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第一篇：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关键词：市场经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高等教育财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与此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探讨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对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其弊端

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职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是政府的整个计划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运行机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计划部门据此来确定人才需求计划，制定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财政部门再根据招生计划的定额确定高等教育的拨款计划。高等学校必须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计划要求来确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用人计划、课程设置计划和教学计划。经过按计划培养过程，国家再制定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计划，用人单位根据国家计划接受统一分配的学生。[1]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包揽高等教育办学。财政拨款是高等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实行“统一列支、分级管理”的体制。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统收统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财政收入并制定一个包括全部下级政府的统一预算。这种财政安排也将教育部门包括进来。教育经费列入国家预算，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实行统一领导，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分级管理的体制。财政部根据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供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按照“定员定额”的核算办法分别给各部门、各地区核定教育经费。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的经费由财政部拨到有关部委，然后再经过各部委下达到学校。地方所属院校的经费由地方财政部门根据中央财政部下达的经费指标，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结余上缴”的原则。财政部在按照“定员定额”法核定高等教育经费的同时，对经费的使用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即“专款专用、结余上缴”。“定员定额”法核算教育经费，包括两个部分：（1）教职工人员经费开支，其中有标准工资、补助工资以及职工福利费三项；（2）学生经费开支，其中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修缮费、助（奖）学金。此外，还设有一些专项拨款。[2]这种拨款方法保证了人员经费的开支，但在制定各项经费开支标准的同时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围。例如，教学业务费不能用于教学设备购置，行政公务费不能用于教学业务，造成了学校有限资金的分散、割裂。学校对此无统筹安排，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的积极性。加上在年终决算后将全部结余款项交回国家财政，高等学校本身缺乏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许多学校往往是年终决算前“突击花钱”，力求把分到手的钱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使用不当，降低了学校的办学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采用“基数加发展”的拨款方式。所谓“基数加发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年度所得的经费份额为基数，考虑当年度各项发展的需要和国家财力的可能，确定当年的经费分配额度。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经费分配方式。这种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预算时，决策机构参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数，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经费就越多，助长了高校花钱不顾效益，形成学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现象。同时，这种经费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基数的确定主观性因素极大。一些高校对决策部门的影响往往起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在“基数加发展”的经费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学生人均经费差别较大。

这种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端。

第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受到国家财政及指令性计划的严格约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按计划分配的资源为条件。学校缺乏主动筹集经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机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投资办教育的积极性，影响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据行业的发展计划和相应的人才需求计划设置为本行业服务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门所管辖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成体系，搞小而全，院校和专业重复设置，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门经济、产品经济的附属物。同时也造成了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高级专门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类、专业分布不合理状况。重视人才培养的部门给所属高等院校的投资就多，反之，投资就少。这样逐渐形成的人才拥有和培养状况不平衡，导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锐化，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部门投资和部门办学导致专业设置过窄，培养的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知识面不宽，适应性不强。此外，人才的培养与分配为投资部门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所带来的人才积压、用非所学、高才低用、近亲繁殖等消极后果也很严重，使国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资得到的宏观效益不高。

二、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前者是严格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对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进行配置，后者则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的供求规律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应符合三项基本的原则：（1）透明性原则，即资源配置的标准和机制应确定且公开；

（3）公平性原则，即资源配置要使各院校和不同社会群体得到公平的对待；（3）效益性原则，即资源配置要有利于激励高等教育系统在资源筹集和使用方面提高效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原有的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转轨客观上要求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以便各地能够更好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这种客观要求反映到财政体制改革上，即由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全国“吃大锅饭”的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改变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新体制。按照这种安排，财政收入按来源被分为中央固定财政收入、地方固定财政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财政收入。与之相适应，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进行了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也相应地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切块安排，从而改变了原来的由中央财政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下达教育事业费支出指标的管理体制。这种高等教育经费拨款的改革，实质是中央财政只负责中央各部委所属高校的经费，地方高等院校的经费需求完全由地方财政供给。[3]在新体制下，中央财政的任务更多是宏观调控和规划。这样就把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投资和管理的自主权赋予了地方政府，从而调动了地方政府举办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适当调整本地区的高等教育投资，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地方高等院校的数目有了明显增长，就是这种扩大地方自主权的改革所带来的成果。

第二，高等学校经费使用制度的改革。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不仅要求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而且要求赋予高等院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使得高等院校能够主动适应千变万化的人才市场需求，调整办学方向和专业设置，主动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与此相适应，高等学校的经费使用制度由“专款专用、结余上缴”改为“预算包干，结余留用”。即高等学校按照国家下达的年度预算经费，包干使用，年终结余全部留归高等学校结转下年度使用。这项改革赋予了高等学校在资金使用方面的自主权，形成促进学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的激励机制，使得学校能够把提高办学效益同自身利益有机地集合起来，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

第三，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资源配置上的透明性和公平性。过去“基数加发展”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结果为依据，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人为的非制度化因素很多，缺乏透明的公平竞争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不相适应。因此，教育财政改革的又一主要方面就是经费分配方式的改革，即由“基数加发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新方式。这一经费分配方法由“综合定额拨款”和“专项拨款”两个部分组成。“综合定额”指由财务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培养成本确定教育经费的定额标准，区别各类层次高等院校、各系科和专业，定额标准有所不同。“综合定额”部分包括：教职工人员经费、学生奖贷学金、行政公务费、教学业务费、设备费、修缮费、其他费用等几个项目。“专项拨款”部分是对综合定额的补充，是根据各个高等学校的特殊发展需要，由财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另行单独安排给高校使用的专项经费，包括：专业设备补充费、长期外籍专家经费、离退休人员经费、世界银行贷款设备维护费和特殊项目补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中央拨款即为专项拨款中的一项。该专项的内容为：从1999年起3年中央财政共安排60多亿元，分别用于支持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并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的重点建设。该项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实施中所需支出的人员经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和其他费用。该计划的实施程序为项目单位按有关规定向教育部申请项目预算，报财政部、教育部审批，然后按批准的预算和现行财政渠道请领、使用资金，最后按照有关规定编制项目资金决算。专项资金的管理实行“按项核算、专款专用”的原则。专项资金一经审定，必须严格执行。但是考虑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作为特殊专项，有关学校在报请教育部批准后。可在不改变项目总预算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部分内部调整，所做调整报财政部、教育部备案。由此可

见，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在资金的分配方面给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权。

总之，“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基于对高等院校的初步成本分析，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院校的成本行为规律，在透明性和公正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尽管这种拨款方式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缺陷，毕竟这一改革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第四，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拨款是高等学校经费的唯一来源。个人和企事业单位从高等教育中获得的收益是统合在整个国家利益之中的，其相对独立的经济收益并未显露出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人和企事业单位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的分配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个人倾斜，由原来的藏富于国转变为藏富于民。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从1978年的31.25%下降到1995年的10.7%.虽然到1999年逐步回升到14%[4]，但是仍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分配到个人的比例从1979年的45%上升到1998年的68%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再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统包高等院校的全部办学经费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现实的。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的新格局，按照市场经济的“受益者应根据其支付能力分组成本”的原则，改革过去那种单纯依赖国家拨款的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办学经费，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通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财、费、税、产、社、基、科、贷、息”等九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财”是指国家财政拨款。高等教育投资不仅可以为受教育者个人带来收益，而且可以为全社会带来很高的社会收益。政府是全社会的代表，其拨款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费”是指高等学校向学生收取的合理学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市场化，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显提高。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分担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税”是指企事业单位等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根据《教育法》规定交纳的用于高等教育的税费或税收性质的资金。“产”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从校办企业取得的收入。“社”是指作为高等教育受益者的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提供的捐赠。“基”是指各种教育基金所形成的收入。“科”是指高等学校通过承接科研课题，或与企事业单位进行科研合作，提供科技开发、科技咨询、科技成果转让等服务所取得的收入。“贷”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政策通过金融机构获得的用于学校发展的贷款。“息”是指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政策对临时沉淀的资金进行合理的管理运作，从资本市场上取得的利息收入。这些经费来源渠道以及各个渠道所占的比重也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着。

第五，与高等教育拨款渠道相关的管理体制改革。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形成的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导致了高等教育的“部门分割、条块分割”，部门之间人才分布不合理，以及人才难以流动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按照“共建、合作、合并、调整”的方针进行了改革，即采取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化转为地方管理、合作办学等多种方式对公办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截至2000年8月，全国共有600多所高校合并组建为200多所。原国务院50多个部委直属的400多所高校除极少数改为教育部管理，多数院校下放地方或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绝大多数中央部门不再办学。[5]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被彻底打破。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学校的经费来源仍由中央财政支付，地方政府则给予相应资助。

三、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迎接加入WTO的挑战

我国加入WTO在客观上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将加快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应对WTO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我们要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不断克服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遗留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使高等教育财政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完善。

第一，加大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入WTO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对外开放，国外的教育机构和跨国公司将会进入中国这一巨大的教育市场。这就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树立市场意识，提高竞争力。首先，政府要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化格局，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家财政拨款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企业和个人倾斜，导致教育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之间。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为了保证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增强高等学校的国际竞争力，我国政府应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确保实现“三个增长”，即中央和地方教育拨款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逐步增长，以及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其次，我们要善于利用国际合作办学的方式，利用国际的高等教育资源，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加入WTO以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办学层次会进一步多样化。不同层次的学校、同一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他们的成本行为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层次、同一类型的学校，由于办学主体不同。国际间的联系不同，成本行为不同。我们要认真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成本行为规律、进一步改革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更加透明、公正和有效，我国目前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方式，使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在“透明性”和“公平性”方面较过去的“基数加发展”的“渐进式”分配方式有较大进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但“综合定额”是一种以学生数为单一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过于粗糙，未能全面反映高校的成本行为，也未能反映出高校之间的差别。以学生人数作为唯一的政策参数，学生多则意味着得到的经费多，致使一些高校为获得较多经费不切实际地增加招生人数，扩大办学规模，然而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配置跟不上，结果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为此，我们要改革按学生人数拨款的办法，把教员及其结构、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学生数、以及建筑面积等纳入到拨款公式中来建立多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这将是今后高教财政体制改革的定向之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改革的方向。

第三，促使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制度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要进一步制度化。政府除调整国家财政政策、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外，还应该通过立法，通过一定程度的减税和免税政策，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学，推动高教事业的发展。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在全面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使学校创收收入稳步增长。要完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使高等学校的收费较好地反映高等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同时学费的制定应考虑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人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层次，高等学校收费比例有所不同，实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属地化原则。[6]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

经济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主流。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高等教育应积极地组织和利用国际优质资源。与此同时，银行、金融、保险等行业将逐步对外开放，我国的资本市场将更加成熟、规范，在新的条件下能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资本市场筹集教育基金，比如发行教育债券、建立与发展教育投资基金。以及更加积极地开展教育基金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是我们需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闵维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J].高等教育研究，2001，（5）。

[2][3]王善迈，周为。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体制[J].教育与研究，1991，（4）。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5]左春明，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J].神州学人，2000，（10）。

[6]邓娅，闵维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属地化[J]，高等教育研究，2002，（6）。

第二篇：我国财政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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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体制改革

摘要：综观我国近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改革进程：第一

阶段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目的是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第二阶段是1998年开始推行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是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目前我国的财政层次过多，是影响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常运行和导致基层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议取消乡镇财政，实行乡财县管；取消市级（地级市）财政对县级财政的管理，实行省级财政直接管理县级财政。这样一来，全国的财政级次变为三级，即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地级市、县级市）三级，增强各级财政的调控能力。

关键词：改革；财政体制；趋势分析

正文：

1994年以来，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构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框架，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与此同时，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和不完善性，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财政体制运行中的不适应、不配套、不协调等矛盾开始激化和暴露出来，需要继续深化财政体制和管理方面的改革，以适应当前财经形势发展的需要。

1．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回顾

综观我国近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改革进程：第一阶段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目的是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第二阶段是1998年开始推行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其目的是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这两个阶段的改革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取得了积极成效。

1.1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成效分析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其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的原则，改革工商税收制度；二是把地方财政包干制改革为能够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分税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个税收体系。

在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首先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改革之前，我国的税收制度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税种较多、税率难定、重复征税、随意减免等问题十分突出，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过实践的检验，我国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建立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这一改革的成功实施，结束了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减税让利和财政退让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快速增长的双赢的财政体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近年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对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又进行了一些改革。一是农村税费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镇统筹费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先期试点的地方改革表明，这项改革规范了农村的分配关系，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人均减负率一般在30％左右，农村“三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对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二是进一步调整税制。

1.2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进展分析

1998年以后，财政改革的重点转向财政支出体制，目标是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在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方面，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推行部门预算；二是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三是推进政府采购改革；四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实行部门预算，增强了预算的完整性、统一性，部门的各种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外资金）全部在一本预算中编制，所有收支项目都在预算中反映出来。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是将所有的财政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所有的财政支出由国库直接支付，取消各部门和单位在银行设立的收支账户。

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克服了过去分散采购的许多弊端，如采购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脱节，无法有效进行监督；采购效益不高，采购的产品和服务往往价高质次；采购过程不透明、不公开，容易滋生腐败，等等。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从收入方面，防止了部门和单位乱收、滥罚及坐收坐支；从支出方面，执收单位上缴收入不再与其支出安排挂钩，有利于执收单位公正执法。

与此同时，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我国各级财政逐步减少了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支出，加大了教、科、文、卫、社保等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方面的重点支出，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向公共支出转变。总之，经过近五年的财政支出管理改革，优化了支出结构，增加了财政支出管理的科学性，初步建立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

2．今后我国财政改革的侧重点和趋势分析

过去的财政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但由于改革的渐进性，新的财政制度、机制、管理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协调、不适应、不规范等问题。结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今后必须在以下方面继续深化财政改革：

2.1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继续深化财政预算管理改革

经过1998年以来的财政支出体制改革，我国虽建立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但离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仍有较大距离。公共财政体制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考察和分析：一是财政的主要职能和基本定位。二是财政的运行机制。三是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监督。在这三个层次中，预算管理是核心。首先，财政的职能要通过预算的安排体现出来，即通过预算得以实现；其次，科学、细化、规范的预算管理，是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集中采购正常运行的基础；再次，预算是财政监督的依据，具有法律效力。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必须要不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我国在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集中采购等方面已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改革，初步建立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这使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进入了核心和攻坚的阶段，即深化预算改革阶段。

财政支出预算是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集中采购以及加强财政监督的依据，也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益的关键，因此，必须要细化预算的编制。目前的预算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固定部分，即人员工资和共用经费部分；二是活的部分，即专项经费部分；三是转移支付部分，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助。

2.2按照财权、事权对等的原则，继续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以来，逐渐暴露出来的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基层财政越来越困难。

近年来的情况显示，现在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的结果是，财力逐步向上集中，但事权仍在基层，甚至呈扩大的趋势。尤其是许多该财政承担的支出，农民负担过重已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税费改革，这部分支出开始回归财政，基层财政的事权反而在扩大。因此，在这两个反方向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县、乡财政困难的矛盾开始激化。

分税制财政体制能够成功运行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各级政府有自己的主体收入，用自己的财力办自己的事情。依赖不断增强和上移的必然结果，分税制财政体制自然消亡，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转化为“跑上”的积极性。因此，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解决基层财政的实

际困难，核心是确立一级财政，就要使这级财政有能够基本满足自己需要的自主财力，在辅之少量的转移支付财力的情况下，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建议取消乡镇财政，实行乡财县管；取消市级（地级市）财政对县级财政的管理，实行省级财政直接管理县级财政。这样一来，全国的财政级次变为三级，即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地级市、县级市）三级，增强各级财政的调控能力。

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相对称，是分税制财政体制正常运行的又一基本要求。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一是中央财政的职责重大,另一个是县级财政的职责重大。所以，完善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要增加县级财政的主体税种，扩大税收分享中县级财政分享的比例，同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大幅度增强县级财政的实力。

2.3按照公共财政和城乡一体原则，继续改革农村财税制度

目前，我国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分配关系，遏制农村“三乱”现象的发生。从试点情况看，农村税费改革确实实现了上述目标，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现在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国1958年左右形成的农村税收体系，农村仍然实行有别于城市的税收制度。

从税收负担看，目前农村居民普遍相对高于城市居民。许多工商税都有起征点和免征额，如增值税、营业税等，但农业税没有，无论农业生产的成本多大，也无论农业生产的净收入是多少，都需要缴纳固定比例的农业税。目前，许多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还不如城市居民的“低保”水平，尤其在很多贫困地区，但在城市享受照顾，而在农村确要纳税。因此，相对城市居民来说，农民的税收负担是重的，也是不公平的，在税制上设置了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待遇。从实现我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目标出发，必须继续深化我国的农村税收制度改革。长远的目标，应是逐步建立城乡基本协调的税收制度，将农业税改为体现农民纯收益的具有和城市个人所得税有大致相同的起征点和免征额的新型收益税。当前，“三农”问题已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恢复乏力，已严重影响了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张。目前，增加农民收入，已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为此，在农村新的税制改革到位以前，建议目前免除一切农业税。

在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出政策体系中，财政与农民的关系，主导的观念是财政支农。这是带有浓厚计划经济时期特征的观念，是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仍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早已过时的观念。

财政支农的观念，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很不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国有经济，还是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或者私营经济，都是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都有义务按照国家统一税法的规定，积极主动地向国家纳税，同时也有权利享受国家一视同仁地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其实，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财政政策已逐步从区别性的政策走向共同性的政策。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后我国农民应该和城市居民一样同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由国家财政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就必然要求彻底抛弃带有区别性和歧视性的财政支农观念。

3．结语

农村的许多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教育、社会保障等，不仅在属性上与城市公共产品是一样的，而且许多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也不局限于农村居民，甚至城市居民的受益还要大于农村居民的受益。因此，在供给的方式上也应该采取相同的政策，但现在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存在较大区别，农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这种厚此薄彼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必然造成城乡居民发展机会的不均等，进一步拉大城乡的差别。所以，今后的财政政策调整，要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尤其是目前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饮用水、医疗卫生、养老救济等农村急迫需要的公共产品，要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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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振宁：《分税制财政体制“缺陷性”研究》，载于《财政研究》2006年第8期

第三篇：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财政体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在致力于政府间财力分配格局调整的同时,着眼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力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运行机制。本报告拟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进行概括的回顾,对其现状进行粗线条的描述,并简要涉及可能进行的进一步的改革。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中国财政体制的沿革,着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制度的演变;第二部分描述中国财政体制的现状,分析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纵向财力分配,以及地区间横向财力分布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对中国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

1978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改革。其中前三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后一次则是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尽管其中还存在很多缺陷。1.财政包干体制的沿革

(1)1980年中国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率先进行。为了改革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的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对大多数省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建立了财政包干体制的基础。从1982年开始逐步改为“总额分成,比例包干”的包干办法。

(2)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以适应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的需要。

(3)1988年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实行6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

2.对财政包干体制评价

(1)财政包干体制的历史作用

首先,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的过度集中管理模式,中央各职能部门不再下达指标,地方政府由原来被动安排财政收支转变为主动参与经济管理,体现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其次,历次的财政体制改革都是对原有体制某种程度的完善,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方面显示出一定作用。地方政府财力的不断增强使其有能力增加对本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项事业的投入,促进了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再次,财政体制改革支持和配合了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激发出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力,带动财政收入增长,为其他改革提供了财力支持。(2)财政包干体制的制度缺陷

包干体制注重政府间收入在所有制关系下的划分,缺乏合理依据,是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一对一讨价还价的财政包干体制缺乏必要的公开性。1980-1993年间,中央与省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同时并存多种体制形式。不同体制形式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弹性不一致,体制形式的选择也存在机会不均等,以及信息不对称和决策不透明等因素,都导致财力分配不合理。更重要的是财政体制的决策程序采用一对一谈判方式,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收支行为也缺乏监督和控制手段。

第二,基数核定方法不科学。基数核定指每一次体制调整都用地方政府以往的既得财力为基数。由于不同的财政体制形式对既得利益的形成作用程度存在差别,因此既得利益并非公正。同时,在税法相对统一,税收征管权力相对集中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决定着各地方政府的税基规模,因此,既得利益中含有非主观努力的成分。保既得利益的做法将这些因素固定化、合法化了。

第三,注重既得利益导致财政包干体制缺乏横向公平性。保证既得利益一直是贯穿财政体制改革的主线,使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始终围绕财力的切割、财权的集散而展开,较少考虑横向财政分配关系,没有完整的横向财政调节机制,调节地区间不平等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没有成为体制设计的政策目标。

第四,财力分散,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宏观调节能力。财政包干体制包死了上交中央的数额,导致中央财政在新增收入中的份额逐步下降,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同时财政包干体制还对产业政策产生逆向调节,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支持高税率产业发展,导致长线更长、短线瓶颈制约更明显、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3.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1)分税体制的改革目标(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成为分税财政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

实现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是分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通过调节地区间分配格局,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实现横向财政公平是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也是分税体制的预想目标之一,但这一目标未能实现。

(2)1994年分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入划分。结合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作了较大调整: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

其次,在政府支出方面,由于政府间事权划分没有新的实质性变化,因此,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维持原有的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划分格局。

第三,建立税收返还制度。为保证旧体制的地方既得利益格局,中央对地方净上划收入以1993年为基数给予地方政府税收返还;在此之后,税收返还在1993年的基数上逐年递增。如果1994年以后地方净上划收入达不到1993年的基数,则相应扣减税收返还。

第四,保留原体制的上解与补助办法,并在1995年建立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3)分税体制改革的成效评价

与以往历次财政体制改革不同,1994年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是建国以来调整利益格局最为明显、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

首先,分税体制改革使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相对规范化。分税体制改变了原来的财政包干下多种体制形式并存的格局,使得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相对规范化。

其次,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明显提高。新体制对各级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激励作用较为明显。全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特别是中央收入比重,以及中央在新增收入中所得份额都有明显提高,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纵向财力分配机制。

再次,形成了普遍补助格局,初步建立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为建立较为规范的横向财力均衡制度打下了基础。

中国财政体制的现状和问题 1.政府角色的转变

政府的财政收支反映了政府职能的履行,公开的政府需要透明的财政。

经济快速发展中,在政府行为和管理观念转变的同时,必须建立透明的,高效率的税收体制,预算制度和财政政策体系。2.现行财政体制中的支出结构 中国目前预算内支出总量占GDP的比重,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60和70年代的总体水平。更为重要的是,1980年以来的历次财政改革,都是针对政府收入的划分,而政府支出结构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改革后各项政府支出的比重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如经济建设费和国防费比重有所下降,行政事业费和社会文教费比重上升(见表1),但仍只是数量的变化,而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这种非市场经济型的政府支出框架,是改革以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总体经济思维方式在财政部门的具体体现。有限的政府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不应该做什么,仍然是模糊的。整个90年代政府预算内支出的总量规模按当年价格增长了4倍以上,但各项支出仍然处于短缺状态。原因是政府支出中包括了一些应该由市场做,并且市场也可以做好的事项。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那些应该完全由政府承担,或主要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反而资金投入不足,被称为政府支出中的越位和缺位。特别是在政府重点公共支出上,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管理级次偏下的问题。见专栏1.3.政府间财政关系中的问题

财政分税体制已经实行了9年,除了当时设计时即已存在的缺陷外,在运行中也不断产生一些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外部环境尚待完善,需要配套改革才能加以解决。

(1)分税体制改革没有涉及政府间支出划分,现行的政府间支出划分格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存在差距。既有中央事务要求地方政府负担或部分负担支出的现象,又有地方事务中央安排支出的情况。中央政府在为委托性事务或共同负担事务提供资金方面没有形成规范、统一的办法,拨款的确定存在随意性,对其使用效果没有监督机制,资金使用效益低下。(2)收入划分仍不尽合理。地区[1][2][3]下一页

第四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

结合中国实际，论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财政职能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及经济稳定职能。

资源配置职能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有两种方式来实现，即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由于存在着公共品、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活动的外在性等情况，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还需要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主要杠杆，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主体。因为，在经济体系中，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数量有时是过度的，有时是不足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就表现在对市场提供过度的商品和劳务数量进行校正，而对市场提供不足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补充，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资源配置职能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财政可通过采取转移支付制度和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地方封锁和地方保护、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信息服务等方法，促进要素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二是财政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实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如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项目的资金和技术“门槛”高，政府就可通过产业政策指导和集中性资金支持，防止规模不经济的产生。除了政府直接投资外，还可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引导企业投资方向，以及补贴等方式调节资源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三是市场无法有效提供公共商品，提供公共商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政府一般以税收等形式筹措资金，以不损害市场机制和秩序为原则，提供公共商品。

财政配置职能的基本要求包括：1.比例确定，实现资源配置总体效率：

；2.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源配置的结构效率；3.合理安排政府投资规模、结构，保证国家重点建设；4.市场效率损失最小化；5.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本身的效率。

提供公共产品是财政配置资源的首要内容。主要包括：国家防务，公共管理，建造公共工程，干预外溢性行为，自然垄断领域。

收入分配职能

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是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对市场经济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予以调整的职责和功能。公平分配的两个层次：

经济公平：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强调的是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相对称，它是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下由等价交换来实现的。

社会公平：指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太大，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社会能接受为限度。社会分配不公的原因:1.个人所拥有的资本和私人财富的不同；2.个人天赋和劳动能力的差异以及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不同；3.市场经济中存在着非竞争性。

在各种不同的财政手段中，实现再分配的最直接的手段有：

一、税收转移支付，即对高收入家庭课征累进所得税并对低收入家庭给予补助二者相结合的方法；

二、用累进所得税的收入，为使低收入家庭获益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

三、对主要由高收入消费者购买的产品进行课税，并同时对主要为低收入消费者使用的其他产品给予补贴二者相结合的方法；

四、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使低收入者实际收入增加，个人收入差距缩小；

五、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人口的合理流动，这是调动劳动者劳动积极性，遏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有效途径。

经济稳定职能

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是财政的经济稳定职能的三个方面。要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就必须采取相机抉择政策，即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即时变动财政收入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消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扩张的财政政策。同时采用“自动”稳定装置，以不变应万变，减缓经济的波动。在政府税收方面，主要体现在累进的所得税上。当经济处于高峰期时，可抑制需求；当经济处于低谷时，刺激需求，促使经济复苏。在政府支出方面，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支出上，用以控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失业人口的数量。同时还有政府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之间，存在的是既一致又矛盾的关系。

三者之间首先是一致的。

财政的公平与稳定职能的实现，其前提条件是效率职能的实现。只有解决了效率问题，社会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公平问题。也只有解决了效率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宏观经济的稳定问题。一个没有效率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是走向没落的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效率问题，缺乏效率，经济增长乏力，更多的将是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是谈不上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的。

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政策目标之间，也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

公平与效率始终是一对矛盾，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譬如，希望促进公平，却损害了效率；而为了提高效率，则必须以公平为代价。我国通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有了迅速的增长，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但公平问题也尖锐起来，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稳定。这使得政府在抉择上陷于两难困境，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作出抉择和痛苦的取舍。

因此，政府在开展收支活动时，三大职能是应综合考虑的。

第五篇：浅谈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浅谈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一、教育体制改革的内涵

1．教育体制

教育体制包含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两部分。其中，教育机构包括教育管理机构和教育实施机构。教育管理机构主要指各级以及各类的教育行政机构以及内部的管理机构；而教育实施机构则主要包括各级别及各类别进行教育实施的学校。而教育规范则指建立起来并且整个教育机构得以正常运转的制度、措施及方案等。各类教育管理机构与各类别的规范结合因此形成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体制。

2．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指的是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的改革，也就是是即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教育机构职责权限制度的改革。如果对教育体制改革进行进一步延伸，其外延是指各级别各类别的学校教育体制以及各级别各类别的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而该改革则包括教育行政体制及管理体制的改革。

二、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变迁

(一)建国初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了彻底改造旧高等教育体制的任务，实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主权及全国高等教育的统一领导。1958年，教育部着手进行高等学校管理权限下放工作，提出根据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地方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管理。由于在“大跃进”时期，国家对高等教育在宏观上缺乏统筹规划和控制指导，高等教育出现了盲目性的发展，呈现出了教育“大跃进”。1961年国家调整了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和管理，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格局。然而1966年到1976年，国家再次将高等教育的领导权、管理权下放给地方，致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出现无序发展的状态。为此，自1977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强调集权为主，逐步恢复了中央统一领导、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的体制。

(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始动期

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

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纵观高等教育的改革历程，可大致 1

划分为以下几个阶

1．启动阶段(1985--1991年)。

《决定》的出台是我国第一次突破了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仅仅局限在政府之间的管理权限划分的框架内，将政府与学校的关系置于改革的中心，高校办学的主体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突出了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由此启动了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2．总结、调整、局部推进阶段(1992--1997年)。

1993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步骤，并就高等学校招生就业制度、财政拨款制度、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总体要求。1995年，党和政府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并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会议上将其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3．加大力度、加快发展、全面推进的新阶段(1998年至今)。

党的“十五大”使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了加大力度、加快进程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新阶段。自1999年开始，高等学校连续三年扩招，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奠定了基础。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发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强音，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又站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

三、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取得的进展

(一)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不断推进

随着高校办学体制改革的推进、办学渠道的拓宽、新教育资源的增加，我国进行了多种模式、多种机制的高等教育办学试验。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突破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况，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公办、民办高等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二)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体制改革成效显著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经费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1993年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改革进展非常顺利，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改革与建立对家庭贫困大学生“奖、贷、助、补、免”为主体的助学保障体系同步进行，使改革平稳推进。至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额约1800亿元，其中，政府财政

拨款约占49％，其他来源约占51％，形成了多方位的资金筹措渠道，使高校教育经费短缺的局面有所改善。

(三)高等教育的招生、就业制度改革平稳推进

高校招生考试科目实行的“3+X”模式，突出了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彻底摆脱了“统一分配”的模式，试行“双向选择”的毕业生就业制度，形成了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政府和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新格局。

四、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与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教育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问题。

1．教育运行机制尚不成熟

现阶段，我国各类别的教育运行机制并未完全成熟。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例，我国还没有较为成熟的经验，而相关的师资队伍尚待建立，相关的教材、实习实训基地还不健全，并且培养模式以及教学计划与社会需求有一定的脱节。因此，虽然高等职业教育连续几年进行扩招并达到了大众化的教育水平，却并没有为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作好准备，因而高等职业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

2．教育经费筹措仍面临困境

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水平与力度，但是财政的教育投入占全国GDP总值的比例一直很低。并且，随着教育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财政性投入却并未实现同步增长。从总体上说，对一些地方院校来说，提高收费成为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这却造成了部分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同时，教育经费问题更成为学校发展的瓶颈。

3．教育教学与社会需求相偏离

整个教育体制以理论教学为主，并未与整个社会的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以高等院校为例，有些以学科分类为线索设置专业和课程，而相关的课程与社会实践脱节严重，偏离实用性以及社会对人才素质整体需要。近几年来，纵使很多高校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但实际上却是单纯地进行教育灌输知识却忽视了能力培养，这导致了很多学生高分低能问题的出现。

五、十二五期间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我国教育发展已经经历了十一五发展的阶段，“十一五”规划纲要表明，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三大主要任务。然而，鉴于我国目前十一五期间教育发展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阶段，进一步的教育改革势必要进一步加强。“十二五”阶段，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1．科学规划教育发展体系

“十二五”期间，我国应该科学规划国家教育发展，遵循分类清晰、布局均衡、结构合理的原则，从而形成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协调的教育体系。目前，我国逐步从农业大国向新型工作大国转变，并且逐步向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阶段迈进。因此，对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而言，人才培养必须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在力发展应用型、自主创新型人才，从而建立拥有自主技术与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的强有力的支撑体系。

2．建立教育的有效竞争机制

政府必须打破教育独家垄断格局，从而保证教育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建立公平竞争的教育供给机制。该做法的意义在于：1）强化教育与科研院所、企事业机构的联系；2）增加非政府部门与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比例；3）加强私立或民办学校的作用，从而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

3．继续加强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

教育的财政性投入是保证其发展的基础与手段。因此，我国还应继续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使教育事权与财政权相匹配，从而实现教育公平。为实现该目标，我国必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从而使每个公民都能够享受教育的权利。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原则，我国应进一步协调教育的管理体制与公共财政体制。也就是说，中英政府承担义务教育投资的责任，并实现相对集中的公共财政机制，然而，教育的管理工作由地方负责。与此同时，针对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教育投入问题，国家必须建立经费转移的制度。

4．更新高考制度与学位管理模式

我国应该更新高考制度与学位管理的模式，可初步采取一年多次高考的制度以及学分制的学位管理机制。教育人才的培养应该兼顾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

才，而在实践中以应用型人才为主。因此，相应的人才选拔制度也应该适应人才培养的目标，即拥有两种培养潜质的人才都有机会被高等教育录取，而不能局限于参加高考的高中生。

5．建立间接的教育管理体制

我国将将教育权、行政权与学术权力分离，从而建立间接的教育管理体制。政府教育行政的职责主要应体现为：确立国家教育的资源布局，制定国家公共教育发展规划，调整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建立教育市场规范化管理体系。而对于教育行政机构与办学主体间的关系，不能够为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而应为服务与被服务、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