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哲学思考

第一篇：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哲学思考

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哲学思考

和谐作为一个治国安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略，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甚至对于人类文明，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为我们考察和构建社会体制及文化形态，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哲学理念、新的实践逻辑，它对我们实现科学发展、造福人民，进而推进文明进程，提供了新的理论方向和思想动力。对于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的深刻层面加以把握和理解。

首先，和谐是中华民族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意向、一种文化哲学。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广的超庞大的经济体在逐步拓展和逐步深化的改革开放中持续高速发展，采取了首先激活那些最有可能激活的地区、部门和人群的创造性活力，采取把握关键的波浪式逐层推进的发展策略。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总体性推进的同时，使原本潜伏着的局部的不同步性和不平衡性在一个发展了的空间中被放大。同时，由于某些经济单位的粗放式的膨胀，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中国经济走到了需要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又需要转变它的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需要新的发展哲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需要的是“和谐的哲学”，强调各种积极的力量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互动互补，同心协力，为振兴共同的事业而奋斗。这里，也推崇奋斗、竞争，强调与不良因素的斗争，但其目的是克服不和谐因素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和谐哲学是与改革、发展、稳定相适应的哲学，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往往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各种主客观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但是，合力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革命时代主张斗争性的合力，和平建设时代则要着重发挥和谐性的合力。

其次，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强调和谐文化的重要性，旨在使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要求内化和深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理性。文化的要点在于“化”字，化入人心，广为渗透，成为人的素质和习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工程乃是人心工程。和谐一词在中国古代，本用于音乐，在礼乐教化中讲究韵律和谐，它内化为人心，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泛化为人伦关系，比如喻夫妻和悦为“琴瑟和谐”，或如司马相如弹给卓文君听的《琴歌》：“交情通体心和谐”。最终引伸到政治领域，如《左传》襄公十一年晋侯所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东汉末年曹操的智囊、政论家仲长统说：“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元代戏剧家关汉卿说：“遂令鱼共水，由此得和谐。”这些语源学的分析可以给出这样的启示：其一，和谐是多音和鸣，是多样性的协调，而不是孤音自鸣。其二，和谐是一个由人心至人伦，再至社会和政治的多层次互动的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行为方式多姿多彩。生活方式出现多样化，也带来了思想接受和选择的多样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高雅和通俗，好莱坞和韩流，再加上电视和网络上的热炒和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与浮躁并存。我们的和谐文化是面对多样性、并且积极有效地引导多样性的和谐，是面对复杂的矛盾、并且妥善高明地处理复杂矛盾的和谐。这样的和谐，既是一种文化风度，又是一种文化能力。塑造和谐文化的能力表现在它不是简单粗暴地压抑和消解多样性，而是运用大智慧，积极引导、协调、提升和规范多样性，在多样性之间求沟通、理解、对话和融洽，进而从中提炼出民族的向心力和前进动力。表面上看来它近乎晏婴和孔子说的“和而不同”，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在“和而不同”之上追求超越“不同”的“大同”，追求众志成城以全面振兴中华的民族共识。

其三，以和谐文化作为精神枢纽的和谐社会，需要实实在在地使国家长治久安、齐奔小康，提高综合国力。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我们从“一穷二白”转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发展着的中国来说，时间就是力量。或者说，时间的向前和力量的增长成正比。但是，中国发展的空间规模极大，时间速度极快，在相对单薄的家底上创造经济奇迹，难免在打破旧平衡而实现新平衡的巨大时间跨度中，存在着许多不稳定、不平衡、不完善的中间状态。这就使中国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期，又面临着与前不同的矛盾多发期。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是把机遇和矛盾这两端进行综合把握和全面的积极调节。

把握和调节的要点是什么？这是不能手忙脚乱地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战略家的思路是把握要点，要点在于国家的根本，在于全社会充满活力的细胞。国家的根本在人民，而人民是由数以亿计的家庭、乡村、街道、社区、团体、机构、组织而组成的数量庞大的社会细胞。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所着重关注的是社会细胞的工程，由人心、人伦、人际关系、道德规范、社会公平、沟通协调和激励机制做起，养育互爱互助、和睦相处、文明互励、同心协力的社会细胞的良性生态，有效地消解那些危害社会细胞良性生态的风气和行为。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是把“人和”的重要性，与天时地利这些在古代社会对人的活动制约作用极大的自然物质条件相比较而言的，在天地人的三才结构中特别重视人的作用，而且把“人和”作为一种关键性的国力，与城池的攻守、国家强弱、多助制胜联系起来。社会细胞工程，实际

上就是“人和”工程。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如果数以亿计的社会细胞都处在良性状态、都有进步、都提供正面的推动力，那么把这些良性、进步、动力乘以数亿，就可以形成惊天动地的力量。如果大量的社会细胞出现不良的病变或有害的内耗，那么再以数亿来相乘，就会产生不堪设想的人类灾难了。所以说，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工程是一项凝聚和提升综合国力的工程，也是造福于人类的工程，或者说是人类文明发展走向新境界的一面旗帜。

第四，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战略的提出，贯穿着一种具有当代世界眼光的积极有为的创新思维。当代世界并不平静，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一波三折，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强权政治在以“颜色革命”的方式颠覆别国政权，霸权主义在制造战争和以战争威胁去推行它的“国家利益”。超级大国以文化为“软实力”并把它的价值观进行“世界普适性”的包装在全球兜售，而它的理论家又论证它在世界热点地区进行以强凌弱的战争的合理性。对此，我们不是简单地说“不”，不是简单地以冲突应对冲突，而是进入更高更新的思想层面，提出“和谐文化”的理念，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和创新发展。这种从容应对和创新，为人类思考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否只存在冲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前景。当然，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战略，主要不是用来处理国际事务，它的立足点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当和谐之音使这里风景独好的时候，它对世界的感召力将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愈来愈深刻地释放出来。

第二篇：人文社科-哲学历史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具影响的人类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绵延不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自黄帝时代算起，至今已有五千年。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两个，即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中华文明主要是这两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有历史学者认为，在人类文明史中，“历史时代”的定义是从产生文字之后算起，之前的时期称为“史前时代”。中国历史中有传说“伏羲创造八卦”，黄帝时代的“仓颉发明文字”等等，但都无证可考。近代考古发现了3350多年前（前1350年）商朝的甲骨文、约4000年前至5000年前的陶文、约5000年前至7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质的龟骨契刻符号。若从政治和社会形态来区分中国历史，据考古资料显示，约在早于距今6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晚期或者仰韶文化早期时代，中原地区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同时，原始社会平等被打破。据史书记载，夏朝已经开始君王世袭，周朝建立完备的封建制度至东周逐渐解构，秦朝统一各国政治和许多民间分歧的文字和丈量制度，并建立中央集权政治。自汉朝起以文官主治国家直至清朝完结。19世纪60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同时也结束了延续2000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首都定于北京，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振兴中华的道路。

第三篇：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目标。从哲学层面上思考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要认识到“和谐社会”应是“和而不同”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和谐”应是全面，整体的“和谐”，动态发展的“和谐”。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构建和谐社会就具有了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特点。另外，我们要坚信“和谐社会”的光明前途以及要做好克服各种困难走曲折路的心理准备。s0100

从字面上看，“和”有和睦、和气之意；“谐”有相容、相合之意；“和谐”则强调一种协调、顺畅、有序的关系。正如十六大报告所内涵的“和谐社会”应上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的社会。它是任何一个时代里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民都向往并棋盘实现的理想。老子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的畅想，孟子有“天人合一”的思想阐述，范仲淹有“政通人和”社会的构想以及陶渊明有“世外桃源”的美丽憧憬等无不闪现出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目标。目前，对“和谐社会”的思考和理解，学者们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笔者以为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把握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和谐社会”应是“和而不同”的社会。“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对立、动正、排斥的完全绝对的“和谐”，“和谐社会”也是矛盾的集合体。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承认矛盾，不能妄想去构建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或只有“和”而没有“不同”的绝对的“和”的社会。这正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不能实现一样。构建“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要处理解决好社会的各种矛盾，使社会的矛盾始终被控制在有序、稳定、协调的状态下。显然，“和谐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只不过和谐社会的“和”处于绝对的主导的优势地位，“不同”处于从属地位是“和”不断发展强大的基矗

改革开放25年，是财富急剧增长的25年，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各种矛盾的不断产生或被激化，加之目前中国最大的实际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科技工艺落后。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13亿庞大的人口压力且80%以上为农业人口，城乡差距逐渐扩大，贫富悬殊，分配不公以及～的严重等产生或计划了许多矛盾。我国也是一个地域广民族多的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广阔的领土上分布着56个大小不同的民族且东西部经济、科技、教育差距大，容易产生～。我国的海陆边境线绵长，邻国多。因领土、海域管辖权矛盾摩擦频繁。台湾的统一、“东突”恐怖势力、～问题仍很棘手。我国生态破坏非常严重，资源短缺令人担忧。因此带来了深刻的环境危机。国际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世界仍不太平。

以上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并且必须很好去处理的问题和矛盾。本质上说，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高低就在于我们驾驭处理这些问题矛盾的优劣。问题和矛盾是会不断产生和被激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被控制的有序、协调、稳定程度是衡量所构建的“和谐社会”的标准。

其次，“和谐社会”应是全面、整体“和谐”的社会。事物的普通联系性要求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时要注意把握两种“和谐”：一种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和谐”，另一种是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和谐”。其中，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和谐是构件“和谐社会”的主要方面和根本，应包括：（1）人与自然的和谐，即要保护好生态环境，走可持续、科学发展之路。（2）人与社会的和谐，即要保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协调发展。（3）人与人和谐，即要做到人与人之间的机会、权利等的平等以及彼此间的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换句话就是人们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第二种和谐即与世界的和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外部条件。目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协作程度大为增加，国外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技术工艺水平先进，在许多方面都超过并深刻影响着我们。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应在坚持基本原则立场下尽最大可能和努力构建与世界的和谐，只有做到了与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全面的“和谐社会”。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深刻的血与辱的历史教训的。近代一百多年的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与曾经强大无比的中华帝国的强烈反差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在近代“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所造成的。故步自封、“小国寡民”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这告戒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一定要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和谐社会”不单指自身的和谐，也包括与世界的和谐，认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第三，“和谐社会”是动态发展的“和谐”社会。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和谐社会”应是一种动态的“和谐”社会并随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点。“和谐社会”作为一新事物，它是一个由弱小到强大，由比较简单、低级的和谐到复杂、高级的和谐不断发展前进的“动态”过程。构建“和谐社会”如果忽略这一点，试图一步就构建一个非常高级理想的和谐社会，这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不仅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看到其动态发展性和阶段性，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进行科学的构建，这样才不至于我们重蹈以前我们所犯下的错误——“三年赶超英美”、“跑步进共产主义”等。

最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谐社会”的实现是一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和谐社会”作为一新事物战胜并取代原有的社会形式是一个反复、长期的斗争过程。目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困难，遭到各种挫折。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准备克服各种困难，走曲折路。反对看不到构建“和谐社会”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盲目乐观的态度。我们要在曲折斗争中开辟“和谐社会”前进的道路。

总之，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把握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要认识到“和谐社会”的矛盾性，全面整体性，动态发展和阶段性以及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虽然，构建“和谐社会”会困难重重，阻力巨大，但我们应看到“和谐社会”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加之，有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要坚信“和谐社会”前途的光明。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以积极的实践行动投身“和谐社会”的构建当中去。

第四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

摘 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华夏大地上奋笔书写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华丽篇章，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命题，赋予和谐社会新的时代内涵，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历史眼光和理论创新勇气。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着“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接着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字：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唯物主义

1.引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拓宽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视野，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认识成果。

2.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着“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

“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时代主题，这是一种理念。“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对象，本是原则、理念、要求。人有三层：个人、群体、人类；本有三义：相对人对物的依赖，把人当主体；相对人被边缘化，把人当作依据；相对把人当作手段，把人当作目的。因此，它要求我们尊重人、关怀人、为了人。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人为本”之所以是时代主题是因为以前我们对人的关注不够，对人的尊重不够，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并为实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以人为本”是人自由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谐社会为人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人的交往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人的关系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地增加了，人的本质越来越丰富了，更重要的是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以人为本”为了人，从人出发不断推动人的发展。这是一个人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实现自我、不断获得自由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使得“以人为本”不至于空洞化，不至于是一种宣传和口号。

3.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前提。******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对自然资源的盲目的无限制的掠夺，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自身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断提高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解决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呢?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看来，我们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财富的最大化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分配的公平化就是要把蛋糕分好，蛋糕做大是前提和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蛋糕做大。但是，同时不能忽略了公平问题，不能忽略公平分配问题，要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有两个基本的执政能力，一是把蛋糕做大，一是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人执政既要有把蛋糕做大的本事，还要有把蛋糕分好的能力，执政能力应当有机地包括这两个方面。[ ]

5.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因而也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丰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社会矛盾、矛盾性质、基本特征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方式和机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党自建党以来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哲学，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换着研究的重点或主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本身却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去讨论理论创新，要从理论与实际、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上去理解或解读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思想。

6.总结：社会和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要求矛盾的双方或矛盾的多方在运动过程中能达到并保持多赢或双赢的局面。具体说，就是既要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内部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和谐社会”这一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的和谐。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到融人自然、融人社会、融人集体。集体和谐是建立在个体和谐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和谐也有赖于人的和谐，即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三是社会分工的和谐。社会分工的和谐包括社会各类人员的比例构成的合理性、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率的增长性和社会地位的公平性等。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既是对我国一段时期内社会发展目标的科学设定，同时这一理念的提出还在哲学上有着深刻的意蕴。“和谐社会”理念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条件下的科学阐释。这一理念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合精神”，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分析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传统，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理沦。

第五篇：人文历史哲学社会学基本书目

人文历史哲学社会学基本书目

一、方法论著作。

1、（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求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二、历史学著作。

1、钱穆：《国史大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韩民青：《文化的历程》（一、二、三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美）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7、（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 译，三联书店1997年。

8、邹铁军 主编：《自由的历史建构》，人民出版社1994年。

9、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章开沅

罗富惠 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英）哈耶克等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

15、（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19、凌志军：《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20、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21、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22、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3、(美)威尔伯·施拉姆： 《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 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

2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25、（法）皮埃尔·阿尔贝：《世界新闻简史》，新华出版社1985年。

26、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7、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8、（美）埃德温·埃墨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

29、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30、（英）阿·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1、（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三、哲学、美学著作。

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

2、（瑞士）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4、高清海：《哲学的憧憬：〈形而上学〉的沉思》，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杨适：《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

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台湾学生书局。

9、张再林：《中西哲学比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1、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12、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

1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14、（德）石里克：《伦理学问题》，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5、（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6、（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孙有中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17、（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8、（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9、洪汉鼎：《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0、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1、朱潜：《谈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2、（俄）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23、弓肇祥：《真理理论——对西方真理理论历史地批评地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4、（德）费希特：《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5、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6、（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7、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8、彭漪涟：《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9、（法）罗素：《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30、（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吴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瞿铁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2、（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探究》，王淑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四、文化学著作。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2、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5、吴予敏：《无形的网络 ——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6、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7、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8、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9、马廉颇：《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于文绣：《文化研究思潮导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张岱年、汤一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英）约翰·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5、（美）史蒂夫·莫滕森：《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报告》，戴侃、辛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7、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潘亚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刘建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0、（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居延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

21、（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2、（美）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23、（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24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5、（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6、（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7、（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8、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

29、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30、庄锡昌：《二十世纪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31、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2、卞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33、丁建弘：《普鲁士的精神与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4、马勇：《中国近代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5、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36、钱乘旦、陈晓津：《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7、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五、政治学著作。

1、（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春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3、（英）约翰·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英）约翰·基恩：《媒介与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7、（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达巍等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9、（法）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0、（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2、（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3、（英）约翰·弥尔顿：《为英国人民声辩》，何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4、（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5、（美）里夫斯：《美国民主的再考察》，吴延佳、方小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7、（日）猪口孝、（英）爱德华·纽曼、（美）约翰·基恩编：《变动中的民主》，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英）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英）约翰·邓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马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20、（英）J·B·伯里：《思想自由史》，宋桂煌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2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23、汪行福：《通向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4、（意）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英）贾斯廷·罗森伯格：《质疑全球化理论》，洪霞、赵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6、（美）约翰·凯克斯：《反对自由主义》，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7、（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8、（英）阿龙：《约翰·洛克》，陈恢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9、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0、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成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2、（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3、（美）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曹沛林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4、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5、（美）欧文·M·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刘擎、殷莹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36、（美）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杨晓红、王家全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37、（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六、社会学著作。

1、侯钧生：《西方社会学思想进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

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7、（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8、（法）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0、（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4、（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全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景天魁：《社会认识的结构与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王东进主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17、唐钧：《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李宗主编：《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美）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4）1998年版 20、（美）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

21、（美）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

22、（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5、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26、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7、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8、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9、（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30、（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七、新闻学、传播学著作

1、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2、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美）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4、吴予敏：《无形的网络 ——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5、（荷兰）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6、（美）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7、（美）约翰·赫尔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8、（美）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李青藜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9、（英）苏珊·L·卡拉瑟斯：《西方媒介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0、（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11、（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13、（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14、（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版。

17、（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8、（加）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英）泰玛·利贝斯、（美）伊莱休·卡茨：《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刘自雄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20、（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1、（美）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2、（美）约塞夫·塔洛：《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世界》，洪兵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3、（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24、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传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25、（美）T·巴顿·卡特等：《大众传播法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6、（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美）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熊澄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9、（美）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30、（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31、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2、（法）洛特菲·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33、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

34、（美）爱德华·赫尔曼等：《全球媒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5、（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36、（美）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37、（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38辜晓进：《走进美国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39、（美）迈克尔·舒德森：《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何颖怡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40、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42、（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

43、（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44、（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张金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