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李 锐
盼望已久的党的十六大召开了，回顾前瞻，喜忧交集。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之后，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江泽民同志年来几次讲话，提出不少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各方面受到鼓舞。不过，要真正保持稳定，要“与时俱进”、“全球接轨”，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中外历史证明，**乃**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大家都记得，当年在延安他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著名谈话。可惜，他的晚年悲剧正是搞个人崇拜与专权，上下推波助澜，影响及于全党全国，导致十年“文革”灾难。邓小平有鉴于此，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认为“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这个报告被某位领导同志所阻，束之高阁，邓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战争年代，我们倡导过三三制政权。关于党的领导作用，1940年，毛泽东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4I年，邓小平撰文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我党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与民主的常识。“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有人闻之沾沾自喜！）”。60年过去了，毛泽东与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仍有现实意义，即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改革几十年的积习，难于一步到位，须分阶段、有步骤进行。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民主化自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关于党的民主化，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干部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是一项重大决策。应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
二、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各级委员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故“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述我以为不甚妥当，应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可如人大、政协，实行代表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在任期内发挥作用。
为了实现党内的有效监督，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或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并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两个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两个委员会之间实施制约和监督。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基础。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实行表决，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所作决定的同时，有权保留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五、党章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宪法也已有相应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 ”的方针相抵触。现在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有几点建议，其中有的关系到宪法的修改。
一、50年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大大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代表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
二，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我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能及时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辄“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
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各级党的领导尤其不可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司法独立审判应贯彻于整个司法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并建立同选民经常联系的制度，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总之，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如何严格地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这是关系改革和稳定的根本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定。
四，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1956年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派斗争湮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人事制度方面，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陈规。
五、现在已经注意三农问题，农民仍穷苦，增产不增收，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引发闹事风潮，各地时有所闻。村民自治现已推广，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认真落实乡民、村民自治，真心实行政务公开，自我管理，并恢复农会组织，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与此向时，依据纳税人负担能力，大幅度精简各级尤其县以下公职人员。
我今年已满85岁，精力衰退，世事少知，只是“心忧天下”而已．以上所述，如有不当．还望见谅。
第二篇：浅议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论文题目：浅议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政治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改革整体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权利监督机制不很完善、地域民主法治发展不平衡诸多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探索了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总结了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关 键 词：改革、问题、原因、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体制。但是，我们依然要意识到，我国的政治体制距离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建设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存问题分析
经过我国共产党多年的努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应看到，相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攻坚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仍然是一种适应性改革，主要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有选择地推进。总地说，我国还存在着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具体制度的滞后性的根本矛盾。其主要问题有：
（一）政治体制改革整体上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决不能仅仅依靠拍脑袋的主观臆断进行，一定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经济进步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做出相应的变革。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仍然要严格分析我国的现实国情，遵循社会运行的客观要求，稳妥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当前我国政治体制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政府组织结构不科学、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权限不明确的问题，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任重道远。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很完善。具体地说就是权力监督实行自上而下的领导，自下而上的上行监督却相对困难。共产党作为代表绝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执
政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对共产党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须完善依法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而保证公民的正当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目前，我国权力监督机制功能的发挥不足，虽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监督体系，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民主监督仍然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民主监督组织行使职权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从而使得民主监督组织缺乏权威和效力。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还面临地域民主法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我国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较高，地方政府是投资环境的改善者、监管者，其职能倾向于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培育市场经济。这种倾向于管理性、管制性的政府职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干预经济的自由发展。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发展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增强政治体制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找准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对症下药，这就亟须深入分析现存问题的产生原因。
（一）我们要看到我国传统封建主义思想存在一定的惯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背负着沉重的封建主义的包袱，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虽然新我国建立之初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却仍然在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家长制、一言堂的封建主义残余与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毒。
（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政治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以及作为上层建筑核心部分的政治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调整，为生产力和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我国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双转轨的国家，不改革就不能促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就不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如今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如果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在外围进行的情况。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高原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每个人都无可辩驳地具有发展自身的权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社会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社会发展是人的自觉活动，离开了人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活动存在。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发展理所当然要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来源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原则
首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共产党领导的条件下进行。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在我国离开了我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行的。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处于核心和领导地位，党的使命是带领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人翁权利，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能力。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党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政党制度、行政体制、民主政治的建设中，党发挥着领导者、推动者的作用。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处理好政治稳定与政治改革发展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政治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邓小平曾多次提到：“我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政权不稳，不但经济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将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甚至会失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因此，在把握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不能把政治稳定条件当成目标，应当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实现政权更好地发展而稳定。
再次，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我国家，国际国内形势较为复杂。在国际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全球化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冲击。在国内，我国社会也面临着从计划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面临复杂的形势，有时单纯的未经实践检验的好的理念未必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践经验，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我国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和全面推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经济体制改革成就斐然，令世人瞩目，而且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有序推进，同样取得了辉煌成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不断健全完善，进一步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与形式。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作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和制度载体，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为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以保障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和国家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坚持改革，以确保这些制度机制始终保持活力，服务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
（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执政能力显著提高。作为执政的我国共产党，其自身的建设不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至关重要，而且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系统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我国共产党在增强学习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提高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
（三）行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行政体制的调整改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管理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要求的提高，行政体制的改革更是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大力转变政府职能，政府逐步退出了诸多竞争性领域，经济管理部门也把职能转向宏观调控。同时，政府为了强化市场监管，稳定社会秩序，推进公共服务，在裁撤一部分机构的同时，强化和新增了一部分机构。在改革机构，整合行政管理资源的基础上，责任政府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行政问责制逐步被纳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为加强对行政管理人员的监督，增强其责任意识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四）公共权力结构日趋合理，逐步实现运转高效。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结构应当
适应和服务、服从于功能，公共权力的功能需要结构作为载体承载和履行。公共权力运行的效果取决于结构的设置是否科学和合理。公共权力结构直接制约公共权力运行是否合法、规范和高效。当今我国公共权力结构的优化配置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保证国家机构及其他各种组织都能够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能。经过改革和调整，现在的权力结构已经日趋合理，主要表现为 ：在党的内部关系上，健全了党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国家和党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为反腐败提供了组织机构保障 ；重新调整了派驻各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的领导体制和编制等。
（五）各种政治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各种政治关系的调整，整合催生出整个政治系统的最大合力，消除各种威胁政治体系存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对于政治关系格局的调整无疑是体现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推动和保障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
（一）改革目标的明确性与推动改革的坚定性相统一。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加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优越性，而不是为了改变甚至是颠覆重建现有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适应了社会发展规律，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为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受到不完全适应现实需要的体制、机制的束缚，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因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明确了这一点，就会在实践中牢牢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二）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丰富性与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灵活性相统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对象和问题领域，而是具有丰富的实践内容。从民主体制机制，到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再到利益关系调整机制，政治体制改革涵盖了整个政治体系存续运行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内容。与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将改革简化为针对特定问题的做法相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不仅很好地体现出改革的根本目标和动力在于解决关系国计民
生的各类实际问题，而且还因为不局限于特定的内容，尤其是那些受到时效性限制的内容，被赋予了更为持久的合理性，因而也更有可能得到来自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三）政治体制改革布局的系统性与政治体制改革方式的渐进性相统一。与改革内容的丰富性紧密相关，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关性，这就要求改革的领导者必须时刻清醒地注意到，应当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处理不同领域、不同时期、不同重要性序列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制定出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根据实践中总结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遵循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律，更好地勾画出改革的总体路线图。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把握住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制度改革这一基本切入点，继而将主要力量集中在恢复和发展既有的主要政治制度方面，进而全面铺开、深入推进，这使得每一阶段的改革都能够把握重点，合理分配改革资源，缓解改革中必然出现的矛盾对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压力。政治体制改革所针对的原有体制弊端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新政治体制的探索和重构离不开艰难的探索，因此稳妥渐进的改革步伐，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唯一选择。及时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每一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避免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冲击超出当时社会和政治体系的承受能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成为一项长久的事业，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米鹤都.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J].炎黄春秋，2012（06）.[2]文正邦，文培阳.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J].政治发展研究，2012（01）.[3] 石国亮.回声与超越：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的服务型政府建设[J].行政论坛，2011（01）.[4]包心鉴.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J].廉政文化研究，2012（03）.[5] 李冷.“面子”文化、舆论监督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2（02）.[6] 李立华,陶维兵.近二十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评[J].学习与实践，2012（06）.[7] 吴迪，韩跃民.论新形势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01）.
第三篇：浅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写写帮整理）
浅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国内外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术界讨论得比较热烈的话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然而对政治体制改革却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围绕着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矛盾展开，人们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因此，加快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让政治体制更加适应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显得十分迫切。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目前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职能的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并不是想当然改革，而是对中国具有人民性的所有的政治主体的性质或政治角色、政治职能、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并且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由各种政治要素构成的动态的政治统一体全方位的改革，是个系统的改革。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提到：“我认为，所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说明一条重要规律：社会主义社会要通过不断改革才能向前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必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而发展，而非凝固不变。
从理论层面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生是危机意识和利益预期共同驱动的结果。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发展，使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面临着激烈的外部竞争的严峻挑战和外来体制的强大压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这一时期国家的基本特征，能否推动经济发展，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成为改革推动者们是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动机。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带来的危机意识和本身所能获得的预期政治收益，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必然。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内部面临着诸多的矛盾，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体现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运行的政治体制已经跟不上市场机制的步伐，政治体制的陈旧和低效甚至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较强的政府干预市场行为，让市场与政府间矛盾重重。一句话概括，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充当的角色既是“运动员”“教练”又是“裁判员”。其次，权力公共性和权力腐败的矛盾。由于权力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还比较薄弱，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渗透，导致相当程度的权力商品化行为，造成某些领域的严重不等价交换，既对正在建立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着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又对国家权力的本质产
生着极其严重的销蚀作用。这方面最典型表现在“权力寻租”现象。
第三，利益分化和社会公平的矛盾。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差异乃至分化。利益关系方面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一部分社会成员对改革的认同度和承受力，而且深刻影响到社会公平乃至政治公平，对政治运行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震动波和冲击力。目前，中国最突出的表现在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
第四，政治参与和民主程度的矛盾。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积极性。大众政治参与，既是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又是现代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迫切要求进一步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目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还受到某些制度、体制和文化习俗的制约，某些政治参与行为也很不规范，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如何切实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将是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长期面临的课题。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人民要求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然而“一言堂”的现象存在又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障碍。
第五，价值多元化和共同理想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政治多极化愈益凸显的条件下，各种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程度愈益加大，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愈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矛盾，尤其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认同和参与，对社会共同理想的建构与导向产生严峻挑战。概括起来说，就是目前的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自己的信仰发生着改变，也就是产生“信仰危机”。
无论是外来的竞争压力还是内部矛盾，焦点都集中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不相适应方面，为此，努力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风风雨雨2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还停留在外围阶段，还有很多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第一、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中的历史“怪圈”。我国经历了多次政府体制改革，然而改革过后就会出现反弹现象，回归到原始状态。行政机构职能的分分合合：分开—合并—在分开—再合并；行政权力：下放—集中—再下放—再集中；行政干预经济：强化—分散—再强化—再分散；行政机构数量：撤销—恢复—再撤销—
再恢复；行政机构人员数量：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这种循环的怪圈现象一直出现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受中国传统文化人情世故影响，加之缺乏法制监督，机构改革收效甚微。第二、行政、司法和立法三种政治职能缺乏独立性，政府管理职能缺位、错位和越位。一直以来，中国就存在着政府干预司法和立法的现象，尤其在地方政府，呈现行政职能一家独大的不良状态。在整个行政区划中，地方政府掌握着全部的财权，而司法和立法机关需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换种话说，就是司法和立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样就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和立法严明。政府在管理市场的过程中很难把握管理程度，很多时候都会越位管理，该管的没有尽力，不该管的管得太多。第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官本位思想和小团体利益泛滥。官本位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人们把官位当做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官员不是人民的“公仆”，相反却是人民的“主人”和规则的制定者，不愿意放弃官位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损害部分既得利益者的重重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就是民主和法制，这样就会削减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和利益，他们会组成各种利益小团体，强制干预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面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结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我们给出以下建议：
一是努力加强我国法制建设，增强民主监督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目前的法制依然存在很多缺陷，首先在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行业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规范，很多法律制度中存在漏洞，被投机者们利用。同时，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执行力都严重受到政府的干预，没有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为此，加强国家法制建设，实现司法独立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路线。随着人民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烈，民主监督也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社会舆论和媒体监督，人民的维权意识增强，这些都有利于对中国政治机构的监督，只有在民主监督情形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可能走出真正的民主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是以德治国，加强廉政建设，提高官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依法治国体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强制性和规范性，以德治国则是更能实现“治本”的目的。中国历来存在的官本位思想和腐败现象，是中国廉政建设的阻碍，从思想上转变官员的意识形态，真正自觉做到按制度规则办事，实现为民办实事的自觉服务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有利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将以德治国作为实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口，有利于从意识形态方面实现改进。
三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尤其是农村基层民主，不断完善国家选举制度。农民是人民群众中人数最多的实体，同时农民也是国民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程度最低的实体，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严重脱节，为此，实行村民自治为发端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农村普法建设，有利于获得农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和拥护。同时，发扬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最重要的是给农民群众带来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实现农民创收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实现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农村是中国最广袤的政治疆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因此，发扬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列，为使中国政治体制赶上经济体制的步伐，废除陈旧的政治体制，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整个国家权利体系的调整，中国从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改革历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碍，面对今后的社会，只会越来越复杂，我们必须在改革过程中慎之又慎，将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逐渐放到党执政能力建设和法制建设上来。同时，事实告诉我们，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延迟改革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阻碍，必须抓住根本、认清事实，才会有希望。
第四篇：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思考建议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使饱受凌辱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实现了和平与独立。此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变革。在经济建设方面，先是尊重私有经济，提倡合作、互助，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沿着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越走越远，以致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邓小平主导，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衣食住行的变化人人可察。但是，到了今天，经济体制的深化举步维艰，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转难以为继，腐败之风积重难返，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愈见强烈。
解决这一切问题的钥匙在哪里？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之后，很快就提了出来。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以后也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推行、如果完全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法开始。但是，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严重滞后了。这方面，邓小平也早就有过说法。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他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1986年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到现在，矛盾越来越深。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愈显突出。对于这种紧迫性，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文革”十年**，把中国搞惨了。文革浩劫的破坏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人们的认识则各有不同。
有人把十年浩劫的根子归咎于“四人帮”。有人则说是毛泽东错误地重用了他们。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并不仅在于用错了四个人。毛泽东犯的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系统性的错误；不是短期的错误，而是长期的错误。其实，领袖也是人，难免会犯错误，问题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有没有纠正领袖错误的机制。对比发达国家的宪法、法律，我们发现人家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想了很多的办法，作了很科学的规定，而且能够保证实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搞了个水门事件，被揭露了出来，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国会要弹劾他，他只好辞职。克林顿闹了桃色事件，美国国会启动了弹劾程序，只是最后表决中票数不够，才免于下台，但他已经多次道歉。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能做到吗？人们能弹劾毛泽东吗？能及时制止他的错误吗？毛泽东语录为什么不经立法程序，就成了国家意志，成了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上的“最高指示”，还得“宣传不过夜，执行不走样”？由此可见，“文革”未必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的体制不能及时制止毛泽东推动“文革”。“文革”结束20多年了，但是这一点深刻教训人们并没有真正汲取，没有从法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如果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如何管得了他呢？照样管不了！
总之，“文革”悲剧发生的政治体制系统依然存在，阻止“文革”爆发的机制还没有形成。我们应当深入研究“文革”教训，尽快进行政治改革，消除导致“文革”悲剧重演的种种体制因素，建立起防范机制。
第二，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也有论述。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要与国外大企业竞争，它们的竞争力实在是个大问题。而人们明明看到私有经济效率高、竞争力强，可就是不敢放手发展。这也是受政治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好比人的两条腿，走起路来，虽有一前一后，但不能距离太大。你不能一条腿迈得很远了，一条腿还在后头。可是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已经走了相当的距离，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当滞后，它客观上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
此外，抓紧改革政治体制，也是为了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经济体制改革搞了20多年，成绩很大。但是这个成果有没有丢失的可能呢？不少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办公楼旁边有一个私营小饭馆，我常去吃3元一碗的凉面，跟饭馆老板很熟。他常问我：会不会再来一次公私合营呢？会不会再来一次打倒资本家呀？会不会再割私有制的尾巴呀？会不会把我的财产没收呀？我说，有这个可能性。要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得搞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短暂的倒退不是不可能。那当然是历史的大悲剧。
第三，从反腐败、维护社
第五篇：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表现在:①经济基础的需要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②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因而它必然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占统治地位，并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③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及其方向。
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由于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其改变有早有晚、有快有慢。这种情况决定了上层建筑中思想文化领域里新旧斗争的长期性。
(2)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集中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①从服务的方向上看，一方面保护和促进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排除反对自己的对立物。②从服务的方式看，上层建筑通过法律、经济、思想等手段的调控来为经济基础服务。③从服务的效果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有促进、阻碍两种情况。
(3)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归根到底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当它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反之则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上层建筑中的核心政治力量，其先进性的发挥，就集中表现在它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2.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是因为:新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总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使它有脱离经济基础的倾向；经济基础的变化不会立即在上层建筑中得到反映；上层建筑仍然维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
3.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规律的内容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构成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一规律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方向，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取决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这一规律表明，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变化发展，上层建筑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改革的形式和方向，都取决于经济基础的状况。
4.正确认识这一规律的方法论意义
(1)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也是我们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的一把钥匙，每一历史时期的上层建筑都能从经济基础中得到科学的说明。(2)这一规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根据。(3)这一规律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起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4)这一规律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自觉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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