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秘书与反腐
秘书腐败问题探究 秘书在反腐建设中的作为
摘要
近年来,高官落马牵连出的秘书贪腐事件层出不穷。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秘书腐败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秘书腐败虽然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的,但是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如何遏制秘书腐败已成为反腐课题之一。本文以秘书腐败的根源为着眼点,深入研究秘书腐败的预防及惩治对策。
主题词
秘书腐败权力 寻租
正文
秘书这个职位,似乎早已超越现行的科层设置,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原因
1秘书是位居领导人身边或领导机构中枢,从事办公室事务、办理文书、联系各方,保证领导工作正常运转,直接为领导工作服务并为各方事务服务的事务与信息助手。秘书工作具有位置的政治性,作用的辅助性,地位的从属性,内容的综合性,方式的被动性,效果的潜隐性和范围的赋予性。由此可以看出,秘书是辅助领导工作的职员,而不是具有直接决策能力的官员。从我国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演变。建国以来,我国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制度几经更迭,但总的趋势一直是强调秘书工作的政治性,对其职业性和专业性重视不够。然而,我国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己都把秘书视为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加之实际工作需要,领导往往将一部分权力交给秘书运作,这就使秘书有了窃权的机会。
2我国秘书工作起源早,在原始社会末期,辅助部落首领工作的人员是秘书的前身,从事秘书工作的一般称为“史”。从商周的太史寮到西汉的中书省、唐朝的翰林院,再到明清的内阁、军机处,随着历代帝王中央集权的强化,秘书机构逐渐成为国家机关的中枢机构,成为君主专权的重要工具。秘书与领导接触频繁,关系密切,甚至有“二号首长”之称,而
领导“身边人”这一特殊待遇,正是滋生秘书腐败的沃土。与领导干部的密切关系,有利于秘书直接盗用公共权力。此外,与领导之间的密切关系,本身即构成一种权力,可以直接用于寻租。秘书腐败并非只有现今社会才有,封建社会的幕僚绍兴师爷,就是古代秘书腐败的代表,他们依附于官员,“拉大旗作虎皮”,投机弄权、操纵办案、鱼肉百姓。
3秘书的根本任务是为领导服务,辅助领导工作。秘书工作大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机关的日常管理工作和生活服务工作,第二类是辅助领导议政谋政。第一类工作是秘书最基本、最本分的工作,属于事务管理型角色。恪守这类角色是很少有腐败的可能。在企业当中,秘书的主要角色就是这一类,他们往往不会参与决策。第二类工作中,秘书主要发挥参谋职能,这是智力型的角色,要求秘书在政治上、工作上出谋献策。这类角色最受领导青睐,但是又最难做好,参谋与决策的界限不清,就容易导致腐败。“河北第一秘”李真就被称为“二书记”,他操纵河北省许多党政干部的升迁沉浮,显然是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
4在经济学中,腐败被界定为一种寻租活动。所谓寻租,就是寻找租金,是指在政府干预情况下,人们为获得个人利益,往往不再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相反却把财力、人力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上。企业为寻求租金而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获利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这种周而复始的设租和寻租行为就是腐败。
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寻租活动有多种形式,而利用公共权力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和暴力潜能寻租则是最典型的寻租形式。秘书腐败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寻租活动。它实际上就是利用或盗用公共权力去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既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政治权力。转轨体制下庞大的寻租市场奠定了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干部的层级越高,其拥有的资源分配优势就越明显。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官本位”的资源分配格局为秘书提供了腐败的机会。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领导干部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那些腐败的秘书正是靠着“分享”领导干部的资源优势而“致富”的。
5对秘书任用通常的情况是,秘书名义上由组织配备,实际上由领导自己挑选,往往是领导看上某人,就选到“身边”担任秘书;服务数年之后,领导干部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
为秘书“安排”一个位置。这样一种人治性的秘书选拔和任用方式,显然容易导致秘书与领导之间关系的私人化、特殊化。由于选拔和任用全系于领导一人之手,那么秘书所能做的,就只能是通过自己对领导的无限忠诚来换取领导的“安排”。这样一来,领导和秘书之间自然容易形成兼具公与私、情感性和工具性的“上恩下惠关系”。这么一种特殊关系,一方面由于它“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使组织难以监督;另一方面,也使秘书在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寻租活动的重点对象的大环境下,难以超然物外、洁身自好。
秘书监管缺乏有效机制。现行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来看,对直接监督秘书的内容突破了无甚少,就连考核干部,也多考核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少有考核秘书的。特别是由于秘书选拔任免的权力直接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因此对秘书的监督是上下级的行政监控。对于进退一致、利益与共的官员和秘书来说,这样的监督无疑是形同虚设。同时,这种监督失控会被官员所利用,因为与秘书相比,他们处于相对复杂监督下,一些难办的事交给秘书去处理会“安全”得多。
预防和惩治秘书腐败的必要性:
腐败现象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的产生而产生,它的历史同政府的历史一样古老,几乎是相伴而生,盘根错节。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贯穿了人类历史,尽管如今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但是腐败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我国,从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坤,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到现代的刘青山、张子善,当代的成克杰、李春城,腐败与反腐败斗争依然相当激烈。秘书和领导之间有着特殊的政治生态,可以说秘书腐败与领导腐败一脉相承,二者表象不一,根源则一,即权力未受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秘书腐败不仅直接影响决策能否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危及政治稳定,影响民主法治的进程,妨害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也是全面深入推进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由于不亲自执掌某个行业权柄,秘书们的腐败行为显得隐蔽不易察觉;也正是因为他们身居被称为“不管部”的党政综合协调部门,位于公共权力神经中枢,秘书涉腐比其他官员更具破坏力。它将腐蚀和阻塞公权运行通道,加剧腐败病毒的传播、污染程度速度。所以对待这支新的“腐败高发人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措施:
1秘书的选用:改革领导干部的秘书任用制度,基本方向是加快秘书职业化进程,规范秘书和领导之间的关系。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建立健全秘书职业化制度,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此外,领导选秘书,群众当参谋。秘书的选拔任用不仅要征求上级意见,还要让群众公开进行评议,使秘书的任免公开化。1986年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明确指出“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
2秘书的使用情况(岗位设定)我国目前个别秘书干政问题特别严重,比如:秘书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进军仕途,占据要位;利用手中海量资源和公权力、话语权,为个人谋利等。加大用人失误倒查力度,严格推行领导干部用人失察“问责制”。如经调查,领导干部确实有徇私舞弊行为,一要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对于拟提拔使用的秘书,也应该取消其提拔资格。
3秘书的配备资格:严控党政机关秘书设置。早在1980年,中办就发布了《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暂行规定》,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属于违规行为。但是现实中,许多不够级别的官员都私自配有专职秘书,以满足其权力虚荣。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2013年6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要严惩领导违规配秘书,重点解决好市、县级领导干部配备秘书过滥问题。
4秘书的自律。秘书腐败的发生,内在原因是严重扭曲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助长了消极腐朽思想,不能自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者紧密联系:世界观是基础,人生观是世界观在人的人生目标上的体现,而价值观则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体现在人的日常行为追求目标、价值指向上的一系列观念。因此,为了把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的秘书塑造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行政人角色,做到廉洁奉公,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首先从世界观教育入手,并在世界观教育的基础上树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的人生观,提高
秘书素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5制度设计:
推行秘书交流、岗位轮换制度:秘书在一个领导身边长期工作,不仅不利于自身成长,而且会形成一定的关系网络,使腐败现象得到适宜的土壤。建议秘书不能随着领导的升迁而调动,对领导身边的秘书视情况至少5年调换一次。
要建立健全对秘书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制度,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监督机制。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采取有力措施,鼓励群众对秘书腐败行为进行举报,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做到对权力的上下和左右制约,以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
全面推行秘书职业资格制度。按照《秘书国家职业标准》,由国家,制定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每一年或二年进行一次考核,推进秘书职业化。
加快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进程,把政府干预减少到绝对必要的程度,与此同时,不断提高政府进行市场干预的规范化和法治化程度。如前所述,秘书腐败是以庞大的寻租市场为依托的,而寻租市场则是由政府频繁的、不规范的市场干预造成的。加快市场化改革,削减政府的“市场权力”,规范政府的市场干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消散市场租金,让那些腐败的秘书无租可寻。
究其根源,秘书腐败的本质问题还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如何约束,秘书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领导。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秘书腐败现象也会淡化,得到治理”。
参考文献
陈贤华《秘书工作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版P3、P22、P49、P61
王姝:“多地要求取消专职秘书 媒体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载于《新京报》2014年04月28日第A16版。
李文生《腐败防止论》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年版P4、P15
李福海 雷咏雪《廉政建设的理论、制度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P61、P252 贺卫 《寻租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出版社(期刊号)出版日期(刊期)页码作者文章名
第二篇:浅谈腐败与反腐
浅谈腐败与反腐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而腐败现象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什么是腐败?一般来说,就是滥用公共权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尽管党和政府始终保持了对腐败问题的高度警惕,始终将反腐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但仍未能遏制其蔓延之势。近年来,众多高官因腐败问题落马,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忧虑。有官方媒体指出:“腐败问题牵扯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愤。”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寻求反腐败的良方。
一、中国当前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中国存在的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表现在工作上的腐败。如个别干部任人唯亲,失职渎职,执法犯法,徇私舞弊等。
(二)表现在经济上的腐败。这类腐败现象以一味追求金钱,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敛财为主要特征。有利用职务索贿受贿的;有乘改革开放之机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的;还有侵吞国家或集体财产的„„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先后16次非法收受贿赂达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给国家和地方造成巨大损失。
(三)表现在道德品质上的腐败。这类腐败现象主要是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如嗜赌成性,吸毒成瘾,乱搞两性关系,甚至嫖娼宿妓等。各类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往往是相互交叉的。如有的从生活腐化开始,发展到经济腐败;又有的从追逐金钱开始,发展到工作腐败。
二、当前中国腐败现象产生及存在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现阶段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体制改革。在体制改革过程也就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而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新的体制还不健全,旧的体制存在一些弊端,必然会在制度、法规、管理、监督等上出现缺位、漏洞的情况。这就为腐败现象的发生提供客观条件。
如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以钱买权、权钱交易的行为,从而产生腐败机会。例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人非法倒卖钢材、水泥等物资。又如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管理,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导致出现行政管理行为的随意性,以致产生腐败机会。例如,政府有重大工程的发包制度,标底不透明,程序不规范,这就为建筑工程中发生贿赂行为提供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腐败的主体是与权力相联系的个人和组织。正是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淡漠,精神生活中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败思想文化,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才会在在关键时刻挡不住诱惑,跌入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如因受贿和私分国有资产被依法查处的毕玉玺在向党组织忏悔时痛哭流涕:“我是多年受党教育的领导干部,但由于自己长期不认真学习,不认真改造世界观„„自己思想上逐渐发生变化,从工作上的懒惰,生活上的贪图享受到极端自私个人主义„„”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利益的驱动无疑是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动力。也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行贿买官、造假骗官等现象是最 好的例证。
三、反腐的三点对策
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
(一)加强教育和自我教育。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二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在这里是指对党员干部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拒腐防变。
纵观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是从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一步步的走向腐败的深渊。这就与其自身的教育休戚相关。如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是,不主动学习,不重视提高自身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这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最终导致原则立场不坚定、政治素质不过关、思想作风不健康,这就给了投机者以可乘之机,以金钱、色情等手段进行诱惑、拉拢和腐蚀,使得腐败现象得以滋生延续。所以,必须要加强教育,注重预防,筑严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二)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近年来揭露出来的腐败问题说明,在管理上、制度上存在的不少漏洞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加强管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古今中外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遏制腐败现象,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使滥用职权的越轨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制裁和纠正。同时,只有在权力行使中坚决推进民主化,才能有效地杜绝“一言堂”,才能保证干部执行职权时的合法合理。
(三)从严处罚,狠抓狠打。
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法令来惩治腐败,但腐败现象仍屡见不鲜。由此可见,惩治腐败的力度仍要加大。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事件时有发生,使法律应有的强制作用没有得到发挥,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因此,对于腐败分子,绝不能姑息迁就,而应毫不留情,从严惩处。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不安定。目前,中国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反腐倡廉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我们既要增强反腐工作的紧迫感,又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既要严厉惩治腐败,又要有效预防腐败,努力开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局面。
第三篇:革新与反腐
2012.5.14 星期一
革新与反腐
湖北日报讯 □ 贾海燕
湖北有“鸣将惊人”的创新之举,更具有以敢于革新反腐为特质的辛亥首义精神。
倡廉必先反腐。反腐必须乘难而上,具备勇于担当、勇于惩戒的果敢精神。革新反腐文化倡导构建清廉执政的新机制。倡廉属于政治范畴,也属于道德范畴。为此,要在思想道德层面下工夫,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廉政文化建设思路,创新廉政文化宣传载体,丰富廉政文化传播形式。革新反腐文化倡导形成节约资源、科学发展的新机制。从节省办公经费到减省一顿酒席,从规范公费差旅到少开一辆公车,从拒绝小金库到杜绝贪污挪用,都在资源节约、科学发展之列。
革新反腐文化倡导构建环境友好、和谐发展的新机制。创新政治环境友好、关怀民生的廉政新机制,做到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做到“公器公用”,权为民所授,利为民所用。由此出发,革除陈腐思想,创新恤民理念。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革新反腐文化,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基本方略和重大任务,认真抓好中央和中央纪委颁布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贯彻落实,立足湖北实际,以解决社会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实际工作急需的突出问题为目标,在教育、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等各个方面推进制度创新,为构建具有湖北特色惩防体系奠定制度支撑。
第四篇:2014形势与政策-反腐
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
课程内容:1.如何看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 2.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特点与成就 3.当前反腐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4.未来廉政建设之路该怎么走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毒瘤。它损害民主和法治的根基,扭曲和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侵害公民合法权益,降低公民生活质量,甚至为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提供温床,威胁社会安全。历史上,因腐败而亡国灭族的悲剧一再上演,令人触目惊心;当今,因腐败而导致政权更替,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频频发生,值得深思警惕。当前,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央反腐意志坚决,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以全球比较的视野冷静分析当前形势,认清我国反腐败的成效、挑战和困难,会让我们更加理性和沉着地应对腐败。
一、如何看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经济低迷时期,也适用于腐败易’发多发阶段,有助于振奋人心和坚定决心。反腐败信心的建立来源于对腐败成因、特点、趋势等方面信息的全面了解。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比较,中国在“危”中却能见到“机”。
1.人类还没有找到持久廉洁的“药方”
腐败伴随人类几千年,尽管各国各地区都在探索和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可以保证已根绝了腐败。
2.经济快速发展期往往是腐败易发多发期
腐败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阶段,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诱发了令人头疼的腐败问题。不过与半个世纪前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成就和腐败控制效果要好得多。中国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的历程,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大幅改善,腐败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二、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特点与成就
最近多家机构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明显。多数干部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有力度,身边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明显改进或有所改进。1.反腐败成为国家治理战略重要内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反腐败列入决策重点,从战略上予以高度关注,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上打出“组合拳”,注重顶层整体设计和系统规划反腐败,扎实推进反腐败行动。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端正党风政风。一年多来,中央政治局用行动践行“减少陪同” “简化接待” “不安排宴请” “不封路、不清场闭馆”“不题词题字”等庄严承诺,用果敢行动开启了反腐败的新征程。
2.打“老虎”“苍蝇”毫不手软。一年多来,中央对腐败采取强高压态势,惩治腐败持续挥出重拳。十多个部级领导干部相继落马。打击受贿的同时,也强调对行贿的惩处,法律面前反腐不分国企、私企、外企。人民网等十多家主流网站开设网络监督专区,链接纪检监察、检察等举报网站。
3.纠正不正之风丝毫不松懈。刹歪风是2013年反腐倡廉建设的一大亮色。总书记多次做出批示,坚决杜绝公款浪费。
4.以全面改革清除腐败土壤。滋生腐败的土壤太厚、太多,这是中国反腐面临的客观事实。政府行政审批等权力过多集中于少数领导干部手中,增加了监督的难度和腐败的风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进行了新的部署和安排,提出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权力上做“减法”,大幅压缩腐败的空间;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关闭腐败的资金“阀门”;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提出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等。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深层次改革将全面启动。实行简政放权减少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司法和反腐败管理体制等改革则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一松一紧的改革会大幅消除腐败的土壤,减少腐败的机会。
6.反腐机构履职能力大幅提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带头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将反腐重点集中在纠正不正之风、查办腐败案件和有效预防腐败“三驾马车”上,做到“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
三、当前反腐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当前腐败防控压力较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大力发展生产力,将经济建设作为很长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必须得在几十年时间内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在发展模式和组织方式上不能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但必须经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并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败仍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建设的制约,短期内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
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让寻租仍有机会。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适应。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和阻力。
2.公职人员队伍管理相对过于宽松。相对于廉洁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公职人员管理制度宽松,公职人员自由活动的空间较多,受到的管束较少,因此一些违纪违法和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不断被网络和媒体曝光。
3.社会参与反腐败的渠道不十分通畅。反腐败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脱离不了社会整体素质的改善和提高。
4.权力公开质量与社会公众期盼有相当距离。中国近几年权力透明公开推进力度很大,已经产生了积极的预防腐败效果。但公开的质量和程度还不够,一些地方、部门领导对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或因为利益考虑不愿公开。有的单位将财务等作为核心机密,严防外人知晓。
5.公职人员激励和压力机制不足。要让公职人员持续不断为社会和国家奉献聪明才智,一方面需要激励,要提供合理的工资、福利、奖励等保障,1激发工作的热情;另一方面还要施加压力,公职人员内部之间、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之间要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
四、未来廉政建设之路该怎么走
社会保持持续长久的廉洁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防治腐败,最为根本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解决经济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防治腐败,除了惩治,还应强调预防,着力减少腐败动机和机会,提高腐败的成本,从多方面构建防腐网络,使人不愿、不能、不用和不敢腐败。
第一,把预防为主作为非专门反腐败机构的首要策略。
第二,严格管理的同时,适当提高公职人员收人。第三,抓实转变政府职能,从源头减少腐败。
第四,畅通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各种渠道。第五,大力提升权力公开的质量和水平。六,始终坚持走法治反腐的道路。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
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一)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
(二)完善立法体制。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
(三)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
(四)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
三、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四、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
(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三)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四)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
(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六)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五、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一)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二)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三)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四)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六、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
(一)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
(二)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
(三)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
七、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
(一)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
(三)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五)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依法治军的核心和根本要求。紧
(六)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
(七)加强涉外法律工作。
中国制造2025是升级版的中国制造,即中国版工业4.0,该项战略若能够成功落地,将能够重塑制造行业竞争新优势,因此它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主战场。但是,德国提出来的“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德国现在正在从3.0向4.0发展,及自动化向网络信息化迈进,而中国的制造业还在工业2.0~3.0之间。中国的绝大部分企业都需要补上2.0到3.0这一课,即从电气化到自动化。
一场掘金“工业4.0”新浪潮于2015年开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工业4.0”项目主要分为三大主题:一是“智能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二是“智能生产”,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3D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第三是“智能物流”,即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整合物流资源,发挥现有物流资源供应方的效率。归根结底,工业4.0就是一个通过人、设备、产品的实时联通与有效沟通,最终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直连状态。
目前,“工业4.0”正在中国的各个行业掀起新一轮热潮,举例如中国的汽车“智造”行业就面临一场硬仗。之所以称之为硬仗,主要是根据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定义而言。18世纪引入机械制造设备定义为工业1.0,20世纪初的电气化为工业2.0,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工艺自动化为工业3.0,智能制造为主导的是工业4.0。而当下的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还在工业2.0~3.0之间徘徊,就直接走向4.0,这就需要我们跨越式的发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工业4.0本质上是一场生产模式的变革,从自动化到智能化,跳不出的三个要素就是人、设备和产品。而从我国制造业的现状来看,“人”是中国走向工业4.0面临的最大障碍:一方面是,长期处在2.0工业思维之下的技术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技术与思维亟需模式相对滞后;另外一方面是,中国缺乏精神传承,没有几代人的努力,德国与日本的工业化也不可能领先。
凡事都有利弊,正如“互联网+”是大势所趋一样。但是,我们在面对市场狂热、各种不冷静之时,必须冷静下来,思考“工业4.0”真相,寻找真金。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2015年“两会”前后密集发布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都紧紧相扣,如“自贸区”挂钩“一带一路”,“亚投行”辅助“亚洲经济一体化”等,“中国制造2025”更是与“互联网+”相辅相成。国务院常务会强调,“中国制造2025”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
从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中国制造2025”的两个制造也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预期,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这也是工业革命4.0的要求。
实际上,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是以环境换取经济利润,造成了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矛盾也不断产生。我国从大跃进时期开始以工业发展为主,对空气、土地、水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在进入新常态经济后,领导人也提出不再追求数量而是要质量的观点。
工业4.0可谓是全新的绿色工业革命,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不仅要提高资源使用、生产率,还要让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全面脱钩,采用更清洁的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以及使用比重,促进化石能源的使用。这也要求我们未来的发展必须要将生产要素升级换代,要在技术、制度、组织和物质资本投入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在此背景下,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力量,我们不能再是制造者而应该是创造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自主研发、设计、投产,覆盖整体供应链的上、中、下游,创造出“绿色”生产设备、创造出“绿色”的产品、创造出“绿色”的生产力,劳动力也将告别廉价而且会有更为舒适的环境。
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也迫切需要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研发中心”,成为工业4.0的主导力量以加速“中国制造2025”。未来,我希望在那些产品的表现上,看到的不仅仅是“Made in China”,还有“Created in China”。
接下来的挑战还有很多,最大的问题时我们又雄心勃勃提出口号,但是我们当前的技术水平是否能够推动、加速工业4.0的进程?在对预期热血澎湃之时,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此外,对于某些企业某些人还会存在改革开放时的一个落后观点——“都用机器生产那么大家都会失业,因此这种发展不是好事”,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发展也将受到制约。
第五篇:形式与政策 反腐
针对中国反腐败现状与思考
摘要
安逸的时代带来了过度的奢侈,腐败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断绝。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腐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尽管国家对于腐败的打击力度随之加大,但是反腐之路仍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如何提升治理能力,把反腐制度落到实处,让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将腐败控制在人民群众可容忍的程度以内等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人民群众又如何在反腐斗争中发挥最大的主体作用也备受关注。
关键词
腐败反腐制度人民群众主体作用
一、反腐背景分析
当前,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央反腐意志坚决,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以全球比较的视野冷静分析当前形势,能够进一步认清我国反腐败的成效、挑战和困难,会让我们更加理性和沉着地应对腐败。
1、腐败是一个世界难题
腐败伴随几千年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进程,尽管各国各地区都在探索和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可以保证已根绝了腐败。腐败存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即便在国际机构和一些被公认为比较廉洁的国家,每年仍不断发生腐败丑闻,这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均承认查出的腐败仅是冰山一角,对腐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放松懈怠。
2、经济快速发展期往往是腐败易发多发期
腐败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北欧国家等,都经历过腐败猖獗的时期,在最近几十年
这些国家才进入相对比较廉洁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国家的腐败治理才见到明显成效。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也是如此。而中国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的历程,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的情况下,将腐败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是十分困难的。二、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特点与成就
1、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端正党风政风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定调未来五年反腐,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必须全党动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重要论述。反腐“大合唱”整齐和谐、铿锵有力,党中央主动落实主体责任,传递的信号十分鲜明,让腐败分子胆战心惊。
2.打“老虎”“苍蝇”毫不手软
中央对腐败采取强高压态势,惩治腐败持续挥出重拳。十多个部级领导干部相继落马。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良好运行,网络举报量平均每天超过800件。伴随腐败发现机制不断健全,查办腐败的力量也不断增强。惩处腐败机制的重大改革有力保证打“老虎”“苍蝇”将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闪电战”。
3.纠正不正之风丝毫不松懈
总书记多次做出批示,坚决杜绝公款浪费。
4.以全面改革清除腐败土壤
滋生腐败的土壤太厚、太多,这是中国反腐面临的客观事实。政府行政审批等权力过多集中于少数领导干部手中,增加了监督的难度和腐败的风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进行了新的部署和安排,提出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权力上做“减法”,大幅压缩腐败的空间;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关闭腐败的资金“阀门”。
5.关闭权力的“笼子”越织越密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弥补了很多漏洞,具体细化的政策规定不断出台,如各级党政机关5年内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等都将反腐工作推向了另一个新高度。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进行抽查核实,凡不如实填报或隐瞒不报的,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加强有效监督,能够使腐败问题从源头上减少。
6.反腐机构履职能力大幅提升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带头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将反腐重点集中在纠正不正之风、查办腐败案件和有效预防腐败“三驾马车”上。
三、当前反腐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当前腐败防控压力较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大力发展生产力,将经济建设作为很长一个时期的工作中心。中国经济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败仍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建设的制约,短期内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
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让腐败仍有机会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适应。预防和惩治腐败虽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腐败防不胜防,反腐败难度极大,阻力甚多。有的地方和部门仍然保留有经营性企业和经济实体,向职能部门和机关输送资,金,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造成的复杂利益链强化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和阻力。
2.公职人员队伍管理相对过于宽松
相对于廉洁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公职人员管理制度宽松,公职人员自由活动的空间较多,受到的管束较少,因此一些违纪违法和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不断被网络和媒体曝光。一些领导干部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等言行不一的行为,严重削弱党和政府公信力。私营领域的反腐败停留在较低水平,存在立案难、取证调查难、成本高的问题。最近几年,公民大量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揭发腐败现象,反映出信访举报、司法诉讼等正常管道不太通畅,正规渠道不能满足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强烈需求。
3.权力公开质量与社会公众期盼有较大距离
中国近几年权力透明公开推进力度很大,已经产生了积极的预防腐败效果。但公开的质量和程度还不够,一些地方、部门领导对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或因为利益考虑不愿公开。有的单位将财务等作为核心机密,严防外人知晓。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的透明度程度很高,主动向社会公开案件调查报告、单位财务等信息,以透明换取社会信任,自身率先实施关键领域公开来建立社会反腐败信心,提升反腐专门机构的公信力。相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公开透明的做法,中国的权力公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4.公职人员激励和压力机制不足
要让公职人员持续不断为社会和国家奉献聪明才智,一方面需要激励,要提供合理的工资、福利、奖励等保障,激发工作的热情;另一方面还要施加压力,公职人员内部之间、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之间要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
四、总结
我们要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指导制度制定,确保其有效性、科学性、准确性。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一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形式在发展,实践在深入,要仔细听取人民群众针对反腐倡廉的新意见、新要求、新期待,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二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着眼于解决关键问题。使用优先的制度建设资源,直接关系到制度的有效性。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突
出重点。
三是建立有可操作性的在制度,可执行度高。发挥领导干部的作用,坚决维护制度,严格执行制度。
四是要勤学善思,努力从以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更好的改正和发展。个人首先树立好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做到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变,吃苦耐劳,甘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