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和思考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有步骤地全面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文化产品创作层出不穷，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沉稳矫健……
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增进民生幸福、促进社会和谐，文化都是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点规律，创新文化的体制机制，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逻辑必然，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之所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今天，我们已经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正迎来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
改革，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济领先，其他领域依次推进。当经济领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时，文化领域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2000年，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我们的出版社大多一头雾水，图书博览会不能像书市一样卖书，这个道理让很多人想不通。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拿到《哈利·波特》中国版权，这个今天看来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时却瞬间被演绎为出版业的神话。也就是在这一年，“文化产业”这4个字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进入新世纪，“WTO”这短短的3个字母给中国人上了第一堂国际贸易的扫盲课。然而，打开的贸易之门却让门内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虽然只有全球影片数量的10%，但它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更为尴尬的是，我们的“事业单位”这样一个体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对等的称谓，更不要说进行版权贸易。就好像整个世界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中国”这个特殊的选手，由于没有独立的文化法人地位，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国际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巨大反差以及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外在诱因，那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压力则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不平衡，“精神饥渴”现象日益强烈的尴尬局面。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单位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文化单位按照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划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多给多干，少给少干，不给不干”。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人走街串巷，就能用自己挣的钱给国家捐飞机；可文化体制改革前，许多文艺院团竟到了无钱排戏的地步。原因何在？关键在于香玉剧社是向市场要钱，而国有院团则是向政府要钱。
长期以来，我们的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也混淆不清。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有文化、无市场”，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国内的文化市场要逐渐放开，一面是我国的文化单位难以与国外文化企业同台竞争；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成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大课题。
事实证明，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开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部署，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崭新航程。
改革，不啻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盘点一下中国文化的家底，几乎令人望而却步：10000多家报刊，近1000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这样一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改革，如何平稳有序地推进，着实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智慧。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使体制改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它所涉及的内容枝枝蔓蔓，需要调整的关系层层叠叠，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改革的困惑同样来自内部。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但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不想花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改革的成本由谁来买单？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文化厅局，不改革好歹还有几个院团可以管，现在一改革似乎什么资源都没有了。
改革之初也曾顾虑重重。先改的单位小心试探，后改的单位观望不前；条件好的地区想“脚踩两只船”，既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又享有企业的收益；条件不好的地区则想慢半拍、等等看。
经过最初两年的试点和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终于明确：科学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简单的一句话，拨云见日，使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变得清晰起来。
改革之难，其难在人。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一样，这也涉及数以万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直接决定了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而且旧庙拆了，新的庙又没有建立起来，让只会念经的和尚做什么？谁能把人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谁的改革才能成功；谁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谁才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
一场不可逆的改革发动起来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关口上，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力。从2003年开展试点，到2005年点面结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如关山飞度，一刻没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经验总结会，半年一次的考察学习，一个月一次的进度汇报，使改革既有明确的任务书，精细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这四个“基本”，其实都是硬任务。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出版社，允许其在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停办；地方所属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转制任务的，将视为自动退出；非时政类报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备市场生存条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国务院随后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担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识，在不断探索中达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养不起”，不会“一转就死”，也不会使传统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院团出人出戏出效益，生存状况远好于改革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上载”，并制成数字文化消费品。
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精神文化转化成物质财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中国文化，迎来黄金发展期
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气象，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紧扣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这四个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的关键所在。不下决心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硬壳砸掉，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彻底转为公司法人，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演出场次增长了7倍，总收入增长了100倍。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制590家，非时政类报刊完成转制595家，22个省区市实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随着大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事业人”变成了“企业人”。
这些惊人的变化证明：文化单位蕴藏的潜力是巨大的，文化市场开发的前景是广阔的，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创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大大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建立健全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给什么”。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达到18%以上。政府实施的五大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调整结构，文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各地通过推动文化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大型文化企业。
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的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整合省内发行网络，控股海南发行集团公司，成为出版业首家超百亿元企业。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纷纷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5%，有的甚至达到7%。
如果8年前，我们讲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别人会说这话太不靠谱，但是今天这句话已经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大政策。
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通过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正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社会管理转变。
山东省临沂市率先探索出“三局合一、联合执法”的“临沂模式”。以“临沂模式”为蓝本，全省各地市加快整合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文化市场执法职能和执法队伍，组建起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这一改革举措，真正实现了文化审批权、执法权之间的分离。
“走出去”，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脱颖而出。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选择，目前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已与148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9个。
8年的奋斗，8年的探索，充分证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对文化复兴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今天，中国文化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一个管理科学、市场规范、创作繁荣、消费旺盛的文化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提高文化自觉才能解放文化生产力
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不仅仅是生机勃发的文化产业和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更是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思想基础的过程。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文化体制改革启动的时机和节奏时，不能不叹服这高屋建瓴、大胆缜密的顶层设计。
英国BBC曾经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领导人也正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建设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么，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还要回答如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从实践层面看，它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天，我们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经验，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起远航中可以凭借的风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形成广泛的思想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导向。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自强，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党的十六大吹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军号时，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的话，那么，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进？改革能否顺利，关键是改革是否尊重和顺应规律。实践证明，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有进入市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才能更高，主流的声音才能传播得更远。这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因为把文化推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了群众，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成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从而文化才能在接受市场的评价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事实上，那些关注现实、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往往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近年来《亮剑》、《任长霞》、《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金婚》、《闯关东》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其收视率节节攀高就说明：占领市场就是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市场份额越大，服务的群众就越多，正确导向就越能落到实处。
改革能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对象是否理解和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保持波澜不惊、顺利推进的良好态势，就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只有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改革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8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可以说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它表明群众路线的法宝对于我们党来说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有一个优化的路径？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一种科学有效的领导方法。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作参照，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日渐清晰。
自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就设计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发展思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两分法”的思路，改革的路径也就变得明晰起来。就宏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体制。就微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强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内在活力，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享受政策扶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实行企业体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文化产业为什么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后，又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思路，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面前抢抓机遇，加大国家层面对文化的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文化产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献率不断提升。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攻坚战
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我们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蓦然回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加快推进的攻坚期。
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底之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要基本完成。屈指数来，已仅仅剩下不足400个日子，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变革蕴含陌生，陌生产生刺激，刺激有助于击穿麻木、打开思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想，使改革的思维更活跃、探索的氛围更浓厚、创新的动力更强劲。毫无疑问，我国是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让我们底蕴深厚，但又远不是个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强烈的改革意识，努力改变我们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体制机制弊端还需要进一步革除。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已有所改观，但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进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问题正在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制约。
事业和产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传媒领域。虽然大部分传媒企业都已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有的还将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文化企业，甚至上市融资，但在实际运营中，“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和融资上存在诸多障碍，也不利于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就必须根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
文化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的实力显著增强，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突出地体现在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上。我国有杂技专业团体100多个，但演出收入低、国际知名度不高。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一年的演出收入比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还多。我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很难产生全球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必须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各种形式的探索和试验。
改革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突破。随着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有其特殊性，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难点，因而需要全力攻坚。推动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绝不是财政“养不养得起”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体制机制建设好。非时政类报刊也是重要的舆论阵地。着眼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应率先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同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资质或严重亏损的报刊，切实解决报刊业长期存在的“小散滥”问题。
投入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政府主导，逐步建立健全同财力相匹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把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同时改进财政投入方式，采取基金、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建立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拓宽投入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消费模式的变化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网络视听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新兴文化业态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同时，还要注重通过硬品牌来打造软实力，多出品牌企业，多出文化精品，真正从上游入手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
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建设文化强国，而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和人才的共同作为
文化和经济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正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有更加强烈的文化自觉、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文化自强，而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文化强民。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一个多元文化发展的世界格局正逐步形成。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们正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的新阶段。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人才的共同作为。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政府要大有作为。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同时也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无能为力之处，就是政府大显身手之地。当中国的“经济蛋糕”已经做到如此巨大的时候，时代和人民都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从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转变为一个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政府自身的角色应该定位于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市场要大有作为。一个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固然会让不会游泳的文艺团体呛水，而一个不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如同一个没有水的游泳池，再好的健将也无法施展拳脚。因此，政府必须把培育需求旺盛、体系健全、运转健康的文化消费市场，作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抓紧抓好。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人才要大有作为。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必定是文化巨人辈出的时代。我们需要文化巨人的不断涌现，更需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来加快构建尊重人才、尊重艺术的大环境。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并将其变革的深刻根源归结于人的觉醒：“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今天，当我们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时，完全可以说这一改革正是中国重建文化自觉、重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伟大变革，它所迎来的必将是恩格斯所热情称赞的那样一个伟大时代。
一个国家，只有当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时，当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时，这个国家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活力，已令中国文化面貌一新，中华文化复兴的曙光已展露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助力和鲜明标志。
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攻坚战
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我们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蓦然回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加快推进的攻坚期。
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底之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要基本完成。屈指数来，已仅仅剩下不足400个日子，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变革蕴含陌生，陌生产生刺激，刺激有助于击穿麻木、打开思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想，使改革的思维更活跃、探索的氛围更浓厚、创新的动力更强劲。毫无疑问，我国是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让我们底蕴深厚，但又远不是个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强烈的改革意识，努力改变我们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体制机制弊端还需要进一步革除。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已有所改观，但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进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问题正在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制约。
事业和产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传媒领域。虽然大部分传媒企业都已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有的还将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文化企业，甚至上市融资，但在实际运营中，“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和融资上存在诸多障碍，也不利于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就必须根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
文化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的实力显著增强，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突出地体现在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上。我国有杂技专业团体100多个，但演出收入低、国际知名度不高。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一年的演出收入比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还多。我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很难产生全球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必须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各种形式的探索和试验。
改革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突破。随着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有其特殊性，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难点，因而需要全力攻坚。推动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绝不是财政“养不养得起”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体制机制建设好。非时政类报刊也是重要的舆论阵地。着眼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应率先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同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资质或严重亏损的报刊，切实解决报刊业长期存在的“小散滥”问题。
投入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政府主导，逐步建立健全同财力相匹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把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同时改进财政投入方式，采取基金、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建立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拓宽投入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消费模式的变化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网络视听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新兴文化业态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同时，还要注重通过硬品牌来打造软实力，多出品牌企业，多出文化精品，真正从上游入手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
第二篇：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 2011年10月14日 13:49:42 来源： 人民日报
几位“花腰傣”姑娘在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表演民族舞蹈。从2003年起云南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新华社发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有步骤地全面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文化产品创作层出不穷，文化“走 出去”的步伐沉稳矫健„„
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增进民生幸福、促进社会和谐，文化都是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点规律，创新文化的体制机制，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逻辑必然，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之所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今天，我们已经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正迎来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
一、改革，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济领先，其他领域依次推进。当经济领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时，文化领域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2000年，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我们的出版社大多一头雾水，图书博览会不能像书市一样卖书，这个道理让很多人想不通。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拿到《哈利·波特》中国版权，这个今天看来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时却瞬间被演绎为出版业的神话。也就是在这一年，“文化产业”这4个字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进入新世纪，“WTO”这短短的3个字母给中国人上了第一堂国际贸易的扫盲课。然而，打开的贸易之门却让门内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虽然只有全球影片数量的10%，但它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更为尴尬的是，我们的“事业单位”这样一个体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对等的称谓，更不要说进行版权贸易。就好像整个世界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中国”这个特殊的选手，由于没有独立的文化法人地位，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国际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巨大反差以及提高中华文 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外在诱因，那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压力则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不平衡，“精神饥渴”现象日益强烈的尴尬局面。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单位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文化单位按照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划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多给多干，少给少干，不给不干”。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人走街串巷，就能用自己挣的钱给国家捐飞机；可文化体制改革前，许多文艺院团竟到了无钱排戏的地步。原因何在？关键在于香玉剧社是向市场要钱，而国有院团则是向政府要钱。
长期以来，我们的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也混淆不清。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有文化、无市场”，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国内的文化市场要逐渐放开，一面是我国 的文化单位难以与国外文化企业同台竞争；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成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大课题。
事实证明，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开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部署，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崭新航程。
二、改革，不啻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盘点一下中国文化的家底，几乎令人望而却步：10000多家报刊，近1000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 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这样一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改革，如何平稳有序地推进，着实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智慧。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使体制改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它所涉及的内容枝枝蔓蔓，需要调整的关系层层叠叠，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改革的困惑同样来自内部。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但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不想花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改革的成本由谁来买单？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文化厅局，不改革好歹还有几个院团可以管，现在一改革似乎什么资源都没有了。
改革之初也曾顾虑重重。先改的单位小心试探，后改的单位观望不前；条件好的地区想“脚踩两只船”，既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又享有企业的收益；条件不好的地区则想慢半拍、等等看。
经过最初两年的试点和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终于明确：科学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简单的一句话，拨云见日，使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变得清晰起来。
改革之难，其难在人。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一样，这也涉及数以万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直接决定了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而且旧庙拆了，新的庙又没有建立起来，让只会念经的和尚做什么？谁能把人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谁的改革才能成功；谁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谁才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
一场不可逆的改革发动起来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关口上，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力。从2003年开展试点，到2005年点面结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如关山飞度，一刻没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经验总结会，半年一次的考察学习，一个月一次的进度汇报，使改革既有明确的任务书，精细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这四个“基本”，其实都是硬任务。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出版社，允许其在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停办；地方所属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转制任务的，将视为自动退出；非时政类报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备市场生存条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国务院随后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担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识，在不断探索中达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养不起”，不会“一转就死”，也不会使传统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院团出人出戏出效益，生存状况远好于改革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上载”，并制成数字文化消费品。
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精神文化转化成物质财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三、中国文化，迎来黄金发展期
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气象，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紧扣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这四个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的关键所在。不下决心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硬壳砸掉，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彻底转为公司法人，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演出场次增长了7倍，总收入增长了100倍。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制590家，非时政类报刊完成转制595家，22个省区市实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随着大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事业人”变成了“企业人”。
这些惊人的变化证明：文化单位蕴藏的潜力是巨大的，文化市场开发的前景是广阔的，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创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大大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建立健全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给什么”。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达到18%以上。政府实施的五大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调整结构，文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各地通过推动文化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大型文化企业。
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的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整合省内发行网络，控股海南 发行集团公司，成为出版业首家超百亿元企业。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纷纷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5%，有的甚至达到7%。
如果8年前，我们讲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别人会说这话太不靠谱，但是今天这句话已经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大政策。
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通过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正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社会管理转变。
山东省临沂市率先探索出“三局合一、联合执法”的“临沂模式”。以“临沂模式”为蓝本，全省各地市加快整合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文化市场执法职能和执法队伍，组建起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这一改革举措，真正实现了文化审批权、执法权之间的分离。
“走出去”，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对外文化交流 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脱颖而出。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选择，目前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已与148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9个。
8年的奋斗，8年的探索，充分证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对文化复兴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今天，中国文化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一个管理科学、市场规范、创作繁荣、消费旺盛的文化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四、提高文化自觉才能解放文化生产力
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不仅仅是生机勃发的文化产业和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更是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思想基础的过程。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文化体制改革启动的时机和节奏时，不能不叹服这高屋建瓴、大胆缜密的顶层设计。
英国BBC曾经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领导人也正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建设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么，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还要回答如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从实践层面看，它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 业单位的关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天，我们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经验，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起远航中可以凭借的风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形成广泛的思想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导向。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自强，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党的十六大吹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军号时，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的话，那么，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进？改革能否顺利，关键是改革是否尊重和顺应规律。实践证明，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有进入市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才能更高，主流的声音才能传播得更远。这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因为把文化推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了群众，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成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从而文化才能在接受市场的评价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事实上，那些关注现实、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往往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喜爱。近年来《亮剑》、《任长霞》、《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金婚》、《闯关东》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其收视率节节攀高就说明：占领市场就是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市场份额越大，服务的群众就越多，正确导向就越能落到实处。
改革能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对象是否理解和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保持波澜不惊、顺利推进的良好态势，就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只有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改革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8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可以说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它表明群众路线的法宝对于我们党来说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有一个优化的路径？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一种科学有效的领导方法。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作参照，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日渐清晰。
自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就设计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发展思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 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两分法”的思路，改革的路径也就变得明晰起来。就宏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体制。就微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强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内在活力，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享受政策扶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实行企业体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文化产业为什么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后，又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思路，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面前抢抓机遇，加大国家层面对文化的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文化产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献率不断提 升。
五、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攻坚战
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我们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蓦然回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加快推进的攻坚期。
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底之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要基本完成。屈指数来，已仅仅剩下不足400个日子，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变革蕴含陌生，陌生产生刺激，刺激有助于击穿麻木、打开思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想，使改革的思维更活跃、探索的氛围更浓厚、创新的动力更强劲。毫无疑问，我国是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让我们底蕴深厚，但又远不是个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强烈的改革意识，努力改变我们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体制机制弊端还需要进一步革除。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已有所改观，但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进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问题正在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制约。
事业和产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传媒领域。虽然大部分传媒企业都已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有的还将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文化企业，甚至上市融资，但在实际运营中，“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和融资上存在诸多障碍，也不利于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就必须根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
文化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的实力显著增强，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突出地体现在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上。我国有杂技专业团体100多个，但演出收入低、国际知名度不高。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一年的演出收入比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还多。我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很难产生全球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必须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 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各种形式的探索和试验。
改革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突破。随着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有其特殊性，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难点，因而需要全力攻坚。推动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绝不是财政“养不养得起”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体制机制建设好。非时政类报刊也是重要的舆论阵地。着眼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应率先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同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资质或严重亏损的报刊，切实解决报刊业长期存在的“小散滥”问题。
投入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政府主导，逐步建立健全同财力相匹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把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同时改进财政投入方式，采取基金、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建立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拓宽投入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消费模式的变化催 生了新的文化业态。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网络视听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新兴文化业态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同时，还要注重通过硬品牌来打造软实力，多出品牌企业，多出文化精品，真正从上游入手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
六、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建设文化强国，而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和人才的共同作为
文化和经济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正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有更加强烈的文化自觉、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文化自强，而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文化强民。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一个多元文化发展的世界格局正逐步形成。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们正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的新阶段。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人才的共同作为。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政府要大有作为。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同时也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无能为力之处，就是政府大显身手之地。当中国的“经济蛋糕”已经做到如此巨大的时候，时代和人民都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从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转变为一个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政府自身的角色应该定位于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市场要大有作为。一个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固然会让不会游泳的文艺团体呛水，而一个不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如同一个没有水的游泳池，再好的健将也无法施展拳脚。因此，政府必须把培育需求旺盛、体系健全、运转健康的文化消费市场，作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抓紧抓好。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人才要大有作为。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必定是文化巨人辈出的时代。我们需要文化巨人的不断涌现，更需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来加快构建尊重人才、尊重艺术的大环境。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并将其变革的深刻根源归结于人的觉醒：“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今天，当我们以更宽广 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时，完全可以说这一改革正是中国重建文化自觉、重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伟大变革，它所迎来的必将是恩格斯所热情称赞的那样一个伟大时代。
一个国家，只有当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时，当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时，这个国家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活力，已令中国文化面貌一新，中华文化复兴的曙光已展露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助力和鲜明标志。
第三篇：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有步骤地全面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文化产品创作层出不穷，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沉稳矫健……
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增进民生幸福、促进社会和谐，文化都是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点规律，创新文化的体制机制，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逻辑必然，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之所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今天，我们已经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正迎来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
改革，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
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济领先，其他领域依次推进。当经济领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时，文化领域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2000年，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我们的出版社大多一头雾水，图书博览会不能像书市一样卖书，这个道理让很多人想不通。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拿到《哈利〃波特》中国版权，这个今天看来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时却瞬间被演绎为出版业的神话。也就是在这一年，“文化产业”这4个字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进入新世纪，“WTO”这短短的3个字母给中国人上了第一堂国际贸易的扫盲课。然而，打开的贸易之门却让门内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虽然只有全球影片数量的10%，但它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更为尴尬的是，我们的“事业单位”这样一个体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对等的称谓，更不要说进行版权贸易。就好像整个世界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中国”这个特殊的选手，由于没有独立的文化法人地位，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国际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巨大反差以及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外在诱因，那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压力则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城乡之间、东西
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不平衡，“精神饥渴”现象日益强烈的尴尬局面。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单位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文化单位按照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划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多给多干，少给少干，不给不干”。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人走街串巷，就能用自己挣的钱给国家捐飞机；可文化体制改革前，许多文艺院团竟到了无钱排戏的地步。原因何在？关键在于香玉剧社是向市场要钱，而国有院团则是向政府要钱。
长期以来，我们的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也混淆不清。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有文化、无市场”，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国内的文化市场要逐渐放开，一面是我国的文化单位难以与国外文化企业同台竞争；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成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大课题。
事实证明，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开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
大部署，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崭新航程。
改革，不啻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盘点一下中国文化的家底，几乎令人望而却步：10000多家报刊，近1000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这样一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改革，如何平稳有序地推进，着实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智慧。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使体制改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它所涉及的内容枝枝蔓蔓，需要调整的关系层层叠叠，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改革的困惑同样来自内部。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但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不想花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改革的成本由谁来买单？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文化厅局，不改革好歹还有几个院团可以管，现在一改革似乎什么资源都没有了。
改革之初也曾顾虑重重。先改的单位小心试探，后改的单位观望不前；条件好的地区想“脚踩两只船”，既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又享有企业的收益；条件不好的地区则想慢半拍、等等看。
经过最初两年的试点和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终于明确：科学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简单的一句话，拨云见日，使改革的目标和路
径变得清晰起来。
改革之难，其难在人。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一样，这也涉及数以万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直接决定了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而且旧庙拆了，新的庙又没有建立起来，让只会念经的和尚做什么？谁能把人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谁的改革才能成功；谁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谁才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
一场不可逆的改革发动起来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关口上，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力。从2003年开展试点，到2005年点面结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如关山飞度，一刻没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经验总结会，半年一次的考察学习，一个月一次的进度汇报，使改革既有明确的任务书，精细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这四个“基本”，其实都是硬任务。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出版社，允许其在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停办；地方所属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转制任务的，将视为自动退出；非时政类报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备市场生存条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的若干意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国务院随后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担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识，在不断探索中达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养不起”，不会“一转就死”，也不会使传统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院团出人出戏出效益，生存状况远好于改革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上载”，并制成数字文化消费品。
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精神文化转化成物质财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中国文化，迎来黄金发展期
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气象，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紧扣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这四个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的关键所在。不下决心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硬壳砸掉，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彻底转为公司法人，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演出场次增长了7倍，总收入增长了100倍。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制590家，非时政类报刊完成转制595家，22个省区市实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随着大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事业人”变成了“企业人”。
这些惊人的变化证明：文化单位蕴藏的潜力是巨大的，文化市场开发的前景是广阔的，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创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大大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建立健全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给什么”。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达到18%以上。政府实施的五大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调整结构，文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各地通过推动文化企业
以资本为纽带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大型文化企业。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的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整合省内发行网络，控股海南发行集团公司，成为出版业首家超百亿元企业。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纷纷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5%，有的甚至达到7%。
如果8年前，我们讲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别人会说这话太不靠谱，但是今天这句话已经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大政策。
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通过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正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社会管理转变。
山东省临沂市率先探索出“三局合一、联合执法”的“临沂模式”。以“临沂模式”为蓝本，全省各地市加快整合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文化市场执法职能和执法队伍，组建起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这一改革举措，真正实现了文化审批权、执法权之间的分离。
“走出去”，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脱
颖而出。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选择，目前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已与148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9个。
8年的奋斗，8年的探索，充分证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对文化复兴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今天，中国文化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一个管理科学、市场规范、创作繁荣、消费旺盛的文化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提高文化自觉才能解放文化生产力
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不仅仅是生机勃发的文化产业和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更是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思想基础的过程。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文化体制改革启动的时机和节奏时，不能不叹服这高屋建瓴、大胆缜密的顶层设计。
英国BBC曾经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领导人也正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
己的文化设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建设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么，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还要回答如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从实践层面看，它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天，我们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经验，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起远航中可以凭借的风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形成广泛的思想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导向。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自强，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党的十六大吹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军号时，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的话，那么，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进？改革能否顺利，关键是改革是否尊重和顺应规律。实践证明，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有进入
市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才能更高，主流的声音才能传播得更远。这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因为把文化推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了群众，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成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从而文化才能在接受市场的评价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事实上，那些关注现实、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往往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近年来《亮剑》、《任长霞》、《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金婚》、《闯关东》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其收视率节节攀高就说明：占领市场就是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市场份额越大，服务的群众就越多，正确导向就越能落到实处。
改革能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对象是否理解和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保持波澜不惊、顺利推进的良好态势，就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只有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改革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8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可以说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它表明群众路线的法宝对于我们党来说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有一个优化的路径？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一种科学有效的领导方法。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作参照，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日渐清晰。
自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就设计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发展思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
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两分法”的思路，改革的路径也就变得明晰起来。就宏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体制。就微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强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内在活力，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享受政策扶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实行企业体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文化产业为什么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后，又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思路，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面前抢抓机遇，加大国家层面对文化的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文化产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
献率不断提升。
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攻坚战
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我们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蓦然回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加快推进的攻坚期。
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底之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要基本完成。屈指数来，已仅仅剩下不足400个日子，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变革蕴含陌生，陌生产生刺激，刺激有助于击穿麻木、打开思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想，使改革的思维更活跃、探索的氛围更浓厚、创新的动力更强劲。毫无疑问，我国是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让我们底蕴深厚，但又远不是个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强烈的改革意识，努力改变我们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体制机制弊端还需要进一步革除。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已有所改观，但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进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问题正在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制约。
事业和产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传
媒领域。虽然大部分传媒企业都已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有的还将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文化企业，甚至上市融资，但在实际运营中，“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和融资上存在诸多障碍，也不利于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就必须根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
文化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的实力显著增强，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突出地体现在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上。我国有杂技专业团体100多个，但演出收入低、国际知名度不高。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一年的演出收入比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还多。我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很难产生全球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必须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各种形式的探索和试验。
改革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突破。随着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有其特殊性，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难点，因而需要全力攻坚。推动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绝不是财政“养不养得起”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体制机制建设好。非时政类报刊也是重要的舆论阵地。着眼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应率先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同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资质或严重亏损的报刊，切实解决报刊业长期存在的“小散滥”问题。
投入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政府主导，逐步建立健全同财力相匹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把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同时改进财政投入方式，采取基金、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建立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拓宽投入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消费模式的变化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网络视听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新兴文化业态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同时，还要注重通过硬品牌来打造软实力，多出品牌企业，多出文化精品，真正从上游入手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
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建设文化强国，而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和人才的共同作为。
文化和经济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正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有更加强烈的文化自觉、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文化自强，而实现
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文化强民。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一个多元文化发展的世界格局正逐步形成。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们正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的新阶段。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人才的共同作为。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政府要大有作为。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同时也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无能为力之处，就是政府大显身手之地。当中国的“经济蛋糕”已经做到如此巨大的时候，时代和人民都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从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转变为一个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政府自身的角色应该定位于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市场要大有作为。一个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固然会让不会游泳的文艺团体呛水，而一个不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如同一个没有水的游泳池，再好的健将也无法施展拳脚。因此，政府必须把培育需求旺盛、体系健全、运转健康的文化消费市场，作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抓紧抓好。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人才要大有作为。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必定是文化巨人辈出的时代。我们需要文化巨人的不断涌现，更需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来加快构建尊重人才、尊重艺术的大环境。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并将其变革的深刻根源归结于人的觉醒：“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
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今天，当我们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时，完全可以说这一改革正是中国重建文化自觉、重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伟大变革，它所迎来的必将是恩格斯所热情称赞的那样一个伟大时代。
一个国家，只有当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时，当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时，这个国家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活力，已令中国文化面貌一新，中华文化复兴的曙光已展露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助力和鲜明标志。
第四篇：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究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究
张琳（佳木斯大学教务处，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作者简介：张琳 1976.10 佳木斯大学社科部讲师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机制研究，立项编号：2013D066
摘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显得相对滞后。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对文化体制改革高度重视，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明确要求，这必然要求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体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改革文化体制是题中应有之义。关键词：文化改革基本对策
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是克服旧有文化体制弊端的需要
建国以来，我国对于社会文化事业的管理，长期实行的是由国家统包统管的体制。这种体制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长，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不适应群众的需要，迫切需要改革：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出路。只有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创新，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我们才能繁荣和发展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2.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需要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该目标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大方面，体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位一体。邓小平
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这表明，我国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至少也应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方面，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统一，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我国的改革都是不完整的。并且，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其中，经济是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与文化反作用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又制约或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3.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促进面向世界的先进文化建设，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经济建设，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积极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做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博采世界各国文化之长，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才会使我们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高的起点，尽快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文化水平，抢占科学文化的制高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促进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建设。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顺应历史的要求，反映时代的呼声，总结实践的新经验，以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建设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是立足中国、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文化的需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体系中最具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文化体系之一。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曾经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精辟地概括为“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传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批判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做到古为今用。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只有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才能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
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继续向深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实践层面遭遇的困难和障碍的增多，在理论层面寻求文化体制改革的对策和思路成为客观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时俱进，形成对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的深刻变化给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影响。但是在思想认识、文
化观念、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不改革现有的文化体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就不能发展，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来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保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构建丰富多彩的文化市场，提高文化竞争力。以下就是笔者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几点对策
1.创新理论，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要寻求文化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就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管理理论，为国家文化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我国文化管理的基本理论。国家文化管理的功能和职能设计，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一管理理论基础上的。无论是文化建设形态还是文化发展道路，无论是共公文管理还是文化产业管理，我国文化管理理论都面临着一个全面创新的任务。如果不能在关于国家文化管理目的、政府文化职能、公共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管理之间建立起科学边界，在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道路等根本理论问题上取得文化馆理论的突破，不能为我国全面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全新的合法性依据，文化体制改革会因此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2.深化人们对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时俱进，形成对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的深刻变化给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影响。但是在思想认识、文化观念、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主要表现在:文化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文化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现行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文化发展与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文化发展现状与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普及的形势不相适应，诸多不适应己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3.强化政府在文化宏观管理领域作用
加强文化产业的宏观调控。文化具有的意识形态特殊性，应该体现在政府应始终注意把握社会舆论导向，建立保证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管理，调控适度、运行有序的文化宏观领导体制。文化的产业属性也要求对于文化的发展应该加强整体规划，合理调整产业布局与结构。因此，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适应水平和文化市场信息，制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长期、近期发展规划和阶段性发展目标，通过科学规划，运用综合手段，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培育
文化产业区块，支持高新技术的开发运用，发挥文化产业的联动效应，以减少市场失灵的不利影响。
总之，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课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迫切要求，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只有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我们才能切实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大力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展无止境，探索无终点。一个重视文化改革发展的国家，必定富有活力；一个文化生机勃发的民族，必将充满希望。毋庸置疑，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当代国际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李怀亮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2．文化产业竞争力花建、巫志南、郭洁敏、王国荣、吴文娟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3．文化产业的时代审视谢名家等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
4．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市场管理朱希祥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5．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管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学林出版社2001年4月 个人联系方式：张玉玲佳木斯大学社科部6002室 邮编 154007电话 *** 邮箱.QQ:44976530
第五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的思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的思考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在深刻总结近年来文化改革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文化强国强省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通江地处秦巴山区腹地，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文化期盼。我们要充分挖掘通江文化的发展潜力，正确审视和解决制约文化发展的七个主要问题，推进通江县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并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带动通江追赶跨越、加快发展。
一、着力解决认识问题，把文化竞争力作为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来抓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德鲁克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就当前来讲，对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对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我们的认识还需要提升。
通江作为欠发达的山区县，抓文化建设、抓文化事业发展和繁荣的任务十分重要而紧迫。只有把文化建设加强了，把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凸显了，通江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才能实现大跨越，建成“三区一城”、实现“五个翻番”的宏伟目标才能更快实现。通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发展潜力巨大。我们将按照中央、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按照市委李刚书记提出的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安民、文化富民的要求，不断加大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满足城乡群众基本的文化需求，提升人的素质，促进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源转变，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文化自觉，切实把文化建设作为纯正社会风气、展示发展形象、振兴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弘扬红军文化、提升民俗文化，把文化竞争力作为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来抓，努力把通江建成全国红色文化强县、生态旅游文化示范县和文化事业发展先进县。
二、着力解决规划问题，把文化建设作为统筹城乡的重要内容来抓
规划是先导，规划事关全局。文化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但通江目前还没有具体翔实的文化发展规划，要以深度规划促进文化快速发展。在统筹城乡的各项规划制定和实施中，高度重视文化发展规划的宏观引领，科学制定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定》的实施意见，细化调整“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文化强县的总体要求、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把文化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纳入财政支出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在城乡规划建设中，保证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种类、布局符合国家规定;在县城新区、居民住宅小区、特色镇、中心村、居民聚居点、各类园区的建设中，优先保证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对城乡建设中确需拆除或改变其功能、用途的公共文化设施，严格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报批建设。力争到“十二五”末，实现“县有五馆(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纪念馆、博物馆)三院(书画院、电影院、歌剧院)一中心(群众文体活动中心)，乡有一站(综合文广站)，村有两室(农家书屋、‘村村响’广播室)”的目标。
三、着力解决人才问题，把发掘和弘扬地方文化作为文化工作者最大的责任来抓
当前，通江在文化人才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领军人物和知名文化人才不多，缺少在全国、全省叫得响的名家、大师；二是文艺人才流失的现象比较普遍；三是文艺人才队伍结构不尽合理，拔尖的文化人才主要集中在文学、书法等领域；四是一些有威望的文化人才趋于老龄化，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知识知之不多，无法站在专业的最前沿，而中青年文化人才的骨干作用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五是缺少懂文艺、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人才不足严重制约了通江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红色文化、独特的银耳文化，丰富的民俗文化，没有得到深层次的发掘和研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弘扬，致使影响力不大、知名度不高、传播力不强。
文化建设发展的形势需要我们在培养引进高端人才、打造文艺人才集聚“洼地”上下功夫，让通江文化工作者真正担负起发掘、传承和弘扬通江特色文化的历史重任。要通过在职培训和公派助学的形式，选送拔尖的文艺人才和急需紧缺文艺人才到国内外高等学府或著名演出团体深造学习，更新文艺理论和知识结构；要加强文化战线干部的培养选拔和管理使用，配齐配强专业人才，按规定配备乡镇文化专干；要针对稀缺、特殊、高层次文艺人才出台相关政策，开辟“绿色通道”，打破户籍、身份、学历等体制壁垒，定向引进、全国招聘，全力打造人才集聚高地；要构建由艺术大师引领的“文化群落”，以“不求所有，只求所用”的理念，邀请国内外著名作家、艺术家、创意大师、制片人、经纪人来通江，通过开办名人名家创作室和工作室、聘请他们担任文艺顾问和客座教授等方式，将“引智”和“引人”结合起来，把“借名”和“借势”统一起来，吸引更多的文艺名人集聚通江，提高通江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
四、着力解决阵地问题，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依托来抓
文化阵地是文化活动开展的基础条件。通江文化场所数量不足、文化站所工作职能弱化、专业场所服务缺位、设施设备陈旧落后，严重影响了文化活动的开展。为此，通江将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是要加快建设县城“五馆三院一中心”，加快红场、谢家河坝广场和社区广场建设；二是要加快建好4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524个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村村响”广播室等一批农村公益性文化设施，培育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电影放映队伍；三是要对公益性文化设施实行免费开放，推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图书馆(室)、文化活动室、体育场等文体设施向社会开放，有效拓展文化活动空间；四是要充分利用电视农业频道、网络和手机资讯、文化科技下乡、镇村文化宣传栏、文化大院等途径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五、着力解决产业问题，把特色文化品牌作为县域经济的生命力来抓
只有文化才能凸显经济的个性与特色，而文化品牌则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形象的有力品牌。通江文化产业基础较弱，规模不大，品牌不优。必须紧紧围绕通江丰富的文化资源，以文化提升产业，打造特色品牌，建设“文化强县”，增强县域经济的生命力。一是做大历史文化品牌，对擂鼓寨新石器文化遗址、千佛岩唐代摩崖造像、米仓山古栈道、巴人文化遗址、佛教文化、白莲教蓝号义军大本营旧址等古迹进行全力开发和打造，深度挖掘内涵，充分展示通江的悠久历史。二是做大红色文化品牌，全力建好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毛浴古镇，逐步扩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精心打造“魅力山水红军城”，用特色彰显历史文化的内涵和精华，增强通江红色旅游的生命力。三是做大生态旅游文化品牌，包装打造诺水河风景名胜区、空山国家森林公园、陈河温泉疗养区等五大旅游景区，综合提升县城-王坪-永安-空山-诺水河旅游环线文化品味，拍摄通江文化旅游专题片，增加通江特色旅游的吸引力。四是做大特色文化品牌，大力发展通江银耳文化、溶洞文化、茶文化，继续办好洞乡银耳节，打造通江银耳博物馆、食用菌展馆、罗村茶艺馆，把小产品做成大文化、大产业。
六、着力解决投入问题，把政策倾斜、资金扶持作为核心保障要素来抓 文化发展繁荣，离不开政府、企业及社会的大力投入。长期以来，因财政投入不足、社会融资乏力、自身造血缺失，导致通江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建设白条多、欠账大。为确保投入，必须将采取以下措施强化保障。一是政策适当倾斜。把文化事业建设、公益性文化活动经费纳入县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确保逐年增长;落实从城市住房开发投资中提取1%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政策规定;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图书馆、县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免费开放的公益性文化单位执行当地居民生活用水、电、气费价格标准;设立政府专项文化奖励基金，对在文艺创作、表演及宣传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给予重奖。二是拓展投资渠道。降低准入门槛，支持民间力量投资文化建设，如兴建电影院、歌剧院、“五馆三园”、乡文化站及村农家书屋等文化设施，组织演艺队，赞助文化事业和文化活动;鼓励企业、个人兴办文化企业，可以资金方式、以土地、无形资产
和技术方式入股投入，还可通过转让、拍卖和项目贷款等间接融资投入。三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大歌舞团，文化馆、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单位内部改革力度，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实现从“养人”向“养事业”、“养项目”转变，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
七、着力解决组织问题，把推动通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党委政府的最大使命来抓
近年来，通江县涌现了不少文艺精品，如创编的舞蹈《银耳花花》、创作的歌曲《关怀》等深受好评。但总体而言，全县文化发展的力量聚集度不高，资源整合不够，文化活动开展包括创作、表演是自由的、松散的、零散的，是不规范的，缺乏有力的组织。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确要求。因此，通江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始终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最大的使命来强力推进。一是坚持党政“一把手”主抓主管，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发展领导权，定期研究解决具体问题。二是理顺管理体制，减少多头管理，杜绝无人管理，落实专人管理。三是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搭建好文化工作载体，把好舆论导向，积极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抢占先进文化宣传的制高点和前沿阵地，推动文明上网、文明办网，净化社会风气。四是组织开展文化活动，开展好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送欢乐到基层;利用节假日开展电影展播、游园、秧歌、唱红歌读经典等活动，组织表演队深入农村巡回演出，组织开展城区文艺活动，把各种文化团队、表演团队组织起来，让文化活动大众化、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更是通江80万老区人民的梦想与追求。只要我们以更加负责的态度、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作风，群策群力、奋发有为，通江文化建设一定会呈现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通江文化发展的春天一定会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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