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

第一篇：浅谈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

文章标题：浅谈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

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的今天，维护好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权益，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提高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值得认真研究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对广大事业单位职工来说，劳动权益直接关乎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权。职工的劳动权益如果得不到切实维护，就

不可能构筑和谐的人事聘用关系。人事聘用关系是否和谐不仅关系到事业单位改革的成功与否，更牵涉到社会稳定。本文拟从维护事业单位职工劳动权益的角度，对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作初浅的探讨。

一、提高法律意识，树立“维权”观念

长期以来，在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中，作为普通劳动者的职工一方一直处于消极的被管理的被动地位，其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现象较为严重，一定程度上与该群体法律意识淡薄，“维权”观念不强有关。在这种背景下，要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急需引导作为弱势群体的职工提高法律意识，树立起一种积极健康的“维权”观念，并在此观念指导下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行使好自己在人事聘用关系中的权利，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体制下，人事法规政策大多是义务性、禁止性的规范，极少有授权性规范，只规定被管理者必须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对相应权利的规定不够明确、全面。作为被管理者的职工也习惯于被动地服从、遵守，普遍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维权”意识。借鉴西方的法律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其法律文化思想的承袭和健全规范的法律、制度体系，使得处于被管理地位的普通劳动者有着极强的“维权”意识和制度观念。人们在自身权利得到充分相互尊重的同时，个人义务也能自觉履行，“维权”的观念已经深入其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了一种稳固的行为意识。笔者认为，在我国，要让作为普通劳动者的职工树立起较强的权利维护观念，达到与西方国家普通劳动者对法律、制度同样推崇的境界，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但仅就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来看，加强职工劳动权益的宣传，倡导职工提高法律意识，树立“维权”观念，形成一种自觉的行为意识，在人事聘用关系中积极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作为一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并主动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却是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关注利益平衡，实施立法倾斜

从单纯法律意义上看，人事聘用关系应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人事聘用合同应由主体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人事聘用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自然应该具有对等性。但实际上，用人单位处于当然的管理者的强势地位和职工个人所处的被管理的弱势地位却是人事聘用关系中不容回避的事实。这是由人事聘用关系既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的特征，又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因而，人事聘用关系的调整并不能将人事聘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简单地看作平等的主体，而必须在关注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利益平衡的同时，通过倾斜立法使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趋于对等，从而营造人事聘用关系中的双赢格局，构筑和谐的人事聘用关系。而现实中，事业单位人事立法的滞后使得现行人事聘用关系中职工一方弱势地位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充分关注，单位一方强势的人事管理权力没有得到法律法规有效制约，导致人事聘用关系中双方利益失去平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相对于人事聘用关系而言，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确立了“保护劳动者”的原则，为我国的劳动关系调整定下了基调。笔者认为，要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就应加快事业单位人事立法的步伐，同时借鉴劳动立法的思路，在研究人事聘用关系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力量对比的基础上，从切实维护职工劳动权益的角度实施立法倾斜，同时掌握好倾斜的尺度。

维护职工的劳动权益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而忽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过分的倾斜只能使人事聘用关系僵化，人才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减弱，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下降，同时造成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另一层面上的利益失衡，产生新的问题、出现新的矛盾。笔者认为，只有在关注用人单位与职工利益平衡的同时，摆正利益平衡与倾斜立法之间的关系，使人事聘用关系中的双方既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不能损害对方及社会的利益；既要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又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平衡，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目标。

长期以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依据是人事政策而不是法律法规。事业单位职工劳动权益的维护只能较多地借助于政策的执行，缺乏力度，也不够规范，特别是非在编职工（计划外用工）劳动权益由于没有法律法规的界定而得不到用人单位应有的重视，发生了许多职工劳动权益被侵害而难以得到有效维护的情况。但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如何有效维护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权益加以统一规定。在此背景下，《云南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制定、实施不失

为一种积极的尝试。《条例》针对云南省职工权益保障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了保障力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较大覆盖面。首次将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权益纳入保障范围，完善了“职工”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一并赋予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人事行政部门在职工劳动权益保障中的行政处罚权，从一定程度上为云南省事业单位广大职工的劳动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一是为

事业单位与职工聘用关系的建立、存续、解除、终止以及聘用合同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赋予了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主体双方应有的法律地位，并对处于弱势群体的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权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二是从法律意义上率先实现了事业单位所有用工方式的平等与规范，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事业单位所有职工的劳动权益，弥补了传统人事管理政策上的不足，开辟了人事部门对事业单位及其职工依法管理的新途径。无疑，《条例》倾斜立法的实践，将对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建立调处机制，化解争议纠纷

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日益深入，围绕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并逐步推行，使得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滋生已久的人事管理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产生了大量复杂、棘手的争议纠纷。这势必影响到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人才流动中的体制性障碍制约着人才的合理流动，人才为部门所有、为单位所有的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导致人才流动争议在人事争议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二是人事法规政策不够完善，操作性不强，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偏差，导致争议纠纷；三是用人单位人事管理混乱，没有严格执行人事法规、政策，忽视法规政策的严肃性，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断章取义甚至制定一些与之相悖的土政策，侵害职工的合法权益；四是用人单位在人事管理上没有严格履行规定的程序，对职工的处理极不规范，用非正式口头告知代替形成正式处理决定，或形成正式处理决定但未将处理决定送达本人；五是部分职工无视人事法规政策和单位的管理制度，钻政策空子，侵害单位利益；六是制度性歧视造成大量非在编职工，尤其是计划外用工，不能得到公平的对待，一直没有纳入人事管理协调机制之中等等。

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格局看，人事聘用关系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涉及多方主体，牵扯多方利益。除用人单位与职工作为核心主体外，还有涉及人事行政关系、人事争议处理等关系众多的其他主体，如行业主管部门、人事行政部门、人事仲裁部门、法院等。借鉴国际通行的兼顾国家、雇主和劳动者三方利益，由三方共同协商解决劳资纠纷的三方协商机制，笔者认为，要有效化解人事聘用关系中的争议纠纷，维护好职工的劳动权益，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极有必要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的人事聘用关系多方调处机制。该调处机制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工会和用人单位三方，还应该包括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等与人事聘用关系相关的各个部门。在人事聘用关系多方调处机制中，与人事聘用关系相关的各方主体各司其职、各尽职守、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在化解人事纠纷的各个阶段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调处人事聘用关系所处的不同角度以及所起的不同作用，可将人事聘用关系多方调处机制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前者是化解争议纠纷，包括单位内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或调解小组和工会的协调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和人事行政部门的协调。该机制是调处人事聘用关系的“第一道防线”，很多还处于“隐形状态”的人事争议应在这一阶段被消化掉。后者是调处人事聘用关系的“第二道防线”，也是争议纠纷经第一道防线过滤后浮出水面的处理机制，包括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等各个部门。笔者认为，只有内外并举，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职能作用，有效调处争议纠纷，维护好职工的劳动权益，才能使人事聘用关系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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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维护职工劳动权益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

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的今天，维护好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权益，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提高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值得认真研究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对广大事业单位职工来说，劳动权益直接关乎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权。职工的劳动权益如果得不到切实维护，就不可能构筑和谐的人事聘用关系。人事聘用关系是否和谐不仅关系到事业单位改革的成功与否，更牵涉到社会稳定。本文拟从维护事业单位职工劳动权益的角度，对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作初浅的探讨。

一、提高法律意识，树立“维权”观念

长期以来，在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中，作为普通劳动者的职工一方一直处于消极的被管理的被动地位，其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现象较为严重，一定程度上与该群体法律意识淡薄，“维权”观念不强有关。在这种背景下，要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急需引导作为弱势群体的职工提高法律意识，树立起一种积极健康的“维权”观念，并在此观念指导下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行使好自己在人事聘用关系中的权利，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体制下，人事法规政策大多是义务性、禁止性的规范，极少有授权性规范，只规定被管理者必须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对相应权利的规定不够明确、全面。作为被管理者的职工也习惯于被动地服从、遵守，普遍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维权”意识。借鉴西方的法律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其法律文化思想的承袭和健全规范的法律、制度体系，使得处于被管理地位的普通劳动者有着极强的“维权”意识和制度观念。人们在自身权利得到充分相互尊重的同时，个人义务也能自觉履行，“维权”的观念已经深入其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了一种稳固的行为意识。笔者认为，在我国，要让作为普通劳动者的职工树立起较强的权利维护观念，达到与西方国家普通劳动者对法律、制度同样推崇的境界，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但仅就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来看，加强职工劳动权益的宣传，倡导职工提高法律意识，树立“维权”观念，形成一种自觉的行为意识，在人事聘用关系中积极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作为一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并主动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却是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关注利益平衡，实施立法倾斜

从单纯法律意义上看，人事聘用关系应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人事聘用合同应由主体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人事聘用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自然应该具有对等性。但实际上，用人单位处于当然的管理者的强势地位和职工个人所处的被管理的弱势地位却是人事聘用关系中不容回避的事实。这是由人事聘用关系既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的特征，又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因而，人事聘用关系的调整并不能将人事聘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简单地看作平等的主体，而必须在关注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利益平衡的同时，通过倾斜立法使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趋于对等，从而营造人事聘用关系中的双赢格局，构筑和谐的人事聘用关系。而现实中，事业单位人事立法的滞后使得现行人事聘用关系中职工一方弱势地位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充分关注，单位一方强势的人事管理权力没有得到法律法规有效制约，导致人事聘用关系中双方利益失去平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相对于人事聘用关系而言，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确立了“保护劳动者”的原则，为我国的劳动关系调整定下了基调。笔者认为，要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就应加快事业单位人事立法的步伐，同时借鉴劳动立法的思路，在研究人事聘用关系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力量对比的基础上，从切实维护职工劳动权益的角度实施立法倾斜，同时掌握好倾斜的尺度。

维护职工的劳动权益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而忽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过分的倾斜只能使人事聘用关系僵化，人才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减弱，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下降，同时造成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另一层面上的利益失衡，产生新的问题、出现新的矛盾。笔者认为，只有在关注用人单位与职工利益平衡的同时，摆正利益平衡与倾斜立法之间的关系，使人事聘用关系中的双方既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不能损害对方及社会的利益；既要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又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平衡，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目标。

长期以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依据是人事政策而不是法律法规。事业单位职工劳动权益的维护只能较多地借助于政策的执行，缺乏力度，也不够规范，特别是非在编职工（计划外用工）劳动权益由于没有法律法规的界定而得不到用人单位应有的重视，发生了许多职工劳动权益被侵害而难以得到有效维护的情况。但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如何有效维护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权益加以统一规定。在此背景下，《云南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制定、实施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尝试。《条例》针对云南省职工权

益保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了保障力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较大覆盖面。首次将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权益纳入保障范围，完善了“职工”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一并赋予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人事行政部门在职工劳动权益保障中的行政处罚权，从一定程度上为云南省事业单位广大职工的劳动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一是为事业单位与职工聘用关系的建立、存续、解除、终止以及聘用合同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赋予了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主体双方应有的法律地位，并对处于弱势群体的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权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二是从法律意义上率先实现了事业单位所有用工方式的平等与规范，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事业单位所有职工的劳动权益，弥补了传统人事管理政策上的不足，开辟了人事部门对事业单位及其职工依法管理的新途径。无疑，《条例》倾斜立法的实践，将对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建立调处机制，化解争议纠纷

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日益深入，围绕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并逐步推行，使得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滋生已久的人事管理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产生了大量复杂、棘手的争议纠纷。这势必影响到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人才流动中的体制性障碍制约着人才的合理流动，人才为部门所有、为单位所有的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导致人才流动争议在人事争议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二是人事法规政策不够完善，操作性不强，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偏差，导致争议纠纷；三是用人单位人事管理混乱，没有严格执行人事法规、政策，忽视法规政策的严肃性，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断章取义甚至制定一些与之相悖的土政策，侵害职工的合法权益；四是用人单位在人事管理上没有严格履行规定的程序，对职工的处理极不规范，用非正式口头告知代替形成正式处理决定，或形成正式处理决定但未将处理决定送达本人；五是部分职工无视人事法规政策和单位的管理制度，钻政策空子，侵害单位利益；六是制度性歧视造成大量非在编职工，尤其是计划外用工，不能得到公平的对待，一直没有纳入人事管理协调机制之中等等。

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格局看，人事聘用关系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涉及多方主体，牵扯多方利益。除用人单位与职为核心主体外，还有涉及人事行政关系、人事争议处理等关系众多的其他主体，如行业主管部门、人事行政部门、人事仲裁部门、法院等。借鉴国际通行的兼顾国家、雇主和劳动者三方利益，由三方共同协商解决劳资纠纷的三方协商机制，笔者认为，要有效化解人事聘用关系中的争议纠纷，维护好职工的劳动权益，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极有必要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的人事聘用关系多方调处机制。该调处机制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工会和用人单位三方，还应该包括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等与人事聘用关系相关的各个部门。在人事聘用关系多方调处机制中，与人事聘用关系相关的各方主体各司其职、各尽职守、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在化解人事纠纷的各个阶段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调处人事聘用关系所处的不同角度以及所起的不同作用，可将人事聘用关系多方调处机制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前者是化解争议纠纷，包括单位内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或调解小组和工会的协调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和人事行政部门的协调。该机制是调处人事聘用关系的“第一道防线”，很多还处于“隐形状态”的人事争议应在这一阶段被消化掉。后者是调处人事聘用关系的“第二道防线”，也是争议纠纷经第一道防线过滤后浮出水面的处理机制，包括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等各个部门。笔者认为，只有内外并举，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职能作用，有效调处争议纠纷，维护好职工的劳动权益，才能使人事聘用关系更加和谐。

第三篇：维护职工劳动权益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

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的今天，维护好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权益，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提高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值得认真研究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对广大事业单位职工来说，劳动权益直接关乎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权。职工的劳动权益如果得不到切实维护，就不可能构筑和谐的人事聘用关系。人事聘用关系是否和谐不仅关系到事业单位改革的成功与否，更牵涉到社会稳定。本文拟从维护事业单位职工劳动权益的角度，对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作初浅的探讨。

一、提高法律意识，树立“维权”观念

长期以来，在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中，作为普通劳动者的职工一方一直处于消极的被管理的被动地位，其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现象较为严重，一定程度上与该群体法律意识淡薄，“维权”观念不强有关。在这种背景下，要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急需引导作为弱势群体的职工提高法律意识，树立起一种积极健康的“维权”观念，并在此观念指导下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行使好自己在人事聘用关系中的权利，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在传统的人事管理体制下，人事法规政策大多是义务性、禁止性的规范，极少有授权性规范，只规定被管理者必须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对相应权利的规定不够明确、全面。作为被管理者的职工也习惯于被动地服从、遵守，普遍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维权”意识。借鉴西方的法律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其法律文化思想的承袭和健全规范的法律、制度体系，使得处于被管理地位的普通劳动者有着极强的“维权”意识和制度观念。人们在自身权利得到充分相互尊重的同时，个人义务也能自觉履行，“维权”的观念已经深入其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了一种稳固的行为意识。笔者认为，在我国，要让作为普通劳动者的职工树立起较强的权利维护观念，达到与西方国家普通劳动者对法律、制度同样推崇的境界，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但仅就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来看，加强职工劳动权益的宣传，倡导职工提高法律意识，树立“维权”观念，形成一种自觉的行为意识，在人事聘用关系中积极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作为一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并主动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却是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关注利益平衡，实施立法倾斜

从单纯法律意义上看，人事聘用关系应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人事聘用合同应由主体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人事聘用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自然应该具有对等性。但实际上，用人单位处于当然的管理者的强势地位和职工个人所处的被管理的弱势地位却是人事聘用关系中不容回避的事实。这是由人事聘用关系既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的特征，又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因而，人事聘用关系的调整并不能将人事聘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简单地看作平等的主体，而必须在关注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利益平衡的同时，通过倾斜立法使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趋于对等，从而营造人事聘用关系中的双赢格局，构筑和谐的人事聘用关系。而现实中，事业单位人事立法的滞后使得现行人事聘用关系中职工一方弱势地位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充分关注，单位一方强势的人事管理权力没有得到法律法规有效制约，导致人事聘用关系中双方利益失去平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构筑。相对于人事聘用关系而言，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确立了“保护劳动者”的原则，为我国的劳动关系调整定下了基调。笔者认为，要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就应加快事业单位人事立法的步伐，同时借鉴劳动立法的思路，在研究人事聘用关系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力量对比的基础上，从切实维护职工劳动权益的角度实施立法倾斜，同时掌握好倾斜的尺度。

维护职工的劳动权益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而忽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过分的倾斜只能使人事聘用关系僵化，人才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减弱，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下降，同时造成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另一层面上的利益失衡，产生新的问题、出现新的矛盾。笔者认为，只有在关注用人单位与职工利益平衡的同时，摆正利益平衡与倾斜立法之间的关系，使人事聘用关系中的双方既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不能损害对方及社会的利益；既要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又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平衡，构筑和谐人事聘用关系的目标。

长期以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依据是人事政策而不是法律法规。事业单位职工劳动权益的维护只能较多地借助于政策的执行，缺乏力度，也不够规范，特别是非在编职工（计划外用工）劳动权益由于没有法律法规的界定而得不到用人单位应有的重视，发生了许多职工劳动权益被侵害而难以得到有效维护的情况。但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如何有效维护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权益加以统一规定。在此背景下，《云南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制定、实施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尝试。《条例》针对云南省职工权

第四篇：怎样构筑和谐医患关系

构筑和谐医患关系

作为基层医疗单位，我们能为构筑和谐医患关系所做的就是从自身做起，采取多种措施重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

1、铸医魂，弘扬卫生职业精神。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医务人员继承中医“大医精诚”和西医“尊重生命”的优良传统，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新时期医学创新精神，凝聚智慧，统一思想，形成既充分反映医务人员思想共识和情感共鸣，又鲜活生动、富有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卫生职业精神。医疗卫生职业精神，是改革的精神支撑、发展的精神动力、管理的精神纽带，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基本行为准则。

2、多沟通，重建医患相互信任。很多医患纠纷都是由于医院与患者之间缺少沟通引起的。如果医生对患者具有同情心和耐心，多听听他们的询问,多向他们介绍病情、治疗效果、用药和检查目的,关心他们在就医过程中的生活或不便，留意他们的情绪、避免使用他们听不懂的医学专业词汇、就可以帮助患者建立对疾病的正确认知度和期望值, 增强患者对医院的信任度和对医务人员的理解，及时化解医患矛盾和纠纷。

3、讲诚信，加强行业作风建设。目前医疗队伍中的确还存在着少部分从业人员责任心不强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的整体形象。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自身行业作风建设，以“三好一满意”活动、创建优质护理示范病房、百姓放心医院等活动为载体，通过健全规章

制度，规范诊疗流程，狠抓重点环节，完善内外监督等多种措施，不断提高医院的技术能力、服务能力和软实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4、多宣传，提高公众医疗认知。加强自身宣传, 加大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正面引导,增强公众对医学发展和各项诊疗技术的局限性、风险度及其疾病转归的不可预见性的认知，倡导医患相互理解、互相尊重、互换角度考虑问题,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

重新建立一种良性循环，一定需要有一方先伸出手来。这对于被视为强势群体的医生来说可能更容易。《心术》的结尾痛失爱子的陕北老汉，没有向医院讨要一分赔偿，让医生重新恢复了对患者的信任；大师兄的爱女得到了肾源，预示了未来的希望。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望、爱，就这样借着某个人、某件事、点滴的感动，在人与人之间传递。

第五篇：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筑

2010年华东政法大学 继续教育本科论文

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筑

专业班级：法学08年级专升本（东亚）学 号： 0801046302054 姓 名： 张 乾 指导老师： 顾 亚 潞

二0一0年六月

目 录

一、序言 „„„„„„„„„„„„„„„„„„„ 1

二、利益平衡、倾斜立法„„„„„„„„„„„„„ 2

三、平等保护、消除歧视„„„„„„„„„„„„„ 4 四、三方协商、多方协调„„„„„„„„„„„„„ 5

五、结语„„„„„„„„„„„„„„„„„„„„ 7

内容摘要：

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更牵涉到社会稳定，当前劳动关系的现状是上至政府、下至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对上海市劳动关系的评价为“和谐”的仅占9.2%，评价为“一般”的比例最大，占62.2%，评价为“比较紧张”和“矛盾激烈”的分别为20.2%和8.4%，后三种评价占到了90.8%，这显示出劳动关系总体协调状况不容乐观。同时从后两种评价（“比较紧张”和“矛盾激烈”）竞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还多，达28.6%.这些情况说明本市现行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总体形势堪忧。其中五大劳动争议问题引发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矛盾尤为突出，分别为劳动报酬、劳动合同解除、经济补偿金、社会保险以及女职工保护等方面问题。

如何调整和解决这五类矛盾，成为当下有关部门合理调整相关的法律条例来避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产生劳动纠纷。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并日趋完善的今天，使劳动关系的调整能够顺应并符合这一发展趋势。

关键词：

劳动报酬、劳动合同的解除、经济补偿金标准、社会保险缴纳、女性劳动者权益

在劳动报酬争议中，最为典型的是克扣、拖欠工资或加班工资。有些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变相拒付加班工资，克扣、拖欠工资或擅自降低工资标准。这其中包括任意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等变相拒付工资的手段。劳动部《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中规定：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需由企业写出申请报告并填写申请表进行报批；对不符合规定和未经批准而擅自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企业，应坚决予以纠正，对情节严重的，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处理或处罚。

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引发的争议几乎占了全部劳动争议的50％。有些单位无视解除职工劳动合同应具备的法定条件和程序，结果侵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规定，对于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而言，如果是在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比如不能胜任工作，单位有权随时解除劳动合同；而在合同期内，即使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单位也不能直接解除合同，而应该先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或者换岗，经培训或换岗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才能解除劳动合同，而且也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中规定：劳动者不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①。

解除劳动合同支付补偿金的计算标准，也是引发劳动争议的一大原因。按照有关规定，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应当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前劳动者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性收入来计算（如果该计算结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以最低工资标准计算）。而工资性收入应当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 ① 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1994年12月3日颁布，第五条

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中规定：（1）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额的百分之五十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2）经济补偿金的工资计算标准是指企业正常生产情况下劳动者解除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②。

虽然目前拒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已经相对少了，但有的用人单位仍采取一些隐蔽的手法或看似合法的手段，来降低社会保险费的缴费标准、减少缴纳期限，从而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关劳动监察执法队应确立对劳动保险缴纳非正常单位加强检查力度及加强执法力度，从而保护劳动者。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合法权益经常遭受侵害。法律对女职工的保护有特殊的规定，她们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解除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劳动合同的法定限制条件很多，一般来说，三年内女职工没有违纪、违法行为等个人过失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或终止合同。即使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但如果这时女职工正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顺延到三年结束。

为此，我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和谐劳动关系的三个基本观点，抛砖引玉。

一 利益平衡、倾斜立法

②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1994年12月3日颁布，第五条

这一观点是针对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提出的。劳动关系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的特征，又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性质。上述特征决定了劳动关系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但是其实质却是用人单位天然的强者地位和劳动者的弱者身份。因而劳动关系调整并不能将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简单地看作平等的主体，而是必须通过倾斜立法使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达到平衡。我认为，现行劳动关系调整中存在的问题是无法摆正利益平衡与倾斜立法之间的关系。

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确立了“保护劳动者”的原则，为我国的劳动关系调整定下了基调。各地在《劳动法》以及劳动部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纷纷推出高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法规，例如扩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放宽医疗期的长度、限制劳动关系的解除条件等等。这些规定使法律的天平更加倾向于劳动者一方。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这些超过国家标准的部分逐步显现出其不合理，法律天平不再平衡了。因而在本世纪初，各地掀起了新一轮地方立法的浪潮来消除这种不平衡。而各地显然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思路。例如，北京市政府注重保护劳动者的人身关系，强化劳动关系的人身依附性，限制企业对劳动关系的随意解除；上海市尽力降低劳动关系的人身依附性，允许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企业解除合同时，上海市通过提高经济补偿金和医疗补助费的标准，注重从财产关系上补偿劳动者，以达到调整劳动关系的目的。上述立法体现了对“利益平衡、倾斜立法”的两种不同理解。

我认为，利益平衡是原则，而倾斜立法是手段，而不应该本末倒置。实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而倾斜立法是必须采用的手段，但倾斜立法应当适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应当具有鲜明的 平等性和灵活性，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不应体现为努力给劳动者提供一个“铁饭碗”。过分的倾斜只能使劳动关系僵化，劳动力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减弱，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下降；过分倾斜保护只能造成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失衡，反而是劳动关系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是许多高于国家标准的规定难以落实的原因。相比之下，上海的劳动合同立法无疑更能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劳动关系的特征。

二平等保护、消除歧视

这一观点是针对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一方的差别待遇而提出的。根据我国《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所有的劳动者都应当平等的适用劳动法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劳动者不能得到平等保护，受到各种歧视待遇。我依据歧视产生的原因和出现的范围，将目前中国存在的就业歧视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制度性歧视，一类是非制度性歧视。

制度性歧视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劳动关系调整方法和劳动立法多是基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劳动关系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也就是所谓的体制内的职工；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确立，大量的体制外职工出现了，如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以及大量涌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企业为了降低这部分员工的用工成本，对其实行差别待遇。后来各地还制定了许多针对这些体制外职工的规定，从而固化了这种制度性歧视。我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低工资、高福利”的政策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需要，应当将那些“比例过高、难以实现”的劳动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形成一个企业可以普遍接受的、统一的标准，这样企业就没有必要再区分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职工，对劳动者一视同仁了。

相对制度性歧视而言，非制度性歧视的范围更广，不仅出现在体制外职工中，也存在于原来的体制内职工中，其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年龄歧视、身高歧视、血型歧视、姓氏歧视、容貌歧视、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教养人员的歧视、性别歧视、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等等，举不胜举。这些歧视现象的产生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密不可分，我认为亟待解决的是我国反歧视立法的缺失。我国《宪法》和《劳动法》中针对就业歧视的条款过于原则，并且缺少司法救济的途径，使得我国现有的反歧视规定形同虚设。我认为，就业歧视是中国的构筑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障碍之一，对于非制度性歧视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尤其是立法部门应当加紧制定反就业歧视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详细规定就业歧视的界定、种类、法律责任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成立类似美国就业平等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专门负责公平就业方面的管理，并且可以代表受歧视的劳动者提出公益诉讼。

三 三方协商、多方协调

这一观点是针对劳动关系的核心主体及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劳动关系的核心主体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而其他主体则涉及集体劳动关系、劳动行政关系、劳动争议处理关系中的众多主体，如工会、劳动监察、仲裁、法院等。

目前劳动关系调节的重要方式是三方协商机制。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的《一九七六年（国际劳工标准）三方协商公约》肯定了雇主和工人建立自由、独立组织的权利，并要求采取措施，促进国家一级的政府当局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的有效协商，要求“建立三方机制促进履行国际劳工标准”。以三方协商机制的形式解决劳动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利于兼顾国家、雇主和劳动者三方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三方协商作为一个原则，已经被绝大多数实行市 场经济的国家所接受并具体实施。我国2001年修改后的《工会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建立劳动关系的三方协商机制③。

从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劳动关系呈现出多层次性、复杂性，涉及多方主体，牵扯多方利益。大量传统体制外的劳动者（包括下岗、协保、外来民工等）始终不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如大量通过劳务输出方式到外地打工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地依赖劳务公司在劳动关系中的协调作用；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由于没有正式的用人单位也无法纳入传统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之中。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仅仅依靠三方协商机制无法解决新形势下全部劳动关系问题，因此构建多层次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就显得极为必要。尤其是我国的国情和体制与发达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协调机制”不应限于“三方”，我们应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多方协调机制”。

多方协调机制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三方，更应该包括企业、监察、仲裁、法院等与劳动关系协调相关的各个部门。多方协调机制与三方协商机制不仅仅体现在主体的范围上，更体现在“协调”与“协商”的区别上。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作用的原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三方协商机制可以体现为政府、企业、雇主组织共同组成的联席会议，相互沟通、达成一致，其中政府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而劳动关系多方协调机制更多地体现为与劳动关系调节有关的各方主体各司其职、恪尽职守、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在劳动关系协调的各个阶段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劳动关系的多方协调机制可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前者是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一道防线”，此时劳动争议还处于“隐形状态”，很多劳动争议应在这一 ③ 张荣芳 王桦宇：《劳动关系中的“三方机制”研究》，2009年7月13日，第三节。

阶段被消化掉，其中包括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协调以及工会和雇主组织的协调；后者是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二道防线”，也是劳动争议经第一道防线过滤后浮出水面的解决机制，包括劳动监察、仲裁、法院等各个部门。只有内外并举，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职能，才能使劳动关系更加和谐④。

我认为在以下方面建立、健全相关机制，积极推动创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一）健全劳动合同管理体系。全面落实劳动合同签订登记、变更、解除、终止预报等五项管理制度，实现规范化、制度化。

（二）健全劳动争议处理体系。在部分企业和行业协会设立了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有力地把大量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通过“快立”、“快审”、“快结”制度，大幅提高办案质量和案件办结率。

（三）健全劳动监察体系。一是大力开展各项劳动监察专项行动；是完善欠薪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落实周转金；在各区、街道设立劳动保障兼职监察员，加强监察员队伍建设。

（四）尽快完善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使各类企业都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已于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但《劳动合同法》却没有充分关注性别平等议题，希望在《劳动合同法》中纳入性别平等议题，并将之体现在相关条款中。

④刘国臣：《关于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研究》，2008年7月27日，第四节。

＜参考文献＞

１、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1日出版、版次1。

２、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1日1日、版次2；

３、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研究中心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黎建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辅导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7月1日、版次1；

４、郑淑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适用指南》，中国人事出版社社出版、2007年7月1日、版次1；

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条文释义与案例精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2007年6月1日、版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