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腐与反腐的关系

第一篇：防腐与反腐的关系

据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周英峰 陈菲)反腐倡廉建设是我们党高度重视、常抓不懈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更是强调反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讲话精神意义深远。如何理解讲话关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意义?怎样建立健全预防腐败长效机制?记者就此采访了中纪委和最高检有关负责人。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对此,中纪委负责人表示:“胡锦涛同志在重要讲话中的这一结论,是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在认真回顾我们党90年反腐倡廉建设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对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作出的科学论断,对于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践充分表明,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政风廉洁,从来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

“世界上一些执政的大党老党因腐败而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中纪委负责人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前进。

最高检负责人也表示,这一结论既是对我们党建党9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倡廉建设在整个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和重要地位的阐述。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人心向背直接导致政权更迭,而执政者的清廉与腐败则是决定人心向背的重要因素。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建立新中国,成为执政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我们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新的历史使命,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因此,我们要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作为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保持党的廉洁,做到廉洁执政。”最高检负责人说。

反腐败,成效明显问题突出,任务依然艰巨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到,当前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其中一个危险是“消极腐败的危险”。那么,当前我们面临怎样的反腐败形势?

中纪委负责人表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是,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当前,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腐败案件类型、性质和作案手段等出现新变化,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党员干部作风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等等。”中纪委负责人说。

最高检负责人认为,“七一”讲话把消极腐败列为“四个危险”之一,一方面是因为消极腐败严重腐蚀党的肌体,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长期执政又往往容易滋生腐败,从而使其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消极腐败在一些领域还比较严重。

四个“更加”,再次彰显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这几个“更加”意味着什么?

“四个‘更加’再次彰显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对此中纪委负责人说:“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要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把反腐倡廉建设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最高检负责人认为这四个“更加”,是对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明确要求。

他表示,“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高度重视；“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向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昭示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治理消极腐败,建设廉洁政党、廉洁政府,实现廉洁政治；“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着力点。我们只要把这四个“更加”的要求落实到各项反腐倡廉工作中,反腐倡廉建设就一定能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注重预防,注重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在建立健全预防腐败长效机制方面,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期待?

对此,中纪委负责人表示,预防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紧密结合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反腐败国家战略,对预防腐败工作进行通盘考虑,科学设计预防腐败的政策措施,制定一个完整的、科学的预防腐败工作方案,以指导、协调和推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预防腐败工作深入开展。

中纪委负责人表示,还要整合力量利用科技防控腐败问题的发生。目前一些地方和行业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比如海关实行电子通关管理系统,深圳推行电子监察,上海运用“制度+科技”预防腐败,等等,取得了明显成效,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最高检负责人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认真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特别是要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更加注重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建立健全预防腐败长效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针对当前消极腐败的突出问题,不断健全完善廉政建设的具体条规制度,更要注重制度的顶层设计和配套体系建设,如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现金和票据管理制度、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等。有了这些基础性制度,腐败必然会有效减少。”最高检负责人说。

反腐与防腐有区别吗？当然有。反腐是腐败出现以后的一种应对策略，其目标是揪出腐败分子并加以惩治，杀鸡给猴看，使其他官员认识到腐败是具有一定风险性的行为，反腐的力度越大，惩治越严，意味着腐败行为的风险性越高，这对防止胆小的官员的腐败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对于胆量大的腐败分子来说可能作用就不大。因为高风险往往意味着高收入，风险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被抓只是一种可能，被抓的几率到底有多大，这当然与反腐的力度有关，但反腐也需要成本，反腐成本的高低与反腐败的方法有关，在反腐败的方法一定的情况之下，反腐败的力度越大，成本就越高，高成本的反腐行为对反腐败活动本身又具有抑制作用，使反腐的力度减小，同时，腐败分子本身为了降低腐败活动的风险，会想方设法增加反腐败的成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建立腐败网。这就导致了反腐败的高成本，低效益，甚至越反越腐。

防腐则是预测到权力掌控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公众的利益转变成私人利益，而采取的一种预防行为，防腐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现行治理腐败的方法主要是反腐而不是防腐。我认为，政府若是真想要下决心治理好腐败，就必须转变观念，把治理腐败的重点由反腐转移到防腐这一思路上来，其理由有二：其一，治理腐败的成本会降低，反腐和防腐都需要成本，但反腐是在腐败发生以后，其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已经形成，即使把腐败分子揪出来了，也无法消除已经造成的不良影响。而防腐若能成功的话，它只需要防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成本，我估计它是应该低于反腐与腐败本身的成本之和的。其二，要达到同样的效果，防腐比反腐的难度要降低。腐败是不能完全根除的，治理腐败实际上是将腐败限制在一个群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为什么说治理腐败要达到同样的效果，防腐比反腐更容易呢？我是这样理解的，防腐是腐败发生以前的治理行为，有些官员有腐败的动机，或者已经有腐败行为的萌芽，但仍然没有造成事实上的严重后果，此时的防腐机制，比如说教育或其他的监管机制对于欲行腐败者能产生很好的抑制进一步腐败的效果，因为这样的监管程序对欲行腐败者私人的利益的损失不大，欲行腐败者对这样的监管程序就容易接受。相反，反腐是腐败以后的治理行为，腐败的负面效应已经产生，腐败者意识到若反腐成功的话，其个人遭受的损失会很大，就会极力抵制反腐行动，甚至用更大的腐败来抵制反腐败，从而增加了反腐的难度。

那么该怎样防腐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参与讨论。在此我想提两点看法。我认为，防腐可从两个方面着手：思想防腐和制度防腐。

思想防腐主要在于通过教育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认识水平。这里为什么要说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认识水平，而不是为官者的思想道德认识水平呢？因为官产生于民，民是官的土壤。为什么一批贪官倒下了，又会产生一批新的贪官来呢？就是因为民一旦变成官就贪了。一部分贪官的思想认识水平低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低，这一部分群众没当官时，没机会贪，骂贪官，一旦自己成了官，有了权，也就变成了贪官。怎样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呢，我认为关键是要培养服务意识和互惠意识。民与官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存都要依赖于社会，社会是由个人通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形成的，因而人与人之间也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官与民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地位平等，分工不同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依赖于社会，同时又必须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官员也必须为社会提供服务，官的权力实际上来源于民，我们说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就是说人民具有最大的权力，官受人民群众的委托管理公共事务，实际上只是一个代理人，人民群众雇用官员来管理公共事务，官应该对人民群众负责。为人民服务是官应尽的职责，不为人民服务，就是不称职，就应当被解雇。但是现在有多少官能有这样的思想道德认识呢？

制度防腐就是通过制定合理的制度来规范官员的行为活动。由于官是人民雇用的公共事务管理者，他就必须按人民的旨意办事，怎样才能保证官员按人民的旨意办事呢？人民必须要用一根无形的绳子来指挥他，这根绳子也就是制度。这种制度需要由人民来制定，首先这种制度要能保证所有官员的管理活动是在人民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也就是政务要公开，其次，这种制度要能保证所有官员的考核，从而更进一步对所有官员的进出、升迁的最终发言权应交给人民。在我国，人民的权力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的，因而，改进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防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反腐防腐要靠法制手段——学习邓小平有关重要论述的体会

运用法制手段反对腐败，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１９９２年他在视察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把法制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突出出来，明确指出，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关于反腐败要靠法制的思想为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认真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对于运用法制更有成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同志关于反腐败要靠法制的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首先，这里的“法制”，不仅包括构成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在内的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制度，而且指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制教育等整个活动过程。即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１６字方针。

其次，邓小平强调党规党法与国家法律法规的一致性。他在讲到反腐败要靠法制时，十分重视党规党法的作用，并且阐明了纪律和法律的关系。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就明确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他在很多论述中，既指明了国法与党规党法的不同，又指明了它们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关系。

最后，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相对一些其他手段而言的。但他强调反腐败并非只是孤立地用法制手段，还要善于运用教育等其他一些方法。

二、邓小平同志强调依靠法制反腐败，是基于他对法制的性质特点以及对我国传统和现实形势的深刻认识。

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首先，邓小平同志强调反腐败要靠法制是由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一性质决定的。腐败的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了人民意志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具体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要制订一系列法律、法规和 6 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次，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制的特点决定的。他明确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能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和减少人们行为的随意性，堵住产生腐败现象的漏洞，有效减少腐败滋生的条件，起到防范于前的作用，又能惩治腐败，起到惩戒于后的作用。

腐败的产生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有关，而克服封建传统影响，必须加强法制。中国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至今犹存。当前，官本位、家长制、裙带关系、人身依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等旧的封建思想和观念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这是导致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要防止和克服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

党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我们党执政后，一度曾习惯于用群众运动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结果酿成较为严重后果。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这一思想，强调要依靠法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四大提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党的十五大又把法制作为反腐败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一环，提出反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制度，为反腐败斗争稳妥、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在法制轨道上不断深入。

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规范化、法制化的经济，它不仅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而且要求政府管理行为也必须法制化。这就决定了不管是市场主体还是其他管理部门都必须接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市场经济法制化的特点和靠法制反腐败是一致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为反腐败创造更加有利的法制条件；另一方面，把反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在全社会各个方面，建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使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有章可循，必将促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使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对于如何靠法制来反腐败，笔者以为：

要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加强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建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要把握好这样几点：一是把反腐败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使之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二是随着形势发展及时制订行为规范，供广大党员干部遵守。尤其要发挥党内法规较之国家法律更加及时、灵活、针对性强的优势，把国家法律不便于作出规定的问题及时从党内法规的角度提出严格的纪律要求。这样做，既有利于监督约束党员干部行为，也有利于保护干部。

要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是靠法制反腐败的基础环节。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如果不依法办事，就容易违背人民意志，产生腐败问题。这就要求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公务活动中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逐步法定化，依法行政越来越成为政府管理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和要求。因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廉政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要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尤其是有关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法规制度的实施。这是依靠法制反腐败的关键环节。现在有些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的发生，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法规制度，而是不执行或不认真执行，使这些法规制度成了一纸空文。要依靠法制反腐败，就必须保证各项法规、制度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对那些违法违纪的，必须绳之以法、绳之以纪。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推动党风廉政各项法规、制度的贯彻落实、保证反腐败各项任务完成的重大举措，必须认真贯彻落实。

要加强宣传教育，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１９８６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端正党风、加强法制时说：“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当前尤其要在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法制教育。要通过教育，使他们提高法律意识，丰富法律知识，掌握依法管理的本领。

《公报》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决定》指出：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

(36)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各级纪委要履行协助党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

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

9(37)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改革会议公文制度，从中央做起带头减少会议、文件，着力改进会风文风。健全严格的财务预算、核准和审计制度，着力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着力纠正跑官要官等不正之风。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作风。

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第二篇：反腐防腐学习感想

反腐防腐学习感想

通过反腐材料学习，收益不浅，感触良多。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严格要求自己。

一是始终保持廉洁自律的行为规范。

清正廉洁,这是每一个敬业员工的行为准绳。我们如果不遵守廉洁自律相关规定,就会破坏和扭曲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牢记敬业的京生,自重、自律、自醒,排除非份之想,常怀律己之心。

二是遵纪守法,按规章办事,防微杜渐。

我们处在对外窗口岗位,工作重要面对服务对象,工作作风如何,服务态度如何,办事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边检的形象。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不断健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服务水平。

通过这次学习使我深刻认识到,我们要把廉洁的要求变成自觉行动,耐得住清贫、抗得住诱惑、守得住小节,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干事。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树立良好形象,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

爱岗敬业是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奉献精神,它看似平凡,实则伟大。任何一份职业,一个工作岗位,都是一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障。同时,一个工作岗位的存在,往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所以,爱岗敬业不仅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爱岗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热爱本职工作。爱岗是对人们工作态度的一种普遍要求。热爱本职,就是职业工作者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各种职业劳动,努力培养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幸福感、荣誉感。一个人,一旦爱上了自己的职业,他的身心就会融合在职业工作中,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敬业就是用一种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一个人只有首先尊重自己的职业,才能唤起他人对其职业的尊敬,才能使其从事的行业焕发光彩。

第三篇：浅谈腐败与反腐

浅谈腐败与反腐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而腐败现象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什么是腐败？一般来说，就是滥用公共权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尽管党和政府始终保持了对腐败问题的高度警惕，始终将反腐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但仍未能遏制其蔓延之势。近年来，众多高官因腐败问题落马，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忧虑。有官方媒体指出：“腐败问题牵扯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愤。”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寻求反腐败的良方。

一、中国当前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中国存在的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表现在工作上的腐败。如个别干部任人唯亲，失职渎职，执法犯法，徇私舞弊等。

（二）表现在经济上的腐败。这类腐败现象以一味追求金钱，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敛财为主要特征。有利用职务索贿受贿的；有乘改革开放之机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的；还有侵吞国家或集体财产的„„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先后16次非法收受贿赂达人民币230万元、澳币1万元，给国家和地方造成巨大损失。

（三）表现在道德品质上的腐败。这类腐败现象主要是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如嗜赌成性，吸毒成瘾，乱搞两性关系，甚至嫖娼宿妓等。各类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往往是相互交叉的。如有的从生活腐化开始，发展到经济腐败；又有的从追逐金钱开始，发展到工作腐败。

二、当前中国腐败现象产生及存在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现阶段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体制改革。在体制改革过程也就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而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新的体制还不健全，旧的体制存在一些弊端，必然会在制度、法规、管理、监督等上出现缺位、漏洞的情况。这就为腐败现象的发生提供客观条件。

如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以钱买权、权钱交易的行为，从而产生腐败机会。例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人非法倒卖钢材、水泥等物资。又如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管理，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导致出现行政管理行为的随意性，以致产生腐败机会。例如，政府有重大工程的发包制度，标底不透明，程序不规范，这就为建筑工程中发生贿赂行为提供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腐败的主体是与权力相联系的个人和组织。正是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淡漠，精神生活中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败思想文化，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才会在在关键时刻挡不住诱惑，跌入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如因受贿和私分国有资产被依法查处的毕玉玺在向党组织忏悔时痛哭流涕：“我是多年受党教育的领导干部，但由于自己长期不认真学习，不认真改造世界观„„自己思想上逐渐发生变化，从工作上的懒惰，生活上的贪图享受到极端自私个人主义„„”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利益的驱动无疑是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动力。也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行贿买官、造假骗官等现象是最 好的例证。

三、反腐的三点对策

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

（一）加强教育和自我教育。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二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在这里是指对党员干部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拒腐防变。

纵观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是从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一步步的走向腐败的深渊。这就与其自身的教育休戚相关。如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是，不主动学习，不重视提高自身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这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最终导致原则立场不坚定、政治素质不过关、思想作风不健康，这就给了投机者以可乘之机，以金钱、色情等手段进行诱惑、拉拢和腐蚀，使得腐败现象得以滋生延续。所以，必须要加强教育，注重预防，筑严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二）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近年来揭露出来的腐败问题说明，在管理上、制度上存在的不少漏洞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加强管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古今中外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遏制腐败现象，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使滥用职权的越轨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制裁和纠正。同时，只有在权力行使中坚决推进民主化，才能有效地杜绝“一言堂”，才能保证干部执行职权时的合法合理。

（三）从严处罚，狠抓狠打。

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法令来惩治腐败，但腐败现象仍屡见不鲜。由此可见，惩治腐败的力度仍要加大。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事件时有发生，使法律应有的强制作用没有得到发挥，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因此，对于腐败分子，绝不能姑息迁就，而应毫不留情，从严惩处。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不安定。目前，中国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反腐倡廉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我们既要增强反腐工作的紧迫感，又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既要严厉惩治腐败，又要有效预防腐败，努力开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局面。

第四篇：秘书与反腐

秘书腐败问题探究 秘书在反腐建设中的作为

摘要

近年来，高官落马牵连出的秘书贪腐事件层出不穷。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秘书腐败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秘书腐败虽然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的，但是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如何遏制秘书腐败已成为反腐课题之一。本文以秘书腐败的根源为着眼点，深入研究秘书腐败的预防及惩治对策。

主题词

秘书腐败权力 寻租

正文

秘书这个职位，似乎早已超越现行的科层设置，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

原因

1秘书是位居领导人身边或领导机构中枢，从事办公室事务、办理文书、联系各方，保证领导工作正常运转，直接为领导工作服务并为各方事务服务的事务与信息助手。秘书工作具有位置的政治性，作用的辅助性，地位的从属性，内容的综合性，方式的被动性，效果的潜隐性和范围的赋予性。由此可以看出，秘书是辅助领导工作的职员，而不是具有直接决策能力的官员。从我国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演变。建国以来，我国党政机关的秘书工作制度几经更迭，但总的趋势一直是强调秘书工作的政治性，对其职业性和专业性重视不够。然而，我国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己都把秘书视为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加之实际工作需要，领导往往将一部分权力交给秘书运作，这就使秘书有了窃权的机会。

2我国秘书工作起源早，在原始社会末期，辅助部落首领工作的人员是秘书的前身，从事秘书工作的一般称为“史”。从商周的太史寮到西汉的中书省、唐朝的翰林院，再到明清的内阁、军机处，随着历代帝王中央集权的强化，秘书机构逐渐成为国家机关的中枢机构，成为君主专权的重要工具。秘书与领导接触频繁，关系密切，甚至有“二号首长”之称，而

领导“身边人”这一特殊待遇，正是滋生秘书腐败的沃土。与领导干部的密切关系，有利于秘书直接盗用公共权力。此外，与领导之间的密切关系，本身即构成一种权力，可以直接用于寻租。秘书腐败并非只有现今社会才有，封建社会的幕僚绍兴师爷，就是古代秘书腐败的代表，他们依附于官员，“拉大旗作虎皮”，投机弄权、操纵办案、鱼肉百姓。

3秘书的根本任务是为领导服务，辅助领导工作。秘书工作大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机关的日常管理工作和生活服务工作，第二类是辅助领导议政谋政。第一类工作是秘书最基本、最本分的工作，属于事务管理型角色。恪守这类角色是很少有腐败的可能。在企业当中，秘书的主要角色就是这一类，他们往往不会参与决策。第二类工作中，秘书主要发挥参谋职能，这是智力型的角色，要求秘书在政治上、工作上出谋献策。这类角色最受领导青睐，但是又最难做好，参谋与决策的界限不清，就容易导致腐败。“河北第一秘”李真就被称为“二书记”，他操纵河北省许多党政干部的升迁沉浮，显然是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

4在经济学中，腐败被界定为一种寻租活动。所谓寻租，就是寻找租金，是指在政府干预情况下，人们为获得个人利益，往往不再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相反却把财力、人力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上。企业为寻求租金而向官员行贿，从租金中获利的官员，又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这种周而复始的设租和寻租行为就是腐败。

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寻租活动有多种形式，而利用公共权力所具有的垄断地位和暴力潜能寻租则是最典型的寻租形式。秘书腐败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寻租活动。它实际上就是利用或盗用公共权力去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既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政治权力。转轨体制下庞大的寻租市场奠定了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干部的层级越高，其拥有的资源分配优势就越明显。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官本位”的资源分配格局为秘书提供了腐败的机会。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领导干部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那些腐败的秘书正是靠着“分享”领导干部的资源优势而“致富”的。

5对秘书任用通常的情况是，秘书名义上由组织配备，实际上由领导自己挑选，往往是领导看上某人，就选到“身边”担任秘书；服务数年之后，领导干部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

为秘书“安排”一个位置。这样一种人治性的秘书选拔和任用方式，显然容易导致秘书与领导之间关系的私人化、特殊化。由于选拔和任用全系于领导一人之手，那么秘书所能做的，就只能是通过自己对领导的无限忠诚来换取领导的“安排”。这样一来，领导和秘书之间自然容易形成兼具公与私、情感性和工具性的“上恩下惠关系”。这么一种特殊关系，一方面由于它“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使组织难以监督；另一方面，也使秘书在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寻租活动的重点对象的大环境下，难以超然物外、洁身自好。

秘书监管缺乏有效机制。现行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来看，对直接监督秘书的内容突破了无甚少，就连考核干部，也多考核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少有考核秘书的。特别是由于秘书选拔任免的权力直接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因此对秘书的监督是上下级的行政监控。对于进退一致、利益与共的官员和秘书来说，这样的监督无疑是形同虚设。同时，这种监督失控会被官员所利用，因为与秘书相比，他们处于相对复杂监督下，一些难办的事交给秘书去处理会“安全”得多。

预防和惩治秘书腐败的必要性：

腐败现象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的产生而产生，它的历史同政府的历史一样古老，几乎是相伴而生，盘根错节。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贯穿了人类历史，尽管如今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但是腐败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我国，从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坤，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到现代的刘青山、张子善，当代的成克杰、李春城，腐败与反腐败斗争依然相当激烈。秘书和领导之间有着特殊的政治生态，可以说秘书腐败与领导腐败一脉相承，二者表象不一，根源则一，即权力未受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秘书腐败不仅直接影响决策能否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危及政治稳定，影响民主法治的进程，妨害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也是全面深入推进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由于不亲自执掌某个行业权柄，秘书们的腐败行为显得隐蔽不易察觉；也正是因为他们身居被称为“不管部”的党政综合协调部门，位于公共权力神经中枢，秘书涉腐比其他官员更具破坏力。它将腐蚀和阻塞公权运行通道，加剧腐败病毒的传播、污染程度速度。所以对待这支新的“腐败高发人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措施：

1秘书的选用：改革领导干部的秘书任用制度，基本方向是加快秘书职业化进程，规范秘书和领导之间的关系。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建立健全秘书职业化制度，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此外，领导选秘书，群众当参谋。秘书的选拔任用不仅要征求上级意见，还要让群众公开进行评议，使秘书的任免公开化。1986年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明确指出“领导同志的秘书，应由组织部门会同领导同志所在部门的办公厅(室)审查调配。领导同志也可推荐，但要经过上述部门审查同意，个人不得指定自己的亲属和不适合做秘书工作的人员担任秘书”。

2秘书的使用情况（岗位设定）我国目前个别秘书干政问题特别严重，比如：秘书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进军仕途，占据要位；利用手中海量资源和公权力、话语权，为个人谋利等。加大用人失误倒查力度，严格推行领导干部用人失察“问责制”。如经调查，领导干部确实有徇私舞弊行为，一要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对于拟提拔使用的秘书，也应该取消其提拔资格。

3秘书的配备资格：严控党政机关秘书设置。早在1980年，中办就发布了《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暂行规定》，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属于违规行为。但是现实中，许多不够级别的官员都私自配有专职秘书，以满足其权力虚荣。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2013年6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要严惩领导违规配秘书，重点解决好市、县级领导干部配备秘书过滥问题。

4秘书的自律。秘书腐败的发生，内在原因是严重扭曲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助长了消极腐朽思想，不能自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者紧密联系：世界观是基础，人生观是世界观在人的人生目标上的体现，而价值观则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体现在人的日常行为追求目标、价值指向上的一系列观念。因此，为了把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的秘书塑造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行政人角色，做到廉洁奉公，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首先从世界观教育入手，并在世界观教育的基础上树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的人生观，提高

秘书素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5制度设计：

推行秘书交流、岗位轮换制度：秘书在一个领导身边长期工作，不仅不利于自身成长，而且会形成一定的关系网络，使腐败现象得到适宜的土壤。建议秘书不能随着领导的升迁而调动，对领导身边的秘书视情况至少5年调换一次。

要建立健全对秘书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制度，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监督机制。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采取有力措施，鼓励群众对秘书腐败行为进行举报，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做到对权力的上下和左右制约，以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

全面推行秘书职业资格制度。按照《秘书国家职业标准》，由国家，制定全国统一的考核标准，每一年或二年进行一次考核，推进秘书职业化。

加快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进程，把政府干预减少到绝对必要的程度，与此同时，不断提高政府进行市场干预的规范化和法治化程度。如前所述，秘书腐败是以庞大的寻租市场为依托的，而寻租市场则是由政府频繁的、不规范的市场干预造成的。加快市场化改革，削减政府的“市场权力”，规范政府的市场干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消散市场租金，让那些腐败的秘书无租可寻。

究其根源，秘书腐败的本质问题还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如何约束，秘书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于领导。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加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秘书腐败现象也会淡化，得到治理”。

参考文献

陈贤华《秘书工作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版P3、P22、P49、P61

王姝：“多地要求取消专职秘书 媒体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载于《新京报》2014年04月28日第A16版。

李文生《腐败防止论》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年版P4、P15

李福海 雷咏雪《廉政建设的理论、制度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P61、P252 贺卫 《寻租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出版社（期刊号）出版日期（刊期）页码作者文章名

第五篇：革新与反腐

2012.5.14 星期一

革新与反腐

湖北日报讯 □ 贾海燕

湖北有“鸣将惊人”的创新之举，更具有以敢于革新反腐为特质的辛亥首义精神。

倡廉必先反腐。反腐必须乘难而上，具备勇于担当、勇于惩戒的果敢精神。革新反腐文化倡导构建清廉执政的新机制。倡廉属于政治范畴，也属于道德范畴。为此，要在思想道德层面下工夫，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廉政文化建设思路，创新廉政文化宣传载体，丰富廉政文化传播形式。革新反腐文化倡导形成节约资源、科学发展的新机制。从节省办公经费到减省一顿酒席，从规范公费差旅到少开一辆公车，从拒绝小金库到杜绝贪污挪用，都在资源节约、科学发展之列。

革新反腐文化倡导构建环境友好、和谐发展的新机制。创新政治环境友好、关怀民生的廉政新机制，做到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做到“公器公用”，权为民所授，利为民所用。由此出发，革除陈腐思想，创新恤民理念。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革新反腐文化，要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基本方略和重大任务，认真抓好中央和中央纪委颁布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贯彻落实，立足湖北实际，以解决社会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实际工作急需的突出问题为目标，在教育、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等各个方面推进制度创新，为构建具有湖北特色惩防体系奠定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