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腐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关于反腐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关于反腐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关于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似乎每一次中央的正式会议从来没有被冷落过，我们月月讲，天天讲，可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甚至是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各省甚至中央各部委官员“前腐后继”现象并不鲜见，甚至人们对腐败已司空见惯，掌握职权的人谁要是不腐败，反而倒成了另类。最近几年不断出现一些本质上并不光荣的词语，比如“官二代”“富二代”“仇官”“仇富”，这并不是人们觊觎、妒忌，更不是尊敬的羡慕，而是由于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而产生的仇视。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我国公务员考试异端热门，根本就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因为它有好处，所以大家才趋之若鹜，具体是什么好处呢？——在我们国家，“权”是一种意味着制定规则、控制秩序、自己游离于规则之外的特别待遇，权继而可生财，名声、地位也都会有了，谁能否定这不是人生价值的一种完美实现呢？至少对他自己是这样。

解决腐败问题，重要的是体制改革，这一点我也不反对。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就说过，政府机构改革，关键是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成败在此一举；2009年又说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各方监督，将政府行政运行置于监督之下；近期又讲，我们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清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胡锦涛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要提高反腐力度，建设科学文化水平，不断强调坚决的信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中央最高领导该讲的也都讲了，该下的决心也下了，可事实上的效果怎么样呢？只是出于礼貌，我不能说一点没用，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中央政令到下面就已经改变了，试想，如果传达和执行政令的官员本身就是腐败者，谁会愿意做自己危害自己的事呢？

腐败的确是我国内部最危险的事，这个问题搞不好，就会使我们的党和政府失去民心，就会使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不下去，就会使我们的经济建设遇到阻碍，就会引起人民的怨恨，甚至会危机政权的稳固，是自己消灭自己的最有力的工具。腐败不应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应存在的现象，是人民的政府和具有优良传统作风的伟大政党所必须摒清的东西，它不但腐蚀个人、群体，而且蠹蚀社会和整个国家。就目前形势而言，我国的腐败问题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体制的和个人的等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也不是一点篇幅就能讲得清、讲的详尽的，但关于反腐措施和如何进行改革势必总归要仔细讲的。第一，把反腐工作量化、指标化，变得可衡量、可测度。不要讲太多大话、空话、官话，大话、空话、官话中央领导说，似乎并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对下面的情况并不一定搞得清，但其他人就不能这样做，要么不说，要说就要实用、能用。我在很多杂志——甚至是党和政府的权威杂志上见到大部分有关反腐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都故弄玄虚，讲了一大堆，实际上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中央领导的话重复一遍，夸奖一遍，在分析一下它有什么意义，可是我们并不缺少意义，我们缺少并迫切需要的是具体的可行的措施，不提可衡量的措施，所有的分析和总结都是空炮。把反腐工作量化就是制定具体的可衡量的、可见过程的指标，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变化及其成效，其实“裸官”制度、信息公开很到程度上就是，只是很没有做好或还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建立健全奖惩、升迁、考核体制。这要从中央开始抓起，中央就过分注重GDP、好大喜功的话，地方政府自然也就随着注重形象工程，投中央政府所好。对于一个官员是不是称职，要有合理的标准，这个标准的主人只能是人民，具体指标应是人民的幸福度、满意度、治区的治安及人民的实际生活等方面，要让治区人民投票决定官员的升迁和奖惩，官员的职场命运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他才能为人民谋福利，对人民负责。

第三，完善监督机制。我国有很多监督机构，奇怪的是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可能也正是因为太多的缘故，以至机构功能重叠、职能不分、相互推脱，所以首先一定要明确职能分工。人大是高于政府之上的，政协是个独立的协商机构，两者都可以监督政府，但更重要的是一

种反应民意的机构和民众参与管理的机构，更是一种协调的机构，当然人大也是立法机构；司法和检查机关应当绝对地监督政府，有人会说这是在搞三权分立，我们且不要管什么名词定义、姓资姓社的问题，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我们毫无疑问要坚持。除此之外，要把中央各机构的这种关系沿革到地方上来。

第四，解决好国企与政府的关系，很多腐败都是由于官商勾结造成的，国企应由国家和全体人民控制，没有哪一个人能充当代理人，而是应由具体机构负责管理，而不是具体的政府官员，这样才能避免官商勾结，对于这一机构的监督职权，应直接归于人大。国企大部分是垄断企业，与政府官员相结合是一个应当忌讳的事。国企只要起安全和调控作用，没必要过多，也没必要全部垄断。

第五，实行公务员聘任制度。这种提法在我国可能比较新鲜，但是在国外，特别是欧美，已经很成熟了。考上的公务员的素质很难保证，只有实行聘任制，才能解决腐败和政府效率问题，才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这时，公务员只是政府的雇佣职员，由学者担任，组成决策的研讨机构，或称智库，即然是职员，就有灵活的解聘制度，也消除了特权和“恩荫”问题，职员是有任期的。总的来说，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只是一个兼职，其主要身份是大学教授、学校教师、某些研究机构的专家或学者。如果有考取的公务员，那只能是政府的派出人员，或称杂工，官员的提拔、升迁就从这些雇员中产生，由治区人民投票决定，最后由政府确定任命。

第六、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和工作态度。本质上来说，我们的“人民政府”官员主要的还是官僚作风，所谓“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越是官小，越是在基层，越是官架子大，这是最不好的。美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政府职能上已有服务型政府转变为放权型（指导性，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协调和指导作用，从划桨到掌舵）政府，而我们现在连服务性政府的建设都没有搞好，官员完全没有公仆意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职权是人民授予的，这当然与他们要做的事情或者说任务及传统意识有关。中国官僚政治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要消除这一意识，就必须从政治职权和任务上加以整治。政府重在为人民办事情，人民是命令的授予者，政府是执行者，政府所代表的不是权，而是责，政府最大的成功不是宣称自己做了什么——它做什么都是应该的，职责而已，政府最大的功劳是不给它的人民带来什么麻烦和不便。有人说会对政府要求太苛刻，可只有这样的苛刻，才能彻底清除官僚意识和打压不下去的当官的热度。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曾经说，官员是人人都不想做的是，可中国完全相反，这应当引起反思。

第七，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官员生活相对透明。谁要是反对这一点，本身就说明其心里有鬼。就像有些老百姓所说，我们不是怕花钱，而是作为纳税人，自己有权知道钱花到什么地方了，应不应该花那么多。政府配给官员的东西不能样样要求最好，如公车，我感觉最合适的应该用国产车，一方面可以促进民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彰显“人民的”政府，不能高高在上。对于“恩荫”之类的事情，中国人讲人情，此事由来已久，但是作为官员，在你履行公职的时候，必须在做官和讲人情上选其一，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一点要作为硬性规定确定下来，对于破坏者要严厉制裁。

第八，人大代表在结构上必须改组。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在座的都是高官、富商、著名人士，他们能代表人民吗？人大代表名额必须按阶层或职业人口的比例分配，兼顾公平原则，试问，全国有六亿农民，但真正从平凡的农民中选出的人大代表有几个？甚至有没有？全国有两亿农民工，但代表他们的代表有几个？2008年时好像第一次有，只有三个，国家权威报纸上还大书特书，难道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人民代表大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官商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有人说人大代表要有知识有能力提议案，这都是借口和对人民的侮辱，世界上哪一个正常的人不会提自己的要求？能提要求即可，至于用什么八股的形式提出，有什么必要吗？如果实在选不出这些弱势的而又人数众多的群体的人作为代

表，分层抽样也要让他们去！

第九，下放权力，注重利益分配。中央要给地方充分的积极性、主动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并不了解地方的具体特殊性，国家对地方的决策具有滞后性。国家不可能对每一个地方都平等对待，会不自觉地有保有压；国家对地方的财政分配上是不公正的，与国家宣称的不同的是，往往相对发达的地区更能进一步从国家手中筹到更多的资金，他们声音大、分量重、引人注目、对国家整体显得重要，这当然会引起地区差异越来越严重。省与省之间，省与部之间，省与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一方面要建立起帮扶关系，另一方面，要促成它们形成一种可以独立交往和合作的伙伴关系，而不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完全不相干的独立集团，这不是在搞联邦制，而是在更好地利用原有的空间和联系。在利益分配上，要解决好管理者与职工、国企与民企、生产与消费、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阶层、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等等各方面的关系，促进公平正义，要使最少受益者获得最大的利益（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最少受益群体的界定，不能太泛太笼统，要分得细致一点。当然，对这分配这一点，我不是内行，就不再多讲，但是不是不重要。

或许在措施上还有缺漏和不够详尽的地方，鉴于篇幅，原因上我还没有仔细讲，不过如果因此能唤起大家的思考和关注、讨论，或许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方法、更完善的措施及更妥当的分析，我当然欢迎是这样。

华东师范大学齐明明

第二篇：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思考建议

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使饱受凌辱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实现了和平与独立。此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变革。在经济建设方面，先是尊重私有经济，提倡合作、互助，后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沿着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越走越远，以致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邓小平主导，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衣食住行的变化人人可察。但是，到了今天，经济体制的深化举步维艰，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转难以为继，腐败之风积重难返，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的政治参与要求愈见强烈。

解决这一切问题的钥匙在哪里？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之后，很快就提了出来。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以后也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推行、如果完全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法开始。但是，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严重滞后了。这方面，邓小平也早就有过说法。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他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1986年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到现在，矛盾越来越深。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愈显突出。对于这种紧迫性，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文革”十年**，把中国搞惨了。文革浩劫的破坏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人们的认识则各有不同。

有人把十年浩劫的根子归咎于“四人帮”。有人则说是毛泽东错误地重用了他们。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并不仅在于用错了四个人。毛泽东犯的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系统性的错误；不是短期的错误，而是长期的错误。其实，领袖也是人，难免会犯错误，问题在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有没有纠正领袖错误的机制。对比发达国家的宪法、法律，我们发现人家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想了很多的办法，作了很科学的规定，而且能够保证实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搞了个水门事件，被揭露了出来，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国会要弹劾他，他只好辞职。克林顿闹了桃色事件，美国国会启动了弹劾程序，只是最后表决中票数不够，才免于下台，但他已经多次道歉。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能做到吗？人们能弹劾毛泽东吗？能及时制止他的错误吗？毛泽东语录为什么不经立法程序，就成了国家意志，成了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上的“最高指示”，还得“宣传不过夜，执行不走样”？由此可见，“文革”未必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们的体制不能及时制止毛泽东推动“文革”。“文革”结束20多年了，但是这一点深刻教训人们并没有真正汲取，没有从法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如果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如何管得了他呢？照样管不了！

总之，“文革”悲剧发生的政治体制系统依然存在，阻止“文革”爆发的机制还没有形成。我们应当深入研究“文革”教训，尽快进行政治改革，消除导致“文革”悲剧重演的种种体制因素，建立起防范机制。

第二，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也有论述。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现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要与国外大企业竞争，它们的竞争力实在是个大问题。而人们明明看到私有经济效率高、竞争力强，可就是不敢放手发展。这也是受政治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好比人的两条腿，走起路来，虽有一前一后，但不能距离太大。你不能一条腿迈得很远了，一条腿还在后头。可是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已经走了相当的距离，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当滞后，它客观上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

此外，抓紧改革政治体制，也是为了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经济体制改革搞了20多年，成绩很大。但是这个成果有没有丢失的可能呢？不少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办公楼旁边有一个私营小饭馆，我常去吃3元一碗的凉面，跟饭馆老板很熟。他常问我：会不会再来一次公私合营呢？会不会再来一次打倒资本家呀？会不会再割私有制的尾巴呀？会不会把我的财产没收呀？我说，有这个可能性。要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得搞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短暂的倒退不是不可能。那当然是历史的大悲剧。

第三，从反腐败、维护社

第三篇：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李 锐

盼望已久的党的十六大召开了，回顾前瞻，喜忧交集。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之后，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江泽民同志年来几次讲话，提出不少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各方面受到鼓舞。不过，要真正保持稳定，要“与时俱进”、“全球接轨”，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中外历史证明，**乃**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大家都记得，当年在延安他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著名谈话。可惜，他的晚年悲剧正是搞个人崇拜与专权，上下推波助澜，影响及于全党全国，导致十年“文革”灾难。邓小平有鉴于此，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认为“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这个报告被某位领导同志所阻，束之高阁，邓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战争年代，我们倡导过三三制政权。关于党的领导作用，1940年，毛泽东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4I年，邓小平撰文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我党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与民主的常识。“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有人闻之沾沾自喜！）”。60年过去了，毛泽东与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仍有现实意义，即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改革几十年的积习，难于一步到位，须分阶段、有步骤进行。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民主化自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关于党的民主化，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干部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是一项重大决策。应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

二、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各级委员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故“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述我以为不甚妥当，应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可如人大、政协，实行代表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在任期内发挥作用。

为了实现党内的有效监督，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或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并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两个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两个委员会之间实施制约和监督。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基础。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实行表决，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所作决定的同时，有权保留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五、党章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宪法也已有相应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 ”的方针相抵触。现在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有几点建议，其中有的关系到宪法的修改。

一、50年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大大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代表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

二，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我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能及时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辄“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

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各级党的领导尤其不可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司法独立审判应贯彻于整个司法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并建立同选民经常联系的制度，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总之，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如何严格地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这是关系改革和稳定的根本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定。

四，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1956年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派斗争湮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人事制度方面，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陈规。

五、现在已经注意三农问题，农民仍穷苦，增产不增收，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引发闹事风潮，各地时有所闻。村民自治现已推广，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认真落实乡民、村民自治，真心实行政务公开，自我管理，并恢复农会组织，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与此向时，依据纳税人负担能力，大幅度精简各级尤其县以下公职人员。

我今年已满85岁，精力衰退，世事少知，只是“心忧天下”而已．以上所述，如有不当．还望见谅。

第四篇：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模版）

论反腐败与政治体制改革

【英文标题】On Anti-corruption and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XU Yao-min

(Editorial DepartmentofJournalofChenzhouTeachersCollege, Chenzhou 423000, China)

【 作者 】许耀明

【作者简介】许耀明，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湖南郴州433000

许耀明（1955—），男，湖南资兴人，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副主编，副教授。

【内容提要】腐败是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健全社会主义权力制衡机制。如强化人大监督制度；改革党内监督体制；加强舆论监督；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经济生活市场化；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等。

【英文摘要】Corruption is one of the prominent problemsinthesociallife our country.Theessentialwayoutforsolvingthisproblemistoreformthepolitical system, to promotegovernment bylawand to perfect thepower-restriction-and-balance mechanismbysuchmeansasreinforcing the systemof supervisionby thePeople'sRepresentativeCongress,transformingourParty'sinternalsupervisingsystem,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changingthegovernmentalfunction and reforming the systemofselectingand appointing cadres.【关 键 词】反腐败/政治体制/法治/制衡机制

ant-corruption/ politicalsystem/ governmentbylaw/restricting and balancing mechanism

【 正文 】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042（2000）05—0007—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本来，腐败并非我国之特有，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腐败现象。但是，像我国今天这样，腐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广泛影响人们行为的普遍现象却是罕见的。［1 ］江泽民在今年召开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腐败问题时指出：“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2］这足以说明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同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其发展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今天，反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反腐败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目前我国社会腐败的要害是权力腐败，从病因上来说，主要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即集权体制下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是腐败得以滋生和蔓延的根本原因。那么，解决我国腐败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而这样一个机制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因此，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围绕建立和健全权力制衡机制这个中心问题，积极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合理配置权力结构，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

一、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尤其要改革和重构人大监督制度，真正树立人大监督至上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权力制衡机制，争取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前提。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看，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代议制度，即人民的权力是委托各级政府及

公职人员代行的，这就存在着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权力的使用往往存在着双重效应，它既可以用来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也可以用来谋取私利。人类由于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这就决定了权力持有者一旦掌握了权力，都有以权谋私的可能性。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对此作过深刻的剖析：“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权力倾向于绝对腐败。”孟德斯鸠也曾下过结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于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规律。［3］因此，要防止权力腐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我国人大监督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还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机构不健全，没有设立专门的反贪监督机构。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最基本的职能和权力是立法权和监督权。为此，全国人大设立了法律、内务司法、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外事、华侨、环境与资源、家业和农村、民族等九个专门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也设立了或者部分设立了相应的专门委员会，但是，各级人大都没有设立反贪监督机构。保证国家行政机关及公职人员清正廉洁，应该是人大实施监督的重要职责，但是，由于没有建立以反腐败的主要任务行使监督权力的专门机构，更没有人大监督方面的专门立法，对人大行使反腐败监督权的权限、手段、方式和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使我国人大在反腐败及监督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监督力度十分有限，对滥用权力的制约作用显得非常薄弱，不是徒有虚名，就是流于形式，对腐败的预防和监督效果很不理想。如我国的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惩治的高官成千上万，但是，被人大罢免的却凤毛麟角。实践证明，人大对权力监督不力，是我国腐败现象大量发生并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要改变反腐败斗争中的这种被动状况，必须要从制度上强化人大对权力制约的力度，加强人大对反腐败斗争的监督。具体来说，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一）要正确认识和肯定权力制衡这一原则的科学性和重要性。权力制衡思想首先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欧美各国根据这一分权学说，普遍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这种机制对官员的腐败起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实践表明，权力制衡是防止权力被滥用和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则，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反映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运行机制，可以不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却不能把它所蕴含的权力制衡的原则加以否定。社会主义权力制衡机制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体系，但是，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其实质都是人民对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人民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最高权威的监督，它是国家监督体系的核心。因此，加强人大对廉政的监督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也是积极行使人大法定职权的重要表现，更是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二）要把人大反腐败监督机构的建设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为了进一步加强权力制衡的力度，有必要调整和重新配置监督权力机构。一是各级人大应设立廉政监督委员会。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议会都设有专门的反腐败职能机构，如美国众议院的“道德委员会”，英国议会的“查弊专署”等。实践表明，我国人大也有必要设立廉政监督委员会，并制定人大反贪污监督法，对该委员会的地位、性质、职权、监督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保证廉政监督工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其主要职权是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廉政情况进行监督。如审查重大腐败案件的文件和材料；提请人大罢免腐败分子的职务；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执法检查，纠正违法行为；通过新闻媒介公布腐败分子的犯罪事实和处理结果；听取和审查主要行政领导干部关于廉政情况的报告；组织廉政立法的具体工作等。二是建立人大廉政监督专员制度。这一制度最早开始于瑞典，二战以后在许多欧美国家得到推广，其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大。这一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也可尝试建立人大廉政专员制度，作为整个人大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有选择地向部分地区、机关派出廉政监督专员，对其廉政情况实行直接和具有权威性的特别监督制约。廉政监督专员主要是对所在地区、机关的腐败案件的调查、人事处分情况进行监督，并提出建议和向上级人大报告。这样有助于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廉政工作的干扰，以保证上级有关反腐败的政策、法律落到实处。

二、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其在党内监督中的最高权威；实行纪检机构的垂直领导，确保其在党内监督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权力制衡机制，争取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关键环节。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的领导权，全面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掌握了权力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因此，对党的各级组织以及领导干部，也存在一个监督和制约的问题。我们党执政五十多年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强了党的监督机构和监督制度的建设，并在保证党的廉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党内监督仍然是党的建设的薄弱环节，至今尚未形成刚性的党内监督体制。其突出表现是两个方面：一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不够完善。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委员会是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这就说明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的各级机关、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监督中拥有最高权威。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党的代表大会是五年才召开一次，使其不能经常地发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加之党章也没有作出党的代表大会监督它所产生的各级委员会及其领导干部的具体规定，所以，党的代表大会在党内的监督作用基本上没有发挥。二是是党的纪检机构的监督体制不科学，其监督作用受到制约。党的纪检机构是党内专职监督机构，其职能发挥如何，对党的廉政建设影响极大。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党的纪检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按照监督的一般规律，有效的监督必须以监督客体处于监督主体之下为前提，并且监督主体的监督活动不受监督客体的直接制约，以保证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但是，从我们党的纪检机构来看，按照党章规定，中纪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委接受双重领导，即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甚至纪委立案也要由同级党委或主要领导批准方可决定。在这一体制下，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实际上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这就造成了一种有悖于监督规律的现象，即监督者受制于被监督者。这种体制使党的纪检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权威性，从而不可能对同级党委，尤其是对主要领导实施有效的监督。不仅如此，甚至腐败案件发生后连查处都相当困难。事实上，近年来查处的胡长清、成克杰、徐炳松等几乎所有的重大腐败案件，都是由中央纪委亲自出马或强力干预才得以水落石出。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党内监督体制的突出弊端，对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极为不利的，也是党员领导干部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根本原因。

上述党内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党的监督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当前，应该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革。

（一）改革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以取代“一次性会议”的制度。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对此进行了肯定［4］。可考虑代表实行选举制产生，减少代表数量，进一步提高代表素质，并定期轮换。党代会主要是听取和审议同级全委会或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加强对全委会或常委会的监督，决定党内重大事件。党代会期间代表实行提案制度，并建立党的代表大会听取、收集和反映党员群众意见的听证制度，建立对党的各级领导人的权力行使监督的具体制度，逐步使监督制度化、规范化。通过改革，使党的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党内最高权威的领导机关和监督机关。

（二）改革党的纪检监督体制，建立相对独立、垂直领导的纪检监督机构，确保纪检机

构按党规党法办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具体来说，一是提高纪检机构的地位。即把党的各级纪检会提到与同级党、政、人大、政协机构相同的级别，以便于用相应的权力制约权力，提高纪检机构的制约力，强化党内权力制约机制。二是建立纪检部门垂直领导的体制。中央纪委直接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地方各级纪委归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上级纪委领导，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定期向同级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对其负责。同级党委协助、配合同级纪委开展工作。纪检系统的人、财、物由上级纪检机关垂直管理。各级纪委应有相对独立的立案权和办案权，同级纪委有权处理同级党组织管理的干部，如同级党委有不同意见，属中央管的干部由中央纪委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审批，属省级以下管理的干部由上级纪委裁决。同时，考虑到权力互相制衡，各级纪检机构也要接受同级党委的监督。

三、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舆论工具，进一步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这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权力制衡机制，争取反腐败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对社会上一切有悖于党纪国法的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进行制约的目的。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权力制衡和反腐败斗争最重要的手段，这是因为腐败行为从来就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丑恶东西，它从来就是一种在黑暗中进行的肮脏交易。所以，担心腐败行为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一直是腐败分子的最大心病。同时，新闻舆论监督由于其极快的时效性和广泛的公开性，能够迅速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呼声高度聚焦在腐败的官员及其案件上，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迫使司法机关必须秉公办事，对腐败分子依法予以惩处。这对于其它公职人员也能起很大的警示作用。舆论监督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起到其它监督手段起不到的作用，可以弥补法制和道德规范方面的缺失。从全球来看，凡是法治化程度比较高和政治比较廉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这些年来，我国对舆论监督也是比较重视的，党的十五大强调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一些新闻媒介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等，在舆论监督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总体来说，我国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远未得到真正的发挥。一是舆论监督的立法严重滞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五十多年，新闻事业发展很快，但有关这方面的立法并没有跟上来。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连一部《新闻法》都未能出台，新闻媒介享有的权力和承担的义务，没有一部法律作出全面的具体的规定，这就给舆论监督带来了很大困难。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新闻媒介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应属民主监督和外部监督的范畴。但是我国的新闻媒介受到的行政干预太多，缺乏必要的独立性。有些部门和领导总是把舆论监督与安定团结的方针对立起来，似乎揭露腐败就会破坏安定团结，对舆论的监督功能更是讳莫如深。在我国，新闻舆论没有起到引发其它监督的先导作用，只能被动地受命将其它监督已经完成的结果公之于众，即事后监督多、事前监督少；监督一般性问题多，监督领导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少；监督的层次低，力度明显不够。这就使得我国的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大为逊色。因此，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强化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

（一）加快新闻立法，使舆论监督有法可依。当前，人民群众在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强烈要求新闻媒体在反腐败斗争中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提供公正的舆论环境，以遏制腐败，弘扬正气。因此，我们必须顺应时代需要，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新闻立法，将新闻媒介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舆论监督的范围、对象、基本原则等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将新闻舆论监督纳入法制的轨道。

（二）扩大新闻媒介依法监督的自主权。为了确保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维护稳定大局的前提下，要保证新闻媒介对重大腐败案件有采访、调查、报道、评论的权利。这些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干涉和阻挠。在舆论监督中，新闻媒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客观、公正并适度地报道一些大案要案的发生和处理过程，揭露腐败案件的真相和本来面目，应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左右，以保证舆论监督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三）开展公民或法人创办经营报刊的试点。目前，我国的新闻媒介几乎全部隶属于各级党政部门，由于法制不健全和各方面制约太多，它们很难以公众媒介的姿态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而深刻的舆论监督。允许公民或法人依法创办少量报刊，有利于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有人担心会削弱党对新闻媒介的控制，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其实这种担心是不正确的，对新闻媒介的管理主要是依靠法制，新闻媒介如果歪曲事实，有意进行误导，同样要负法律责任。加大对腐败的披露，从长远看只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真正危害社会稳定的是腐败。

四、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实现经济生活市场化，避免领导干部个人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是减少或消除我国腐败现象的重要基础。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它要求通过经济法规来规范和协调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宏观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仍处在转型的过程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的问题现在仍未完全解决，这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已经查处的重大腐败案件，大部分是领导干部用行政权力干预经济生活，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与不法商人相互利用而产生的。

因此，要消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经济生活的市场化，避免政府尤其是领导干部个人对经济生活不必要的干预。最主要的是以下几方面。

（一）实行政企分开。让企业独立于政府部门，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主体。使企业能依法抵制不正常的行政权力的压力和干预，从而消除产生腐败的企业制度基础。

（二）合理确定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内容、范围和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生活一定程度的干预是必要地，关键是要界定清楚，政府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总的来讲，要尽量减少行政权力过分干预市场运行，尤其要杜绝领导干部个人介入市场交易过程。应该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参与、过问工程项目的承包、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贷款发放、证券发行等经济活动，要尽量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抑制权钱交易等寻租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建立和健全公开办事制度，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透明度。总的原则是，政府工作凡是能公开的一律向公众公开，对政府行政权力的关键环节，如投资项目的审批，营业执照的发放等，必须向社会公告周知，并加强监督，建立廉政监控点。要建立听证会制度，并使之制度化，将有可以影响领导干部廉洁的重要经济决策纳入听证的轨道。总之，实践证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消除经济上腐败的必由之路。

五、加快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尤其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用人机制，是减少和消除我国腐败现象的又一重要环节。

当前，我国社会腐败行为的主体是掌握党和政府权力的部分领导干部，因此，反腐败要反在点子上，重要的一环就在于选好、选准领导干部，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用人机制即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制度。

邓小平生前曾经将干部制度改革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近二十年来，我们对传统的干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现行的干部制度、尤其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存在不少突出弊端。一是任命制范围过广。领导干部任命制不是完全不能用，只是它作为一种具体的干部制度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果不恰当地、过多过广地实行任命制，就很难避免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如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由于任命制大大地堵塞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由群众选拔领导干部的渠道，使干

部的选拔权掌握在少数主要领导干部手中，这一方面为有些领导干部卖官索贿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一些投机钻营者，行贿买官容易得呈。从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领导干部接受贿赂，相当部分是在干部选拔任命过程中发生的。在买官卖官中，一方行贿，一方受贿，受贿者卖官时，往往先给有关方面打招呼、然后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程序考察，最后集体研究任命的。从表面看来符合组织程序，但背后隐藏着肮脏的交易。现实表明，干部的提拔和任用已经成为我国腐败现象最易产生的环节。二是任期制实施不科学。虽然我们对领导干部的任期作了明确规定，但是，由于我国从中央到县级都是有四大家领导班子，因此，往往出现领导干部在几家领导班子之间轮岗、甚至互换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现象。这就说明如何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一个人在一个地区或某一级政权担任领导职务时间过长，部门过多，往往使这一地区干部队伍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容易形成错综复杂的“官”系网，腐败一旦发生，往往表现出“团伙化”、“网络化”，以致泛滥成灾。近年来，腐败丑闻不断的“广西现象”就与此有关。实践证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已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加快推进和扩大领导干部选举产生的范围，逐步缩小任命制。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否定封建社会世袭制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选拔官员的最合理的制度，它本身没有阶级性，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普遍推广。人民群众通过选举产生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选拔干部过程中群众路线的体现。

选举制有可能避免由少数领导决定干部选拔任命所产生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时，由于选举人对被选举人可以随时提出弹劾、撤换，所以，选举制也是制约领导干部腐败的一种最有力的措施。因此，各级政府领导人通过选举产生，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一项重要原则。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可以考虑在保留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应逐步实行行政首长民选制，并实行差额选举，允许竞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交通、通讯等物质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公民的民主意识、文化程度、组织程度也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其识别能力和政治嗅觉已今非昔比，对县、市、省三级行政首长实行由公民直接选举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应积极试点，待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二）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任期制。我国的宪法已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任期作了明确规定，就某一个职务来讲，任期制的问题已经根本解决。但是，由于我国情况的特殊性，有必要对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度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一般来说，主要领导干部在某一职位任期满了以后，原则上不再担任同一地区其它领导机构的主要领导职务，这对于促进一个地区的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0—06—16

【参考文献】

［1］盛宇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00，（5）：52—59.［2］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04—03（1）.［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五篇：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如贺卫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众传媒更如同约好了似的，对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系统在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近来又有以揭露社会不公现象为己任的“焦点访谈”报道了云南两个地方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情况，又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问题上。这一报道引出了一个老话题，即司法公正与社会环境的关联问题。如人们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现行司法体制的改革来实现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改革是针对司法体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审判机关的司法改革、检察机构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体制的改革。而这种自我手术式的和非扩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难以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与司法体制相关的体制不改革，没有一个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环境，司法体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笔者的这种观点似乎有“环境决定论”的嫌疑，但必须承认，如果不消除外部体制上的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对“终端”“杀毒”，即使是天天升级“杀毒软件”也将无济于事。

以“焦点访谈”报道的情况看，云南的两个基层法院严重违反程序法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而这似乎还是一个主要原因。问题在于，为什么地方行政能够干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呢？为什么法院没有能够顶住来自地方行政的干预呢？这里涉及我们长期议论的司法独立性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基层法院面对地方的行政干预“勇敢”而上，去堵“枪眼”，但后果会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预没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够有效抵制的话，相信就不会发生上述报道的司法不公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够有效地干预，这种干预是以制度和权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名义上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法院是无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义”，而是抵抗常常是无谓的。地方行政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准确地讲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法院是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财、物，哪一项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预的还有其他一些权力机构。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从名义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权却是在地方组织。在财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从实质上分析，地方行政机构就是地方的主要权力机构，地方法院不过是地方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谈不上地方干预与否的问题。这种关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来。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机关或地方党的办公楼处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办公楼围绕其外。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完全是等同的位置。从实际结构关系看，法院不过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应当服从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预不对，那地方党组织又能不能干预呢？问题的答案具有悖论特征，实践中答案却是肯定的。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过地方党组织实行间接干预。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干预具有其政治正当性，因此法律理论上的不干预理论就难以对抗。在权力架构方面，基于这种政治正当性，设计者也没有打算要真正让法院摆脱这种权力干预。对于大案、要案，地方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特定的机构对公、检、法进行统一协调，这是众所周知的实情。统一协调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表述的，消极意义上就是干预。

从中国目前的现状观，不仅是基层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预，更高一级、高二级的审判机构不也处于这种境况吗？地方权力机构对司法干预的动因很多，地方的经济利益、地方权力机构中具体行使权力者个人的利益、权力行使者对司法公正性与司法者的认识差异等等。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架构下，经济主体的利益与地方权力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资企业，由于各种无法脱离的利益联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不干预是不可能的。领导批条这种干预方式在实践中从来都是畅通无阻的。因为我们的体制和观念成就了这一点。

要保证法律的统一实施，坚持法治原则，独立的、不受干预的司法是其必要条件。对此，似乎我们都明白。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仅限于法的理论和理想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可。一句“中国国情”就将这种认识全部消解了，因为所有关于司法独立的原则和措施都是非中国传统的。而且正当的干预更为干预者提供了干预的契机。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观念上并未真正接纳独立审判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体制架构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条件。因此，当我们在观念上接受了独立司法的必要性时，就应当改革能够干预司法的现行权力结构体制。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应当在推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难的，但正如贺卫方教授前文结语所言：“我们且不可‘只拣无火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