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司制度的思考

第一篇：现代公司制度的思考

09级国贸1班闫军磊2009407103

4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考

摘要：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历史悠久，在中国让人们议论纷纷的往往是国企，尤其是

国企的资本结构治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治理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现有的资本

结构已无法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资本结构治理成为企业改革的热点和

难点。本文基于国企资本结构特征分析，提出资本结构治理基本思路，并对现存的资本结构治理方式进行剖析，认为债转股只是修正国企资本结构的过渡之举，国有股减持是优化企业股权结构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现代企业制度国企资本结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一直是财务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话题。国企扭曲的资本结构，不仅正在吞噬企业的信誉和市场竞争力，损害着企业的价值，危害市场经济的信用水平，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企业治理结构的基石，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推行的一大障碍。本文立足于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现状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趋势，在对我国现有资本结构治理方法剖析的基础上，提出资本结构治理思路和策略。

一、现状透析：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失衡的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受经济运行机制和自身组织形式的制约，资本结构畸形发展，成为国企改制和脱困的瓶颈，并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治理结构。透过我国国企资本结构的现状，我们认为国企失衡的资本结构主要表现出三大特征：

国有企业负债比率偏高

在进行负债比率分析时，既要警惕过度追求低负债比率的保守倾向，同时也要防止将“高负债比率”和“资本结构不合理”混为一谈，这是因为：从实施负债经营的企业看，负债是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为企业带来财务杠杆收益，只有过渡负债经营才会产生财务风险。

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失衡

企业股权结构的安排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运作机制有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企业股权集中或分散程度上，而且还表现在股东的特性上。股权结构可按不同的分析目的进行分类。

国有企业筹资方式单一

对筹资方式的不同选择将影响企业的筹资成本和筹资效率，多元化筹资途径可以减少企业对某种筹资方式的依赖性，增强企业的筹资弹性。企业筹资方式的选择与资源配置机制密不可分，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孕育着灵活多样的资源分配方式，企业作为市场的平等参与者可自由地选择筹资方式，根据企业内部需要筹集不同性质的资本，以达到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目的。

二、理顺思路：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治理的起点

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融资而形成的“财政主导型”的企业融资结构，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拨改贷”，最终被“银行主导型”的企业融资结构所取代，企业资本结构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形成是国家融资体制演变的结果，是企业内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坚持存量调整和增量注入相结合的治理方式

重构现有资本结构的途径不外有两条：一是外部注入资本模式，如通过权益资本或债务资本的增加来改变负债率过高或过低的现状；二是内部存量资本调整模式，如通过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相互转化来达到优化资本结构的目的。这两种模式对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我国国企资本结构治理涉及的范围和金额都非常庞大，外部注入资本是相对有限的，期望采取此模式来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也是不现实的。相比最现实的途径莫过于内部存量资本调整模式，因为此模式投资少、见效快，国家通过债权转换为股权能迅速改变企业高负债率问题，企业国有股权的减持和出让有助于企业股权的分散化，缓解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

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筹资结构体系

筹资权作为企业财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有完善的资本市场相配套，但我国目前单一的筹资方式难以使企业成为独立的筹资主体。为此，只有按市场要求建立严格的筹资运行机制，使融资体制由国家融资真正地转向市场融资，使融资方式由过去单一的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融资方式，才能保证企业资本结构的健康发展。

注重资本结构的制度建设与技术管理相结合的治理原则

我国企业资本结构长期以来一直是政策性的产物，缺乏一个靠资本结构理论来改善资本结构的技术性基础，政策因素是我国当前进行资本结构研究所必须面对的主导性因素。

三、债转股：修正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过渡性举措

为大中型国有企业解困及化解金融风险是我国债转股实施的两大动因。从我国国有企业的角度看，债转股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国有企业摆脱目前的财务困境，并借债转股之机帮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债转股对国有企业具有正面效应

在我国当前经济背景下，债转股政策的实施对国企资本结构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债转股是对“拨改贷”债务后遗症的有效矫正，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债务比率。其次，比较破产清算或维持现状而言，债转股往往是更合理的选择。因此，实施债转股对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是一种较合理的选择。

债转股政策的效应具有短期化倾向

尽管理论界对债转股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债转股的赞歌一直在唱主调。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债转股剥离了银行的不良资产，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减轻了企业债务，有利于国有企业扭亏增盈，优化了国企资本结构；债转股可以一举解决国有企业高负债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双重困难，是一步“一石二鸟”的好棋。本文认为，将债转股看成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在实践中也是不可取的。债转股的实施存在制度上的负面影响

债转股存在潜在的政策风险

对于债转股政策的风险和成本代价，理论界普遍存有疑虑，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从企业角度看，债转股容易诱发企业的道德风险，这种风险也正在极大地损害我国的信用市场。

四、国有股减持：股权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

企业股权结构的规范是建立在“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基础之上的，而我国企业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并存的现状显然是有违以上原则的，非流通股的市场化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目标，也是我国应对WTO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企业股权结构安排与经营绩效存在相关关系

关于企业内部股权与外部股权的关系问题，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詹森和麦克林从委托代理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合理搭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强调了内部股权和外部股权的比例安排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稳步推进企业的员工持股计划

内部股权与外部股权的比例失衡是我国企业股权结构的一大特点，也是我国企业业绩普遍较差的原因之一。本文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本对企业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积极推进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不仅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内在要求，也体现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同时，将员工持股计划与国有股减持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一部分国有股出售或奖励给企业的员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不合理股权结构，降低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

五、分类治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治理的必由之路

整体而言，目前国企失衡的资本结构已极大地制约了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采取何种策略理顺企业的资本结构，这个问题不仅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也是有待理论界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应当采取分类构想的方法，分类构想的基本思路是：按企业的重要性程度，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三大类，不同类别使用不同的资本结构治理手段。第一类为关系国计民生关键行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应采用增量资本注入的治理方式；第二类为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行业中有一定的发展前途，国家可采用存量资本调整的治理方式；第三类为陷入严重财务困境的中小国有企业，国家可采用破产清算、出售等方式直接退出。

对于第一类企业而言，进行资本结构治理是为了加强国有经济的地位，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笔者认为要达此目标，仅仅在企业原有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实施债务重组或减持国有股是不够的，而直接由国家财政直接注入增量资本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增量资本带来企业净现金流量的增加，能够迅速地改变企业不合理的资产结构，扭转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而这些正是存量资本结构治理所无法实现的。

第二类企业处于国有经济逐步退出的行业，采用直接注入资本的方式将会使国有股比重越来越大，国有经济就会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因此选择存量资本结构治理是必然的选择。目前，在国有企业进行的债转股和国有股减持都属于存量资本结构治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债转股和国有股减持在治理目标上存在一定的冲突，债转股在短期内无疑将增大企业国有股的比重，加重国有股的“一股独大”；而国有股减持的目标就是要降低国有股的比重，彻底根治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端。因此，对某特定的企业而言，不应同时使用债转股和国有股减持两种不同性质的治理方式，否则的话，必将带来资本结构治理逻辑的混乱，延缓了国有经济退出的进程。

第三类企业多属于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中小企业，很大部分都陷入极度的财务困境之中，资金周转不灵，有的企业甚至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而且小型企业在行业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再加上低下的信用等级和单一的筹资渠道等局限性，要扭转目前的财务困境绝非易事。对于该类企业，由财政直接注入资金的方式是完全行不通的，而存量资本结构治理也失去了运作的基础，因为在企业资不抵债时，债转股的价格无法确定暂且不论，即便是进行了债转股，唯一的结果只能是虚增了企业的股本，对企业的经营无任何益处，反而还会扰乱市场经济的信用秩序；在此情况下，国有股减持也失去了可能性，国有股减持的价格基础已名存实亡，任何投资者恐怕都不愿意出资购买每股净资产为负数企业的股票。

第二篇：公有制与现代公司制度对接的法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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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与现代公司制度对接的法律思考 李仁玉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 教授 , 王亦平北京

工商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公司制度则是企业的一种形式, 是一种具体制度。讨论公有制经济与现代公司制度的对接问题, 实际上就是讨论公有制经济能否通过现代公司企业这一形式来充分、有效、持续、稳定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 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 这类企业的公司改制能否成功, 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最终能否建立。本文拟就国有大中型企业与现代公司制度对接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公司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 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已初步形成体系, 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 企业制度改革尚在探索, 所以, 从立法角度看, 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有制条件下公司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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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企不分的问题依然存在, 由原来的单一投资体制改为多投资主体的公司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 以使经济运行微观主体的企业法人能够真正自主经营、自负营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却限制了公司企业的这一权利。我国公司法规定, 股东大会享有公司的重大决策权。这样, 在现代体制下, 如果国家股在某一公司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或虽未占到一半以上但处于控股地位的话, 那么股东大会的决策权, 也就成了某一政府主管部门或某一国家授权机构的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 政企很难从根本上予以分开。虽然中央和某些省、市已通过组建投资公司来阻隔政府与企业的联系, 但由于起“隔离带”作用的投资公司难以改变其“国家行政附属物”的地位, 所以, 对于其属下具体从事生产或经营的公司企业来说, 不仅未能摆脱政府部门的干预, 而且又增加了一个婆婆, 使政企关系更加复杂化。这种政企不分的状况, 使企业难以以独立的主体人格有效地开展经营活动。其症结问题在于国有股权代表的定位有所偏差。

(二)用人机制不合理。按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决定。如果国家股在某一公司中处于控股地位的话, 股东大会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选举决定, 同样会成为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授权机构的委托任命。由于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授权机构与企业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 所以, 在选择和委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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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管理人员时, 难免不把本部门利益乃至决策者个人的利益和感情因素渗透进来, 使得被委托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政治 素质和业务能力完全维系在某几个甚或某一个决策者的个人意志和感情好恶上。这种用人机制往往导致如下端弊: 一是真正德才兼备、一心为公的企业家难以走上企业的重要领导岗位;二是不利于企业建立防御机制, 抵御外部的行政干预, 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三是给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滋生腐败创造了条件。

(三)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企业能否形成持续、稳定、高效发展的态势, 取决于企业有无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动力的生成和强弱在于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程度。在现时人民物质生活尚不能充分满足的情况下, 激励机制主要是指物质利益机制。但从我国的公司立法制度看, 这种激励机制难以形成。按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的报酬由股东大会决定, 公司的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由董事会决定。在国家控股的公司中, 上述人员的报酬实际上同样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授权机构决定的。由于国家没有统一的标准, 因而一些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与普通职工的报酬形成了巨大的差距。收入的不公开和各种隐形收入的增加则进一步加大了这种收入的差距。在财产公有基础上的这种收入过分悬殊的状态, 导致职工心理上严重失衡, 对立抵触情绪急剧增加, 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严重创伤。另外, 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授权机构对公司高层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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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实行的奖惩也缺乏科学的依据, 使企业管理层面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中, 设置监事会的直接动因, 是为了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我国公司中, 监事会的职责不仅要保护股东的利益, 同时要保护国家的利益和企业职工的利益。但在我国国家控股的公司中, 监事会成员的选举和更换如同董事会一样, 实际上主要也是由某一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授权机构委托或撤换的。由于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授权机构与公司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 所以, 同为其委派的董事和监事以其为中介纽带很容易形成个人利益上的默契, 从而弱化或蚕食掉监事会的监督功能。退一步讲, 即使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授权机构的少数决策者不从中斡旋协调这种个人利益, 董事会同样可以无所顾忌地通过付出较小的成本来摆脱监事会的制约。另外, 虽然我国公司法规定监事会组成人员可以有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 但鉴于在人数上处于劣势, 加之在监事会的议事规则中没有“一票否决”的规定, 因而, 在实践中很难对董事会的经营决策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制约。

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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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有制条件下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是, 如何在确定有股权代表的基础上建立高效的企业运行机制, 包括责权机制、用人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只有解决了这第一层面的问题,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内部管理、技改等第二层面的问题。

(一)关于国有股权代表的确定。确定国有股权代表, 是建立国有公司或国家参股控股公司各项机制的前提条件。对国有股权代表重新进行定位的目的在于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能够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 以摆脱全民所有财产虚置无主的状态。为此, 应将国有股权代表从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授权机构移位于相应级别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 使国有股权的代表更加贴近于最初委托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投资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共同行使国有股权有以下几个好处;第一、有利于减少多重委托代理环节。从理论上讲,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 国家所有应等同于全民所有。但由于全民所有者与最终代理者之间的这种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导致国有(全民所有)产权关系变得异常紊乱。代理环节越多, 越难反映初始委托人的 真实意志, 对最终代理人的行为越难实施监督控制。第二、有利于政府部门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公正性。政府各部门在管理社会生活中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不利于各经济微观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而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其相应级别国有企业或国家参股控股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共同作为国有股权的代表, 则可以使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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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中处于超脱的地位, 从而保证企业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得到充分释放。第三、有利于增强企业的防御能力, 排除行政部门的非法干预。由人民代表大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国有股权的代表, 可以使企业在人、财、物各个方面彻底摆脱政府部门的控制, 更有利于企业独立人格的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国有股权的共同代表, 在行使职权中如何进行具体操作, 还需要确定双方代表国有股权份额的比例问题。鉴于企业职工的局部利益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的非完全一致性, 代表全体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应占有国有股权代表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份额, 以保证全民财产的性质不会改变。与此同时, 职工代表通过行使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 可以从企业内部更好地维护职工自身的权益。

(二)权责机制的建立。从一般公司制度意义上讲, 我国公司立法已将公司的权责机制建立起来。但从经济基础和体制结构看, 这种权责机制并未真正形成。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国家不可能代表全民直接行使国有股权。在缺乏利益机制的情况下, 某一政府主管部门或国家授权机构作为国有股权的代表, 能否不折不扣地行使好股东的权力, 操作起来十分难以把握。更重要的是, 在国家控股的情况下, 由公司体外的无直接利益关系的“股东”直接或间接行使公司的重大决策权, 将会限制公司的独立经营权, 导致彼此责权发生混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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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由人民代表大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行使国有股权代表的职权, 也很难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为此, 我国公司立法应根据公司股权结构的不同情况, 对股东大会的职权分别作出不同的规定。对非国家控股的公司, 其股东大会的职权应依现行公司法规定;对国有公司或国家控股的公司, 则应将其股东大会的职权予以削弱, 而加强其董事会的职权。除了公司章程的制定、修改, 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清算, 公司的增资减资以及董事和监事的选举和更换外, 其他诸如公司的经营方针、投资计划, 公司预决算方案的制定及公司债券的发行等项权力都应划归董事会享有。董事会权力的适度扩大是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一种必然趋势。加强国有公司或国家控股公司董事会的权力, 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决策成本, 有利于企业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作出迅速反应, 捕捉生产经营的有利战机。当然在赋于董事会重大权力的同时, 要明确规定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为保证上述经济责任能够实际履行, 应定期从董事会成员中的个人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责任押金”缴存于公司专设的银行帐户, 未经公司国有股东代表的同意,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该笔资金。董事解任时, 如对公司无经济赔偿责任, 则退还该笔押金;反之, 则用以向公司承担财产责任。通过建立权责机制, 可能使管理层在自律的整肃下, 积极稳妥地调动企业的内在经营管理功能, 增强自身的责任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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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人机制的建立。建立合理的用人机制的目的, 在于通过恰当的方式确保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德才兼备的企业家能够进入企业的高层管理岗位上去。为此, 应对目前的董事选任制度进行重大修改。除职工董事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外, 其他由国家参股控股公司的“国有股董事”, 一律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予以确认, 之后, 由国家股权代表进行委派。为保证公开招聘的目的能够最终实现, 在立法方面和具体实施上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要保证应聘人员的数量和来源范围。在公开招聘前, 要通过一定级别的新闻媒体进行公告, 公告发布的期 限和应聘人员的报各期限要留有一定的余地, 而且不得向应聘人员收取任何费用, 该招聘活动的一切开支应打入企业的成本, 以保证应聘人员的基数, 不致于使招聘活动流于形式。第二、要制定明确的用人条件。国家股东代表在为企业招聘董事这类高层管理人员时, 除了公司法规定的对董事的一般限制条件外, 还应补充规定其他条件作为选择的依据。即就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学历知识、管理水平、业务实绩、工作年限等条件作出具体规定。第三, 制定严格细密的招聘考核程序。从考核的内容上, 要力求全面: 从国家的经济政策, 企业的业务管理, 到经济法律知识都应涉猎。从考核的形式上, 要力求多样: 如笔试、面试、民主评议、民意测验等。从评分的标准上, 既要严谨, 又不失有条件的灵活: 对应聘者的书面考分、实际经验及其他个人素质要进行综合评价, 而不能单纯唯考分是问, 也不能以某一方面的长处论优劣, 而应整体考虑其未来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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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才能的综合潜在素质。第四、要组成专门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成员应由作为国家股权代表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各自选派的代表组成。同时亦可邀请有关方面的社会专家学者进入该委员会, 对有关业务进行指导。最终, 由委员成员通过投票表决选出该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被确认的各董事在正式上任之前, 要与国有股权代表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以进一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另外, 董事长、副董事长应由全体董事选举决定, 而不宜由国有股权代表决定。

(四)激励机制的建立。在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中, 建立内在的激励机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把包括管理人员在内的企业全体员工的收入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稳定地有机地联系起来;二是如何使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理的范围内。企业的员工还应该分得企业每年创造的一部分利润。国家应该以法定形式, 根据企业的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等, 对各类企业创造的利润在国家和职工之间确定一个分成比例标准, 这样, 企业创造的利润越多, 职工所得的收入也就越高。通过利润分成的纽带, 将职工的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益联结起来, 以此调动全体职工的劳动创造热情, 形成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为了保证这种激励机制能够真正形成, 一个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就是要使职工从企业所创利润中分得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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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报酬与其基本工资收入形成适当的比例, 一般情况下宜等于或高于其基本工资收入。为了使企业的员工能够形成一种长期的劳动和经营观念, 同时可以采用自愿的方式鼓励员工将其从利润中获取的一部分报酬以股份的形式投入到企业, 同时对其向企业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份作出一定的限制。这样, 可以使企业职工以企业所有者和生产劳动者的双重身份与企业形成长远的利益关系。同时, 也有利于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相互协作和监督制约机制的形成。

关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与一般职工的报酬应该保持多大距离的问题, 从操作上讲,主要是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由谁决定以及如何决定的问题。所以, 我们应该从立法上进行调整, 把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决定权交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行使, 使各个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处于大体相当的水平, 国家可以根据企业的级别、规模、管理的复杂难易程度等因素,从立法上对不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报酬规定一个幅度范围, 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内决定本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这样, 不仅可以较好地解决一般职工与经营管理层的矛盾, 而且也可以更有效地调动高层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经济利益上也要同企业形成共同体。通过将其部分劳动收入股份化, 使其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融合起来。并且通过逐年增加投入使相互间的这种共同利益更加紧密, 以促使高层管理人员经营行为的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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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督机制的建立。在西方国家的公司企业中, 通常情况下, 小股东和雇员的利益极易受到侵害。而在我国公有制为主导的公司产权结构中, 国家作为大股东的利益较之前者的利益往往更容易受到侵害, 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公司情况完全不同。目前, 我国国有资产的流失形式和渠道多种多样, 但归根结底, 渠道只有一条, 那就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国家授权部门或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的少数领导对企业的疏于管理和自身的违法违纪行为。所以, 在国家参股、控股的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中, 监督镜头的聚焦点要对准公司的董事和经理班子以及与其有直接关系的国有股权代表。从这个角度出发, 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 必须着手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建立独立的企业监督体系。从传统公司理论讲, 公司的监事由股东大会委派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国公司中的国有股权代表由于仅仅是“代表”, 而非实实在在的股东,所以如同公司董事会成员一样, 也存在一个被监督制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监事会成员由其来委任, 显然难以形成独立的监督地位。因此, 应改变目前监事会中“国有股监事”的任命办法, 将各级国有独资公司或国家参股、控股公司中的“国有股监事”改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考察任命, 其人事关系与企业脱钩, 使其能够摆脱该企业国有股权代表的控制, 独立行使监督权。第二、加强监事会的监督手段。我们目前许多公司的监督职能之所以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可操作的手段和措施。《公司法》赋予监事会的职权, 就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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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这种操作性, 在实践中行使起来非常困难。因此在立法上, 应在进一步加大监事会职权的同时, 对其行使职权的具体手段作出相应的规定, 比如公司财务人员拒绝或借故不配合监事会监督检查公司财务怎么办, 董事、经理对监事人员纠正其错误行为置之不理怎么办, 股东大会中的国有股权代表对公司董事、经理的违法行为进行庇护怎么办, 董事会借故不通知监事而召开董事会议怎么办等等。另外, 为使监事人员能够顺利履行监督职能, 还应从经费上提供充分的物质保证。该笔经费应单独设帐, 由监事会独立支配。第三、明确监事会监督不力的法律责任。为督促监事会积极主动地行使其监督职能, 法律应对监事的失职行为从行政、经济、刑事等方面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凡是董事、经理有可能涉足的与企业经营管理有关的违法犯罪行为, 监事会都应事先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对于通过实施监督本可能避免, 但由于监事没有实施监督或监督不力而导致董事、经理的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根据损失的大小和过失的情节, 给监事以相应的处罚。当然, 在规定监事严格责任的同时, 应给其以较高的报酬, 使其与董事、经理一样, 成为一种高报酬、高风险职业。如果上述各项工作做好了, 企业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就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发挥。此外, 除了监事会的监督之外, 我们还应该从企业内外部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视角的监督体系: 从企业外部讲, 要有来自立法机关、审计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新闻机构和社会群众的监督;从企业内部讲, 要有来自各职能部门、生产经营部门和一般职工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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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同时, 要将监督手段、监督程序、监督渠道从法律上予以具体的规范, 使其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

出处:北京商学院学报199604

第三篇：对中小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思考

对中小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思考

摘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过程就是代写论文对现有学校制度进行变革和创新的过程，也是现有学校制度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必须结合学校目前的制度状况、发展实际以及外部环境的情况，从条件与基础方面考虑可能性与可行性。中小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应该从行政管理制度、举办制度与内部管理制度三方面进行创新。

关键词：中小学；现代学校制度；创新

一、中小学的行政管理制度创新

其一，明确地方政府对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权，加强其能力与责任意识。依照法律规定，中央政府应将具体管理中小学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全面负责中小学的公共管理工作，激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对管理学校的制度做出适应性的安排和决策，使其更好地回应当地人民接受良好基础教育的需求。面对全国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情况，为地方政府发展和管理基础教育提供支持与帮助，加强其行政能力与尽责意识，通过双方的合作来达到基础教育的国家目标。

其二，明确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权，加强其统筹能力。依照法律规定以及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对中小学的管理权主要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来行使，而不能进一步下放到县级以下的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能力，突出其在处理相关教育事宜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地协调财政、税务、规划等政府部门对教育的管理工作，形成相对集中统一的中小学行政管理制度。

其三，明确行政管理权是公共管理权力，依法对中小学平等行使。中小学因不同的举办性质而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政府在行使对不同类型的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权时，必须依法平等地行使，不能有歧视和不公正现象。为此，应该统一对公办中小学和非公办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机构，由一个行政部门统一来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并按照一视同仁、为学校发展服务的原则对待不同类型的中小学。

其四，明确行政管理权是有限的法定的，不能侵犯举办者、学校的法定权利。行政管理权是法定的由政府代表国家统一行使的管理权，其特点是有限的强制，也就是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是强制的，如超出权限范围变成无限的，则是违法的、会被强制的。地方政府在对中小学行使行政管理权时，必须合法，绝不能侵犯举办者、学校以及相关利益主体的法定权利。从行政管理权与法定权利而言，行政管理权应是对法定权利的保障权，法定权利规定着行政管理权的边界。因此，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明晰行政管理权的法定界限，明确对中小学相关主体权利的保障责任，推进依法行政，维护法定权利。

二、中小学的举办制度创新

其一，从法律层面进一步细化举办者的权利与义务，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性与对称性。目前的法律对举办者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比较简略，法定权利仅有一项，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其所举办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体制；法定义务也仅有一

项，即负责筹措办学经费。法律对举办者确定学校的管理体制没有进一步的规定，这既不利于保障举办者权利，也不利于约束举办者权利的过度使用。法律仅对国家作为举办者的法定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规定了办学经费来源、标准与办法，对国家作为举办者保障办学经费给予了征税、收费等相应的权利，但对非国家的举办者如何筹措经费没有相应规定。这既不利于依法规范这些举办者的筹措经费行为，也不利于这些举办者依法筹措经费，不能为举办者更好地筹措学校经费提供法律依据。

其二，从法律层面或政策层面进一步明确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及其责权。公立学校的举办者是国家，实际上是各级政府在代行国家作为举办者的责权，但是法律对于各级政府在举办中小学中的责权没有明确的规定与安排。从责任来说，各级政府如何分担作为举办者的投入责任，如何明确各级政府分别作为哪些学校的举办者，特别是如何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对公立中小学承担的举办者责任；从权利来说，各级政府如何行使对举办学校享有的权利，如何分享在确定学校管理体制方面的决策权，如何行使这种决策权等。同时，作为举办者的政府在行使学校管理体制方面的决策权时，如何与作为公共管理者行使的行政管理权相区分，两者的界线在哪儿。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都需要法律或政策做出基本的制度安排，从而能真正落实各级政府对中小学承担的举办者的投入责任，为不投入或投入不足提供明确的法律责任承担者。同时为各级政府合理分享对公立中小学的内部制度安排上的决策权提供依据，使公立学校在更好地体现中央利益的基础上照顾到地方的利益。

其三，从法律层面或政策层面进一步明确非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资格。从法律的原则规定上，任何合法的组织或个人都有权利成为中小学的举办者，但从中小学的性质及设立学校的法律标准来看，这种成为举办者的权利是有限制的，不是一种无限或绝对权利。法律应对自然人或一般组织成为中小学的举办者进行程序、标准、条件等方面的明确规定，从而对权利进行明确的法律限制或规定。这样，既可为那些想成为举办者的组织或个人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也可为政府作为公共教育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权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合理合法地设置和管理中小学提供制度保障，也为这些非公办中小学的长远发展提供一种制度保障。

其四，从法律层面或政策层面进一步形成对非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激励。由于教育的公益性质、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国民性质，举办中小学本身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如何从制度上激励和吸引非政府的举办者积极举办非公立中小学，推动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举办基础教育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权利和责任。法律也规定政府鼓励非政府的各方举办教育。这就要求政府作为公共教育管理者要尽到鼓励的责任，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对非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进行激励。这种激励既可以是非经济的制度安排，如荣誉、名声等，也可以是经济的制度安排，如财政奖励、财政补助等。应该说，政府作为中小学的举办者和非政府中小学的举办者享有同等的法律权利与义务，政府作为举办者没有权力排斥非政府的举办者，政府作为公共教育管理者也没有权力对非政府的举办者采取歧视或不公平政策。

三、中小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创新

其一，通过决策制度安排保障举办者合法利益。学校的决策制度安排最为基本的一点就是要体现举办者的合法利益，保障举办者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对股东利益的保障制度，学校的决策制度安排应有三个基本要素：(1)解决谁有决策权问题，一般应是举办者会议或举办者代表会议作为最高权力组织，由它来决定决策权的分配、行使制度，最为基本的是决定决策权的代行机构方式及组成；(2)解决如何行使决策权问题，一般应是学校董事会或学校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决策制度安排，包括决策权限、决策程序等，代表举办者会议具体行使有关学校的决策事宜；(3)解决如何监督决策权行使问题，一般应是学校监事会或学校设独立董事方式，代表学校举办者利益监督代行决策权的机构或个人的决策权行使。现代学校制度的决策制度安排因其举办者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安排，但其基本的安排应使决策权合理配置、高效运行、监督有力，保障举办者合法利益，体现举办者办学思想与办学理念。由此来看国家举办的中小学，其决策制度安排应明确中小学的具体举办者或举办者代表，明确举办者拥有的决策权以及决策权在学校内的具体行使方式，将举办者利益通过决策制度安排内部化，从而保障国家作为举办者对中小学所持有的理念与办学目的。非国家举办的中小学，其决策制度安排首先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合法的决策权安排，其次也应明确决策权在举办者间的分配、明确代行机构及监督方式。具体而言，对于举办者是个人的，其决策制度安排重点解决决策权的科学与民主问题，防止个人过度集权；对于举办者是多人或多个组织合作的，其决策制度安排重点解决决策权的合理分配问题，防止无法做出决策。

其二，通过执行制度安排保障法人利益。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校，其执行制度应该是继续完善校长负责制，赋予校长明确的执行权力以及组阁(安排校内管理权力制度)的权力，改善其绩效评估与激励机制，使其充分代行国家对于学校的内部运作权，推动学校发展。非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校，其执行制度安排也应是完善校长负责制，明确校长选任、执行决策以及业绩考核制度，明确校长管理学校事务的相对完整的权力，避免决策者越权和过分干涉校长的执行权。

其三，通过监督制度安排保障成员利益。现代学校的监督制度安排应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决策权上有相应的监督安排，这种监督安排是代表学校成员的利益的监督，从决策上保障成员的法定利益，一般而言采用学校成员(教师、学生)代表进入决策机构享有决策权的方式或专门享有监督权的方式来安排。二是执行权上的监督安排，也就是对校长行使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安排更多的是让学校成员或代表参与管理，或是落实法律对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组织的安排，保障学校管理权的行使不侵犯教师的合法权利。三是成员权利日常保障上的监督安排，也就是一种常设组织或监督专人，是日常保障、补偿、救济成员合法权利上的监督安排，主要负责对日常管理行为中出现侵权时做出一种迅速反应，发挥权利补偿与救济保障作用。

其四，通过督导评估制度内部化安排保障公共利益。学校制度安排中除了通过学校行政管理制度、学校举办者制度来保障学校的公共利益外，更为重要的是将社会或公众对学校利益的要求内部化，使学校正常运行与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保障和发展的过程。学校的督导评估制度安排要体现和保障公共利益，需要有如下基本安排：一是在决策制度、执行制度与监督制度安排上有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般而言是指社区或家长的代表者在学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上有参与机会。二是在学校运作的过程中有公众参与的机会，也就是学校对社区或家长是开放的，家长能及时获知孩子的教育教学情况，能参与和选择对孩子教育与学习的某些活动。三是社会专门督导机构代表公众对学校办学情况进行定期评估，评估结果能成为激励和约束学校办学行为的依据，学校形成接受社会专业评估的负责文化与及时反馈的制度。

第四篇：现代大学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现代大学制度涉及规范和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

现代大学制度的构架包括两个层面，即宏观层面（学校与外部的关系）：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微观层面（学校内部）：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

中新网12月5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48号)，一批改革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具体的教育改革项目完成备案程序，标志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通知》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大胆突破，努力形成有利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坚持统筹谋划，确保改革协调有序推进；坚持因地制宜，鼓励各地各校大胆试验。要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使教育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顺应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多更好教育的新期盼。

《通知》从专项改革、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三个层面，确定了改革试点的十大任务：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保障水平。

《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要科学制订实施方案，明确改革目标、进度安排、和配套政策，突出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要建立督促检查机制，对试点项目跟踪调研，定期进行评估，加强检查指导，确保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要加强宣传引导，对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成果，要及时总结，组织交流，加以推广，将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第五篇：《现代公司制度》的案例分析——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现代公司制度》的案例分析——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摘要：本文主要叙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简介，历史，股份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机制。

简介 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GE，NYSE：GE），或译奇异，世界上最大的提供技术和服务业务的跨国公司。据2007年统计，GE的销售收入是1727.38亿美元，是世界上拥有市场资产第二多的公司2，并且在过去4年销售收入一直位于世界第一或第二。GE是在公司多元化发展当中，较为出色的跨国公司。目前，公司业务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拥有员工315,000人。现任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CEO）是杰夫·伊梅尔特。

通用电气公司的总部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市。这家公司的电工产品技术比较成熟，产品品种繁多。它除了生产消费电器、工业电器设备外，还是一个巨大的军火承包商，制造宇宙航空仪表、喷气飞机引航导航系统、多弹头弹道导弹系统、雷达和宇宙飞行系统等。闻名于世的可载原子弹和氢弹头的阿特拉斯火箭、雷神号火箭 就是这家公司生产的。历史

这家电气公司是由老摩根在1892年出资把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汤姆逊—豪斯登国际电气公司等三家公司合并组成。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家公司大发战争财，获得了迅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在新兴的电工技术部门——无线电方面居于统治地位，1919年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即美国无线电公司，几乎独占了美国的无线电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通用电气公司的产量和利润额急剧增长。

通用电气公司在创立后的80多年中，以各种方式吞并了国内外许多企业，攫取了许多企业的股份，1939年国内所辖工厂只有三十几家，到1947年就增加到125家，1976年底在国内35个州共拥有224家制造厂。在国外，它逐步合并了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英国、西班牙等国的电工企业。1972年该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计有：欧洲33家、加拿大10家、拉丁美洲24家、亚洲11家、澳大利亚3家、非洲1家。到1976年底，它在24个国家共拥有113家制造厂，成为一个庞大的跨国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是摩根财团控制的一家大工业公司。它经营了几十年，攫取巨额利润，资产雄厚，规模庞大，1976年和1977年在美国大公司中都是名列第九位。据1978年5月8日美国《幸福》杂志的统计，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977年的总资产达136.96亿美元，销售总额达175.15亿美元，这一年的纯利润为10.88亿美元，在美国各大公司中占第五位，职工总人数38.4万人。该公司从1956年开始建新厂生产导弹，并向外国提供核武器。例如在日本搞原子能、原子燃料和海军鱼雷等。1976年与法国合作研制涡轮飞机和可以装备鱼雷潜艇或运载火箭的发动机。在1973年接受美国军事订货共14.2亿美元，在各大公司中居第二位。

股份结构

机构持股

Institution Name

Vanguard Group, Inc.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

(US)Shs Held Shs Chg %Chg $Chg* %Out %Port Rpt Date 3.8 3.5 1.2 06-30-11 1.1 09-30-11 401,047,776 8,249,857 375,485,984-11,352,066 2.1-311,837,216-2.9-1,580,868,992

Institution Name BlackRock Institutional Trust

Company, N.A.Fidelity Management & Research Company Capital World Investors Wellington Management

Company, LLP Dodge & Cox

Shs Held Shs Chg %Chg $Chg* %Out %Port Rpt Date

3.2

1.0 06-30-11

337,595,840-9,387,508-2.7-589,958,592

150,087,392-26,610,668-15.1-712,147,904 138,078,096 7,531,100 132,587,264-4,997,959 120,979,616-8,878,298

5.8

-13,314,384

1.4 1.3 1.3 1.1 1.1 0.9 0.7 0.7 0.6

0.6 06-30-11 0.9 06-30-11 0.9 06-30-11 2.7 06-30-11 0.7 06-30-11 7.0 06-30-11 1.3 06-30-11 0.9 06-30-11 1.3 12-31-10

-3.6-257,987,920-6.8-321,975,616 6.3

-1,177,676

T.Rowe Price Associates, Inc.112,271,440 6,604,755 GE Asset Management Inc.Northern Trust Investments,N.A.TIAA-CREF 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NBIM)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US)

Geode Capital Management,L.L.C.Invesco Advisers, Inc.94,386,632

-56,050

-0.1-113,443,888-1.5-113,293,656-2.9-123,584,984-9.3

109,834,648

75,902,752-1,145,605 68,961,424-2,070,867 68,374,216-7,021,009

67,996,744 166,385 0.2-77,580,104 0.6 0.9 06-30-11

67,269,696 2,017,777 66,967,608 5,240,050

3.1 8.5

-39,594,508 25,371,548

0.6 0.6

1.6 06-30-11 1.1 06-30-11

公司的治理结构

主要行政人员（列举如下）

杰弗里伊梅尔特执行主席，行政总裁及公共责任委员会成员 基思S.Sherin副主席兼首席财务总监

瓦利德Abukhaled首席执行官沙特阿拉伯和巴林，沙特阿拉伯和巴林总统 Elyse艾伦GE公司首席执行官加拿大

纳尼BeccalliGE欧洲和北亚，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GE欧洲和北亚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董事会成员（列举如下）

杰弗里伊梅尔特 道格拉斯A时代华纳罗谢尔二拉撒路拉尔夫S ·拉森 塞缪尔A.纳恩

执行委员会-（列举如下）

审核委员会道格拉斯A时代华纳 赔偿委员会拉尔夫S ·拉森 提名委员会罗谢尔二拉撒路 公司治理委员会罗谢尔二拉撒路 管理/组织发展委员会拉尔夫S ·拉森

经营机制

不断改革管理体制

由于通用电气公司经营多样化，品种规格繁杂，市场竞争激烈，它在企业组织管理方面也积极从事改革。50年代初，该公司就完全采用了“分权的事业部制”。当时，整个公司一共分为20个事业部。每个事业部各自独立经营，单独核算。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经营的需要，该公司对组织机构不断进行调整。1963年，当波契(Boych)接任董事长时，公司的组织机构共计分为5个集团组、25个分部和110个部门。当时公司销售正处于停滞时期，五年内销售额大约只有50亿美元。到1967年以后，公司的经营业务增长迅速，几乎每一个集团组的销售额都达16亿美元。波契认为业务扩大之后，原有的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于是把5个集团组扩充到10个，把25个分部扩充到50个，110个部门扩充到170个。他还改组了领导机构的成员，指派了8个新的集团总经理、33个分部经理和100个新的部门领导。同时还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董事会，他们的职责是监督整个公司，并为公司制定比较长期的基本战略。

通用电气公司采用了目标管理方法，使得组织中上级和下级管理人员一起制定共同的目标；同每一个人的应有成果相联系，规定他的主要职责范围；以这些规定为指导，评价一个部门或每一成员的贡献情况。使职工发现工作的兴趣和价值，在工作中实行自我控制，通过努力工作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组织的共同目标也因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