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精选5篇）

第一篇：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100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100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100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让我们一同把目光拉回到100年前的那个秋天。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革命军在三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

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

下面让我们看看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局势。

辛亥革命之后，北方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控制，南方数省被士绅军阀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控制，后南北议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民国迁都北京。北洋军阀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北洋政府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个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军阀政府。后来随着袁世凯打击异己，牟求称帝，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掀起了多次反袁战争。袁世凯称帝后，旗下北洋军阀众叛亲离，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不久病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解体，分裂成直系、奉系、皖系、浙系等军阀，各派军阀互相争权夺利，掀起了民国时期的第一次军阀混战的高潮。

让我们看看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变化。

制度方面：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是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经济方面：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列强忙于火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但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也导致了近代民族工业的特点：

1,只发展在轻工业,重工业几乎没有发展,缺乏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

2,相对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来说还很薄弱,这就意味着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不可能让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3,民族工业相对与本国自然经济来说,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在自然经济的束缚下,民族工业很难发展。

人民生活方面：人民生活的变化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果甚微。放足和禁缠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但是，民国之后，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军政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

人民思想方面：其实，辛亥革命并没有把民众共和观念让所有的人深入人心。就中国人对皇帝的看法来说，大概可以分成五类：

第一类：遗老遗少——想恢复帝制，厌恶共和，穿长袍留辫子；

第二类：先进分子——极力支持共和，向往和平生活。所以比较鄙视帝制，认为皇帝是落后的（最起码是不先进的），不符合潮流的。

第三类：封建军阀—— 一种是：借保护皇帝之名，扩大势力，皇帝是利用工具。如张勋； 另一种是： 憧憬皇帝生活，自己企图登基，如袁世凯。

四：麻木的——这其实是普通百姓的心态，谁来了自己也没好日子过，索性就不关心了。

五：偏远地方的或者是十分愚昧的——不知道没有皇帝了，确实有这种人。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

民国第一人总理唐绍仪外出访问，碰到一个老汉，为表示亲民，跟他攀谈了起来。

一老汉问：“你是何许人也？”

唐骄傲的说：”中华民国总理是也。”

老汉沉思，又问：”不知中华民国地处何方啊?”

这个故事给各位带来笑料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陷入沉思：连中华民国都不知道，这是何等的悲哀啊！

最后，北洋军阀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辛亥革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从根本上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用政治、外教、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他们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从主观上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组织比较松散，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

尽管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这的业绩和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永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辛亥革命依旧

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市里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是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

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当地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三、辛亥革命给人民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辛亥革命机房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第二篇：辛亥革命前后的徐特立

辛亥革命前后的徐特立

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谢照明

徐特立同志的一生，是一部可使人深得教益的近、现代革命史教科书。他走过的道路，也是我国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荣道路。徐特立以爱国情感为思想契机，从信奉康有为、梁启超转为中山先生的信徒;从醉心于“教育救国”，转到赞成新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左派，最后，在革命斗争实践和党的教育下，信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由激进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和杰出的人民教育家，为民族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徐特立同志早在他的青年时期，就作为一名勇猛的民主革命斗士，为湖南地区的辛亥革命运动和教育事业的进步作出了诸多贡献。这是他不平凡一生的伟大起步。本文拟就此时期徐特立同志的战斗生涯和教育活动，作一初步的阐述，以纪念这位革命的老战士。

(一)徐特立，原名懋庸，一八七七年二月一日(清光绪二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五美乡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家境的穷困，使他自幼养成了勤务俭朴的美德。九岁时，靠父兄变卖借贷，多方筹集学费，他才进了乡间蒙馆。十二岁，徐特立过继给一位寡居的远房伯祖母为孙，这位祖母也仅一份薄产。十五岁时，终因家境愈趋艰窘，学费无着而辍学，总共读了六年私塾。此期间，他喜读杨继盛《遗嘱》等文章。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是明世宗嘉靖年间一位主张抗御外患，力劫奸相严篙无道的忠臣义士一，后被严篙诬构处斩。其遗嘱即在临刑前写就，内中告诫其子为人要有志、谦和、正大、诚实，全文写得富有感情。徐特立诵读多遍，屡屡法然泪下。这篇文章不仅激发了徐特立读书的浓厚兴趣，也在善恶观念、如何为人处世等方面受到了最初的教育。十六岁那年，祖母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为祈求祖母病灾早消，徐特立与本乡十余人合租一只小舟，溯湘江而上，去南岳衡山佛寺进香。一路上，这十余人态度蛮横，天天无端责骂船夫。对此，徐特立极感不平，非常同情贫苦的船夫。他告诫自己:我若当一名船夫，决不运送这种人，只去运猪;日后若能科举及第，就只任教官，决不当欺压百姓的官员。从此他改名“特立”，取“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之意。可见徐特立自幼即心地善良，立志不凡，日后终生亦未泯为民谋福的赤子心肠。同年，祖母病故，他踏入社会，走上了边谋生边自学的艰辛道路。

徐特立在青少年时代，陈受封建私塾教育外，还受过佛学等多种唯心思想的影响。辍学后，从十六岁到十九岁，他迫于生计，一度想出家为僧，皈依佛门，为谋出路，也曾学过中医、卜卦，欲操行医卖卜之业。不过，此时期徐特立倒能自择书籍阅读，也有收益。他后来忆及这段生活时曾言:“十五岁时因没有钱读书，脱离了先生的束缚，得到了自由，开始脱离儒家经书的束缚而读最粗俗的农民能读的劝世文、歌本、最迷信的卜卦、算命、堪舆等书籍，给我以了解字义的机会，并且由劝世文进到看佛经，从禅宗的语录得唯心派的哲理，发展了我的思考力”①。

十八岁起，徐特立在本乡设馆授课，开始了历时十年的蒙馆教书生涯。他边执教还边习

八股，希冀有朝一日搏得功名，以便进身立业。但是在读八股文章的过程中，徐特立渐恶

“考秀才用的官僚用的八股”，又从“明朝亡国时汉奸的八股”与“反满清的民族英雄的八

股”的对比学习中，增长了反清思想。使徐特立获教颇深的是明末反清志士金声和黄淳耀的

八股文章。金声在明朝灭亡，清兵南下，南明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叠出时，曾聚义

兵、率明军抗清，后被清军所执，不屈而死。黄淳耀则在清兵屠嘉定城时，誓不降清，自溢

身死，是明末一位诗文名家。徐特立从读他们的文章中深受教育，曾言:“他们为国牺牲的

精神，给我以很大的刺激，使我增加反满清的情绪”②。在乡间蒙馆任教的十年间，徐特立

眼见身触广大农民常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惨景，他自己亦亲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层知识

分子的苦难生活，进而激起他对帝国主义列强、清朝封建势力的憎恨，萌发了爱国主义的思

想。其时，徐特立执教之余又认真钻研近代科学文化，开始探求西方新学，制定了“十年破

产读书”计划。他节衣缩食，变卖微薄的家产，购置各种新书，忘我地进行学习，尤注重数

学、心理学、伦理学、语言文字、地理、历史等学科的学习，这也为他后来在中小学及中

等、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文理各科教学，奠定了坚实渊博的学识基础。

(二)，徐特立生逢黑暗**之世。帝国主义列强育割中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祖国河山破

碎，广大人民陷于绝境。严酷的现实，使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正义感的徐特立忧心如焚，渴望

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一八九八年，他二十三岁时遇上了戊戌变法。湖南正是维新人士

活跃的地区。徐特立喜读维新派的《湘报》，欣见八股之废和湘省实业之兴。此时的徐特立

是康梁的信徒，拥赞君主立宪政体，以为从此中华有救，民族有望。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等的死难，以及继之而来的义和团员遭屠，且反被诬为“拳匪”和辛丑

条约的丧权辱国，这一切使徐特立深感改良主义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亦激起他对帝国主义

列强及西太后之流卖国奸贼的切齿大恨，曾于一九O三、一九O四年间写下了<书愤》一

诗，发出了“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的愤慨之

言③。这无疑是黑暗王国里惊天动地的一声呐喊，是这位青年爱国者大胆而又直率的反叛宣

「刁。

自一九O五年起，徐特立急速地向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化。该年下半年，他考入设在长沙 的，宁乡县立师范学校速成班，学习了四个月的资产阶级教育学和自然科学。宁乡师范的校长

是刚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会员周震鳞。他在校内秘密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经常教育学生

要立志创造一番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徐特立正是在此时正式接触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思

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正如他日后总结自己这段学习生活时所言的，“在四个月中一切科学知识却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在革命学说方面，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④。

从宁乡师范毕业后，徐特立投入兴办新学的活动。他与同学姜济寰、何雨农一越在长

沙城东的榔犁镇办了一所犁江高小，后来还附设女子班和速成师范班。这是长沙县最早的一

所小学。姜、何二人家境富裕，出资建校，徐特立贫寒，自愿出力任教，不拿薪，兼授国

文、数学、历史、地理、美术多门课程，还操持许多杂务。此后，他又在家乡办起五美小学

和五美高小。高小的校舍，即他的住宅，教室桌凳也是用他自己的钱购置。此外，徐特立还

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倡女子教育的影响，致力于湖南地区女子教育事业的兴创。斯时，资

产阶级民主派认为女学不兴，是“亡国之源，亡种之源”，号召中国妇女“规复天赋之权

利，以扫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

也”⑤，提出了“女权革命”，“振兴女学”的强烈主张。一九O六年，湖南进步教育家朱

剑凡毁家兴学，创办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徐特立积极赞助，亲至该校任教，后来还一度继朱

剑凡任校长。徐特立亦是我国从事社会教育的一位先驱者，在周南女中任教时，就曾举办一

所平民夜校，招收穷苦的工人和店员入校识字学习。徐特立的上述教育活动，在愚民专制的

清末，有利于启迪民智，为唤起民众铺垫道路。他充分认识到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曾在其诗

作中表述过自己的认识，即“休夸长沙十万口，子弟不教非我有”，所以他希望“大家努力

树桃李”⑥。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自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加强对华的政治、经

济侵略的同时，加紧了文化侵略，拼力扩增在华的“教会学校”，并敦促清政府亦多办各级

各类学校，以图培植更多的为他们效忠的奴才，供他们驱使的工具。所以，此时期徐特立的

教育活动另有其积极意义，是与帝国主义、清政府别有用心的兴学之举相抗衡的。

在致力进步教育事业的同时，徐特立的民主革命思想更趋坚定，成为湖南教育界抗列强

反清廷的一员晓将。到周南女中任教后，他广泛涉猎了《民报》、《浙江潮>、《新湖南

潮》和《中国魂》等革命书报，精心细读湖南革命志士陈天华的《猛回头》一书，思想上进

一步发生变化，全弃立宪维新观点，竭诚拥护民主共和，成了中山先生的一名忠实信徒。他

利用周南女中作为与志同道合者鼓吹革命的一个活动基地，常与朋友们究讨时局，启发广大

师生投入爱国救亡运动。他还跨出校门，深入民众，努力传播革命思想。一九O六年夏，徐

特立在他兼有教职的长沙修业学校作时事讲演，厉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暴行和清政府的卖

国政策。讲演中，他愤怒声讨了一九O二年湖南辰州教案中，英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相勾结，借口两名英籍传教士被杀，疯狂逮捕当地群众三百余人，用大炮轰毙十名所谓的“凶犯”的

暴行。在这批“凶犯”中竟然还有一名年仅十四岁的茶馆学徒!还怒斥了当年发生的南昌教

案中，法国传教士刺死中国地方官员及清政府对此事件卑躬屈膝的劣行。徐特立疾言厉色，声泪俱下。广大听众愤慈填膺，慷慨激越。立时，徐特立取刀在手，当众砍下左手小指一

截，力书“驱逐鞋虏，恢复中华”八个血字，表示为国雪耻的坚强决心。事后，湖南省内外

许多报刊以显著地位报导了这一消息，轰传遐迩，使反动派为之失色，令懦夫愧然低头，大

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

一九一O年春，徐特立为进一步研究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小学教育，前往上海入江苏省

教育会主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习了四个月的小学单级教学法。同年，他又东渡日本 考察小学教育两个月左右。这些活动不仅使徐特立进一步了解资产阶级教育学科的内涵与状

况，而且较广泛地接触了中外社会实际，对他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继续提高亦有裨益。

回国后，徐特立仍在周南女中任教并兼该校小学部校长。这期间，他还独立主办湖南最

.54.早的教育杂志<周南教育>周刊达半年之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宣传新知识、新思想，并

征约周南女中进步师生供稿，自己又兼校对、发行工作，表现了极大的热诚。正是辛亥革命

前夜严酷的社会现实和教育事业的恶劣状况，激起了徐特立对反动势力更强烈的憎恨，唤发

了他旺盛的斗争活力，所以徐特立曾自言:“当着辛亥革命的前后，我的文章就被反动势力

压榨出来了”⑦。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正式宣布了臭名昭著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竟大肆向帝国

主义列强拍卖川汉、粤汉等铁路主权，激起湘、鄂、川、粤等省广大人民的保路运动。徐特立

勇敢地投入战斗，与周南女中的一些进步教员密商发动长沙全城学校的大罢课。在他的鼓动

与组织下，长沙各私立学校很快举行罢课。但是，官办的公立各校仍在上课。、徐特立便亲自

撰写传单，对广大师生明之以理，晓之以势，阐明保路权乃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紧急战

斗。随即各公立学校也投入了罢课斗争，形成了长沙最早的一次罢课运动，为蓬勃开展的湖

南保路运动，增添了战斗火力。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革命党人因交通不便的关系，迟至第三日才获

悉此消息，而湖南官方当局却于当天便从电报中得知了。巡抚余诚格深恐湖北的革命火焰蔓

及湖南，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加紧对军队的控制。与此同时，湖南革命党人勇敢地行动起

来，准备响应武昌的首义壮举。徐特立即与长沙中小学校部分爱国的教职员聚会于长沙县教

育会馆，共商教育界当如何投入战斗，以促举义大计之成功。会上，徐特立带头痛斥了以劝

业学堂校长为代表的不坚定分子的谬论与怯言，坚决主张立即响应武昌起义。随.后，他即发

动进步师生，串联新军士兵，积极参加了长沙起义的筹备、组织工作。

十月二十二日，长沙起义成功。新的都督府成立，策动新军起义有功的革命党人焦达 峰、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成为全国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徐特立欣喜若狂，还亲

自跑到长沙城外买牛，慰劳起义队伍。为了民主共和理想的实现，他四处讲演，发表自己的

政见，参加省议员的选举活动。结果，由于他功劳卓著，威望极高，当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

议员，并被推举为副议长。

但是，湖南光复不久，焦达峰、陈作新即遇害，政权落入大地主大官僚出身的原立宪派

头子谭延阎之手。谭延l’ed提出了“维持治安，保全秩序”的施政方针⑧，实质上是极力梗阻、限制革命的发展。不久，徐特立在省议会提出了县知事民选的提案，引起了议会内部激烈的

争议。最后，提案还是通过了。但议长熊兆周和徐特立已成不两立之势。熊兆周和省都督府

相勾结，把此案无理搁置，拒不交付执行。徐特立愤而辞去副议长之职，他痛心地看到，这

些新的执政者，大多是营私肥己之徒，只求个人升官聚财，根本不为民众造福。作为一名激

进的民主主义者，徐特立对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深感失望，他要在救国救民的征途上

探觅新的路径，投身新的战斗。(三)关以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予徐特立极大的刺激，此后他走上了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于选择这条道路的原由，他自己曾有说明。为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是长期的工作，一是，那时“我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过大，收效是在我们的后代。我的任务是教育革命的后代”，“赶走敌人是后一辈人的事情了，我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国富民强了，我只有尽心教育

青年一代，将来依靠他们救中国”。二是，认为“外国人的技术进步，落后的中国不易在烦

期翻身，翻身的时期是在我的后一辈，因此，我注意教育后辈，成为教育救国论者”⑨。徐

特立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为造就中国的革命人才和技术人才，献身于教育事业。

辞去省临时议会付议长职务后，徐特立被聘请到主管湖南全省教育的省都督府教育司任

科长。他从自己一以贯之的平民教育思想出发，为劳动民众子女争受教育的权力，便建议教

育司为平民子女专门开办半日制学校或夜校。结果，遭到教育司的断然拒绝，加之司长陈润

霖随意削减学生数额，裁汰个人不喜好的教员，徐特立盛怒之下退回委任状，离开了教育

司。尔后，他约了几位教师，在距厂区很近的长沙北门外李大中垂祠堂办了一所夜校，招收

工人及其子女入学，学生最多时达二百余名。

徐特立办学，决不把学校作为私人产业，当作牟利肥己的工具。他更鄙视那些把办学当

作个人政治钻营、投靠权贵、实现上爬野心的教育投机家。他在办学中表现了极大的自我献

身精神。一九一二年，徐特立在善化高小当校长。他和时任长沙县知事的姜济寰老同学一起

筹划，拟在长沙发展一千所小学。为了解决师资短缺的间题，除努力举办各种教师短训班之

外，还克服既缺经费，又少房舍的困难，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任校长。为了紧缩开

支，增加办学经费，他规定校长、主任、庶务、缮写一律每月仅支付二十元工资。自己又兼

授多门功课，并做打铃、扫地等勤杂事务，还到外校讲课，以所得的收入填补学校开支，但

学校仍负债六百余元。他花了数年功夫，全用自己的教课收入逐步还清。个人生活则淡泊为

常，且怡然自乐，徐特立刻苦自己，济困扶危，对苹萃学子极端热爱。他把学费一减再减，并尽力招收贫苦青年入学。

从一九一三年起，徐特立即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长期兼有教职，讲授修身、各科教学法

等课程，还任教育实习主任。徐特立在多年的任教中，勤谨不怠，以自己的嘉言爵行，精心

培育青年学生，深得广大学生的爱戴和尊敬。一九一四年春，由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并入一师 的毛泽东，特别得到了徐特立的器重和歇励。他们师生之间来往密切，结下了非同寻常的深

情厚谊。

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徐特立的教育活动和感人事迹是多方面的，于此不一一缕

述。他曾自我总结过这一段教育生涯。他说，“长沙县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

我一手办的，不独创办了男女两师范，而且创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一周的，一月 的，三月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长沙一共有八百个小学校，所有教员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

出来的，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⑩。

徐特立在教育救国思想支配下，长期埋头教育事业，一度减少了对社会政治斗争的参

与，但决不是完全脱离。就在第一师范任教期间，他与进步教师杨怀中、黎锦熙等曾合办“宏

文图书编译社”，除大胆创新用白话文编写出版小学教科书之外，尤着力译介欧美新书，发

行民众普及读物，努力传播新思想新知识。

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湖南充当都督的是袁世凯的亲信党羽汤萝铭。这条衰家的忠实鹰犬，恃其武力之万能，肆其鬼域之伎俩，在湖南滥杀革介党人，凌虐厂’大民众，对湘省的教育事

业百般摧残。诬学校“为乱觉策源之地，横被封闭搜查者计省城内各中、小学不下数百，外

县学校亦横加诬枉摧抑。尤敢挪移教育经费，以为广蓄侦探之资，各学校因之倒闭或缩小范

围者又不知凡几”，常渗杀学校师生，仅“杀修业、明德学生达三百人”@，其可谓罪恶贯盈，全湘痛愤。徐特立曾与反袁驱汤志士多人合力撰写文章，怒斥汤萝铭为“汤屠夫”，并

把文章拿到修业学校刻印，散发长沙全城，一时“汤屠夫”的臭名传遍三湘各地。徐特立还

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袁世凯，他利用任教之机，在讲授历史课的过程中常借谴王莽、董卓之辈

巧骂袁世凯。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间，他又积极投身于反复辟帝制的斗争运动。这一切充

分表明，辛亥革命后，徐特立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奋进着。综观辛亥革命前后徐特立同志的战斗经历，他不失为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和进步的

教育家。他追求进步，紧随时代的步伐前进，为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为推进湖南地区的辛

亥革命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期间，他所循的教育救国道路虽然是走不通的，但他对劳

苦大众有着高度的社会负责感，在多年认真的教育活动中仍有一定的办学成效，更有丰富的

教育经验的集累，这就为他以后从事新民主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打下了深厚的基

础。注释

①<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二月第一版，第九页。

②同①，第十页。

③《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二月第一版，第一四七页。

④同②

⑥<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女子世界》一九O四午第三期。转引自陈景磐编<中国

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二O六页。⑥同①，第一页。⑦同①，第十三页。⑧同①，第一五O页。

⑨同①，第五十九、二九二、一二一页。⑩同①，第十三页。

@《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萝铭罪状》，见《驱汤公愤录>。转引自杨世骥《辛

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版，第二四O页。

第三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辛亥革命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辛亥革命本章重点

1、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活动（成立政党、宣传与辩论、组织武装起义等）

2、三民主义学说的内容

3、辛亥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及局限性

4、北洋军阀的统治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本章提示

注意比较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改良的区别，理解革命是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的最好途径和手段

重要考点讲解

一、基本概念和判断

1、“回收利权”运动：20世纪初铁路和矿山的利权是列强掠夺的重点。中国人民开展了回收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

2、《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

3、清末新政的部分内容：1901年设立督办政务处开始新政。主要有：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新设商部、学部和巡警部；从1906年起废除科举考试；颁布《商律》等。

4、“预备立宪”与“皇族内阁”：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

5、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阶级基础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骨干力量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6、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组织：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1904年后，华兴会（黄兴在长沙组建），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成立。

7、第一个全国性资产阶级政党及其纲领：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机关报为《民报》。

8、革命派与改良派辩论的焦点：要不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

9、革命的思想宣传家及其代表作：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

10、三民主义学说的内容：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权主义即“创立民国；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

11、保路风潮：1911年，反对清政府出卖粤汉、川汉铁路路权给帝国主义的运动。四川省最为激烈，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12、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随即全国响应，从此掀起辛亥革命的高潮。

13、中华民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孙中山为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

1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发点。它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15、北洋军阀：中国近代史上的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政治集团。1912年到1928年为其统治期。

16、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元旦，袁世凯称洪宪皇帝。在人民的反对声中，于83天后取消。

17、“二次革命”：1913年因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和“善后大借款”而起，因战场主要在九江和南京而被称作“赣宁之役”，又称“二次革命”（相对于辛亥革命而言）。

18、护国战争：1915年12月，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19、孙中山护法运动的目的：要求北洋军阀统治者恢复并保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民国时期的国会。

20、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的标志：1922年6月，孙中山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失败。

重要考点讲解

二、简答题

1、怎样看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性质。

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

（1）在人员构成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控制着这个政权。革命党人和中同盟会会员担任着政府重要部门的主要职务。

（2）在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措施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也一定程度上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3）南京临时政府内政外交方面的局限性。一是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所欠的一切外债。二是没有提出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

2、辛亥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3）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开启了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大门。

（4）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5）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3、简述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

（1）发动“二次革命：和组建中华革命党：为反对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和”善后大借款“，1913年7月，李烈钧、黄兴等宣布讨袁，南方部分地方响应。坚持两个月后失败。孙中山逃亡日本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

（2）发动护国战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蔡锷1915年12月25日，蔡锷宣布云南独立，护国运动爆发。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

（3）发动护法运动：为恢复并保护中华民国和《临时约法》孙中山两次发动护法运动。1917年发动第一次护法运动。针对皖系军阀段祺瑞破坏《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1920年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针对直系军阀拒绝恢复民国和《临时约法》。两次护法战争均因军阀出卖而失败。第二次护法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重要考点讲解

三、论述题

1、试述三民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和意义

（1）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王朝，变“次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但是，民族主义没有明确的反帝主张，也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

（2）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在理论上解决了革命目的问题。但是，民权主义没有明确广大劳动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难以保障人民的真正权利。

（3）民生主义的内容为“平均地权”

.基本方案是：核定地价，按价征税，涨价归公，按价收买。但是，民生主义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

2、试述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及其失败的经验教训

总：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性。

分：辛亥革命局限性的具体表表现：

（1）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

·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

·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没有认识到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最终把政权交给了同是封建势力代表袁世凯。

（2）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民众。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甚至压制人民的革命行动。

（3）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发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作用。同盟会的组织松懈，派系纷杂。辛亥革命后，有的主张解散同盟会，有的另建党派、自立山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失败的原因和经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使辛亥革命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第四篇：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衣食住行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衣食住行的变化

衣：鸦片战争后西方服饰涌入中国食：通商口岸开始出现西餐，之后扩大入内地住：租界附近出现西式建筑 西风东渐与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以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为个案研究

[摘 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其社会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探析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现象及其规律。

[ 关键词] 社会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西俗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被纳入 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西学东渐局面。在这一过程当中，“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作为西方文化的附生物也渐次传入中国，国人开始接受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在中国形成了“西俗东渐”的现象，晚清时期的城市华人社会生活方式开始了西俗化。当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先进。但是它作为在近代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毕竟在实质和内涵上比在农业社会文明和封建专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要先进许多，因为“西方近现代民俗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比之中国传统习俗更能适应现代社会”)。虽然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挫折和阻碍，但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西化的过程。衣食住行，是反映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生活方式最为直接的窗口。而中国人生活方式西俗化的历程也是首先从这里开始的。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服饰被认为是礼制大防，它的变化常常与更改正朔联系在一起，足见其重要性。在最初，中国人认为短衣窄袖的“夷服太觉不类”。但是，曾经崇尚宽袍大袖的国人很快就认识到西式服装简洁、灵活、方便的特点。中国最早接受西式服装的当属广东沿海地区和开放口岸的一些买办和经常同洋人有生意往来的商人，他们最早模仿洋人们的穿着打扮。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还只是少数猎奇者和洋务买办们穿着西式服装，这些人还被大众视为叛逆。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认同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内剪辫易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人力主改穿西服，提出:“视西人之遍身结束，举止生硬者，反觉文明。”在戊戌变法中倡导“与欧美同俗’，的康有为也主张改穿西服，并把西服附会成中国古代的服制:“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社，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窟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把改穿西服视为“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 的灵丹妙药。这虽然体现了“全盘西化的盲目J陛”，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西式服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20世纪初年，西式服装开始广为流 行，不仅一些大城市中的学生制服日渐洋化，就连一些穷乡僻壤也不能免俗。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梧州中学的学生就被允许“披洋衣揖孔孟”。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更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江南各省就流行“夷船’，舶来的女性衣饰，主要以花边丝缕之类为主，俗称为“鬼子栏杆”，女子服饰的西化也由此开始。1859年，刚到香港的英国人吟-411就“看到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颇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所以他惊奇地认为她们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劝。更有史料说:“海上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胸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n[$](P248)这些追赶新潮的女士主要以妓女为主，她们敢于标新立异的勇气使她们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开始流行显示人体美的女性时装，北京也有青年女学生“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鬓高垂，皮鞋耸底”[9 ](P30)。而且，当时不仅民间如此，甚至就连壁垒森严的皇宫也有女性穿西式服装。据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驻法国公使裕庚卸任回国时，与西式装束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到颐和园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见，他的两个女儿更成为了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随侍在慈禧左右。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西式服装的接受力已经大为提高，以至于就连顽固派慈禧也能够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作为外套的西服开始日渐在城市居民之间流行，而且洋式衬衫、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也被国人日渐接受，人们服饰的西化程度得到了不断的提高。由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近代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建立了租界。随着大批外国侨民向租界的日渐涌入，西餐开始进入了中国。最初，西餐馆在中国被称为番菜馆。番菜馆最早出现在广东，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这些城市也日渐出现了一些番菜馆。最初，番菜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上海的番菜馆最早集中在虹口路、徐家汇一带，这里为外国人聚居地;在北京，《北京条约》规定西方国家的使领馆集中在东民一带，所以番菜馆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有的番菜馆甚至还请使馆的厨师掌厨。在饮食习惯和饮食风格上，中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餐喜好将鸡、鸭、鱼、肉与蔬菜一起烹饪，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东方人偏重于综合思维的体现，而西餐是将各种蔬菜肉类分而烹制，则是西方人注重理性分析的反映。在进食方式上，西方人实行分餐制，中国则为合餐制，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使然。而中西方人在饮食构成上，则又是各有千秋。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几千年来，除了西北畜牧业较发达的少数民族的饮食以肉食和奶酪为主外，大部分中国人的饮食一直保持着这一结构。而西方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主要以面包、肉食和奶类为主食。由于中西方饮食习惯的差异，西餐最初在中国受到的是冷遇。同文馆译员张德彝第一次登上由天津驶往上海的洋人轮船时，才第一次尝到西餐。但是他认为:“盖英国饭撰，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撰，牛羊肉皆切成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以至于同船的国人一听到开饭的铃声“便大吐不止’。可见，当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吃西餐无异于“茹毛饮血’，一般。与此同时，仍有一些中国人怀着对西餐的新奇感而趋之若鹜去品尝西餐。但是社会主流仍对西餐怀有排斥心理。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是因为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因而对西餐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认为“西人饮食最不苟，常以养身为主”，一些西餐馆也出现了“华人兼亦往食焉”)的现象。该书成于1876年，可见，在当时抑或之前，就已经陆续有华人去西餐馆就餐了。及至后来，竟然发展到“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当然，这里有很大成份为猎奇者的行为。到了19世纪90年代，“向时华人鲜过问者”的西餐则出现了“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挚眷，异味争尝”的局面。由于西IN"人各一肴，肴各一色”，“分曹据席，用餐方式极为文明，使当时不少的文人也成为了番菜馆中的常客，孙宝暄就对上海四马路上的一品香番菜馆情有独钟，甚至于还在那里款待过康有为。随着人们崇洋心理的日渐强化，上番菜馆就餐遂成为了中上阶层讲排场的一种方式。“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甚至于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于床在宴请俄国使臣的时候也是准备了“西宾馆洋菜……洋人来指摩，一切皆洋式’, 可见，去番菜馆吃西餐在此时已经成为了官场之中的一种时尚。当时不仅官场如此，甚至就连下层百姓也对西餐是好感有加，一些外国人抓住这些人的心理，便开设简易的番菜馆，如上海四马路胡家宅有一家日本番菜馆，每客大菜只需五角钱，还备有咖啡、水果，不过质量实在是难以恭维，尽管如此，这类小餐馆还是门庭若市。随着西餐的日渐普及，一些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也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西式食品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853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老德记药房就开始生产冰激凌、汽水等西式食品，主要供应对象为在上海的西方人。咸丰八年(1858)，英人埃凡在上海创办了埃凡馒头店，开始生产面包和糖果。5年后，他在上海开设埃凡洋行，生产啤酒。此后，又有咖啡、奶茶、香槟、冰棒、冰激凌、饼干、蛋糕、罐头以及葡萄酒、白兰地等相继传入中国。西人随之又在中国开设了多家工厂生产这些产品。最初，这些食品的消费群体也是主要面向西方人。不过，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日渐被接受，这些食品方便的食用方式和其亦为美味的优点很快显示出来。正因为如此，西式食品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喜欢，并成为人们餐桌之物和待客极品。在有些文士家中，甚至还以“西洋名酒’，以飨朋友雅集。随着西式食品在中国的大受欢迎，以华人为主的西式食品生产厂家也日渐多了起来。最终，在中国人的饮食形式上出现了中西并举的局面。

在居室建筑上，中国人受西方人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结构一般为木骨泥墙，主构架则全为木结构，这是中国建筑独有的特点，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木结构的建筑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易于发生火灾、承重力差，不宜向高层发展等。最初，中国人对洋式建筑的认识只是“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绣阔绿窗，望如金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西方人在跑马圈地的同时，也把西式建筑带到了中国。最初的西式建筑只能说是神似。因为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大多是外国商人或传教士，施工者也只是没有造洋房经验的本地泥水匠。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洋房一般为周边作拱券式回廊的砖木结构建筑，这一模式最初是由欧洲传入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因而被称为“殖民 式”。随着西人在租界的日渐增多，西式建筑也越加增多。以至于上海英租界“布满了华丽的房屋。这些建筑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的。其形式有的是仿希腊的庙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设计西式建筑的营造厂，本地的泥水匠也分成了造华式屋宇的“本帮’，和造洋房的“红帮’。到1866年，上海“夷场”也是“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根，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随着租界西式建筑的日益增多，其华丽美观的外表和大方实用的特色被华人所认识，西方住宅不仅节约地皮，而且有许多门窗，采光和通风良好。“其收光避湿种种，皆合于卫生之道’。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纯粹的崇洋心理。于是，在通商口岸，一些华人开始仿造西式建筑。在天津，西式的小洋楼开始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22」(((民社志五·生活》)。而由于西式建筑方式的传入，中国人的传统民居建筑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点。以上海为例，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逐渐形成了花园洋房(独立住宅)、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民居建筑” 最初由于租界实行华洋分居政策，西式洋房全为外人居住，但自小刀会起义后，这一局面遭到破坏。1854年，租界当局修订土地章程，准许华洋杂处，华人开始涌入租界。到了70年代，进入租界的华人富商数量愈加增多，他们也开始住进了洋房。最初他们的住房是完全按照外侨原住国的建筑式样建造的，是纯粹的西式建筑。但是随着进入租界的江浙富人的增多，房屋建筑者们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在建造洋房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点，这样就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也就更适合中国人的居住习惯，同时也使华人对西式建筑的认同感更为加强。但是，毕竟只有少数富人才能拥有洋房。多数华人还只是市井平民。上海辟为租界后，人口剧增，地皮压力加大，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且为了规范租界市容规划，租界当局制定了规章制度，使华人在租界设计民居方面有章可循。在以上各种因素的作用下，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式民居建筑在上海租界应运而生。这种石库门民居从建筑布局和风格上看，“既吸收某些江南民居特色，又具有西方城市民居的特点’，比如，“在门和百叶窗、栏杆、楼梯等部分，就采用了西方的建筑技术。石库门民居既符合占地少、设计合理、坚固耐用、美观大方的原则，又适合市井平民的消费水平。所以，这种建筑模式在上海很快就风靡一时，甚至每年以数万计递增，成为上海最大众化的民居。随后，在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出现了石库门式 的里弄住宅。当然，在这一时期，建筑材料已经一改过去中国传统的木质结构，而是以砖木混合结构为主。到了1 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砖石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方式开始传入中国，并日渐成为城市建筑的主要建筑方式。四 随着洋人的进入，城市中华人的交通方式也出现了西化的趋势。

在中国古代，城镇中向来无车，人们传统的代步工具是轿子。但是轿子既不方便，又无速度，且资费又高，虽然上海开埠后有由江北独轮小车传入，但作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却又勉为其难。西方人来到中国以后，把他们习惯的交通工具一马车也带到了中国。虽然在乾隆年间马戛尔尼曾经向乾隆赠送了两辆四轮双马车，但只是被作为“万邦”进献的贡物陈列在圆明园。作为真正的交通工具进入中国的马车最早是于1855年在上海出现的。随后，在香港、广州、天津等西人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西式马车。作为便利的交通工具，马车很快就引起了华人的浓厚兴趣，华人也随之仿其样式制造，城市中的马车逐渐增多，一些富裕的华人开始乘坐马车。马车“有双轮、四轮者，有一马、双马者，其式随意构造，宜雨宜晴，各尽其妙”。到了50年代后期，上海更出现了“马路”这一名称，却也是由马车而来。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通商口岸还出现了马车制造业和出租业，可见当时乘坐马车已经成为 一种时尚。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则首推黄包车。黄包车又称东洋车，虽然是从日本引进，但是发明者为美国传教士果伯(Jonathan Gotr1e)，所以，也可以说是西方的产物。1874年，法国人米拉向上海租界申请从日本引进了300辆黄包车。由于其方便实用，大受人们的欢迎。所以很快就在一些大城市风行一时，并有人照样仿造，使 得黄包车数量大增。黄包车也成为城市中有身份的人们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后来，又有自行车传入中国，成为一种新的代步工具。但是由于自行车最初既不安全又难驾驭，所以很难普及。最早进入中国的自行车已不可考。不过1876年就有记载云:“车式前后两轮，中嵌坐垫。前轮两旁设铁条踏蹬一，上置扶手横木一。若用时骑坐其中，以两足踏蹬，运转如飞。两手握横木，使两臂撑起，如挑沙袋走索之状，不致倾跌，快若马车，然非习练两三月不能纯熟【，但是这种样式的自行车仍为木制，性能不佳，且由于中国的道路坑洼不平，没有平坦的马路，也使得这种自行车难以流行。后来直到链条和充气轮胎发明以后，才解决了自行车的安全问题。不过，由于自身的原因，自行车在晚清时期始 终没有成为主流的交通工具。更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交通工具则是有轨电车。中国开通有轨电车最早的是香港。1899年，北京又开通了城南马家铺至永定门的电车。这条线路共长9.4公里，由于清政府迷信作祟，不许火车通至京师，而是应外国使臣的要求，只为解决京津铁路终点站马家铺至北京城的客运问题修筑的。但是，作为市内交通工具的电车仅仅作为火车运送市郊火车旅客，就免不了要受到冷落了1906年，天津又开通了5条电车线路。1908年3月5日凌晨5时30分，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开通。有轨电车在城市中的开行，给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人们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新生事物。“电车开驶而后，旅行既便，票价尤廉，境内欢迎……座间客满，肩为之摩，甚至有无甚要事姑借以游览者。其为人所信用可知，而前途之发达更可知。”」有轨电车的开通给华人带来了现代交通秩序的观念。同时，电车公司还规定了车内卫生和使用文明语言的规定。对扭转中国人不讲公共卫生的陋习也有所帮助。在这之后，又有小汽车进入中国成为华人的又一代步工具。最早进入中国的汽车出现在上海。1901年，一个叫李恩的匈牙利人将2辆小汽车带入上海，供租界中的外国人使用。但是“未见功效”,1902年，在上海的外国人柏医生开始使用汽车，“至是始渐行矣’，随着汽车在全世界的推广，国人对汽车的代步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1908年1月23日察哈尔都统诚勋上书朝廷，奏请开办汽车公司。同年春，商人吴远献请求官方同意在北京开办汽车市内交通，官方虽然以“京师地面街道狭窄，马路尚未修齐”为由拒绝，但仍然认为“汽车行驶极速，向称便利’，」。可见，汽车的代步功能已被人们认识到，只是由于道路制约而已。而在上海等马路通畅的地方，到了1911年，至少已有数百辆汽车」。可见，此时的国人已经接受了先进的生活方式，并日益将之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鸦片战争以后，在中西方文化出现的大碰撞之中，中国虽然是以被侵略的角色被迫打开了国门，被动吸纳西方文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因而可以说，无论这种吸纳是被迫还是自愿，都是中国开始抛弃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接受了世界认同的国际化时尚，开始了融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潮流之中的历程的一个侧面，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免还有着冲突。

第五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改变调查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改变调查报告！

目的：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经济生活发生的变化。时间：2010年5月————2010年7月

过程：（1）确定报告内容（2）采访和访问老一辈，上网查找资料（3）整理信息和资料（4）作出报告

调查对象：年长的亲友，社区老人等。

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采用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模式，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领导思想。人民生活简朴，吃食种类比较单一，不求健康，只求温饱！穿着简单朴素，多为绿军装和“干部服”，颜色和款式趋于单调。多为蓝、绿、白、黑。通讯条件也是很不方便，只有少数人有电话和打印机。人民生活非常单一，条件极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由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工业方面由单一公有制发展成为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了社会现代化建设，改变了一切不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思想方式和活动方式。调整商业结构，改变企业管理模式。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总体提高！表现是：由从只求温饱到营养膳食、均衡膳食。衣服款式也有多样变成款式时尚，样式多样，颜色五彩缤纷。通讯条件大大改善，人人都有手机，家家有电脑！互联网发展迅速，信息传递发达。住的是小康楼和大瓦房，出行也很方便，生活大大改善。

总结：通过本次调查，明白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重要性，是他决定了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体会：通过本次调查和所得的资料，使我知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也拉开了序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奔向小康，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