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自辩

第一篇：毕业论文自辩

毕业论文答辩自述

各位老师，早上好！我叫......，是......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童年体验对路遥<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影响 》，论文是在......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目的和主要内容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目的及意义。

路遥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历来为广大评论者所关注。《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享誉文坛的作品，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是路遥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座丰碑。《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具有长时间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与时代、与作家自身的诸多因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路遥七岁就有了被过继给伯父的惨痛经历，辛酸、贫穷更是伴随着路遥的童年，让他饱受饥饿的折磨。这种缺失叫路遥深感痛苦，也激发了他的意志，他的缺失性体验成为其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动力。目前对路遥童年体验对其创作影响的作品还较少，因此我从路遥的童年体验这一角度切入研究其对路遥《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影响。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对童年体验做了理论阐释，引出路遥童年缺失性体验是其创作的沃土，对其《平凡的世界》创作产生影响。

第二部分写路遥辛酸、贫穷、被遗弃的痛苦童年，让路遥过早地体验到生活本身的严酷，其童年体验是缺失性的。

第三部分具体写路遥童年体验对《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影响。主要从路遥痛苦的写作方式、书中人物苦难的人生和美好的人性这三个方面展开叙述。

第四部分是结语，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与丰富。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存在的不足。

在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虽然，我尽可能地收集材料，竭尽所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论文写作，但由于本人能力有限，论文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有待改进。请各位评委老师多批评指正，让我在今后的学习中学到更多。谢谢！

第二篇：李庄自辩书

李庄自辩书

各位法官：

针对江北区检察院指控我犯有“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自辩如下：

一、委托代理经过

2009年6月下旬，龚刚模的三哥龚刚华通过朋友到北京找我，咨询龚案。龚刚华只是简单叙述了自己的弟弟涉嫌一支手枪和放高利贷的事，没有其他任何罪行，同案只有三人，与黑社会无关。同时声称弟妹也在京，明天过来详谈。期间经过6至11月的近半年时间，杳无音讯。我也将此事淡忘。11月20号左右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重庆龚刚华来电，催促我尽快赴渝，称龚案马上就要开庭，并说龚妻也在京，由她与我们所签订委托协议。

与龚妻会晤后，她也只是向我介绍了龚只有涉嫌一把枪和放高利贷的事情，同案共抓了三个人，公安报检察院要挂到其他黑社会组织中，但两次报检察院都没有批。龚没有其他罪行，只是因购买资产包得罪了人，初步达成委托意向后，我即赴渝。

自从在渝一中院领取起诉书和部分卷宗资料以及会见龚刚模本人以后，我感觉案情重大，认为龚刚模三哥和妻子程琪他们欺骗了我。事后我郑重向他们提出了抗议。鉴于委托手续已递交法院、开庭在即，龚妻身患绝症，哥哥向我下跪等因素，出于职业责任感和怜悯之心，我正式接受了刑事辩护、刑事附带民事、法律顾问、反诉以及其他民事诉讼的委托。总计收费150万元。以上是接受委托全部过程。

二、本罪的客观要件必须是“将已经伪造的证据提交司法机关，或者对积极要求向司法机关作证的人实施威胁、恐吓、阻扰、干扰等妨害行为，因而使司法机关对案件的性质、情节等做出错误的判断，情节严重的行为。”（见陈光中教授《刑法总论》）。

结合本案。

第一，关于伪造证据罪：就我代理龚刚模案以来，迄今为止，从未向重庆任何司法机关提交过任何形式的证据，因所有证据都在调查、收集、核实之中，均未形成最后的证据物质形态。根据排除法则，“伪造证据”之说显然不能成立。（证人、证言也未最终形成）

第二，关于妨害作证罪：既然我被控为“妨害”主体，理所当然应当有被“妨害”的相对人，即被“妨害人”。

首先，龚案共计有检方提交的180名证人名单。暂且不说这180人中有姓名重复的，有只见证言不见姓名的，仅就这180人而言，我始终与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接触。因而，无从谈起“妨害”。相反，我还正式向法庭提交了要求这180人出庭的申请，欢迎他们出庭。

其次，作为辩方，我曾向法庭依法提交了辩方请求的龚刚华、龚云飞、林丽、程琪等证人出庭的申请。但至今未见法院依法予以书面或口头答复，是否准许这四人出庭存在两种结果。这四人是否愿意出庭也包含两种可能。在这四人的接触中，他们均表示不愿意、不敢。总之，事实上庭审没有进行，四人既未出具书证，亦未当庭作证，更无从谈起改变以前证言。《刑法》第306条第一款规定：在刑诉中，辩护人或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第二款规定，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伪造证据。结合第二款可以看出第一款指明的是结果犯，即犯罪行为引发了行为后果。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对照本案，第一，被告人没有毁灭也从未帮助当事人毁灭已有的证据；第二，被告人没有伪造形成任何证据的物质形态；第三，龚刚模是该案的被告人，不是证人；第四，被告人与控方提供的180名证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接触；第五，辩方准备提供的四名证人至今拒绝出庭，尚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上的证人身份；第六，被告人既未威胁、诱导控方提供的180名证人改变证言，也未诱导辩方准备提供的四名准证人改变证言，因他们以前根本没有证言；第七，庭审至今未举行，也无从谈起辩护人提供、出示、引用证据，因为所有的证据、证人证言均未最后形成。

三、起诉指控的基本事实不清，相关证据不足。第一，关于诉控我在会见龚刚模时诱导、唆使龚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实属颠倒黑白，违背基本逻辑。

事情的原委是：09年11月24日下午，法院将部分卷宗复印件交我以后，（不让看卷，没有证据目录）即刻赶往江北看守所。途中车上，我快速翻阅了起诉书和龚的口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龚长期为黑社会组织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无偿送夜总会40%的股份给樊奇杭，承认在黑组织中是老大地位。

带看上述最为关注的焦点，16时许，到了江北看守所，要求会见遭到拒绝：必须得有办案单位陪同，否则不让会见。我据理力争，解释说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并立即出具了《开庭通知书》、《起诉书》等相关会见手续，仍然遭拒。名曰：为了保护律师的安全。无奈，只有长时间等待江北分局干警到来。

临近下班时，江北分局干警到来，监视我一同会见，经反复交涉，抗议未果，期间发生语言冲突。

会见开始，当问到龚：你自己在口供中承认了黑老大地位时，龚痛苦地说：这些口供都是他们编好以后逼我签字的，不签字他们就打我呀！经详细询问，龚娓娓道来：“他们抓我以后只是在江北看守所办理了入所手续，但一天未住，当天就把我弄到了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悬空吊了我八天”。我惊诧地问道：八天，那不物理性撕裂了啊！龚回答：到晚间他们让我脚踩一个电脑桌放松一下。白天有时单手吊、有时双手吊。我又问有伤吗？龚伸出左手让我看他手腕和手背上深深的吊痕，接着说道：打我的人叫张科和彭伟。我大小便失禁，叫彭伟的警察放我下来，令我手捧大便到卫生间，脱下内裤清洗再用内裤回到审讯室擦地板，擦完后，裸体继续吊我。那天，正好江北分局刑侦支队的何副支队长从门口路过，看到这一幕，还训斥了彭伟。“哎，太不像话了，赶快穿上衣服。”彭伟放我下来，穿上刚刚擦过地板的内裤，继续吊我。有两名医生先后为我疗伤，一男一女。我还问龚，你是哪天回到江北看守所的。他说前两天刚刚回来。我指出：起诉书20号刚刚打印，难道你整个侦查、起诉两个阶段都在铁山坪民兵基地吗？龚不置可否。我又问：你以前向律师反映过吗？龚回答：以前从未见过律师。听了以后，我郑重告诫龚：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要欺骗律师。那样会害了你自己。（详见现场录像、录音）。龚再三保证：绝无虚假。特别值得说明的是，龚的口供中多次提到遭李明航、徐向阳等人的敲诈，并正式委托我代理反诉51万。整个会见过程干警始终在场，并未制止会见。

会见时，我还告诉龚：你私藏枪支、行贿等都是事实，肯定是有罪的。另外，开庭时我会申请法庭为你验伤，申请延期审理。龚担心的说：他们不同意怎么办？我回答：如果那样，我就退庭。这时，站在一旁负责监视的干警插话：哼，你走了，法院可以指定啊。你以为你走了庭就不开了吗？我又向这名干警解释：法院指定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为了迫使我们大声说话，以便录音、监听，干警还将龚坐的凳子拖到了两米开外。

上述过程明显可以看出，律师抓住要害的提问，是龚检举刑讯逼供的导火索。它完全是龚本人的真实心理流露。任何一名律师也决不会无中生有的去“诱导”、“唆使”被告人去编造子虚乌有的被刑讯事实。同时我更坚信一个普通的被告人不会在承办干警的怒视之中，在亲自刑讯自己的干警的严密监视之下，语言流畅的叙述被刑讯经过。期间，我还指着身旁的一位监视会见的干警问龚：他打你了吗？龚颤颤惊惊回答：“他……没有打我。但他也在打我的现场……。”如此触目惊心的被刑讯细节，是律师能够编造的吗？！

面对如此形成的笔录，令人沉思，如何突破，是摆在我面前很大的难题。这一难题的出现，促使了我在后面有求于重庆的吴家友律师。

第二，诉控指出，为了使龚编造的刑讯逼供得到法院采信，我又于09年11月底至12月初“编造”了龚刚模被樊奇杭敲诈的事实，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首先，诉控的具体时间、地点不明。根据《刑诉法》、《公安机关办理刑案规则》、《检察院办理刑案规则》等，都要求查明具体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如果本人真是犯罪，那么起诉事实不清。

其次，根据事先确定的谈话重点，我在会见时曾问龚：樊奇杭买车找你借款，你爱人是否知道？龚明确回答：我爱人一向反对我和这些人来往，叫我远离他们，更反对我借款给他们。我对爱人讲，咱们做生意的，惹不起这些人，最后还是借款给樊。

了解上述情况后，我找程琪进行了核实。她真真切切地告诉我这些都是真的。我肯请她出庭作证，遭她婉拒，自己乳癌切除，已是晚期，扩散到了肝，担心自己无法坚持到最后见老公一面。截至目前，始终也未能得到程琪能够出庭作证的肯定答复。我期待着与程琪当庭对质。再次，我请求程琪出庭是为了核实龚刚模多次被他人敲诈的事实。这与指控我“编造”刑讯逼供的事实是否得到法院采信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诉控指出，我在09年11月24日在重庆一茶楼内“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是保利公司实际控制者和出资人。”

首先，我11月24日从未在什么茶楼见过龚刚华，如何指使他安排何人作伪证更是无从谈起，不知控方证据何在。

其次，本人确实在一上岛咖啡厅见过龚刚华。期间，丝毫没有谈过找什么员工作证一事，只是要求他协助查找高利贷借据，并复印所有与龚刚模有关的公司工商档案。经查，工商档案清楚无误的标明，保利公司（不是指控的夜总会）90%的股份是属唐筱，上面根本也未体现龚刚模是实际投资人和控制者，至于他是否是实际控制者，应当由将来的法庭度量，与辩护策略和方向无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龚刚华安排的三位员工与我从未谋面，毫不相识。龚为何安排他们？何时？何地？授意内容等等，本人一无所知。我与这三名证人之间的证据链因为龚刚华这一环的缺失而断裂，如此重要的证人，我也特别期待与他在法庭上相见。

第四，诉控指出：09年12月3日，我在五州大酒店内，指使龚刚模的另一辩护人吴家友贿买警察，为龚被刑讯逼供作伪证，此说完全是无中生有。首先，龚已经办理了两名辩护律师手续，吴不可能成为第三名辩护人。其次，自从龚在会见时详细描述了被刑讯以后，我的主要调查方向就是收集相关证据。这也是一名优秀律师应具有的基本素养。虽然这是刑辩过程中最大的风险。但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更为了履行律师职责，对得起自己的职业良心，本人甘冒任何风险。

据了解得知：吴在北京公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重庆警方供职，2005年辞职从事律师工作，自称与龚刚模专案的人很熟，为此我委托吴搜集相关证据，委托费用当时也根本未读。

09年12月6日晚，（不是指控的12月3日）吴到酒店找我，当着马晓军、龚云飞面对我们大家说：经了解，龚刚模确实在铁山坪基地被打过，给他看伤的两名医生我都认识，一个姓王。我当时请求安排会见，吴也答应试试看。晚些时候我送吴到楼下门口，语重心长地对吴讲：事关重大，尽力想办法找到那两位医生。吴解释：这些医生也是警 察，我们原来是同行，人家不愿意和你见面，更不可能出庭为你作证。人家还要在重庆混啊！我对吴半开玩笑说：如果没办法，你就出庭帮我作证吧，把你打听到的消息如实在法庭上讲出来，这也是证据的一种形式嘛。吴大惊失色，予以拒绝。自始自终我们也未谈过如何贿买警察作证的事。如何贿买？贿买对象、价格、方式等。真不知有无这方面的证据，也无法想象这些证据是如何出笼的。

因为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真相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凡是能够证明案件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所以是否贿买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刑讯逼供是否属实？为龚疗伤是否属实？疗伤的那两名医生是否存在？是否在铁山坪关押过龚？这些都有待相关机构作出最终结论。这些也是有关机关应当关注的核心。为何核心无人关注？为何要急于逮捕律师呢？

第五，诉控指出：本人的犯罪行为干扰了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我认为，正是本人认真履行了一个优秀律师应当履行的职责，而阻止了一起“人命关天”的重大冤假错案的发生，起码是暂时阻止了。（因为本人已被限制自由）

本人的所有行为，纵使是犯罪行为，与龚案是否如期开庭没有必然关系，无论是否伪造了证据，是否妨害了他人作证，（包括不愿意作证的），均不影响法庭的如期开庭。假如我当庭提交了不真实的证据，充其量不予采信，更何况我准备收集的证据没有形成，准备动员出庭的证人尚未答应出庭，即法律上要求本罪的客观形式要件完全没有形成。

延期审理的真实情况如下：

2009年11月31日，由于重庆明传电报到北京反映了我的情况，律协以及事务所领导找我谈话，了解我所代理的重庆“涉黑”案情况。我据实进行了汇报。诸如：龚的黑老大地位不明显，其他犯罪事实中龚的作用不大，遭到刑讯逼供，身上有伤，很多口供雷同，甚至错别字都一样，准备召集专家论证等。领导指示：尽快赴渝，一定在开庭前与有关部门沟通。12月1日上午，重庆一中院陈远平庭长也主动来电：希望尽快来渝庭前沟通。12月2日14时19时，我邀请了在京的部分我国刑法界著名专家、学者陈光中、陈兴良等，就龚刚模在该涉黑案中的法律地位以及在李明航被害案中的作用进行论证。经过认真仔细的审阅卷宗（我从法院复印的所有资料），广泛的讨论，最后，我国刑法学泰斗、世界级法学家陈光中教授与其他四位专家一道，郑重地作出了专家论证结论：

1、龚刚模在涉黑组织中不具备黑老大地位；

2、在李明航被害案中不负主要刑事责任。带着专家的论证意见，我连夜赴渝。

遵照北京各级组织和领导的指示，以及重庆一中院陈远平庭长的要求，我于12月3日一早来到了重庆一中院，与李副院长、陈远平庭长、其他领导以及合议庭其他成员会晤。

我首先表达了对重庆“打黑”举双手赞成，然后我逐一汇报了我对该案中存在问题的看法和想法。例如：侦察、起诉两个阶段不让会见，审判阶段被监视会见，刑讯逼供，被告人有伤，口供雷同，甚至标点符号、错别字、方言、病句都一模一样等一系列问题，并与其他领导一起寻求解决方案，同时声明如果就目前状况如期开庭，社会效果不会很好，甚至给重庆打黑带来负面影响。领导们认真听了我诚恳的汇报，同时，我也毫不保留地将我的辩护思路、辩护策略以及辩护方向等告知了各位领导。他们也各自仔细作了记录，并告知我会慎重考虑我的意见及时向上级汇报。12月7日是否还能如期开庭，叫我等候通知。当晚23时许，我再次致电陈远平庭长询问开庭日期。陈答复：领导们正在开会，尚没有消息，需继续等待。

12月4日上午，经无数次联系陈庭长，电话未通，为充分履行辩护职责，以备12月7日如期开庭，我不得不再次来到江北看守所会见龚。因仍被要求警方监视会见，我当即致电陈庭长（我换了一个重庆号码）提出质疑，陈说马上向领导汇报，协调此事。数分钟后，陈回电：你可以不受任何监视，不受任何干扰的会见了。但仍遭警方阻挠，我与监视我会见的警察发生了最激烈的争吵，并当场揭露了个别警员刑讯的违纪行为。（详见录像）

12月5日18时许，接到一中院书记员张红电告：12月7日庭审取消，开庭日期另行通知。在途经成都、河北办理其他案件时，接领导电话：因重庆案立即回京报到。11日下午我向所党委报到，如实汇报了此次重庆的会见及沟通情况等，按照上级机关指示，经我所管委会、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上级机关批准，我撤出重庆龚案，取消代理，尽快与当事人办理相关解除手续。此间，突然接到陈远平庭长来电，声称：龚刚模在看守所情绪不稳，求见律师。我说：我14日下午2点，15日上午9点都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分别代理天津光达公司、河北柠檬公司两个案子，休庭后即刻赴渝。通话结束后，我当即向领导报告：重庆警方在诱捕我。如果我真是犯了罪，今天就算投案吧。几天中，我还接到近二十家海内外媒体记者电话预约、采访，我均予以了回避。

12月12日上午，我以电话、短信的方式正式通知陈庭长，取消龚案代理，解除手续15日休庭后赴渝提交。当日下午在与龚刚模妻子商谈办理解除代理手续事宜时被抓。

以上是被捕前的详细经过，这些也是龚案不能在12月7日如期开庭的真正原因。这与我被控的什么“干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任何因果关系。因为我的所有“行为、结果”均未出现在法庭审理之中，而是之前。

特别值得提请法庭注意的是，我的所谓“伪造证据、妨害作证”并没有干扰审理。取消12月7日开庭的原因也根本不在于此。它是重庆当局经再三考虑的明智之举，历史可以检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我坚信！

四、关于我的案件在程序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1.侦察、起诉两个阶段虽然告知本人有权聘请律师，本人也在笔录中强烈要求，但这两个阶段都遭拒绝。异地抓捕需经北京市公安机关，但江北分局在京对本人实施秘密抓捕。

2.自12月12日下午至14日上午，对我数十小时不间断轮班审讯，属于以“饥”、“渴”、“不让睡眠”的变相刑讯。

3.审讯中宣读其他证人口供，逼我按照相同的说法供述，遭我拒绝，审讯人员威胁：是不是换一种审问你的方式（刑讯）或者直接注明你拒不签字。由此可见，龚刚模案中那些法律知识不如我的人的口供是如何形成的。据为樊奇杭辩护的朱明勇律师介绍，樊也被吊打10天之多。

五、对我案件的思索

律师制度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也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制的标志。相比较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律师发展史，我国的律师事业算是刚刚起步。《律师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律师方面的法律，于去年刚刚颁布实施。有关律师的执业权利、义务、职责等，二十多年来也都是在摸索和探索中。《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不受追究。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等条款的出现，无不显示出党和国家对稚嫩的律师事业的关爱和期待。

当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刑事诉讼中，应与公、检、法紧密配合，由于法定职责不同，其工作侧重点也肯定各异。但宗旨应当是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提出对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和辩护。

可是，刑事辩护风险大，涉黑辩护风险更大，异地为黑老大辩护无异于刀尖上跳舞。这些都是律师界公认的规则，它也是我国刑辩律师日趋减少的首要原因，也难怪西方媒体评论：我国不会出现世界一流的刑辩律师。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律师制度的悲哀。

刑辩律师本来就充当着“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角色，这一角色也是为了把***同志、***书记多次强调的“要把每一个案子办成铁案”的要求落到实处。即使个别刑辩律师看问题的角度有失公允，语言偏激一些，但其目的也是为了使每一个案子“经得住历史检验”。

由于现行法律对律师伪证的判例极少，相关司法解释几乎空白，司法尺度很难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从大局出发，不考虑社会影响，动辄抓律师、堵律师的嘴，这种做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对律师个人的伤害，也不仅仅是对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更严重的是对律师事业的打击以及对法制建设的阻碍与践踏。

近二十年来，我也曾为十余名被害人代理刑事附带民事，协助公诉机关指控犯罪。其中不乏有多起被告人被处以极刑。当然，我也为众多被告人做了无罪或罪轻的辩护，绝大部分依法得到了从轻、减轻处理，有的甚至无罪释放。但这些出色的工作被侦办我的专案组声讨为“作孽”，执法人员的“职业歧视”心理如此严重，法律意识如此淡泊也是酿成我这个案件的重要原因。、从业近20年，本人自认为在中国律师界是较为正直、善良、敬业和勇敢的，无论是拯救四川大熊猫，修复长城、抗洪救灾的捐款，还是“5.12”汶川地震捐出50万元资助贫困儿童，亦或是为社会提供上百起义务法律服务，本人无不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即使在代理龚案的辩护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希望法庭本着“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审慎处理。

综上，诉控我“伪造证据”的客观物质没有，“妨害作证”的对象不存在，本人被控的一系列行为全部发生在庭审之前，在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不明、司法解释空白的情况下，不能不说起诉事实完全不清，相关证据根本不明，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本着从大局出发，从维护律师队伍稳定的角度出发，望合议庭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基本形式逻辑为参考，以现行有效的法律为准绳，依法驳回江北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尽快宣告本人无罪。

最后，我愿以个人暂时的人身自由为代价，促使重庆“打黑”工作进一步规范，推动我国的民主与法制进程向前迈进一步，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步，足矣！

被告人：李庄

2009年12月19日

第三篇：电大法律毕业论文(自写合格)

浅 析 我 国 经 济 犯 罪 刑 事 立 法 姓名:王翔宇 班级:09春季法学本科班

目 录

内容提要………………………………………………………3

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影响因素………………………………5

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内容分析…………………………9

对我国现行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调整建议…………………9

参考文献………………………………………………………11

【内容提要】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犯罪趋势、经济政策、解决经济利益失衡要求、重大个案影响、社会文化、立法者的观念、理论创新、国际条约等。我国目前在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上主要存在问题有：刑事处罚过于苛严、重刑罚手段、轻非刑罚手段，重罪后处罚、罪前预防。建议严密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法网，扩大经济犯罪范围，重视经济犯罪的预防工作。

【主题词】

经济犯罪

刑事立法

因素

对策

经济犯罪：我国刑法学界有大经济犯罪概念说、中经济犯罪概念说和小经济犯罪概念说“三说”之争。(1)我取小经济犯罪概念说，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实施的危害经济法律秩序的行为，具体是指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不包括传统性的财产犯罪和图利性的职务犯罪。刑事立法：也有广义说、狭义说之分。(2)我倾向于狭义说，认为刑事立法是指国家为预防犯罪之目的，根据一定时期犯罪形势所制定的用以指导刑事司法的方针、原则、策略与对策的总称。刑事立法还有基本刑事立法和具体刑事立法之别，经济犯罪刑事立法属于“针对某一类犯罪的具体刑事立法”。

一、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影响因素

3(3)经济政策是应对犯罪问题的政策，作为一种反映性的政策，它的形成受到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而相关因素的变化也会影响刑事变化。近来有学者提出了影响刑事立法制定的六大因素：即是社会治安和犯罪态势；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理论创新；民意；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和国际组织。(4)这一归纳给我以启发。经济犯罪刑事立法属于具体刑事立法，影响因素虽然也在上述六大因素范畴之内，但是可能更为具体直接一些。我根据国内外经济犯罪的演变和刑事立法的变化，试图提出以下影响经济犯罪刑事立法形成和变化的重要因素。

1、经济犯罪趋势。一般来说，在一定时期内，犯罪总量增减、某种犯罪形式变化、某种犯罪异动或者某种犯罪消亡，都会影响刑事立法变化。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犯罪总的形势变化。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侵犯经济活动的计划性和稳定性的犯罪构成对国家经济计划管制政策的严重冲击，所以，当时投机倒把、倒卖计划证之类犯罪是刑事法律关注的重点犯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国家实行经济宏观调控政策，逐步减弱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侵犯市场交易真实性和安全性的犯罪呈现急剧增长态势，因此，生产销售伪劣商品、金融诈骗、合同诈骗、知识产权犯罪开始成为刑事法律打击的重点对象。刑事法律对经济犯罪的转移，实际上反映了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变化与调整。

2、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刑事政策，也就是说，刑事立法一般需要配合国家经济政策，所以，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影响甚至决定一定时期的刑事立法。而经济政策的变化也会影响刑事立法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对经济犯罪的法律政策调控变化就是一个说明。在19世纪末期以前的资历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为了配合国家“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尽管当时以济活动领域已经开始出现各种诈骗行为，美国刑法仍然选择了不干预政策。(5)20世纪初期开始，资历本主义在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要求国家权力广泛介入经济领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以维护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6)可见，美国对经济从不干预到干预的经济政策也影响了美国刑事法律对经济犯罪从容忍到制裁的转变。

3、解决经济利益失衡需求。所谓经济秩序是调和各方利益达到的一种平衡，平衡不是永远的，而是暂时的，因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利益的需求往往因时因地发生变化，所以，经济利益需要不断调整，追求新的平衡。这里所说调整，包括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调整，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利益平衡需求是调整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重要因由。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是选择干预还是不干预，干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经济利益主体的博奕。美国法学者在考察美经济犯罪基础上指出：“利益集团冲突导致经济立法。历史上，规定白领犯罪的法律有各种不同的渊源，但是所有这些均可追溯到工业资历本主义增长而导致的冲突混乱。然 而，这些冲突和混乱不会自动地产生新的立法，而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冲突导致了立法的变化，所以，大多数白领犯罪的立法是由于普遍的大规模运动（偶而也有上层人士的支持）和已经建立的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产生的”。

4、重大个案影响。通过对一些重要刑事立法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重大个案有时起着特殊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左右刑事立法的调控方向和调控力度。我们一般感觉，重大个案对治安犯罪刑事政策的影响比较明显，其实经济犯罪刑事政策也受重大个案影响。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发生邓斌等非法集资大案，我国刑法开始关注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之类新型经济犯罪，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金融犯罪遂成刑法打击重点。2002年，美国安然、安信达、世界通讯、施公司相继爆发假帐丑闻，涉嫌财务欺诈。美国为此急出台《索克斯法案（the Sarbanes—Oxley Act）》不公规定了严厉制裁财务欺诈犯罪行为的刑事立法，而且规定了严格防范上市公司犯罪的法律措施。重大个案因其特殊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对刑事立法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个案思维”。

5、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文化意义上说，刑罚是人造物、人化物、它承载着人的思维模式、价值追求和审美趣旨，即社会文化”，刑事立法也是这样，它反映了社会评价犯罪和对待犯罪的文化态度。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一直强调对经济犯罪的 6 重刑处罚。作为一种对经济犯罪社会危害的政策评价，我们认为，这一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古代轻商贱商传统思想残余影响，并不完全科学准确。“贵义轻利”是中国古代核心的价值观念，“重农商”是中国封建主统治的基本国策，这些社会文化都影响到社会对商人、商业活动的评价，所以，当时社会对于正当经营牟利行为且有“重利轻义”之批评，至于不法奸商非法牟利更为社会难容。这一历史文化观念对于我们当今认识评价犯罪不无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误导我们高估了经济犯罪的危害，我国刑事立法对于经济如同治安犯罪一样强调严厉打击就是一个证明。另一方面，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也对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产生较大影响。中国重刑主义源远流长，遂使当今中国刑法亦成一部“重典”。死刑罪名较多是重刑的表现。据统计，我国1997年刑法分则规定共有58个可以处死刑的罪名。其中，根据分则第三章的规定，可处死刑的经济犯罪包括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罪、伪造货币、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涉及10个罪名。

6、立法者的观念。美国政治学家R、P、Nathan指出：“政治决策时一般依据五个信息基础，即个人观念、舆论、顾问意见、政策分析和应用社会科学”，可见，在国家政策制定中，决策人的思想观念不可视。我国刑事立法包括经济犯罪刑事立法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刑事立法思想。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立法原则来原于毛泽东的指示，严厉制裁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出自于邓小平的论断。

7、理论创新。“刑事政策的制定，无论制定者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都不可能不受某种刑事学说的影响，而且历史事实也表明：近代刑事政策的盟生是与刑罚的目的理论相联系，刑事政策的成熟是与犯罪原因学说相联系”，在人类历史上，从刑事古典学派倡导的人道主义与死刑论，到刑事实证学派所主张的社会政策预防犯罪与教育刑论，从“二战”以后由意大利的格拉马第和法国的安尔推行的“新社会防卫论”，到当今“重重轻轻”两极化的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构成了影响。当然，目前影响在立法与司法层面不明显，但是作为一种较先进的刑法理论观念，它正通过刑法学界的传递，逐步地、间接地影响立法和司法。

8、国际条约。国际条约对于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建立与强化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建立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国际条约推动的结果。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先后缔结《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公约》、《专利合作公约》等一系列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我国开始完善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规范，对商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实行全面保护。我国经济犯罪中的若干重要罪名的渊源是国际条约。《刑法》第191条洗钱罪最初源于联合国禁毒公约，2001年我国又参加了联合国制止和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这一公约也涉及到洗钱犯罪规定，我国反洗钱的法律规范深受上述国际公约影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打击洗钱犯罪的刑事规范和防范洗钱犯罪的金融规范。

二、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内容分析

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是根据一定时期犯罪趋势所制定的用以指导刑事司法的方针、原则、策略与对策的总称。我国没有定期专门发布总的刑事立法惯例，刑事立法往往是针对某一类犯罪或者某一种犯罪的方针和对策，它是散在的、具体的。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亦然。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由与经济犯罪有关的法律文件所构成，具体包括：刑法中的经济犯罪规定；经济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共中央关于打击经济犯罪的文件；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犯罪的文件，等等。

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基调是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1992年，继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出台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扩大了经济犯罪罪名，提高了部分经济犯罪法定刑，从而决定了我国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基调。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运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则具体规定了认定与处罚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界限。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通知，强调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及时审理经济犯罪案件。1997年《刑法》第三章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罪名及偏重的刑罚。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规定》和1999年刑法修正案又对刑法中的经济犯罪内容作了补充，不仅增加了若干新的经济 9 犯罪罪名，而且加大了有关经济犯罪的处罚力度。可见，我国刑事法律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基调没有变。

将不法经济行为犯罪化是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特征。80年代初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政策，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不法行为大量涌现，经济犯罪问题突显。所以，规范经济行为，编织刑事法网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重要内容。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发布了22个决定和补充规定，其中有9个是关于经济犯罪的。这些关于经济犯罪的决定的补充规定的内容基本上都被1997年《刑法》吸收，成为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基本内容。1997年《刑法》颁布之后，经济犯罪立法工作仍在继续，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规定了骗购外汇、汇等外汇犯罪。1999年刑法修正案又对经济犯罪内容作了补充，将操纵价格、编造传播虚假交信息、隐匿销会计凭证、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等行为作为犯罪规定。

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是我国当前经济犯罪严峻形势决定的，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强调对经济犯罪的刑事处罚无可厚非。尽管这样，我仍然认为，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仍然需要多角度审视，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刑罚处罚过于苛严。从经济犯罪规定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于经济犯罪一般不作死刑规定，甚至不处终身监禁。刑罚特点是重罚金和轻罚监禁，美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但是对于经济犯罪主要适用监禁和罚金，经济犯罪最高刑罚为20年监禁，德国刑法对于伪造金钱这样一种严重经济犯罪，最高刑罚是10年自由刑。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总体而言比较苛严。我国经济犯罪罪名约有90个，其中可以处5年有期徙刑以上的重罪罪名约为75个，比例为83％，死刑罪名10个，比例为11％。可见，从刑罚程度看，我国对经济犯罪的刑事制裁是比较重、比较严的。我国刑事立法意图是明显的，希望通过重刑遏制经济犯罪。其实，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率的高低之间原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反比关系，经济犯罪亦然。

二是重刑手段、轻非刑手段。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以刑法规范为中心，强调对经济犯罪的处罚，特别是对严重经济犯罪的重罚。如果一段时期经济犯罪发案涨高，还会进行集中打击。对于经济犯罪案犯很少实行非刑罚的防范控制措施与手段。这种对刑罚过分依赖的特点反映了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手段的单一。在司法实践中，这种以刑事处罚为主要内容的刑事立法并未收到遏制犯罪的效果。尽管利用刑罚手段同犯罪作斗争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并不是唯一内容，除了刑罚方法，刑事立法还有很多非刑罚的内容，例如保安处分、恩赦制度。就是刑罚制度也在改革，例如行刑社会化，开发式处遇等，但是，我们在刑事立法中推行这些已被许多国家证明是有效的方法。

三是重罪后处罚、轻罪前预防。我国刑事立法关注罪后重刑处罚，欠罪前防范，多表现为打击经济犯罪的政策宣言和处罚经济犯罪的刑事规范，鲜见防范经济犯罪的经济手段和行政对策。其实经济犯罪刑事政策除了刑事方法外，还有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美国2002年出台的《索克斯法案（the sarbanes—oxley act）》就是运用经济和行政的手段规定了大量的防范公司财务犯罪内容。例如，法案要求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政官CFO对公司定期报告（季度与）作个人书面认证。如果审计发现财务报表需要重新审核，CEO和 CFO必须返还其12个月内获得的所有基于职务表现的奖励性薪酬以及所有通过出售公司发行的证券所获得的收益。如果他们明知报告信息不实仍然签字画押，就要承但刑事责任。这样就把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责任和公司高层主管人员的个人法律责任联系在一起。又如，法案还规定了强化外部审计监管，规定创设公众公司财会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具有对审计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的年检权、不法行为的调查权和处罚权，为了防止同行庇护现象，法案特别规定组成委员会的8名成员，3名必须来自会计以外的行业。这些周全而细致的防范犯罪制度规定，对我国制定防范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三、对我国现行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调整建议

刑事立法对经济犯罪的确立和打击是国家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是通过对某种经济行为的打击，以实现稳定经济秩序关系的目的。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经济犯罪也是现代社会所 12 产生的特殊社会问题。刑事立法一味强调打击经济犯罪，则表现为对经济犯罪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能反映。“我国刑事责任（包括长期的与短期的）制定，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犯罪现象本能的反映，而不是对犯罪规律理性认识的结果”。

开展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需要科学理性认识经济犯罪的特点与规律。理性认识经济犯罪要有宽广视角，不能就犯罪看犯罪，要研究犯罪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指出：“不应该把犯罪放在极狭的范围内观察，当犯罪率下降到明显低于一般水平时，那不但不是件值得庆贺的事，而且可以肯定，与这种表面的进步抽时出现并密切相关的是某种社会紊乱。比如，引起刑事责任的伤害，历来都是饥荒年代最少”。

经济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与各种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倘若孤立地研究经济犯罪现象，就会直觉地选择打压犯罪的手段，追求消灭犯罪的目的。然而对犯罪现象的实证研究表明，“犯罪的发生似乎与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有着较显著的之密切关系。与破案率、警力的多及警察预算、装备的提升较无直接关系。所以，失业率、离婚率、青少年人口比率、社会流动率及国民所得等财经因素，显然是很值得立法者在界定治安政策时参酌的重要指标”。

马克思曾指出：“违法行为通常是不以立法者意志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我们理解这里的“经济因素”，应包括与违法行为有关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因素。经济犯罪是法定犯，其犯罪性是经济政 策和经济法规规定的。例如，低价销售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危害并不突出，国家经济法律不予干预，可是到了现代社会，低价销售则变成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经济发达国家法律开始视低价倾销为违法行为，甚至作为犯罪行为起诉。再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经济管制制度，长途贩运为政策所不容，规定为犯罪行为；市场经济时期推行经济疏通政策，长途贩运为市场所需求，从而转变为正当经济行为。这一特点告诉我们，经济犯罪的消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决定的。经济政策和法规既可以“制造”经济犯罪，也可以“消灭”经济犯罪。经济犯罪“法定”属性告诉我们，在考量刑事立法时，应当密切关注与经济犯罪直接有关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的调整与变化，应当注重刑法与经济法规相衔接。

侵财犯罪侵犯的是财产静态占有关系，经济犯罪侵犯的则是财产动态流转关系。经济犯罪不仅表现形式要比财产犯罪复杂，而且犯罪成因也较财产犯罪复杂得多，除个人责任外，特定的社会背景、一定的经济环境、事件的刺激，他人的影响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体制改革、机制调整、政策变动、法规变化都使社会活动在一段时期内处于一种活跃的变化的非稳定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不清、罪与非罪的是非不明的情况。“由于犯罪原因日趋复杂，致使经济犯罪中的个体责任明显减弱”。经济犯罪成因复杂这一特点提示我们，“因为经济犯罪的实际成因已变得日趋复杂和多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刑罚所固有的对于传统刑事犯罪的强威慑力，在这样的状 况下，如不改变刑事政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单纯加重刑罚或者进行集中打击的方法去遏制经济犯罪，那无疑是一种乌托帮式的幻想”。“刑事政策简约说来就是对待犯罪和关于刑罚的政策。对待犯罪是严还是不严（即刑事责任严格还是不严格，刑事法网严密还是严密），关于刑罚是厉(苛厉)还是不厉。两两搭配，在理论上有四种组合，即四种刑事责任模式：又严又厉；不严不厉；厉而不严；严而不厉。”根据我国经济犯罪以及刑罚规定，不幸的是现行经济犯罪刑事立法属于厉而不严模式。我们需要选择的是严而不厉刑事立法模式。

第一、我们需要严密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法网。尽管我国经济犯罪罪名多达90多种，但是，经济犯罪罪名体系并不完善，某些严重危害经济秩序的行为还没有犯罪化。例如，垄断与限制竟争行为、价格欺诈、侵权债权、服务或者劳务欺诈等等行为，在许多国家刑法中都有规定，可见，不能认为我国在经济领域中已经组织了严密的法网。第二、我们需要扩大经济犯罪轻罪范围。“轻轻重重”是当前国际刑事立法的潮流。但是，我国刑法的问题是现在经济犯罪重罪重刑比例较高，所以，不能盲目追赶国际刑事立法潮流。对于我国来说，需要的是在我国现行刑法经济犯罪中，扩大轻罪范围，提高轻刑比例。如何扩大经济犯罪范围，当前，通过立法改变经济犯罪重刑结构形态显然并不实际，也不可能，“我们寄希望于刑事司法。在法律现成的刑罚结构下，司法机关的刑罚适用活动应当体现刑事政策的精神。惟有如此，才能通过卓有成效的刑事司法活动，使刑法结构在动态中趋 15 向合理化。”日本刑法专家冈田美纪研究发现，“若对犯罪采取强硬措施时，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在动作中，反而会对犯罪采取宽松的态度，此即所谓刑事司法热力学效用（the rmodynamic）。”这种效用是对重刑结构的刑法规定的一种司法反映。当然这是一种被动消极反映，我们需要通过刑事司法积极主动调节经济犯罪重刑结构，具体而言，就是以科学刑事政策为导向，在现行刑法规定空间内尽可能地选择比较轻的刑罚。

经济犯罪刑事立法应该是综合抗制经济犯罪手段和方法的集合。经济犯罪刑事立法的目的在于遏止经济犯罪，一般能通过犯罪压制和犯罪预防两方面的工作展开。压制经济犯罪，主要依靠刑事手段。例如，通过提高破案率、逮捕率、起诉率、定罪率，使经济犯罪得到查处和惩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者可能呈现漏斗效应，是指定罪率总是低于破案率现象，这种现象可能减弱压制效应。又如，运用刑罚方法和非刑罚方法，处罚和矫正经济犯罪案犯。关于刑罚方法，我们应当引进社区服务、社会劳动等行刑社会化和开放式处遇的手段和措施。关于非刑罚方法，我们可以借鉴国外保安处分制度，研究适用于经济犯罪的保安处分，例如德国刑法规定的职业禁止、意大利刑法规定的交纳善行保证金等方法。运用刑事手段打击经济犯罪，需要针对不同经济犯罪制定具体政策。因为刑罚处分与非刑罚处分对不同犯罪和不同的主体的影响是不同的。日本刑法学家神山敏雄认为，“如果是自然人，前科会对婚姻、就业等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但企业即使贴上前科标签，也不会受到类似的打击，对于企业来说，行政处 分中最有威力的、与死刑匹敌的是取消批准注册。法院解散法人、事业团体命令对犯罪企业对犯罪企业是致命的打击。”

预防经济犯罪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工作，经济犯罪预防需要刑法手段，但更需要其他法律手段；需要法律防范，但更需要经济防范、行政防范、技术防范。西方国家打击经济犯罪十分重视规定各种防范犯罪措施，其中，检举告发犯罪酬金制度，经济犯罪信息报告制度是预防经济犯罪的有效手段。

设立检举告发犯罪酬金制度是运用经济法律手段防范犯罪的措施。美国1990年《犯罪控制法》是关于打击白领犯罪的法律，对储蓄诈骗和贷款诈骗规定了严厉的制裁。但是，除了规定对犯罪的高额罚金和监禁刑罚之外，该法还规定了重要的预防犯罪措施：例如检举犯罪酬金制度。规定公民可向司法部长检举，检举成功可获5千到10万美元的奖励；私人律师可以由司法部长聘请代表美国提起诉讼，胜诉后付酬金。1988年美国《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行法》规定公司责任人员具有阻止犯罪义务，发现非法行为必须采取“适当行为”，法律规定如果公司责任人员发现犯罪迹象没有合理理由不去阻止，则有可能被指控为犯罪，罪名就是未尽阻止犯罪义务。

建立经济犯罪情报工作是运用行政技术手段防范经济犯罪的措施。美国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十分重视经济犯罪情报工作，认为打击经济犯罪关键在于情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所属的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拥有全国性的网络，专门从事犯罪信息的搜集、汇总、分析、研究、使 用和交换。美国财政部所属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是一个庞大的金融数据库，可以查询所有金融交易信息。犯罪信息情报工作为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掌控经济犯罪动向和寻找经济犯罪证据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大经济犯罪概论说”将所有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图利犯罪都纳入经济犯罪范畴，认为经济犯罪不仅包括破坏经济秩序犯罪，而且包括财产犯罪及贪污贿赂等职务图利犯罪。参见刘白笔、刘用生：《经济犯罪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中经济犯罪概念说”强调经济犯罪发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排除了侵害静态财产所有关系的财产犯罪，但是保留了贪污受贿等职务。参见陈兴良：《经济犯罪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小经济犯罪概念说”强调经济犯罪只是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侵犯经济秩序行为，公职人员在行使管理职能过程中所发生的图利行为不是经济犯罪。参见鲍遂献：《刑法研究新视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广义说”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预防及镇压犯罪为目的的一切手段与方法，不限于直接的以防止及镇压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防止犯罪有关的各种社会政策。“狭义说”认为，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以预防及镇压犯罪为目的，运用刑罚以及具有与刑罚类似作用之诸制度，对于犯罪人及有犯罪危险人发生作用之刑事上之诸对策，不包括与防止各种犯罪有关社会政策，仅限于以防止犯罪为主要目的的刑事对策。张甘妹：《刑事政策》，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版，第2页。

（3）赵秉志：《刑法基础理论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页。

（4）刘仁文：《论刑事责任的制定》，《检察日报》主办“正义网”、“法律学术”2003年第1期。

（5）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规，规定了证券欺诈、环境犯罪、金融犯罪、邮政电信诈骗等等经济犯罪。参见周密：《美国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6）［美］玛利亚﹒S﹒博斯，巴巴拉﹒克拉费尔德﹒乔治：《对白领犯罪传统观念的挑战》，《美国刑法杂志》1992年1～2月号。

（7）许发民：《论刑法文化与刑法现代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8）

王符：《潜夫论 务本》“故明君莅国，必崇本抑末，以遏乱危之盟”。（9）

根据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计算。

（10）1940年，毛泽东发表《论政策》一文具体阐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思想，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7页。

（11）1982年，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走私、贪污、受贿、盗窃国家财产犯罪猖獗情况，邓小平发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讲话，要求坚决打击。此后，即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页。（12）

杨春洗：《刑事政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1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外汇犯罪决定、1999年刑法修正案等的规定。

（14）

陈兴良：《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刑罚结构调整》，《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15）

游伟：《刑法理论与司法问题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16）

储怀植：《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17）

见《俄罗斯联邦刑法》178条；《意大利刑法典》第501条；《法国刑法典》第314条；《加拿大刑法典》第364条。

（18）

陈兴良：《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刑罚结构》，《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第四篇：电子信息工程2011届毕业论文自评报告

电子信息工程2011届毕业论文自评报告

2011届毕业生共126人。为扎实有效地完成毕业生各项工作，提高工作质量，我系成立了毕业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毕业论文指导小组，对毕业论文全面负责。经过指导小组、全体指导教师及毕业生的共同努力，圆满学成了这项工作。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组织机构和任务

1、组织机构：根据组织分工，成立了论文工作小组和三个论文答辩小组。

2、任务：论文工作小组的任务是拟定论文参考题，拟定评审标准，制论文评审表，填制优秀论文证书，登记入档全部论文。论文答辩小组组织论文答辩。

二、毕业论文指导及评审文件

1、各专业毕业论文参考题。

2、毕业论文格式要求和进度要求。

3、指导教师须知。

4、毕业论文评审标准及评审表、优秀论文答辩标准及评审表。

三、指导教师配备和任务

1、配备：我系指导教师共14名，其中，有副高以上职称8人，讲师职称6人。

2、任务：指导教师在接到任务后，对工作认真负责。第一，按照要求，指导学生完成论文题目选定，资料收集，规范工作程序，按时上交论文；第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逻辑思维、文字表达等方面的能力。

四、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情况

1、进度，绝大多数学生能够按照近度要求收集资料、完成初稿、成稿，打印格式规范，按时上交毕业论文。

2、态度：绝大多数学生能够认真对待毕业论文，虚心接受指导教师的意见，认真写作。

五、论文质量与效果评价

1、论文质量等级：本届毕业论文为优秀、良好、中、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经过指导教师评审推荐，论文答辩小组评审。本届毕业生共126本论文，其中优秀论文8本，占6.35%；良好的论文62本，占49.21%；中等的论文49本，占39.89%；合格的7本，占5.55%。优良率占到55.56%。

2、效果评价：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广大毕业班学生总结归纳了所学专业知识，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了解和初步掌握了学术论文写作方法。90%以上学生的毕业论文

观点正确，思路清晰，撰写规范。但仍有部分学生的论文不善于组织材料，个人观点少，引用他人文章内容多。

电子信息工程系

2011年6月

第五篇：自 然 辩 证 法 原 理 讲 稿

自 然 辩 证 法 原 理 讲 稿

绪论

1、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

a、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b、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一般规律

c、自然辩证法是哲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边缘科学，它源于自然科学但高于自然科学 d、自然辩证法是一门新兴的迅速发展的科学，它是精致科学知识和历史科学知识研究的统一

e、自然辩证法与西方多学科研究相联系——科技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等

2、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科功能

a、弘扬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分析精神、开放精神、民主精神、批判精神。

b、认识科学力量——科学革命推动了文明转型，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先进文化的基本内容。c、注入新的人文关怀，建构新的人类精神

1）人类精神危机

引起人类精神危机的几大原因

①新的消费文化对人类传统精神的改变，如大众消费、个性消费、象征性消费 ②传媒技术与大众文化对人类传统精神的冲击

③快速交通技术与通信技术对人类传统精神理念的冲击 ④科技的高风险后果与生活的不确定性对人类传统文化的冲击 ⑤世界的高度物质化与消费之上对人类传统理念的冲击

⑥终极追求的迷茫动摇了人类的传统文化信仰 2）建构新的人文精神

①后现代思潮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与批判：对大理论、大哲学、大思想进行怀疑，对知识背后的权力结构进行批判，对人类精神进行反思，对已形成的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对立文化进行反思，希望重建人文精神。

②中国的反科学主义思潮的表现形式：追随西方后现代思潮，向形而上学回归，反对权威主义，倡导自由追求，强调民族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希望形成中国新的时代文化，引发文化建构方向的争论。③科学（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可检验性）、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的争论，以科学为中心的新文化形态。

④文化建构新方向，正在形成的新文化支撑点。消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虚假对立，寻找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平衡，寻找功利主义和终极价值的平衡，寻找科学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平衡。

3、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

a、自然观——古代朴素的自然观、机械自然观、辩证自然观、大爆炸自然观，非线性