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模版）

第一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范文模版）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法国大革命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

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第二篇：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摘要)

第一编

1.1 法国大革命从爆发到发展的整个过程都超乎之前人们的意料。

1.2 法国大革命的反宗教性和无政府主义只是表象，其本质是反封建性，尤其是中央集权的加强。

1.3 法国大革命超越了国界。它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的政治革命。

1.4 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各地出现了相似的封建制度。随着王权的扩张，封建制度逐渐衰落。17世纪的英国通过长期的改良已经形成现代国家。18世纪，欧洲各地的封建制度濒于解体。

1.5 法国大革命的创新程度比人们一般认为的少得多。第二编

2.1 旧制度下的法国率先废除了农奴制，农民成为小土地所有者。贵族的政治特权消失，经济特权保留。范围缩小的封建制度，激起了更大的仇恨。

2.2 中央集权制不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旧制度下，形成了“国王→御前会议→总督→总督代理”的权力结构，这一结构控制了捐税、自卫队、公共工程、治安各领域。中央政府代替旧领主执行济贫等义务。

2.3 在法国，城市自由在封建制度崩溃后依然存在，但由于路易十四出于财政目的的交易而毁灭。全民大会蜕化为小寡头政治，该问题的指出导致中央政府涉足城市管理，但中央集权制并没有阻止城市走向灭亡。农村教区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逃往城市，只剩下愚昧的平民。教区自由空有外表，教区官员受总督代理压迫。

2.4 法国的普通法庭相对独立于政府。御前会议和总督通过调案干预司法。

2.5 旧制度政府利用封建制度的流弊，逐渐取而代之。其中司法权的争夺较为棘手，但法庭在随时代产生的新领域的争夺中落败。旧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并由法国大革命继承。2.6 旧制度下，审查手段发达，书面文件庞大，行政程序繁杂。统计手段在行政中广泛应用。行政文风长期平庸。行政官员主要为资产者。政府打压社会团体，而容忍新思潮。国王曾试图收买报纸。必要的改革没有进行，而执法方式不断变化，法律被蔑视。中央政权尚未具有健全有力的政体，而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机构。改革家试图通过中央政权摧毁并再造。政府取代了上帝，甚至连贵族都成爲了祈求者。

2.7 旧制度时期的巴黎在政府的阻力下，从法国最大的城市成为了法国本身。地方的自由权利在外省不断消失，巴黎成爲了王国发展的引擎。巴黎成爲了法国的行政、艺术和工业中心，工人比例增大并脱离行会。这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巴黎一地的起义引发了旧君主制的全面毁灭。

2.8 旧制度时期，法国各省之间越来越相似。贵族贫困化，资产者崛起，两者权力之外的差别消除。

2.9 欧洲大陆的贵族变成了种姓。英国的贵族与平民共事并通婚，进而与平民融合并形成新的统治阶级。法国曾经存在贵族与资产者共事的情况，但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而结束。贵族丧失政治特权而成为种姓，经济特权不断增长，贵族与第三等级相分离。贵族受封制度加剧了第三等级对贵族的仇恨。城市资产者拥有农村没有的避税方法，农村所有者涌入城市，热衷于担任行政职位，资产者与农民相分离。资产者将本地开支转嫁于下层市民，以一切手段摆脱人民的控制。同一阶层也被划分为自私自利的小团体。小团体主义为个人主义做好了精神准备。

2.10 英国贵族为维护政治自由和地方独立，必要时能与下属打成一片。法国曾与英国相似，而最终由于贵族的免税权而导致了分化。王权为防止激化与贵族的矛盾而对捐税摊派不均。由于对金钱的需求，王室破坏契约，维持中世纪行政机构，卖官鬻爵。最路易十六试图让各阶级重新接触，却引火烧身。

2.11 旧制度下自由仍未死亡。中央集权业已形成，但力量与合法性不足，因而不敢超越权力的天然范围。许多臣民保持着独立的精神：贵族保持着骄傲和自信，蔑视行政当局；教士以独立精神面对世俗政权，仇视专制，推崇自由；资产者的贵族化使之与贵族一样富有抗拒精神；司法机关不屈从于政权，关心公共事务。旧制度下对于王权的顺从并非出于强制，而出于情感。

2.12 旧制度下的法国农民脱离了封建制度，却遭到了新的压迫。留在农村的小贵族负债累累，对佃农百般勒索。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村里的行政官也和村民同样无知。军役税的征税员既是牺牲品又是暴君。总督通过抽签强征农民进入自卫队。徭役负担增加，扩及所有公共工程。农业生产力落后，农民贫困，而行乞遭到镇压。贫富之间缺乏沟通，互不了解。阶级分化使法国社会陷入不稳定。第三编

3.1 法国文人既不像英国文人那样卷入政治，也不像德国文人那样不谈政治。他们试图建立统一的政府理论，以理性和自然法代替传统习惯。旧制度促使文人从纯理论的角度建立理论，也促使不在参与政治事务的人民相信文人建立的理论。啓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起源。3.2 法国大革命的反宗教性，源于教会尊重传统的思想对啓蒙运动仰赖个人理性的思想的阻碍。同时，教会既是与文人发生直接冲突的一环，又是旧制度中脆弱的一环。而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保障。在大革命中，非宗教造成的公害，使各阶级陆续重新皈依宗教。3.3 啓蒙运动初期不关心政治自由。新出现的重农学派理论更接近现实。他们标榜平等，蔑视传统。他们赞成经济自由，反对政治自由，试图以公共教育防止权利的滥用。他们试图利用王室政府进行社会改革，推崇民主专制。王室错过了改革时机，此后人民再度热衷于政治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官僚行政和选民政府的混合。真正热爱自由的民族追求的并非自由带来的收益，而是自由本身。

3.4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期，法国处于衰落和停滞的状态。路易十六时期，统治者的精神发生变化，法国重新走向繁荣。行政官员重视经济，个人发财致富，国王服从公众舆论。但是繁荣中的精神更不稳定。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通向改革的时刻。政府刺激新热情，又从中作梗，把自己推向毁灭。

3.5 特权者开始关心人民的命运时，试图通过揭发自身的罪恶来解救人民，却使人民怒气冲天。特权者在抛弃自身权利的有益部份的同时，却保留了令人憎恶的部份。人民唤起了他们的同情，但仍旧被他们轻视。

3.6 政府完成了人民的革命教育：国王以轻蔑的态度对待看似根深蒂固的古老制度；政府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刑事诉讼中盛行不符合程序正义的速决司法。3.7 1787年的改革在公共事务中引发了混乱。新法律创设的一切权力都是集体权力，总督和总督代理被贬低的同时继续存在。新政权积极经营公共事务，却弄得一团糟。农民成为一种势力，原上层阶级试图与之靠近，却为时已晚。国家全面陷入不平衡状态，大革命爆发。3.8 封建制度的去行政化、贵族的种姓化、巴黎的集约化、政治生活的消失、作家引导舆论，共同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温和的风尚中产生了最不人道的革命，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久远的平等思潮与新近的自由思潮融为一体，点燃了整个法兰西的心。而当大革命丧失锐气时，旧制度中不敌视平等的专制制度在新社会中确立。此后人们扔多次将自有的头颅放在被奴役的躯体上，这与法兰西的民族性有关。

第三篇：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周林

（公共管理系 行政管理 学号：111051241）

摘要：去年年底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向党员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岐山意识到中国当期面临与当年法国相似的情景，政治制度建设的落后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中国当前的政府执政党理应能够理解怎样才能执政为民化解危机。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各种旧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适应从而酝酿出巨大的危机，最终引发革命摧毁了落后腐朽的政权。中国当前的危机如果不能正确理解面对与妥善处理势必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与思考的所在如何处理当前中国的危机。

关键词：旧制度 腐败 政治危机 经济制度 社会危机 改革

一．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反思 《旧制度与大革命》无论对于政府高层领导人还是学者来说都是相当珍贵的一本研究政治改革的著作，王岐山的推荐更使得中国民众以及学者更加注重这本书的研究。在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同时我们在反思中国当今社会存在的社会危机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凸显出巨大的社会问题与危机，值得当局反思，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现有体制以保障社会的稳定而不是通过维稳等手段实现社会表面上的和谐。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完全印证了在一切表面平静的背后其实蕴含着重大的社会危机，最后如急风骤雨般摧毁整个帝国体制。有危机不可怕，任何社会与国家都存在着各种危机，可怕的是我们对危机视而不见，安享温逸从而无视我们身边的危机。

二．当代中国所存在的困境

就当前的中国而言存在三大困境，分别是经济困境、政治困境与社会困境。这三大困境如果不得到妥善解决与处理恐怕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矛盾从而引发社会动荡。第一大困境，经济困境当前中国经济出现重大危机，体现在政府债务危机、民企危机、银行危机与产能过剩。

从2011年开始云南省融资平台首先发生了债务危机随后全国各地的融资平台都相继出现问题，云南省政府紧急向四大国有银行协商延缓债务期限从而在短期避免危机的发生。但是目前全国范围内大多数省份与云南省一样存在着债务违约问题这个危机目前正在悄悄逼近，如果没有妥善的处置后果不堪设想。

民企危机，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印钞与征税的方式进行资金的融合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的危机。在人工、地租、物价等全面上涨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投资营商环境急剧恶化，在江浙地区、珠三角地区大量的中小型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经济一片萧条。而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民营经济的困境依然存在。民营企业为中国创造了80%的就业与60%的税收，对中国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在政府高税费、复杂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却难以生存。如不推进民企投资营商环境的改善势必会引发更大的危机，民企不存，经济衰矣。

银行危机，银行危机从今年的“钱荒”事件可以看出部分端倪，2013年5月中旬开始的一个多月里，商业银行系统之间疯狂相互借钱来缓解压力，6月20日当天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一度达到了30%钱荒的附带效应也不断发酵引发了民众的担忧与高层的警惕。银行由于发生危机会导致经济的崩盘都有可能，而这次危机的根源在于从2008年开始的四万亿投资，地方政府向银行大举借债，导致银行危机的发生。

这些危机里面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产能过剩2008-2010年中国经济几乎进入谷底，大量的产能过剩问题弊病丛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企倒潮等。在江浙一带的港口积压大量的铁矿石，服装行业、制鞋业等纷纷破产。而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出台四万亿通过修建铁路、公路、基础建设等刺激经济增长，这严重引发民生领域的经济问题。就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而言，与当时的法国也有相似之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的债务危机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向第三等级加税，这使得原本不堪重负的第三等级群众更加苦不堪言从而发生暴动，推翻了落后腐败的王朝。

当时的法国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商人、农民、手工业者他们的财富被贵族与教会疯狂的掠夺，搞得民不聊生，第三等级被迫联合起来反抗政府的暴政。引发当时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还有政治危机，政治危机源自法国本身所存在的不平等的特权制度，教会与贵族垄断国家经济命脉，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完全不顾普通民众的死活。特权必然产生不平等与腐败问题的产生，当民众不堪压迫的时候会愤而反抗。

三．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政治改革 当下中国的政治危机亦是如此，中国在公有制为主导的体制之下产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特权阶层通过控制重要国有部门、企业为自己寻找寻租的空间。这些特权成为他们腐败的工具，垄断行业是他们腐败的温床，当下中国改革的重点即在于政治体制内特权阶层的改革。这些特权阶层包括曾经为中国解放、经济建设做过贡献牺牲的开国元老的后代“红二代”与当下840万公务人员以及他们的亲属，他们享受着各种国家福利。甚至有些红二代与官二代在中国横行无忌，肆意破坏，是中国社会弥漫一种不安的气氛。反观普通百姓的生活过得如此艰难，有冤屈难申，有苦难言。

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在夹缝中生存，花费一生的精力养家糊口，却在高房价、高税收等的压迫下耗尽财富，而这些财富被掌握着特权的阶层吸纳与掌控。他们通过特权通过审批，剥夺了普通民众的简单的生存需求。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困境，特权阶层如不废除，如不推进社会公平的建设，依然有可能酝酿出类似法国大革命一样的社会危机。

社会危机既是经济危机所引发的也会是政治危机所引发的，当下社会存在的社会危机主要是老百姓生存困境问题，主要包括城乡相距、收入分配、环境污染、制度保护等。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严重的衰败问题，中国乡村的法度消亡、经济停滞、土地荒芜，学校空壳化。整个乡村就是一个被掏空的椰子，内部空空如也。农村的衰败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危机，大量的农民工子女的生存问题，农村老人、妇女、儿童问题如何解决，是当前急需面对的。反观城市吸纳大量的财富，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穷尽一生都奉献给了城市而最后却无法被城市接纳，因为我们的户籍制度的严苛规定。城乡的经济差距也十分明显，乡村没有任何的税收来源，连修建马路，改善小学的资金都很缺乏，而城市大手笔地浪费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建面子工程。

环境污染方面，因为招商引资，将大量污染企业引入，出现了镉大米这样严重的事件，中国的政府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公共问题关系到未来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发展。制度保护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方面，农村空壳，城市挤满了大量务工人员，而这些人用一生的心血在城市耕耘换来的只是那些仅仅可以满足衣食住行的薪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医疗等问题凸显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四．中国面临的抉择与改革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正是帝国内部所存在的严重的社会危机所导致。中国当前的这三大危机社会困境、政治困境与经济困境如不处理到位，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王岐山书记向党员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显然中央高层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改革迫在眉睫。对一切旧体制的仇恨在增长。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会将它猛烈的抛弃。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

五．结语

中国正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人们对于变革的渴望日益浓烈。不管你是富有的商人、中产阶级、还是农民、刚刚毕业的青年，都对现状深感焦虑。在互联网空间上，一种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开始主导人们，人们渴望变化，而且立刻。人们得到的越多，就希望得到更多。但同时，人们又被某种忧虑所占据。《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改革的启示在于要重视社会危机，不要追求表面的平静，表面的平静往往内部波澜起伏，我们社会的改革要趁早，要追求社会的公平，面对特权与公平之间的社会矛盾，必须要废除特权追求公平，这样社会才能更加稳定，国家方可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J].晚霞,2013,(第1期).〔2〕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J].经济展望,2012,(第6期).〔3〕郎咸平.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J].经理人内参,2006,(第1期).〔4〕夏祖恩.米涅《法国革命史》的良史风范论略[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2,(第4期).〔5〕宣晓伟.托克维尔说什么?[J].中国发展观察,2013,(第1期).〔6〕黄万盛.革命不是一种原罪——读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J].开放时代,2004,(第5期).

第四篇：通过自治实现自由——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示

通过自治实现自由——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示 1856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出版。他写信给英国的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出乎他的意料，短短三年，这部著作就在法国重印了四版，在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地也极为畅销。一百二十年后，法国另一位研究大革命的专家弗朗索瓦〃傅勒指出，《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近代民主政治史文献中的“可怜的长辈”，涉猎的人多，读懂的人少。又过了将近五十年，2012年岁末，在另一个东方大陆，在准备迈向民族复兴的中国，因为中央领导的推荐，托克维尔的这本经典风靡一时，洛阳纸贵。

我不知道托克维尔若泉下有知，对此状况会作何感想？是欣慰，还是露出一丝无奈的微笑？但我相信，托克维尔当初对本书命运的判断，依旧是那么的准确——真正读懂这本书的自由之友屈指可数。表面上，这本书在解释革命的起因与根源，在剖析革命的激情与残酷，在揭示革命建立的新社会与旧制度之间的延续而非断裂，甚至在为各种反对或拒绝革命的立场提供充分的事实和理由，但实际上，托克维尔真正关心的，并不是革命本身。在民主与身份平等的革命业已成为“势所必至、天意使然”的情况下，托克维尔念兹在兹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在他看来，自由曾使贵族阶层保持了刚毅的德性，曾使法兰西民族成为伟大并充满激情；正是自由精神的缺失导致革命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在革命后建立了平等社会的今天，也只有自由，才能避免社会走向新的专制和暴政，才能恢复每个个体的独立和尊严，并推动一个民族走向强大和荣耀。

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承认：“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别无事业。”可见，正是这种对自由的热爱，不断激励着托克维尔的政治思考。同时，也是基于对这种自由的热爱，使他能具备敏锐的洞察，拨开历史的迷雾和纷繁复杂的事实，看到自由对于个体、民族乃至人类的意义所在。换言之，唯有建设自由，才是出路。托克维尔的可贵在于，他把握并承认历史发展的趋势，力图超越自己的身份、情感和利益来进行思考，从而具有广阔的悲悯情怀。

更重要的是，托克维尔对自由的思考，结合了人性和制度两方面的建设，由此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实实在在的民主推进的基础。他的自由观丝毫没有忽视人性的基本需求这一维度，但又没有局限于空泛的道德说教或谴责的层面；他的自由观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制度关怀的维度，但并没有立基于宏大的政治设计或叙事，就像当时法国的“文人政治”所体现的那样。针对大革命前后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平等激情所导致的专制集权的问题，托克维尔认识到，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但要实现自由，必须夯实公民社会的基础，通过日积月累的、多层面多领域的公民自治与合作的实践，达到自我教育、自我训练、变革社会、推进文明的目标。没有这样的自由自治的实践，革命就难以避免，革命就容易沦为悲剧，革命后所谓的新社会，也不过是乌托邦的梦想。

具体而言，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就如何通过公民自治来实现自由联合的问题，直接间接地提出了如下一些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思路：

第一，不能以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寻找终极或唯一正确方案、彻底开辟新天新地等心态来构建全新的社会。正如托克维尔指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事实上所成就比人们想象的远远要小得多。法国革命中人民本来具有两种激情，即平等的激情和自由的激情，但为什么最终平等的激情战胜了自由的激情？就是因为平等的激情使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而缺乏耐心去思考自由和为自由脚踏实地。当时的文人们由此成为了国家首要的政治家。他们热衷于普遍的人性、结构，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而无顾必然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基于这样的教训，我们必须承认社会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摆正心态，扎实地自下而上地改变我们“感情、习惯和思想”。我们不要忙着提供某种抽象的理性和原则，不要积极许诺一个完全平等的、公正的社会，而是在行动中逐渐消除那些明显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弊端，慢慢确立我们生活中那些实践的理性、智慧和原则。

第二，要尊重民主平等的潮流，以“普遍的自由”来替代贵族遗梦中的那种“特权的自由”。这是托克维尔不同于孟德斯鸠、基佐和伯克等保守自由主义者的地方。托克维尔看到，在身份平等不可阻挡的社会下，如果还试图缅怀过去特权自由的黄金时代，重新引入所谓的君主立宪、中间团体或以财产资格限制等为条件的中产阶级统治，这其实是一种时代错位，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引发更多的反感，从而不仅无益于自由的实现，反而可能导致丧失更多的自由。托克维尔作为逝去的贵族一代，当然对贵族阶层在封建时代抵御专制、弘扬自由的历史功绩有诸多肯定甚至留恋，但他冷静客观地意识到，“逝者已矣，来者可追”，新时期的人民主权原则虽然可能沦为集体的专制和多人的暴政，但也为自由的生长提供了丰富充实的土壤。他在美国考察时就注意到了乡镇自治和结社权对于捍卫自由尊严的重要性，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附录中，他也专门考察了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的民主自治实践的重要意义。

第三，与上一点相联系，为了维护自由，必须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加强公民自治与合作的建设。大革命之所以猝然爆发，之所以爆发后代价惨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央集权制蚕食、挤压、摧毁了各种各样的公民社群和中间团体，导致国王、法官、教士、贵族、官员、第三等级、农民等各阶层之间都封闭隔膜、漠不关心、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呈现出来的要么是一群原子化的个人，要

么是分崩离析的集体个人主义。其结果是，人们都蜷缩在狭隘孤立当中，而缺乏独立自由的品性，缺乏公益互助的精神。人们的人格也变得奴性，万事都仰赖于中央政府的秩序和恩典。只有重新恢复自由，才能与社会中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在早期的奠定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研究思路的“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一文中，托克维尔就明确指出，“正是在治理村庄中，贵族奠定了后来用以领导整个国家的权力基础。”与此相对，“既然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伟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所以，如果没有乡村自治、宗教精神、三级会议的民主实践、社团合作等多种多样的自由自治的形式，地方自由和普遍自由都将逐渐消亡，最终带来的也就是政权的灭亡。

第四，自由的精神意味着在自治合作中培育某种责任伦理及对他人、传统和制度的尊重精神。托克维尔一再指出，相对于别的时代和欧洲别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前的时期都是最有序、最开明、最繁荣的时期，但“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是为什么呢？答案也许不能局限于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在于在改革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原因的累积，导致了改革顷刻间沦为革命？在托克维尔的分析框架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旧制度下由于自由自治被破坏，使得责任伦理和尊重精神丧失，一旦改革带来释放的机会，公众的不满自然加剧。由于法国各个阶层的隔膜、嫉妒和仇恨，当贫困和社会矛盾等问题出现后，各方都把人民的苦难推诿给对方。上层阶级虽然对底层越来越关心，但仍然充满盲目的蔑视。所以革命爆发，饱受压迫和不尊重的温顺的人民立刻便成为暴徒。从对传统和制度的随心所欲来看，国王带头对最古老最坚固的制度毫不尊重；政府告诉大家对私有财产的轻视态度；司法在教会人们不用尊重基本的程序，等等。没有自下而上的自治，自上而下的那些坏的榜样便逐渐弥散到整个社会，促发着革命的到来。

第五，自由及其自治的实践必须制度化，常规化和自觉化，否则就是偶然的、脆弱的、任意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第十一章是一个多少显得突兀的章节，其中论述了在专制政体下，某种奇特的自由仍然会得到保全：专制意志制造的公职工具成为抵挡中央集权的保障；政府遇到微小的反抗便不知所措、犹豫不定；贵族内心有着对行政当局的蔑视；教士、司法机构等捍卫独立和自由而不屈从于政权；司法的说理和论证已成为政府和个人的话语习惯。显然，这些自由的抗争尽管是有意义的，但毕竟都是不可靠的。在书中另外的地方，托克维尔还专门分析了旧制度下法兰西民族那可歌可泣的自由心性，但他也坦承：“那时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所以，“如果说这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

与自由的法治国家。”换言之，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缺乏坚实的自治实践，所以处处显得偶然和无节制，强于破坏，弱于建设。

第六，要勇敢争取我们的自由，要为自由而自由。托克维尔旗帜鲜明强调和捍卫了自由本身的意义。他表明，自由的价值甚至不在于把别人踩下去，而在于让自己站起来，“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他还表明，自由就是自由，而不是手段：“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所以，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会变得富裕、华丽、文雅甚至辉煌，但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托克维尔与英国的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关系甚笃，从以上他对自由的阐发我们可以看出，托克维尔的自由观或许更具某种振聋发聩的效果，其精神的归宿中带有那种贵族式的热烈而高贵的力量。

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20多年前，托克维尔前往美国，从空间的角度去考察美国的民主，试图思考法兰西民族的未来；20多年后，他又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法国那逝去的悲壮的年代，试图思考一个民族何以发展到今天的原因。怀着历史深处的忧虑，托克维尔告诉我们，“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他的这句话也许真的可以成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这本书的重要理由。可是，比这更值得警醒的是要看到托克维尔从部分研究整体的关注重心所在。他说，“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相信这句话才是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最大借鉴所在。托克维尔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建设一个自由、开明、自治和合作的理性公民社会。

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最好的互参读本是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要说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警鉴之处，在我看来多伊尔的这部著作也许能提供更多的、更整全也更细节的东西。多伊尔在他的最后结论中说：“但那时没有人会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创造的。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是的，如果没有经由自治走向自由的民主实践，如果没有公民社会得以健康发育的底盘，那么真的是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本文以《必须夯实公民社会的基础》为题，节选载于《华商报》2012年12月22日“评论周刊”，这里为完整版）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

目录 概述 内容梗概 创作历程

1.2.写作背景 写作初衷 点评鉴赏

1.2.内容探讨 学者评论 成就与影响

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于1856年。

内容梗概

《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法文原本名称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英文版名称有两个：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和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创作历程

写作背景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写作初衷

托克维尔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

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点评鉴赏

内容探讨

1、法国大革命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

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学者评论

从2012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

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成就与影响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重新受到了重视。《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