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 我国的八次政治体制改革历程

第一篇：新建 我国的八次政治体制改革历程

我国的八次政治体制改革历程

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受人民群众尊敬和拥戴的公共服务创新与治理完善的强有力政府，已经成为当前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研究讨论的前沿热点问题。

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此来推动中国的各项改革开放事业。在此大的背景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重点突破的领域，被认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是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中心环节，可以把全面改革带动起来。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受人民群众尊敬和拥戴的公共服务创新与治理完善的强有力政府，已经成为当前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研究讨论的前沿热点问题。回顾我国行政治体制改革革的历程和经验教训，借鉴国外经验，加强战略研究，探索创新思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改革。

一、八次改革

前五次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从1993年开始的第六次行政体制与机构改革是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进行的，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从改革的目标来看，正在进行的第八次改革目标更加明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适应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共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行政体制与政府机构改革，不同程度地解决了一些问题，缓解了一些压力和矛盾，行政管理水平和效率有所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前五次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从1993年开始的第六次行政体制与机构改革是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进行的，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从改革的目标来看，正在进行的第八次改革目标更加明确。

（一）第一次行政机构改革

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即国

务院的前身），作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政务院设置了35个工作部门，管理国家行政工作。1952年，中国开始转向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国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便从1952年底开始，因为从1953年起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计划中的大型建设项目，而地方缺乏组织管理能力，故这次机构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与此相适应，政务院的部门由35个增加到42个。其中经济部门增加到22个。这样，从1949年到1952年，三年的时间内，机构数净增百分之20%。这是一次小膨胀。1954年，为了加强中央对经济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加强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撤销了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同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国务院，根据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部委机构35个、直属机构20个、办公机构八个以及秘书厅共64个部门。这是一次较大的膨胀。1955年和1956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和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家对整个经济工作的领导，国务院对所属机构做了较大调整。调整后的国务院，由64个职能部门增加到81个。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提前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趋向单一化，国家直接计划的领域增多，同时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制中集权过多，统得过死，国家行政机构臃肿庞大，办事效率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逐渐突出出来。同时，机构的膨胀造成中央高度集权，地方失去了自主权，纷纷抱怨，要求中央放权。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不能像前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956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于是，从1958年开始，中央向地方下放了由中央集中管理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国务院所属机构也进行了精简合并，经济管理部门由50个减为36个。

（二）第二、三次行政机构改革

1959年的精简由于受大跃进等“左”的干扰，引发了中央宏观失控的问题。这一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有所察觉。1959年7月2日，他在谈到体制问题时讲：“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该强调一个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半无政府主义。”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从1960年起，中央重新强调集中统一。1961年，为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原来撤销的机构又相继恢复，而且又增设了新的部门。至1965年底，国务院已有79个工作部门，成为建国以后第二次高峰。其中经济部门的变化最大，数目由36个增加到53个。与此同时，先后在中央和地方二级机关进行了两次比较集中的干部精简运动。第一次是1960年7月至1961年9月，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机关。这次干部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对行政部门

和事业单位同时进行精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机构方面，中央各部门司局级机关减少15%，事业单位减少26%；行政机关精简16000余人，事业单位精简65000余人。第二次精简从1962年2月至1964年，范围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中央国家机关在1961年精简的基础上，又精简了10000人。精简下来的干部大多数充实到基层和生产第一线。1960年至1965年，第三次改革，精简干部810000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冲击，陷入了**之中，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的状况。国务院根据毛泽东指示的，把鞍钢下放给辽宁省的精神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精神，要求各部门在1970年内把绝大多数直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又在进行所谓“斗、批、改”中，大量裁并原有的政府机构和下放工作人员。1970年底，国务院工作部门只设置了32个，其中包括划归军委办事组管理的国防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机械工业部，划归总参谋部、空军、海军领导的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家海洋局以及划归“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的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等13个部门。这样，国务院实际只领导了19个部门。

（三）第四次行政机构改革

1971年以后，国务院开始整顿陷入崩溃状态的国民经济，从而恢复了一些工作部门。1975年1月，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我国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同时，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对工业、交通、文化、教育、科技等系统进行全面整顿。在这种形势之下，四届人大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恢复建立部、委等52个机构。1976年10月，我国结束了十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调整任务繁重。国务院为了恢复国家行政机关正常工作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在1977年至1981年五年中，先后恢复和增设了48个工作部门，其中，在三中全会前后，即1978、1979两年恢复、增设38个。这些机构属于恢复的，将近一半。新增设的主要有对对外开放加强领导的综合性委员会。有些行业为了建立条条管理系统，设立若干总局，加强司法和计划生育工作。到1981年底共设100个工作部门，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1982年，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已定，经济调整取得很大成绩，改革的重点工作有了进展，特别是农村改革成效显著。在安定团结的局面日益巩固的形势下，国务院为了改变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重叠、工作扯皮、效率极低的状况，以便更有效地领导经济建设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进行机构改革。根据重叠的机构撤销，业务相近的机构合并的原则，撤委并部，大大减少直属机构。经过改革，部委减为43个，直属机构减为15个，办公机构减为3个，国务

院共设置61个部门。

（四）第五次行政机构改革

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不久，1983年和1984年，增设了审计署、国家[]和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原由国家经济委员会领导的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共增设了4个部门。到1984年底，国务院工作部门共65个。由于各项工作的开展，机构又出现增多，截至1986年底，国务院工作部门共设置72个。1986年夏，邓小平反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认为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非搞不可。为了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1987年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围绕政治体制改革制订方案。1988年4月9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机构改革，提出了要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长远目标，以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当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转变职能，精干机构，精简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逐步理顺政府同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的关系。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减少政府机构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能，增强宏观调控职能，初步改变机构设置不合理和行政效率低下的状况。按照这个改革方案，适当裁减一些专业管理部门，完善一些综合和行业管理机构，国务院原有机构72个，第五次改革后调整为65个。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1989年春夏之后，进一步的改革暂停下来。1988年的机构改革，到头来成了旧体制的又一次回归。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的工作部门膨胀至86个之多，地方党政部门平均数，省级达70多个、地区达50多个、城市达65个、县级达45个。1991年末，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人员达到920万人，当年全国行政管理开支达370多亿元，加上事业费，共支出14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37%。

（五）第六次行政机构改革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决策，并提出从1993年开始三年内基本完成机构改革。在解释这次机构改革方案时，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说：这次机构改革和以往机构改革的不同，就是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作为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这次改革方案中引人注目的，一是综合经济部门中组建了国家经贸委，以“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中重大问题的协调”，二是专业经济部门的改革被分为三类，其中一类

由政府部门改为经济实体，另两类改为行业总会。改革后，国务院部委和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由86个减为59个。非常设机构由85个减到30个。原有机关行政编制36700人，改革后核定为29200人，精简达20%。其后，改革继续在省市地方政府展开。

（六）第七次行政机构改革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了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必须通盘考虑，组织专门力量，抓紧制订方案，积极推进。”同时，还提出了“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中介组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十五大后朱镕基总理抓机构改革，通过研究讨论，大家形成共识：综合部门要加强，专业部门不要太多。1998年3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根据方案的要求，国务院撤销了11个部委，从原来40个部委减少到29个部委，向社会分流一半公务员；接着全国各级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的大规模改革，全国行政机构改革的裁员目标是400万人，比上次机构改革设定的裁员目标（200万）多一倍。改革的具体内容是：撤并了有关专业和行业部委，比如煤炭部、电力部、冶金部、机械部、邮电部等等；将发展计划委员会、经济贸易委员会重组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组建了信息产业部、国土资源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新部委；根据高效目标，国务院裁员50%，减少行政开支。到1998年4月底，所有国务院更名、新建部委和委管局陆续挂牌完毕。2001年，又撤销了9个国家行业主管局。

（七）第八次行政机构改革

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是适应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形势，转变和规范政府职能的新要求。为此，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体制。根据这一总体要求，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完善了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体系，完善了宏观调控机构体系，强化了市场监管机构体系，建立了内外贸统一的大商务管

理机构体系。一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授权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二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和改革委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三是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是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为适应内外贸业务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促进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将国家经贸委的内贸管理，对外经济协调和重要工业品、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等职能，国家计委的农产品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等职能，以及外经贸部的职能等整合起来，组建商务部。五是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进一步强化对安全生产的监督，将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督管理和对煤矿的安全监察。在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根据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了部门职责关系，并开始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搞好乡镇机构改革。

第二篇：浅议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论文题目：浅议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政治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改革整体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权利监督机制不很完善、地域民主法治发展不平衡诸多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探索了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总结了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关 键 词：改革、问题、原因、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体制。但是，我们依然要意识到，我国的政治体制距离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建设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存问题分析

经过我国共产党多年的努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应看到，相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攻坚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然是一种适应性改革，主要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有选择地推进。总地说，我国还存在着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具体制度的滞后性的根本矛盾。其主要问题有：

（一）政治体制改革整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决不能仅仅依靠拍脑袋的主观臆断进行，一定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经济进步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做出相应的变革。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仍然要严格分析我国的现实国情，遵循社会运行的客观要求，稳妥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当前我国政治体制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政府组织结构不科学、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权限不明确的问题，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任重道远。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很完善。具体地说就是权力监督实行自上而下的领导，自下而上的上行监督却相对困难。共产党作为代表绝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执

政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对共产党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须完善依法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而保证公民的正当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目前，我国权力监督机制功能的发挥不足，虽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监督体系，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民主监督仍然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民主监督组织行使职权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从而使得民主监督组织缺乏权威和效力。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还面临地域民主法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我国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较高，地方政府是投资环境的改善者、监管者，其职能倾向于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培育市场经济。这种倾向于管理性、管制性的政府职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干预经济的自由发展。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发展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增强政治体制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找准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对症下药，这就亟须深入分析现存问题的产生原因。

（一）我们要看到我国传统封建主义思想存在一定的惯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背负着沉重的封建主义的包袱，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虽然新我国建立之初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却仍然在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家长制、一言堂的封建主义残余与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毒。

（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政治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以及作为上层建筑核心部分的政治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调整，为生产力和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我国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双转轨的国家，不改革就不能促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就不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如今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如果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在外围进行的情况。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高原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每个人都无可辩驳地具有发展自身的权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社会发展是人的自觉活动，离开了人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活动存在。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发展理所当然要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来源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原则

首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共产党领导的条件下进行。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在我国离开了我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行的。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处于核心和领导地位，党的使命是带领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人翁权利，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能力。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党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政党制度、行政体制、民主政治的建设中，党发挥着领导者、推动者的作用。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政治稳定与政治改革发展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政治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邓小平曾多次提到：“我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政权不稳，不但经济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将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甚至会失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因此，在把握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不能把政治稳定条件当成目标，应当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实现政权更好地发展而稳定。

再次，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我国家，国际国内形势较为复杂。在国际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全球化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冲击。在国内，我国社会也面临着从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面临复杂的形势，有时单纯的未经实践检验的好的理念未必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践经验，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我国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和全面推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经济体制改革成就斐然，令世人瞩目，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有序推进，同样取得了辉煌成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不断健全完善，进一步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与形式。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作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和制度载体，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为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以保障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国家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坚持改革，以确保这些制度机制始终保持活力，服务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

（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执政能力显著提高。作为执政的我国共产党，其自身的建设不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至关重要，而且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系统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我国共产党在增强学习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提高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

（三）行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行政体制的调整改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管理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要求的提高，行政体制的改革更是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大力转变政府职能，政府逐步退出了诸多竞争性领域，经济管理部门也把职能转向宏观调控。同时，政府为了强化市场监管，稳定社会秩序，推进公共服务，在裁撤一部分机构的同时，强化和新增了一部分机构。在改革机构，整合行政管理资源的基础上，责任政府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行政问责制逐步被纳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为加强对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增强其责任意识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四）公共权力结构日趋合理，逐步实现运转高效。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结构应当

适应和服务、服从于功能，公共权力的功能需要结构作为载体承载和履行。公共权力运行的效果取决于结构的设置是否科学和合理。公共权力结构直接制约公共权力运行是否合法、规范和高效。当今我国公共权力结构的优化配置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保证国家机构及其他各种组织都能够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能。经过改革和调整，现在的权力结构已经日趋合理，主要表现为 ：在党的内部关系上，健全了党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国家和党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为反腐败提供了组织机构保障 ；重新调整了派驻各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的领导体制和编制等。

（五）各种政治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各种政治关系的调整，整合催生出整个政治系统的最大合力，消除各种威胁政治体系存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对于政治关系格局的调整无疑是体现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推动和保障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

（一）改革目标的明确性与推动改革的坚定性相统一。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优越性，而不是为了改变甚至是颠覆重建现有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适应了社会发展规律，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受到不完全适应现实需要的体制、机制的束缚，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因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明确了这一点，就会在实践中牢牢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二）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丰富性与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灵活性相统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对象和问题领域，而是具有丰富的实践内容。从民主体制机制，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再到利益关系调整机制，政治体制改革涵盖了整个政治体系存续运行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内容。与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将改革简化为针对特定问题的做法相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不仅很好地体现出改革的根本目标和动力在于解决关系国计民

生的各类实际问题，而且还因为不局限于特定的内容，尤其是那些受到时效性限制的内容，被赋予了更为持久的合理性，因而也更有可能得到来自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三）政治体制改革布局的系统性与政治体制改革方式的渐进性相统一。与改革内容的丰富性紧密相关，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关性，这就要求改革的领导者必须时刻清醒地注意到，应当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处理不同领域、不同时期、不同重要性序列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制定出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根据实践中总结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遵循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更好地勾画出改革的总体路线图。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把握住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制度改革这一基本切入点，继而将主要力量集中在恢复和发展既有的主要政治制度方面，进而全面铺开、深入推进，这使得每一阶段的改革都能够把握重点，合理分配改革资源，缓解改革中必然出现的矛盾对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压力。政治体制改革所针对的原有体制弊端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新政治体制的探索和重构离不开艰难的探索，因此稳妥渐进的改革步伐，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唯一选择。及时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每一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避免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冲击超出当时社会和政治体系的承受能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成为一项长久的事业，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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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写写帮整理）

浅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国内外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术界讨论得比较热烈的话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然而对政治体制改革却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围绕着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矛盾展开，人们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因此，加快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让政治体制更加适应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显得十分迫切。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目前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职能的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并不是想当然改革，而是对中国具有人民性的所有的政治主体的性质或政治角色、政治职能、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并且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由各种政治要素构成的动态的政治统一体全方位的改革，是个系统的改革。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提到：“我认为，所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说明一条重要规律：社会主义社会要通过不断改革才能向前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必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而发展，而非凝固不变。

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生是危机意识和利益预期共同驱动的结果。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发展，使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面临着激烈的外部竞争的严峻挑战和外来体制的强大压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这一时期国家的基本特征，能否推动经济发展，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成为改革推动者们是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动机。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带来的危机意识和本身所能获得的预期政治收益，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必然。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内部面临着诸多的矛盾，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体现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运行的政治体制已经跟不上市场机制的步伐，政治体制的陈旧和低效甚至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较强的政府干预市场行为，让市场与政府间矛盾重重。一句话概括，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充当的角色既是“运动员”“教练”又是“裁判员”。其次，权力公共性和权力腐败的矛盾。由于权力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还比较薄弱，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渗透，导致相当程度的权力商品化行为，造成某些领域的严重不等价交换，既对正在建立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着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又对国家权力的本质产

生着极其严重的销蚀作用。这方面最典型表现在“权力寻租”现象。

第三，利益分化和社会公平的矛盾。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差异乃至分化。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一部分社会成员对改革的认同度和承受力，而且深刻影响到社会公平乃至政治公平，对政治运行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震动波和冲击力。目前，中国最突出的表现在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

第四，政治参与和民主程度的矛盾。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积极性。大众政治参与，既是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又是现代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迫切要求进一步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目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还受到某些制度、体制和文化习俗的制约，某些政治参与行为也很不规范，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如何切实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将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长期面临的课题。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人民要求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然而“一言堂”的现象存在又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障碍。

第五，价值多元化和共同理想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政治多极化愈益凸显的条件下，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程度愈益加大，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愈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矛盾，尤其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认同和参与，对社会共同理想的建构与导向产生严峻挑战。概括起来说，就是目前的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自己的信仰发生着改变，也就是产生“信仰危机”。

无论是外来的竞争压力还是内部矛盾，焦点都集中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不相适应方面，为此，努力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风风雨雨2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还停留在外围阶段，还有很多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第一、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中的历史“怪圈”。我国经历了多次政府体制改革，然而改革过后就会出现反弹现象，回归到原始状态。行政机构职能的分分合合：分开—合并—在分开—再合并；行政权力：下放—集中—再下放—再集中；行政干预经济：强化—分散—再强化—再分散；行政机构数量：撤销—恢复—再撤销—

再恢复；行政机构人员数量：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这种循环的怪圈现象一直出现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受中国传统文化人情世故影响，加之缺乏法制监督，机构改革收效甚微。第二、行政、司法和立法三种政治职能缺乏独立性，政府管理职能缺位、错位和越位。一直以来，中国就存在着政府干预司法和立法的现象，尤其在地方政府，呈现行政职能一家独大的不良状态。在整个行政区划中，地方政府掌握着全部的财权，而司法和立法机关需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换种话说，就是司法和立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样就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和立法严明。政府在管理市场的过程中很难把握管理程度，很多时候都会越位管理，该管的没有尽力，不该管的管得太多。第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官本位思想和小团体利益泛滥。官本位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人们把官位当做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官员不是人民的“公仆”，相反却是人民的“主人”和规则的制定者，不愿意放弃官位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损害部分既得利益者的重重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就是民主和法制，这样就会削减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和利益，他们会组成各种利益小团体，强制干预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面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结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我们给出以下建议：

一是努力加强我国法制建设，增强民主监督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目前的法制依然存在很多缺陷，首先在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行业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规范，很多法律制度中存在漏洞，被投机者们利用。同时，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执行力都严重受到政府的干预，没有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为此，加强国家法制建设，实现司法独立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路线。随着人民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烈，民主监督也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社会舆论和媒体监督，人民的维权意识增强，这些都有利于对中国政治机构的监督，只有在民主监督情形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可能走出真正的民主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是以德治国，加强廉政建设，提高官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依法治国体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强制性和规范性，以德治国则是更能实现“治本”的目的。中国历来存在的官本位思想和腐败现象，是中国廉政建设的阻碍，从思想上转变官员的意识形态，真正自觉做到按制度规则办事，实现为民办实事的自觉服务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有利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将以德治国作为实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口，有利于从意识形态方面实现改进。

三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尤其是农村基层民主，不断完善国家选举制度。农民是人民群众中人数最多的实体，同时农民也是国民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程度最低的实体，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严重脱节，为此，实行村民自治为发端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农村普法建设，有利于获得农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和拥护。同时，发扬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最重要的是给农民群众带来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实现农民创收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实现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农村是中国最广袤的政治疆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因此，发扬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列，为使中国政治体制赶上经济体制的步伐，废除陈旧的政治体制，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整个国家权利体系的调整，中国从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改革历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碍，面对今后的社会，只会越来越复杂，我们必须在改革过程中慎之又慎，将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逐渐放到党执政能力建设和法制建设上来。同时，事实告诉我们，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延迟改革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阻碍，必须抓住根本、认清事实，才会有希望。

第四篇：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表现在:①经济基础的需要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②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因而它必然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占统治地位，并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③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及其方向。

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由于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其改变有早有晚、有快有慢。这种情况决定了上层建筑中思想文化领域里新旧斗争的长期性。

(2)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集中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①从服务的方向上看，一方面保护和促进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排除反对自己的对立物。②从服务的方式看，上层建筑通过法律、经济、思想等手段的调控来为经济基础服务。③从服务的效果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有促进、阻碍两种情况。

(3)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归根到底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当它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反之则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上层建筑中的核心政治力量，其先进性的发挥，就集中表现在它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2.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是因为:新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总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使它有脱离经济基础的倾向；经济基础的变化不会立即在上层建筑中得到反映；上层建筑仍然维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

3.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规律的内容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构成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一规律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方向，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取决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这一规律表明，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变化发展，上层建筑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改革的形式和方向，都取决于经济基础的状况。

4.正确认识这一规律的方法论意义

(1)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也是我们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一把钥匙，每一历史时期的上层建筑都能从经济基础中得到科学的说明。(2)这一规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根据。(3)这一规律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4)这一规律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自觉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依据。

第五篇：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决定的。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应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发展的，这要求上层建筑要随之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要求政治主体自觉进 行调整和改革，体现和发挥政治主体本身所规定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

其次，现在中国社会中所表现的因政治体制弊端和不够完善引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要求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改革。目前我国政府机构的现有设置、职能、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政企不分，职能重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这些问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也给国家和群众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理顺党政关系、优化权力结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民主法制、焕发政治活力、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第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由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关系决定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政治为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治主体应该通过社会的公共权力来确认和保障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利益的内在矛盾——利益实现要求的主体性与实现途径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观性和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具体有限性与利益发展的无限性只见的矛盾，再加上政治体制的弊端使得整个中国当前的政治主体淡化了公共利益的意识，在此利益主体的内部性显现的十分明显，其角色的公共性淡化，私利化程度提高。要克服和控制这种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最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制度上的革新。

第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殊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也要求中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越发表现得越发明了，导致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具有历史性特色的新事物。其中大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之一。现在中国房价居高不下很大一部分原因与中国房地

产业利益不断集团化有关。虽然中国现在的特殊利益集团还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过程的重要环节，但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决策。经济干预政治开始萌芽，某些领域的权利开始失控，使得政治决策所能代表的利益的公共性减弱、社会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和谐发展。因此，遏制中国利益集团干预政治的现实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