民用水者协会”，水改的新衣

相伴着水改的脚步，1999年河南省南阳市鸭河口灌区的农村大地上，冒出了“农民用水者协会”。呼啦啦，灌区一共冒出了14个农民用水者协会，选举产生用水户代表309名，他们代表灌区44612户用水户，灌区用水户成为灌区田间水利工程设施管理的真正主人。

“农 民用水者协会”的成立，是鸭河口灌区管理局精心策划的结果。他们对灌区内水利设施配套比较齐全，村级领导班子健全，发展水利信心足的地方，把支渠以下田间 管理工程的经营权、管理权完全交给用水户，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独立核算。协会作为社团组织由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新变化出现了。改制前，“一年建，二年毁，三年浇地不通水”的状况不见了，农民把水利工程当作自己的财富，精心管护，工程完好率由原来的85％上升到 97％。过去是农民用水，政府报水，管理单位放水，而灌溉无人管，秩序混乱，强水霸水，时有发生。现在，“上游咽，下游涸”的局面不见了。农民用水开始自 己

申请水票，持水票抽水。农民满意地说，“协会好，协会好，有了协会有水浇，庄稼丰收不愁了。”

其实，改革带来的新变化又岂止发生在鸭河口灌区呢？实施水改的地区，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水改，改变了人们的水观念；水改，改出了水利的效益；水改，改出了农民的节水意识；水改，还改出了农民的增收。

第四篇：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30年

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30年

日 期: 2008-8-6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来 源:

一、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发展与变革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中国政府依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体系。与之相适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高等教育遵循政府计划、政府举办、公共财政出资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施行的是国家包办的单一体制和模式的免费高等教育。1977年高考的恢复直接改变和推动了随后整个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当时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人才支持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而国民收入普遍很低，高等教育肩负着在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尽快弥补由于文革造成的人才青黄不接的特殊的历史使命，而主要由政府财政经费支撑的免费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社会精英。

随着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开始和不断深入，以及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大，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调配转向以市场调节为基本方式，原有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已经不再适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l984年中央政府把教育

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改革，是整个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体系中的基础性改革，它的改革成效将制约着其他一系列改革，以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政府间高等教育投资责任的变革

从国家财政投资体制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几次重大改革，其主要目标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改变由国家统一管理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式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财政收人和支出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各省“分灶吃饭”的中央与地方分级负责的新财政体制。为了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l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特别明确提出进一步确立中央与省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体现了中央进一步简政放权的意图。随着中央对办学和投资责任的不断下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增加了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责任，并最终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更多的资源。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国家机构改革和财政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间高等教育的事权和支出范围发生了-些调整，其结果是在高等教育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层层下移的同时，财权财力的层层上移。

(二)政府拨款模式的变革

高教投资体制改革中政府投资作用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各级政府的责任和权力的划分、投资的数量和结构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对高等教育拨款方式的转变上。l985年以前，政府对高等学校的事业费是按照“基数加发展”的模式拨付的。1985年，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法。与“基数加发展”的旧模式相比，“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模式总体上更加有利于经费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高等学校安排经费的主动性、自主性以及经费管理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高校的成本行为规律，在拨款的透明性和公正性方面有明显进步。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开启了一些大型的高等教育专项资金项目。1991年年底“211工程”方案上报国务院并着手实施。这不仅被认为是在高等教育界开启了政府目标管理方式之先河，而且也是“综合定额”之外政府加大对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的专项投入的重要标志性事件。继此之后，一些重大的专项资助陆续启动，例如1998年开启的“985”项目等等，表明政府对高校投人的专项资金力度不断被强化。

(三)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所需的全部费用均由国家财政负担。高等院校不仅不向学生收取学费，而且要拨出相当一部分资金作为“人民助学金”补贴学生学习期间的生活费开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日益增加，国家需要提供日益增多的高等教育机会。然而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起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机制。

1984年，国家决定招收一定数量的委培生和自费生。l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改革高等学校的人民助学金制度，并提出了在学杂费和培养费方面进行改革的思想。l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正式宣布将“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作为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投资体制。1994年，国家在37所高校实行招生并轨改革试点。l997年，全国高校并轨完成，实行所有新生都缴费上学的制度。至此，对高等教育进行成本的私人补偿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实行成本补偿、收取学费的同时，为了确保贫困家庭的子女不会由于经济原因而被排除在高等教育系统之外，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也经历了一个建立与逐步完善的过程，形成了以“奖、助、贷、勤、减、补”为主要内容的资助体系，以向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教育资助。

(四)高校自筹性资金的拓展

鼓励高等院校通过自身优势自筹资金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有权利用自筹资金等等。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则更加明确地将学费、校办产业、高新科技企业、社会服务、社会捐资助学、金融信贷手段等作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之外的教育经费筹措的主要措施。

高等学校通过多种形式的创收、自筹活动，挖掘和利用了在人才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潜力，增加了学校的收入和经费来源渠道，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科技开发、技术咨询和人才培训活动促进了高等学校自身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改革。

(五)民办高校投资体制的发展

利用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与公立高等教育资源不足所形成的市场空间．利用市场机制举办民办教育，吸纳国家财政以外的资金投资办学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地方办学、社会力量办学开始“松绑”。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国家对社会力量办学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确立并形成了高等教育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新格局。2002年1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使民办教育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

从民办高校的投资体制上看，其办学经费主要依靠学费收入，其余不足部分则依赖银行和个人贷款或母体企业和股市上的经费支持。政府对民办高校实行直接减免税政策或者其他扶持政策。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民办高等教育初步实现了对以国家包办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对于穷国办大教育的不堪重负的国家财政是一个有效的缓解。

(六)高等学校内部财务管理体制的变革

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内容既有国家高等教育宏观投资体制的改革，也有在院校层次上实施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1980年以前，高等学校的经费均由国家财政统一计划拨款，学校在年终决算后需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这导致高等学校不仅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教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1980年财政部召开全国文教行政财务会议，强调全面推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的办法，各个高等院校按照国家下达的预算包干使用，年终结余全部留归学校结转下支配。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以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改革方向发生了变化。1998年底全国财政工作会上正式提出了新的公共财政改革，它包括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收支两条线”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等，对高校的财务管理和运作发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相比，90年代末财政改革对于高等院校内部财务管理的影响完全是不同的；是在大大增强了中央财政部门对高校财务管理的直接控制的同时，高等院校在内部财务管理方面的自治和自主权限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二、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成效

(一)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了经费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探索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体制。l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将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为辅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方式写入法律，确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的合法性。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筹资的多元化格局中，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预算内、外拨款；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学生或者家庭缴纳的学、杂费；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集资办学经费；建立教育基金；承接科研课题或与企事业单位进行科研合作所取得的收入；学校贷款和从资本市场上取得的利息收入等，简称为“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

(二)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支撑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从单一的经费来源到多渠道经费筹措格局的转型，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展得以成为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在校生人数的持续增长。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特别是1999年以来规模的急速扩张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我国仅用不到l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许多国家用了几十年才实现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历史性跨越。正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以及由此形成的经费来源渠道的多元化使得这种扩张成为可能。

(三)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推动了高等教育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不断变革一方面促使高等教育的投资渠道不断拓宽，资金总量不断增加，支持了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也催生了在多渠道投资架构基础上的一些新的办学模式，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省级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权限扩大，省会城市的高等院校数量增加。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地级中心城市举办的高等学校也逐渐增多。这一发展进程表明，随着区域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学校的布局已经逐步下移，地级城市兴办高等学校成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

投资体制的改革还直接促进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除了以各级政府为办学主体的公办高校的办学模式外，出现了完全市场化的各类民办高校的办学模式，以及政府、高校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型高校的办学模式等新的高等院校类型(如独立学院)，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各类高等教育形式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办学的合作者多种多样，有境内的国营与民营企业、民办学校、社会和学术团体、科技开发公司等，也有境外的优质大学、国际组织等。而办学的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经费来源多渠道既有通过融资手段筹资，也有靠企业投入经费，还有依靠学费滚动发展等，但都不依靠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

(四)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改善了社会资源分布的公平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从单一的经费筹措渠道向多渠道转型，除了是为应对高等教育旺盛需求下的高等教育经费紧张外，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是为了实现更大的高等教育财政公平。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实施的是严格的高考选拔制度，入学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考生的高考成绩来决定。而高考成绩的高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的质量。由于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富裕家庭的孩子较之经济不发达地区以及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受较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因此前者在高考竞争的起跑线上往往处于优势。如果高等教育完全由政府通过税收来承担，那么只能是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教育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是穷人在对富家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进行补贴。

实行多渠道筹措经费后，当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资源保持不变时，学生生均公共资源的占有量将减少，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导致公共教育资源在社会成员中配置的结构性公平；当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一定时，学生生均公共教育资源占有量的减少意味着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总资源可以减少，政府便可以将更多资源向基础教育倾斜。因此，多渠道筹措经费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教育资源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公平分布。

(五)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改变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布

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使得经费总量增大的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还能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经费建立和完善各种学生资助体系，使得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同样可以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目前的相关研究发现，尽管在考虑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是否得到了改善并没有定论，但是多数实证研究一致的结论是，如果不考虑质量这一因素，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高等教育规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使得更多来自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均等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平等。

(六)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赋予了高校发展的自主权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开始改变高等学校过去由于在经济上主要依赖财政从而在办学上过于依赖政府的状况，为高等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具有了经济基础和激励机制。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高等学校，已经改变了过去完全依赖政府的习惯，开始积极主动地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成为了融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高校也开始改变过去隔离于社会的象牙塔作风，更加灵活、更加主动地加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加强科研开发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而且，高校一旦与社会和市场接触更加紧密，问责意识与项目管理意识都会无形中得到提高；就有动力改变自身内部资源的分配方式，从而降低运行成本，使得高校在资源投

入相同的情况下，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些不同产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使得总的产出效益提高。

三、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一)政府财政性拨款总量不足、结构不够合理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在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达到4％。从具体执行情况来看，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大部分省市区财政都没有达到这一标准，高等教育投入严重不足。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分级管理”为基本特征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一方面促进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全国高等教育发展条件的极其不平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比较充足，办学条件相对较好；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高教经费相对短缺，办学条件相对较差，有些高校的基本运转非常困难。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央财政的加强，来自中央的专项补贴性的转移支付经费大大增加。由于专项的转移支付比例过高，相关制度不正规、不透明，它的后果就是相关政府部门的权利很大，决策受非制度化的人为影响过大，极易导致“寻租”行为。

(二)学费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明显受到抑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由于政府拨款的相对不足等多种原因，高等学校的学费水平不断上涨。从90年代中期，学费就开始成为除政府财政投入外的第二大经费来源渠道，而且其在整个高等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03年起已高居30％以上。但是，一个时期以来高校收费水平及其上涨速度不仅使居民普遍感到了经济上的压力，更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社会普遍的心理承受能力。经济状况处于劣势家庭的子女的升学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学费水平的制定不再单纯是一个依据培养成本进行科学核算的技术问题，它越来越成为一个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问题。可以说高等教育收费机制的改革正在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来自各方面的社会压力。

(三)高校债务危机及其影响加剧

由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生规模的超常规快速扩张，原有渠道的资金来源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对包括大量新建教学设施在内的资金需求。在政府拨款不足、经费供求缺口日趋扩大的状况下，许多高校被迫选择借贷筹资，既包括从外部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也包括来自高校内部不同项目之间的内部债务。负债运作是近年来各地高校普遍采用的筹资行为，成为继财政拨款、学杂费收入之后，高等院校筹措资源的第三个主要渠道。虽然负债融资作为在原有财力有限的条件约束下高等教育非常规发展的特殊的资金融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经费不足的困境，为高等教育的跨越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撑，但与此同时，部分高校通过各种外部或者内部债务来维持学校的经营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后续财务运作的风险。而还款期的进入使得风险压力不断升级，已经成为威胁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隐患。

(四)其他经费来源渠道的能力建设不容乐观

除了以上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三大主要渠道外，其他渠道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也不容乐观。在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总盘子里，来自校办企业和高校的社会性服务收入的比例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基本一直徘徊在1％左右。而社会捐集资经营收益用于教育的经费和捐集资收入的比例都停留在l％的水平上。总体而言，我国高等院校在除政府和学费两个主渠道外的筹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1998年开始的高校财务制度改革，其实施的实际效果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倡导的简政放权、发挥地方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高等教育分权化体制改革的走向表现了明显的矛盾和冲突。现行的财务管理方式是财政部门对高等学校采取与政府职能部门相同的管理方式，即对高校的财政拨款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实际上，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成功的必备条件要求预算具体、准确和完整。但是由于高校运转，特别是科研活动的成本行为和财务管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预算很难做到充分的准确、完整，存在众多不可预计性，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修正。因此过度强化预算的刚性管理，有违高等院校发展的自身规律。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末一系列财政改革的结果是，高校正在失去利用短期资金沉淀综合协调和规划教育发展的能力；减弱了高校与包括金融在内的机构合作融资的基础；造成了资

金支付的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在一定程度带来了请如年底盲目突击花钱，浪费既有资源等等一系列问题。

四、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巩固和加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体制改革的成果，坚定不移地继续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维护高等学校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自主权，扭转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事权和财权弱化的被动局面，实现高等教育经费事权和财权的真正统一，使高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和有效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已经成为燃眉之急的迫切任务。

应该坚持“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加大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同时继续对发展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途径提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度保障，以保证高教发展得到必要的经费和资源支持。应该调整财政拨款结构，适当降低目前专项补贴偏高的比例，增加综合定额类一般性拨款在高等教育财政总投入中的份额，增强拨款程序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确保高校能够获得维持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稳定的财源。应该更多地发挥高校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坚定地走对高等教育进行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的道路，构建一整套基于社会参与、民主管理、能够追究和问责的尊重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的制度体系。应该建立和完善鼓励民办高校发展的机制，切实解决多样化带来的民办学校产权问题，加大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优惠和投资支持力度，促使公办和民办高校能够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中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应该认识到，只有切实加强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落实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我约束、社会参与评价相互结合的有效机制，高等教育才能获得健康发展，这已经是为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所反复证明的真理。

第五篇：对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思考

对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思考

检察体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就检察体制改革的有关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现有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实际施行的双重领导体制，检察机关的人员管理、经费来源、职务任免等等受制于地方党委、行政部门和权力机关以及自身机构设置的不合理，使检察机关难以独立、高效地行使检察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员管理地方化。

检察机关在人员管理上更多的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权力机关。检察机关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实际上只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有时候甚至出现了检察机关自己的人员上级检察机关调不动的奇怪现象。

2、经费来源本地化。

现在检察机关经费主要来源于本地区的财政部门，当地财政直接控制着检察机关的经费，“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导致了检察机关对所在行政区域的强烈依赖性。一旦检察机关触及到本地区的利益时，本地区的行政部门有可能会打着“为本地区经济发展保架护航”等旗号，以检察机关经费相威胁，出面干涉。

3、管理集权化。

检察机关各机构办案均实行首长负责制，权力过度集中，办理案件的各个环节，从立案、侦查到决定起诉不起诉或撤案； 层层请示汇报，层层审批把关。因而案件的请示汇报等待过程比调查取证的过程要长得多，造成办案期限超过法定期限。层层把关中有的因无法定程序依据，处理意见难以载入诉讼法律文书，不仅影响了下级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且导致责任主体不明晰，一旦案件办理质量有问题，由于责任权利的分离、分散，根本也找不出最终决定的直接责任者。

4、机构设置不科学，行政色彩过浓。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没有从突出法律监督的特色上进行系统化的设置，与职能不相吻合，部门过多，分工过细，检察权配置不合理，重复劳动大量存在，工作效率低下。现有的检察体制完全将自侦、批捕、公诉、法律监督等检察权割裂开来，导致案件在不同部门之间反复流转，相互扯皮，既浪费了司法成本，又不利于工作开展。（2）职能与事权划分不合理，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案件多，权力也相对集中；而渎职侵权和监所检察部门则是工作量不大，人浮于事。这种现象在基层检察院尤为突出。（3）机构设置上行政与业务不分，行政色彩过浓。检察机关行政部门与业务部门定位不明确，部门之间人员可以自由流动，造成了部分具有法律职称的人员在从事行政工作，而某些不具备法律职称的人却在业务部门从事检察工作。这种混乱的现象既损害了检察官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形象，又违反了法治原则。

二、现有检察体制造成的弊端

1、不利于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当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检察机关往往维护的是地方利益，导致检察机关执法日益地方化。同时，一旦涉及到查办地方重要党政领导干部的案件，检察机关往往受到各种堂而皇之甚至强制命令等不正当的干扰，其结果就是导致案件的不了了之，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成了一句空话。因此，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执法的公正性越来越显示出疑惑。

2、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现在的许多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越来越复杂，而由于机构设置的不合理，除了法定程序，案件的办理还需要经过更多的内部环节，这无疑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加上受领导精力、水平、作风等因素的制约太多，更容易使案件的期限无端拖长。在现实的双重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还要执行地方上的各种与其职责不相称的任务，而部门设置的行政化也使得一部分业务骨干“不务正业”，牵扯了检察机关的大量精力。

3、不利于发挥出检察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现实中，业务骨干不一定能够成为某一部门的负责人，而部门负责人则不一定都是业务骨干。在个案的最终处理上，办案人的个人见解可能被融入集体意见中，也可能被放置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真正意义上调动起广大检察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检察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1、实行“检察一体化”的垂直领导体制。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检察机关实行的是垂直领导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表现是：（1）各级检察机关对外是一个整体，每个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活动都是整个检察系统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2）上下级检察机关和上下级检察官之间实行上命下从制。（3）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不受任何权力机关或政府部门的约束。实践证明，这种体制对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有效打击犯罪，防止地方势力保护主义的不正当干扰，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将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权交由中央统一行使，地方各级党委只对同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实行监督；（2）改变现行的组织人事、管理制度和检察官的产生方式，使检察官的任免、晋级、奖惩与地方脱钩；（3）检察机关经费由中央财政作为专项支出实行单列，由上至下逐级下拨，保障检察机关经费独立；（4）重新划分司法管辖区，使其不与行政辖区重合一致。

2、大力推行主诉检察官、主办检察官制度。

这是检察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其核心是将检察机关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化为司法业务运作模式，将集体负责制转化为检察官个人相对负责制。主诉、主办检察官制度的施行，使得真正能办案、能独立出庭的检察人员走上第一线，而不从事或不能从事办案工作的人员则成为行政、后勤或司法辅助人员。实践证明，主诉检察官、主办检察官制度的推行对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检察体制层面存在的权力配置不适当，内部管理行政化，检察队伍非职业化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3、完善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

机构的设置需要遵循下列原则：（1）符合检察职能整体格局的原则，使机构设置更为协调、合理，进一步突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最终形成结构合理、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精干高效的检察体制。（2）精简、统一、效能原则。通过精简机构，将职能相近的机构整合为一个部门，以提高工作效能，改变官多兵少，人浮于事的现象。如将现存的按诉讼环节而设立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部门统一于同一机构，让同一检察官行使，避免以往因重复劳动而造成人力及时间上的浪费。（3）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的原则，要按照司法机关建设检察机关，逐步减少业务管理工作中的行政色彩，增强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

4、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从我国实际出发，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1）切实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活动的监督。（2）通过建立专门的监察机构，负责对办案人员执法情况和办案的质量进行监督，加强对不起诉制度的监督制约和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监督制约制度等加强内部监督。（3）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既要发挥检察官的主观能动性，又要加强制约，作到权责分明。首先要加大对检察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惩戒力度；其次，实施错案责任追究制，以促进检察官严格、公正执法。

当然，我国检察体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立足于司法现状，循序渐进。但是，改革势在必行，毕竟，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检察机构设置是依法履行检察职能，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基石。

（作者系靖宇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作者简介：高峰，男，汉族，研究生学历，1960年11月1日出生。1977年7月参加工作，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89348部队服役。先后在吉林省抚松县公安局任民警、交通警察中队中队长、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局长等职务，2005年1月至今任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职务。1990年10月2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7月吉林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