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邓侠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一篇：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邓侠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邓侠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传时间:2008-4-

21诉讼调解在化解纠纷方面具有判决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备受重视。目前虽然通过减半收取诉讼费、将调解率作为法官考核标准之一等手段以鼓励法官和当事人调解结案，但实践中采用调解方式结案的为数不多，笔者试图结合审判实践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一、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

将诉讼调解制度纳入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初衷，是因为调解在化解社会冲突方面，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易使当事人服判息讼，便于义务的履行。然而，随着诉讼调解制度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很好统一的功能被越来越多的司法者引起重视，采取诸如调解结案的法院减半收取诉讼费，将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年终考核、晋升的标准之一等措施以使当事人和法官着重调解纠纷，但现实是残酷的，法院的调解率并没能随着这些激励措施的实施而上升，反而有逐年下降趋势，而且，调解后反悔和不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的现象亦时有发生。究其原因，笔者试图结合审判实践对此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当事人主观排斥调解

1．自愿原则在诉讼调解中难以真正实现

调解指的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通过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交换或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从而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的场面。①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调解和判决是解决纠纷的两种不同方式，而诉讼内调解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且一般是主审法官或同一合议庭。这就使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调解者和判决者。法官在调解中虽是中立的第三者，但由于在其背后有潜在的国家强制力，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法官作为调解者与一般的民间调解者大不相同。而纠纷的最终解决方式是判决。目前，案件的合议程序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使得我国的庭审合议制度实际上许多是流于形式，合议庭的其他法官实践中只是出庭参加陪审，对于审理结果往往并不真正关心，这就决定了主审法官在判决中的主导地位。而法官作为调解者和判决者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官在调审结合的模式中要想真正把握自己的身份是相当困难的，为了使固执于自己主张的当事人作出妥协，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从调解人滑向裁判者„„或明或暗的强制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②因此，在具有潜在国家强制力量的调解中，当事人总是权衡调解与即将判决这两种结果，若不选择调解，可能会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结果，再加上作为当局者的有些当事人看不清形势，此时法官对案件形势的洞察与分析会影响当事人对案件结果的预期，因此，选择妥协与让步是明智的，而此时决定调解本质的“合意”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合意”，甚至沦为“恣意”，体现调解根本的自愿原则就会扭曲和虚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当事人在调解后反悔和不履行调解确定义务的情况了。

2．诉讼调解申诉程序难以启动使当事人不愿调解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调解和判决是解决纠纷的两种并行的方法，调解贯穿于诉讼的整个过程。和判决相比，调解程序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它在诉讼过程中可以随时启动。尽管我们期待坚持公正标准，但调解过程比起我们习惯的民事诉讼还是有一种更大流动性和非正式 1

性特征。③任意性的调解过程难以保证公正的结果。这是因为，和判决相比，调解权的行使缺乏监督，实践中调解是在主审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双方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从而化干戈为玉帛。虽然调解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但调解不同于审判，调解需要当事人相互理解，若以公开的形式进行调解，允许群众旁听，那么当事人就可能碍于情面不肯作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达成调解协议。此外，在审判方式改革中，虽然要求调解要“面对面”进行，但实践中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面对面地协商，调解的成功率很低，主审法官往往选择“背对背”方式，即在庭前、庭中休庭后或庭后进行，由主审法官分别找当事人谈话，通过沟通，最后达成共识。这种方式虽然容易调解成功，但由于调解过程缺乏透明和监督，使得当事人对法官的中立性产生怀疑。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可以申请再审，经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但是再审的条件限制太多，使得发生再审比直接上诉艰难很多。因此，调解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在调解不成或法官意愿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容易促使法官情绪化地作出报复性裁判，在个案上为法官办理人情案、关系案创造了条件，法官在事实和证据对一方当事人不利时，可想方设法比如采取劝说、引诱、施压等方式去促成调解，为一方当事人谋取不当利益，这就不难理解深受当前这个“熟人社会”之苦的当事人对司法公正性缺乏应有的信任与尊重。

而对判决而言，程序的严密性和合理性保证了审理和判决的公正性和可信赖性。④判决虽然不能完全保证案件结果的公正，但由于在一审判决之后，如果当事人不服，还可以向上级法院请求上诉和再审，这就使得当事人具有比在调解中拥有更多的权利救济方式。而且，由于法律的不确定性，导致当事人对诉讼的期待过高，对起诉和调解的成本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而理性是调解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之一，当事人理性程度越低，法院促成双方和解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当事人两相比较，往往宁愿选择耗时较长、程序规范的判决而非调解。

3．调解书的事实认定影响日后的权利救济

实践中，大量的调解都是在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双方当事人在互相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化干戈为玉帛。而这种让步实质上就是让出部分实体权利，一般情况下是原告让出部分实体权利以换取对方自动履行义务。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实际上是原告妥协的结果。根据民事诉讼法，调解书须写明法院查明的事实，而事实上，双方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而作出的妥协与让步，与经过判决所作的案件事实是有出入的，加之有些案件的案情难以或无法查清，这就使得法官不得不作技术上的处理，这样作出的“模糊法律产品”，若作为日后的证据适用，对原告当事人是极为不利的。加之调解书的申诉程序难以启动，这就更使得当事人更不愿选择调解。

（二）法官自身的因素

诉讼调解不仅需要调解员具有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权威、熟 道德情理。而近年来，随着大量受过法学教育的高校毕业生进入法院，法官队伍尤其是一线审判力量不断专业化、年轻化。这些法官往往对法律的规则及程序有着清楚的学理认识，更关注法律的技术性，而且受现代西方司法理念的影响，追求较为理想化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因此，他们一方面对调解持怀疑态度，认为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而调解弱化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对调解工作不够重视，另一方面，限于年龄、知识结构和经历、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缺乏调解的经验和技巧。

另外，有些法官对调解工作有功利性倾向，他们把调解当作回避办案风险的手段，对案件处理把握得准的案件，不愿花时间去做调解工作，遇到把握不准的才想方设法进行调解。而且，调解需要主审法官付出更多的代价，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需要法官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心血，这也要求法官有良好的个人素质。

（三）立法、制度上的原因

1.审限对调解的影响。

现行审判方式实施后，随着法院“大立案”、立审分离、统一送达、排期开庭、强化庭审功能、强调当庭宣判率和结案率、狠抓审限等措施的实行，主审法官自主支配调解时间和把握调解时机的空间有限。由于庭审的激烈对抗性特点和时间的限制，当事人在庭审中很难达成调解协议，因此，调解一般在庭审后进行。而一次调解成功的可能性却不大，往往需要多次反复，耗时费力。在目前大部分法院信息系统没有设置申请和解以及延长调解期间扣除审限的情况下，承办人在大多数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并不复杂的情况下，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成本则较之于调解要低得多，因此他们选择宁愿选择判决而非调解。

2.“事清责明”原则限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事清责明原则是指法院在给当事人双方居中调解案件时，促成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必须建立在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事清责明原则本质上应该是对判决的要求。调解和判决虽都是解决纠纷的方式，但调解本身具有“案结事了、彻底解决纠纷”的特点而一直备受我国广大群众接受，其与判决具有的“实现权利保障、解决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是不同的。要求在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调解，不仅容易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而且缺乏实际操作性，因为实践中好多纠纷是无法或难以查明案情的，而当事人双方又同意调解。该原则既违反了当事人可以合法自主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原则，限制了调解协议的空间，同时也不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且是阻碍调解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出路

在当前诉讼爆炸的时代，各级法院将诉讼调解提为重要日程，如芜湖法院设置了调解能手以鼓励法官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并将调解率作为法官考核的标准之一。但正如前所述，由于当事人和法官及当前法律制度的博弈，诉讼调解在实践中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针对此种情况，笔者以为，解决目前诉讼调解制度的出路就是在坚持自愿调解原则基础上，将审判主体与调解主体相分离，并完善相应的立法和制度。

（一）坚持自愿调解原则

调解在本质上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一种自主处分，因此，当事人是否自愿将影响调解的最终目的—彻底解决纠纷能否最终实现。自愿原则作为诉讼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指法院在处理案件时，是否采用调解方式，采用何种调解方式，是否能够达成调解协议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均应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或欺骗当事人进行调解或达成调解协议。

近年来，随着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医疗纠纷问题、农民工工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问

题、商品房买卖和物业管理纠纷等群体性纠纷的大量涌现，通过最后的救济方式法院裁判来解决，已彰显出诉讼不能彻底解决社会纠纷的矛盾。而诉讼调解则能最好地发挥判决所不具有的作用，其能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因此，诉讼调解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司法系统的重视。

在目前有关对诉讼调解的呼声日高的情况下，笔者以为，法院在强化调解意识和调解功能的同时，不能依赖调解，一定要严格坚持“能调则调、该判则判”的原则。法官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当事人的意愿，能够适用调解的尽量调解结案；而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依法不能调解结案的，不得强行调解；调解开始后在法定期限内无法顺利达成协议的，严格依规定转入审判程序。法院既不应盲目追求“一步到庭”，忽视诉讼调解的作用，不顾办案效果而强审强判；也不应盲目追求调解结案率，勉强调解，当判不判。

（二）调解主体与审判主体分离

笔者以为，将调解主体与审判主体分离，是解决诉讼困境的唯一出路。首先，调解员若背后没有了潜在强制力的支持，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就不会因为惧怕得到更不利的判决结果而主观排斥调解。其次，有利于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大量的纠纷出现，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还未能真正建立，案多人少的局面已使现今的法院感觉压力太大，加上新的审判方式要求法院严格按照审限结案，而调解又费时费力，这无疑又加剧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与众多的纠纷之间的矛盾。而如果将审判主体与调解主体分离，可有效减缓审判法官的这种压力。因此，笔者试图以以下思路考虑调解主体与审判主体分离的实际操作。

首先，法院要考虑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特点，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并备有专门的人员调解民事和行政纠纷。这些专门人员应是法院聘请的退休法官、资深的律师、人民陪审员或调解经验丰富的在职法官等。借鉴国外经验，还可吸纳社会人员参与调解过程，如聘请专家、居（区）委会或德高望重的人员等。法院应将调解员名单列出以供当事人备查和选择。当事人可以从这些名单中选择一个或两个调解人成立调解小组。

其次，法院应制订相应的调解程序规则，规定案件的调解期限，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自动转入判决程序。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要求主审法官根据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经签收，就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调解员在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时，应建议双方约定不履行该协议的违约责任。一旦当事人之后不签收调解书，另一方当事人可据此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然该责任的承担不影响法官对该案的最终判决。当事人若不在调解协议中约定违约责任，在签订调解书前发生反悔的，如果查明没有正当理由，法官在最后作出判决时，应判决反悔方向对方支付因调解而付出的合理的成本。

第三，调解机构在调解案件时，只要当事人双方合意，可以不在分清是非基础上进行。当事人在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及不伤和气的心态，对事实不再调查，对责任不再追究，无论在何种程度上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都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因此，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不应构成调解的前提，由法院分清是非也无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加上有些案件的案情很难或无法查清，而且受中国“和为贵”传统思潮的影响，当事人选择诉讼调解就是不想在法庭上严重对峙，因此，法院制作调解书时，仅应写根据现有证据予以证明和当事人共同认可的事实作为法院查明的事实，而对案情很难

或无法查清的，则可以征询双方当事人同意，对案件事实不予认定。

第四，建议将调解时间排除在审限之外。目前我国很多法院信息系统并未将调解时间排除在审限之外，这也使得一些当调能调的案件，由于法官限于审限的控制，而不得不选择判决。为追求司法效率和司法正义，防止法院积压案件，将案件排期并严控审判流程和审理期限，这是现代司法追求效率和正义的必然结果。然而，调解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将调解时间计入审限，这必然影响法官对调解的主观态度。鉴于此，笔者建议应将调解时间排除在审限之外。

注释：

①棚濑考研（日）：《纠纷的解决与审判机制》．王亚新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②李洁：《民事审判中的调市分离》，《法学评论》．1996年第4期第62页。③戈尔丁（美）：《法律哲学》．齐海滨泽．三联书店．1987年第 223页。④王建勋：《关于调解制度的思考》．《法商研究》1996年第 6期第77页。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篇：论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困境与出路(修改稿)

论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困境与出路

（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何金林 浙江杭州）

摘要：对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是确保法律援助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也是落实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中政府责任的基本措施。经验证明，一项良好制度的运作如没有与其协调发展的经费保障，那么该制度的生命力将不会旺盛。因此，法律援助制度要得以充分实施，就必须有强大的经费保障，否则将难以充分发挥其确保司法公正的作用。文章分析了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现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对我国法律援助经费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完善对策

引言

法律援助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理念的重要手段。我国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经说过：“物质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司法正义的获得，不能有先后之别。”法律不是社会的奢侈品，正义不应当迟到或者大费周章之后才能获得。为了避免正义的迟到，有必要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的“直通快车”；为了减少获得正义的曲折过程，也有必要为弱势群体提供“一门式”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济。[1]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从产生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多个春秋。据统计，2010年，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26763件，同比增长13.4%。其中，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269920件，同比增长14.9%；受援人总数达到819953人次，同比增长11.3%。法律援助工作在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仍然是当前实施法律援助工作的“瓶颈”。当前，如何有效解决法律援助经费不足，走出经费制约的困境，是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法律援助经费概述

（一）法律援助经费的概念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经济困难的公民可以依照条例的规定，获得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因此，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政府为帮助受援人解决各种法律纠纷而支出的法律服务费用。从狭义上讲，法律援助经费主要包括咨询费、代理费、刑事辩护费等支出。但是，法律援助机构在核定咨询费、代理费、刑事辩护费等费用标准时，应当充分考虑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调查取证费、差旅费、文印费、交通费、通讯费以及案件承办人员所花费的办案时间等其他费用。

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建制还不完备，全国多数地方政府仅仅是象征性地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有些地方政府虽然明确发文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但是只有机构设立而没有专门编制配备的情况广泛存在。很多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都依靠司法局内部调剂，再加上司法行政部门的司法职能并没有及时加以调整和减少，而目前的日常开支是按“人头”下拨的，所以无论在“人员上”还是在“经费上”都给司法行政部门带来了无形的压力。这种现象在基层尤为突出。上述情形导致了全国各地出现了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用于机构日常行政开支的非正常现象。如《浙江省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法律援助经费用于下列开支：

（一）承办法律援助业务；

（二）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教育培训、调研工作；

（三）表彰奖励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四）法律援助的其他必要开支”。我们认为，该条规定的“宣传、教育培训、调研”等支出都不应该从法律援助业务经费中开支，而应该从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经费中开支。《浙江省司法厅关于法律援助和“12348”法律服务工作目标考核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更是明确规定了用于法律援助业务和行政开支的比例。《意见》第2条第10项规定：“专项经费必须确保受援人寻求法律援助所需。设区的市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补助的支出一般不低于经费总额的65%；县（市、区）市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补助的支出一般不低于经费总额的70%”。目前法律援助工作实施的困境并不在于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常运转，而在于用于法律援助业务的经费不足。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案件受理数量远远大于财政拨款额度，导致“僧多粥少”“寅吃卯粮”的困境。

同时，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也导致了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时获得的办 2 案补贴过低，办案补贴远远低于社会收费标准。虽然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每一个社会律师应尽的社会义务，但是过低的办案补贴也严重打击了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导致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偏低，受援人的法律权利并不能很好的得到维护。

（二）法律援助经费的意义 1.有利于体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提供和享有法律援助的法律关系，国家负有为社会的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责任），社会的贫、弱者享有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权利。法律援助的责任归属，决定着建立和实施这一制度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2]这正是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政府责任区别于社会慈善与道德责任的关键点。

在《法律援助条例》制定前，我们一直将法律援助定位为律师的一项社会义务，《律师法》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但是从法理上来说，法律援助应当是政府责任，而非律师责任。因为2003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所以说，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由于历史的、经济的等原因，将法律援助的责任完全落在政府的肩膀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现在所应做的是如何用最短时间完成“律师责任”向“政府责任”的过渡。目前存在的将政府责任转嫁为律师责任的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违背了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初衷，也不符合法律援助制度国家责任性的法律目的。各级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是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体现，是对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贯彻和落实。

2.有利于实现法律援助的立法意图

在法治国家，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没有经济能力的弱势群体也能获得法律上的平等和公正的审判权。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设立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必须有充足的经费才能够确保法律援助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如果法律援助经费无法得到保障，那么法律援助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3 木。因为，仅靠一副热心肠是掀不起轰轰烈烈的法律援助活动浪潮的。如果说给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那么不竭的经费投入就是启开法律援助这扇大门的支点。我国很多基层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而没有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中，导致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常常步履维艰。

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进入司法平等保护的机会，并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而非行政的手段保障这种平等的实现，是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3]因此，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有利于实现我国法律援助的立法意图，保障法律上的弱势群体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以实现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愿望。

3.有利于确保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

确保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是考量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我国，承担法律援助的一般是专职律师，但是“商人本质”的属性决定了社会律师对其承担的法律援助案件比较冷淡。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实施主要是依靠律师的“行侠仗义”。现实中，有的律师对待援助案件办案和自己代理的有偿服务案件的态度截然不同，有一种应付敷衍的情绪，特别是在刑事案件的辩护中，很多都是走过场，辩护只是个形式，办案的质量可想而知。

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可以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案件质量，使得法律援助制度真正落到实处。西方国家为了实行法律援助每年不遗余力地投入大量经费，如英国作为法律援助制度发源地，其遵循一个基本理念：公民的权利保护不能受到经济发展的限制。从而决定了法律援助经费开支是英国政府唯一一项采取“上不封顶”的开放式预算，即法律援助经费开支可以突破预算，实报实销，以至于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速度曾一度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二、国外及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经费制度

（一）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因为严格恪守“责任政府”的理念，所以法律援助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家财政。只是近年来才开始有一小部分资金来自受援人的分担费用与法律援助案件胜诉后由委员会从败诉方收取的法律费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英国对于法律援助资金一直实行上不封顶的开放式财政预算，不为法律援助资金需求设定上限。依据专款专用的原则，在英国，法律援助经费和日常行政办公经费是分开拨付的。根据《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规定，每年司法部长需要履行其法定职责，向法律服务委员会拨付其认为适当数额的法律援助经费，以支持法律服务委员会履行其与民事法律服务及刑事辩护服务有关的职能，并向法律服务委员会支付日常行政办公费用，以满足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开展日常管理工作的需要。每年法律服务委员会的经费预算都要纳入司法部的部门预算，并以直接拨款方式拨付给法律服务委员会管理使用。英国对法律援助的重视程度从近年来不断攀升的法律援助经费数据即可得知。据统计，1998年法律援助费用约为14.26亿英镑，1999年16.5亿英镑，2000年20.85亿英镑，2009年26.02亿英镑。资金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同期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在过去二十五年里，英国法律援助已成为全国各类公共服务部门中增长最快的服务之一，每年法律援助经费开支的平均增长率达5.7%。可见，英国法律援助是世界上经费保障最充足的法律援助制度。

（二）美国

美国的法律援助分为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但是真正的刑事法律援助开始于1963年。这一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将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刑事诉讼中，被告享有获得律师辩护帮助的权利”解释为：“当被告人无力聘请律师时，州政府要有公共资金为其提供辩护律师”，这样才明确了刑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明确了资金来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才逐步确立下来。美国50个州的刑事法律援助经费的情况是：22个州政府100％出资；6个州出资75—100％；3个州政府出资50％；18个州由县政府出资；2个州政府不出资。同时，一些州建立专门委员会对法律援助进行监督，以保障法律援助的高效、协调与经费开支合理。在22个全额拨款的州中，有14个州建立了监督机制；6个出资75—100%的州中有3个建立了监督机制。

[4] 美国的民事法律援助最早出现于1876年的纽约。当时纽约德国移民协会建立了一个保护德国移民的组织，给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但是早期的民事法律援助只是律师自愿的慈善或者说道义行为，只存在于一些大城市。1974年，《法律服务公司法》通过，法律服务公司正式设立。1975年法律服务公司得到政府拨款，按照各州贫困人口数向各州分配法律援助资金，正式运作。国会每年都直 5 接拨款给法律服务公司，公司再向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拨款。在全国所有的民事法律援助资金中，法律服务公司提供的资金占80 %多；《社会保障法》等的联邦资助占了8%；律师协会和各种信托基金（IOLTA）的利息为法律援助提供了约1.6%；州和当地政府资助近1%。

（三）日本

日本是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比较早的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日本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分为民事（包括行政）和刑事两大类。民事法律援助由民事法律扶助法规定；刑事法律援助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主要是国选辩护人制度。2004年以前，法律援助经费不全由政府出资，其主要经费来源之一是日本律师联合会。2004年《总合法律支援法》制订后，日本立法确定了司法支援中心的运作经费全部由国库补助。因此，直到21世纪初，日本才正式确认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应担负的义务。

根据《总合法律支援法》的规定，司法支援中心的资本金全部由政府出资。政府、地方公共团体之外的其他人不得向司法支援中心出资①。司法支援中心应于每个事业制作借贷对照表、损益计算书、有关利益处分或损失处理的文件，以及其他法务省命令确定的文件及其附属明细书（以下称“财务诸表”），并于该事业终了后三个月内向法务大臣提出并获得其承认。法务大臣在根据该规定承认财务诸表时，应事先听取评价委员会的意见。司法支援中心在获得上述承认时，应毫不迟疑地在官方报纸上公示财务诸表，且将财务诸表及第二款的事业报告书、决算报告书和记载监事及会计监查人意见的书面材料备置于各事务所内，在法务省命令规定的期间供一般性阅览。对于各项核算，遇有每事业、损益计算中发生利益的，在补偿前事业遗留损失后仍有剩余时，般应将该剩余金额定为公积金；遇有每事业、损益计算中发生损失的，在从公积金中扣除相应金额后仍不足以弥补时，一般应将该差额定为遗留亏损金。

日本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主要是两个渠道：一是由国家财政拨款，这是经费的主要来源。由协会每年向法务省提出预算，经法务省审查批准后，列入国家财政支出计划。二是社会损赠，这部分经费来源较少。

（三）香港

①②

② 《总合法律支援法》第17条。

《总合法律支援法》第44条、第45条。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制度由其《法律援助条例》加以规范，其中规定，法律援助署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额拨款资助，以支付审查申请及进行诉讼的法律援助费用、员工酬薪及部门支出等三部分开支。在上述拨款中，法律援助费用的拨款没有财政限制，不受立法会财政预算案的限制。而且，如预算资金不能满足当年的法律援助资金需求，法援署可向政府申请追加拨款，以确保法律援助署在提供法律援助时，不会因财政限制而受到不利影响。也就是说，法律援助署在执行普通援助计划时，不受立法局财政预算案的限制。据统计，2000—2001，香港地区法律援助经费开支达到8.83亿港币，加上政府拨给当值律师服务计划的0.99亿港币，政府投入总数为9.82亿港币，占当我国香港政府总财政支出的0.45%。[5] 2007—2008，香港法律援助经费7.22亿港元，人均约100元。这种高额政府财政投入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也是少有的，充分表明了香港政府对法律援助活动的重视和对法律援助署工作的肯定。

除了政府拨款，法律援助计划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法律援助费用的分担制度。在财政收入上虽然超过了普通法律援助计划所规定的上限,但仍没有足够能力负担聘请私人执业律师进行诉讼所需高昂费用的人士可以申请辅助计划，凡申请辅助计划所提供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必须在申请时交纳登记费1000港元，如果申请失败,此款项不予退还。如果申请人获得了辅助计划所提供的法律援助，则须再交纳1000港元。当申请人获得法律援助后，其进行的诉讼最终归于失败，他必须支付的费用只限于上述已支付的2000港元。如果申请人胜诉，则须将获得的赔偿额中的15%拨入法律援助辅助基金内，以协助其它受援人在日后进行的诉讼。[6] 因此，香港的法律援助经费大部分是来自政府拨款，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社会的捐助，另外就是法律援助辅助基金。

三、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困境

2008年9月，国务院批准司法部成立法律援助工作司，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律援助管理机构纳入司法行政机关序列，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司法部还专门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促进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各地制定 实施了“三项标准”，即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法律援助事项补充范围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权益保障事项逐步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经费，或者数量很少，无法满足经济困难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要[7]。现阶段，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法律援助经费人均经费过低。人均经费过低是实施法律援助遇到的最大问题。2009年的全国人均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为0.56元。资料显示，青海省2010年的法律援助人均经费是省级0.4元、州（地、市）县级0.5元；宁夏回族自治区2010年的法律援助人均经费接近1元。四川省2010年的法律援助人均经费不足1元。全国多个省市区的法律援助经费都徘徊在1元上下。以2008年为例，我国财政拨款102亿元用于全国各地诉讼和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而美国当年除了刑事法律援助由政府全部出资外，联邦政府出资6亿美元用于民事法律援助；英国人均民事法律援助为32美元，美国人均民事法律援助为2.25美元，而我国人均法律援助资金总量不足0.2元。尽管两年来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在逐年增加，但日前人均法律援助资金仍然小到0.3元。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严重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过低人均法律援助经费导致了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无法受理大量的符合援助条件的案件，只好将部分案件拖到下一再行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引发部分困难群体对国家法律援助这一制度产生怀疑。

第二、法律援助经费增长额不固定。从历年全国办案经费的增长情况来看，《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前一年，即2002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8444.33万元，2003年达到了16456.84万元，2009年达到75760.37万元（见图一）。[8] 图一：2002—2009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情况

75760.378000068349.***33.***9.784000028052.324577.443000016456.84200008444.******0720082009 数据显示，2003年比2002年增长94.89%，是历年增长最大的一次，究其原因，主要是在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经费问题得到了响应的重视。2003年以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2004年比2003年增长了49.34%，2005年增长了14.14%，2006年增长了32.0%，2007年迎来第二个增长高峰，达到41.87%，此后又开始放缓，2008年增长为30.11%，而2008年共批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为546859件，比2007年增长30.2%。[9]到了2009年则只剩下10.84%，而2009年全国法律援助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案件641065件，提供法律咨询4849849

[10]人次，分别比2008年同期增长17.2%和12.2%。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跟不上案件数量的增长速度。从数据可知，我国法律援助经费增长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随意性很大，不利于法律援助事业长远规划与发展。

第三、法律援助经费主要靠财政拨款。2002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8444.3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7804.61万元，2003年达到了16456.8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5211.66万元，2009年达到75760.3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74875.03万元（见图二）。

图二：财政拨款占法律援助经费总额比例示意图

************0020000100000

数据显示，财政拨款占了整个法律援助经费的绝大部分，2003年至2009年的8年里，所占比重最大的是2009年，达到98.83%，所占比重最小的是2004年，也达到了88.34%，其余年份，均在90%以上。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是财政拨款，经费来源十分单一，这也间接造成了法律援助经费增长缓慢。

第三、法律援助经费地区分布不平衡。在政府财政拨款方面，全国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当地政府有财力承担较多的法律援助经费，而群众需要法律援助的反而相对较少；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政府无力承担过多的法律援助经费，而这些地区偏偏又是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反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援助资金。2009年，在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中，同级财政拨款额为62937.41万元，占整个法律援助经费财政拨款总额的82.2%，同级财政拨款最多的省份是广东省，拨款额达到7322.94万元，其次是山东省（4296.04万元）、江苏省（4084.94万元）、浙江省（3769.89万元）、河南省（3392.01万元）。同级财政拨款额超过2000万元的省份还有上海、四川、辽宁、重庆、湖南、湖北、福建等。[11]广东、江苏、浙江、河南四省同级财政拨款达到15542.88万元，占全国法律援助同级财政拨款总额的24.7%。

同时，法律援助经费在省、地市、县三级分配也不平衡。2009年法律援助县级平均财政拨款额为13.61万元，地市级平均为45.47万元，省级平均为197.94万元，县级为省级的6.88%，地市级为省级的22.97%，而恰恰是县、地市两级承担着绝大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与法律援助咨询的开展工作。

四、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出路

虽然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走过了十多个春秋，但经费不足依旧是目前存在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全国30多个省的法律援助机构共得到政府拨款经费5541.23万元；2002年，全国共有法律援助经费8444.33万元，其中政府拨款7804.61万元。由于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建制不完善，导致办公经费和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混同使用，所以某些地区如果扣除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工资福利、办公经费等之外，政府拨款的经费真正用在办案补贴上的很少。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解决法律援助经费的出路在于尽快确立法律援助经费的拨付标准和经费保障方法，同时，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先行试点受援人费用分担制度。

（一）急需解决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方法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国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还明确了法律援助经费是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模式。但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法律援助最低资金保障制度，许多地区法律援助经费也没有纳入当地政府财政预算，在全国已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29个省中，仅有12个省有专项拨款。出现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问题没有得到切实解决。

我们认为，解决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方法有三种。一是采取英国式的标准，即每年按照我国各地GDP总量的一定比例拨付到法律援助经费专用账户。经费拨付到专用账户后，必须只进不出，滚动使用，以确保专用账户内的法律援助经费充足；二是采用“人头”式标准，即以当地政府所辖区域的人口总数为基数，按照人均法律援助经费来核定财政的拨款数，并一次性打入专用账户。经费拨付到专用账户后，也必须做到只进不出，滚动使用。必须注意的是，计算当地人口总数的时候，应当将外来流动人口计算在内。三是采用实报实销标准，即对于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没有上限标准，办结多少案件，需要多少援助经费，政府就报销多少。

由于受地区经济差异较大，法律援助制度不够成熟，流动人口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内还难以准确统计，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援助经费拨付专用账户后“只进不出、滚动使用”的经费管理模式还难以实行。因此，英国式标准不适合发展中的中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要求（当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较为成熟时尚可考虑）；而“人头”式标准始终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管哪种方面的经费需要）。所以目前较为可行的做法是采用实报实销式，即法律援助机构当年办结多少援助案件，需要多少援助经费，政府就给多少经费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模式。

（二）亟待确立法律援助经费的拨付标准

当前，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经费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援助经费的标准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即政府依据哪种标准来进行财政拨款是最合适的方法还没有确立。目前较为通行的做法是成本理念。如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办案补贴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会造成不重视的地区办案补贴多年来都是一成不变，重视的地区，若干年后再增加一二百元。暂且不说这种标准确定的办案补贴高低的问题，关键是所谓的成本谁来核定？按照什么标准来核定？事实上，这个成本没人核定，也没有依据来核定，完全是人为的自由心定，没有事实依据。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解决举步维艰。

我们认为，从我国的实情出发，以社会律师的收费标准来衡量法律援助业务的付费标准不失为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即按照当地法律服务收费标准来确定相应的法律援助业务付费标准。主张这一标准的依据是：一是法律服务收标准具有地方性，可以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异较大问题；二是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具有核定依据即以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充分考虑当地人均收入和支出；三是法律服务收费标准是在物价、业务主管部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出炉的，具有可行性；四是法律援助政府责任的经济体现应该是政府花钱购买法律服务，当然要以市场化的法律服务收费标准来衡量。

（三）逐步试点受援人费用分担制度

法律援助受援人费用分担制度，是指通过受援人预缴或申请事项胜诉获赔后，按照规定分担一定比例法律援助费用的制度。受援人预缴的费用一般不超过该项申请法律服务费的10%，不论该案成败，一律不予退还。案件胜诉获赔应分担费用的标准一般不超过获赔总额的1%，而且应事先设定起征基数。这样做既是对政府经费的一种补充，同时也是对申请人随意申请法律援助的约束，更是对法律援助条例没有限制性规定的一种弥补。

在国外，推行受援人费用分担制度的国家中，受援人分担的份额，一般要视其从诉讼中获得的收益是多少而定。在多数国家中，这类费用通常不到法律援助总开支的1%。因而，对胜诉的受援人来说，从胜诉所获中拿出很小的一部分来补偿法律援助的经费开支，对其来说，完全有能力承担，而且对其经济状况影响不大，因而是可行的。对于败诉的受援人则不予分担这部分费用。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可以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先行试验受援人费用分担制度。进而为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做好经验总结，为法律援助条例的修改做好准备。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是法律援助经费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一个从律师行业的义务责任到政府完全责任的过渡期。同时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决定了很难用一种统一的标准来解决当前法律援助经费所遇到的难题。各地政府在考虑选择何种经费标准和保障模式时，需要从当地政府的财政实际出发来确定。我们相信，再经过十载春秋后，法律援助的责任一定能够真正的落到政府的“肩膀”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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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经济与法律系学生：张晶晶指导老师：王平生

摘要：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们把调解作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传统调解的种种弊端均基于此。本文从实体法、程序法以及调解原则的完善上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关键词：法院调解；不足；完善

Abstract：Court medi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n our common plead system.Furthermore,it is a concernful quomodo for raveling out the dissension of civil and commerce.For a long time,because of the consequence of planning economy system,mediation used to be one of the modes for law court to perform the jurisdiction.And all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mediation come from this.The article aim at the deficiency talking above and to table a proposal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our court mediation from noumenal law,procedural law and mediation principle.key words：mediation system of court;deficiency;improvement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法院调解占有着重要地位。在建国后至今的几十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司法实践中，其一直都是我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主导性运作方式，在国内被冠以“优良传统”的头衔；而在国外，更是被誉为“东方经验”。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现行法院调解制度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诸多弊端。

1.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界定

在我国，现今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与法院调解已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调解制度。

1.1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回顾

我国文化和社会关系结构特点，是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生命力的社会根据。早在周代，地方官吏中就有“调人”之设。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等哲学思想成为调解制度最为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设立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首创，一度成为西方国家争相学习、借鉴的“东方经验”。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经历了从以“调解为主，着重调解”到“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的历史变革。

1.2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特征

我国的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支持下，民事诉讼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后，终结诉讼程序的活动。调解与判决和仲裁不同，它对纠纷的解决在根本上是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同时，调解比仲裁和审判更具有经济性。

1.2.1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与法院调解的比较

（1）就效力而言。法院调解和行政调解都具有强制力；人民调解等调解方式的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能靠当事人的自觉履行。

（2）从调解范围来看。法院和行政调解具有法律规定的明确性；人民调解的范围除法律规定禁止调解的纠纷以外，一般均可调解。

（3）就性质方面来说。法院调解实际上是法院的一种职权行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都是诉讼外调解的一种形式。

（4）从调解中立方的地位上讲。法院调解的法官在调解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民调解等纠纷的双方与介入的第三方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1.2.2国外诉讼和解与我国法院调解的比较

法院调解制度与国外诉讼和解有颇多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或主要阶段）发生。其次，“两者都可通过某种途径获得类似判决的效力。”但是它们还有以下主要的区别：（1）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同。（2）在性质方面，法院调解是一种有国家司法公权力介入干预的诉讼活动；诉讼和解制度则完全是一种终止诉讼的个人行为，与国家的意志无关。（3）在调解适用原则方面。我国法院必须遵循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和合法的原则；而国外实行诉讼和解的国家则只是强调当事人自愿。（4）在调解的主体、调解效力方面也有所不同。[1]

2．我国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

通过上文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法院的弊端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结构上的，即我国具有典型的“调解型”审判模式；另一个方面是技术上的，即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在身份上的竞合。二者是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调解型”的程序结构反映了“纠纷解决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为调审合一的制度的安排提供了背景和契机；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的竞合则必然导致审判的萎缩和调解的扩张。具体表现如下：

2.1立法上的弊端——法院调解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2.1.1 “反悔权”规定上的缺陷

在我国，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合意的调解协议，其在实质上是一种合同，而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无条件的反悔权极大地破坏了其对纠纷双方的约束力。从表面上看，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好像是赋予了当事人更多的诉讼权利，然而却在无意中造成了对当事

人在处分权上的放纵。

2.1.2 缺乏处分原则的规定

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支配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准则。自由处分合法权利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法官也是人，而非神，是人就有滥用权力的天性，若缺乏“权利制约权力”的有效机制，则“强制调解”的一再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2.1.3诉讼程序的法定性与调解程序的任意性相冲突

合法原则应包括程序合法和实体合法两个方面。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仅抽象地规定了实体合法，而对程序合法则压根儿没有规定。法院调解虽然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并非表明其就没有自己独立的程序，不能因为它灵活、方便和简洁就否定法院调解在程序上的合法性。否则，法院调解就会被架空，成为走过场的摆设或者成为法院调解结案的牺牲品。

2.2司法实践上的弊端——审判实践中的缺陷

2.2.1强制调解与自愿原则的矛盾

在我国，法官在诉讼中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这就使得法官比诉讼外的其他调解者更容易获得调解成功，但同时又常常会使得调解中的自愿原则难以贯彻实施，使得调解协议的达成并非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这样，调解的自愿原则必然被扭曲或虚化。

2.2.2调解的让步息诉与权利保护目的相冲突

调解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公平性的调解，另一种是“让谅性”的调解。公平性调解只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实践中，大量的调解都是在法官的促成和组织下的让谅性调解。因此，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为代价的。我国诉讼法对调解实体合法性抽象的规定常常淡化了法官对纠纷本身严格依法解决的认识，所以，法院调解更注重的是实现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目标，却忽略了对诉讼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

2.2.3 “调审合一”的模式使法院调解走向极端

“调审合一”的模式使享有公权力的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有了在身份上的竞合，而这种竞合往往使法官在对待调解上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我们前文所讲的强制调解或变相强制调解。另一个则是使调解流于形式，即调解“形式主义”。前者是法官对调解的偏好所致，后者则因法官公权力的膨胀而起。

3.完善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几点构想

3.1 关于我国调解制度的讨论及观点

法院调解的改革是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焦点，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应该在现有的框架内进行。第二种观点认[2]

为，民事诉讼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程序制度，审判是它的核心内容。第三种观点认为，调解与审判分离后，对其性质应重新界定。第四种观点认为，法院改革的主导方向应是建立诉讼和解制度。通过思考，笔者认同第一种观点：改革加强论，即保持“调审合一”的制度。[4][3][2]

3.2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建议

3.2.1实体法上的完善——确立实体权利保障制度

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让步息诉牺牲部分权利以达到“合意调解”目的的往往是无辜的权利享有者，若负有履行义务的人无故拖延或拒不履行，将给权利人带来更大的损失，那么，权利人自然会对调解时所作出的让步感到后悔，而正是这种顾虑也打击了当事人进行调解的积极性。这就有必要规定允许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约定附条件、违约责任和提供担保等的关于民事责任的内容。其次，民法债权一章中规定的“不安抗辩权”亦有借鉴意义。

3.2.2程序法上的完善——建立调解员回避制度

我国的诉讼法都对回避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在调解程序中却无法很好地贯彻。事实上，参与调解的人员常常会受到原调解过程的影响甚至左右，在参与该案的审判时难免会把已有的主观感情色彩和心理定性带进审判中去。根据我国司法资源的现状，规定调解人员可以参与审理，但不能左右案件判决，这样一来，既有利于节省资源，符合现有国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遏止强制调解的发生。

3.2.3 调解原则上的完善——完善“自愿”原则，确立保密原则

当事人自愿调解是法院调解的本质性要求，自愿原则应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首先，禁止当事人之间采取不正当手段达成调解合意；禁止法官采取非法方法让当事人被迫接受调解。其次，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应明确告知当事人双方有申请调解也有拒绝调解的权利。再次，规定调解书生效后，对非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允许当事人在法定条件下有请求法院重新判决的权利。最后，健全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制度。

确立保密原则也是非常必要的。法官在调解时，为了了解事情的本原以促使双方达成合意，必然会掌握一些隐秘的信息，但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对当事人披露的信息应保持超然的态度，并支持双方当事人重新建立起信任以实现双赢的调解结果，否则，若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无法建立起信任，则调解也必然无法继续进行。

综上所述，法院调解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而创制的一种司法制度。笔者认为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并非全盘否定或对国外和解制度生搬硬套就能成功的。保持“调审合一”的原有模式，通过改革加强，给当事人提供高效、节约的解纷方式，不仅是实现国家设立法院调解制度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而且是维护当事人利益的现实需要。③ ①②

注释：

①调解协议既然是一种合同，那么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内容，就应该构成违约责任，承担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见《民法通则》第121、122条）

②债的担保指法律为保证特定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而特别规定的以第三人的信用或者以特定财产保障债务人履行债务，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制度。这是担保法上的规定，引用到法院调解中，义务履行人也可就质押自己的财产作为保证履行的担保。

③这种民事责任不是指调解协议约定的给付内容本身，而是指不履行协议约定的给付内容而承担的额外的民事责任。根据民法有关内容，这种责任一般有替代责任和加重责任两种。

参考文献：

[1]张娟.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A].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34.[2]江伟,王强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1,(5):77-82.[3]江伟.我国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460-463.[4]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34.

第四篇：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之困境与出路

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之困境与

出路(1)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困境/出路

内容提要: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存在所有者缺位、经营者腐败以及监管者越位等诸多问题。在对既有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变产权观念、建构信义义务体系与社会合作关系等三个建设性方案。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农村信用社（以下称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暴露出诸多缺陷，如所有者的缺位问题、经营者的腐败问题以及监管者的越位问题，且“病情”有愈加恶化之势。为此，学界围绕如何“查找病因、对症下药”展开了激烈讨论。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论者的路径依赖，他们大多基于制度本身的逻辑论证，而并没有对问题原因进行深度探究，因此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笔者认为，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制度化的安排，这种结构实际上包括表象化的制度本身与深层次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就表象来讲，制度本身也存在着消极一面，如因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产生的代理成本问题。但这是我们选择制度时所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而就深层次来看，制度设计则往往涉及到诸如产权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以及农信社作为一个法律主体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等。由此可知，如果仅依法律文本进行制度本身的逻辑推理，将远远无助于问题之解决。因此，我们需要慎重审视法律背后的“故事”，从制度设计层面进行深度反思。鉴于以上思考，我们有必要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追问：这种制度表面瑕疵有哪些，我们是否应该无功而返？基于视角转换，我们能否从这些复杂表象中洞察到问题之实质，进而取得制度背后之“真经”，这些“真经”是否具有“药到病除”之神效？

一、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之评介

（一）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

笔者翻阅手头资料，注意到，学者对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之研究已经相当全面和具体。有的以所有者缺位为进路着重其理论研究；有的以经营者激励问题为切入点强调其效率价值；也有的以监督体系失范为视角加以制度救济分析，等等。（注释1：比如，有的从产权理论角度来研究（陈耀芳著：《农村合作银行发展模式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XX年版）；有的以委托代理论为切入点，进行制度分析（范静，孙立城：《我国农村信用社委托代理关系的缺陷及治理对策》，《经济纵横》XX年，第2期）；有的从金融监管角度，强调机制的有效运行（马忠富（《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XX年版），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者的学术背景大多出于经济学领域。而我国法学界对此则基本处于缺席状态，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但囿于选材，笔者仅就具有代表性的几类方案提出来加以讨论。

1.关于所有者问题。（1）所有者缺位说。该说认为，所有者缺位或者产权虚置导因有两个：一是社员入股的被迫性；一是农信社被集体化。随着历史发展，进一步演化为产权主体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农信社“内部人控制”现象：即使管理人员属于农信社社员，但其通过拥有股权所获得的收入与内部人控制所获得的收入相差甚远。在外部监督机制软弱的情况下，他们必然采取倾向于实现其自身利益偏好的行为方式。因此，这种产权主体的缺位严重影响了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治理效率[1]（）。（2）股权结构设置缺陷说。该说从检讨合作原则出发，认为，当下农信社股权结构设置极不合理：自由原则使得农信社在出现风险时社员容易退股，无法与其形成利益共同体。实行一人一票制，社员入股金额较小，入股的积极性降低。因此，这种小股东不会去关心农信社的经营情况，更不会去积极监督农信社的经营者，从而形成了小股东“搭便车”、经营者独揽大权的内部人控制现象[2]（）。（3）股金功能异化说。该说从农信社股金本质出发，观察到股金存款化、贷款化现象，认为这是一种股金功能异化弊端，应该加以认真检讨：首先，存款化股金是一种既保息又分红的股金，因此，其本质为存款。但由于路径依赖，目前农信社股金存款化依然未见改观。其次，贷款化股金是指以贷款所获得资金入股。因为入股资金不是入股股东自己的资金，因此股东对股金运用效率关注不足，对经营者监督和激励的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大量股金是由贷款资金构成的，导致农信社贷款规模大幅度增加，贷款风险加大，给其他真实股东及农信社本身带来严重伤害[3]（）。（4）股金性质异化说。该说从股金性质出发，检讨其异化所导致的危害。当下“增资扩股”措施使得农信社股金快速增长，但其风险也随之剧增：一是农信社的股金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资本金”性质。农信社为增强农户入股的积极性，强调股金入退自由，乃至“保息分红”。其后果，一方面，异化了股金的资本金的性质，混淆了资本金与负债的本质区别，并且淡化了股金持有者的风险意识，助长了农民社员投票权的“廉价”特征。另一方面，对出资者“退股”的软约束使股金不具有稳定性。由于农民不愿入股管理，更无法行使控制权，其退股成为常态，因此，农信社股金结构会向职工股倾斜。这样不仅造成了农民股金的弱势地位，而且使利益分配向经营者倾斜。一旦农信社出现支付危机，职工股金将利用内部人控制优势，率先退股，加剧支付风险[4]（）。（5）股金类型冲突说。该说认为，农信社同时设立资格股与投资股存在目标冲突。因为，这两类股金分别体现了合作制和股份制，不仅入股目的不同，而且存在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风险的特征。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具有不同风险、权利与利益的股东很难休戚与共。双方在社员选举、股利分配等重大决策方面必然存在冲突，进而削弱了对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5]（）。

2.关于经营者问题。（1）激励机制缺失说。该说认为，一个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不但具有良好的制衡机制，还要具备有效的激励机制，以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保持一致。但由于当下农信社缺乏高效的人才激励机制与公开的绩效评价体系，这使得管理层难以发挥潜能。从经济人角度看，以农信社主任为代表的管理人员必然会采取自利行为[6]（）。（3）职员素质偏低说。该说通过对职员素质的考察，认为由于历史及其他因素，农信社现有的低素质人员很难分流清理，因而高素质人才不能及时补充。这导致了职员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的老化，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进而严重制约了农信社的发展[7]（）。

3.关于监督者问题。有学者认为，当前农信社监督体系的最大问题是监督者去功能化。该论分析认为，由于监事会不是常设机构，不能对理事会成员和社主任行使弹劾权，又没有建立完善的监事工作程序和保障制度，因而也就成为理事长（社主任）实施专权的工具。目前监事会中除监事长为专职监事外，其他监事皆为兼职或外部兼职监事。如县级联社监事会，一般只设监事长，通常由主管内审、稽核部门主任担任。日常工作由监事长负责，对下级机构的监督管理主要通过稽核部门发挥作用。监事会演变为农信社内部的审计部门，基本不能履行章程赋予的各项监督职责[8]（）。监事会作为监督者，其功能基本丧失。

4.关于监管者问题。（1）超经济权力说。该说认为，在现行“大政府”的格局下，农信社很难有所作为：微观上，如地方政府对农信社选择具体放贷对象施加压力；宏观上，如涉及农信社分立、合并、兼并事宜也必定进行干涉。然而政府与农信社的目标未必一致，甚至造成了对法人治理结构，乃至对出资者所有权的侵犯[9]（）。（2）政府行为介入说。该说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政府行为介入农信社的危害性。随着国有银行日益商业化和信贷管理日趋严格化，农信社经营状况愈加恶化。然而因为历史包袱等问题，农信社风险承受能力极其有限，因此，省政府就成为农信社的“当家人”。其结果：农信社主任的提名权、经营方向的主导权等重要权限已不同程度地被集中到省联社。随着更多权限的向上集中，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遭到严重破坏，这无异有违改革初衷[5]（）。（3）外部治理错位说。该说从中外比较的角度探求我国农信社治理制度的问题成因，认为，我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农信社的外部监管存在着质的差别。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国外外部监督来自于监管当局、外部股东和债权人，特别是股东和债权人通过转移股权和债权来实现对经理人的激励；而我国外部监督则来自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财税部门和党纪部门。这种超经济监管权力使得我国农信社不得不疲于应付之，而真正的普通经济监督主体——股东和债权人（存款人）却消极缺位，比如，农信社人事安排的核心权力在于提名权，目前操纵在各级行业管理部门手中，社员代表别无选择。再如，社员不能自主罢免经理人。由于存款人预期，政府不会置农信社的经营问题于不顾，关键时必然提供流动性支持，也即，由于存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得存款人外部监督失效[10]（）。

（二）对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的问题评析

首先，关于“所有者问题”。学界分别从政治与历史角度高屋建瓴地分析了所有者问题之根本在于产权制度缺陷。但遗憾的是，该说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种产权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因此，很难说它能够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当下产权制度作深度剖析：（1）产权制度受各种物权观念之综合影响。我们认为，产权作为一种现代经济学上的能够形成一个人与他人进行物质交易的合理预期的社会工具，与古老的物权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注释2：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经济法律关系的变化，新的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创设，出现了“物权”与“产权”相互影响与相互补充的趋势（徐汉明著：《现代物权与产权制度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版，第1页）。为此，学界就二者具体关系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一是从属论，该论主张产权包括所有权；一是同一论，该论把产权等同于所有权。其中同一论占通说地位。）从物权方面看，19世纪前，个人主义成为世界主流思潮，具有标志性的《法国民法典》第一次以制定法的形式阐明了所有权的绝对性；而到20世纪，因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导致了社会生活的两极分化，所有权因此而受到限制，社会所有权支配了理论与立法[11]（）。物权概念本身已经发生了内在逻辑的演绎。而我国作为一个后起的法制国家，不可避免地也遭受到了这种来自西方自由主义与团体主义思潮的双重冲击，进而从观念上影响了我们对于物权概念的理解。一方面，我们在接受日耳曼法物权之社会性、集合性的时候，却又忽视了其物权利用本位观；另一方面，我们在接受罗马法物权归属观时，又一直张扬自由主义理念。这种混乱的物权价值观直接影响了团体组织的产权构造。这种产权构造直接体现为一种人与物的关系，并以追求成员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因此，该产权实际为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绝非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注释3：笔者认为，只有当企业产权通过产权主体间的制约来保证各方权利实现时，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才会演化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有学者在谈到公司治理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经济学上公司治理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追求效益；而法学上，强调的是公司的底线”（金锦瓶著：《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XX年版）。）而我国农信社正是在这种产权构造下才出现了诸如“所有者缺位”、“所有者消极”等问题。（2）我国农信社中，企业组织之核心法则——资产分割（AssetPartitioning）（注释4：所谓“资产分割”，是指资产持有者独立分割出来后新成立的法律主体，得以自己名义持有资产，且该法律主体的债权人就法律主体的资产，相对于法律主体的股东债权人具有优先的地位（王文宇著：《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7页）。由此看，资产分割实际上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是法律主体的资产与原资产持有者的资产相分离的设计。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法律主体的地位独立存在，而且该法律主体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持有资产；二是赋予法律主体的债权人以优先地位，就法律主体的财产，法律主体的股东必须待法律主体的债权人满足债权后方能进行分配。）制度失灵，从而导致产权模糊。笔者认为，现行农信社法务并未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而该问题在资产分割法则较为完善的公司产权制度中却得到了极大缓解。因此，在没有资产分割法则对产权制度的技术支持下，我们很难奢望当下农信社产权关系能够清晰化。（3）至于股权结构设置缺陷说。笔者认为，该问题实际也涉及到农信社的产权制度问题。农信社基于社会弱者结合，通过互助而达到自助。因此，在社员经济条件未改善的条件下，反驳股权平均、股金较小，是不能成立的。具有参照意义的是，二战后，美国、日本等国一般持有一家公司5%以上股票就能够对该公司施加重大影响或进行控制[12]（）。其股权结构与我国农信社非常类似，但这绝非股权结构设置的致命缺陷。因为，虽然社员股权微型分散化会使对农信社进行控制所需要股金额降低，从而使大股东地位相对上升，但大股东由于股权平均，而不能一股独大，从而就导致大股东控股难度加大了，稳定性差了。所以，这种股权结构设置的有效运作仍要依赖于产权观念的根本改变。（4）股金功能、性质与类型异化说均不成立。我们认为，股金存款化、贷款化完全符合农信社之宗旨，符合社员互助自助目的。从制度设计上说，如果农信社经营得不好，社员有权退股，股金与负债无异；农信社经营效益好，社员自然不会离开，并通过贷款获得帮助。而股金类型不同，并不意味着其彼此冲突。从法律属性上说，农信社是一种公益的私益法人[13]（）。农信社为了实现其公益性目标，作为一般社员入股的资格股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农信社又具有私益性，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通过投资股拓展自己的融资渠道，以求生存与发展。而农信社的存续，无疑为社员提供了一个持续服务的手段。从法律价值上说，股金类型冲突说显然仅看到了形式正义，但这种形式正义的背后却会给投资股东带来实质的不正义。而从制度功能上观察，这种投资股与资格股的差别设立，极有可能转变中国既有的静态产权观念。

其次，关于经营者问题。（1）论者就我国农信社法人治理的激励机制缺陷问题所进行的分析具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有失深入与全面。一是，激励机制被异化。激励机制之适用必须要求经营者无利益外部性（即，经营者除为所有者经营外，不存在任何腐败诱惑、政治升迁等）。而在当下，我们有必要设问：如果一个农信社主任在无效约束下能够取得一千万元的职位利益（腐败、政治升迁等），他还会在乎微不足道的一元钱的薪酬价值吗？二是，过分强调经济人假设。我们认为，一个法人治理，首在兴利，次在除弊[45]（）。因此，要发挥经营者权能，采取激励机制不失为一个有效方法。然而，我们根据经济理论进行制度设计时不能过分地强调经济人假设，也就是说，过分强调经济人自私、对立的一面，而忽视了人存在利他与信任一面。我国经济学界乃至于法学界普遍认为，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就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的，因此，该理论和以该理论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就必然着重于二者之间的制约，从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然而，笔者认为，与激励机制比，信任关系更为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激励机制只具有促进经营者提高效率之可能，而信任关系则必然会使企业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因此，法律应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对破坏这种信任关系的行为，科以“严刑峻法”。由此看，对于经营者问题，在当下，我们与其说是激励机制的缺失，倒不如说是信任关系的失范。（2）论者将农信社法人治理问题归因于经营者素质偏低，从现象层面来说，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在经营者素质偏低的背后，其真正原因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双失灵。试问，从经济人角度看，在一个没有激励竞争的环境下，我们能够保证每个职员会主动选择无偿奉献吗？在一个没有资格约束的条件下，谁还愿意主动的提高自己呢？因此，这种机制的双失灵必然导致经营者的经营能力的弱化乃至丧失。

再次，关于监督者问题。笔者认为，论者对监督者去功能化仅限于对监事会构造现象之描述，并没有具体分析这种现象背后存在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我们通过考察两大法系对监事会的制度设计即可反观到我国农信社法人治理制度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从法人拟制角度看，农信社不具有自然人那样的意思能力与行为能力，因此，其目的事业必须通过相应的机关加以实现，由此，法人便将其事务委托给他人代为经营。这就产生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问题。但围绕这种分离就出现了经营者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这需要通过一种制度安排——“三会制度”来解决。然而，这种制度如何架构，两大法系形成了不同制约模型。在普通法系，重在“制衡机制”的运作，它并不刻意去设计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如美国，信用社的组织结构由会员大会、理事会与监事会组成。其监事会虽然为联邦信用社法定的必设机关（而美国公司组织机构并没有监事会机关），但其地位并不重要：其监事为志愿服务者，信用社不需要为监事会成员支付报酬，监事会成员按照法律由董事会任免（《美国联邦信用社法案》第111条）[56]（），这种监督职能之发挥有赖于理事会内部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种对向的单层“制衡模式”；而在大陆法系，则重在“监督机制”之建构，从而弱化了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如在德国信用合作社的组织结构中，监事会地位非常重要，其代表合作社，负责任命和解聘执行董事，（《德国合作社法》第39、40条等），从而形成一种双层“监督模式”。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借鉴了两大法系，既有普通法系的“制衡机制”，也有大陆法系的双层“监督机制”，可谓是一种“折中模式”。由此看，美国信用社的监事会虽也徒有形式，但其法人治理却能够正常运行，其原因在于其有一套“制衡机制”，形成理事会内部委员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德国监事会在法律地位上高于理事会，形式一套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也达到了极佳的制度效果。而我国农信社监事会与理事会在结构上是一种双向制衡关系，但在功能上却又表现为一种监事会对理事会的单向监督关系。很显然，这种结构功能的冲突将监事会置于“非驴非马”之境地。

最后，关于监管者问题。由于农信社法人是一种金融机构，政府有责任实施金融风险监管；又由于农信社作为一种合作组织，具有社会属性，政府也有义务保证公共利益之实现。因此，对于农信社法人而言，监督权之实现呈现出与公司法人不同的特色，这主要体现于农信社法人制度更强调其外部监管。为此，两大法系无一例外地构筑了各自比较完善的信用社外部监管框架，如德国与荷兰单元金字塔式监管模式、法国半官半民式监管模式、美国多元复合式监管模式、日本组合监管模式等。这些监管模式以外部约束方式保障了信用社治理结构之有效运行[16]（）。（注释5：依据XX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之规定。）我国农信社采取由银监会监管，中央调控，地方政府管理，省联社负责的多头监管模式，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严重的监管者越位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1）农信社作为市民社会主体，其独立主体地位有待强化。所谓市民社会，是一种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社会，我国没有出现正式的市民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社会，我们社会渗透着国家意志与力量，依靠国家（通过政府）的控制与管理。但经验证实，这种控制缺乏效率。而另外一端，市场竞争却异常激烈，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深。此时，为补正这种双失灵之尴尬，政府必须退出市场参与，于是，“第三部门”就在市场政府双失灵后得以崛起。我国农信社作为一种第三部门，正在调整与政府的关系，但遗憾的是，路径依赖给制度创新造成了障碍。由此看，现行监管者越位问题之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失灵的政府仍在主导着一个正在崛起的第三部门。（2）我国农信社尚未完成从法人“制理”到“治理”的转换。（注释6：依据XX年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之规定。）真正意义上的监管应有一种反对政府不当干涉的制衡机制。而这种机制必须建立在各方独立、平等与合作基础之上。然而，我国应当正视农信社法律地位的“客体化”、“被集体化”现象依然存在，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参与治理的现实。由此看，农信社并未完成从法人“制理”到“治理”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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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我国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之互补和衔接

论我国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之互补和衔接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被实践了数千年，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在经历了几度辉煌后，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却遭受了空前的挑战与危机。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各种利益的调整，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呈现出主体和内容多样化、成因

复杂化的特点；加之因体制及财政状况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人民调解功能的弱化，使法院的诉讼总量与新类型诉讼量与日俱增，使法院的诉讼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大；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大幅上升与法院审判力量有限的矛盾日益突显

(南通市两级法院自1990年至2001年，收案增长率达到207%；盐城中院，1999年有在编干警368人，2003年降为245人，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一强，案件数却在持续增加。)，而法院一度为强调高效而追求当庭判决率所引起的上诉多、申诉多、执行难等问题，不仅使法院工作陷于负重与被动局面，同时也形成了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公信度有所减弱等现状，使法院工作面临严重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重新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然而，如何认识新时期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功能优势和价值倾向?如何运用他们之间的功能差异及其互补关系来克服我国现行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弊端，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如何合理整合和有效利用现有的资源，促进对社会纠纷和矛盾的化解，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各地法院纷纷进行了诉讼调解的适度社会化、实行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联通互动等诸多探索性改革。笔者试图博采众长，以优势功能互补的视角探讨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衔接问题。

一、我国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互相结合、相互补充的历史渊源及发展

（1）调解作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资源，被视为远东法系或中华法系的基本标志之一。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之中，已有调解的记载。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调解在古代不仅是民间社会的各种血缘和地缘组织解决其内部纠纷的主要手段,即使在官方衙门的公堂上，它也是与审判和判决密不可分的纠纷解决的主要手段。调解基本上是民间调解与官府调解同时并重，相辅相成。在实际的纠纷解决中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往往相互配合，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正如黄宗智在对清代法律制度中研究所描述的：“事实上，清代的民间调判制度是建立在两者的结合上的，即以判决为主的正式系统和以和解为主的非正式系统的结合。这套制度的运作取决于两者的相互配合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

（2）近代调解制度的雏形孕育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大潮中，当时的农民组织都设有负责调解仲裁的机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调解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一阶段是以基层政府调解为主，仍属于诉讼外的人民调解的范围。调解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形成制度化的系统，成为当时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这一阶段的调解不仅包括民间自行调解，群众团体调解和政府调解几种诉讼外调解的形式，而且出现了司法调解，并发展为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由此，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民事诉讼制度与各种形式的调解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纠纷解决机制。

（3）建国后，我国先后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确立了人民调解制度和诉讼调解制度，同时注意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有机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这就从法律上肯定了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2002年9月5日最高院审委会第1240次会议通过，2002年11月1日起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

（4）中华民族心理素质也是影响我国调解制度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所谓民族心理素质，就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它是在民族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民族心理素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精神现象，由民族的感情、意志、性格、气质以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不同的民族，在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价值观念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①内向、温顺、自尊自重的心理素质；②安分守已、追求和谐的心理素质；③诚实、友好、谦让的心理素质；④克已、宽容、豁达大度的心理素质；⑤富于同情、助人为乐的心理素质。中华民族心理素质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纠纷当事人愿意选择调解

方式解决争端；②第三者乐于充当义务调解人；③有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

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法院的审判工作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民调解成效显著的地方，人民法院的收案率就会相应减少，特别是在农村或偏远的地区，人民调解组织与基层人民法院及派出法庭相互配合，在解决当地的民间纠纷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负担，保证司法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江苏南通市于2003年4月成立了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全市所有的县（市、区）和乡镇，都建起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形成了县、乡有中心，村有调委会，组有民调小组，十户有调解信息员的大调解网络。把人民调解注入了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综合联动的丰富的内函。南通市调解组织的健全，调解机制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矛盾的及时发现和化解。2004年上半年南通市两法院的总收案数为30428件，比去年同期的33776件下降了9.92%。

从以上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中国从古到今一直有着民间调解与司法调解互相结合，互相协调，共同实现对纠纷化解和社会调整的传统，并且取得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这种传统在今天社会大规模变迁和司法改革全面推进的背景下，仍有进一步的吸收，借鉴和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江苏南通市的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在规范、加强人民调解方面作了有益的偿试，夯实了人民调解这个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二、优化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功能，实现优势功能互补

(一)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之同质性的功能优势

相对于审判而言，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具有以下共同的功能优势。

（1）来自其程序利益，具有成本低，迅速和便利的特点，能够相对迅速、低廉和简便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以较低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人民调解不收费、诉讼调解免去上诉申诉执行成本），这体现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效率方面的优势和价值取向。

（2）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例如，以其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的对话和非对抗的斡旋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保持今后的长远关系;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的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分解为简单关系，仅就部分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

（3）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体现了当事人自主、自由处分的功能。在调解协议达成过程中，调解机构或调解人不能将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当事人，当事人有同意或拒绝这种解决方案的权利。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是当事人自主协商的延伸。

（4）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能弥补法律适用不能的不足，可以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和标准等解决纠纷，在“法律的阴影下”协商和妥协，并可能达致双赢的结果,体现了自认的效益最大化和自治的价值取向。

（二）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之特质性的功能优势

（1）诉讼调解之功能优势

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它是一种由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作为第三者介入当事人双方的民事、经济纠纷中，而后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她具有如下功能优势：

①主持调解的法官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职业道德。

②调解程序规范，诉讼法中一整套回避制度、举证制度等，调解法官都能熟练地运用到调解程序中去。

③当事人对诉讼调解的认同度高。在南京、苏州、扬州和徐州等地区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未经法官的任何提示或引导的情况下，有92.4%的当事人愿意在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当事人对于调解达成的协议也多能自觉履行。

④诉讼调解更能促进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近三年来江苏省南通市两级法院调解结案的案件中当事人能够主动履行调解协议的占80%，其中，调解协议达成后当场履行的大约占30%；连云港市两级法院调解结案的案件中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比率低于10%。

⑤法律赋予法院的司法审查职能贯穿于诉讼活动始终，包括立案、审理、执行等各个阶段。

⑥诉讼调解作为弥补判决功能局限的有效手段，得到了绝大部分法官的认同和青睐。他们以现行诉讼法之规定为依据，坚持诉讼调解制度。

⑦诉讼调解从客观上讲能彻底化解纠纷，有效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和司法成本。诉讼调解是在和平友好的氛围下，通过法官的教育疏导，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化干戈为玉帛，使争议不仅在法律上得以彻底解决，也在心理上得以真正消除。司法实践中，调解案件极少出现申诉、上访、缠访的现象。

⑧刑事调解对被告人、被害人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保护有其独特的价值。刑事调解由于有被害人和被告人的直接参与，并有对自己主张处分的权利，被害人更容易恢复物质和精神的损害，被告人通过向被害人直接认罪悔过，赔偿损失，获得谅解，不承担或者少承担刑事责任，有利于他尽快回归社会，对于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共同修复。

⑨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法学理论的不断深化，行政诉讼案件引入或者部分引入调解机制，目前已逐渐成为行政法学理论界和行政审判实务部门的共识。我们不能忽视行政诉讼中隐晦调解的功能作用。

（2）人民调解的功能优势

人民调解，即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性自治活动。她具有以下功能优势：

①有专门的组织形式和程序规定。

②与诉讼调解更多地要受到实体法和调解程序的限制相比，人民调解在调解形式和运用手段上更为灵活多样，人民调解的调解员主要运用日常生活中掌握的涉案人物及事件的背景知识、“地方性知识”来解决纠纷。这些因人民调解员长期的共同生活，相互知根知底而获得的地方性知识使得调解人对于许多涉案事实免于求证，不证自明。

③人民调解员可以采用各种生活技巧和手段、通过各种途径调④有相当一部分有“厌诉”心理和“惧诉”心理的当事人，发生纠纷时，往往更多地求助于人民调解；从现实的层面上，人民调解不仅有利于迅速化解矛盾，并且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诉累。

⑤有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作指导。

⑥人民调解不收取费用。

（三）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之弊端

（1）诉讼调解的弊端

①现行民诉法中规定诉讼调解要遵循“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混淆了判决与调解的界限，不利于办案效率的提高和诉讼成本的减少,影响了诉讼调解的程序利益；

②调审结合的模式往往使同一审判人员兼作调解法官和裁判法官,法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规避诉讼风险，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忽视调解的“自愿”原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容易导致以压促调、以判促调、久调不决，当事人在此情况下，大多只能表示同意接受，因为他们明白即使表示不接受，由该审判员作出的判决的结果还是一样。从而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③由于调解法官对诉讼双方不了解，对调解的可行性、可靠性很难考证，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他人债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通过诉讼调解的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较为常见的有调解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有的案件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责任订立的不切实际的调解协议即使启动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也难以实现权利，从而导致对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损害、司法资源的浪费及对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倾向的助长等。

④刑事调解中自愿原则贯彻不到位。在刑事调解中被告人面临刑事责任的承担，因此其真实意愿的表达受到很大的顾忌，有时为了免受可能的刑事处罚，而违心接受不合理的调解内容；原告人则为了尽快得到经济上的赔偿，也会违心地放弃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刑事自诉案件，被告人根本不承认犯罪，不承认侵害了原告人，但最后也以达成赔偿对方损失的调解协议结案。刑事调解所用的审理期限偏长，影响刑事案件审理的审限，不少审判人员反映大部分案件调解结案比判决结案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更多，许多案件多次调解才能达成协议。如泰州市两级法院2003共调解结案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案件204件，其中多次调解的占86%，审理周期有的甚至超过了100天。

（2）人民调解的弊端

①人民调解由于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被人操纵利用，调解员可能利用事实上的力量左右调解方案使调解的自愿难以保障，最终演成弱肉强食的格局；

②调解员的法津政策水平低，适用程序法能力弱，文化素质低，难以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和难以充分体现公正公平的目的。

③调解的结果在效力上缺少权威性、确定性和强制性等。

人民调解的上述劣势往往又是诉讼调解的优势，所以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针对我国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功能优势及所存在的弊端，只有对其进行相应的制度优化及资源整合，才能进一步发挥其功能优势，实现功能互补、资源共享，达到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

(四)诉讼调解的制度优化。

（1）建立调审分离、适度庭前调解制度。结合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对原有的法院调解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建立一套既可以及时分流案件，减轻庭审压力，节约法院诉讼成本，又可化解矛盾，利于当事人在平衡实体权益和程序成本支出的基础上，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的诉讼调解制度。可以考虑建立调判分离的新机制，将调解与开庭审判实行人员、职能、程序诸方面的分离，其主要内容包括：在“大立案”改革上实行的流程控制权和审判权分离的基础上，建立庭前调解专门机构，他们除了负责所有的证据交换、查明事实、归纳双方争执的焦点等庭前程序性事务外，主要工作是开展庭前调解。案件在立案庭进行排期前按当事人的调解意愿及案件本身的可调性和不可调性进行分类。笔者认为对于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把调解作为必经程序：婚姻纠纷、收养纠纷、抚养、扶养、赡养、继承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同时，对一些不能适用调解的案件也需明确规定，如民事行为确认无效纠纷、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身份关系确认诉讼以及其他依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案件。分类后，先行调解类案件则立即进入庭前调解程序，不进入庭前调解程序的案件则立即排期后开庭审理。建立主持庭前调解的法官不参与审判的调审法官回避制度。经过庭前调解程序未达成协议的案件在开庭审理后一般不再组织调解，但当事人请求调解的，应当允许，但应限制申请调解的次数，建议规定申请次数不超过两次，以免个别当事人借调解来拖延诉讼，增加对当事人的讼累和诉讼成本。

建构庭前调解程序有利于形成强调解、精审判的民事审判新格局，强化调解作用的发挥，将大部分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庭审前，对于诉讼资源的合理配置、法官及其助理人员职能上的分工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可以确保对于复杂的民事案件得到及时公正的审判。调审分离也有利于监督和规范调解行为，防止以压促调、以判促调的情况出现。

（2）落实调解的程序利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权。

当事人之所以选择调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特定的程序利益，如调解的快捷性、保密性、实现权益的及时性、调解特有的条件、环境等，对这些程序利益在今后的改革中应给予充分关注，推行“附加条件调解法”，即对于有履行期限的调解案件，可以在条文后附上类似“如到期不履行，按…….执行”的语句，从而给义务人以一定约束，督促其自觉履行。调解结案的可考虑适当减少诉讼收费。

对于当事人在调解中的处分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符合调解协议的实际履行能力就应当得到允许，而不应有过多的限制，也不应强求调解合意的达成一定要建立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

(五)规范人民调解。

（1）培育新型的人民调解机构。

随着传统单位组织的解体、变迁，旧的单位组织发生转型，新的组织形态正在形成，国家应因势利导在各种类型的社团、乡村社区、行业、协会中建立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几年我国社会的自我整理中，已经涌现了一些新型调解机制。如江苏南通市在对区县、乡镇、街道社区等各类基层调解组织和力量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建立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调解相结合并职能联动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上海浦东新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经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了第一个行业性调解委员会，有效地调处了行业内的一些重大纠纷，而且举办各种类型的法律培训；贵州天柱县根据民族传统设置了人民调解会议庭；无锡市市政管理处在民工队伍中设立调解组织等等。这些有益的尝试，值得进一步借鉴、推广。

（2）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联通互动。

我国一些地方在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联通互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03年开始进行“发挥人民调解诉讼替代作用”的试点工作,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司法局选拔聘用优秀人民调解员来法院从事辅助调解工作，在法院设立专职的人民调解指导办公室，并抽调民事法官进行专门负责制导；建立区法院和区司法局之间的每周例会制度，对试点工作情况进行及时分析和改进。在试点工作中，实行三个月一期的人民调解员轮换上岗制度，既使人民调解干部协助法院进行了审前辅助调解，减轻了民事法官的工作压力，同时也使人民调解员在法院接受了扎实的业务指导和锻炼，形成了对人民调解干部的长期轮训的新机制，这一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江苏南通市中级法院积极指导该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的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功能优势，实行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联通互动，使一大批涉及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养老统筹等纠纷得以顺利解决。

这些探索和实践昭示了新形势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实现功能互补、资源整合与共享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新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三、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衔接构想

（一）程序衔接。

（1）成立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小组，设立人民调解指导员。人民法院应当指定相关业务庭和人民法庭审判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各级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员，负责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近年来特别是自江苏省高院制订下发《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的意见》后，江苏省各级法院都把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提上了议事日程，纷纷制订相关实施细则予以具体落实。镇江、连云港、南京等地法院都成立了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小组，在乡（镇）、村帮助设立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处理中心），构建了比较完善的调解网络。镇江、连云港等地两级法院还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纳入全年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工作分工和任务，加强考核和督促。

（2）设立巡回法庭。人民法院应当从审判业务部门抽调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组成巡回法庭，负责审理各县（市）、区调处中心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功的民间纠纷案件。

（3）建立庭前调解机制。在法院设立庭前调解窗口，选择具有较丰富法律知识和调解能力的法官及经过一定程序聘请的调解员（设想法院可以将辖区内具有一定学识、身份、专业知识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聘请为调解委员，经过一定程序审程、任命后予以公布。法官可以根据调解类个案的具体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给某一位或几位调解委员调解，双方当事人也可以指定调解委员。这一制度的实质是让人民调解员在法官的监督下进行调解，将人民调解这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熔为一炉,二者互为补充。人民调解得以规范化，法院“僵硬”的诉讼得以适当软化。应该说这是公正与效益相结合的有效机制。）组成专门调解机构，负责庭前调解及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工作。

（4）建立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指导制度。

①旁听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人民调解员主动要求旁听的，应当予以支持。

②巡回法庭和人民调解指导员可以接受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遇到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但不得就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在调处的个案直接发表意见；帮助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运行机制、工作程序和制度、调解方式及文书制作。

③定期培训制度。各级人民法院配合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培训计划，派出具有较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的审判人员定期开展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通过培训，使人民调解员能够掌握民事纠纷的性质、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调解艺术，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水平。

④建立评阅制度。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将通过调解达成的协议以及卷宗材料送交人民调解指导员评阅。

⑤调解质量反馈制度。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审理终结后，具体承办的审判人员应将生效的裁判文书寄送原承办的调处中心或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

⑥加强人民调解员的刑事方面法律、法规的培训指导力度，支持人民调解组织积极做好刑事自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工作，充分体现被告人自愿、自治等原则，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5）行政诉讼适当引入调解机制，对三类案件（1、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裁决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不服行政裁决诉讼案件存在三方关系人，即原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在裁决过程中对原争议双方进行了调解。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若原告或第三人放弃权利，则被告行政机关的裁决即可以变更或撤销。

2、不服因行政合同引起的争议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

3、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此条规定逻辑地暗含了不服具有实际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指导、劝告、建议、提示、鼓励等具体行政指导行为在经济与社会管理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采用。但是，实践中只有组织法而无行为法上依据的行政指导大量存在，这就使得司法审查具体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陷入困境，而在审理中适用调解解决具体行政指导产生的争议则可摆脱这种困境。法院在审查人民调解的同时，可以视情发现司法建议。）实行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行政机关调解）行政诉讼司法确认的形式结案。

（6）实行经人民调解程序的诉讼绿色通道

①就近立案制度。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的纠纷，当事人要求诉讼的，人民调解员应当将当事人要求诉讼的请示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人民调解员应当通过联络网络，及时与所属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的法院联系，法院应当派出审判人员到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由巡回合议庭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立案，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逐步实现网上立案。

②口头起诉制度。就近立案时，当事人口头起诉的，具体承办审判人员应当将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详细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

③就近立案时，当事人提出诉讼费用免、减、缓交申请的，可以先行缓交，由具体承办的审判人员审查后交院长决定。

④简易程序制度。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功的案件，一般应当适用简易程序。

⑤先行调解制度。法院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功的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对于就近立案的案件，具体承办的审判人员应当立即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

⑥优先审执制度。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功的案件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要求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调解档案资料或者证据材料的，法院应当优先安排，对此类案件应当优先审理与执行，巩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成果。

⑦对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及其他不需要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案件，可以不制作调解书，但应制作详细的调解协议，并由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签名、盖章或者捺印。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签的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

调解书可以采用填写式，应采用电子签章技术或者其他快捷方法制作调解书，做到即时送达。经征得当事人同意，调解书中可以不载明案件事实。

⑧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经审查，可直接制作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二）效力衔接。

（1）当事人持已经生效的人民调解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十七章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2）具有债权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3）经法院庭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调解法官制作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的调解书与法院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人民调解达成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庭前调解机构在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应遵循“法律不禁止即为合法”的原则，凡经审查制作调解书的，即与法院判决止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仲裁制度为我们调解效力的衔接提供了依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0年）》第48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之外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可以凭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和他们的和解协议，请求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书。新仲裁规则的规定可有效保证和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在我们设想的调解衔接制度中，人民调解委会员主持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视为此处的“和解协议”，法院可参照该条仲裁规则，作出法院调解书。

（三）救济途径的衔接。

调解制度不可能保障百分百的运行无误，设立调解救济程序应是最有效的矫正手段。

（1）诉讼调解再审制度的完善。

①将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当事人利益作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

②将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禁止性法律规定的列入申请再审事由。

③对调解协议的内容损害国家、集体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有权决定再审。

④将当事人双方或一方恶意调解的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等列入申请再审的事由。

（2）人民调解协议救济制度的完善。

①经庭前调解机构司法审查的人民调解协议，违反当事人自主、处分原则的；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损害国家、集体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予撤销，并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分别进行庭前调解或开庭审理。

②法院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时，发现问题的应以变更、撤销，并将所有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的裁判文书送达人民调解机构。

③当事人凭已生效的人民调解协议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法院应予以司法审查。

④具有债权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经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法院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前，应予以司法审查。

（四）在加强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衔接方面，人民法院应正确理顺人民法院和人民调解的关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是人民法院的职责之一。在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中，人民法院要从思想和行动上做到“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

①“不缺位”要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组织促成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予以支持。

②“不错位”要求人民法院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中，应当认识到自己与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是业务指导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应当按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组织的邀请，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业务指导工作。

③“不越位”就是要求人民法院不能代替或者变相代替人民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活动，只能针对一般性法律问题和调解技巧进行指导，绝不能直接插手正在进行调解的个案，更不能就个案的具体处理发表意见。

（五）完善法院的目标管理考核制度制定合理的考核指标不，形成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有机衔接的激励机制。

设置目标管理考核制度的目的在于考察法官一年的工作实绩，以勉励先进，鞭策后进。而工作实绩的涵义在这里显然应作广义的理解，所以除了案件的数量以外，我们还要考虑法官所办案件的质量和社会效果。因此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兼顾办案数量、质量、社会效果、对人民调解工作指导量、上诉率、进入执行程序率等方面的法官审判质量效率管理制度，落实奖惩，充分调动力量实现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

结束语

探索实现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是实现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和法官适当介入管理的有机结合，更符合公正和效益的司法价值取向。试想如果把那些血缘地域性强、冲突烈度不大、解纷适用法律的技术含量小、无需诉讼即可获得公正处理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程序外，那么我们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就能向法官职业化的“精审判”之路快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