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试点推进人民调解制度改革发展与协调

第一篇：通过试点推进人民调解制度改革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通过试点推进人民调解制度改革

徐昕

人民调解是民间调解中最重要的一种，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通过说服教育，规劝引导纠纷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依照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自愿达成协议，从而消除争执的一种群众性自治的纠纷解决方式。它是继承发扬民间调解的传统，总结中国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在1954年依照《宪法》正式设立，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历史阶段的长期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一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这一制度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赏，被誉为“东方经验”，为西方国家借鉴并有所发展。人民调解制度在预防及解决民间纠纷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第一道防线”，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一种解纷息争的有效制度，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制度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存在较多的制度性缺陷，影响了这一制度功能和效用的充分发挥。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呈现出急剧下降的态势，人民调解员每年处理的民间纠纷平均不到一件。其作用的失落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国家逐步意识到人民调解工作不应随着法治建设的强化而受到抑制，故2002年9月，司法部出台《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强化人民调解的效力，对人民调解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003年人民调解处理的纠纷数量快速回升，比上年提高了43.02%.截至2005年底，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84.71万多个，人民调解员509.65万人，年调解各类民间纠纷约448.68万件。人民调解处理的纠纷数量与法院审判的案件数量加在一起，每年大致

有1000万。但这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纠纷的一小部分，仍有较多纠纷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或者不了了之。从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来看，倘若人民调解员每年处理的民间纠纷人均提高到5件，则人民调解解决的民间纠纷数量就在3000万以上。事实上，人民调解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大。一个最近的例证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当家人遇到矛盾纠纷时，选择找社区协调组织、政法机关、政府有关部门、其他渠道的分别为69.9%、9.5%、10.2%、10.4%①。因此，需大力促进人民调解的制度建设，提高其预防和化解纠纷的能力，使之在促进社会和谐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必须承认，人民调解制度目前还存在较多问题，至少包括：(1)原有人民调解的法律保障、工作范围、组织形式、调解程序、工作方法、队伍素质等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人民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受到法治观念、司法中心观念的排斥和抑制;(3)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导致人民调解缺乏权威，效力微弱;(4)调解组织不健全，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政府和司法机关，对人民调解的制度支持力度不够，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也没有落到实处;(5)人民调解员的素质不高，工作的积极性也不足;(6)人民调解的工作过程和方法本身存在许多缺陷，如难以保持中立，迁就封建习俗，迁就势大力强者，调解方法简单生硬，以罚代调，越权处罚，对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界限不清，过分强调“折中”等;(7)人民调解立法滞后，调解程序明显具有随意性，调解工作不够规范。②为了使人民调解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必要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扩大工作领域，完善组织网络，提高队伍素质，规范工作程序，增强法律效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建立新机制，研究新情况，解决突出问题，从而促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促进社会和谐。

为了适应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需要，化解跨行政区划重大矛盾纠纷，四川省广安市针对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建立市、县(区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和市、县(区市)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广安正在整合几十年来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先进经验，在辖区内全面推行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探索人民调解与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信访和群众工作的对接，力图建立

发挥各部门参与人民调解，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纠纷解决形式有机衔接的“大调解格局”，最终在广安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相互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良性互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四川省广安市的积极探索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人民调解制度的“广安模式”已展现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即构建一个以市县调解联合会和调解委员会为龙头、以乡镇为基础、以县市为骨干、以专业和行业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的五级调解网络体系，立足广安实际，整合当代中国人民调解的各种经验，形式多样，与其它纠纷解决机制有效衔接、良性互动，以和平解决纠纷为首要目标的多元化大调解格局。

当然，广安对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尚处于探索性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近期广安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方向，或者说广安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工作重心，应定位于三大方面：一是提升现有人民调解组织的纠纷解决能力;二是大力培育各种民间调解组织;三是打造一个国内一流水准的专业化调解机构。前二点属于“大众路线”;后一点属于“精英路线”。

第一，当今中国，调解网络虽然庞大，但组织建设、人员素质、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纠纷解决能力明显不足，有必要改革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是一项重大举措，但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需要以此为契机，扩大调解领域，完善组织网络，提高队伍素质，规范工作程序，增强法律效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建立新机制，研究新情况，解决突出问题，从而促使人民调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大力培育各种民间调解组织，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应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借鉴国内外经验，鼓励建立各种形式的ADR(代替性纠纷解决机构)。例如，鼓励设立个人主持的调解工作室，律师调解组织，社区调解中心，企业和组织内部调解机构，社会团体、自治组织、行业协会的调解。只要有助于解决纠纷，促进社会和谐，都可以大胆尝试。民间调解机构可以收取适当的费用。

第三，建立广安调解中心。根据目前的方案，广安市及各区(市、县)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我建议，广安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下设广安调解中心，承担具体的调解工作，广安调解中心在各区(市、县)设分部，负责各区(市、县)的调解工作。区(市、县)联合会不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其职能由广安调解中心承担。此举目标在于集中力量，将广安调解中心打造成国内一流水准的快捷、便利、高效的专业化调解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建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与行政级别对应，层级性较为明显，在实践中容易走向行政化。因此，应特别强调其自治性，在制度设计特别是今后的实践中确保其自治性。

同时，以广安调解中心为切入点，借鉴仲裁程序及香港调解中心等纠纷解决机构的程序规则，制订完善的调解程序，并使之成为全市调解机构的范本。调解机构可以主动介入，当事人也可以申请调解;主动介入应当及时，防止纠纷升级;申请调解可以适当收取费用;当事人可以选择调解员;调解中心应根据纠纷的地域性、专业性特点组成调解庭，等等。关于专家库，应建立广安市全市范围的专家库;可以增加主动报名的方式;根据地域性、专业性和行业性特点，建立详细的专家资料库，方便纠纷当事人根据地域、专业等特点选择调解员;专家库信息可通过网络查询。并且，大力促进调解工作的规范化。建立健全调解工作制度(包括岗位责任制，例会，业务学习和培训，民间纠纷排查，免费和补贴，回访，业务登记，统计，档案，考评、表彰和奖励等各项规章制度)，严格工作程序，克服工作中的随意性。

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及“大调解”格局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总结和提高。在地方党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广安市司法局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CJS)合作，引入相对中立的研究机构参与人民调解制度的试点改革，研究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评估改革效果，完善改革方案，并在实践中进行试点，全面探索改革与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广安模式。

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纠纷解决与司法制度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准备，2005年4月，我在西南政法大学建立了CJS;2006年在诉讼法学科增设司法制度研究方向;2007年初经国务院学位办备案，西南政法大学在法学一级学科中自主设置司法制度二级学科，独立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是全国第一个独立的司法

制度二级学科。CJS将以司法制度学科为依托，努力成为国内司法制度研究一个有影响的交流平台，推进相关领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力图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改进有所贡献。司法制度学科的研究方向包括：纠纷解决;司法改革;司法政策;司法的跨学科研究(司法社会学、司法经济学、文学与司法等);中国司法制度;比较司法制度。研究重点，一是历史，二是现实。考察历史可能做出大学问。研究现实即司法的经验研究，是我们的主攻方向，而与司法部门合作发起司法改革行动项目，通过试点推进司法改革，则是今后几十年的核心工作。

该项目的主要思路是：与司法部门密切合作，以其工作为中心，针对司法实践和司法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司法的经验研究，在国家确定的司法改革的框架下，提出或完善司法改革的实施方案，在实践中试点，进而对试点结果进行评估，不断完善改革方案，最终提炼出可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借鉴的司法改革的经验和模式。2008年，该大型项目已顺利完成一项子课题，CJS与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广安市人民检察院合作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证研究》项目取得了预期成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走向。CJS与广安市司法局合作的《人民调解制度实证研究》项目将在前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通过试点推进司法改革”的方法论，推动广安、四川乃至全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改革。因而，本次课题的主题确定为：通过试点推进人民调解制度的改革。我们组织了《人民调解制度实证研究》课题组成员及有关参与者，以人民调解制度为中心，特别以广安对人民调解制度的探索为例，从不同角度讨论这一主题，故而，本次研讨亦可视为四川省广安市司法局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合作项目的初步成果。

鉴于我们将司法改革、尤其是通过试点推进司法改革的司法改革行动项目凝炼为CJS的主要努力方向，因此，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将致力于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思想库。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伟大事业，是我个人一生为之奋斗的长远目标，是司法制度与诉讼法学同仁们面临的时代挑战，也是所有法律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第二篇：论消费者协会和人民调解的区别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简析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实施的体制和格局

简析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实施的体制和格局——兼论消费者协会和人民调解的区别

作者：王晴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从宏观体制和格局上看，广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首先是公民的自我保护，包含了民事处分权和民事自卫权。具体表现为消费者和经营者民事主体之间的协商过程，这部分属于消费者纯粹基于自体和本体权利而自为的维权行为，故行为的概念和性质应当属于侠义的“消费者维权”范畴，而不属于侠义的“消费者保护”范畴。那么，相应的广义的“消费者保护”主要包括了国家公共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法定消费者组织等公共权力机关）为受动或主动行为主体的工作行为。但是之所以用“工作行为”来表述，是因为有一个学理和法理上的重大区别甚至认识误区存在。那就是“工作行为”因法律实施的方式不同而包含了法律适用和法律执行的区别，同样是国家公共权力主体，根据宪法的分权原则其实施法律的方式和职责具有原则性的区别，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和消费者协会的调解行为是被动适用法律的司法和准司法行为；行政执法机关对于消费者申诉和举报的处理是主动的纠问式的执行法律的行为；前者属于法律的调整性、后者属于法律的保护性，前者系个案方式，后者是普遍执法且包含个案行政处理的方式，就法律实施的方式“调整性”和“保护”性而言，与前述“消费者保护”与“消费者维权”是交叉的概念，突出表现在人民法院和法定消费者组织（消协或消委会）在工作性质上属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在工作实现方式上不属于“消保”而属于“维权”。由于人民法院被动受理消费者起诉和消费者协会本身代表消费者的组织，发动维权的主体源于消费者本身，所以即使司法机关和法定消费者组织属于公共权力机构，但其受动而为的司法或准司法行为的根源仍然系个案适用法律来为“消费者的维权”。行政执法部门则不同，不仅其主体性质是公权力，关键是其工作实现方式是一个受主动的行政执法义务拘束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这种具体行政行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和制裁的行为并非依

1申请的行为，而是一个完全自主的不依赖于相对人诉因的依职权主动实施的行为。以工商部门的12315为例诠释有两条：

（一）虽然设12315受理信息中心，但绝对不应消费者的告诉而被动作为；

（二）12315的本职是行政执法，不是行政调解甚至民事调解，行政执法的本职特征是实施行政处罚等“保护性”的具体行政行为。

任何规范都是有强制力的。但是适用不同的规范或执行不同的规范的主体却要求合理和符合宪法、法律。否则并不当然赋予强制力和其错位的行为根本就没有实际执行的效力。司法机关的法律调整方式具有司法和最终强制力的，行政机关的消费者保护具有行政处罚的强制力，法定消费者组织的社会监督又具有道德和舆论的强制力，这样广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格局体系和机制才是完整的、科学的、健全的、各自具有强制力的。现实中行政执法舍弃自己的行政强制力而向立法索要司法强制力，将“行政保护”和“司法调整”，“行政处罚”和“民事调解赔偿”两组关系错位、将行政执法的“消保”和消费者及其消费者组织的“维权”主体混淆、混同甚至颠倒的作法是违反宪法和法律规定及体制设置的科学性和效率性的。造成这个现实的原因就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格局和机制上的认识粗浅、感性操作甚至认识误区。

仔细审视，实践中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和机制产生的认识误区其焦点又在于对工商行政执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裁决权”和消费者组织的公共权力性质争议两个方面。

前文已述，工商行政部门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义务的定位是在宪法关于分权的大的法律体制框架下的对执法部门小体系的分工中形成的。也就是说，排除法院、仲裁、消费者协会的司法或准司法管辖权——在调解行为——法律适用部门以外的行政执法保护范围以内而言，《消法》第50条的前提是“行政执法”部门的分工。所以就工商部门而言无论《消法》第50条是否将其单另列举还是视同所有行政执法部门作管辖权的概括规定，从宪法和法律都不可能和不应当赋予行政执法部门对民事争议的裁决权。相反工商和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就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方面是具有行政执法的强制性、主动性、直接性、广泛性的，舍此强制力而为无强制力的非保护行为，实际上是罢废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直接的行政执法保护。（不包括其他具体行政行为间接实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而言之，强调平权行政主体在消费者权益行政执法保护功能上的特殊性和越权越位扩张性，将会导致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和社会化的行政执法保护功能缺失、萎缩和无效。

第二个焦点是要么认为消费者协会是消费者的“群众团体”或则社会团体法人，要么认为它是行政机关，要么纯

粹认识不清，含糊地将消费者组织当成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即行政执法部门的组织。凡此种种根本忽视了宪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律的规定性。宪法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尤其是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和维护公民权利的规定包含了消费者主权、结社权自不待言，而《消法》以社会立法的法律形式赋予消费者组织代表消费者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权力是直接的准行政权。不是在行政机关的权力之下附属的公共权力。只不过这种公共权力的构成形式是委员会制，是与消费者主体为直接构成来源并区别于单个行政执法部门人员构成要素的社会化、广泛化要素为组织形式要件的。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为了说明该问题，笔者特就法定消费者组织（消协或消委会）与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比较，兼而论之，以为论证。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消费者协会存在有以下明显区别：

工作机构的性质和地位不同

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属于社会团体法人，没有独立的财产和诉讼地位、调解完全中立。消费者协会则不同，属于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和消费者组织的结合体，虽然是社会团体、但系法律授权的公共权力机关，而其公共权力的性质就是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特殊保护，同样是调解，同样是公正适用法律，但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则在诉讼权利，尤其是证据调查和补救公共权力行使等方面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权利的倾向性，并在自身程序终结后可以支持消费者起诉，这几项权力是人民调解所没有的。

调解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效力不同

经人民调解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和效力。而经消费者协会调解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不仅仅是相当于民事合同的效力，不仅限于合同的私权性质，因为调解协议仅仅是构成调解书的一部分实体内容。更重要的是调解书代表公共权力的其他对程序事实的调查、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等内容都不是完全被动和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的合同，调解书的法律后果和效力具有司法证据等公法意义，属于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根据《消法》第三十二条：“消费者协会履行下列职能：......（四）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六）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相比，消费者协会还具有行政监督权（不是行政执法权），调查权，另外更关键的是支持消费者起诉的权利，该项权利决定了在诉讼前消费者协会为消费者主动调查和补救证据，在审理调解案件过程中继续为消费者的调查权而形成的案卷证据材料，该调查权具有两项延伸功能，一是遵守行政案卷制度规则，形成行政案卷和证据（重大复杂案件的庭审或调解会笔录，普通案件的调解书），对调解查明的法律、事实、证据作出判断（不是判决），向社会和舆论披露，通过商誉评价、舆论和道德规范的强制力实现消费者的权利；二是遵守诉讼法律规则；在调解终结以后，未达成协议的，依据和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支持消费者起诉；如果是人民调解，除了同样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外，调解结果仅限于民事合同的效力。

根据最高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在消费者诉讼中，法院可能必须调取消费者协会在消费争议调查和调解过程中的案卷材料和调解会笔录。这些证据因系国家机关和公共权力机构提供的公务证据，在证据证明力上具有优先效力，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采信。与此对应的经人民调解的消费争议调解不成起诉到人民法院。法院不会直接采用调解委员会调查的证据。该类证据不属于公务机关的证据。那么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成果除了形成固化于一个民事合同（调解达成的协议）外，在诉讼过程中其价值和功能无以延续。

程序设置的必要性不同

普通民事纠纷，并不以人民调解为诉讼前置的必经程序；但普通民事诉讼又无需排除受理曾经人民调解和其他非法院调解的案件；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一项具有传统历史文化的特色的司法制度。而法定消费者组织对消费纠纷的专门调解制度，就如消费者组织的建立一样是一项国际通行的准司法制度。虽然没有一部消法或诉讼法明确规定消费者组织的调解是消费者诉讼的前置程序。但事实上设立消费者组织专门为消费者投诉的处理、调查和调解工作机构，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看，这个机构正是从消费纠纷的特点和消法的特殊保护原则出发来衔接消费者权利的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中间工作机构。因为从消费纠纷的频繁和琐碎、证据的实时消灭、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反差、个案利益和社会效益在成本和价值方面的不协调等诸方面因素均决定了大多数消费争议不适宜法院受理和诉讼渠道解决，而法院实行当事人主义不利于消费者诉讼举证责任实现，消费者起诉的举证义务需要公共权力救济帮助来及时有效的完成，这就是具有特殊保护倾向性的消费者组织调查和行政执法部门纠问式的调查职能设置的必要性。无论如何，消费者组织的维权行为和行政执法部门的保护行为要为消费者调查取证来维护其诉讼权利。虽然调解不是裁决和判决，但调解也绝对不是完全被动，对事实和法律不敢主动作出演绎推理判断的毫无意义的过程。因此说，基于消费者特殊保护问题和法律程序的特殊性而设置消费者协会专门调解的必

要性，是不同于人民调解也不包容于人民调解范畴的法律制度的特殊性。

消费者组织和消费者的关系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当事人的关系不同

如上所述，法定消费者组织具有常设行使公共权力的职责。它本身代表消费者行使权利的内核就是它从“消费者权利”到“公共权力”形式合法化的本质。所以在消费者组织受理案件尤其是为消费者调查取证、主持调解直至调解不成应消费者申请支持起诉的全过程都是一个既包含着和代表着消费者利益的本质，又在形式上独立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独立于消费者准司法行为。在这个行为构成当中，首先是不同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当事人之间的从形式到实质的无关联性；其次是不同于人民调解委员会无公权力性质，所以消费者协会的公权力运行，调解尤其调查案件等案件受理成本必须以法律适用工作性质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出发，适当考虑设计诉权的对等性和形式公平、成本效率科学性而收取案件受理费用。并通过法律规定对消费者维权的成本、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明确规定列入消费者权利范围予以保护，则当经营者因败诉而承担以上费用后，必然加大了其侵权的成本，有利于防止侵权。而仅当消费者发动滥诉而浪费国家公务资源时，就自觉地格外地提高了发动消费者诉的注意义务。程序先于权利，消费者协会调查的程序优越性

本文缘因笔者在网上发表的文章《岂曰无衣？„„简论法定消费者组织受理调解案件应当收费》一文答网友疑问。论及消费者权利行政保护错位和偏废、司法保护的高成本和低效率，而全社会各部门偏重于单纯个案调解、疲于应付调解和怠于对侵权违法行为的执法制裁，由此构筑了一个近似残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甚至消保工作部门感性的、缺乏法律技术和思考的调解工作、形象和民心工程的表演？因为笔者深恐现行工作机制缺乏科学性难以维系长效，最终会导致客观无效或低效能高成本，浪费国家公务资源，怠误和贻害于全社会的消费者保护事业。并以本文专门阐述人民调解和消费者协会调解的区别，尤其是消费者协会或行政执法部门的调解行为，虽然不具有对消费争议的民事裁决权，仅限于调解权。但是其国家公共权力保护的性质绝不同于单纯的人民调解行为。其调查和调解的工作价值在诉讼过程中会得到认可和延续。因此，要重视调解工作中调查和审理案件的程序价值，为消费者调取和补救可能灭失的证据。也许由于裁决权的限制大多数重大消费者投诉案件只能通过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得到处理，但是行政执法部门和消费者组织在证据调查、主动保护方面的程序优越性则是在消费者起诉前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消费者诉讼权利保护资源。程序先于权利。没有这个程序或者消费者组织在调查和

第三篇：海南省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总体方案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海南省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总体方案

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林业事业发展，解决我省集体林地、森林和林木长期存在的权属不清、责利不明、利益分配不合理、林农负担过重、经营机制不活、产权流转不规范等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海南实际，制定我省集体林业产权(以下简称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总体方案。

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和意义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改)是我国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丰富和完善，是从耕地向林地的延伸和扩展，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机遇和途径。农村集体林地、森林和林木是农村经济的一笔宝贵资源，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笔巨大财产。林改的实质，就是处理好林业生产关系不断适应林业生产力的发展，把市场机制充分引入林业经济，建立现代林业发展机制，实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林改的目的是通过调整农村林业产权制度，化解农村林权矛盾，放活林业经营权，调动全社会发展林业的积极性。解放和提高林业生产力，实现林业可持续经营、强化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新农村建设将产生重大影响。

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确保农民得实惠、生态环境得保护为目的，以明晰林地使用权、森林和林木所有权为重点，以完善林业承包、放活经营和调整利益分配为内容，以健全服务、配套改革、强化科技为手段，转变管理职能和方式，解放林业生产力，促进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实现海南又好又快发展。

(二)总体目标。

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我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按照“严管公益林，放活商品林”的方针，落实“山有其林、林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总体要求，逐步把商品林的处置权交给农民，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以家庭经营为核心、多种经营形式并存、责权利相统一的新型林业承包经营体制和多元

化、多层次、高效率的新型林业生态保护体系，确保实现森林资源增长、林业产业发展、农民增加收入、社会稳定和谐的总体目标。

(三)基本原则。

推进我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坚持以下原则：

1.严管公益林，放活商品林的原则;

2.确保稳定，积极稳妥推进的原则;

3.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4.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充分协商的原则;

5.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形式多样的原则。

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和范围

我省集体林权制度的重点是调整和完善各类不合理的林业经营体制。其范围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林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集体商品林地及其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国有林地及其森林和林木、集体生态公益林地及其森林和林木暂不列入改革范围，但要确权发证。

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进一步落实林地规划，稳定自留山政策，完善责任山政策，认真解决林地分配不均问题，妥善处理承包面积过大、租金过低、租期过长等“三过”问题。要按照“先内后外、先易后难”的原则，积极稳妥，逐步推进。

(一)调整完善林业经营体制。

在保持林地集体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将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落实到户、联户或其他经营主体。调整和完善林业经营体制，明晰落实经营主体，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形式：

1.稳妥处理林地承包历史遗留问题。

对林地承包合同符合国家规定，内容合法、程序合法的，应给予维护。但还没有核发林权证的，须及时核发，确定权属。

对林地承包合同符合国家规定，但存在面积过大、租金过低、租期过长问题的，要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坚持把国家和省减免税费和降低育林基金的好处落实到农户的原则，通过充分协商，妥善处理。

对林地承包合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要依法终止合同，收回林地。

2.坚决解决自留山、责任山、林地分配不均和承包金问题。

对已分包到户的自留山、责任山，继续保持不变;面积、四至不清的，在进一步明晰的基础上，完善承包合同。自留山不交林地使用费。责任山按人口均分到户的，原则上不交林地使用费，但对超过均分部分，要缴纳林地使用费，具体标准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谁造谁有”政策，在开展植树造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策界线不明确，“谁造谁有”被误认为是“谁占谁有”，特定时期的政策一直在延续，客观上造成了承包经营关系不明确、面积界线不明晰，加剧了林地的分配不均和新的林权纠纷。必须在明确林地归集体所有，林木归个人所有的前提下，对林地经营者愿意继续经营的，经村民大会三之分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同意，重新将林地评估作价后，签订承包合同，缴纳承包金，承包金70%以上平均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其余用于发展林业和公益事业;对林地经营者不愿意继续经营的，如种植的是速生丰产林，由经营者依法采伐林木后收回林地重新发包。如种植的是长期经济林，则将林木评估作价后公开拍卖，拍卖所得补偿给原经营者，林木依法采伐后收回林地重新发包。

以祖宗地等名义非法侵占集体和个人林地的，要依法收回;对权属属农场，事实上被农民长期使用的，可进行协商，合理承包给农户经营。

3.建立完善新型林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对集体所有但目前仍由集体统一经营的林地、林木，原则上按人口折算均分到户，或在自愿的条件下，自由组成联户承包经营。缴纳的承包金标准，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对确实不能承包到户或联户的，可由集体统一经营，但集体应将林地、林木折股分配给本集体组织内部成员均等持有，财务单独核算，收益70%以上按股分配，其余用于发展林业和公益事业。

(二)承包新的集体林地。

承包新的集体林地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尚未发包或尚未落实经营主体的集体商品林地，应根据具体地块的土地条件、地理位置、交通生产条件划块、编号，平均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签订合同，并划界定桩，核发林权证。二是已经发包但因违法违规被依法收归集体所有的商品林地，也应平均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地上林木可评估作价后，或划块或整片，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优先竞买，再自由流转。新的集体林地承包要坚持均户均利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由集体讨论决定。

(三)建立规范有序的林权流转机制。

在保持集体林地所有权、林地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规范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的流转，建立规范的、有序的林地林木流转机制，引导林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森林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林业经营规模化、集约化。凡自愿流转的，要依法签订流转合同，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已经流转但手续不完善的，应当补充完善。流转的年限按照林木的采伐周期研究确定，避免流转周期过长造成林农失地。

集体经营的林地、森林和林木的流转，必须进行资产评估，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后，依法采取拍卖、招标方式进行。转让费按年计收，70%以上平均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其余用于发展林业和公益事业。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的规定，经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方能签订承包合同。产权一经明晰，应当及时核发林权证，已经核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其他证书中涉及林地林木的，要重新换发林权证，切实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四)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

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现有的林业审批事项进行清理，要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下放审批权限，做到便民利民、阳光服务。

1.放宽采伐，放活经营。一是允许自主经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制定任何限制林权所有者自主经营的政策措施，已经制定的必须坚决取消。打破木材垄断经营和地区封锁，在不改变林地性质的前提下，允许林权所有者按照市场规律自主造林、管理和销售。二是调整林木采伐年龄限制，原则上按市场需求安排采伐。在搞好森林资源调查，并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基础上，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按省批准下达的采伐限额控制指标，层层分解采伐限额与木材生产计划。个人所有的林木采伐，可由县林业主管部门委托乡镇，在下达的采伐限额内，符合条件的，即申即批;成熟的人工用材林、定向培育的工业原料林，在限额内优先解决，符合条件的，即申即批。

2.出台政策，规范管理。制定出台林地林木权属流转实施办法、林地使用费收取与使用规定、林权证抵押贷款办法以及林业发展扶持政策、产权交易制度等，做到规范管理，依法治林。

3.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强化林业社会化服务管理，将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造林规划指导、林权登记、市场信息化服务纳入公用事业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树立林业服务意识。

4.拓宽渠道，加大投入。加快推进林权证抵押贷款，成立林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及时处置林木抵押和贷款提供担保，不断拓宽投资渠道和林农进入市场的渠道，形成全社会投入、人人参与建设林业的局面。

5.搭建平台，盘活资源。建立林业要素市场交易平台，重点建立林权登记管理中心、林地林木交易中心、林木资产评估中心、林业法律与科技服务中心等，盘活林地、森林和林木资源，提高资源效益，促进林业经营规模化、集约化。

6.提高标准 发挥效益。为解决因集体林权制度造成商品林地与公益林地之间效益的差距，一方面要提高公益林的补偿标准。另一方面要在不破坏森林资源的前提下，将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起来，允许合理的利用公益林资源。

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做法

按照“组织建设、制发文件、设立机构、宣传培训、村社动员、协调准备、调查摸底、公示现状、制定方案、通过报批、确权踏勘、公示结果、签订合同、完善管护、检查验收、审核材料、数据输机、发放证书、建立档案和表彰先进”的程序，稳步推进改革。

(一)成立机构 全面推动。

成立省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全省林改工作的指挥协调和监督检查。省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以分管林业工作的省政府领导任组长，省政府办公厅、林业、宣传、监察、财政、农业、国土、司法、公安、法制、信访、发改、民政、农垦、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林业局，主任由省林业局局长兼任。

各市县要成立相应的林改领导机构，负责本市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具体工作。市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县林业局。乡镇、村委会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一把手亲自抓，层层签订责任状，形成市县、乡镇、村委会三级领导直接抓林改的局面。

(二)明确主体 先行试点。

省级的责任是制定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实施意见，进行指导和监督。市县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体，主要任务在市县完成。鉴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涉及面大、难度较大，先选择具有山区、丘陵、平原、沿海代表性的白沙、屯昌、昌江、澄迈县作为试点县，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为在我省全面铺开积累经验、提高做法。

(三)制定规划 明晰界线。

制定林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林地利用总体规划逐一落实到山头地块，明确各集体经济组织林地权属范围，划分商品林地与公益林地具体界线，并划界立桩，竖立明显标志。同时要对公益林地进行确权，明确村集体权属，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落实管护责任。

(四)宣传发动 组织培训。

一要层层召开会议，广泛发动。要逐级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全面部署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二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电视、报纸、广播、网络、文艺晚会、标语传单等多种宣传形式，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媒体专访，开设系列报道栏目，广泛宣传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和意义，讲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步骤和程序，讲透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和方法，做到通俗易懂，家喻户晓，使广大群众了解林改，支持林改，参与林改，形成一种人人关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社会氛围。

省、市县、乡镇要层层举办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培训班，熟练掌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和办法，统一方法步骤，统一标准要求，为保质保量完成林改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五)调查摸底 制定方案。

市县要组织对辖区内的集体林权结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摸底，落实各集体经济组织林地的权属、范围、面积、性质以及发包情况，并一一登记造册，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市县、乡镇、村委会、村小组都要制定方案，村小组的方案要张榜公布，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最后经村民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表决同意。各方案逐级上报批准后方可实施，真正将决策权交给广大农民群众。

(六)组织实施 确权发证。

省、市县、乡镇组成林改工作组，深入到村，按制定的方案协助各村集体经济组织明晰山林权属、现场踏勘定界、签订承包合同，以及组织资产评估和举行公开拍卖会。产权一经明晰，及时核发林权证。林权证的核发按照“申请、审核、勘查、公示、颁证、建档”六个步骤实施。

实施林改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六签名四公示”制度，“六签名”即：村民小组会议通知签收、村民小组会议签到、村民小组实施方案签字、林权界限确认书签字、合同签字、村民委员会对村民小组实施方案决议签字;“四公示”即：村民小组实施方案公示、林改工作程序公示、林权现状公示、林改结果公示。

(七)督促落实 总结表彰。

各级林改机构分别对辖区内林改实施全过程进行督促、指导和检查，建立定期汇报制度，编制工作简报，组织开展宣传与培训，并适时召开经验交流会，及时掌握各地林改工作进度。林改工作基本结束后，各级林改机构要对林改工作进行逐级检查验收、总结表彰。

六、我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时间和步骤

我省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总体上分试点工作和全面铺开两个阶段进行，时间为5年。

(一)试点工作阶段(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

1.前期准备(从2007年10月至2007年12月)。主要是成立省、试点县、乡镇、村委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机构，制定林改方案，落实试点经费，购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所需图纸及设备，编制教材，组织试点县主要领导及有关人员赴外省考察学习，以及组织培训，林权结构调查摸底，农户登记造册。

2.组织实施(从2008年1月至2008年8月)。主要是制定与落实林地利用总体规划，调处林权纠纷，落实经营主体，现场调查踏勘，签订承包合同，登记发证，建立档案，总结试点经验。

3.总结表彰(从2008年9月至10月)。主要是检查验收，上报总结，召开表彰大会，制定出台相关的配套改革政策措施。

(二)全面铺开阶段(从2008年10月至2011年10月)。

试点阶段期间，除4个试点县外，其他市县要认真组织完成对辖区内集体林权结构的调查摸底，并登记造册。同时也可选择1-2个乡镇作为本市县的试点，先期开展，以便总结经验，为制定符合本市县实际的林改方案摸索经验。

2010年10月前完成改革的市县为保亭、五指山、琼中、定安、东方、乐东、陵水、临高、琼海和文昌等市县。

2011年6月前完成改革的市县为海口、三亚、儋州和万宁等市县。

2011年7月至10月，主要是全省检查验收，各市县上报总结，省林改办向省林改领导小组上报全省林改总结，召开全省林改总结表彰大会。

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检查验收

(一)组织领导，措施保障情况。市县、乡镇、村委会三级是否及时成立林改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并制定了工作方案，逐级召开大会进行动员部署;是否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落实了工作责任制;是否做到广泛宣传，家喻户晓。

(二)依法依规，规范操作情况。集体经济组织的林改实施方案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林改的操作过程是否公开、公平、公正;集体山林的留用比例是否符合规定;集体山林承包、流转收益是否按70%以上的比例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分配和使用是否公开。

(三)落实主体，明晰产权情况。林地、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属是否明晰;主体是否落实。

(四)登记发证，档案管理情况。核发林权证是否做到程序合法、主体准确、权属明晰、图表一致、档案台帐规范、材料齐全，有无专人管理。

(五)社会稳定，群众满意情况。林地权属纠纷及群众反映的林改问题是否得到及时调查、认真研究、妥善处理;群众与基层组织对林改的反映是否良好;造林、育林、护林的积极性是否明显提高。

八、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林改工作的领导，要形成市县、乡镇、村委会三级领导抓林改的局面。要高度重视试点中的社会稳定问题，把维护社会稳定贯穿于林改的全过程，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要深入林改第一线，主动发现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严肃工作纪律，落实领导责任。

(二)保障资金。要妥善解决乡镇因林改造成的经费缺口，确保基层组织机构正常运转。要保证林改所需工作经费，确保林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建立队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性、技术性和社会性很强，需要一支懂政策、业务精、作风实的骨干队伍。各地在抽调工作人员时，一定要选择政治思想过硬、业务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作风扎实的同志。同时，要落实工作人员责任制，建立责任跟踪和过错追究制度。

(四)保证质量。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正确处理好质量与进度的关系，严禁违规操作，在广泛听取基层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林改程序，统一技术标准，严格规范操作。要建立质量监控体系，实行严格的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坚决防止走过场，应付了事，确保林改工作经得起历史考验。

(五)加强沟通。要加强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出现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省、市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组织力量对林改情况进行指导检查。

第四篇：中央政治局通过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中央政治局通过《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2014年06月30日 17:54

来源：新华网

会议指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措施。

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要坚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既要鼓励各地大胆实践、积极探索，又要指导地方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群众意愿，不搞指标分配，不搞层层加码。

要优先解决好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使他们及其家庭在城镇扎根落户，有序引导人口流向。

要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会议强调，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相关领域配套政策制度改革。

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由各地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安排，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

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功能互补，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经济集聚能力，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创造有利条件。

第五篇：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服务市场主体发展

省厅约稿：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服务市场主体发展

NZ县工商局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纪实

近年来，NZ县工商局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局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商事制度改革工作部署，围绕简政放权，大力放宽市场准入门槛，着力优化注册登记流程，致力提升便利化服务水平，努力打造门槛最低、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秩序最优的一流营商环境，较好地激发了NZ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积极贡献。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一站审批

实现“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是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部署，是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

国务院“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主导落实、多措并举，强力进行推进。整合工商、税务、质检等部门办证流程，全面实行“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的工作模式，申请人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时只需填写“一张表格”，向工商部门“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

2015年5月22日NZ县顺利实施了“三证合一”改革；

2016年10月8日NZ县实施了企业“五证合一、两证整合”登记制度改革；2017年8月1日顺利实施“27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办理营业执照时间由过去的近30天，缩短至3天内；提交的材料由过去的向不同部门提交多份材料，现在只需填写“一张表格”到“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工商部门3日内发照，发照之日就一并办理了列入整合的27项登记、备案事项，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市场主体的办照成本。“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成为企业唯一“身份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为企业唯一身份代码，实现企业“一照一码”走天下。NZ县落实多证合一、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举措，被《中工网》、《湖北日报》、《襄阳日报》、《视界网》等10多家网站和媒体报道，收到了较好地社会效果。

实施“三证合一”改革以来，全县新发展各类市场主体12204户，其中，企业1866户，个体工商户9927户，农民专业合作社411户。截止2017年8月底累计实有各类市场主体27279户，注册资本2757736.60万元。其中企业4886户，注册资本2359353.16万元；个体户21379户，注册资本138092.32万元；农民专业合作社1014户，注册资本260291.13万元。截止2017年8月底共发放“三证合一”营业执照4215份；企业“五证合一”营业执照3686 份;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营业执照15428份；“27证合一”营业执照2137份。

简政放权，同县通办，便捷准入

围绕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落地见效，NZ县工商局积极实施

简政放权举措，强力进行了职能服务再优化、措施再加强。

实行“同县通办”、“同城通办”登记改革，加速推进工商登记便利化进程。在落实“先照后证”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市场主体住所登记信息申报制和企业集群登记注册制，允许“住改商”、“一址多照”、“一照多址”、住所信息申报登记、集群登记，较好的解决了初创企业、小微企业住所难找或费用过高的创业瓶颈，对激发投资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全县87户创业者适用住所申报制度办理登记注册；NZ县兰羽集群注册托管有限公司以托管的方式，一次性为15家企业办理“集群企业住所托管”工商营业执照。

实施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注册“零见面”。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支撑的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审核、网上公示、网上发照等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方式，在NZ县得到有效推进，市场主体足不出户就可开公司、企业，极大方便了群众创业发展。2016年5月13日，NZ县首份电子营业执照顺利发出。截止目前，全县颁发电子营业执照75份，实现企业登记“零见面”。目前，NZ县工商局正加大推行“互联网+登记服务”业务培训，待网上登记软件开通后，全面实现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核准、网上发照、网上公示的全程电子化登记方式和电子执照应用模式。

推行市场主体住所登记信息申报制和企业集群登记注册，简化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2017年1月，《襄阳市市场主体住所登记信息申报制试行办法》和《襄阳

市企业集群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出台后，NZ县工商局迅速贯彻落实，鼓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采用住所申报制进行登记注册，并指导经营者填写市场主体住所信息申报相关文书，确保其申报的住所信息准确、完整。“住所申报”、“集群登记”成为NZ小微企业发展的新的便捷途径。截止目前，全县已有87户经营者适用住所申报制办理了登记注册，新登记集群注册托管服务企业1家，托管企业15家。

深化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方便市场主体快速退市。2015年，襄阳市工商局出台了《关于印发<襄阳市企业注销登记简易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NZ县工商局迅速转发并认真进行了贯彻落实。2016年12月国家工商总局下发《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NZ县工商局按照指导意见全面实施并深化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进一步简化企业简易注销登记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构建便捷有序的市场退出机制。

放管结合，信息共享，协同监管

为了有效加强先照后证改革后的监管盲区，放管结合，实现部门间无缝对接，NZ县工商局主动加强了与相关职能部门间的协调，积极强化信息共享，努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协同监管格局。

打破信息孤岛，实行信息共享。为确保“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后监管信息共享和监管对接，NZ县工商局全面实施“双知识、一承诺”制度。工商部门在办理涉及“工商登记后臵审批事项”的各类市场主体的登记时，拟制《工商

登记后臵审批事项告知书》，在发放营业执照时一并送达申请人；申请人申办登记注册时，按规定向登记机关提交由全体投资人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署的《承诺书》，书面承诺在领取营业执照后，及时办理相关后臵审批手续，在取得行政审批前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等诚信守法事项。工商部门在办理登记注册后，及时通过“湖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系统”推送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各相关部门通过“共享交换系统”及时认领涉及本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或属于本部门主管职责的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做好共享数据的导入工作，实现与本部门业务系统有效融合。通过“双告知一承诺”制度，不仅避免了申请人对“先照后证”认识上的偏差，而且清楚告知了申请人该去哪些部门办理审批手续，避免了跑冤枉路，减少“折腾”时间；同时也较好的打破的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监管信息共享。

落实市场主体年报公示制度，推进诚信体系建设。NZ县工商主动强化职能服务，积极加强业务指导，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依法按时公示信息，企业年报工作得到有效落实。2017年，全县企业应报4384家，已报2933家，年报率为66.90%；个体工商户应报19425家，已报13904家，年报率71.58%；农民专业合作社应报871家，已报641家，年报率73.59%。全县市场主体年报率名列全市领先地位。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努力提升科学监管效能。NZ县工商局结合有关政策和NZ实际，制定了《NZ县工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NZ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双随机”

抽查实施细则》，并全面建立健全县场主体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和抽查清单。目前已建立4438家企业名录库和全系统32名信用监管执法人员名录库，结合监管需要组织开展对企业的定向抽查和实地检查，进一步细化抽查检查内容、涵盖事项。

建立监管“三库”，积极构建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管体系。加强对市场主体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即时性的重点检查，按规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注为经营异常状态，并及时向社会公示。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库”和台账，制定工作规程，规范经营异常名录的列入、移出和经营异常状态标记工作。截止6月26日，对全县168家企业、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列入经营异常名录，99家个体工商户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移出已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50家。

加强协同监管，实现事中事后全面对接。NZ县工商局积极发挥市场监管委员会办公室作用，主动加强各成员单位间工作协调，推进信息共享，基本实现部门间信息无障碍传递。截止目前，全县市场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交换各类数据24350条。其中：工商部门推送信息20020 条，其他单位上传许可数据1096条；全县上传处罚信息1599条，上传协同监管信息395条，上传抽查检查信息163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