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5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摘要]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两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是完全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一自信,既非妄自尊大,又须有“三个自信”的保障。“道路自信”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有独特性,又蕴涵着丰富人类文明的重要价值,使我们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理论自信”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价值和比较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制度自信”是坚信我们的基本制度具有比较优势,可以丰富和发展人类的政治文明。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思想基础,而理论自信须以理论自觉为前提。
[关键词]民族复兴阶段性奋斗目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以更明确的语言,宣告了中华民族在本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这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与两个百年相关,这就是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可预期的将来,也就是这两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这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时,第一次用了“三个自信’’来表达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坚定信念,这就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中华民族复兴两个阶段性奋斗标的实现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走过道路的所取得成果的回顾,我们可以断言,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两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是完全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和时代潮流,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而被中断十余的、由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确立的“到本纪末,实现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国防”这“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然而,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以及对国情和十年**所造成的破坏的严重性认识的深化,邓小平意识到,再过20年就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他开始重新设计中国的发展战略。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调整了到2 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他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对于这一目标,邓小平又考虑“大体上分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亦即到1990年,先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从1990年到2000年,再翻一番。他的这些设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被作为战略任务确定了下来。经过几年的实践,十二大确定的战略目标被证明是有可能实现的。为了增强战略任务的连续性和预见性,邓小平又提出第三步战略目标。1987年4月,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为此,党的十三大确认了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和步骤:第一步,到1990年GDP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再翻两番,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以前,我国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出长远的经济发展设想或宏伟目标,如1958年的“大跃进”中提出的1 5年里主要工业产品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口号。相比这些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目标,甚至1965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它既是宏伟的、又不是过急的目标,而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发展速度适当、经过艰苦奋斗切实可行的目标;其二,它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具有量化的科学性和目标步骤 的明确性,既讲GDP,又讲人均GDP,可进行国际比较,体现了实现现代化的自信;其三,“三步走”的每一步,都既有经济指标,又有人民生活指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1995年已实现GDP比1 9 80年翻两番的任务,预期到200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也指日可待。于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新世纪如何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作了新的前瞻性的战略思考0199 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2 1世纪头十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到2 00 0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9 0 0美元,表明总体上达到了邓小平原设想的“小康社会”目标。为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新世纪头20年要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提出在20年里GDP就翻两番的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提出了人均GDP20年里翻两番的任务。
到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头十年就实现原定20年的翻两番任务,达到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2 1世纪前30到5 0年的经济总量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 0 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生活上的目标: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 1 0年翻一番。
如果能在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在经济生活上,2020年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超过4万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接近1.5万元人民币,则基本达到了民富国强。这就为再过3 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因此,实现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关键是前一个目标能否实现。而从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所走过的道路看,经过艰苦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要实现十年里GDP翻两番,年增长率只要达到70以上即可,而30多年来,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尽管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口会下降,粗放型的大规模投资也不可能持续,但中国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进展,可拉动基本消费,而随着人民群众收入的增长和社会保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水平的逐步提升,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会迅速发挥,加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成为上下相通的共识,GDP再稳定增长1 0年,是可以预期的。其必要条件,是社会总体上的稳定。
难度在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十年里也得翻一番,因为其一,从经济角度讲,它是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收入的翻番,而不是名义收入的增加;其二,它要求反映人民群众的缩小收入差距后的翻番,而不是大部分人的“被翻番”,也就是说,对于多数收入偏低的人群而言,其收入十年里要超过翻一番的水平,而对于高收入群体,则增长可能没有翻番,这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政策甚至涉及政治体制问题了。
因此看来,尽管建党一百周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但并不是无条件的。无论是实现第一个阶段性目标中的GDP翻番所必需的社会稳定,还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所必需的社会政策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引入超越经济因素的保障因素。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条件:“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o"而最根本的,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实现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的保障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两个阶段性奋斗目标,特别是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过程,会遇到各种新的风险考验和各种思潮干扰,要排除风险和干扰,关键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所谓“道路自信’’,其一是坚信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有独特性,又蕴涵着丰富人类文明的重要价值。因为这条道路既摆脱了前苏联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文化上高度同
一、社会上高度统一因而缺乏活力和效率的社会主义模式,又没有照搬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盛行商品拜物教甚至货币拜物教、而且以强权建立起不公平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现代化模式,它首先是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同时又是符合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的。
其二是坚信在我们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时,这一道路能使我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能帮助我们更客观地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从而以此既坚定方向、又随时调整政策,做到应对自如、攻坚克难。
所谓“理论自信”,其一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和理论特性,具有相对于其他思想理论的比较优势。因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批判、商品和货币拜物教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等理论内容,依然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锐利武器,是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指导原则,是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矛盾的方法论指导,是人类朝着自身解放努力的精神力量。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可以赋予中国道路和经验以理论特色,把握中国社会朝公平正义价值目标前进的方向,推进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并在社会转型中发挥思想的“稳定仪”作用。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中,其思维方式,是以实践观为基础、以社会基本矛盾分析作为社会结构分析的主线;其价值取向,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而实现人类的解放。因而这一理论范式,是客观性和主体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的高度统一,从而具有理论魅力。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彻底批判性,正如马克思强烈主张的,“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它立足于“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这一批判性特性,包含了理论批判与实 践批判的结合、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总体性批判以及自我批判,因而是对资产阶级理性批判精神的继承和超越,从而具有对现实的穿透力。
其二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能够引导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因为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它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关系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乃至人类发展规律的一系列最大问题。因为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体现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因为这一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将随着永无止境的实践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从而能使我们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所谓“制度自信’’,其一是坚信我们形成的基本制度是我国发展成就的制度化体现,具有比较优势。因为坚持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可以避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并与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可以为国家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并保持大政方针的连续性,使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未来具有可预期性,而避免西方多党制受金钱政治的干扰和因选战需要而忽视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的弊端;中国权力结构中“三权”相对分立的议行合一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决策和执行的高效率,并能对各种突发风险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而避免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中重大问题决策时相互掣肘甚至不惜拆台而难以形成符合社会最大利益决策的弊端;全面完整的干部培养和选拔制度,可以造就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人才;等等。
其二是坚信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可以丰富和发展人类的政治文明。因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制度层面上的民主,既有人类的共同性,也有历史性和阶级性。而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尽管适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形式上演化得也比较完善,但它并非人类民主发展的终极形式,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民主政治的需要,更不是根治腐败的灵丹妙药。尽管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它毕竟既符合当下中国国情,又顺应时代潮流,总体上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及发展进步,从而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宝库。
三、以理论自觉为前提的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思想基础
在坚持“三个自信”中,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思想基础。坚持什么样的道路和制度,涉及政治信念和立场问题。而立场坚定取决于思想清醒,思想清醒则取决于理论彻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面临各种风险考验和思潮干扰时,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必须使我们的理论具有对现实问题的揭示力、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力和对群众困惑的解释力,才能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当代价值以及理论范式和理论特性的比较优势,都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今天,我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并不是期待马克思能给我们提供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各种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比较优势,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以更准确地揭示实际问题、更深刻地批判社会矛盾、更科学地把握未来价值,为我们在回答社会现实热点、思想理论难点和群众困惑疑点时,在评价各种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潮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以理论自觉为前提的理论自信,才能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所谓理论自觉,是指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包括自我批判)武器而所具有的反思能力。当前,特别要自觉反思两种“绝对普遍主义’’的观念。
一种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存在并且依然对今天有消极影响的对马克思主义作“绝对普遍主义”阐释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不是从基于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而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进行批判的逻辑展开,而是以先验设定的所谓“物质的绝对普遍性”为逻辑起点,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使历史规律似乎在宇宙大爆炸最初三秒钟就被“预设”好的。由此,历史规律就被演绎成从某一社会形态到另一社会形态都是线性发展的“自然规律”,人类的历史发展不存在任何人的主体性和选择性,历史规律成了外在于人的“冷冰冰’’的机械的东西,而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规定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绝对普遍的,任何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都一定要实行这样的社会形态,而不存在人类历史的丰富性和各民族发展的特殊性。这套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话语,不仅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而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话语产生严重冲突,更无法回应当代世界和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不排除这套理论话语的影响,是
不可能确立理论自信的。
在自觉反思对马克思主义作“绝对普遍主义”阐释的同时,还须自觉反思把西方价值观念当作“普世价值”的“绝对普遍主义’’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依然是先验化的观念,只不过它不是“自然物质”,而是人的理性精神或宇宙的“绝对精神”。它从所谓的“理性的绝对普遍性”出发,把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需要的,并且在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发展进程中积淀下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当作先验的“普世价值”。只是由于资本主义所实行的社会化大生产和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于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具有反封建专制主义意义的价值观念,便笼罩上了“绝对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虚假性。如果我们沉湎于这一“绝对普遍性”的虚假性,动辄以渗透着西方文化所积淀的价值观的各种理论和话语来解释中国经验,甚至要求以此来规范中国道路,这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它将同样丧失对现实的批判能力。因此,不对这种“绝对普遍性”保持警惕,不消除它的影响,我们就不可能具有理论自信。
只有自觉反思上述两种“绝对普遍主义”的话语体系,才能提升中国道路和经验的理论特色,增强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解释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与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与交锋中,体现应有的自信,增强与当代世界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能力,从而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第二篇: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摘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三个自信”是此次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一大亮点,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像世界彰显了中国坚定不移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行,创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更加美好幸福未来的决心。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设中国,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其肇事于中国革命,贯穿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的整个历史实践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与新时期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加强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思考,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坚定“三个自信”,是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和现实的自觉选择。
九十多年以来,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依然严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三个自信”坚定了我们选择和信仰,肯定了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然后,正如习总书记在媒体见面会上说的那样,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全党必须提高警惕,既为伟大祖国的欣欣向荣而自豪,更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壮志满怀,努力奋斗,全力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我们的信心会更足,我们的事业会更有底气。
第三篇: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
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了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会)召开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理论研讨会,现将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刊发,以求推动文化自信的深入学习和研究。
在文化自信中汲取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
关于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关系,首先要确认的事实是,由于民族复兴这一历史诉求在近代的出现,中国的文化自信经历了内部的蜕变,原有的结构被打破,原先非主流的因素得以突出,形成带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自信。
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形成了深厚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人世代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延续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可以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形成了我国的“独特优势”。但是,总书记同时提醒人们,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这就是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自信并非简单地立足于固有传统,而是在变革的基础上的自信。
直到18世纪,中华文化的确因其古老、完备而为世界羡慕,一度还出现了“中学西渐”的局面。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中华古老文化的过时性暴露出来。伴随着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反思和怀疑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如严复所言,“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总书记在重新肯定儒家传统思想之积极意义时,也指出,“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
“封建统治者”因循守旧,畏惧变革,并不代表全部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人也并非完全不能认识到文化创新之重要。《周易》中早就有“与时偕行”的思想,儒家思想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说,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提出过圣人“不法其故”、“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的思想,这才有了后来的“旧邦新命”的命题,即发生蜕变以后的中国文化自信。
经历170多年的历史探寻,今天的中国已经能够证明近代以来文化变革运动的选择是符合历史之必然要求的,不能无视这个基本的文化史进程来谈文化自信。
20世纪至今,与民族复兴同步,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处在变革之中,也就有了现代化的,即邓小平所说的“跟上时代”的伟大成果。应该说,今天提出“文化自信”,其意不在于纠缠文化史本身,而在于正确引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后完成。
一个重要的文化事实是,在承认并主张文化变革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存在着违背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即只讲变而不讲不变,主张完全放弃中国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用西方的观念及制度来改造中国。
这类主张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在文化模式上就是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造,又对“全盘西化”予以拒绝:一方面,革命拒绝了西方资产阶级把中国变成殖民主义附庸的愿望;另一方面,革命还成功拒绝了教条主义“西化”愿望,坚持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美籍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 中就从这个角度确认:“二战期间,中共提出了一个公式:改造西方文化以适应中国的形式,即以‘民族的形式’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引进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中国的模式,保留其精髓。”
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但历史上发生过的问题还会发生,改革开放以来西化思维定势的泛滥就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为什么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就在于对“全盘西化”思维模式的警惕。总书记2014年考察时,针对把中国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西方东西的现象,指出“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这里虽然说的只是课本中的古诗词问题,但总书记用了“‘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一重要判断,表明他敏锐地感觉到,在当下所谓“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现实地存在着一种文化危险———“唯洋是从”即唯西方文化是瞻,以“去中国化”为荣的危险。
去掉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标识,后果就是《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西化之推行,民族文化之被摧毁,是民族的悲剧,因为那是被西方资产阶级强加于上的,结果是使自己这个民族更加适合于接受西方的奴役和剥削。总书记曾尖锐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破除西化思维的统治,总书记从方法论上指出,“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坚持与运用,其意义即如毛泽东当年对五四运动的辩证分析:反对把传统文化中的一切都无条件地去掉,必须和应该保留传统文化中的好的、有生命力的东西,甚至如国家治理体系与机制的中国元素,唯保持变与不变的平衡,国家与民族才能健康前行。
在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每一重要关头,依靠不断自省而演化的文化自信与自觉精神,中国人才把握住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使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日益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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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坚定理论自信
坚定理论自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科学理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主义。中国近代以来,差不多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主义都在中华大地上尝试过,但都没有成功,也没有在中华大地上真正扎下根来。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坚定理论自信,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定理论自信,必须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坚定理论自信,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划清界限。西方的那套理论,新自由主义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罢,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反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为当代中国指出科学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同样地,那种封闭僵化的观念,既不能紧跟时代发展变化,也远远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也不可能为当代中国指出科学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终成为现实。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理论自信。
坚定制度自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不动摇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制度,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适当而完备的制度,是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既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所决定,也是由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所决定。如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选择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坚定制度自信,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始终坚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理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制度自信,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又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
模式,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坚定制度自信,必须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巩固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主张的能力。只有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才会彰显生命力。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会保持旺盛活力。只有始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才会充满希望。只有始终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才能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只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在科学发展中再创一个个中国奇迹。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都根源于理论的彻底、坚定、清醒、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切实增强理论学习、宣传、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利益多样、思想多样的今天,意义尤为重大,任务尤为繁重。历史经验表明,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化为推动实践的强大力量。作为理论工作者,要自觉肩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通过切实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的实际成效,坚定全党全社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
(执笔:李捷)
第五篇:《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读书心得
《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读书心得
信息技术服务事业部
马嘉林
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说实话是读不进去的,尤其是前几十页,讲的都是比较大的、宽泛的道理,犹如心灵鸡汤,读过也没留下很深的印象。印象中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书中反复讲的“心是道的源泉,道是德的根本,德是事业的根源”,它论述了“心-道-德-事业”的关系,用书中举得例子“种苹果”,“事业”相当于最终的果实-苹果,“德”相当于树干枝叶,“道”相当于树根,“心”相当于苹果树的土地、种子、水分、阳光和肥料等,按照书中的论述“人生的最大战略就是提升心灵品质。心灵品质提升,道随之提升,仁爱、智慧、胸怀和能量这四种主要的德以及无数的德也随之提升,事业的成就自然随之提升。心灵品质提升一分,道就增加一分,德就增多一分,事业就增长一分。有怎样的心,就有怎样的道,就有怎样的德,就成就怎样的事业。”
联想到自己的工作,我们赛维信息技术服务事业部的“心-道-德-事业”又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我们的“事业”是实现赛维咨询的快速发展,做大做强;我们的“德”是事业部的组织架构和人才基础,这个是实现“事业”的支撑;我们的“道”是事业部的发展战略和方向,这个是明确事业部“德”建设的方向;我们的“心”是事业部的文化建设和团队士气。
1、我们的“事业”-实现赛维咨询的快速发展,做大做强。就像入职海信的第一天诵读的海信理念,“海信是个企业,更是一项事业,需要千千万万的海信人世世代代去成就”,赛维咨询的事业也是如此,我们要把它做大做强,这个是我们事业部共同的心声,赛维信息技术事业部从2009年从集团信息管理部划分至今,每一个赛维IT人都秉承着“敬人、敬业、创新、高效”的企业精神,从服务海信内部客户开始,到今天外部服务逐渐发展壮大,依靠的就是我们要做大做强的决心和目标。
2、我们的“德”-事业部的组织架构和人才基础。赛维咨询的组织架构也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2009年由集团信息管理部调整至赛维,目的是为了发展外部业务;2013年内部成立销售部、方案中心、实施中心和支持中心,为了也是更好的适应外部市场的发展要求,将销售、售前、实施、支持整个项目周期更好的管控;2018年初SAP开发人员整体由支持中心划拨至实施中心,支持中心改为技术中心,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定位和发展方向却有了重大调整,目的是能更好的发展自有产品,真正把做自有研发产品(SRM、SMS、CRM等)做到模块化、通用化,满足市场需求,更有市场竞争力。伴随着每一次组织结构的调整,事业部人员也有20多人发展到今天100多人的团队,人才团队不论是数量上还是人才技能水平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人才梯队。但需要清醒的认识到,目前人才队伍的建设和事业部发展速度相比,还是明显要落后些,人才的短缺越来越成为实现事业部“事业”的短板,为此事业部明确了未来两年人才发展的规划,一是继续加大校招人员规模,扩大人员基数,二是大力引进高层次人员,多渠道、多方位引进核心人才。
3、我们的“道”-事业部的发展战略和方向,事业部从2010年第一次开始做外部项目至今,事业部的发展战略和方向也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2009划拨至赛维最开始还没有明确要大力发展外部市场,2010年开始做外部市场时,也是有单就接,也没有搭建自己的销售团队,依靠的是其他企业的分包,事业部真正开始明确方向应该是2015年,确定了要把外部市场做大做强,后面又逐步明确了重点突破的领域和市场。2017年开始又明确了自研产品的发展方向,确定赛维咨询自己的技术路线图。
4、我们的“心”-事业部的文化建设和团队士气,事业部由小变大,由最开始仅能凑出一支项目实施团队到今天同时十几个项目同时在进行,唯一没有变的就是事业部整个团队敢打敢拼的奋斗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每一个赛维咨询人都在用心践行“我用心、您放心”的服务宗旨,为客户用心、为工作用心,就是对自己用心。事业部一直秉承着营造“家”的部门文化,设身处地的为员工解决问题,团队内部也把各自的队友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用心工作,团队上下目标统一,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作风,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事业,把赛维咨询真正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